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陶器上的刻画符号是不是原始汉字（5篇）

第一篇：古陶器上的刻画符号是不是原始汉字

古陶器上的刻画符号是不是原始汉字 主要内容：关于汉字的起源，一直都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古今众多学者对此各有不同的看法。但最近几十年由于中国考古界的发现，有不少学者提出，古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很有可能是原始汉字。这种说法究竟是不是正确的呢？本文将围绕此观点展开讨论。关键字：汉字的起源 刻画符号 文字的使用，是人类文明一大进步。汉字以象形文字为特征而在人类语林中独树一帜，它在文字、语言上的优点，也正在为使用表音文字的人们所认识和接受。汉字起源于何时，又是谁创造的，至今并没有一致的说法。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历代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 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则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所以很多学者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偏向于认为，殷墟甲骨文，又称“卜辞”，是世界四大古文字之一，是中国汉字的起源。而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安阳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下文我们将根据不同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的刻画符号来具体分析。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贾湖遗址，被确认为中国二十一世纪一百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其考古成果在世界具有非常大的震憾力。并被镌刻在北京“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显要位置，垂青史册。经专家鉴定，贾湖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第一个具有确定时期记载的文化遗存”，是“人类从愚昧迈向文明的第一道门槛”。作为8000多年前人类文明文化的象征，贾湖文化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贾湖遗址出土的遗物中，发现了１６例刻画而成的符号。这些符号分别刻于１４件龟甲、骨器、石器和陶器上。其中龟甲符号９例，骨器符号２例，石器符号２例，陶器符号３例。有些从其形状看，具有多笔组成的结构，专家认为这应承载契刻者的一定意图。如刻于龟下腹甲右侧的近似甲骨文的“目”字、刻于残腹甲上的“曰”字等。关于这些符号的性质，发掘者认为具有原始的性质，与商代甲骨文有某种联系，而且很有可能是汉字的滥觞。对此，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７日，英国广播公司（ＢＢＣ）中文网站就发表了一则惊人消息：“在中国河南贾湖发现的乌龟壳上的符号，很可能是迄今为止人类所知最早的文字。”对于英国广播公司（ＢＢＣ）中文网站发布的消息，贾湖遗址考古发掘的主持者张居中反应很谨慎：“ 文字的发展要经历记事符号、图形记事、语段文字三个阶段，最后才进入成熟语词文字阶段，贾湖刻符也许是处于第三阶段（语段文字）。”其实，早在多年前发现贾湖遗址龟甲上的契刻符号后，张居中就和时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的郝本性等人前往北京求证。求证的结 2 果并不乐观。有些专家认定贾湖遗址出土的契刻符号就是文字，而不少专家却认为“这些符号肯定是当时的人们有意识刻画的，但不能确证为文字”。因为一种成熟的文字应该具备固定的形、音、义，同时还要上下成文。专家们对贾湖甲骨刻符的形、义都进行了考证，但现在要去准确判断这些８０００年前的符号的读音却根本不可能，而且这些符号大多是单独刻画，也就不可能有上下文。这使得贾湖刻符的文字性质未能得到专家们的一致认可。贾湖遗址发现的刻画符号与殷墟甲骨文相比较，两者在年代上相距四五千年，但并非没有一点可联系之处，如甲骨文是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而贾湖遗址也有刻在龟甲和骨器上的。贾湖的刻画符号与甲骨文相比，有些地方也确实有相近之处，只不过甲骨文是作为一种相当完备的文字而存在的，而贾湖刻画符号还有待进一步考证。而由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教授牵头，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古文字研究组的名义和美国 Brookhaven国家实验室G.Harbottle教授合作撰写的论文《最早的笔迹？中国河南贾湖遗址公 元 前 七 千 纪 的 符 号 使 用 》（The earliest writing ？ Signuse in the seventh millennium BC at Jiahu，Henan Province，China），发表在的国际考古、文物界权威刊物《Antiquity》（古代）上。令人意外的是，《Nature》（自然）和《Science》（科学）两家著名刊物竟对此文迅速作出评论，并引起国际学术界与有关媒体的浓厚兴趣和积极反响。从国际学术界的反映可以看出，国际主流学者未能接受论文的主要观点，他们对距今八九千年的贾湖遗址的刻划符号难以理解，认为文字规范化持续发展的时间，不应长达5000年。不过，论文支持者也不乏其人，其中，Harbottle教授的一位朋友指出，贾湖遗址龟壳上有一符号，犹如右手持着叉形器的人。贾湖遗址出土有18个类似的叉形器，考古学家虽不能明确其具体用途，但推断它确为原始宗教或祭祀用具无疑。有趣的是，除去右手的叉形器，上述符号的剩余部分与甲骨文中某些表述人的符号十分相近，由此可见，这一符号应表示着与原始宗教或祭祀相关的特定含义。倘若如此，它应该就是文字，而且是一个会意文字，当然，这也只是一种假设。根据中国考古界发现，大约在距今六千年的半坡遗址等仰韶文化遗址的陶器外壁上的刻划符号，共达五十多种。它们整齐规划，并具有一定规律性，不少专家认为那是具有汉字性质的符号，更有许多学者认为，这些刻画符号至少具备简单文字的特征。此类相似的刻画符号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7处。据统计，1954年首先在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口沿上，发现113共约32种刻画符号。其后在陕西宝鸡北首岭、长安五楼、合阳莘村、铜川李家沟、黄陵桥山和临潼姜寨、零口、垣头等仰韶文化遗址中，又曾多次发现，其中以姜寨发现最多，共发现129个约40多种符号，有的与半坡的符号相同，有的不见于其他遗址。上述遗址都是分布在关中地区东西长300公里、南北宽100公里的三万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这些刻符大部分是刻在陶钵的口外缘黑宽带纹和倒三角纹上，并且大部分是在烧之前所刻，每件器物上仅刻一个符号，它们是人们根据需要经过深思熟虑设计的符号。在半坡遗址和姜寨遗址发现的刻符有许多是相同的，如此众多的陶器上都刻着大致相同的符号，绝不是偶然，对此有不少学者推测，它们一定代表着某种意义。难道这些符号会是文字的雏形吗？ 而且，其中有的符号开始规范化，王志俊在他《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画符号综述》，一文中就认为“一些符号肯定是数字，如Ⅰ、Ⅱ、Ⅲ等，并为后世继承和采用。这说明居住在这一地区的远古居民，曾使用过相同的记事符号，这些符号与我国文字的形成，有一定的联系和影响，是汉字的先驱”（王志俊《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画符号综述》，《考古与文物》，1980 年第3期）。一方面，一部分考古学家对这些刻符谨慎地表示“这些符号在一定的范围内得到认可，3 尽管仍是符号，却具备了文字的某些特征”（见徐达立《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刻划初论》，《文物研究》1989 年总第 5 缉）。“这些符号是人们有意识刻划的，代表一定的意义 ……

也很可能是我国古代文字原始形态之一”（《西安半坡》，第 186 页，文物出版社，1963 年）。裘锡圭先生则将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分为几何符号及实物图形二种，他认为半坡遗址出土的刻画符号即是几何符号，一般认为只是记号，尚不足以称为文字。但是对于我们下文即将讨论的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刻画符号，他认为则有可能与汉字起源有关。同时另一方面，许多古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还是撰文直指其为早期文字，如半坡遗址的陶器刻画符号发表后，郭沫若就曾指出：半坡彩陶上的刻画，其意义至今虽尚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彩陶上的那些刻画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 年第1 期）刘宝才认为： “大量见于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各有一定的含义和相对固定的形状，具备了文字的部分因素，但刻画符号没有读音，还不能算作文字。它的进一步发展才是最初的中国文字。”（《先秦文化散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24 页）台湾学者李孝定还曾用“六书”理论，认定半坡陶器符号里已有象形、会意、假借等方面的字，但尚无形声字（《中国文字的原始流变》）。由此可见，无论如何，对于文字起源于仰韶彩陶文化的说法，还有待考证。在距今约四五千年的大汉口文化遗址晚期和良渚文化遗址的陶器上，发现有更整齐规则的图形刻划。大汶口文化分布在山东、江苏北部及河南东部一带，年代在公元前4300 年一前2500 年之间，其后身是山东龙山文化。陶器符号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发现最早的是1959 年山东宁阳堡头（即大汶口遗址）出土的一件灰陶背壶，上面有毛笔绘写的朱色符号。后来在山东莒县、诸城陆续发现一批灰陶尊，都刻有符号一处或两处，有的还涂填红色。这些符号的位置和结构很像商代青铜器铭文。1977 年，唐兰先生曾把他所见到的几种符号释为“斤”、“戌”等字。到现在为止，这种符号已出现9 种。最近，在安徽蒙城尉迟寺也有发现。除此之外，分布地域和大汶口文化毗连的良渚文化也有类似的符号。良渚文化在江苏南部到浙江北部，年代同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相当。良渚文化个别陶器有成串的刻划符号，同时在不少玉器上也有符号。有符号的玉器有壁、琮、环、臂圈等，符号的刻划位置独特，不同器上花纹混淆。有的符号为了突出，还特别施加框线或填有细线。良渚文化玉器符号已发现 11 种，其中5 种和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相同或近似。这些符号试用古文字学的方法分析，大多能够释读。如良渚出土三件玉璧刻有复合符号，像一鸟立于另一图形符号之上，李学勤便认为鸟所立图形符号是有五峰之山，而鸟立山上，恰成“岛”字，连带认为可能与禹贡所提之岛夷有关。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是两种颇不相同的文化，但互相有着密切的关系。1987 年在江苏新沂花厅发掘了一大批大汶口文化墓葬，其中出土不少良渚文化玉器，这说明两种文化的人民存在着交往。两者符号的相通，很可能标志着这些符号是原始文字。而且。根据考古发现，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中出土的一大批带有记事符号的陶器，有些确实非常接近于文字，特别是大汶口文化陶符等图形被释读为斤、戌、炅、炅山或斧、锛、旦等，因此有些专家就认为中国文字起源于陶器刻符。4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新泽西罗格斯州立大学东亚系的陈光宇在他的《试论汉字起源定点与世界古文字溯源比较》一文中提到说，“良渚、丁公陶文即使不是汉字的前身，它们应该可以作为中国大陆在龙山文化时期已有文字存在的间接证据。”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良渚玉器上的鸟符与埃及的神鹰—宫殿符有着惊人的相似处。据陈光宇的观点来看，埃及、玛雅最早的文字考古证据均是与鸟图形并置的时王名号。埃及的王名在神鹰保护之下，而玛雅—沃美克陶玺上的王名则由鸟嘴中吐出，不由令人联想到诗经“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神话。从埃及与玛雅的考古资料相似例证来看，良渚玉器上的鸟坛符或非偶然。《左传》昭公17 年： “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由此看来，良渚玉器鸟坛符中的不同符号是否可能与王名、族名有关，颇值得思考。因此，根据文献上三代人名多为单音节文字来推断，如果假设良渚鸟坛符中之单符或大汶口陶器上的刻画符号是代表器物主人的识别记号，如个人私名，或氏族名，或氏族共主之名，那么这些单体陶文应该已具表音功能，符合文字是符号结合了语言或语音的定义，应当可以推测已是文字，并且可能与汉字起源有直接关系。另外，大汶口文化陶器、良渚文化陶器上的这些单体刻画符号多由二或三个图符组成，符合汉字造字六书方式中的会意，与殷商甲骨金文可以相连接。例如其中数见的一个刻画符号含日、火（或云气）及山三个形符，另有符号只含日火二个形符。而且，同一符号出现在相距达二百华里的不同遗址，这表示这种刻画符号已经固定，为广大地区的人接受，已具传递一定信息的功能，有相当的社会性与共识基础。因此，更是引起古文字学者的重视。陈光宇就说“汉字起源应该至少可以定点在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时代”。当然，除了以上讨论的几个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外，还有其他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中也有相似的记事符号，如在山东章丘县城子崖发掘的龙山文化陶片、二里头文化陶器上、青海马家窑文化、郑州商代早期文化及河北商代中期文化的陶器上都发现有相似符号。这些符号多半刻在陶钵外口缘的黑宽带纹和黑色倒三角纹上，极少数刻在陶盆外壁和陶钵底部，一般器物上只有一个符号。对于这些不同文化遗址出土陶器上的刻画符号，裘锡圭裘认为是“记号”，郭沫若认为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而于省吾等学者则认为已属文字范畴。唐兰先生在谈到大汶口文化陶文时也说，这“是现行文字的远祖，它们已经有5500 年左右的历史了”。然而，平心而论，现有陶符接近汉字的还不多，而且能释读的更少，而且正如王宇信说： “在甲骨文之前，现已发现的许多新石器时期晚期陶片上的刻划符号虽然说是汉字萌芽，但都是单字且无规律。”因此，汉字起源于刻画符号的结论似乎过早，我们不能单纯地下结论说，汉字的起源便是这些文化遗址中的某一个所出土的陶器上的刻画符号。但是，另一方面，从上文讨论中可得知，这些刻画符号经多数专家学者证明，在很大程度上来确实具备汉字的基本记事表义功能，具有传递一定信息的功能。更何况，文字起源与陶器符号有关的情形，在其他古代文明中也有实例。据有的外国学者研究，古埃及文字的起源可追溯到公元前4000 年一前3000 年的陶器上绘写、浮雕或刻划的符号。这个年代，和中国的陶器符号是差不多的，这一点，就至少为刻画符号是中国汉字的起源这一假设提供了一定的前提。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刻画符号极有可能就是中国汉字的起源，即使假设不成立，这些刻画符号与汉字有极深的渊源关系，甚至是有直接关系，这一点也应该是肯定的，不容置疑的。5 参考书目： 李学勤：《李学勤集—追溯·考据·古文明》，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李学勤：《论新出大汶口陶器符号》，《文物》1987 年第2 期》 王蕴智《汉语汉字论集》河南美术出版社第745 页。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5 字数统计：5669 20009 年4 月12 日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