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海派小说的性爱观念及其写作的文学史意义

第一篇：现代海派小说的性爱观念及其写作的文学史意义

现代海派小说的性爱观念及其写作的文学史意义

虽然性行为本身是一种生物行为，但它深深植根于人类社会的大环境中，是文化所认可的各种各样的态度和价值的缩影。任何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革命都必然要涉及到性的革命。异己的身体历来是男性行使幻想暴力和构思社会问题的宠儿。并非是男性想象力缺乏，而是因为性一直都是文化的一个核心密码，性的支配权是文化中最根本的权力概念。

一、目迷五色的性爱世界

文学题材如同它所映照的这个大千世界一样无比丰富，在不同的民族文化和时代语境中，不同流派的作家对性爱的关注程度和表达方式各有不同。由于海派作家其各自相异的文化背景与经历，使得海派作品成为各种性伦理现象竞相表演的一个交汇场。都市文化的特点比较自由，同时外来文化迅速输入，各种性文化现象在原有的性伦理土壤中，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被进一步激活。在这片古旧的传统伦理道德的土壤上，我们既可以看到五四启蒙理性的影子，又可以看到崭新的都市所承载的前卫现代的性伦理观念的身影，同时随着革命文学逐渐火爆，还不时有革命理性的身影在文本中闪现。

爱情是人类最基本的精神渴求。个性自由在五四时期被当作一项社会变革的内容而被提起，中国人戏剧性地起来冲破自己给自己戴上的枷锁。人性的觉醒和个性解放使人们呼唤真正的爱情。在部分海派作家的笔下爱情同样罩着理想的光环，被充分肯定。张爱玲曾在小说中指出：爱是热，被爱是光。在当时的中国，恋爱完全是一种新的经验，仅只这一点点已经很够味了。在五四运动的感召下，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和勇于追求成为文学作品书写的主要内容。是否有勇气冲破宗法家长制婚姻，成为衡量爱情价值的标准。及今想来自己真愚不可及!受名义支配着的恋爱不成其为纯正的恋爱，因生活的保障而发生恋爱，也不是纯正的恋爱。纯正的恋爱是盲目的，一直进行不顾忌其他的一切障碍的。对于旧来的问名纳采三盘六礼的婚姻，我也早已认为不合理的，我的结婚观的基础，是建筑在自由意志上面，而且绝对负责任的结婚。近代婚姻文化的变革体现于对传统婚姻陋俗特征的否定上。

五四个性解放运动冲垮了几千年传统礼教的堤防，肯定了人的本能、欲望。几乎被写进文学史的所有现代作家对性都持一种认可的态度。在灵肉二维的性爱生活中，性的重要性被空前凸现出来。在海派小说中不只是张爱玲和苏青等女作家，就是男作家也在作品中叙述了女性对性的渴求，女性不再是盖着遮羞布的历史文明中的沉默者，她们开始直面自己的本能欲望，并为之疯狂地追求。在叶灵凤和章克标的小说中，男性对女性的性需要，不再是躲在床帏子里看春宫画的初级阶段，已经变成了赤裸裸的性爱宣言。纯洁的恋爱是骗中学生的话。所谓恋爱是由两方的同情和肉感构成的。《一个人的结婚》中男主人公我自述到：以前的神秘的乃至唯心的恋爱观，现在已经不适用了&&说恋爱只有物一方面，或只有心一方面，那都是偏畸之论，是不健全的思想&&恋爱得当是灵肉一致&&在海派作家笔下，在严峻的生存现实面前，爱情是脆弱而无奈的。性的地位被凸现出来，爱的意义模糊不明或隐于背景之中。

另外，在海派小说中还有部分性幻想、自慰等以往严肃文学作品少见的性象的描写。在叶灵凤的《浴》这篇小说中，有关于女性沉迷于自慰快感的描写。《圣经》中把自慰看做是要被上帝杀掉的严重罪恶。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最杰出的性学家霭理士、弗洛伊德、克拉夫特爱宾等人，也认为精神病与自慰有关。在外国文学中关于女性自慰行为的描写也是在很晚才出现的。当代的性科学专家玛斯特斯和约翰逊指出，自慰既不是不正常的，也不是对身体有害的行为。可以说，正是这些令人目迷五色的性爱主题，最典型地代表了海派作家。他们在奇姿百态的性爱世界中，拉开了现代社会压抑下的性躁动、性混乱的重重帷幕，展露了两性之间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矛盾。

在章衣萍的《松萝山下》中更有着同性交欢的细致描写，并且已经超过女性情谊的精神恋爱的层次而达到了女同性恋中灵与肉相结合的性爱阶段。女性主义者认为，在菲勒斯中心主义阴影的笼罩下，女人的团结威胁着男性统治和男性特征的权威地位。因此，在中国古代，女性之间的同性情谊不仅在实际生活当中被否定，而且在文学创作中也是注定要被隐匿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文本叙事中女性同盟的结成具有现代意义。

穆时英、刘呐鸥、黄震遐、林徽音等作家的小说，流露出世纪末的享乐主义情怀，从而失去了应有的严肃性和思想深度。而在施蛰存的《在巴黎大戏院》和章克标的《银蛇》等小说中则有关于恋物癖的性变态描写。这种精神变态的展示，于文本无任何积极的作用。它只能更深刻地表现邵逸人这位洋场文人，诗酒风流，见色心喜，把猎艳视为创作灵感，在为艺术的名义下极尽风流的性格特征。

乱伦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命题，也是古今中外文学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叙事母题，它触及到人类集体深层心理和文明进化程度。从血缘关系上来看，在我所读到的海派小说中，乱伦题材主要分为如下几种情况：张爱玲的《心经》描写了父女乱伦；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刘呐鸥的《流》、张资平的《最后的幸福》中描写了母子乱伦；苏青的《结婚十年》、张资平的《上帝的儿女们》、《爱之焦点》、徐訏的《字纸篓里的故事》中描写了兄妹乱伦；叶灵凤的《女娲氏之遗孽》、张资平的《性的屈服者》、《苔莉》中描写了嫂子与小叔子乱伦；叶灵凤的《明天》、张资平的《梅岭之春》中描写了叔父与外甥女乱伦；潘柳黛的《退职夫人自传》中描写了婶娘与侄子乱伦；张资平的《恋爱错综》中描写了姐夫与小姨子乱伦；张资平的《最后的幸福》中描写了姐姐与妹夫乱伦。乱伦行为本身并不与旧道德形成必然的对立，新道德本身也禁止乱伦，乱伦是违背伦常的病态行为。海派作家笔下的性混乱，同样构筑了一个淫荡肮脏的世界，这个世界无禁忌、无羞耻，有的只是性堕落后的狂欢。这种性狂欢只是传统专制父权的黄昏表现，而不是指向再生的凤凰涅磐。

第二篇：《京派的承传与超越：汪曾祺小说研究》的文学史意义

2016年2月10日，汪曾祺故居。汪曾祺故居位于高邮市人民路竺家巷9号。人民路是高邮比较古老的路，东西走向，大多为明清建筑。汪曾祺小时候就住在这里，他的文章中所描绘的高邮也大多与这条路有关。他家是一平房，房门上贴着汪曾祺喜欢的名句：“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这里仍住着汪曾祺的家人。杨光摄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汪曾祺在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中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多年来，关于他的《受戒》《大淖记事》等代表作品研究较为充分，近期关于他的研究领域正在扩大，早期作品正在不断地被发现被阐释，新的研究成果值得期待。

汪曾祺是一个难以归类的作家。但难以归类并不是说就不能归类。汪曾祺自己在文章中就曾谈到过这个问题。在写于1988年的散文《西南联大中文系》中，他这么写道：“如果说西南联大中文系有一点什么‘派’，那就只能说是‘京派’。西南联大有一本《大一国文》，是各系共同必修。这本书编得很有倾向性。”汪曾祺认为这可以说是“一本‘京派’国文”。所以当严家炎把他算作最后一个“京派”时，汪曾祺认为这大概跟他读过西南联大有关，“甚至是和这本《大一国文》有点关系”，因为这是他“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

基于此，当我得知学者方星霞将汪曾祺纳入文学史的视野、并放在京派文学这个背景下进行研究，写成了《京派的承传与超越：汪曾祺小说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一书后，便赶紧找来拜读。读后，对我的启发很大。

要研究汪曾祺的小说，从京派这个角度来展开，确实是首选的研究视角。尤其方星霞对京派文学及代表作家特别是废名和京派诗歌理论等多有研究，所以写起京派中的汪曾祺来，真是得心应手。她认为把汪曾祺及其小说置于整个文学史中去考量，从京派的角度来研读汪曾祺的小说是颇有深意的，因为只有从这一点切入，才能反映其作品的文学史意义。反过来看，也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入地了解汪氏作品。《京派的承传与超越：汪曾祺小说研究》一书即是为汪曾祺作品的文学史意义正名。

方星霞从汪曾祺小说的精神面貌、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方面探讨了他五十多年来的创作成就和得失，梳理了汪曾祺小说中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貌，并进一步分析了他对京派的承传和超越，从而评价汪曾祺在当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和位置。作者不是以编年的方式从汪曾祺的创作历程出发进行研究的，而是从给汪曾祺带来卓越声名的《受戒》着手，继而引入对京派历史和主要成员的简述。在全书中，对京派历史、作品、作家及风格的梳理，虽仅占了很少的篇幅，但细读就会发现作者的用功之深和对京派文学的熟悉程度，也显示着作者的广阔视野和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娴熟的综述能力。

对京派历史进行简要阐释，是为了把汪曾祺纳入京派从而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在“汪曾祺：最后一个京派作家”一节中，方星霞比较具体、有理有据地谈到了汪曾祺与京派不可分割的关系。但除了作者征引的材料外，我认为至少还有两则第一手材料不得不提。这两则材料都是汪曾祺的书简。在书简中，汪曾祺都很直接地谈到了他对京派的看法。1989年8月17日汪曾祺在回复解志熙的信中说：“‘京派’是个含糊不清的概念。当时提‘京派’是和‘海派’相对立的。严家炎先生写《流派文学史》时征求过我的意见，说把我算作最后的‘京派’，问我同意不同意，我笑笑说：‘可以吧。’但从文学主张、文学方法上说，‘京派’实无共同特点。”

认为京派是个含糊不清的概念的汪曾祺，在近两年后，观点就有所改变。改变是从看了始编于1987年、1990年终得出版的《京派小说选》后开始的，这本书的《前言》对汪曾祺的触动很大。在1991年2月22日写给《京派小说选》编者吴福辉的信中，汪曾祺说：“读了你的前言，才对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有一个清晰的理解。才肯定‘京派’确实是一个派。这些作家虽然并无组织上的联系，有一些甚至彼此之间从未谋面，但他们在写作态度和艺术追求上确有共同的东西。”

应该说汪曾祺致解志熙、吴福辉的书简，在谈论汪曾祺与京派关系以及对京派的承传和超越时是十分重要的材料，有汪先生本人之言，可以增加说服力。可惜的是，方星霞好像未留意到，不能不说是本书的一个遗憾。

分析汪曾祺小说的人文精神、叙事魅力以及对京派的承传和超越是本书的重点，也是方星霞学术造诣的体现所在。应该说，目前对汪曾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作品语言特色、叙述视角、文体风格、人物研究等方面。本书在这些方面自然也有精深的分析，且有不少观点值得注意。在对汪曾祺人文精神的探索、奠定、巩固等三个阶段的细致分析，对汪曾祺小说语言的深入解剖和归纳等，都展示出了作者扎实的理论素养和精细的文本分析能力。

自然，本书对汪曾祺作品的分析，也偏重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作品，其实汪曾祺早年的作品在京派这个背景下，也很值得分析。早在1987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抗战胜利后京派的复出”一节中就对汪曾祺的文学创作有过论述。虽然方星霞对汪曾祺40年代的作品有所涉及(顺带说一句，汪曾祺的《邂逅集》出版于1949年4月。而在本书中，有的地方写成1947年，有些地方又写成1949年)，但如果作者能对汪曾祺早期作品的京味儿做较为详细深入的分析，本书就更完善了。

在谈到汪曾祺对京派的超越时，作者还深入到文学史的发展中，探究京派到底是以怎样一种形式转化，以致最终消失的。作者通过梳理，对汪曾祺新时期小说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尽管这种认识似有商榷的余地，但这本《京派的承传与超越：汪曾祺小说研究》在汪曾祺的研究以及京派文学研究中，是值得注意的，并必将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