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基本关系(黄 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教授)

第一篇：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基本关系(黄 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教授)

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基本关系

黄

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教授

上传时间:2008-3-2

关键词: 知识产权/反垄断法/知识产权垄断

内容提要: 拟在指出，将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联系在一起的关节点，在于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限制了相关节场的竞争，而非“知识产权滥用”抑或“知识产权垄断”。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立法应坚持的原则和立场做出结论。

前言

通常认为，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之间具有某种紧张、冲突的内在关系。这种主张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由国家赋予的合法垄断权，这种垄断性权利会产生限制竞争的效果，与反垄断法促进“竞争”的目标相悖，因而，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之间天然的存在矛盾。当打破各种垄断、制定反垄断法的呼声渐高之时，人们自然想到了应该如何反对知识产权这种“垄断”。由于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有人甚至将反知识产权“垄断”的重要性提升到了保卫民族产业的高度，强烈要求反垄断法禁止滥用知识产权这种“垄断行为”。这些主张虽然其情可鉴，但更应冷静地探寻其法律原理，使其符合法律体系与专业性的要求。

事实上，反垄断法禁止三类经济性的垄断行为，即禁止垄断性协议、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与禁止经营者过度集中，[1]“知识产权垄断”与这三种垄断行为均有可能发生联系。本文意图通过分析和阐释“垄断”的法律原理，探寻将“反知识产权垄断”／“滥用知识产权”纳入反垄断法体系的方式和途径，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的反垄断立法提出若干建议，阐明立法时需坚持的原则和立场。

一、“知识产权垄断”与反垄断法反对的“垄断”

反垄断法是维护市场竞争机制的专门性法律，其发挥作用的前提和基础是市场经济。反垄断法防止竞争者通过排斥和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来损害竞争机制(如操纵供需)、破坏市场所需的公平自由竞争规则，从而降低市场本应给消费者带来的福利。可见，反垄断法关注的焦点是垄断行为而非一个竞争者是否处于垄断地位。如果一个竞争者通过市场竞争逐渐壮大成为某个市场的垄断者，非但不会受到反垄断法的制裁，反而彰显了反垄断法的作用——通过维护竞争机制促使竞争者做大做强。只有当竞争者实施了反垄断法所明确规定的垄断行为时，反垄断法才对其予以禁止和惩戒。

反垄断法的这一原理实际上划清了法律上所禁止的“垄断”与日常用语中的“垄断”的界限，前者专指法律所禁止的垄断行为，后者则指一种独占的格局或状态，与反垄断法并无直接联系。具体到“知识产权垄断”而言，实际上是智力成果的创造者或者商业标记使用者对成果或标记拥有排他性权利或专有权，而这种专有权和其他的财产权(譬如所有权)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如果一定要将知识产权称为“垄断权”，那么所有权人对特定的所有物具有排他使用的权利也同样可以称为“垄断权”。尽管知识产权和所有权在获得的程序和要件上存在着一定的区别，譬如通过买卖(如购买图书)或登记(如房产登记)能取得所有权，而知识产权则通常需要通过申请及批准等程序才能获取，但是，这一区别仅仅说明了各自取得法律承认所需要的要求和条件不同，权利性质却并无二致，都是对特定对象的独占和支配。

由此可见，“知识产权垄断”中的“垄断”与反垄断法要反的“垄断”，尽管文字相同，内涵却大相径庭。反垄断法意义上的“垄断”，一定是与整体的市场竞争相联系的，而在市场竞争中，拥有知识产权的产品并不一定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或者一定能够在市场上占据支配地位，而且其即便拥有垄断地位，但只要没有实施垄断行为，则不会对相关市场的竞争构成实质性损害，当然不受垄断法的规制。反垄断法并不关心一个具体权利是否具有“排他性或独占性”，而是关注某个竞争行为对正常的市场竞争是否造成了危害或威胁，以致降低了市场效率，损害了消费者的整体福利。所以，即使出现了滥用知识产权的情形，如对拥有知识产权的产品超高定价、拒绝将知识产权许可他人使用等等，虽然也损害到其他交易人的利益，但只要其不破坏市场机制，并不招致反垄断法的干预。由于知识产权在本质上是一种私权，因此滥用知识产权就如同滥用所有权一样，完全可以在禁止滥用民事权利这一原则下由民事法律进行规制。因而，法律适用有其明确的界限：当权利人“滥用知识产权”对市场竞争造成实质性损害时，应适用反垄断法对其进行规制；当滥用不涉及竞争问题时，知识产权法、民法等相关法律均可以对其予以规制。

因此，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之间的关系可以总结为：首先，知识产权是一种私权，与一般的财产权相一致，虽然具有独占和排他的性质，但其权利本身并不产生反垄断法上的问题。是否违反反垄断法取决于知识产权所有人市场行为的合法性问题，而非知识产权本身的功能所致。相反，知识产权的这种独占还会激励人们在经济领域展开竞争，而反垄断法则通过禁止那些损害现实的或潜在的竞争的行为，保护和推动竞争。二者应该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共同作用于推动技术革新和促进竞争并进而增进消费者福祉之上，因此，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内在的冲突关系。

其次，对涉及知识产权的反竞争行为的违法性判定来讲，只能以反垄断法的原则和标准进行分析。以“滥用知识产权”的说法为例，知识产权滥用的概念放置在反垄断法当中是不恰当的，不仅对正确认识相关法律事实毫无裨益，还会因判断标准的不明确与适用反垄断法规则产生冲突或重叠。滥用知识产权是否限制了相关市场的竞争，其判断标准只能以反垄断法为原则，而非其他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法规对知识产权的限制。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限制了相关市场竞争的，要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而不论其是否有滥用行为；相反，即使存在知识产权滥用行为，但并未对相关市场竞争造成负面影响的，不适用反垄断法，对其应以知识产权法、民法等民事法律加以规制。

二、欧盟、美国反垄断法视野下的知识产权

关于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之间的关系，以上观点并未穷尽其理，或许我们可以继续求同存异。但尽管争议尚存，随着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美国及欧盟在立法和执法上的态度已经相当明确，并就该问题做出了若干成文法上的规定。分析一下别人的做法，或许有益于我们开拓自己的思路。

在欧盟和美国的反垄断立法中，对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关系，以及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反竞争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都分别做了较为明确的阐释。

1995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简称“IP指南”)。该指南开宗明义，阐明了这样的观点：知识产权与反托拉斯法具有共同的目标，这就是促进创新、确保消费者利益。尽管知识产权与其他任何有形或无形财产相比具 2 有重要的不同特性，但是在涉及反托拉斯的问题上，知识产权与其他任何有形和无形财产一样适用相同的原则。美国司法部与联邦贸易委员会于2007年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又重申了这一观点。[2]

欧盟则在其《关于技术转让协议的指南》(2004／C101／02)中指出：知识产权法授予专有使用权，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知识产权不受竞争法的调整，权利人许可另一个企业使用其知识产权的协议，就尤其适用条约第81条、82条。这一事实也并不意味着知识产权与共同体竞争规则存在内在的冲突。尽管知识产权与其他任何有形或无形财产相比具有重要的不同特性，但是在涉及反垄断法的问题上，知识产权与其他任何有形和无形财产一样适用相同的原则。

可见，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关系已在美国及欧盟的法律制度中得到了很好的阐释。这些经验和做法已经被其实践证明是合理和可行的。具体到我国，在相关立法中应秉持怎样的原则和立场，是一个非常值得明确的问题。

三、我国相关立法应坚持的原则和立场

如前所述，“反知识产权垄断”实际上是对涉及知识产权的反竞争行为进行规制，经过前述的分析，笔者认为应在制定反垄断法时坚持如下的原则和立场以处理所谓“反知识产权垄断”的问题：

第一，应坚持在反垄断法的框架下处理涉及知识产权的反竞争行为。反垄断法的宗旨是维护竞争、保护市场竞争机制，这与知识产权法鼓励促进创新、提高效率并最终利于消费者的立场是一致的，因此，拥有知识产权这一事实本身并不破坏市场机制，也并不违反反垄断法。但是，当知识产权与反竞争的行为结合在一起，损害竞争时，就应由反垄断法统一进行规制，而不是由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法规再对知识产权加以限制。事实上，由于反竞争行为表现复杂多样，变幻莫测，在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法规中是无法在“禁止滥用知识产权”这样的标题下对各种涉及知识产权的反竞争行为进行规定的。即使可以，其逻辑性和体系性都必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换言之，即使在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法规中规定“禁止滥用知识产权”，其内容也只应涉及民事法律，发生民法上的效果，而不应涉及反垄断法。

第二，应运用“合理原则”[3]的分析方法，对那些涉及知识产权的反竞争行为进行分析和评价。但具体的判断规则要在立法当中加以明确的规定，而非在执法阶段的具体运用。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加法律的确定性，使企业对自己行为有确定的衡量标准；另一方面也简化了执法程序，从而可以节省执法成本，提高执法效率。

第三，在反垄断法出台后，主管机关应针对知识产权的特点发布更具有操作性的指南。指南应首先阐明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关系，即二者目标是一致的、它们互相补充、共同推动和促进市场竞争，并进而增进消费者的福祉。在明确二者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对涉及知识产权的排除、限制竞争行为适用反垄断法的一般原则。在此基础上，考虑知识产权区别于其他有形财产的某些特性，在指南中规定适用于知识产权的具体操作性规则。如知识产权许可规则、涉及知识产权的经营者集中规则等。

结 语

总之，反垄断法的出台将是我国经济和法律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也使得反垄断法的制定成为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由于受到“知识产权是一种垄断权”这一流行观 3 点的误导，有舆论想当然地将“反知识产权垄断”作为一个重大问题提出，并力主在反垄断法中作出详尽规定。本文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分析，指出其偏差，提出了如下主张：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目标一致，二者共同促进和推动相关市场的竞争，并最终有利于增进消费者福祉；反垄断法有自身的体系和特点，应在反垄断法的框架内规制涉及知识产权的反竞争行为，对其适用反垄断法的一般规则。同时指出，对涉及知识产权的反竞争行为应运用合理原则进行分析、以及针对知识产权的特性发布相应的指南。此外，在具体实施上，专门的反垄断执法机关是实现上述目标的保障，这些都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注释: 【作者简介】黄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1]我国《反垄断法(草案)》(2006年6月国务院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稿，下同)第3条：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包括：(一)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二)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三)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

[2]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 O PERTY RIGHTS：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ISSUED BY THE U.S.DEPARTMENT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http

：//www.usdoj.gov/atr/public/hearings/ip/222655.pdf.[3]该原则要求执法／司法机关对一项行为进行多因素的综合考量，以确定其是否产生限制竞争的后果。

出处:法大民商经济法律网

第二篇：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现状与对策

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现状与对策

◇ 长江大学经济学院高超

摘要：我国对外贸易的进出口总额逐年增大，经贸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贸易伙伴相对过于集中，传统优势产业受国际影响较大，针对这一系列的对外贸易现状，提出三大对策进行分析。

关键词：对外经贸 现状 对策

一、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现状

1、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宏观现状分析

(1)进出口贸易总额逐年增大。根据相关统计资料，中国的对外进出口从1978年206.4亿美元增长到2002年6207.7亿美元，2003年进出口总值更达到8512.1亿美元，再创新高。

(2)经济贸易格局发生了变化，但仍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实质出口产品，工业附加值不高。中国对美出口以纺织服装为主的格局已开始发生变化，计算机通信类产品出口份额在上升。但是结合中国商务部的统计可以看到，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要贸易方式仍然是加工贸易类，仍然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工业附加值不高。

(3)贸易伙伴过于集中、抗风险能力不足。我国的贸易伙伴仍相对集中在欧亚和美洲，特别是有限的几个国家，如排前3位的分别为日、美和欧盟，对这三者的贸易额占到总额的近一半。这种贸易格局不具备足够的抗风险能力。

(4)传统的优势产业受国际市场影响较大。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我国传统的优势产业，近几年，这些产业商品的国际市场出现萎缩现象，三个方面原因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出现：①一些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对我国出口贸易造成冲击；②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限制进口；③随着中国经济能力的增强，外国取消对中国的优惠政策。

2、微观层面的对外经贸

(1)国际贸易及国际金融方面的人才缺乏使企业承担更大的经营风险。有专家预测过，中国入世后外贸及金融方面的人才缺口大概在20万左右，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取得进出口许可权，这方面的人才缺口将会更大。在这种情况下总会有一些企业不能获得自己需要的人才，并因此要承担两方面的额外风险即由于不熟悉WTO规则所需要承担的风险以及金融知识的匮乏所要承担的风险。如果不能规避这两方面风险，企业就可能会遭受灭顶之灾。

(2)信息不对称导致无序竞争。比如说，中国的一家企业想对美国出口家具，它是不清楚全世界会有多少家具制造商将向美国提供家具的，但美方则不同，假如它想从中国进口家具完全可以通过—些正常的信息渠道调查清楚中国家具产业的产能。这种信息的不对称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行业的无序竞争。

(3)研发能力不足阻碍我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中国的外贸企业由于技术达不到要求被拒之门外的事屡见不鲜。而且由于技术水平的原因，我国的产品很难挤入高档次系列。研发能力的不足也使我国企业产品附加值不高。

二、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对策

1、完善中央、省、市三级分级化管理的纵向体系

(1)参与WTO规则及双边协议的制定及修改。加入WTO是一柄双刃剑，虽然总体上来看对我国有利，但有些WTO的规则的确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以中美签订WTO协议有关农业条款和金融条款为例，这份协议规定如某产品大量涌入美

国市场，美国政府可以采取特别手段保护国内产业。这个条款与反倾销法案相比要更为苛刻，此类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的条款还有很多，中央一级外贸部门显然应积极主动地参与此类协议的修订，为我国的外贸企业争取利益，变被动接受为主动争取。

(2)分析全国性商品进出口结构，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商务部可以通过对进出口结构的分析，找出竞争优势、劣势产业，产能过剩和产能不足产业，制定相关产业政策，抑制过剩，发展不足。

(3)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政策帮助。中国的贸易伙伴相对集中，不利于抗击风险，海外市场的开拓虽然靠的是企业或行业，但政策性的帮助也很重要，这些政策只能由商务部提供，这样才能使国内企业大胆进军新的国际市场。

(4)对外贸进出口许可证发放的控制。商务部门可以根据行业的统计数据对外贸企业实行末位淘汰，每年取消一部分企业的外贸经营权，保证外贸企业处于良性经营及竞争状态，这样可以减少一些无序竞争。

(5)为企业提供完备的信息服务。省市两级外贸部门的任务相对类似，一是分析本地区进出口产品结构，确定本地区的优势产业；二是为本地区的进出口产品提供各方面的帮助。

2、建立以专业外贸公司为纽带的行业内部的横向战略联盟

(1)人才自由流动帮助企业规避风险。在这种联盟体系下，不需要各个外贸企业都要有自己的外贸专业人才。以专业外贸公司为媒介，专业人才可以作为流动资源，在项目需要的时候他在这个公司工作即可，这种方式也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因为公司节省了支付人才的固定费用。

(2)应对冲击，特别是关于倾销的控诉。在国际市场上一旦遇到关于倾销之类的情况，只有全行业统一口径才能在国际谈判中取得相对较好的效果，这时候联盟的结构会变得暂时紧密。而且联盟的建立也有助于减少个别企业为了自身利益扰乱出口秩序的情况，因为不规范的行为虽然不会受到直接的制裁，却可使不守规则的企业被排除出联盟，降低企业的信誉。

(3)建立行业信息平台，变事后控制为事前控制。战略联盟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为成员提供决策所需要的本行业详细的数据。而且联盟也可以做出行业分析、企业排名，预测下一期的进出口，并通报商务部，为商务部许可证的发放决策提供依据，预防后一期的无序竞争，变事后控制为事前控制。有了这种信息平台有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对企业造成的影响。

3、企业自身重视价值工程分析

行业间的横向战略联盟是一种松散的联盟形式，联盟成员间依然存在自由竞争关系，这就要求企业运用价值工程来指导产品的研发、生产，以提高自身竞争力。可以利用外部资源，建立一种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将资源转化为企业的经济效益，既是双赢策略，也是一种相对快捷的方式。

以三个方面的对策并不是相互独立，而是相互联系的。纽带则是信息，借助现代化的信息交流平台，这些对策对使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起到促进作用。有了这种信息平台显然有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对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1]平狄克.微观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薛容之.国际贸易[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

第三篇：黄勇：和市场经济共同成长 看中国的反垄断法

中国反垄断法有其明显的阶段性、局限性，但绝不能否认，该法律的颁布体现了市场经济建设的巨大进步。对此有清楚的认识和把握，是中国反垄断法不断完善、竞争文化逐步形成的前提

历经十余载的争论与博弈、反复和妥协，反垄断法终于出台了。

基于对西方发达国家中反垄断法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有人乐观的预期，反垄断法的出台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也必将成为中国的“经济宪法”。但有的人基于中国反垄断法在某些关键问题上的妥协与“退让”，悲观的认为反垄断法将重蹈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覆辙，宣誓效果大于实际意义。

那么，如何看中国的反垄断法？

不同的反垄断法“生成环境”

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上看，中国的反垄断法具有较高的“国际性”--中国立法吸收、借鉴了国际上公认的较为成熟的反垄断法基本原则和内容，反映了各国在反对限制竞争、维护竞争机制等重大问题上的共识。尽管如此，中国反垄断法特殊的'生长环境'决定了其在本质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法存在很大的不同。

主要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法制定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其时正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竞争的时期。此时，市场机制已日臻成熟与完善，政府代表的公权力已经不能左右市场的决策，对市场机制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大公司之间为了避免'两败俱伤'的竞争而结成的各种形式的卡特尔、托拉斯、辛迪加。认识到托拉斯等对竞争机制的破坏以及由此引发的对整体经济发展的巨大威胁后，西方国家纷纷制定了自己的反垄断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反垄断法成为了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的守护神，被奉为“经济宪法”、“企业自由大宪章”。

与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不是自下而上的自发的过程，而是由上至下的谨慎的探索与“自觉”的引导。中国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与完善的过程，就是政府公权力不断让渡给市场，以及市场自发调节机制逐渐形成的过程。即便如此，当前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仍然广泛存在，对市场机制威胁最大的并不是西方意义上企业的限制竞争行为，而是政府对市场的不适当干预。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中国的反垄断法专门规定了“行政垄断”一章，将政府对市场竞争机制的扭曲和干预加以限制。

截然不同的背景之下制定的反垄断法，尽管形似，却不“神似”。西方国家反垄断法的主要任务，是对人为的扭曲市场机制行为的矫正，使其恢复到自由竞争的状态；而在中国，现阶段反垄断法的主要任务还承载着培育和完善市场机制，使其充分发挥应有作用。特定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中国的反垄断法肩负的责任不仅仅是维护竞争，它还必须“创造”竞争--反垄断法本身必须成为限制公权力侵蚀市场机制、扩展竞争机制作用发挥的利器。

管制行业和依法独占行业适法问题

目前，实施监管的行业(银行、电力、电信等)和依法(或依政策)成立的、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具有独占地位的行业(石油、烟草)“垄断”了中国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自然也成为反垄断法关注的对象，反垄断法与这些行业的关系也成为法律制定过程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

在反垄断法制定过程中，行业监管部门和独占企业表达了其严重忧虑，要求豁免适用反垄断法。对此，反垄断法数易其稿，最终对管辖权限采取了折衷的态度，一方面肯定了其独占地位及专营专卖的权力，另一方面又对其经营活动作出了一定的限制。但是，对管制产业和独占企业的反垄断法适用问题及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的关系问题，反垄断法并未做出明确规定，将其留待在今后实践中加以解决和完善。这足以说明各方力量博弈之激烈。

对此问题需要澄清两方面的误区：一方面，有人认为行业管制(regulation)与反垄断法的适用是非此即彼、“势不两立”的；如果政府已经对某行业实行监管，则意味着豁免适用反垄断法。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反垄断法针对的就是具有独占地位的大企业，反垄断法的实施意味着对这些企业的限制甚至分拆。

实际上，管制并不意味着对反垄断的完全排除，在放松管制(deregulation)成为全球的一种趋势的情况下，各国逐渐形成一个共识是，在实现管制的目的前提下应最大限度的适用反垄断法，把对竞争损害的降低到最小程度。比如，如果设置行业准入和事后监督两种方式都能够实现监管目标，那么应当采取事后监督的方式，尽可能的减少对竞争的损害。对于在法律或事实上占有独占地位的企业，反垄断法实际上并不挑战其依据特别法(或政策)而享有的独占地位及其派生的对市场准入的限制、对商品或服务价格的制定等行为，但独占企业的经营活动不得违反反垄断法，特别是不得违反有关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定。

这种最大限度适用反垄断法的共识在中国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肯定。尽管目前出台的反垄断法对管制行业和依法独占行业的回避态度让人对此心存疑虑，但在立法进程中各方代表角力之激烈，已经足以说明在这样一个市场经济基础薄弱、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粗陋的国度，对竞争环境的渴求、对消费者利益的尊重的理念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入立法者的思维，和我们惯常所见到的赤裸裸的保护、密不透风的管制相比，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毕竟，对市场经济的推崇，对市场规律的遵循这一趋势是无法改变的，所谓'哀莫大于心死'，和不令人满意的结果相比，充分博弈的立法过程没有理由不让我们对这部法律的未来充满信心和期待。

竞争文化的缺失与培育

和立法者们对竞争观念的理解相比，中国市场环境中竞争文化的缺失显得让人忧心忡忡。

所谓竞争文化，可以理解为全社会形成的维护竞争机制、尊重竞争规则的一种共识和氛围。竞争文化的培育和形成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消费者的观念、企业的行为到政府的职能定位，从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传播、商事交易规则的理解运用到经济法律的颁布实施，都在潜移默化地作用于竞争文化的形成。

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经营者之间公开进行价格协调和串通如同偷盗一样，是极为'原始'和恶劣的违法行为，在美国，行为人有可能被处以监禁。而在中国，不仅很多经营者对此毫无认识，甚至行业协会都参与引导组织，堂而皇之地进行价格协调与串通，这恐怕就不仅仅是个别企业法制观念薄弱的问题，而正是市场环境中企业竞争文化缺失最突出的表现。此外，一些政府对竞争观念的无知，在发展经济的思维上不成熟，喜欢站到市场经济的最前沿，满怀好意地指挥企业定价，这种行为也是让人啼笑皆非的。

毫无疑问，反垄断法的颁行是竞争文化培育和建设最为关键的一步。反垄断法的实施过程，对政府、企业乃至消费者而言也将是竞争文化逐步培育和发展的过程。通过反垄断法的实施，增强企业对市场竞争规则的认知能力、增强消费者对竞争文化的认同，增强政府对市场经济规律的理解，这些都将有力地推动中国市场环境中竞争文化的培育和形成。而这种竞争文化的形成，竞争意识的培养，也必将推动这部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出台的、并不完善的竞争法律得到有效的施行并不断发展进步，这些都是我们所期望看到的，我们也相信它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得以实现。

总之，中国反垄断法有其明显的阶段性、局限性，但我们绝不能否认，这部法律的颁布体现了市场经济建设的巨大进步。对此有清楚的认识和把握，是中国反垄断法不断完善、竞争文化逐步形成的前提。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反垄断法必将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与中国市场经济共同成长。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反垄断立法工作组专家成员

第四篇：黄勇：对城市公共交通的调查与思考

对长沙市城市公共交通的调查与思考

长沙分校本部2009年秋季开放教育专科行政管理专业黄勇

指导教师刘国锋

一、调查背景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城市建设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公共交通又是城市建设的重中之重，是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基础设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社会公益事业。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是提高交通资源利用效率，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改善城市人居环境的有效措施，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为满足市民出行需求，提高城市交通效率，中共长沙市委、市政府进行了积极努力，出台相关法规，加大对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根据经营城市的理念实行公交市场化改革，我市公交营运能力显著增强，公共交通呈现出新面貌。然而，随着我市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交通运输工具的急剧增加，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严重，各种矛盾也于公交市场化后日益凸现，我市城市公共交通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已不相适应。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滞后必将成为制约我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瓶颈，直接影响着我市文明城市形象的提升和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

为此，笔者响应湖南电大“十万学子三湘行”社会实践要求，利用自身工作便利之际（笔者为长沙市公共事业管理局公交处工作人员），在长沙电大校长张国斌教授指导，围绕我市公共交通发展情况展开调研，走访了市公用事业局、市交通局、市交警支队等相关职能部门和湖南龙骧巴士公司等从事公交运营服务的企业，对目前我市公共交通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二、我市公共交通现状

目前，长沙市共有湖南巴士股份有限公司、湖南龙骧巴士有限责任公司、长沙市三叶联营公共汽车公司、凯程巴士有限公司等9家从事公交运营服务的公司，拥有营运线路120条，线路总长度2145.1公里，营运车辆3904标台。万人拥有公共汽车15.87标台，其中使用清洁环保型公交汽车仅247台（天然气动力车228台、达到国3标准的车辆19台），日客运量254.55万人次，公交出行分担率为34.17％左右，公交从业人员9683人。

全市拥有公交停车场25个，停车面积165810㎡；设置公交中途停靠站1953个，其中港湾式停靠站94个，占市区公交停车站的4.81％；在金星路、万家丽路、湘府路、芙蓉南路、岳麓大道等11条道路设置公交专用车道67.1公里。

三、我市公共交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剖析

（一）现行公共交通管理体制制约着公共交通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公共交通市场化后，其公益性几乎消失殆尽，公交发展举步维艰，其表现为：

1、公共交通管理体制不顺，宏观调控乏力。目前，我市市区的城市公共客运管理职能

在市公用事业局，乡镇客运和长途客运管理职能在市交通局，各县（市）的城市公共客运管理职能则分别在城管局或建设局，未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大交通格局。多重领导的管理体制致使公交协调渠道不畅，宏观调控能力不强。2006年起，由于中巴车在城区违规运营且与市区37条公交线路同线等问题，公交客运和农村客运矛盾、冲突时有发生。

2、公交市场化经营带来系列问题，各种矛盾凸现。公共交通走向市场化曾是前几年全国各大城市的潮流，长沙市公交行业也于2004年开始走向市场化。此后，原长沙公共交通总公司改制，长沙公交企业由一家演变为9家，公交线路也由公交总公司改制前的70多条增至120条。9家企业中除由原公交总公司改制而来的湖南巴士、湖南龙骧巴士两家骨干企业外，其余七家民营公司或由原经营中巴的公司转体，或由从未涉足公交的企业新组建，经营线路最多的是8条，最少的是3条，这些小公交企业普遍存在抗经营风险能力差、履行社会义务能力弱、经营管理不规范等问题。

公交市场化曾给公交行业发展带来一定活力，但其后逐步形成的恶性竞争所带来的系列问题开始暴露，且日趋严重。公交市场化经营必然导致公交企业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公交的公益属性又注定公交行业更应该关注社会效益而非经济效益。因此，公交行业的特殊性、市场资源的有限性与资源配置合理性的矛盾、公益性和趋利性的矛盾、市场运力大于运量的矛盾日益突出；多家经营，无序竞争，导致公交运行中“冷线过冷，热线过热”的矛盾突出，中心区线路重叠严重，交通压力增大，而郊区线路服务则不到位，郊区居民出行不便利；一些小公交企业片面追求经济效益，采取非正常手段调整线路，与发挥公交主导作用的骨干公交企业的矛盾逐步显现；而骨干公交企业由于承担了所有亏损线路、社会公益线路而亏损严重，举步维艰，几乎已到难以为继的境地。公交走向市场化后，各种矛盾的汇集、交错，使得长沙公交行业平静的表象下暗流汹涌，一触即发，公交突发事件时有发生。2011年3月，由于不满修路影响收入，长沙嘉年华巴士804路车主集体停运，长沙市公用事业局不得不从龙骧巴士公司紧急调车顶替才解燃眉之急；4月，由于车主与公司之间的承包矛盾，长沙众旺巴士905线路几十台公交车一夜之间全部“蒸发”，龙骧巴士公司自行调动本企业车辆才保障了正常营运。

（二）公交优先战略未在真正意义上得以认真实施

公交优先往往被理解为城市交通规划和交通管理中的公交专用车道，而实际上，广义的公交优先应该包括政策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装备改善、交通管理等多方面的优先，是一项系统工程。虽说长沙市公交优先的口号喊了很多年，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公交优先战略尚未真正付诸实施。

1、政策滞后。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实行公交优先战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5』46号），建设部等四部委出台了《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若干经济政策的意见》（城建『2006』288号）。湖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实施意见的通知》（湘政办发『2007』72号），全国有17个省会城市都出台了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政策性文件，我市却至今尚未正式出台发展城市公交优先的法规政策性文件。而2003年编制的《2002——2020年长沙市公共交通规划》已落后于

长沙市城市发展的步伐，急需调整、修订。政策支持的滞后，使我市在实施公交优先发展战略上缺乏法制保障，影响着我市公共交通基础性资源配置和可持续发展。

2、公共交通建设资金投入严重不足。我市财政对公共交通行业的补贴每年不足500万元，站场开发建设费用每年投入仅1000万元，财政投入远远不能满足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需要。同时，促进公共交通发展的税费扶持相对缺乏，公交企业目前要承担14项税费，税费负担过重；未建立完善的对公交企业的公益性财政补偿机制，公交企业每年要承担70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乘车和军人、残疾人、中小学生优惠乘车费用约2418万元，而政府每年只补贴210万元，市财政每年建立老年人乘公交车意外伤害赔偿专项资金100万元，但实际支出每年已高达400万元左右，公交企业社会公益性负担沉重。财政投入的短缺，导致站场等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也使得我市公交行业基本处于亏损状态。而公交行业效益不佳又直接带来了驾驶员严重流失、服务质量下降、拒载持免费乘车证的老年人等系列问题，公交企业服务能力和水平与市民要求差距不断扩大。据统计，2005—2007年城市公共交通投资占三年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仅为21％，只达到畅通工程建设二等标准的要求。

3、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发展不相适应。根据国家有关公共交通综合用地标准，我市公交行业目前需要近70万平方米的综合用地，但我市仅有停车场地16.58万多平方米，且现有停车场面积狭窄、使用年限长、设施落后，根本不能满足停车、车辆保养等需要，致使三分之一的公交车辆只能露宿街头，影响公交车辆的及时维修和正常保养，给公交车的安全营运带来隐患；公交专用洗车场仅5个，大部分车辆只能当街人工洗车，影响市容环境；公共交通设施与城市道路发展不配套，未做到首末站停车场地、公交调度用房、洗车场所、出租车综合服务站等公共客运配套设施与小区开发、园区建设同步规划、建设，以至道路修好了，小区建成了，公交车却无法延伸；城市规划和道路建设中未考虑建设BRT快速公交系统，公交车专用道只占主干道总长度的26.7％，且大部分不在中心城区，公交车的优先车道和左转或右转专用车道也未设置，公共交通“路权优先”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来，通行信号系统也未体现公交优先。

（三）未形成科学合理、各类客运系统协调发展的公共交通格局

1、线网布设不合理。《2002—2020年长沙市公共交通规划》科学规划了22条近期线路，但目前在实施上大部分未完全到位。由于我市城市部局不合理、城市建设过程中对公共交通设施配套考虑不足、对公交行业政策性亏损补贴缺失等原因，使得线路分布不均衡，运力分布不合理，城市中心区线路过于密集，公交车争抢乘客现象严重，而一些非城市集中区则线路少、车少，乘车难；线路设置不合理，热线上布线过多，线路重复率高，引起交通混乱；部分线路非直线系数过大，线路过长，难以提高行车速度、缩短行车时间。

2、部分站场、站点设置不合理。停车站场点布局和分布超过区域容量限制，大量公交车只能占用宝贵而狭小的道路停车，致使交通集散点出现拥堵现象，如多条线路起讫站集中设置的东塘、荣湾镇、火车站等交通集散点均存在交通阻塞问题。公交车辆和社会车辆的分流措施不到位，很多四车道的道路两边都设有停车位，部分酒店商家门口也私自占道停车，公交中途站停车区域常被社会车辆占用，导致公交车无法正常进站；有的公交站设置在距离

路口不足50米处，或设置在立交桥匝道旁和车流复杂地段，公交车辆进站时，常常占道停车。2006年，市公安局曾组织大量人力物力对全市9家公司当时的98条线路1400多个公交停靠站点的情况进行分析和评估，评估的结果只有60多分，属于差等水平，且现公共交通港湾式停靠站设置率仅为23.10％，只达到畅通工程三等管理标准。

3、难以满足市民安全、方便、快捷的出行需求。目前，由于我市公交驾驶员缺口大，大部分公交线路收班时间为23：00之前，有15条线路公交车收班时间为23：00之后，仅312路实现了24小时运营，在夜生活丰富的今天，已不能满足市民的需求。由于客流高峰时段道路交通拥堵严重，经常造成公交车辆班次时疏时密的现象。部分投入营运的车辆车况不佳，抛锚事件时有发生，并带来安全隐患。据交警部门统计，目前，长沙市民出行选择公共交通方式的不足25％，15％以上选择私人驾车，10.5％选择摩托车、电动车出行，私家车、摩托车、电动车的大量使用加大了道路负荷，降低了路网的通行效能。

4、未形成一体化现代公交体系。我市城市公共交通对农村的辐射还未达到需求，客运站场与公交站场还未完全实现“无缝化”衔接，城乡公共交通统筹发展格局尚未形成。仅依靠公共汽车、出租车将愈来愈无法满足市民的出行需求，必须加快地铁、轻轨建设步伐，建立公共汽车、地铁、城市轻轨相衔接的现代化城市必备的完整的公共交通体系，以免影响我市现代化的进程。

四、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事业，构建我市和谐交通环境的建议

（一）理顺体制，明确定位，形成统一的管理格局

1、理顺体制，加强领导。理顺公共交通管理体制，通过建立公共交通协商制度和部门联动机制加强对公共交通行业的领导，整合公共交通和公共客运相关的职能，建立起适应长沙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城乡统筹发展的大交通管理体制。

2、明确公交定位，推进公交行业改革，使公交重回公益发展模式轨道。长沙市公交走向市场化后的实践证明，公共交通是公益性行业，可以引入竞争，但不能完全市场化，否则资本逐利性就会削弱公交行业本身应该体现的社会效益，带来系列难以调和的行业矛盾和管理困难问题。目前，我国许多经历过公交民营化的大、中城市已清退民营资本，公交事业重新回归国有公用事业旗下，如北京、重庆、南京等；许多城市积极推进城市公共交通行业改革，进行公交行业整合，如拥有400多条公交线路的14家广州公交企业于去年整合为“三大旗舰企业”，西宁的三家公交企业去年也合而为一，上海经过整合后现有的公交企业也仅3家左右。就目前我市公交行业状况而言，9家公交企业确实过多，整合、重组我市公交企业已势在必行。建议参照全国其他省会城市公交管理新模式，将9家公交企业整合为2—3家，建立具有现代企业制度、股权多元化、符合城市公共交通管理规划、满足市民出行需求的长沙市公共交通集团公司，形成国有主导、多方参与、规模经营、有序竞争的格局。只有这样，才能优化我市公交资源配置，合理调整公交线网结构，实现企业的优势互补和良性发展，消除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社会效益的恶性竞争现象，解决由恶性竞争引发的系列问题，推动我市公共交通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二）切实实施公交优先战略

1、加强政策支持，制定权威的交通发展战略。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尽早出台我市《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实施意见》等地方性政策法规，将“公交优先”发展战略在城市规划、建设、用地、管理等方面都纳入法制化轨道。本着适度超前的原则，修改完善《长沙市公共交通规划》，使其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并将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在长沙市大河西先导区建设中，新区道路与市政设施也应统一规划。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协调，合理规划交通建设、发展框架和功能，提高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

2、加大投入，建立健全公共交通财政补偿机制。城市公共交通属于社会公益性事业，应将其纳入公共财政体系统筹安排，重点扶持。市政府对公交基础设施建设等应给予必要的财政支持，对从事公共汽车等大运量公共交通经营企业应给予财税扶持，免征相关税费。要建立并落实公共财政补偿机制，市财政、审计部门应对公共交通企业的成本和费用进行审计和评价，合理界定和计算公交企业政策性亏损，对因价格限制因素造成的政策性亏损给予政策扶持和价格补贴，对因承担社会福利而减少的收入或因完成政府指令性任务而增加的支出给予经济补偿；对因“冷、热线”而引起的收入不均要出台相应调剂政策和措施，重点补贴扶持“冷线”的发展，提高公交的覆盖率，使公共交通步入健康的发展轨道。

3、加快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建议市政府按照“统一规划，统一管理，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方式，组织规划、建设、公安、土地、市政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加大城市公共交通站场等公交基础设施和公交车专用道的建设力度。一是加强公共交通站场的建设。要将公交站场和配套设施纳入城市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规划，将公共交通站场作为新建小区、开发区、大型公共活动场所等工程项目配套建设的一项内容，实行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竣工、同步交付使用。新站场的建设投资应从土地出让金中支出，建设应由专门机构负责落实，确保公共交通基础设施作为国有资产长期为城市公共交通服务。二是加强换乘枢纽中心等公共客运基础设施建设。要统筹规划，建设一批与城市发展规模和出行换乘需求相符的公交枢纽站及与其配套的停车场、港湾式停靠站，实现公交“零距离”换乘，鼓励私家车主在高峰时间或进入拥堵路段时换乘公交车。三是加快建设公共交通专用道路系统。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与公安交警部门配合，根据实际需要，在我市主要交通道路上设置公交专用道或优先道，逐步形成公交专用道或优先道网络。公交专用道或优先道要配置完善的标志、标线等标识系统，做到清晰直观，同时要加强公交专用道的监控，保证公交专用道不受侵占，提高公交车辆的通行速度。

4、加强监管，规范秩序。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我市公共交通市场的监管，对因经济效益而随意调整线路、乱抢客源、拒载甩客和部分企业以包代管等现象从严整治，加大打击力度，规范公共交通市场，使公交秩序持续好转，为城市公共交通营造安全、高效、公正的运营环境。

（三）建立科学合理、各类客运系统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公交体系

1、优化公交线网。按照修编后的《长沙市公共交通规划》，调整和优化我市公交线网布局，扩大公共交通服务范围和领域，逐步构建“线路功能明确，等级结构优化，与城市进程和道路建设相适应”的公交线网体系。公交线路布设应尽量避免信号交叉口左转，以便设置

公交专用道、公共交通优先信号等，提高公交的整体运行效率；对过长的线路、热线上的重复线路、非直线系数偏大的线路进行调整或重设，以充分发挥线路资源效益的最大化。

2、优化公交站点。要本着既方便市民出行，又不浪费公共资源、不妨碍城市道路畅通的原则，合理调整公交站点布局。调整、撤消一些布点过密又影响交通畅通的站点，改建港湾式公交停车站点，使公交站点布设更为科学合理，从而减少由站点布设不合理引发的道路拥堵现象，提高公共交通的运行效率。

3、提高服务质量，满足市民需求。“公交优先”实质上就是人民大众优先，我市公交行业应切实加强行业建设，努力提高公交服务水平和质量。建议根据我市实际情况，增设24小时营运的公交车，以满足市民夜间出行的需求；更为科学地安排发车频率，合理制定抵达站点时间；更新车况达不到营运要求的车辆，为市民提供安全、方便、舒适、快捷、经济的乘车条件，让公交成为市民出行首选的交通工具。

4、完善公共交通，形成现代化公共交通大格局。要逐步实现客运站场与公交站场“无缝化”衔接，方便农村客运与城市公共交通的接驳换乘，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大交通格局。要加大对建设地铁、轻轨和快速公交线路的投入，加快建设快速公交系统（BRT系统），有序发展城市轨道交通，逐步建成以轨道交通和快速公交线路为主干，以常规交通为辅助，以出租车为补充的公共交通新格局，形成城市轨道系统、地面公交系统、出租车交通协调发展的公共交通良好态势，建立与我市人口、环境、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城市公共交通体系。

第五篇：关于举办高职本科教育的思考——给刘桔司长的汇报(湖南对外经济贸易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黄建中和院长屈孝初)

关于举办高职本科教育的思考

——给刘桔司长的汇报

编者按：湖南对外经济贸易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黄建中和院长屈孝初调研和探讨了“中国举办高职本科教育的必要性、高职本科教育的主要特征、举办高职本科教育的主体”三个方面问题。并于2011年3月份致函教育部刘桔司长，现将研究内容摘选如下。

一、中国举办高职本科教育的必要性

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将高职教育定位在大专层次,这是符合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的提高，仅有大专层次的高职教育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多样化需要，也不利于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展和结构的调整。因此，在继续加强大专层次高职教育的同时,逐步提高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规格，发展本科层次的高职教育是必要的，具体来说,有如下几点原因：

（一）教育类型有需要

2006年，教育部教高（2006）16号文件明确指出“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类型，肩负着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的使命，在我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为高等教育的不同类型，普通高等教育拥有完整的专科、本科、研究生层次，那么高职教育也应具备专科、本科、研究生层次，这是不断优化我国高等教育结构的必然要求。

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新版“国际教育标准分类”（图1），其中将高等教育的本科和专科同归于第5层次，且按其不同的课程计划明确地在类型上划分为A、B两类，ISCED5B与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从层次、类型到课程特征上看都是一致的。这样，“高等职业教育”(5B)作为第三级教育中“职业定向”的一种特定类型，与“普通高等教育”(5A)相对，便有了分类标准上的依据。在学制上也应同“普通高等教育”一样包括本、专科两个层次在内，而不应仅仅局限于单一的专科层次。

（二）国际比较有借鉴

发达国家和地区高职教育的发展历史证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层次会逐步提高。

——德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设置兼具普通大学和高等专科学校特色的综合性大学,以培养本科层次的应用型人才。

——美国的高职学历教育分两个层次，一个是2年学制，可得副学士学位，主要由社区学院（初级学院）和技术学院承担；一个为4年学制，可获得学士学位，由工业大学中的技术学院承担。

——法国的高职有专科、本科、研究生三个层次。专科层次的高职人才，主要由附属于大学的大学技术学院培养；本科层次的高职人才主要由以工程师学校、高等商业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和其他高等专门学校为主体的大学校培养。

在日本、英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高职教育发展也经历了类似的学历层次逐步提高的过程。

我国的台湾地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将许多专科学校改制为技术学院,自80年代后期开始,还把部分技术学院升格为科技大学,招收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使技职教育体系涵盖中等技职教育、高等专科教育、高等技术学院及科技大学的本科、研究生教育三个层次和高级职业学校、专科学校、技术学院及科技大学四类学校，从而形成了从中专、大专、本科直至研究生层次的完整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

（三）人才市场有需求 随着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生产力水平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体现为第三产业持续上升、第一产业逐渐下降以及第二产业缓慢增长的特征。我国目前在研究型和技术技能应用型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才培养上，进展并不平衡：普通高等教育以其相对厚实的条件，在对研究型人才的培养上占有优势；高等职业教育在对技术技能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上，一直处于层次低、条件差、困难多、发展慢的境地。这种在技术技能应用型人才培养上的短腿现象，加剧了社会需求中人才结构的不合理性，导致了人才“结构性短缺”与“结构性过剩”并存现象的出现。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大量需要的，在生产、管理、服务第一线工作的技术应用型人才严重短缺，另一方面，普通本专科院校培养的“设计型”“工程师型”人才过剩，就业困难，造成人才培养的浪费。

作为一种与社会经济发展结合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高职教育归根到底要满足市场对高素质技术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具体而言，就是满足具体职业岗位或岗位群对从业者的需求。职业岗位在技术水平上的分化，一方面是岗位技术幅度的加大，另一方面是岗位技术层次的高延；职业岗位的复合也经常会导致岗位技术成分的提升和劳动内涵的丰富，这一切必定会促进职业岗位教育层次的高延，从而要求高等职业教育在办学层次高移。

（四）高职现状有基础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经过了近三十年的不断努力，目前已进入了由以规模扩张为主的外延式发展向以全面提高质量的内涵式发展转变的时期，尤其是2006年教育部、财政部开始启动100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以来，全国确立了近300家国家级、省级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单位，他们在办学实力、教学质量、管理水平、办学效益和辐射能力等方面有较大的提高，特别是在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设专兼结合专业教学团队、提高社会服务能力和创建办学特色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为高职本科的举办准备了良好的基础。

与此同时，我国在举办本科层次高职教育方面已做了初步尝试。华东理工大学于2000年10月举办两个本科高职专业和两个本科高职专业方向：经济信息管理与计算机应用、物业管理、经贸外语。使高职学院在结构上呈立体交叉的形态，高职大专层次的学生，以后可直接考取本科层次的高职，也可通过专升本考试升入相关专业的高职本科层次。清华大学也于2000年4月成立我国第一个以培养“第二学位”为主的高层次职业技术学院——清华大学应用技术学院，着力培养本科层次第二学士学位的现代职业人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于2001年开始试办本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当年开设了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楼宇设备与智能化3个四年制试点专业。以上这些都是对我国举办本科层次高职教育的新探索。这种将目标明确定位为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的教育形式的出现，能增强高职的凝聚力和吸引力，缓解当前“专升本”热潮对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冲击，并在多层次高职教育体系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二、中国高职本科教育的主要特征

《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和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指明了方向。本科层次的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层次相当于普通本科教育,在人才培养特性上应具有职业技术教育的主要特征，即“能力本位”的高职本科教育；其培养目标是具有较强技术理论基础、实践技能和应用能力并服务于生产、管理第一线的应用型人才。就各种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来说,如果我国普通高等工程教育是以工程师为培养目标,大专层次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是生产一线的工程技术人员,那么本科层次高职教育培养的则是技术基础理论和实践操作技能兼备的技术工程师。

（一）办“能力本位”的高职本科教育

能力本位教育是强调以能力作为教学基础，以职业岗位能力作为教学目标设置课程，组织教学内容，并对照能力要求进行过程与终结考核而形成的教育体系。办“能力本位”的高职本科教育与一般本科教育的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以能力为中心构建课程体系，后者是以学科为中心构建课程体系。主要体现在：

一是以突出应用能力培养为主线,构建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结构； 二是课程体系突出应用性、针对性和专业课程的模块化； 三是强化实践性教学环节和职业技能训练； 四是采用产学研结合类型的开放式教学模式。

因此，其教学改革的主要方向是打破普通本科的“学科本位”,拓宽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突出应用能力培养的教学体系、课程结构和教学方法体系。如同济大学的电子信息工程本科高职专业采取的“3+1”模式比较典型。该专业学生在校四年学习期间有一年时间接受实践训练并取得国家与权威IT能力考核认证；在教学过程同时，校内实训中心安排有大量的实验与实习训练，以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技能。

（二）培养“能工巧匠”型的高职本科毕业生

所谓“能工巧匠”指那些既有一定理论水平又有丰富实践经验，在现场生产工艺、机电维修、模具制造等现代加工设备还无法解决和保证的领域中，能做到手到病除的优秀技能型人才。目前我国钟表、模具、家具、服装、制鞋、玩具、家电等行业产量在全世界都占有较大份额，但一直缺乏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精品，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生产一线、“能工巧匠”型的高技能人才。据国家劳动部门统计，在我国7000多万技术工人中，高技能人才仅占4％，远低于发达国家35％的水平。高技能人才短缺已成为“严重影响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瓶颈。

无论是高职本科层次还是专科层次，其共性都强调学生的实践技能培养，强调毕业生零距离上岗，是大学水平的能工巧匠。但在在人才培养的目标、特征上有显著的差别,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知识结构。高职专科层次主要培养从事生产运行中“一线”的技术运用（或者高智力技能）及技术管理工作。根据职业岗位要求,以“必需、够用”为原则构建基础理论,重在掌握实用技术并熟悉相关规范。高职本科则主要培养技术密集产业的高技术应用型人才,并担负培养生产第一线需要的管理者、组织者和中职学校的师资等任务。其毕业生要求是职业素质更好,理论基础更厚,技术水平更高,应用能力更强,适应岗位更多,职业潜力更大。

二是能力特征。高职专科层次主要掌握技能性的实践能力,重在常规操作,即运用成熟技术,按既定规范操作,强调熟练性、规范性。本科则重视系统的专业思维训练,培养技术性的实践能力,重在非常规操作。对高职专科学生要求知道如何做,对高职本科学生则还应要求为何这样做。

因此，高职本科所培育的人才不但要懂得某一专业的基础理论与基本知识,更重要的是具有某一岗位群所需要的生产操作和组织能力,能够将研究人员的设计意图或工艺思想应用到具体技术技能操作的实际中去,并能在生产现场进行技术指导和组织管理,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技术应用不只是继承性应用,而且是创造性应用,更多的是通过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创造性地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样才能有效缓解经济社会发展对“能工巧匠”的特殊需求。

三、举办高职本科教育的主体

1．由办学特色鲜明、行业背景厚重的高职学院举办高职本科教育试点班 办学特色鲜明、行业背景厚重的高职学院多数具有深厚的行业背景和特殊的发展历史,与行业之间具有与生俱来的联系,与相关行业具有密切互动的传统及优势。深厚的行业背景以及血脉相连的关系是学校可以继续获得行业大力支持的重要因素；学院多年来培养了大批毕业生活跃在原行业领域,成为行业领域的管理中坚和技术骨干,可以为院校发展提供诸多便利；学院的科研大多贴近行业企业的生产一线问题,是行业科技进步的重要技术支撑；教师都熟悉行业的生产实际和操作流程,具有较强的实践经验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些教师在行业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些条件有助于校企间开展产学合作和工学结合；同时专业结构比较集中,经过几十年的重点建设与发展,积累了雄厚的基础,逐渐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专业或专业群,成为学校的品牌,已经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以上因素使学院在专业建设、学生实习就业等方面拥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因此，可由办学特色鲜明、行业背景厚重的高职学院举办高职本科教育试点班。

2．由部分示范性高职专科升格为高职本科

在全国近300家国家级、省级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单位中，可选择一些具备良好的办学条件和办学基础、办学效益比较突出、积累了较多的办学经验，已通过示范建设验收、可以真正起到示范作用的优秀学院。给予它们优惠措施，允许它们办更高层次的高等职业本科教育，从而在我国逐步建立从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完整的高职教育体系。这样，不仅满足高等职业教育类型自身完善的客观需要，而且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3．由办学条件好的优秀独立学院举办高职本科教育

独立学院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利用公办高校教育资源品牌，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并采取民办机制运作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独立学院的优势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兼具了公办高校和民办高校两种体制优点的体制优势。既克服了公办普通高校负担重、机制不灵活等的弊端，又避免了一般民办高校资源配置层次低、缺乏学科发展基础的不足。第二，母体学校的办学品牌优势。由于独立学院都有一个母体学校，母体学校必须“对独立学院的教学和管理负责，并保证办学质量”，使得社会和百姓出于对母体高校的信任而信任它下属的独立学院。相比之下，纯粹的民办高校或新办本科高校就无此优势。第三，后发优势。独立学院的办学历史短，没有老旧专业，没有人员包袱，因此改革成本低、阻力小，便于开展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等方面的探索。在“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因此，可选择办学条件好的优秀独立学院举办高职本科教育。这些学校的名称可以不改，但办学思路和培养方案等必须向职业教育转变。在招生的时候就明确是高等职业教育，这样可以让考生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降低其职业期望。

4．引导地方本科院校举办高职本科教育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由地方办学,对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比较了解,对地方人才市场需求变化状况及人才培养规格的具体要求比较熟悉,因此,在进行专业设置和优化、教育和教学改革等方面反应快捷、灵敏、到位。地方普通本科院校举办高职本科教育,不仅可以贴近并依托地方社会经济建设发展的实际需要设置专业,直接为地方社会经济建设发展服务,而且可以为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和地方社会经济架设更为紧密而又畅通的纽带和桥梁。同时,地方普通本科院校拥有比较长的办学历史,积淀了大量的有形和无形的教育资源,形成了比较齐全的学科门类,配置了比较先进的实验设备,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课程体系和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拥有较强的师资力量和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这些优势将为地方普通本科院校举办高职本科教育并保证教学质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地方本科院校可以分流出一部分改制为高职本科。

以上是我们的粗浅之见，由于水平有限，定有许多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