诺贝尔奖获奖感言（共5篇）

第一篇：诺贝尔奖获奖感言

诺贝尔奖获奖感言

威廉·福克纳

我认为这个奖项并不是颁发给我个人的，而是给我的事业的。这项终生事业，长期与苦闷与辛劳相伴随，从事这项工作也并不是为了任何荣耀或财富，而是为了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人类的精神财富。人们不难发现为了得到与之相称的目的和意义的金钱而从事这项工作的其他人，但是我乐于在欢呼声中做这样的事，通过这次盛会被无数毅然投身于相同痛苦与辛勤劳动的年轻男女倾听，而他们之中的某个人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也会站在我今天所在的位置。

我们今天的悲剧是早已被人们长期忍受的身体畏惧，并没有精神方面的难题。现在只存在一个问题：何时我将会被激怒？正因为如此，当前年轻人的写作都忘却了人类心灵自我斗争的问题，而这恰恰是能写出好作品的关键因素，因为只有人类心灵自我斗争的问题是唯一值得被大书特书并值得人们付出痛苦与辛勤努力的事。人们必须重新研究这些问题，必须告诫自己对待一切事物的卑鄙态度则是畏惧；并且，教导自己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容不下其他的东西，除了古老的真理、公认的公理以及人内心的真实感受，这些包括爱情、荣誉、怜悯、尊严、同情和牺牲，缺乏了它们任何作品都是短暂的和注定失败的，而在人们领悟到这些之前，都会像是被诅咒般的辛劳。人们书写的是欲望而非爱情；他们书写失败，而这种失败是没有任何人损失任何价值的；他们所书写的成功，是没有希望，甚至没有遗憾或怜悯。他们的悲伤并不是刻骨铭心的，而是轻描淡写。他们所书写的是并非心灵而是器官。直到他们重新了解这些，他们才以俯瞰一切人和事的态度来写作。我拒绝接受世界末日的观点。我们能够说，人类是不朽的仅仅因为他们将会容忍这种情况，在此种情形下，末日审判改变，并从最后的泛着红光的夜晚里的最后一块礁石上褪去时，仍会有一个微不足道但不知疲倦的声音存在，我拒绝接受这个观点。我认为人类将不会仅仅只是忍受，他们将会占绝对的优势，他们是不朽的，并不是因为他们在众多生物中是唯一拥有不倦声音的群体，而是因为他们有灵魂，而这种灵魂有着同情、牺牲和容忍的精神。

作为诗人、作家的职责就是书写这类事情，他们有权去帮助人们，通过提升他们的心灵，提醒他们勇气、荣耀、希望、骄傲、怜悯、遗憾与牺牲，而这也将成为他们的荣光。诗人的诗歌不仅仅对人类的简单记录，它可以成为帮助人类容忍和获胜的精神支柱。

Your Majesty,Your Royal Highness,Ladies and Gentlemen:

I’m now standing here in this famous hall,as a son of a farmer from Gaomi Northeast Countryside in far-away China,and receiving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all this is felt like a fairy tale,but it is absolutely true.The experience after getting the prize for months,makes me realize the huge effects and untouchable dignity of the Nobel Prize.During this period,I have been always sitting on the sidelines,watching all that happens,since it’s a chance to know more about the world and also myself.I’m well aware that there are so many writers more worthy of the Prize than me,and I believe that if they carry on writing,insist the literature is the glory of men and also the right given by the God,”She will give you a garland to grace your head and present you with a glorious crown.”(Proverbs 4∶9)

I’m also well aware that the literature has little effect on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polities and economies,but its emphasis on human beings as long as the time.We often can’t realize its importance when we have it,but if someday we didn’t,the lives of men would be coarse and rude.For all the reasons above,I feel proud and heavy at the same time.I want to express the admiration to the members of the Swedish Academy by this chance,and I believe,nothing can move all of you except the literature.I also express admiration to the whole world translators ,for the concept of world literature will not exist without your hard work,which is the connection of people from different areas.Of course,at this special moment,I still remind myself of the support from my families and friends,for their wisdom and friendship will still shine in my works.Last but not the least,I feel grateful to my folks in my hometown,Gaomi of Shandong,China.I was,am,and will be one of yours forever;I still thank to the wonderful land raising me up——I am a storyteller,who grow up in this land,and all my work is to repay her goodness.

第二篇：阿列克谢耶维奇诺贝尔奖获奖感言

阿列克谢耶维奇诺贝尔奖获奖感言

我并不是一个人站在这个讲台上，还有一些声音围绕在我身边，数以百计的声音。从童年开始，他们就一直在我身边。我在农村长大。小时候，我们喜欢在外面玩耍，但每当夜幕降临，劳累了一天的村妇们就聚在农舍变的长凳上讲故事，她们的声音就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们。他们都没有丈夫，也没有父亲或兄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村里几乎就见不到男人：战争期间，四分之一的白俄罗斯人丧生，有些是死于前线，有些死于后方和游击队的战斗。战争结束后，我们这些孩子生活 在女人的世界里。我印象最深的，是女人谈论爱，而不是死亡。她们会讲诉心爱的男人上战场的前一天，是怎样和他们告别的；她们会谈论如何等待男人回家，她们 仍然在等待。很多年过去了，但她们继续等待：“我在乎他失去了胳膊还是腿，我会背着他。”没有胳膊，没有腿，我想我从童年就知道什么是爱了。

福楼拜称自己是人们的笔；我会说，我是人们的耳朵。当我走在街上，记录下听到的各种词汇、短语和感叹时，我都会在想：有多少小说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啊！消失在黑暗中。人们还不能捕捉生活中的对话，把它作为文学记录下来，因为我们不懂得去欣赏这些对话，也不会因为读它们而感到惊讶或者快乐。但它们却让我着迷，甚至俘虏我。我喜欢人们交谈的方式，我喜欢寂寞的人声。这是我最大的爱好和激情。

通往领奖台的路很长，几乎有四十年那么长——经过一个又一个的人，一个又一个的声音。说实话，我没有力量一直坚持走下去——很多次，人们让我震惊，让我恐惧。我体会过狂喜和厌恶，我也曾想忘记听到的东西，回到无知的状态。然而，我也一次有一次看到了人的美好，为此喜极而泣。

我生活在一个从小就教我们死亡的国家。我们被告知，人的存在就是为了奉献，为了牺牲自我。我们被教导用武器去爱别人。如果成长在另一个国家，我不可能走这条路。邪恶即残忍，你必须对它免疫。我们在刽子手和受害者中长大。即使我们的父母活在恐惧中，他们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些，通常他们什么也不说。邪恶时刻在注视我们。

我写了五本书，但是我觉得它们其实是一本书，一本讲述乌托邦历史的书。

萨拉莫夫曾经写到：“我是这场宏伟斗争的亲历者，我们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复兴而战，最终却输掉了。”我想重现人们为建立理想国和乌托邦而斗争的历史，包括它的成败得失。重现了人们如何想建立在地球上建立天堂的历史。天堂！太阳之城！最后，所剩的唯有血海，和数以百万计人残破的生命。然而，曾经有一段时间，20世纪没有任何政治的想法能与共产主义相提并论（或十月革命为标志），一时间没有什么东西比共产主义更能吸引西方知识分子和世界各地的人民。雷蒙·阿隆称俄国革命为“知识分子的鸦片”。但是共产主义的想法是至少两千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在柏拉图的关于理想国的设想中找到它；在阿里斯托芬斯“万物共享” 的梦中找到它；在托马斯·莫尔和托马索·坎帕内拉的思想中，在圣西门，傅立叶和罗伯特·欧文的思想中找到他。俄罗斯人骨子里有一种精神，推动这他们去试图 把这些梦想变成现实。

二十年前，我们在咒骂声和泪水中告别了“红色帝国”。我们现在可以更加从容地看待过去了，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关于苏联的社会主义，争论还没有平息。新一代已 经在全然不同的世界里成长起来，但很多年轻人又开始阅读马克思和列宁。在俄罗斯的城镇也有专门为斯大林新博物馆，新的纪念碑已经竖起来了。

“红色帝国”消失了，但“红人”——苏维埃人，仍然存在，他们挺过来了。

我的父亲最近去世了。他信仰共产主义，他一直带着他的党证。我不能让自己用这个词“苏维”（sovok）贬损苏联心态的绰号，因为那样我的父亲、我的朋友以及我身边的许多人，都会被贴上这样的标签。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地方——苏联的社会主义。他们当中不少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今天，他们会被称为被绑架的浪漫主义者，或者乌托邦的奴隶。

我相信，他们所有人本来多可以过上不一样的生活，但他们还是选择了苏联生活。为什么？我很长一段时间搜索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跑遍了前苏联的各个国家，并录了几千盒磁带。这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它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一点点地回顾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回顾它对人的影响。我发现人类其实是很小的概念，尤其具体到我们每一个人。但在现实中，人使得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战后，西奥多·阿多诺在震惊中写道：“奥斯维辛之后写诗都是野蛮的。”我的老师，阿莱斯·阿达莫维奇（Ales Adamovich）——我今天带着感激提起他的名字——认为用散文是对20世纪那些噩梦的一种亵渎，你必须如实写下来。需要一种“超文学”。我想起尼采说的，没有艺术家能完全达到真实。

令我感到困扰的是，真实不是存在于一颗心灵、一个头脑中的，真实某种程度上破碎了。有很多种真实，而且各不相同，分散在世界各地。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类对自己的了解，远远多于文学中记录的。那么我在做的是什么？我收集日常生活中的感受、思考和话语。我收集我所处时代的生活。我对灵魂的历史感兴趣——日常生活中的灵魂，被宏大的历史叙述忽略或看不上的那些东西。我致力于缺失的历史。

经常有人说，我写的不是文学，是文献。今天，文学是什么？谁能回答？我们生活的节奏空前的快。内容打破了形式，也改变了形式。一切东西都在超出了原有的边界：音乐、绘画，甚至文献中的语言也在逃离原本的边界。在真实和虚构之间没有界限，它们相互流动。见证者不是中立的。讲故事时，人们会进行加工创造。他们与时间角力，他们是演员，也是创作者。

我对小人物感兴趣。我认为他们是渺小却伟大的人物，因为痛苦能塑造人。在我的书中，他们讲述自己的历史，更宏大的历史也从中显现。我们没有时间来理解已经发生以及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说出来。首先，我们需要清楚地表达出来。但我们害怕这样做，我们还没有准备好面对我们的过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中，沙托夫一开始就对斯塔夫罗金说：“在无限无穷的世界里，我们是最后一次相遇的两个生物„„别用那种腔调，像个人一样说话吧。至少，用人的声音说一次话。”

我和我的主角们差不多也是这样对话的。人们从自己的时代发声，但人类的心灵是难以抵达的，这条路被电视、报纸以及这个世纪的迷信、偏见、谎言阻隔。

我想读一读我的几篇日记，展示时光如何前行，观念如何死亡，我如何追踪它们的轨迹。

我得承认，我也不是突然间就获得了自由。我真诚地对待我的受访者，他们也信任我。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通向自由的一条路。在阿富汗之前，我信奉人性化的社会主义。当我从阿富汗返回，我不再抱任何幻想。“原谅我，爸爸，”我对父亲说，“你从小教我信仰共产主义，但当我看到那些年轻的孩子，就像你和妈妈教的那些苏联的学生（我父母是村里的老师），他们在外国杀死无冤无仇的人，这已经足够让你们的教导化为灰烬。我们是凶手，爸爸，你知道吗？”我父亲哭了。

许多人从阿富汗回来，就获得了自由。但也有特例。那时在阿富汗，一个年轻人教训我：“你是个女人，你懂什么战争？你以为成千上万的人是怎么死的，和书里和电 影里一样？昨天我朋友被杀了，他脑袋中枪，然后还跑了几米，想去接住被打出来的脑子„„”七年后，同样是这个人，已经成了一个成功的商人，喜欢四处讲阿富汗的故事。他说我：“你干吗把书写成那样？太吓人了。”他变了，不再是以前我在死人堆里遇到的、二十岁的怕死的年轻人了„„

俄罗斯文学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是唯一能讲述一个大国实施一场实验的文学。我常常被问人：“为什么您总是写悲剧？”因为这是我们的生活。虽然我们现在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但是“红色”的人无处不在。他们来自于过去共同的生活，带着共同的记忆。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抗拒写切尔诺贝利。我不知道该怎么写，用什么工具，从哪入手。我们这个位于欧洲角落的小国家以前那一直被世界所遗忘，突然之间，人人都在谈论她。我们，白俄罗斯人，成了切尔诺贝利民族，成了第一个触碰未知的民族。人们这是才明白：除了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宗教主义的挑战，前面还有更普遍的、更凶猛的问题等待着我们。切尔诺贝利之后，我们已隐约看见了„„

我记得一个老出租车司机因为鸽子撞上挡风玻璃而绝望地叫骂：“一天撞死两三只。报纸上却说情况都在掌控之下。”

和阿富汗一样，切尔诺贝利把我们造就成了自由的人。

帝国的没落令所有人忧虑，人们为日常生活发愁：拿什么买东西？怎么活下去？相信什么？这次要喊什么口号？如何学习不再依靠伟大思想活下去？最后一个问题对所有人都是陌生的，因为从来经历过这样的生活。“红色”的人面临着成百上千个问题，而答案需要他们自己寻找。在获得自由的头几天，他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我四周全是惊慌失措的人们。而我聆听他们„„

我合上了日记„„

当帝国崩塌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过去，世界是分割开的，是刽子手和受害者的，是兄弟和姐妹的，是战争的，是选民的，是技术和当代世界的一部分。我们的世界也分为两类：被监禁的和那些监禁他们的人。今天有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间的分别，有“法西斯叛徒”与爱国者之间的分别。还有谁买得起和谁买不起质检的分别。对于后者，我会说，对追随苏联社会主义的人是最严酷的折磨，因为就在不久之前，还是人人平等的。“红色的人”无法进入自己在餐桌旁憧憬的自由世界，俄罗斯离他而去，他感觉一切都被夺走了，他感到屈辱、愤怒和危险。

我在俄罗斯各地采访，听到了各种言论：

“俄罗斯人并不真的想致富，他们甚至害怕它。俄罗斯人想要什么？只有一件事：谁都别富起来，不能比他自己富有。”

“这里没有诚实的人了，但还有圣洁的人。”

“俄罗斯人不懂自由，他们需要哥萨克和鞭子。”

“没人有精力再搞一场革命了，也没有精力疯狂了。我们丧失了这种精神。现在的俄罗斯人需要那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思想。”

我想说，我们失去了1990年代本该拥有的机会。问题出现了：我们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国家？强大的，还是令人尊敬的，让人们能体面生活的？我们选择了前者——强大的国家。我们再次活在了权力时代。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打，那是他们的兄弟啊。我的父亲是白俄罗斯人，我母亲是乌克兰人。很多人都是这样。现在俄罗斯的飞机又在轰炸叙利亚„„

充满希望的年代被一个充满恐惧的年代取代了。这个时代转身、倒退。我们生活在一个二手时代。

我有三个家：我的白俄罗斯祖国，它是我父亲的祖国，我一辈子都生活在这里；乌克兰，我母亲的祖国，我出生在那里；以及俄罗斯的伟大文化，没有它，我无法想象现在的自己。这些对我都很宝贵，但是在今天，已经很难再谈论爱了。

第三篇：获奖感言诺贝尔奖莫言、屠呦呦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者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女。但有一个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据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搧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地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边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透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地将白天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什么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地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儿，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里人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的说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有我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

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想。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做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得那样：“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书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行进着的牛车上，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族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年2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地，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

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

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说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下面是屠呦呦教授在当地时间2015年12月7日下午1时，于斯德哥尔摩的卡罗琳医学院一千人的报告厅发表的演讲原文。

尊敬的主席先生，尊敬的获奖者，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极为荣幸能在卡罗林斯卡学院讲演，我报告的题目是：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在报告之前，我首先要感谢诺贝尔奖评委会，诺贝尔奖基金会授予我2015年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不仅是授予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对全体中国科学家团队的嘉奖和鼓励。在短短的几天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瑞典人民的热情，在此我一并表示感谢。

谢谢William C.Campbell（威廉姆.坎贝尔）和Satoshi ōmura（大村智）二位刚刚所做的精彩报告。我现在要说的是四十年前，在艰苦的环境下，中国科学家努力奋斗从中医药中寻找抗疟新药的故事。

关于青蒿素的发现过程，大家可能已经在很多报道中看到过。在此，我只做一个概要的介绍。这是中医研究院抗疟药研究团队当年的简要工作总结，其中蓝底标示的是本院团队完成的工作，白底标示的是全国其他协作团队完成的工作。蓝底向白底过渡标示既有本院也有协作单位参加的工作。

中药研究所团队于1969年开始抗疟中药研究。经过大量的反复筛选工作后，1971年起工作重点集中于中药青蒿。又经过很多次失败后，1971年9月，重新设计了提取方法，改用低温提取，用乙醚回流或冷浸，而后用碱溶液除掉酸性部位的方法制备样品。1971年10月4日，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即标号191#的样品，以1.0克/公斤体重的剂量，连续3天，口服给药，鼠疟药效评价显示抑制率达到100％。同年12月到次年1月的猴疟实验，也得到了抑制率100% 的结果。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抗疟药效的突破，是发现青蒿素的关键。

1972年8至10月，我们开展了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的临床研究，30例恶性疟和间日疟病人全部显效。同年11月，从该部位中成功分离得到抗疟有效单体化合物的结晶，后命名为“青蒿素”。

1972年12月开始对青蒿素的化学结构进行探索，通过元素分析、光谱测定、质谱及旋光分析等技术手段，确定化合物分子式为C15H22O5，分子量282。明确了青蒿素为不含氮的倍半萜类化合物。

1973年4月27日，经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分析化学室进一步复核了分子式等有关数据。1974年起，与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和生物物理所相继开展了青蒿素结构协作研究的工作。最终经X光衍射确定了青蒿素的结构。确认青蒿素是含有过氧基的新型倍半萜内酯。立体结构于1977年在中国的科学通报发表，并被化学文摘收录。

1973年起，为研究青蒿素结构中的功能基团而制备衍生物。经硼氢化钠还原反应，证实青蒿素结构中羰基的存在，发明了双氢青蒿素。经构效关系研究：明确青蒿素结构中的过氧基团是抗疟活性基团，部分双氢青蒿素羟基衍生物的鼠疟效价也有所提高。

这里展示了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双氢青蒿素、蒿甲醚、青蒿琥酯、蒿乙醚的分子结构。直到现在，除此类型之外，其他结构类型的青蒿素衍生物还没有用于临床的报道。

1986年，青蒿素获得了卫生部新药证书。于1992年再获得双氢青蒿素新药证书。该药临床药效高于青蒿素10倍，进一步体现了青蒿素类药物“高效、速效、低毒”的特点。

1981年，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在北京联合召开疟疾化疗科学工作组第四次会议，有关青蒿素及其临床应用的一系列报告在会上引发热烈反响。我的报告是“青蒿素的化学研究”。上世纪80年代，数千例中国的疟疾患者得到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有效治疗。

听完这段介绍，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不过是一段普通的药物发现过程。但是，当年从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沿用历史的中药青蒿中发掘出青蒿素的历程却相当艰辛。

目标明确、坚持信念是成功的前提。1969年，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参加全国“523”抗击疟疾研究项目。经院领导研究决定，我被指令负责並组建“523”項目课题组，承担抗疟中药的研发。这一项目在当时属于保密的重点军工项目。对于一个年轻科研人员，有机会接受如此重任，我体会到了国家对我的信任，深感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我决心不辱使命，努力拼搏，尽全力完成任务！

学科交叉为研究发现成功提供了准备。这是我刚到中药研究所的照片，左侧是著名生药学家楼之岑，他指导我鉴别药材。从1959年到1962年，我参加西医学习中医班，系统学习了中医药知识。化学家路易˙帕斯特说过“机会垂青有准备的人”。古语说：凡是过去，皆为序曲。然而，序曲就是一种准备。当抗疟项目给我机遇的时候，西学中的序曲为我从事青蒿素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准备。

信息收集、准确解析是研究发现成功的基础。接受任务后，我收集整理历代中医药典籍，走访名老中医并收集他们用于防治疟疾的方剂和中药、同时调阅大量民间方药。在汇集了包括植物、动物、矿物等2000余内服、外用方药的基础上，编写了以640种中药为主的《疟疾单验方集》。正是这些信息的收集和解析铸就了青蒿素发现的基础，也是中药新药研究有别于一般植物药研发的地方。

关键的文献启示。当年我面临研究困境时，又重新温习中医古籍，进一步思考东晋（公元3-4世纪）葛洪《肘后备急方》有关“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截疟记载。这使我联想到提取过程可能需要避免高温，由此改用低沸点溶剂的提取方法。关于青蒿入药，最早见于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帛书《五十二病方》，其后的《神农本草经》、《补遗雷公炮制便览》、《本草纲目》等典籍都有青蒿治病的记载。然而，古籍虽多，确都没有明确青蒿的植物分类品种。当年青蒿资源品种混乱，药典收载了2个品种，还有4个其他的混淆品种也在使用。后续深入研究发现：仅Artemisia annua L.一种含有青蒿素，抗疟有效。这样客观上就增加了发现青蒿素的难度。再加上青蒿素在原植物中含量并不高，还有药用部位、产地、采收季节、纯化工艺的影响，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的成功确实来之不易。中国传统中医药是一个丰富的宝藏，值得我们多加思考，发掘提高。在困境面前需要坚持不懈。七十年代中国的科研条件比较差，为供应足够的青蒿有效部位用于临床，我们曾用水缸作为提取容器。由于缺乏通风设备，又接触大量有机溶剂，导致一些科研人员的身体健康受到了影响。为了尽快上临床，在动物安全性评价的基础上，我和科研团队成员自身服用有效部位提取物，以确保临床病人的安全。当青蒿素片剂临床试用效果不理想时，经过努力坚持，深入探究原因，最终查明是崩解度的问题。改用青蒿素单体胶囊，从而及时证实了青蒿素的抗疟疗效。

团队精神，无私合作加速科学发现转化成有效药物。1972年3月8日，全国523办公室在南京召开抗疟药物专业会议，我代表中药所在会上报告了青蒿No.191提取物对鼠疟、猴疟的结果，受到会议极大关注。同年11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会议上，我报告了30例临床全部显效的结果。从此，拉开了青蒿抗疟研究全国大协作的序幕。

今天，我再次衷心感谢当年从事523抗疟研究的中医科学院团队全体成员，铭记他们在青蒿素研究、发现与应用中的积极投入与突出贡献。感谢全国523项目单位的通力协作，包括山东省中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广州中医药大学以及军事医学科学院等，我衷心祝贺协作单位同行们所取得的多方面成果，以及对疟疾患者的热诚服务。对于全国523办公室在组织抗疟项目中的不懈努力，在此表示诚挚的敬意。没有大家无私合作的团队精神，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将青蒿素贡献给世界。

疟疾对于世界公共卫生依然是个严重挑战。WHO总干事陈冯富珍在谈到控制疟疾时有过这样的评价，在减少疟疾病例与死亡方面，全球范围内正在取得的成绩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如此，据统计，全球97个国家与地区的33亿人口仍在遭遇疟疾的威胁，其中12亿人生活在高危区域，这些区域的患病率有可能高于1/1000。统计数据表明，2013年全球疟疾患者约为1亿9千8百万，疟疾导致的死亡人数约为58万，其中78%是5岁以下的儿童。90%的疟疾死亡病例发生在重灾区非洲。70% 的非洲疟疾患者应用青蒿素复方药物治疗（Artemisinin-based Combination Therapies, ACTs）。但是，得不到ACTs 治疗的疟疾患儿仍达5千6百万到6千9百万之多。

疟原虫对于青蒿素和其他抗疟药的抗药性。在大湄公河地区，包括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恶性疟原虫已经出现对于青蒿素的抗药性。在柬埔寨-泰国边境的许多地区，恶性疟原虫已经对绝大多数抗疟药产生抗药性。请看今年报告的对于青蒿素抗药性的分布图，红色与黑色提示当地的恶性疟原虫出现抗药性。可见，不仅在大湄公河流域有抗药性，在非洲少数地区也出现了抗药性。这些情况都是严重的警示。

世界卫生组织2011年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全球计划。这项计划出台的目的是保护ACTs对于恶性疟疾的有效性。鉴于青蒿素的抗药性已在大湄公河流域得到证实，扩散的潜在威胁也正在考察之中。参与该计划的100多位专家们认为，在青蒿素抗药性传播到高感染地区之前，遏制或消除抗药性的机会其实十分有限。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任务迫在眉睫。为保护ACTs对于恶性疟疾的有效性，我诚挚希望全球抗疟工作者认真执行WHO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全球计划。

在结束之前，我想再谈一点中医药。“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青蒿素正是从这一宝库中发掘出来的。通过抗疟药青蒿素的研究经历，深感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二者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当具有更大的开发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大自然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植物资源，医药学研究者可以从中开发新药。中医药从神农尝百草开始，在几千年的发展中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对于自然资源的药用价值已经有所整理归纳。通过继承发扬，发掘提高，一定会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从而造福人类。

最后，我想与各位分享一首我国唐代有名的诗篇，王之涣所写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请各位有机会时更上一层楼，去领略中国文化的魅力，发现蕴涵于传统中医药中的宝藏！

衷心感谢在青蒿素发现、研究、和应用中做出贡献的所有国内外同事们、同行们和朋友们！

深深感谢家人的一直以来的理解和支持！

衷心感谢各位前来参会！

谢谢大家！

第四篇：屠呦呦极具幽默的诺贝尔奖获奖感言 图

屠呦呦极具幽默的诺贝尔奖获奖感言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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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terHarry 于 2015-12-12 21:50:31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首先感谢瑞典古斯塔夫国王和西尔维娅王后陛下，感谢诺贝尔基金会主席海尔丁先生，感谢诺贝尔的所有评委和现场的来宾以及所有关心和关注诺贝尔奖的朋友们！更要感谢瑞典化学家、工程师和发明家阿尔弗雷德·伯纳德·诺贝尔先生。

我本人获得的是生理学或医学奖，感谢两位和我一同获得这一殊荣的同行爱尔兰科学家坎贝尔先生和日本科学家大村智先生！

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应该也是在这里，我不确定，去年没来（此处有掌声）。我的莫言老弟获得是文学奖。我看了好多遍他的“获奖感言”，他说的很好，他说他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讲的是中国故事。

关键是，他会讲故事，而我不会。

我获得的是医学奖，但是今天，我却要谈点文学。因为按着我的祖国的秩序或者惯例，在我的祖国，我获得这一殊荣首先应该感谢的是我的祖国、黨和人民。我本人年老色衰，话已经说出去了，正如你们已经看到的一样，我也不能再重新感谢一次。因为随着电波儿，我的“获奖感言”我的祖国和人民已经看到了。其实我自己，来不来参加这个庆典活动和发表“获奖感言”我是颇犹豫的。如果我说的不够好，感谢的人不太对，我可能会有一点小麻烦。当然，回去还是没有问题的（此处有掌声）。

我年岁大了，人老了，不想动了。我深知获得诺贝尔奖的奖金非常可观，因此，我还是来了。我来了之后才知道：你来，或者不来，奖金都在那里，一分不少（掌声）。

我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我今天穿的是一身紫色的晚礼服，当然，我也穿了蓝色，其实，我更喜欢黄色（此处有掌声）！

我已经耄耋之年，没什么可顾及的了，但是我依然需要“坚持原则”，时刻不忘维护黨和国家的利益，此处省略500字（此处掌声热烈）。

我说要谈点文学的问题，当然我不是要追逐诺贝尔文学奖（掌声），是因为这些天以来我都在琢磨，怎么来发表这次至关重要的演讲。如果谈点纯文学，我的这句话应该使用“思考”两个字而不是“琢磨”。用【“思考”怎么来发表这次至关重要的演讲】似乎显得更加文雅一点儿。

我的这份演讲稿儿是写了又改改了又写，来回折腾了好多次。可是我又一想，既然是演讲，不应该是按着稿子读，像你们外国人一样，站在这里唾沫横飞滔滔不绝，那才叫演讲。

但是，我和你们不一样，我获奖不是我一个人，我的身后有一个团队在工作中，你们把所有的荣誉都给了我，但是我不能吃独食。吃独食，你们懂吗？

所以啊，后来我就想，我把讲稿写好了我背下来，背的滚瓜烂熟，我暗自坚定信心，不能给祖国和人民丢人。

我身体不太好，不能讲太长时间。但请大家不要为我担心，我还能坚持。感谢诺奖的评委会，感谢瑞典皇家科学院，感谢CCAV和铁岭TV，感谢你们给我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具有无尚荣光的时刻。

不久前一个朋友告诉我，现在网上写你的文章很多，其中有一个是姐不在乎什么院士不院士的。其实这个“姐”还真说错了，姐是真在乎。

亲爱的朋友们，尊敬的各位来宾，我是中国人，我就是一个中国的小老百姓，一个普普通通的科研工作者，其实我还是更在乎我们的院士头衔，那在中国可是一顶最珍贵的帽子。可是数十年下来，我还是一个三无科学家。

今天，我能来到这里，我已经感觉到非常地荣幸，因为不是所有的获奖嘉宾都能来到这里（此处掌声长达5分钟）。

亲爱的各位朋友，尊敬的国王和王后陛下，刚才你们鼓掌时间太长，我所幸坐下来享受一会儿，这是我这辈子听到的对我个人的鼓励和认可最长时间的一次掌声（又一次热烈掌声）。

其实以前，也有掌声，但是那是规定动作，因为在人手一张的讲稿里都写着鼓掌的时间和长度（又一次最最热烈的掌声）。而且，最最重要的是：那时候我是鼓掌的而不是像今天这样享受掌声。

说真的，我感觉好极了。

我再一次真心实意地感谢在座的诸位，感谢你们，是你们让我此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尊重！

说真的，我很幸运，那些年，我还能待在实验室，说实在的，条件很苦，但是再苦再累我要坚持下来了，因为必定比牛棚好得多（此处掌声长达10分钟）。

中国有个鬼故事是唐僧西天取经，这是一个中国最具代表性和知名度的神话故事，我想诸位可能也都有所耳闻。说的是唐生师徒西天取经历经的九九八十一难，其实都是观音如来他们故意而且是人为设置的障碍。我的研究，青蒿素的发明和西天取经也差不了多少，而且经历的时间比唐僧取经还长。

同样是站在这个讲台上，去年的莫言据说讲的不错。但是我，注定要让你们失望了。真的，亲爱的朋友们，我知道你们很期待，但是诺奖不能和政治挂钩，我真没有太猛的嗑儿讲给你们。

大家看了吗？诺奖的主席在朝我笑，或者是在嘲笑我？我想不会的，我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有什么好嘲笑的呢？既然你们请我来，就应该允许我随便说什么吧，是吧海尔丁先生？您说呢尊敬的古斯塔夫国王陛下？

好吧亲爱的朋友们，我很感谢诸位的友好，我很感谢你们超越种族超越意识形态对我的尊重和尊敬。

我是一个很实际的人，懂得尊重也懂得被尊重。很对不起大家，让你们听一个中国老太太唠唠叨叨这么久。我脑子有点蒙，以致讲到后来我完全没按稿子讲。但是我回忆不出来我应该没说错什么话。如果我真的说错了，或者是龙颜大怒回去有困难的话（此处掌声如雷）。回不去就回不去吧。

我奉献了一辈子，这是我得到最多的一次，包括奖金掌声好尊重！感谢你们，感谢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感谢阿尔弗雷德·伯纳德·诺贝尔先生！感谢他100多年前就给我存下了46万美元（此处应该有掌声）。

是时候该为我自己考虑了，我来的这几天，大会工作人员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我很感谢，我看你们这里空气环境都不错，我想要知道的是，我的那点奖金在瑞典能买房吗？ 感谢大家！谢谢诺奖组委会，谢谢古斯塔夫国王和西尔维娅王后陛下，谢谢海尔丁主席！再一次感谢黨感谢国家感谢祖国人民。我能有今天的荣誉，都是党和祖国培养的结果，再次感谢！

谢谢大家！

屠呦呦获奖致辞

尊敬的主席先生，亲爱的使用过青蒿素的人们：

今天我极为荣幸能在卡罗林斯卡学院讲演，我报告的题目是：感谢青蒿，感谢四个人。

我不是中国本土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我只是中国科学家群体中第一个获奖的女性科学家。我相信未来中国将有许多的项呦呦、齐呦呦、柴呦呦、尚呦呦、魏呦呦能够获得这一殊荣。

在此，我首先要感谢诺贝尔奖评委会、诺贝尔奖基金会授予我2015年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不仅是授予我个人的荣誉，也是生长在中国大地上成片成片的青蒿的荣誉，更是中国中医的荣誉。

可以这么说：我是一个为青蒿素或者说是为诺贝尔奖而生的人。

1930年12月30日黎明时分，我出生于中国浙江宁波市开明街508号的一间小屋，听到我人生第一次“呦呦”的哭声后，父亲屠濂规激动地吟诵着《诗经》的著名诗句“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并给我取名呦呦。

不知是天意，还是某种期许，父亲在吟完“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又对章了一句“蒿草青青，报之春晖”。

也就是从出生那天开始，我的命运便与青蒿结下了不解之缘。

只是当时，我还不认识什么是青蒿，也不知道什么是青蒿素，也不知什么是中医，更不知道什么是诺贝尔奖。

感谢完父亲，我想感谢中国的一位伟人——毛泽东。这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诗人十分重视民族文化遗产，他把中医摆在中国对世界的“三大贡献”之首，并且强调“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1954年，毛泽东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院。”它就是我的工作单位——中国中医研究院的前身，也是成就我一番事业的平台。

我时常在想：假如没有成立中医研究院；假如把我分配到一个乡村医院，我顶多是一个平庸的中医，更别谈什么青蒿素，什么诺贝尔奖了。

我还要感谢一个中国科学家——东晋时期有名的医生葛洪先生，他是世界预防医学的介导者。

葛洪精晓医学和药物学，一生著作宏富，自谓有《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颂诗赋》百卷，《军书檄移章表笺记》三十卷，《神仙传》十卷，《隐逸传》十卷；又抄五经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技短杂奇要三百一十卷。另有《金匮药方》百卷，《肘后备急方》四卷。

当年，每每遇到研究困境时，我就一遍又一遍温习中医古籍，正是葛洪《肘后备急方》有关“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截疟记载，给了我灵感和启发，使我联想到提取过程可能需要避免高温，由此改用低沸点溶剂的提取方法，并最终突破了科研瓶颈。

只叹生不逢时，如果东晋时期就有诺贝尔奖的话，我想，葛洪应该是中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医者。

我还想感谢一个人，准确地讲，应该是一群人，一群数以百万的非洲人。正是他们对中国中医、对青蒿素的信任，才换来生命的重生，见证了青蒿素的神奇。

在感谢四个人的同时，我还要感谢当年从事523抗疟研究的中医科学院团队全体成员，感谢全国523项目单位的通力协作。

我唯一不感谢的，就是我自己。因为痴迷青蒿素，我把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情感投入到科研当中，没有尽到为人妻、为人母的义务和责任。

最后，我要万分感谢的，是一种生长在中国大地上的草本植物——青蒿。它星散生长于低海拔、湿润的河岸边砂地、山谷、林缘、路旁等，也见于滨海地区。在中国近二十个省、区都能见到它的身影。

一岁一枯荣的青蒿，生，就生出希望；死，就死出价值。

其茎，其叶，其花，浓香、淡苦，蕴含丰富的艾蒿碱、苦味素，是大自然送给人类的一种廉价的抗疟疾药。

在我的科研生涯中，一代又一代，一茬又一茬的青蒿“前赴后继”，奉献了自己的身驱，成就了中国的中医事业。

正是因为他们的牺牲，才铺就了我通往诺贝尔的坦途。

青蒿呦呦。

情感呦呦。

生命呦呦。

临来瑞典前，我曾经有一个想法，想带85株青蒿来到卡罗林斯卡学院，让它们和我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但我怕在机场、海关遇上安检、植检的麻烦，便打消了这个念头；我还想邀请85名参与过523项目的科学家来到瑞典，共同发布青蒿素的科研报告，但我怕诺贝尔奖基金会无法承担这笔庞大的开支，最终，我决定还是一个人来，代表中国，代表中国中医和中国科学家，领取诺贝尔奖。

尊敬的主席先生，再过几天，我就要返回中国，临走前，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希望您能告诉世界：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理由。

作为一名中医工作者，我有幸参与了青蒿素的研发工作，但我不是以获得诺贝尔奖为终极目的。

我唯一的追求是：抗疟、治病。

因此，我不想对于自己已经没有多大价值的诺贝尔奖，给我的晚年生活带来巨大的困扰、烦恼和质疑。

我喜欢宁静。蒿叶一样的宁静。

我追求淡泊。蒿花一样的淡泊。

我向往正直，蒿茎一样的正直。

所以，我请求您能满足一个医者小小的心愿。

终有一天，我将告别青蒿，告别亲人，如果那一天真的来到，我希望后人把自己的骨灰撒在一片青蒿之间，让我以另外一种方式，守望终生热爱的土地，守望青蒿的浓绿，守望蓬勃发展的中国中医事业。

衷心感谢在青蒿素发现、研究、和应用中做出贡献的所有国内外同事们、同行们和朋友们！

深深感谢家人的一直以来的理解和支持！

衷心感谢各位前来参会！

谢谢大家！

第五篇：福克纳诺贝尔奖获奖演说

我感觉，这个奖不是授予我这个人，而是授予我的工作，它是对我呕心沥血、毕生从事的人类精神探索的工作的肯定。我的这项工作不为名，更不图利，而是要从人类精神的原始素材里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东西。

我感到这份奖励不是授予我个人，而是授予我的工作——一生用辛劳和汗水为人类精神所做的工作，不是为了名，更不是为了利，而是为了用人类精神的原材料创造一些原先不存在的东西。所以这份奖励只是暂时给我保管。为这笔奖金发表一篇与它的本来目的和象征相符合的演说辞并不困难，但我更愿意在欢呼声中做另一件事情，把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献给那些可能正在聆听我讲话的、同样献身于艰苦的文学事业的年轻男女们，在这些人当中肯定有人将来会站在我现在站着的地方。

我们今天的悲剧是一种肉体上的恐惧，它已经持续了那么久，以至于我们几乎都能忍受它了。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关于灵魂的话题，有的只是一个问题：“我什么时候会被炸的粉身碎骨？”

正因为如此，今天从事写作的年轻人已经忘记了关于人类内心深处的自我斗争的题材，只有这个题材能写出好的文章，因为只有它是值得去写的，是值得付出辛劳和汗水的。人们必须重新回忆它，必须告诉自己，世界上最可卑的事情就是恐惧；并且告诉自己，永远忘记它，在自己的工作室里不给任何东西留下位置，除了那些古老的真理和心灵的真实。缺少了这些普遍的真理，任何故事都是短命的、注定要被忘记的——这些真理就是爱与荣誉，怜悯与自尊，同情与牺牲。如果人们不注意这些真理，他们的工作就是无用的。他们不是在写爱情而是在写情欲，在他们描写的失败中没有任何人失去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在他们描写的胜利中找不到希望，更糟糕的是找不到怜悯和同情。他们的悲剧没有建立在普遍的基础上，不能留下任何伤痕；他们不是在写心灵，而是在写器官。

在人们学到这些真理以前，他们在写作中会认为自己已经高高在上，并且看见了人类的末日。我拒绝接受关于人类末日的说法。当然，我们可以很轻易地认为人类是不朽的，因为他可以永远存在：当最后一块无用的礁石在血红色的、死气沉沉的黄昏中伫立，世界末日的钟声在它上空渐渐远去时，仍然会有一个声音，那是人类仍然在用微弱但永不停息的声音说话。我拒绝接受这种情景。我相信人类不会仅仅存在，他还将胜利。人类是不朽的，这不是因为万物当中仅仅他拥有发言权，而是因为他有一个灵魂，一种有同情心、牺牲精神和忍耐力的精神。

诗人、作家的责任就是书写这种精神。他们有权力升华人类的心灵，使人类回忆起过去曾经使他无比光荣的东西——勇气、荣誉、希望、自尊、同情、怜悯和牺牲，从而帮助人类生存下去。诗人的声音不应该仅仅成为人类历史的记录，更应该成为人类存在与胜利的支柱和栋梁。

我感到这份奖励不是授予我个人，而是授予我的工作——一生用辛劳和汗水为人类精神所做的工作，不是为了名，更不是为了利，而是为了用人类精神的原材料创造一些原先不存在的东西。所以这份奖励只是暂时给我保管。为这笔奖金发表一篇与它的本来目的和象征相符合的演说辞并不困难，但我更愿意在欢呼声中做另一件事情，把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献给那些可能正在聆听我讲话的、同样献身于艰苦的文学事业的年轻男女们，在这些人当中肯定有人将来会站在我现在站着的地方。

我们今天的悲剧是一种肉体上的恐惧，它已经持续了那么久，以至于我们几乎都能忍受它了。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关于灵魂的话题，有的只是一个问题：“我什么时候会被炸的粉身碎骨？”

正因为如此，今天从事写作的年轻人已经忘记了关于人类内心深处的自我斗争的题材，只有这个题材能写出好的文章，因为只有它是值得去写的，是值得付出辛劳和汗水的。人们必须重新回忆它，必须告诉自己，世界上最可卑的事情就是恐惧；并且告诉自己，永远忘记它，在自己的工作室里不给任何东西留下位置，除了那些古老的真理和心灵的真实。缺少了这些普遍的真理，任何故事都是短命的、注定要被忘记的——这些真理就是爱与荣誉，怜悯与自尊，同情与牺牲。如果人们不注意这些真理，他们的工作就是无用的。他们不是在写爱情而是在写情欲，在他们描写的失败中没有任何人失去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在他们描写的胜利中找不到希望，更糟糕的是找不到怜悯和同情。他们的悲剧没有建立在普遍的基础上，不能留下任何伤痕；他们不是在写心灵，而是在写器官。

在人们学到这些真理以前，他们在写作中会认为自己已经高高在上，并且看见了人类的末日。我拒绝接受关于人类末日的说法。当然，我们可以很轻易地认为人类是不朽的，因为他可以永远存在：当最后一块无用的礁石在血红色的、死气沉沉的黄昏中伫立，世界末日的钟声在它上空渐渐远去时，仍然会有一个声音，那是人类仍然在用微弱但永不停息的声音说话。我拒绝接受这种情景。我相信人类不会仅仅存在，他还将胜利。人类是不朽的，这不是因为万物当中仅仅他拥有发言权，而是因为他有一个灵魂，一种有同情心、牺牲精神和忍耐力的精神。

诗人、作家的责任就是书写这种精神。他们有权力升华人类的心灵，使人类回忆起过去曾经使他无比光荣的东西——勇气、荣誉、希望、自尊、同情、怜悯和牺牲，从而帮助人类生存下去。诗人的声音不应该仅仅成为人类历史的记录，更应该成为人类存在与胜利的支柱和栋梁。

今天从事写作的年轻人已经忘记了关于人类内心深处的自我斗争的题材，只有这个题材能写出好的文章，因为只有它是值得去写的，是值得付出辛劳和汗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