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声音——论《闯入者》与《认罪书》描写人物特点方面的异同

第一篇：心灵的声音——论《闯入者》与《认罪书》描写人物特点方面的异同

心灵的声音——论《闯入者》与《认罪书》

人物特点的异同

一、无从救赎的《闯入者》

观念是行动的指南。对于个体来说，观念是在长期生活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的，根深蒂固，即便某些看法明显与事态不合，要想及时更正并非易事。时过境迁，当年的建设者要么作古，要么已步入老年，许多人慢慢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心态调整及时，所以能平静地面对发生的一切，好好生活下去。也有不少人可能因后来的生活状态不如意，对于年轻时的付出与创痛难以释怀，觉得受到了不公平对待。比较起来，像老邓一家这样40 年前便返城早已重新融入大都市生活的人们是幸运的。但是，过去经历的负面影响仍难彻底根除。老邓是以“不正当竞争”的方式达成愿望的，结果造成了对同事的严重伤害，老邓的内心无法平静。即便返城，老邓家像所有家庭(包括留在三线当地的)一样不可能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新的环境与时代又催生了新问题，老邓依然烦恼不断。老邓的主要问题在于性格过于强势。这种特点一方面出自母亲的本能，母亲觉得孩子永远是孩子，永远该由自己照顾，大儿子家尽管有能干的儿媳，自己仍不放心，时不时插手干预(典型细节是媳妇做饭时老邓也挤在厨房指指点点帮倒忙)。另一方面出于传统观念。她无法理解小儿子的性取向，甚至当面说出“阴阳怪气”之类的话。她依然奉行勤俭节约的生活原则(本来很好，不过她的做法过头了)，每次用完电会拔掉插头，虽可节约，但对老人来说太危险。洗脚盆已使用多年，漏电，仍舍不得扔掉，先后找超市与厂家处理。她应该已退休，加入了社区的治安巡逻队，不停奔忙。当然并非所有母亲都是这样，老邓的个性比较特殊。个人性格的形成部分来自遗传，更多来自后天环境与社会实践。老邓的成长经历特别是三线工作的经历对其性格的形成影响较大。影片中曾提到老邓当年与老赵均为各种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这应该是中国现当代长期的政治与革命斗争活动熏陶的结果，可能包括各种红色文艺宣传(小说、电影、样板戏)的影响。许子东曾分析指出，许多人参与政治斗争的手段与方式明显出于对某些红色文艺作品的模仿。红色文艺主要为政治服务，通过反复灌输与强化塑造了不少人的文化心理结构，老邓可能属其中一员，其强势性格部分由之生成。也正因为此性格，40 年前她敢于同男性老赵竞争，并且所用的手段明显带有政治斗争的影子。老邓仍未从长期紧张的工作与劳动状态跳出，她到老人院照顾母亲的时候说自己太忙，因此无法让老人和自己住在一起。她本有条件过闲适的晚年生活，但却依然“无事忙”(参与治安巡逻有一定意义)，依然处于惯性的生活状态，要想改变，颇不容易。老邓可能也不愿意住老人院，但她考虑到种种情况(无法与大儿媳相处，看不惯小儿子)，还是提前预定了床位(接母亲的班，以后住她的床位)。交费时她与女孩谈起转变观念的话题，她的这一决定是转变观念的结果。如果她能改变对孩子们的观点与态度，还可以有其他选择。

本片中老邓第二个重要的观念转变行动是回贵州探访老赵家。接到老赵去世的消息时，老邓有些不安，但并未想着应做点什么。后来怪事接连发生，老邓猜测可能与老赵相关，她的心情很矛盾，但还是不愿多想当年的事情。事态越来越严重，老邓终于决心为老赵家做点什么。她先是在电话中对老赵道歉，然后直接长途跋涉到老赵家向旭芳当面道歉，同时想与旭芳沟通她孙子的事情。旭芳给了她一记耳光，并将其拒之门外，老邓静静地承受对方所给的难堪。老邓离开后，在水果摊附近发现警察马上要上老赵家抓男孩，她急忙超近路想提前赶到老赵家通知男孩逃跑。她的这一举动有包庇罪犯的嫌疑，也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但老邓想的可能是自己这样做是在帮老赵家。道歉，企图解释、忏悔，告知重要消息，老邓尽了自己所有的努力，尽管做这些事起不了多大作用，至少能让老赵家和自己内心好受些，几十年的仇恨与隔阂因为这些行为才有化解的可能。老邓直面历史问题的勇气值得敬佩，她的行为应予肯定。

最近几年不时传出消息，有人因为在特殊年代(包括“文革”期间)伤害过别人，现在采取种种方式向受害者道歉。尽管来得有些晚，不能起多大实际作用，但这种勇于面对过往错误，希望求得谅解的态度与行为是有价值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我们并不强求每个当事者道歉，但有人时隔多年后重提往事，毕竟提供了一个契机———勿忘历史，正视历史，重新认识历史。有了这种观念，我们今后犯同样历史错误的可能性便会降低。

当下中国变化很快，新事物层出不穷，观念跟不上，便难以适应。曾经的三线职工及后人唯有转变观念，积极应对各种变化，才可望争取比较美好的生活。

二、深念“罪与罚”的《认罪书》

《认罪书》中的每个人都是有罪的，在道德上都是有瑕疵的。主人公同时也是主要叙事人的金金是一个自我道德定位不高因而心灵坚硬、眼光犀利、语言尖刻的女性。这样一个女性人物形象在乔叶小说的形象谱系中具有结构主义理论所谓的原型的意义，出身贫寒、备受屈辱、不低贱、勇于奋斗、不受拘束、率性自为是这一形象的人格特征。用乔叶在一些作品中的表述来说，就是这些女性心中积蓄了满满的毒，这毒是由不公平的命运所注入，又必将在命运的挣扎中释放出来。金金也是这样一个蓄毒又放毒的女性，她憎恨令自己耻辱的出身、厌恶虚伪的亲情，她出卖自己、利用别人，却没有什么好的结果，她没有固定的人生理想却也无所忌惮地寻找真爱、不成之后展开疯狂的报复，以至于造成毁灭性的后果。但和以往小说中此类女性相比有所不同的是，金金不仅仅是一个为爱蓄毒又放毒的女性，她同时也是另外一些故事的叙述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这些故事的勘探者、追踪者，她的复仇实践、恶的释放带来了更为繁复、更为幽暗的人性经验，这也使得她呈现出和以往小说中此类女性相比明显不同的特征：认罪。

与金金相似，梁知和梁新这一兄弟俩也以自己的方式清洗了自己的罪责，尽管方式有些惨烈，但是他们的罪孽无疑也是深重的。作为名字的谐音，良知和良心也有意思地隐喻了罪孽的无可逃脱，人毕竟要面对自己的本心。张小英、梁文道、王爱国、钟潮、赵小军、秦红、金金的妈妈等都是有罪的，就连作为受害者的梅梅不也要承担着自己因为恋爱而导致的父亲死亡的罪责吗？尽管这罪责是非直接的，是部分的。我们都是有罪的人，即便无辜如婴儿安安，也不能幸免地成为一些罪恶的交集者。我们都是有罪的人，这似乎是人类社会的宿命。在拥有基督教文化传统的国度里，人生来是有罪的，是罪恶的产物，这是人的原罪，而导致罪恶的因由无疑是欲望。当然，《认罪书》不是要讲述一个西方式的原罪与救赎的故事，恰恰相反，其讲述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式故事。在《认罪书》的诸多故事里，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中国式的情节模式，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因果报应。金金因肺癌而死，梁知自杀而死，梁新因车祸而死，安安因白血病而死，一直坚信自己应该“享受好的寿数”的张小英在顽强挣扎之后还是无奈地因绒毛癌而死。在小说的最后部分，这些非正常死亡接踵而来，文字的氛围无疑是黑暗、压抑和沉重的。唯一的亮光是有罪者进行自我救赎的努力。金金的认祖归宗、梁知的放弃仕途以便活得“更有人样”，张小英对金金母女的悉心照料，如此等等，展示了人性的暖意。

三、相似背景下的不同思考——两位主创者的心灵感受

《闯入者》开场后花了较多篇幅展示老邓如今的生活状态，她日常的活动，与家人的关系。这部分内容自然地将人口老龄化的议题与本片的主题糅合在一起。随着莫名电话的响起，男孩的出现，怪异事件的不断发生，悬念越发突出: 电话是谁打的? 闯入者是谁? 男孩是什么人? 老邓为什么频繁被刺激?本片的犯罪事件与悬念营造一定程度增强了戏剧性。影片进展到后半段，悬念才大致揭开，男孩被锁定为嫌疑人。不了解时代背景，未看过王小帅之前那两部影片的观众可能会觉得剧情过于拖沓，我有相关准备，对王小帅电影的风格有一定认知，看到影片中段时也有点着急，后边时间不多了，叙事该收拢了，由此可见主创的耐心。

本片主要人物不多，包括老邓和两个儿子，儿媳，男孩。叙事紧密围绕这几个人编织。角色搭配准确。吕中首次出现在王小帅电影里，之前她曾在多部影视剧中演过母亲的角色，尤其扮演过慈禧与武则天，出演本片中的强势母亲是其创作延续，较具说服力。她在本片中是绝对主角，戏份很重，绝大部分镜头都有她参与，在如此高龄(她1940 年出生)贡献出如此丰富而准确的表演，颇为不易。冯远征、秦海璐的表演依然出色。秦昊表现也不错，之前他曾在文艺片中演过同性恋(娄烨的《春风沉醉的夜晚》(2010))，本片饰小儿子并不突兀。王小帅在本片中用到“触摸镜头”———全知视角或随着角色视线镜头缓缓移动，滑过对象，如同伸手触摸，传达出珍惜、爱护等深沉情感，表明影片主创对表现对象的尊重与仁爱。影片后半段，老邓在同事陪伴下，参观人去楼空的旧厂区，当年的军号、合唱等音乐响起(人物的回忆)，镜头陆续滑过高大的树，红砖墙，秋千架，往事必定在老邓心中翻腾。这种近距离慢移镜头让观众细细审视眼前的景象，带人进入情境，具有明显的抒情功能。本片基本采用写实手法，但又采取了一些超现实的处理，取得了相应效果，此种处理方式在王小帅的作品中较为少见。

而我们通过《认罪书》可以感受到，救赎并不是每一个有罪者的自觉行为，更多人对自己的罪是逃避、是掩盖、是讳莫如深。文革中参与凌辱梅好的那些当事人，要么避重就轻、要么矢口否认、要么推给历史和抽象的集体，但无论如何，这些罪责是无法逃逸的，只要良知和良心存在。在《认罪书》的叙述中，这些深埋的罪孽迟早会打开，罪孽的臭味迟早会散发出来。小说对罪孽的呈现采取的是金金追问、他人讲述的方式，但这一方式的根本前提在于，金金如何进入到追问的程序中去。小说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巧合般地情节———金金和梅梅长得极为相像。这又是一个中国式的情节，即投胎转世。本来，梁知、梁新、张小英一家可以安稳尊贵地在既有的生活中幸福下去，但梁知偏偏遇到了和梅梅相似的金金，或者在隐喻的意义上说，良知被触碰了。这虽然是极其偶然的，但却也是必然的；虽然是个别的，但却也是典型的。张小英和梁文道在文革中的静悄悄的晚上放任梅好投河的事情看起来似乎没有人看到，但是白信封的到来还是提示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而小说结尾那个一袭白裙的靓丽女孩之所以被叙述者确定“那就是我”，不过是在揭示金金作为典型的“这一个”，其实在生活中有很多个，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既然我们有罪，那么认罪就是必须要承受的事情，这种认罪几乎就是自我救赎的一种本能，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是否明确的意识到。这似乎是小说所要表达的主题。小说也一再通过诸如“洗屁股是为了自己干净”、赵小军所说的“我的心就净了”等表述来强化这一主题。

通过学习品味两位艺术家的两部作品，可以感受到60后、70后艺术家根深蒂固的后现代风格以及信仰的迥异，从而产生了在相似背景下不同的人生感受。作品中不同人物性格塑造的丰满有力，也体现了两位艺术家广泛而又深沉的文化积淀与人生思考，不由得使人发出“一代人书写一段历史，而一段历史造就一代人”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