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情报道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 陈力丹专题

第一篇：灾情报道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 陈力丹专题

灾情报道要从群众的需要和感受出发

(2013-12-10 20:23:05)转载▼

标 签： 杂谈

灾情报道要从群众的需要和感受出发

——以浙江余姚群体性事件为分析对象

陈力丹廖金英

今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宣传思想工作的环境、对象、范围、方式发生了很多变化，思想宣传不能沿用过去的老一套陈旧模式，必须要进行宣传思想工作创新，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和基层工作创新。这番话不是随便说的，针对媒体工作积习已久落后思维模式。

现在传媒一遇到问题，各级宣传部门已经习惯性地沿用官本位的宣传套路下达通知，脱离群众，传播效果不好，甚至产生逆反效果。今年10月，因水灾报道沿用老旧模式引发的浙江余姚市群体性事件，是较新的一个例子。这次事件为什么会发生？媒体在该事件中要承担什么责任？我们今后在灾情报道中该怎么做？值得反思。

一、救灾的宣传通知没有贯彻习近平8.19讲话精神

2013年10月初，台风“菲特”带来暴雨，造成杭州、宁波、温州等城市大水，城市防洪排水功能难以抗对，宁波地区137万人泡在水中断粮、断饮用水三天，直接经济损失百亿元；其中余姚市7－9日70%被淹。这样突发的自然灾害，全国知悉的人不多，关注的人更少，因为传媒没有把它作为重大新闻处理。国庆长假后上班，人们看到的还是回顾黄金周堵车和九寨沟游客拥堵的分析性新闻，相当多的人不知道发生了这样重大的灾情。

按照事实的轻重缓急编排新闻，这是传媒的日常工作。若是一般的兴趣性新闻或孤立事件，编排不当属于技术性差误，但在这次东南沿海台风暴雨灾害的报道上，我国的传媒显然没有将危及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事项置于传媒报道的重点，这就是一个大问题。站在灾民的角度考虑，哪个不希望这个时候被传媒关注，进而得到及时拯救？

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有多种，除了中央相关部门本身重视不够、信息协调不力外，灾情发生地发出的信息很少，信息政策的掌握发生偏差、发出信息的侧重点不对头等等，也是重要原因。

关于这次台风暴雨，浙江省相关部门下达的宣传口径是：“要突出报道宁波、嘉兴等受灾严重地区的抗灾情况，充分报道党委政府抗灾救灾保民生的各项部署举措成效，充分报道干部群众和军警官兵奋力抗灾，社会各界共施援手的感人事迹和精神风貌。同时媒体要注意从有利于有序有效救灾，稳定社会人心的角度组织报道和舆论引导，不要倡导普通群众自发前往灾区救灾。”显然，习近平关于8.19讲话的精神没有得到落实，还在贯彻“灾害不是新闻，抗灾才是新闻；群众抗灾不是新闻，领导下指示才是新闻；灾害信息不重要，好人好事宣传才重要”的官本位“救灾”思路。这种思路中没有把人民的生命和冷暖放在第一位，而把政绩、宣传当作了追求的目的本身。

持续的大暴雨不同于地震，地震发生在瞬间，随后的救灾可以在较快地组织起来，这时无组织的群众救援可能会出现混乱；而台风造成的持续多天的暴雨灾害则不同，它每时每刻都在不断造成新的险情，这时最重要是灾情信息和信息的畅通，不及时报道灾情意味着更大的人民生命和财产损失。这样的危急情形下，上级的宣传通知不强调信息的及时发布，却要求突出表现领导的部署举措成效、感人事迹的报道，还要求传媒劝导群众不要自发救灾。这种宣传部门的官僚思维与讲了多年的“科学发展观”实在不搭界。

洪水导致停电，停电导致通讯中断，连110都打不通，信息不通和道路不通，导致断粮、断饮用水，超市食品被抢购一空。在大部分地区被大水淹没的情形下，虽然各级政府部门已经努力组织了救援，但车开不出，人进不去，救援的成效是有限的。宁波余姚地区的人民在没有得到救援的情况下，开动民间智慧，竹排、橡皮筏、洗衣盆、车轮胎、泡沫板等等一齐上，自制各式的水上载体出行。一家饭店老板为路人免费送出上万份盒饭。一位来自慈溪的海归徐先生，驾驶着他个人的价值500万的重型卡车（Peterbilt 389）从10月8日下午2点到9日凌晨5点，与他的越野救助队员们开着这辆“擎天柱”在大水中艰难穿行，十多个小时中将100多名被困灾民转移到安全地点。这些传媒做了报道，是应该肯定的一面。

二、抓谣言的“寒蝉效应”阻碍了灾害信息的正常传播

浙江的救灾由于持续暴雨难以展开，救灾的事情没做多少，倒是在抓谣言方面功绩显著。央视新闻10月8日下午就报道称，余姚市受灾严重的陆埠镇洪水基本消退。当然，这个信息来自浙江的报道。接着余姚市新闻办在10月9日宣布，张某某（女）、唐某某（女）在网上散布陆埠水库倒塌，造成40多人死亡等不实信息，分别行政拘留5天和3天。省里相关部门的微博对此加以赞扬：“在全省党员群众众志成城，合力救灾之之际，造谣者真是唯恐天下不乱。对网络造谣传谣者，该出手时就出手，决不手软。”如果水灌进了微博作者的家，看他还会这样说话吗？官僚啊。

在断电、断路和电话、手机不通的情况下，要求灾害信息完全真实，是不可能的。广州一家报纸就此评价道：“多难兴邦”的前提是，政府完善应急机制，提升社会自组织救援能力。可今日水漫余姚，超市食品被抢购一空，当地政府却还在抓造谣者，导致很多网友担忧转谣500被抓，灾情因此传不出去。此时亟望当地政府克服的是维稳心态与信息洁癖。北京一家报纸写道：很多网民都说，现在不敢转发灾情或求援信息，唯恐惹祸上身。网络已是救灾重要通道，要规范，但千万别给堵上。

北京大学教授吴必虎在新浪微博上质问道：“台风带来暴雨，造成杭州、宁波、温州等城市大水，城市防洪排水功能难以抗对，严重损失。但不知何故各种媒介多见黄金周和好声音，而对被淹浙省却不见公私媒体关注？”网友@张醒生说：这次浙江雨灾，很多消息由于官媒没报，大家在网上也不敢转了，怕被当大谣捉起来!

连央视都说没事了，全国人民谁还会关注浙江余姚的水灾呢？

三、宁波电视台采访车被围堵，缘自传播的信息不是灾民的感受

基于上面已经发生的宣传指导思想的偏差和抓谣言造成的寒蝉效应，10月11日晚间，宁波电视台《看看看》栏目组的采访车开到了余姚较高的地段进行现场直播。播报员称：“一些道路积水已退去，有些路段是趟着水进去的。今天和昨天不同的是，一是通讯在慢慢畅通，另外市民和车辆在慢慢开始有序的正常生活，一些市民家里也开始通电。”

对此，很多灾民不满电视台记者在市中心报道余姚市洪水已退，认为是掩盖政府救灾不力，并要求记者前往受灾严重的地区采访。当局迅速出动12辆武装特警车，保护记者和采访车撤离。这一举动激起灾民的愤怒，因为自发生水灾以来五天内不见警车救援，也没有看到政府的救灾车辆，而在采访车遭围攻后，当局却能够迅速出动这么多的武装特警车，于是爆发冲突。

宁波电视台所讲述的确实是他们看到的眼下的情形，但是多数地区没有退水不是更应该叙说吗？关键在于记者遵循着上级的宣传口径报道，要宣传“部署举措成效”，结果他们成了灾民泄愤的对象。

此事之后，10月15日上万市民聚集到余姚市政府广场前示威抗议，把市政府门前“为人民服务”的“人民”二字被拆了下来，余姚市紧急调集2000名特警维持秩序。这次较大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引发外媒的关注。难道这只是别有用心人的挑动？宣传部门和传媒应该怎样总结教训？

四、机械理解“正面宣传”，唯上不顾下

10月11日晚发生在余姚的群体性事件起因很简单，因为电视台记者没有报道他们居住的地方还被水泡着，没通电。当晚宁波市电视台记者所说，确实是他们看到的，问题在于当时余姚多数地区水并没有退，多数地区没有通电，你却强调你所在的地方水正在退，部分地区通电了，有多大的意义？这仅仅是为了满足上面“正面宣传”的通知精神。

“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习近平提出的宣传方针，就在他提出这一方针之后，他紧接着就指出：“光是做做样子、满足于完成任务很容易，但要真正产生影响、受到欢迎，难度是很大的，不下一番功夫肯定不行。要改进形势宣传、成就宣传、典型宣传、主题宣传等，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这回宁波电视台的报道，不但没有产生共鸣，反而引发群体性事件，缘由便在于宣传工作层层在做样子，满足于完成任务，不考虑群众是否爱听爱看。

余姚被淹起于自然灾害并造成了巨大损失，一大堆问题摆在眼前亟待解决，这就决定了媒体报道的新闻事实，要多反映困难，灾情进展、群众生活必须品的供给、人员是否平安等信息，急群众之急，苦群众所苦。及时准确报道灾情，就能取得正面效果。相反，放着灾情不报却粉饰太平，片面报道甚至歪曲事实，即使内容全是“正面”信息，取得的也只会是负面效果。

10月11日晚，余姚的群众所以聚集在路口观看直播，很大程度上是在等待借由新闻媒体把灾情传播出去，以待救援。余姚自7日来连降暴雨，七成被淹，救灾物资无法运送和发放，有的市民一连两天没有食物和水，有待产孕妇三天没吃饭，有人第五天才领到一罐八宝粥，很多人只能盖着报纸在临时场所避难，此时灾民的心情是焦虑和无助的，让更多的人知道受灾严重性才有助于稳定人心和解决问题。但是盼来的记者却不顾灾民感受，没有表达灾民诉求，呼吁社会救助，反而粉饰太平。据新华网报道，直到17日余姚市中心城区151个受淹小区的积水才基本消除。宁波电视台记者直播之时，余姚仍然70%城区被淹，道路瘫痪，停水停电，无通讯信号，无足够食品，就算不再降雨，洪水也需要2-3天才能退去，但这些情形电视台却不去叙说，这就难怪群众围堵采访车了。

宁波电视台的这番话给外界造成余姚已经开始灾后修复的假象，中央和地方媒体以及门户网站接着转载和报道，真实的灾情反而得不到传播了。难怪有民众在事后对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记者表示，“四川雅安地震时全国媒体倾力报道，而余姚水灾后的消息却如同城里排不出去的水被掩埋”，群众失望之情不言而喻。同一新闻，反而境外传媒的报道比内地客观。香港某报10月14日报道：“积水至上周六（12日）仍未退却，大部份地区民居停水停电，至上周六，部份地区始渐渐恢复供电。”新闻表明，灾情有所缓解但并未解除，救助仍是重要工作。如果11日的内地传媒这样报道，冲突是可以避免的。

五、灾情报道要从群众的需要和感受出发

除了俯视的报道视角外，站在什么立场报道也是这次报道失误的方面。灾害报道的核心应该是受灾的人民，很多国家的传媒报道灾害，不约而同是这个思路。2011年3月，日本发生地震海啸加核泄漏，我国很多传媒赶赴日本采访，感受到了与我国不同的灾害报道思路。日本媒体有规范化的灾害报道手册，特别注重灾情报道、生活情报和平安情报的传播。媒体在相关灾情通报后会紧接着进行“行动指示情报”，有关食物、水等紧急生活用品和避难场所的供应情报；另外，媒体还不停播放家人是否平安的情报。总之，报道以灾民为中心。

而我国的灾害报道一般以领导人和政府，而不是灾民为报道中心，重点报道政府如何开展救助等，没有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不仅这件事情，其他灾害性事件的报道，也都是这个思路。例如2013年6月厦门一公交车起火发生群众重大伤亡，报纸的主标题是中央主要领导人批示，副标题第一行是中央副总理级领导批示，第二行是福建省级领导如何关注，第三行是厦门市级领导如何关注，第四行告知“有关情况正在深入调查”。死了几十个人这一最重要的事实，都没有出现在标题中！这真是灾害报道官本位做到极致的“典范”。

2013年6月8日《厦门日报》头版头条

从百度“新闻”引擎输入“余姚”，时间限定为10月7日至10月18日，共33，000篇，都是关于余姚水灾的相关报道，数量不可谓不多。但随机抽取新闻报道进行文本分析后发现，这些报道基本见事不见人、见领导不见灾民，缺少真实可感的灾民形象。我们常说为群众服务、密切联系群众，灾害报道中的“群众”却只是一些数据和抽象的概念，这样的报道把“群众”、“百姓”、“大爱”停留在字面上，不仅拉大了群众和党政机关的距离，也把一场苦难降格为一个冷冰冰的事件——我们在高处观看水灾，而不是与灾民一道切身感受水灾。

习近平把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宣传姿态总结为以下几种表现：“有的居高临下，空洞说教，„„有的存在模式化、套路化现象，„„有的形式上轰轰烈烈、豪华艳丽，实效性不强。”这次水灾报道中的相当多的新闻，看起来充满了关注百姓、充满“大爱”，但基本是套话编织的，正是否犯习近平所批评的这些毛病。

这样的灾情报道不仅无助于安抚受困群众，连基本的新闻价值判断都无从体现。即使有一些具有新闻价值的灾情报道，在写作角度选择上也带有典型的宣传姿态。如《宁波防汛防旱指挥部向余姚调运物资 首批已运抵》的新闻。文中提到“第一批物资已运抵余姚灾区，第二批物资已准备就绪，即将启运”，并表示足够10天之需。但是却没有任何相关物资发放地点、形式、结果等的报道。真正有价值的信息没有报道，充斥版面的只是官员和政府部门的工作汇报。这样的居高临下，传播效果可想而知。

在救灾不力的原因方面，传媒只从当地领导人角度强调天灾难以避免，而民众认为政府难辞其咎。我们随便查阅微博、网站跟贴等当地民众发声渠道就会发现，大部分民众基本将此次事件定位为人祸，指责政府预警滞后、救援不力，更指政府错误泄洪加剧城区内涝。境外传媒对此的报道比较平衡，例如13日某报的新闻标题是《民怨救灾不力 官称天灾难防》。

台风菲特还没有登陆时，中央气象台就做过几次预报，都将级别定为台风红色预警（最高级别）。《人民日报》也从10月5日到7日，连续对菲特登陆以及可能造成的危害进行报道，版面是04版要闻版甚至是头版。但是当地市民10月8日才接到政府发出的预警短信，那时家中已经被淹了，民众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陷入洪水包围中。以10月8日余姚市政府发布告全体市民书为分界点，8日之前市政府还没有投入救灾工作中，市民必须自救；8日之后，政府心有余而力不足，市民仍然必须自救。

一条关于余姚的微博

9月月末同样遭受强台风侵扰的广东汕尾，由于处置得当，就不像余姚此次被动狼狈。

媒体对灾情中表扬了一些好人好事，具有正面鼓舞价值，应该报道。但事实还包括另外一部分，如救灾迟缓没有效率，物价哄抬，外地人和本市人矛盾，垃圾污染，伤情得不到救治等等也是事实，却不见报道。从报道总体来看，地方传媒更倾向于报道前者，而后者则因违背省宣口径被当作负面消息过滤掉了，网友只能通过微博或网站跟贴的方式传递信息，经常是网站报道一则正面消息，网友在后面跟贴表达反对意见或描述与报道相反的自我见闻。对此，我们的传媒不该深思吗？这不涉及意识形态的纷争，而是大家都在面对自然灾害。

第二篇：陈力丹：再谈淡化典型报道观念

再谈淡化典型报道观念

作者： 陈力丹

关键词： 典型报道┊阅读：1207次┊

我写的《典型报道之我见》，一年多来引来了数篇商榷文章，其基本观点可以归纳为三句话：新闻离不开典型报道，典型报道不能否定，典型报道不会消亡。当商榷文章把步鑫生作为成功的典型报道论述时，他被免职了；接着，另一位有名的典型年广九垮台了。这两件事引得新闻界议论纷纷。雷峰的典型报道25周年时，又引来社会各界的不同评价。如果说步鑫生、年广九仅仅是典型报道的失误，那么雷峰的报道则引人深思：1963年，学习雷峰真正把全国的人心激荡起来了。1977年，华国锋、叶剑英题词，再次号召学习雷峰，尽管宣传声势不比当年小，但始终掀不起高潮，无声无息地消失了。1988年，报纸、电视台报道了学习雷峰的情况及对学雷峰本身的各方意见，这个消息按重要性只够安排在报纸的第四版，以至相当多的人都没有注意到。这是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回溯我国典型报道的发展，也许会得到理解问题的钥匙。

一

在我党的新闻史上，典型报道始于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4--5月，《解放日报》接连发表消息，通讯和社论，号召边区人民向劳动模范吴满有学习。随后，该报又树立了一系列典型。从1942年到1946年，持续开展“吴满有运动”和其他“某某某运动”，成为报纸边区新闻的最重要内容。

为什么要搞典型报道？该报记者在《模范英雄吴满有是怎样发现的》一文中一开头就写道：“找一个模范的、而且四为众所公认的农村劳动英雄，可就很不是易事，自从春耕运动以来，我们就在农村中访询这样一个对象，好介绍出来，让大家向他学习，向他看齐。”这种典型报道受到苏联1936年开展的“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影响，所以在形式和口号上有相似之处，但它产生的根源深深地藏于当时中国农村的经济文化结构之中。

毛泽东1942年在整风中着意于《解放日报》的改版。他比党的其他领导人对于中国分散的小农经济、下层社会的结构、习性和各个阶层的人物更为熟悉，更能在一场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村为环境的农民革命战争中，运用党的新闻媒介服务于革命战争。他要求突出党报指导工作的作用，强调报纸与群众（主要是农民）的密切联系。典型报道及典型报道观念便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所谓典型报道观念，它的最显著的特点是循着鲜明的主观意识去发现和报道适于推动工作的典型。因而，典型报道一开始就具有较强的宣传色彩，而较少甚至没有新闻性，典型可以是远离社会注意力的人或单位，他们具有很不错的但司空见惯的事迹。

第二个特点是典型均为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或小单位，并且实质上是农民或农民类型的。这反映了党对革命战争主体的重视。

第三个特点是所宣传的内容有较强的道德伦理色彩。这很适应中国的小生产传统和文化心理积淀。舍己为人、忍辱负重、任劳任怨、诚恳坦白、做高尚纯粹的人等等，消除了形形色色不利于现实斗争和政治要求的思想、观念、习气、风尚，纯洁了革命队伍。

最后，典型报道观念还要求写典型报道的记者本人在思想感情方式上来一番改造。知识分子工农化，才能担负起写农民、写典型、表现高尚纯粹人的责任。从吴满有的报道开始，国

际的、都市的、中上层社会的生活、文化被崇尚头缠白羊肚手巾、身穿自制土布衣裳、“脚上有牛屎”的朴素、粗犷、单纯的美所替代。

从抗战到解放战争，典型报道表现出拙扑浑厚的中国老百姓的气派和风格（当时典型报道的语言相当朴素和虔诚），极大地推动了解放区的工作，鼓舞了人们的信念和斗志。

就新闻事业的现代化而言，这样一种典型报道观念与改版前注重国际报道的观念相比，似乎是一种倒退，但它却使党的新闻事业与中国的现实、中国革命战争的主体--农民更贴近了。当时的边区，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对信息流通的需要极小；在政治上，实行的是适应战争环境的党对一切的“一元化”领导，这种集权性的领导形式与中国大一统的社会传统政治结构是一致的。改版前的《解放日报》的报道内容无的放矢，显然不适合这种社会环境，因而毛泽东把教条主义作为主要批评对象是完全正确的，他要求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报道内容和报道形式。

生活在小农经济封闭环境中的农民，在政治意识上的特点就如马克思所说：“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用这些话来分析我们一向崇敬的“贫下中农”似乎有些亵渎，但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任何企图代表农民的政治力量只能在现有的政治意识的基础上发挥作用，区别在于，旧有的农民的统治者，一贯代表着农民的迷信、农民的偏见和农民的过去；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农民的开化、农民的理智和农民的未来。农民并不需要很多信息，如果来自于上面的信息使他们懂得自己的利益，也易于被动员起来。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报纸把工作重心从国际新闻转到对国内和边区的报道，以动员农民，最合适的方式莫过于典型报道了。试看第一个典型吴满有，他原是只有14户人家的“吴家大院”普通农民，勤勤恳恳地劳动，具有许多朴素的农民的品质，周围群众公认吴大哥所没的。鉴于当时大生产运动的需要，报道主题就是“吴满有连年开荒收粮特多”、“吴满有是忘不了革命好处 的人”、“吴满有是模范公民”这样三句话。显然，在边区树立这样的典型是推得开的。吴满有运动成功的秘密就在于用单一的标准进行选择，逻辑简单，思路固定，视野封闭，因果明确，这与农民的认知水平接近，复杂了反倒成不了典型。尽管吴满有的报道以后多少有些神话，吴本人1947年被捕后在敌台发表了反水声明，但从吴满有典型报道的实际效果看，它是成功的。这个报道与当时其他的典型报道给解放区的新闻工作者以深刻的印象，报道典型的记者们真诚地与典型人物交朋友，受到报社的嘉奖。二

1949年新中国诞生了，工农劳动阶级扬眉吐气，人民团结，秩序井然，全国充满了理想和希望。新的环境下，典型报道没有消失，解放区的办报传统推广到全国，成为新闻工作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原因何在？

从全国的经济基础看，虽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但社会的经济远没有走上大规模发展商品经济大市场的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完成了把全世界连结在一起的过程，人们开始学习如何生活在“一个世界”之中。由于各种原因，新中国长期隔绝于世界之外，因而从解放区发展到全国，经济基础虽然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基本性质实际上没有根本改变。

在政治上，全国空前统一，中央的指示令行禁止，中央集权式的领导体制在解放生产力的前提下变得十分得心应手，党和领袖毛泽东为万众信服。毛泽东以他所熟悉的农业小生产和军事斗争的经验、观念、习惯和理想，强调用思想、政治、群众运动、牺牲精神来改造世界，不断地组织作战，不停顿的进行革命，以保持群众高昂的革命热情。在这种思想下，他要求报纸发挥“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典型宜多，综合宜少”。

就新闻队伍而言，来自延安和各解放区的党的新闻工作者，成为大大小小各级新闻机构的干部或领导，他们满怀信心地继续着已经开创的40年代的事业，写工农兵，写典型，宣传人民，教育人民，同时真诚地接受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特别在基层，“新闻报道”的概念，主要是指对本地区典型的报道，上面吹什么风，就请典型唱什么调，对新近发生的有新闻价值的事实，是不大关心的。

由于基本的环境条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社会意识也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典型报道的传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表现了旺盛的生命力。比起延安时期来，从内容到形式都得到完善，整个水平提高了，报道观念得到强化。随着思想挂帅、突出政治的政治形势的发展，其中伦理道德的色彩更加强烈了，原有的的典型报道的单一思维，愈发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革命和反革命等等政治范畴纳入公与私、善与恶、爱与恨的对立和斗争中，道德的观念、标准、义愤日益成了现时代的政治内容。对旧社会黑暗的憎恶和对未来理想的向往，唤起和培养了对革命、道德、自我牺牲精神、集体主义的热情与信任。共产主义新人不再是马克思所论述的在高度文明基础上的全面发展的人，而成了道德高尚、意识纯洁、“政治觉悟高”的圣贤式的典型。在那充满政治激动的年代里，人们一次又一次为找到新的人生之路而激动。当时的典型确实被看作半个神人，就连贺敬之在诗中也说他那“白发的积雪”在雷峰的形象面前“顷刻消溶”了呢！革命从前门赶走了神，典型报道不知不觉地又从后门请进了神，这是连当事人也没有意识到的。

典型报道发展到这般地步，任何对典型的怀疑当然就会象异端那样遭到无情的打击，于是出现了“砍红旗”的专有罪名，出现了对冯定《平凡的真理》的批判，因为他竟说黄继光堵枪眼只是“正义的冲动”。的确，在如此完美的英雄面前，难道你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典型报道在建国后的几十年里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为全国和各纵向系统提供了交错的精神支柱（远学某某，近学某某等等）。黄继光、杜凤瑞、安业民继续培养着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李顺达、孟泰、向秀丽继续培养着艰苦奋斗的传统。待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那就更了不得了，大庆的东风招待所、大寨的小山头人头攒动，全国都象军队那样编成班、排、连、至今新闻报道中还常看到军事语言，整个社会在组织机构、信仰观念方面同步化。这段历史，无论应该怎样评价，对走过来的人来说，它永远充满着激情，净化着人们的思想。

三

1971年发生的林彪事件是一个转折点，真诚地学习典型的人们被惊醒了，但重新用自己的常识和健全的理智来思考，还需要走很长的路。“一举粉碎”后的1977年，人们有“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慨叹，雷峰叔叔不在了。于是，领导人出面，报刊大造舆论，企图让60年代的雷峰再回来，可是典型报道这时似乎不灵了。经济基础、社会意识出现大的变化，典型报道的危机便来临了。1977年重新学习雷峰运动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社会意识发生了变化。

也许这个道理很难说服人，后来的张志新、罗健夫、蒋筑英、张海迪、张秉贵......等典型报道都不错吗！如果仔细分析，这些典型报道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或是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因素吻合的结果，或是过去典型报道的回光，已经预示着原有的典型报道观念被淡化或遭到了抵抗。在没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下，张志新的报道寄托了人们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意向。罗健夫、蒋筑英的报道引起反响，原因在于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境遇，还没听说哪位知识分子愿意象他们那样生活，尽管他们的勤奋并不亚于为他们树立的榜样。张海迪、张秉贵等典型报道，针对的是青年思想不稳定、商业服务态度恶劣等问题。如果说它们获得了成功，其表现是典型本人受到了社会的尊敬，但青年人已有了各自的价值观念，模仿张海迪的并不多。

当《中国青年报》发表《镶玻璃的小伙》时，辛福强那淳朴善良、为人真诚、无私奉献的精神，似乎使人感觉到昔日典型报道的威力。然而，续篇《福强玻璃店的新主人》打破了这种幻觉。他的妹妹辛丽蓉一身时髦打扮，与哥哥的蓝布褂、打了补丁的大头鞋形成鲜明的对照。她不无偿奉献，服务就收费，一个月的收入顶哥哥三个月的。她的格言是：公平、等价、认真，赚良心钱；在兄妹二人的报道面前，典型的观念在读者那里动摇了。敬佩辛福强之余，大多数人觉得他离得远，带有超越时代的特征，而辛丽蓉就是生活中的人。既然生活在他们当中，也就无所谓学习的榜样，只觉得报纸反映了现实生活而已。现在，要求大家对照典型反省自己做不到了，人们不仅对任何新的典型不再激动，而且也没有见典型矮三分的心理了。当读者站起来平视典型的时候，典型报道便失却了轰动效应。

另一面，电影《都市里的村庄》和一系列要求把典型人物从典型的虎背上扶下来的呼吁出现了。对这个问题较早作出深刻思考的是1980年的长篇通讯《朱伯儒》，它使原有的典型报道模式走了样。通讯道出了现实社会对典型的压力，也反映了典型内心的痛苦和对社会问题的思考。读了这篇作品，很难说朱伯儒是活雷峰，朱伯儒就是朱伯儒，一个现实的处于各种矛盾中的人。

当新闻界还热衷于典型报道的时候，处于新闻和文学之间的报告文学界从1979年开始发生明显变化，作品的主人公从人们过去熟悉的完美的“社会精英”和“时代的风云人物”，转到了不是“先进”的人们。近两年，又关注着改革开放时代日益凸现的各种现实社会问题，内容宽广，意蕴深厚，具有一种宏大的气势，适应了人们要求全景式地透视、扫描、把握事态的愿望。报告文学界在喊“扬弃、超越传统报道模式”，新闻研究界却在喊“典型报道不能否定”。

尽管如此，翻一翻一年来的《人民日报》，典型报道悄悄地消失了。《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令人注目的全部是引人思考的、把握综合事态的深度报道。我们的线性思维有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魔力，可以把新东西纳入旧范畴，因而又有人把这些报道称为典型报道的发展。那就看一下《人民日报》的《拓荒者的坎坷》吧，它记述了治理黄土高原的工程师李龙城三起两落的遭际。是歌颂他呢，还是批评他？这个带有典型报道思维方式的问题本身已经不能成立了。该报评论员文章《评李龙城的命运》，既是赞扬又是批评，既有叹息还有愤怒，向人们提出思考的要求。典型报道观念及其关于典型报道重要性的推理，无论如何也说明不了这类报道了。典型报道在消失，典型报道观念面临着挑战，这并不是哪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现实。

四

支撑典型报道及其观念的是小农经济及其要求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政治意识，它们同时造就着一代一代适应并熟悉典型报道要求的新闻工作者。10年来，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了生产建设方面，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成为奋斗的目标，高度民主提上了日程，政治的开放带来的不是政治的激荡和寻找新的理想主义，而是相对缓和与宁静的心态与务实的精神。社会不再那么单调 了，有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多种形式的分配和流通渠道，多种经济模式和多种利益集团。读者的视野在拓宽，兴趣在夸大，道德观念、审美意识、阅读心理显现出从未有过的多层次结构。新闻工作者观念的变化起步最早，但走得也最慢。尽管如此，近几年新闻观念不知不觉地发生了较大变化。《人民日报》的《鲁布革冲击》、《经济日报》的《关广梅现象》、《中国青年报》的《命运备忘录》、《光明日报》的《职称议》等等，向传统的典型报道模式提出了挑战。人们对典型报道从本能的不感兴趣，已经转变为主动地创造新的报道方式。既然事物的发展充满着各种可能、机遇，那么要求全国循着同一标准行事，或要求一个行业、部门向同一种作法看齐，就变得困难了。

在革命战争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某某式的好农民、好工人、好战士、好干部、好青年在新闻媒介中竟相涌现，树立典型着实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和宣传模式，大家都深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种办法被广泛应用到宣传教育的一切领域，作为保留节目一直上演到今天（尽管一些大报不知不觉地停演了）。去年双增双节的文件下达，便立即出现了30年翻拆旧信封的典型；教师节来了，针对中小学教师人心思调的情况，于是有人发现了数十年如一日、志在深山或边疆育新人的典型，这些典型恐怕都是真的，并且都是好人，但无论怎样引导人们向典型看齐，收效甚微。人们开始悟到，典型报道这个经世治国的传统方法，无法不受时空条件和适用对象的限制。面对80年代中国人的认知方式、价值观念的不可逆转的变化，典型报道的不适应症从潜在时期转到了显示时期。

典型报道只是一个很小的具体问题，能够引起激烈的争论，在于它是原有新闻体制的一根敏感的神经，牵一动万。应该看到，产生典型报道观念的社会条件不会一下子消失，我们的经济搞活了，但仍很落后；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机制的建立刚刚起步。因此，也许旧的政治行为不再主宰我们了，但旧的观念还会束缚着我们，我们对旧观念的反叛也往往局限在旧模式的总体格局中，有时只不过是对旧观念的补偿。《关广梅现象》本意是要突破典型报道的模式，可是无意中还是用“姓资、姓社”这样一种典型报道的思维方式提出问题。步鑫生免职引起的议论文章，不少实际上已经在否定典型报道，却免不了加一句尾巴：典型报道还是需要的。纪念学雷峰25周年，矛盾明摆着，否定的意见也讲出来了，末了还要用一种假设收场：雷峰假如活到今天，他的思想肯定要变，他也会做时代的改革者。几位看电视新闻的大学毕业生对这样的解说词用北京土语评价道：“真臭（拙劣），没智力。”可能报道者有为难之处，但现在的受众却是直来直去的。

如果注意的话，对典型报道的怀疑是从批评典型报道的各种问题开始的。人们以为，只要纠正写高大全，保证真实，不要一窝蜂等等，典型报道仍然会象以前那样经常引起轰动。翻翻当年雷峰、王杰的典型报道，那时的高大全、片面性比现在严重得多，一窝蜂报道的规模也

比现在大得多，怎么就没有人怀疑呢？典型报道本来就建立在单线思维的基础上，靠认识简单化、因果明确、各报舆论一律生存的。当人们对它开始用挑毛病的眼光看待时，典型报道的危机也就到来了。如果把典型写成与常人一样具有假面具的一面，不再具有超前性，并且各报的评价不一，典型也就不存在了。

谈到典型报道，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先进、落后、中间等等政治概念，因为典型报道本来就是以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为背景条件的。毛泽东讲，除了沙漠，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也是如此。这对人们印象相当深刻，因而产生了“共产主义虽没有阶级了，但还有先进、落后”这样一种十分普遍的观念，它是支持典型报道万年不变的依据。既然总有先进、落后，那么就要有一种凌驾于先进、落后之上的力量来钦定。《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指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前提。显然，这种凌空的力量是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的。现在的中国，已显示出鲜明的人生价值观念的对立取向，先进、落后的概念变得不容于人了。其实，遵纪守法的个体户、敢于致富的改革家、不以权谋私的干部、体育明星、艺术明星等等，很难用“先进 ”这个政治概念去衡量,这种现象不过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在观念上留给现在的遗痕。从广义上说,每个人都不同于他人,都是一个典型。但典型报道所讲的不是这个意义上的典型，而是从现实政治角度认可的典型。一旦新闻人物替代了先进人物,或先进人物作为新闻人物出现在我们的报道中,典型报道就消亡了。

我们的典型报道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是我国长期与世隔绝造成的,这种历史性的封闭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发达国家的新闻记者也离不开典型报道,最多政治性质不同。其实,即使不谈政治信念上的差异,就是从他们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心理来说,也不会产生中国式的典型报道。我手头有一本《美国优秀新闻写作选》，开篇就是关于纽约市长的特写《抓住高树使劲摇撼》。如果用我们的眼光看，这就是典型报道了。的确，记者把市长作为一个典型人物在报道，但报道没有一条可以同我们的典型报道观念对上号。纽约市长不是先进，也不是后进；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记者不想表扬也不想批评，更没有以此引导舆论做什么的念头，只不过让市民们知道市长是怎样一个具有个性的人。我们现在的新一代人是幸运的，他们刚一懂事就知道有个世界，习惯于“放眼世界，胸怀祖国”。我这一代太可悲了，也许还要在“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思维方式中挣扎几年。

总之，不管有多少牢骚，在一个时期内，先进还要评，典型材料还得写，当典型的还会不得安宁，一些领导仍会把典型作为升迁的砝码，典型引路还有灵气，一窝蜂仍然免不了。但是，牢骚本身也在表明，典型报道快过时了，典型报道观念在淡化。1980年，文学界的朦胧诗和意识流小说居然能引起一场“看得懂看不懂”的争论，现在看来显得可笑了。我只希望若干年后，新闻理论界不要重复类似的情况，再去讨论典型报道的肯定和否定的问题。本文写于1988年，发表于《新闻学刊》1988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