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吕氏春秋》:毁誉参半的千古奇人奇书
《吕氏春秋》:毁誉参半的千古奇人奇书
《吕氏春秋》之谜:毁誉参半的千古奇人奇书 吕不韦是依靠政治投机起家的,所以历代对他的评价并不高。其实,从其人、其事、其学、其书来看,吕不韦还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物。尤其是他主持编撰的《吕氏春秋》,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朵奇葩。吕不韦在历史上并不为人所看重,对其褒扬的言论很少,大多数人认为他不过是一个投机的商人,靠投机赢得政治上的新生命,从而飞黄腾达;更有甚者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利用女人谋取政治地位的人。对吕不韦评价之所以低,除了他起家的手段不怎么高明,又是以自杀方式结束生命之外,应该说与其所处的时代以及当时特定的一些社会关系和矛盾冲突有相当的关系。吕不韦的得意期是在秦国统一六国前,当时诸侯争霸,连年征战;百家争鸣,各种思想唇枪舌剑,舌辩之士合纵连横,相互间互不服气,为谋取个人和集团利益进行恶毒攻击的场面并不少见。在这样的大氛围下,一个人的政治成绩或者社会地位出现此消彼长就很正常了。由于相互间利益的冲突,要诋毁一个人实在是很简单的事。而吕不韦就是在这么一个年代,先是经商,后在朝廷政事上抛头露面,崭露头角,最后还不甘寂寞,招揽了数千门客、舍人,将诸子百家思想融于一体,汇成《吕氏春秋》,这不可避免地就要得罪一些人。这些人在吕不韦掌控权力时,敢怒而不敢言;一旦吕不韦失势,必然遭众口诋毁,甚至落井下石。历史上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吴起、商鞅当权时,改革也进行得轰轰烈烈,一旦失势,竟死无葬身之地。所以,如吕不韦这样的发迹、结局都充满争议者,是很难得到客观评价的。
1.秦国大功臣吕不韦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中为吕不韦的评价问题说过几句发人深省的话:
吕不韦在中国历史上应该是一位有数的大政治家,但他在生前不幸被迫害而自杀,在他死后又为一些莫须有的事迹所掩盖。他的存在的影子已经十分稀薄,而且呈现着一个相当歪曲了的轮廓。
以吕不韦的政治投机来说,动机虽不高尚,但是,将子楚立为嫡嗣,这对秦王室的内部稳定是有作用的。秦昭襄王是执政已有五十多年的老国王,太子安国君也是有五十多岁的老头子了,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却迟迟没有确立嫡嗣,秦王室的此种状况显然潜伏着极大的不安定因素。吕不韦通过游说华阳夫人,并由她说服安国君,确立子楚为嫡嗣,使秦王去世后王室没有发生其子嗣为王位而争斗导致的内乱。这对当时天下形势需要由秦来完成统一的历史阶段而言,吕不韦显然是功不可没的。吕不韦入秦之初的四年之间,秦国连丧三王,国内政局混乱,叛乱迭起,蝗灾瘟疫不断,外部还有强敌趁机猛烈进攻。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对内忧外患,时任相国的吕不韦充分调动全国物力,顺利渡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时期,平定了各地的叛乱,稳定了国内的政局;又有效地组织人力,击退了外敌的入侵。从公元前249年庄襄王继位,到秦王嬴政十年即公元前238年罢相,吕不韦作为秦相国把持朝政达12年之久,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都颇有建树,为秦国最后实现全国统一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庄襄王死后,13岁的嬴政即位,“王年少,初即位,委国事大臣”。即是说,嬴政刚当秦国国王时,由于年龄小,国家大事委托大臣处理,就是委托相国吕不韦处理。吕不韦当时除任相国外,还有个称号叫“仲父”。“仲父”这个称号从何而来缺乏记载,但嬴政称吕不韦为“仲父”就是当时事实。“仲父”既不是官名,也不是爵名,而是颇具亲情色彩,类似于叔父、伯父这样的称呼。历史上最早被称为“仲父”的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他帮助齐桓公改革,使齐国最早称霸,成为强国。齐桓公非常尊敬、信任管仲,将齐国朝政交给他,尊他为“仲父”。吕不韦被称“仲父”,一则表示他与嬴政的关系不同寻常;二则表示自己也要像管仲一样处理朝政,虽嬴政已是秦王,但请不要干涉。在此期间,吕不韦的政治才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为秦国的发展和强大起了重要作用。吕不韦辅政期间,继续对东方各国用兵,不断削弱各国的力量。秦对东方各国的打击,自秦昭襄王时就开始了。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8年),秦军在白起的率领下一举攻下了楚国的国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并在占领的地区设南郡,迫使楚国将国都迁到陈(今河南淮阳)。秦昭襄王四十七年(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中赵国受到重创,40多万降兵被秦坑杀。秦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吕不韦亲率秦兵灭掉东周,获得其河南、洛阳、穀城、平阴等七邑;秦又从韩国夺得战略位置重要的成■、荥阳,设立了三川郡。吕不韦辅佐嬴政后,继续维持对东方诸国的高压态势。在嬴政即位的当年,秦军全部占领了上党郡,接着又平定晋阳,设立了太原郡。经过连年征战,秦国的国土面积大大增加。秦国东进步伐的加快,引起了各国的恐慌。秦王政六年(公元前241年),楚赵燕魏韩五国联合起来共同进攻秦国,吕不韦在正面迎击的同时使用反间计,破坏联军首领信陵君与魏王的关系,导致信陵君被撤职,联军遂告瓦解,不仅粉碎了他们的进攻,并攻取韩、赵、魏许多土地,设东郡。东郡在今河南濮阳西南一带,已经接近山东了。此时,战争的格局日益明朗,秦的强势使东方各国纷纷设法自保。韩国为了自身利益,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派著名水利专家郑国到秦国,表示愿意帮助秦国修建一条水渠,灌溉关中东部的土地。其实韩国的目的是以修水利工程为名,消耗秦国的人力、物力,达到其阻止或延缓秦国东征六国的目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既然郑国有意帮助秦国修建水利工程,吕不韦就予以支持。然而秦为修渠,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工程却进展缓慢。吕不韦觉察到韩国“疲秦”的阴谋,他派人将郑国抓起来,欲杀之。郑国见阴谋败露,不仅不慌张,反而很镇静地说他开始是作为韩国的奸细来的,的确是为了“疲秦”,但是这条水渠修成后只会对秦国有利,可建万世之功,“疲秦”不过是让韩国再拖延几年寿命而已。办事讲究“利”的吕不韦认为郑国说得有理,不但不杀他,还让他继续指挥将这条水渠修完。此渠完成后,长达150公里,横跨渭北高原,引泾河水灌溉关中低洼盐碱地并使其成为良田,“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在吕不韦居相位期间,秦国取得的土地至少有15个郡以上,占秦统一后全国总郡数的近二分之一。
2.中国文化的大功臣:吕不韦 尽管吕不韦在任相国时期取得的成绩巨大,但同时他也不得不面对两个棘手的问题:一是与渐渐长大的秦王嬴政的关系;二是与过去的情人现在任秦国太后的赵姬的关系。嬴政13岁即秦王位,赵姬此时为庄襄太后,她年纪尚不到30岁,耐不住深宫寂寞,孤枕难眠,她这位“听政”的太后便与“辅政”的相国吕不韦秘密来往。吕不韦经常随意出入宫闱,这对老情人又恢复了两性关系。宫娥彩女大都是太后的心腹,自然守口如瓶,而嬴政还是少年,不知其中隐秘。所以两个人暗地往来,与夫妻相似。嬴政一天天地长大了,太后赵姬却仍然时常宣召吕不韦入宫贪欢。吕不韦一方面因自己已逐渐年老而对“淫不止”的太后有力不从心之感,另一方面也意识到嬴政逐渐长大,迟早会知道此事,“恐觉祸及己”,于是决定抽身。这一决定本是正确的,可是他又错误地向太后推荐了床上功夫极好的嫪毐代替自己,亦为自己不得善终的结局埋下了祸根。当时盛行养士之风,即招引各种人才为己所用。战国时著名的四公子(齐国孟尝君田文、赵国平原君赵胜、楚国春申君黄歇、魏国信陵君魏无忌)各养士三千人。在这些“士”中有各种人才,有的勇猛尚武,有的计谋多端,甚至还有鸡鸣狗盗者,他们替主人办各种事情,甚至帮助主人躲过危难。吕不韦很仰慕四公子养士的做法,认为秦虽然强大,却不养士是件耻辱的事。于是,“亦招致士,厚遇之,致食客三千人”。在吕不韦招揽的士人中,包括了各方面的人才,甚至包括后来在秦朝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李斯。随着嬴政一天天长大,吕不韦迟早要归政秦王。为了将自己的治国理念记载下来,影响秦王今后的施政,吕不韦决定编撰一部书。这部书要涵盖各种学派、各种思想,而主题是为统一服务。吕不韦所养的三千食客多是从东方到达秦国的人,可谓学派荟萃,各路人才济济一堂。《史记·吕不韦列传》说:“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对先秦诸子的思想进行了总结性的批判。《不二》篇中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列子贵虚,陈骈贵已,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它认为,这不同的思想应当统一起来,“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思想统一后,才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一穴”。统一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批判吸收的过程。所以,《吕氏春秋》对各家思想都进行了改造、发展与摒弃。例如,儒家主张维护君权,这种思想被《吕氏春秋》吸收了,但是它是以独特的面目出现的。它主张拥护新“天子”,即建立封建集权国家。《谨听》篇中说:“今周室既灾,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执一》篇中说:“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 书写成后,吕不韦为了让人们知道他主编了这部书,更为了让嬴政知道这部书的权威性和重要性,他让人将这部书抄在竹简上,挂在咸阳城门之上,并附一个告示:“现在公布的是《吕代春秋》的全文,如有人能增删一字者,给予千金的奖励。” 改一个字就可得千金重奖,这简直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消息传出,顿时引起轰动。人们拥挤在一起,争着看《吕氏春秋》。哪本书没有几个可以改动的字呢?改个字就可得千金,就可发大财,这也太容易了。可是,怪事出现了,告示颁布了好多天,竟然没有一个人提出改动这部书的一个字。难道这部书真的尽善尽美,根本挑不出错来?难道咸阳的人水平低,看不出问题来? 其实仔细想想就能明白,任何书也不会十全十美,多少也会有点瑕疪。可是为什么咸阳没有人提出呢?不是这部书没有错的地方,而是人们因为惧怕吕不韦的权势,即使有问题也不敢提出来。东汉著名思想家王充就提出了这一看法,他在《论衡·自纪》中说:“夫贵,故得悬于市,富,故有千金副。观读之者,惶恐畏忌,虽见乖不合,焉敢谴一字?” 虽然《吕氏春秋》未必十全十美,但它确实是吕不韦执政期间所做的一件大事。在先秦诸子著作中,《吕氏春秋》被称为“杂家”,这个“杂”,不是杂乱无章,而是兼收并蓄,博采众家之长。这部书提倡在君主集权下实行无为而治,顺其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用这一思想治理国家,对于缓和社会矛盾,使百姓休养生息,恢复经济非常有利。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22岁的嬴政加冕亲政。尽管嬴政亲政后并未看重《吕氏春秋》,反而认为这是吕不韦向他的一次示威,使吕不韦欲以此书教育嬴政的目的并未达到。但是,《吕氏春秋》却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司马迁称它“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在《报任安书》中甚至把它与《周易》、《春秋》、《国语》、《离骚》等相提并论。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对这部书亦相当重视。
3.美酒始、鸩酒终的悲哀结局 嬴政亲政后的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由于太后赵姬与嫪毐之事做得太过分,在朝廷、民间均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嬴政愤而将其彻底铲除。嫪毐事牵连到吕不韦,因为嫪毐这个假太监当年进宫陪伴太后是他主使的,这是欺君之罪,本当连坐。嬴政考虑到吕不韦侍奉先王与辅政有功,功罪相抵,褫免相国职衔,保留文信侯爵位,勒令他“就国河南”,就是到他所封的领地去。嬴政这样处理,就是要让他远离政治中心,远离赵太后。而吕不韦却觉得自己离开咸阳,躲开京城这个政治漩涡,或许还会有些新的“作为”,甚至东山再起。来到自己的领地后,吕不韦又活跃起来了。他虽然没有了实权,但爵位仍在,经济收入丰厚;他任相国多年,政绩卓著,且结交广泛,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不像嫪毐那样臭名远扬。所以虽然失势,但前来拜访、探望的各诸侯国的使者宾客络绎不绝,他家门庭若市,非常热闹。《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说:吕不韦居封地“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可惜,本来十分精明的吕不韦再次走错了一步棋。他办事周详、仔细,回到河南封地后本应该闭门谢客,忍受寂寞,韬光养晦,好好总结自己的经验与教训。按他与嬴政曾共处赵地邯郸,看着他长大且有教育之功的微妙关系,如果低调做人,在嬴政坐稳王位后,感觉吕不韦对他没有威胁了,很可能不会对他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甚至可能再度起用他。然而,吕不韦太不谨慎了,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也小看了嬴政。他在家里整日酒席不断,高朋满座,结果树大招风,招致昔日政敌的攻击以及嬴政的忌恨。吕不韦在封地的活动,传到了政治嗅觉很敏感的嬴政那里,刚亲政不久的嬴政需要安定而不是活跃的吕不韦可能造成的威胁,自然不能容忍其做法。秦王政十二年(公元前235年),嬴政派人给吕不韦送去一封信:“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这封信可以说是嬴政对吕不韦政治地位以及二人间特殊关系的彻底否定。意即:你吕不韦对秦国无功,不应该享受租税食邑;你吕不韦与我无亲,不该称仲父。一个既无功又不与我沾亲的人,与我有什么关系,赶快带上你的家属迁到边远的蜀地去。嬴政这封信,写得既霸道又违背客观事实。吕不韦对秦怎么会无功?没有他的努力,你嬴政能当上秦王吗?他任相国12年,秦土扩张一倍,不是功是什么!安国君和华阳夫人“请吕不韦(对子楚)傅之”,对子楚尚有师傅教导之功,对从小在他身边长大的嬴政又怎么没有教育之功,称为仲父,正是体现的这种教育之功,正是体现的与你嬴政存在特殊关系。嬴政现在要违背客观事实地这么说,只能说君权是无情的,现在身为秦王的嬴政要强词夺理地与一个已经失势的大臣彻底断绝关系了。面对这样一封绝情信,吕不韦无言可辩,他感叹自己的失误和命运的不济。他明白,他有三个失误:推荐嫪毐,养虎为患,低估了嫪毐的能量和野心;在嫪毐叛乱后没有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使嬴政完全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回到封地河南后没有接受教训,低调做人,过于张扬,引起嬴政的怀疑,使嬴政下决心要除掉他。这三个失误使他将自己陷入了绝境,让他迁蜀地只是一种体面的说法,迟早嬴政是会要他的命的。看了这封信后,吕不韦感到了自己政治生涯的结束和人生末路的到来,与其最后被嬴政逼迫、折磨而死,不如自己结束生命。《史记·吕不韦列传》说:“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鸩而死。”意思是吕不韦想到自己已经被逐渐逼迫,害怕日后被杀,就喝下毒酒自杀而死。关于吕不韦之死,还有一个说法,即是说他自知最终免不了一死,为免受苦,于是在迁蜀路上取来鸩酒而自杀的。吕不韦一生苦心经营,先后将商贸和政治玩于股掌,以美酒始,以鸩酒终。客观评价此人,孙立群教授的一段话是十分中肯的:
在中国历史上,吕不韦论名气,比不上那些功名显赫的帝王,如秦皇、汉武;也比不上一代贤相诸葛亮。在人们心目中,吕不韦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甚至用一两句话都很难把他说清楚。但是,如果把吕不韦放到他生活的战国时代去考察,就会发现,吕不韦其实是一个对中国历史发展有贡献的人。他的一生,有闪光点,也有阴暗面,有功,也有过。
第二篇:千古奇书《素书》15大经典名句,看透人性,直指人心
千古奇书《素书》15大经典名句,看透人性,直指人心!
素书
《素书》为圣人黄石公所著,上面书有秘戒:‘此书不许传给不道、不神、不圣、不贤之人。如所传非人,一定会受到祸殃,遇到合适的人不传,也将受到祸殃。’ 呜呼!黄石公竟如此地慎重!黄石公遇到张良这样的豪杰,便将此书传给了他;而张良未遇到合适的人选,便把此书陪葬在坟墓中了。
张良拜师
五百多年后(晋末),此书由盗墓贼得到了,从此,《素书》才流传于世间。志心笃行之术;
(欲始志向坚定,须实力行之方法;)长莫长于博谋;
(最长远的方法,莫过于善思多谋;)安莫安于忍辱;
(最安全的方式,莫过于安于忍辱;)先莫先于修德;
(最优先的要务,莫过于进德修业;)乐莫乐于好善;(最快乐的态度,莫过于乐于好善;)神莫神于至诚;
(最神奇的效验,莫过于用心至诚;)明莫明于体物;
(最高明的做法,莫过于明察秋毫;)吉莫吉于知足;
(最吉祥的想法,莫过于安份知足;)苦莫苦于多愿;
(最痛苦的缺点,莫过于欲望太多;)悲莫悲於精散;
(最悲哀的情形,莫过于心神离散;)病莫病於无常;
(最麻烦的病态,莫过于反覆无常;)短莫短於苟得;
(最无聊的妄念,莫过于不劳而获;)幽莫幽於贪鄙;(最愚昧的观念,莫过于贪婪卑鄙;)孤莫孤於自恃;
(最孤寂的念头,莫过于自恃高傲;)危莫危於任疑;
(最危险的举措,莫过于被人而疑;)败莫败於多私。
(最失败的行径;莫过于自私自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