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仕隐渊明人生历程（共5篇）

第一篇：贫仕隐渊明人生历程

贫·仕·隐 ——陶渊明的人生历程

陶渊明三仕三隐的痛苦徘徊

思想的追求者，从来就不是画饼充饥、望梅止渴的空想家，他们常常需要付诸实际行动。热情的空子要周游列国，冷漠的装周要逍遥乌何有之乡，好义的墨子喜排纷解难。但真正的思想寻求者，不会是思想的奴隶，他们会在实际的行动中不断调整自己的信仰，使其精神世界更加的充实。陶渊明思想上的“复调”与仕隐行为中的徘徊，也是这般。不想做隐士而不得不做隐士，不做为官又不得不为官，他难以从怀世与忘世的矛盾的苦闷中摆脱开。他自傲自而又自卑的人格，是时代造成的分裂。换来了一生的徘徊，好在桃花源的幻想给了他一丝心灵的慰藉。

二十九岁的陶渊明怀着建功立业的希望踏上了仕途，然而，在很短的时间里，他便发现，这事实上是一条迷途。据史书说，陶渊明“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初次出仕，旋而自行辞职，这让人有些迷惑不解。其实，这原本就是陶渊明耿介的性格和自傲而自卑的人格使然。陶渊明出仕是迫于家贫生计，而他内心也的确想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像当年的陶大司马和谢安一样，是想实现“抚剑独行游”的猛志。家贫与猛志，是陶渊明去入仕的原因与动机。然而辞职除了耿介的性格以外，还有更复杂的原因。

江州祭酒，其实是一个不低的官职。据说，江州祭酒又叫“别驾祭酒”，职权很大，居群僚之上。这一职位是高门士族王羲之任江州刺史才设置的。由于“祭酒”曾是道教中的高级官名，王氏又是五斗米道的世奉者，所以江州祭酒的设置，与五斗米道有关，在当时是有特殊意义的职位。陶渊明之所以能被选来荣任此职，和浔阳陶氏亦世奉五斗米道有关。陶渊明出任祭酒的时候，正是王凝之任江州刺史、大兴佛道教的时候。王凝之是个狂热痴迷的宗教徒，而陶渊明偏又不信佛教和道教，所以他不堪祭酒一职，与上司王凝之的冲突在所难免。自傲的他，容不得委心降志听命别人，容不得被人羞辱。在王凝之手下感到“志意多所耻”的陶渊明只能退隐乡田，重操丢下的锄头。这是一种痛苦的自洁，想来令人叹息。

陶渊明隐居浔阳上京里的六年中，东晋政坛也接连发生几件大事。令人不解的是，晋室大乱之际，隐居的陶渊明出人意料地出仕为桓玄的官吏。时间就在桓玄驻兵浔阳、荣任江州刺史时。陶渊明此番出仕，并不符合乱世则身退的隐士原则。其实，此时的陶渊明并不高洁，功名心还很强烈。或许还带有家贫、乱世出英雄的缘故。但更重要的是，桓玄的家族背景与陶渊明的家族背景有相似之处。因陶渊明与桓玄算是世交，共同的家庭背景，使得他走到了

桓玄的幕下。在桓玄的手下，陶渊明可以免受士族歧视的耻辱。也是一个较为理想的用武之地，他自傲与自卑的心理易于安定。可以说，陶渊明此次出仕，是其独定的人格使然，并非被迫。这次他一干就是四年半，与他任江州祭酒“少日自解归”的情形，迥然不同。心理、性格、人性，是人行为的内在选择依据。不必一味从平淡、高洁看陶渊明，身处凡尘，谁又能没有功利之心？谁又能彻底地颖悟超脱？

陶渊明再次出仕的第二年，爆发了以五斗米道徒孙恩为首的农民起义，桓玄自任荆、江州刺史，权势壮大起来，篡权野心亦膨胀起来。建安四年，陶渊明奉桓玄之命出使京都，上疏请讨孙恩。返途经浔阳时，因遇风停泊于规林港，赋诗两首，抒发了厌倦军阀混战、欲归江湖的情怀。诗中写他潜思慈母、兄弟，遥望庐山，感慨在仕与隐的歧路上无所适从。然后，园林固好，但人生又有几个壮年？在矛盾的心灵徘徊中，陶渊明终于用“猛志”战胜了“冲淡”，毅然踏上人间的仕途。

建安五年，慈母病重，陶渊明请假还家侍奉老母。至七月，母亲病稍愈，陶渊明又不远千里，赶赴江陵桓玄官府销假，又告别慈母、家园。途中夜晚，凉风暂起，望空明秋月，俯清流素波，想起从前六年与尘事隔绝的隐居生活，诵书念诗的林园安静，无限的清心。欲投冠归耕，然世情又终于使之不能舍怀超脱。于是，他在高唱园林好的同时，冒夜行舟，前去荆州桓玄的官府了。

陶渊明就是如此生活在仕与隐的矛盾痛苦中，直到这年冬天，慈母病逝的消息传来，他才下定决心弃官投冠，归里守丧。就在他隐居守丧的几年中，东晋政局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桓玄从江陵挥兵东下，功陷京师，自任太尉，总揽朝政，暴露出篡位的野心。桓玄篡晋，建立楚国，贬晋安帝为平固王。一时天子蒙尘，战火烧到了陶渊明隐居的草庐。他再也隐居不下去了，愤然束装，参加到讨伐桓玄的行列，任刘浴镇参军。陶渊明此次出仕，完全是出于对桓悬臂篡晋的义愤，对晋朝皇室的忠贞。所以在出仕的同时，又是身在魏阕，心存江湖。一个隐士要取“高世名”，不甘于默默无闻于“百年中”，不是人格分裂，又是什么？在国家四分五裂的时期，不是的冷漠的人，无法保持完整统一的人格。陶渊明是一个平淡的隐士，也是一个热血的猛士。

就在晋安帝重登宝座，陶渊明看到战乱后山川的平静，不禁又想起故乡的田园。时光如川壑之舟流逝不已，只有松柏经霜寒不变其青翠本色。义熙元年八月，陶渊明转为浔阳不远，任彭泽县令。十一月，陶渊明同父异母妹程氏卒于武昌，因弃职返归故里浔阳。经过几番仕隐的陶渊明，终于看透了“真风告逝”的尘世，消释了仕与隐的内心矛盾，彻底归隐了。从二十九岁初仕，到四十一岁归隐，陶渊明用了十三年的时间才悟出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这种醒悟饱含着他许多痛苦的心路历程。也许，此时的陶渊明才完成了他的隐士人格，然而，在仕与隐的徘徊中，他终究是一位两难的隐士。

陶渊明田园诗中的三农情结

摘要：陶的一生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出任彭泽县令前和辞去彭泽县令后。前一个时期主要是在归隐与出仕之间徘徊，后期则坚定了其归隐的决心。在后期陶渊明写了许多流传千古的诗篇，这些诗篇更多的是关注其居住的农村，关注农村中的农民和农业。

关键词：陶渊明 田园诗 三农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09）04-0027-01

三农在古代由来已久，按现代的说法是农村、农民和农业，这三方面的内容在陶归隐后的诗中都有体现，反应了陶渊明作为一个诗人心系农民，热爱劳动的三农情结。

一、陶渊明诗歌中的农村形象

陶渊明笔下的农村是恬静和谐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方宅、草屋、榆柳、桃李、村庄、烟雾在农村中是一些再普通不过的事物了，单独看根本就不能给人多少美感，但经他一组合，便构成了一幅美妙的图景，透过这些不经意的事物我们似乎看见了一个有花有果，有树有人烟的农家。“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宁静是陶渊明要着力表现农村的一个特点，这宁静不仅是客观的农村，也是他内心世界的安静，就像其在《饮酒》其二中说“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只要内心安静，外界自然而然就安静了，可以说内心的宁静使得陶诗中的农村更加安静。因此陶渊明才可以在草庐的东篱下采撷菊花，悠然举首望南山。

陶渊明作为一个曾经想为国效力的诗人，不可能和真正的农民那样只关心自己的事情，就是在他归隐的同时，他也没忘记这个带给他失望的社会，因此在歌颂农村美好的一面，他也无情地暴露了农村的破败。“野外军人事，穷巷寡轮鞅”，一个“穷”字凸显了农村固有的特点——僻陋、残破。“荒途无归人，时时见废墟。”，“无人”、“废墟”这与之前的描写形成鲜明的对比，破败的农村无人居住，到处留下的是倒塌的废墟。其实这才是陶渊明所处时代的真实写照，这才是现实的、未加任何感情的客观的农村，这样的农村让作者触目惊心，是他不愿看到的，他所希望的农村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但是这样的农村只存在于理想之中。如果说破败的农村是客观现实的农村，宁静的乡村是陶渊明的主观感受与客观现实结合的产物，那么他在《桃花源记》中描写的农村则完全是主观的农村了，这样的农村注定在现实中不存在的。

二、陶渊明诗歌中的农业状况

作为农民，饮酒赋诗只是他们生活的补充，他们最重要的事情要属农忙，农忙是农民一年中最繁忙、最辛苦的日子了。“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

也是常有的事。有时候也不只是身体疲乏这样的小事，有时候还得顶着饥饿的痛苦，像陶渊民在《乞食》中就细致地刻画了自己因无法忍受饥饿厚着脸皮去行乞的画面。在《归去来兮辞》中陶渊明也说自己是迫于生计才去当官。在那个年代，要想填饱肚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不然也不会有陶渊明的三仕三隐了。农民见面时最多的话题莫过于谈论庄稼的长势如何，陶渊明也不例外。“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与村民见面没有其他的寒暄，直接切入话题：桑麻的长势。其实陶渊明作为一个诗人，并不在意自己的农作物长势有多好，而是在于他参与农活所体验的乐趣。即使是“草盛豆苗稀”，即使是“晨夕理荒穗，带月锄禾归”，但是其心里却是无比的喜悦。

陶渊明与孔子这种轻视劳动的文人不同，他是一个非常关注劳动的诗人，他认为农业是整个社会的“本”，因此他乐意为农民，他享受作为农民的乐趣。“代耕非所望，所业在田桑”，不仅如此，他还在《劝农》中写到“ 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璞含真，智巧既荫，资待靡因。谁其瞻之，实赖哲人。哲人伊何，时惟后稷，瞻之伊何，实曰播植。”他结合上古农耕的历史，从正面肯定了劳动的价值。“秉耒欢事务”写出了作者怀着欢悦之情从事农耕的情景。“解颜劝农人”他真心实意地带着和蔼的笑容劝诱他所在的农村的农民，让大家都爱上农耕生活，别把农耕看作是一种辛苦可厌的工作。他通过自己的行动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浔阳。

农村、农民、农业构成了陶渊明田园诗歌中的主题，作为一个诗人，所以陶渊明能够用诗歌表现这三方面，并且通过诗歌表达了他在劳动中的情感。作为一个农民，所以陶渊明在诗歌中所表达的情感是真切的，是发自内心的。诗人与农民在他身上已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去掉其中的任何一个身份，陶渊明就不成其为陶渊明了，也就不可能成为东晋诗坛上的一朵奇葩了。

三、陶渊明诗歌中的农民形象

农民作为陶渊明笔下农村的主人，也是陶渊明关注的焦点之一。千百年来，诗人们只顾着去抒发自己的感情，却很少静下心来倾听农民的心声。但是陶渊明却属例外，他的诗歌很多都提到了农民，提到了农民的生活状况，农民的内心情感。陶渊明归隐后积极参加劳动，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体会作为一个农民的感觉，因此他写农民时就不只是一个农民的代言人，更是一个农民的贴心人，他把自己作为农民的那种感觉通过诗歌真切地表达出来。

在他的笔下农民有中华民族固有的优良品质——勤劳、朴实、善良、好客。《乞食》

（一）中：“主人解其意，遗赠副虚期。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面对“我”的行乞，他们没有表示出鄙夷的神态，而是赠送东西，殷勤留饮，欢谈终日。慷慨大方，热情朴实的农民形象跃然纸上。《移居》

（一）中“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素心”一词可见与陶渊明交往的农民都是心地朴素之人。《桃花源诗并记》中描写的是作者心目中的一个理想社会，但是其中的“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却是现实中农民的投射。

除了写农民的优良品质外，陶渊明更多的是关注农民的生活。在陶诗歌中，身为农民有可喜的一面，也有可悲的一面。《归园田居》中通过描写自己辞官到

归隐，传递出一个重要的信息：陶渊明很喜欢农民的生活，在那里他可以自由自在，不用解绶去接见比他级别高的官员，在那里他可以“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则表现了和朋友一起谈天说地，共赏奇文，共析疑义。除了做一点文人喜欢做的，他还可以彻彻底底地做农民，与农民兄弟一样“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不仅自己乐，他还带动其他的人一起享受农村生活的乐趣。“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春秋时节相邀一群朋友，带上酒，登高赋诗，何等的惬意，何等的舒畅。

陶渊明仕与隐的矛盾交织

作者：张翠荣

《文学教育》2006年第7期

陶渊明是我国人品与文品俱佳的伟大诗人。他生活于东晋末年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时代却能洁身自好，保持光明峻洁的人格，坚持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他开创了田园诗一体，描写平淡的田园风光、农村的日常生活以及处于这种生活中的恬静心境，风格平淡自然，好像是从“胸中自然流出”，没有一点斧凿痕迹，毫不迎合当时理过其辞、矫揉造作的诗风。他高洁的人品与文品对后代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人们在提到陶渊明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强调他的归隐，强调他的躬耕自给的生活，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他的出仕经历，仿佛害怕一谈做官就会损害陶渊明的伟大。对陶渊明的忽仕忽隐该如何理解，历来有不同的说法。

说法之一是陶渊明受老庄思想和当时社会隐逸风气盛行的影响。两晋时期，政局动荡，腐朽的士族阶级依靠门第，把持高官，却又要“不以物务婴心”。在这种情况下，清谈玄理的风气非常之盛。士族阶级一方面用老庄的任诞思想支持自己不受任何拘束的纵欲享乐生活；一方面又从老庄超然物外的思想中寻求苟安生活中的恬静心境。在此种社会状况下，魏晋名士们把心神的超然无累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希企隐逸之风大行其道，人们以缨于世务为鄙俗，以宅心玄远为清高，隐胜于显，处优于出，已经被魏晋名士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人生选择，而且也是他们对人事高下优劣的评价标准。当时的诗坛名流阮籍、嵇康、陆机、潘岳、谢灵运都曾在诗赋中抒发嘉遁幽栖之志。因此，有人认为，陶渊明的归隐是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但实际上，陶渊明的归隐和那些名士的“归隐”有着质的区别，那些名士们归隐只是附庸风雅，他们绝对做不到像陶渊明那样的躬耕自给，回归田园。朱熹对此曾有独到的评价：“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淡，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因此，将陶渊明的归隐简单地理解为受隐逸风气影响有失偏颇，而且，这种说法只是在解释归隐，并没有说明他的仕与隐。

另一种说法似乎较为合理，即认为陶渊明的忽仕忽隐是他在经济上贫与富矛盾的外在体现。陶渊明曾祖陶侃曾官至大司马，祖父和父亲与做过太守、县令一类的官，不过到他家境已经没落。颜延之在《陶征士诛》中说他“少而贫苦，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蔡菽不给”，他自己在《自祭文》中也写到“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一个人在世间生存，衣食住行样样少了经济为后盾，除非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陶渊明虽然热爱田园生活，在躬耕自给中体味到人生的真意，但他并不是一个高明的农夫，正如他在《归园田居》其三中所写“草盛豆苗稀”，收成也就可想可知。虽然他像一个真正的农夫一样辛勤地劳作，“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并且相信“力耕不吾欺”，但是他的生活却常常入不敷出，经常受到饥寒的威胁，有时甚至不得不出去乞食。在他的诗中随处可见表现饥寒苦况的诗句。《戊申岁六月中

遇火》中写到“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写到“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时抱长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杂诗十二首》之八写到“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一个人穷到吃不饱，穿不暖的地步，其艰难可知。虽然陶渊明自己能安贫乐道，但是他作为一家之主，必须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因此，史家和诗人自己总是把出仕的原因归结为“家贫”，沈约在《宋书·陶潜传》将陶渊明“起为州祭酒”的原因解释为“亲老家贫”，颜延之在《陶征士诛序》中称他出仕是由于“母老子幼，就养勤匮”，诗人自己也在《饮酒二十首》之十九中写到早年“投未去学仕”是为“长饥”所迫，《归去来兮辞》在序言中写自己出仕是因为“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

这样看来，诗人出仕是因为家贫的缘故。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陶渊明的出仕，有些问题就很不好解释，如陶渊明出仕期间并不是他最贫穷的时候，并没有穷到非出仕不可的地步，他最穷的时候是在辞去彭泽令以后，有时还穷到“行行至斯里”去沿门讨乞的程度，但他并没有因“长饥”而去“学仕”，并且拒绝了朝廷“著作郎”之征。可见贫穷并不是他出仕的主要原因。

当时社会的隐逸之风不是他归隐的主要原因，贫穷也不是他出仕的主要原因。他忽仕忽隐的主要原因在于大济苍生的政治理想与“质性自然”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陶渊明少年时代由于家庭和儒经的影响，对统治阶级抱有幻想，有“大济苍生”的壮志。在陶渊明五次出仕过程中，除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时间短暂，并有明确记载是因为家贫出仕后又因不堪吏职而辞去以外，其它的三次都和他的政治理想有密切的关系。这三次出仕，他分别入荆州军府恒玄幕中，北府将领刘裕幕中，北府旧将刘牢之的儿子刘敬宣幕中。这是最足以影响东晋政局的两个军府。同时这三次出仕的八年中并不是他最穷的时候，说明他还是关注于政治，并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无论是从他的实际经历还是从他的诗文可以看到陶渊明曾有积极出世，大济苍生的雄心壮志。

然而陶渊明的家世出身和所处的时代却使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这时，反动的门阀制度发展到了顶点，门阀士族垄断了高官要职，出身于庶族寒门的人则遭到无理的压抑。陶渊明的曾祖陶侃虽以军功取得晋朝的高官，但本身并非门阀士族，在当时就已被讥骂为“小人”和“溪狗”，到了陶渊明时代，连这样的家世也没落了，他无法得到社会的重视。这时东晋政治又极端腐败，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在陶渊明生活的时期便经历了马司道子、元显的专权，王国宝的乱政，王恭、殷仲堪的起兵，桓玄的夺位，以及后来终于夺取了晋政权的刘裕势力的兴起。左右政局的士族和军阀所热衷的是争权夺利，他们既不想整顿政治，也无意收复失地。在这样的政治局面下，别说实现进步的政治理想，就是想混迹官场求一个饭碗也得付出沉重的代价——丧失人格，与统治者同流合污。在污浊的世风之下，许多人为求得荣华富贵这样做了，他们出卖良知，苟容媚世，目的在于追名逐利，以求在官场中谋一席之地。而“质性自然”的陶渊明却无法做到这一点。每次他为实现政治抱负走上仕途，而一入仕就感觉像鸟儿被关进笼子一般如拘如囚，产生归隐的念头。他第一次出仕因“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入桓玄幕不久即厌倦官场敷衍与仕途奔波，发出“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的慨叹，刚刚出任镇军参军，就有“终返到王生庐”的打算，赴彭泽县令之职，一到任就“眷然有归欤之情”。出仕又厌仕，始出便思归，成了陶渊明每次出仕的心理模式。因为在几次“宛如辔憩通衢”的仕宦生涯事他明白，要想保持自己“自然”的质性，就得超脱世俗的名利，回归田园。

大济苍生的政治理想使他出仕，“质性自然”的个性又使他选择归隐。而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二者不可得兼。这不可得兼的矛盾使陶渊明处于两难的境地，忽隐忽仕正表明他仕有仕的苦恼，隐又有隐的不安。委怀于琴书和寄情于园田他难免有白首无成的惶恐，暂疏园田

走上仕途他又深觉意志多所耻，这样，他每次出仕都好象是违心之举，每首出仕诗总是先写自己的宿好在于园田诗书，后写自己一定要决别官场躬耕终老。早年儒家诗书的熏陶赋予他积极入世的猛志，他不断激励自己进德修业，以期有功生前留名于生后，可是他的气质个性又闲静少言，不堪市朝的浮竞喧嚣。他的人生志向与精神气质的内在冲突，使他的灵魂无论是仕还是隐都不得安宁。

行文至此，我对陶渊明忽仕忽隐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他的仕与隐并非一时意气，随心所欲，而是对生命价值的艰苦探寻与追求。苏轼曾评价说“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高度赞赏陶渊明的为人之“真”。这种真实而不虚矫，不违自己的本性做人也许正是陶渊明所追求的最高生存境界。在经过一番仕隐周折之后，他发现只有回归自然才能保持自己的本真，因此最终选择了归隐，在归隐中遭遇贫穷的窘迫，也享受着做一个真我的乐趣，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出仕还是归隐都体现出其人格的崇高。

张翠荣，教师，现居广东深圳。

陶渊明五子

陶渊明有五个儿子，分别为陶舒俨、陶宣俟、陶雍份、陶端佚、陶通佟.在他眼里，五个儿子都不成气候。他在《责子》一诗中写道：“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艺。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长子阿舒，懒惰到举世无双；次子阿宣，对应考没兴趣；阿雍和阿端是双胞胎，谁知笨得不认识六和七；小儿子阿通成天都在找果子吃。老陶我只好听天由命，管它三七二十一，喝自己的酒去。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的大司马；祖父做过太守，父亲大概官职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渊明幼年就去世了。在重视门阀的社会里，陶家的地位无法与王、谢等士族相比，但又不同于寒门。

陶渊明在柴桑的农村里度过少年时代，“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便是那时生活的写照。他常说因家贫而不得不出仕谋生，这固然是实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种想要建功立业的动机。“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煮”（《杂计》其五）就透露了这一消息。陶渊明29岁曾任江州祭酒，不久即辞职。后来江州召为主簿，他未就仕。

晋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渊明到江陵，入荆州刺史桓玄幕。当时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图谋篡晋。陶渊明便又产生了辞归的想法，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回柴阳居丧。此后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402年，桓玄以讨尚书令司马元显为名，举兵东下攻入京师。次年篡位，改国号为楚。404年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入建康，任镇军将军，掌握了国家大权，给晋王朝带来一线希望。于是陶渊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他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觉得时机到了，希望有所作为；另一方面又眷恋着田园生活：“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这时刘裕正集中力量讨伐桓玄及其残馀势力，陶渊明在刘裕幕中恐难有所作为。于是405年他便改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这年八月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在官八十馀日，十一月就辞官归隐了。这次辞去彭泽县令的直接原因，据《宋书》本传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曰：„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而他辞官时所作的《归去来兮辞》说出了更为深刻的原因：“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坚决地辞官归隐了。

辞彭泽县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此前，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要归隐，心情很矛盾。此后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静：“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他在诗里一再描写隐居的快乐，表示隐居的决心，这固然是他真实的感受，但也可以视为他坚定自己决心的一种方法。在后期他并非没有再度出仕的机会，但是他拒绝了。晋朝末年曾征他为著作郎，不就。刘裕篡晋建立宋朝，他更厌倦了政治，在《述酒》里隐晦地表达了他对此事的想法。到了晚年他贫病交加，“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夫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梁肉，麾而去之。”（萧统《陶渊明传》）宋文帝元嘉四年去世前写了一篇《自祭文》，文章最后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这成为他的绝笔。死后，朋友们给他的谥号曰 “靖节先生”。他的好友颜延之为他写了诔文。

关键词：陶渊明

心路历程

陶渊明（365－427），又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别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出身孤贫，以军功而达显贵，官至八州都督，封长沙郡公。陶侃亡故后，衰败相继，家境急剧沦落，其祖父陶茂做了太守，陶渊明说他为官“直云二台”，以耿直方正闻名，必定在官场上混不圆转。其父陶逸做过安城太守，陶渊明赞其为官不喜，去官不怒，似可以看出陶逸更是不得志。不喜不怒与其说是天然心性，不如说是自我安慰，自我支撑的一种姿态。加之陶逸早逝，到陶渊明一代，败落困窘可知，作为征西大将军、官至长史的外祖父孟嘉，温雅平和，飘逸潇洒，给陶渊明影响较大。

东晋讲究门庭家世，吹嘘自己氏族传统的高贵是制造舆论抬高身价的妙法，甚至可以因此而博取功名，夸宗耀祖成为当时的风尚。陶渊明也未能免俗，在《命子》中，他将家谱续唐尧、虞舜，把西周司徒陶叔，汉右司马陶舍，丞相陶青都纳入本门。虽这只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慰，但对于促人上进、不甘沉沦无疑是有利的。

“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中国可谓根深蒂固，历代文人的理想都要考虑通过仕途来实现，陶渊明也不例外。南朝刘宋时著名文学家沈约在《宋书.隐逸传》中说，陶潜年轻时，有高远的志趣。二十九岁时，他带着满腔热血，“为州祭酒”，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他“猛志逸四海”“抚剑独行游”，不仅要振兴门庭，还要“大济苍生”。

然而，陶渊明所面对的现实是残酷的。他生活的那段时期正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大分裂大混乱的时期，整个中国社会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战争频繁，祸乱不已。东晋统治者不能励精图治，只是沉湎于江南水乡的安乐之中。大批重权在握的将领多以维护个人实力为能事，致使少数爱国志士的北伐复土运动半途而废。公元399年，爆发了历时13年波及南方大部分地区的孙恩卢循大起义，江州浔阳成了义军和官军必争之地。战火给陶渊明的家乡带来巨大灾难，人们连生存都存在问题，何谈展其才志？东晋时期，在选官制度上沿用曹魏时的“九品中正制”，名义上是将人才按才能、德行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按级授官，实际上只看士人出身门第，以维护士族门阀的特权地位。腐朽落后的官僚制度堵塞了一切才华之士的进取机会，使他们的政治抱负毫无实现的可能。

陶渊明个性刚直，坦率，不合群，不适世。在尔虞我诈的官场上，他就像个小学徒，到处磕磕碰碰，他实在受不了这个委屈和折磨，也没有这份耐心。现实与理想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他一心处两端，游移于进退仕隐之间，陷入两难境地，“大济苍生”的理想也以失败告终。既然官场上混不来，不如另寻他路，既然不能“兼济天下”，还是“独善其身”吧！405年，做了八十多天彭泽县令的陶渊明，随着远嫁武昌的妹妹去世而辞归，结束了他十三年的仕途生涯。

陶渊明退缩了，也摆脱了，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他终于达到了“调和静穆”，他的智慧和情感融成一体，酿成极其丰富的精神世界。他曾经写了《五柳先生传》自我比况，当时人称为实录：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祥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簟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按传统传文的规矩，一般都要很严肃地交代传主的姓名籍贯，但此文不然，文章以虚写代记实，更表明作者对世俗的鄙视。魏晋时人们都热衷于追名逐利，看重名声门第等级，因此大姓者充满了优越感，可是陶渊明却不屑于这种行径，与这种风气背道而驰。他不拘形迹，竟以“五柳”为号，“闲静少言”，尽管“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簟瓢屡空”，也泰然处之。这，才是真正的陶渊明！

大农民意愿的理想蓝图，管有局限性，但代表着陶渊明的追求和梦想，是在对社会对人生反思之后的设计，它象海市蜃楼吸引着在艰难人生颠沛，在不断的希望与失望之间无休无止地挣扎的中国文人。

当然陶渊明是复杂的，他的修着与博大胸襟造就了他的乐天知命。在《归去来兮辞》《杂诗》《饮酒》等都有体现。《挽歌诗》“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可见其以死的放达。

在诗人辞世前两个月，他写下了绝笔《自祭文》，其中道出了自己的生平，性格志趣和理想。

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空，希谷怎么着陈。含欢谷波，行歌负薪。翳翳柴门，事我宵晨。春秋代谢，有务中国，载耘载籽，乃育乃繁，欣以素情，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翟其泉。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爱之，惧彼无成，曷日惜时，宠为世珍，没亦见思，嗟我独迈，曾是异兹，宠非已荣，涅光我缁？兀穷庐，醋饮赋诗，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寿涉西龄，身慕肥循。从老而终奚所复恋。

作者确实一到世上使遭遇贫穷，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但其乐天知命，顺其自然，度过自己的一年一年，生活道路和人生愿望不同众人的，作者肯定了自已的生死观。其实，他是肯定自己的归田的举动。他无怨无悔！

可见，陶渊明的一生大致经历了“大济苍生”“独善其身”“慷 中华励志网 www.xiexiebang.com 慨悲歌”三个阶段，即心路历程三阶段。陶渊明是一位倔强的高尚的诗人！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自然也是一种价值观。个人属于社会，个人应该为社会服务，如韩信能忍跨下之辱而终成大事，为历史贡献了一份力量。但我们不必苛求他人。况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只要按自己的活法生活便可。谁能强求别人呢？个人与社会本身有矛盾的一面，个性要全面伸张，必会不合群，便在社会上无法圆转。陶渊明以其才以其情以其时，实在非隐居而不能独善其身，除了吟诗作赋，再也不能别有所为，当不了政治家，也是不合格的农民。也正是

傲然不群的个性，其诗给晋宋诗坛带来一股清新气息，正因他真正有决不同流合污，决不卑躬屈节的骨气，其诗文才力转时弊，别具一格，又因为其无法不关注社会，其诗文才能轻描淡写中显出风骨，具有丰润饱满的内核，他的不事雕琢，作为对执意术理，旨作高深的创作流俗的一种反正，也因而具有深远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陶渊明小传》 潘水根编著，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年）。

《魏晋南北朝诗》 程千帆审定，程章炒编注，天地出版社。

《陶渊明诗精品》 黄祖民主编，山东文艺出版社。

《中古文学神品》 龚斌编著，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

《“中华魂”华夏名人传记系列，陶渊明》 施园童主编，中国华侨出版社。

本文转自《中华励志网》 http://www.xiexiebang.com ,转载请注明出处。

陶渊明决定隐居的心路历程

三、陶渊明的仕宦经历

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说有抱负的人要出来为国家、为百姓做些有益的事情。陶渊明受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他本来也是要做一番事业的。可因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政治腐败，官僚军阀之间相互刹伐，以致后来的夺权篡逆。由于这种社会时代的原因，他原来那种从儒家思想出发的理想不能得以实现，于是便借助道家的思想及东晋时代的佛学思想来求得内心的平静。

陶渊明也曾有过几次出仕的经历。孟子曰：“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做官本不应该以赚钱为目的，也不完全是因为家里贫穷就出来做官。当时出来做官的人有两种情形。一是为了他的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另一种是因为要缓解他的贫穷。而陶渊明一生又做过什么官？又出于什么原因出来做官？虽然出家评说各异，可信的说法他一生出来做官五次，这其中有的时候是因为贫穷，有的时候是因为理想。

第一次出仕，是在太元十九年（公元393年）前后，也就是陶渊时差不多二十九岁左右做过江州祭酒。历史上说他在任期间，“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就是不能忍受做官所承担的职责和约束，时间不长，就自动辞职。

陶渊明这一次出来做官是什么原因呢？据记载，说他是因“家贫新志”才出来的。陶渊明八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死了。家里很贫穷，孟子所说的“有时乎为贫”是指家里贫穷。还因为你需要对你父母的“孝养”的责任。是不能看着你的父母与你一同忍受贫穷，饥寒交迫，那就是你的不孝了。陶渊明就因其“家贫亲志”的缘故才第一次出来做官。

第二次出仕，在隆安三年（公元399年）陶渊明35岁的时候，浙江会稽有一个名叫孙恩的人起兵叛乱。那时江州刺史恒玄势力强大，把湖北荆州刺史殷仲堪杀害。收并了荆州的势力，并不择手段扩充自己的军队。那时桓玄还没有表现出篡位的野心。同时又上表文给晋安帝。说自己有充实的军事力量，愿意带兵去讨平孙恩的叛乱。后来就用刘牢之和刘裕各部的军事力量，一举平定了孙恩的叛乱。

根据逮钦立《陶渊明年谱》记载，替桓玄到皇帝那里上表文的就是陶渊明。他从江州到建康呈送表文给晋安帝他是有理想的。他觉得孙恩是叛乱，我替桓玄上表给皇帝，为讨平叛乱，安定天下尽一点力量，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可是，桓玄讨平了孙恩，自己的势力更加强大。在晋安帝之兴元年，桓玄带兵打下了建康，俘虏了晋安帝。并使他成为自己的傀儡。那时陶渊明已不在桓玄手下，因为他早就认破了桓玄的篡位的野心，这一年陶渊明是三十八岁。

第三次出仕，在元兴元年（公元402年）刘裕队伍开始强大，而且他的职位是镇将军。陶渊明给刘裕做镇军参军。就因为恒玄叛乱了。而刘裕要讨桓玄，所以陶渊明就又加入刘裕讨伐桓玄的军队，做了镇军参军的职务。

第四次出仕，是在义熙元年（公元405年）。那一年他四十一岁了，在刘敬宣（刘牢之的儿子）的幕下做参军。陶渊明每一次出来做官都是很短暂的，他有过理想，希望在战乱年代能为国家平定安宁做一些事。

可是他每一次出来都失望了。不但每一次出来做官时间短，而且都辞职不干了。这一次是刘敬宣自己辞职。所以陶渊明也就在义熙元年三月辞职回家了。

第五次出仕，是在义熙元年八月。也是他最后一次出来做彭泽县令。这一次他只做了八十几天就决志不做官了。

陶渊明出仕的真正原因，在《归去来兮辞》序文中说：“幼稚盈室”。是说小孩子太多，家里贫穷，无以为生。他至少有五个儿子，还不包括女儿。他考虑彭泽县城“去家百里”，欣然答应出任彭泽县令。

陶渊明辞职是因为郡派一个督邮叫刘云的来彭泽县实地考察地方政治得失利弊和地方官吏治绩行为。刘云一向贪婪，以考察借题发挥索要贿赂。刘云闯进县衙后，喝道：“本官行部来到贵县，你等衣冠不整，形态懒散，是何道理？目前国家正是多事之秋，你等不思国恩，励精图治，为民造福，反而日日繁众豪饮，不理政事，朝庭要你等滥官污吏何用？”说罢扬长而去。陶渊明欣然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恰在这天晚上，武昌来人报丧，说陶渊明妹妹不幸突发疾病身亡。不由得使他最终下定了退出官场的决心，即挂印乘舟回上京里。

陶渊明的仕宦经历，最初一次是因“家贫亲老”他要奉养母亲。最后一次是因为他“幼稚盈室”、“瓶无储粟”，他要抚养子女。而中间几次出仕，因为他看到当时天下大乱。他想如果能够平定这些叛乱，能够使国家有安定太平的日子，能够使人民有安居乐业的生活，当然是一件好事。

第二篇：人生成长历程的三句精华

人生成长历程的三句精华 ：

1、你的爱好就是你的方向，你的知识就是你的资本，你的性情就是你的命运。

2、复杂的事情简单做，你就是专家；简单的事情重复做，你就是行家；重复的事情用心做，你就是赢家。

3、美丽是属于自信者的，从容是属于有备者的，机会是属于开拓者的，奇迹是属于执著者的。

第三篇：“明道德传统感文化人生”演讲

赏文明校园，感大学人生

天空和浮云的心一样，希望雄鹰自由翱翔。花开的日子我们踏进大学校园，这个让我无数次魂牵梦索的地方。这里，有鲜花、有掌声，让我尽情绽放年轻人的活力；这里，有机遇、有挑战，让我大胆开拓自己无限的潜力。在大学的校园里，继续编织我们心中那份最初的梦想。

道德，是我国历史长河中，慢慢沉积下来的精华，是传统文化中一把无形而有力的标尺，它使美好的事物得到平衡。构建道德文明的校园将成为一个永恒的主题。道德存在于各个方面，它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哪怕小小的宿舍之间也可以追寻道德的足迹。日常生活中，一个不经意的动作可能换来的是友谊，是和谐。比如说把捡到的水卡交到值班室，在白天关掉楼道里的灯……不过是举手之劳，却能彰显出很高的道德素养，值得我们去学习。作为一个大一的学生，在学院宿管会工作了一个多学期的时间，让我深刻的体会到道德是做人之本的道理。每天晚上的查宿，一张薄薄的查宿表上记录的并不是简单的数据，它所承载的是整座宿舍楼学生的安全。查宿时在每个姓名后面画上的对钩，体现的不仅是对工作的负责，更是对同学的负责，学会对他人负责，这不就是崇高的道德体现吗。

我的大学我的梦，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让我懂得了很多道理，同样还感受到了大学精彩的课余文化生活。比如说疏散演习，虽然只是演习，但大家都积极配合宿管会的工作人员，最后演习获得圆满成功，演习中看到自己第一次使用灭火器成功把火扑灭时，心情是无比的激动，激动的不仅是因为扑灭火，更是因为增加了自己人生中一次新的体验。人的一生中会有很多个第一次，每一次都会让我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在我刚入学的时候，有幸观看了一场星级宿舍评比，每个候选宿舍都带来了精美的幻灯片和精彩的才艺展示，看着他们放出照片上的精彩瞬间，不禁让我无比兴奋，因为我看到了我所憧憬的大学生活，让我对自己今后四年的人生充满期待，学院是大家，宿舍是小家，我相信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今后的路上，我们共同面对困难，一起书写属于我们的大学人生。

相信花开的日子我们不会孤单，一起携手，并肩作战；花开的日子，我们绽放活力，点燃梦想；花开的日子，我们许下约定，来年花开之时，我们一起高歌道德传统，续写文化人生！

第四篇：三棒鼓声频·题渊明醉归图原文、翻译及赏析

三棒鼓声频·题渊明醉归图原文、翻译及赏析

三棒鼓声频·题渊明醉归图原文

先生醉也，童子扶者。

有诗便写，无酒重赊。

山声野调欲唱些，俗事休说。

问青天借得松间月，陪伴今夜。

长安此时春梦热，多少豪杰。

明朝镜中头似雪，乌帽难遮。

星般大县儿难弃舍，晚入庐山社。

比及眉未攒，腰曾折，迟了也，去官陶靖节。

三棒鼓声频·题渊明醉归图译文及注释

译文

先生（指陶渊明）已经醉醺醺的了，需要家中童子的搀扶（才能不跌倒）。一旦有诗句成诵就记录下来，没有美酒可以喝了就重新赊一笔账（买酒），想要唱几句山野的音乐的曲调（净化心灵），凡俗之事（指追求功名富贵等）请不要再提。问青色的苍穹借来月亮留驻松林之间，陪伴着度过这佳景良辰。这时候长安城里是温暖如梦的春日，有多少英雄豪杰，到了明天在铜镜之中就会发现发丝如雪，即使戴上了乌纱帽也难以遮掩。星一般小的县令也难舍弃，到晚年一场空只能抱恨遁入寺舍。还不如趁现在还没有低眉折腰，赶快效法陶渊明辞官隐归，落一个美名：“靖节”。

注释

三棒鼓声频：传为元代行乞时所唱的时令小调，宫调已失。

扶者：即扶着。

星般大县儿：小小的县令，指陶渊明曾任彭泽县令事。

庐山社：指晋庐山东林寺高僧慧远创建的白莲社，有不少名士参加，但陶渊明迟迟不入。

眉未攒：则谓入了莲社，遁入了空门。

三棒鼓声频·题渊明醉归图赏析

这首曲是作者在观赏《渊明醉归图》时，有感于社会现实，在画轴上留下了这首曲子。“先生醉也，童子扶者。有诗便写，无酒重赊，山声野调欲唱些，俗事休说。”这几句描摹了一个隐居者的形象，不禁令人想起李白的《将进酒》中“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的诗句，一杯美酒，一位隐士，兴之所至，随笔写来——这是多么惬意的场景啊！也暗中寄托了作者对隐居生活的向往。“俗事”即尘俗之事，指追求功名富贵等，与下文“长安此时春梦热”相照应，讽刺了人们一心求取功名的社会现实。“多少豪杰，明朝镜中头似雪，乌帽难遮。星般大县儿难弃舍，晚入庐山社。比及眉未攒，腰曾折，迟了也，去官陶靖节。”这是规劝朝中为官者早日归隐山林，免得落下凄惨的下场。“腰曾折”一句，化用了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诗句，更加强了对这种做法的否定。这首曲通俗易懂，委婉地表达了作者追寻隐逸的情调。

先生醉也，童子扶者。

有诗便写，无酒重赊。

山声野调欲唱些，俗事休说。

问青天借得松间月，陪伴今夜。

长安此时春梦热，多少豪杰。

明朝镜中头似雪，乌帽难遮。

星般大县儿难弃舍，晚入庐山社。

比及眉未攒，腰曾折，迟了也，去官陶靖节。

赏析

这首曲是作者在观赏《渊明醉归图》时，有感于社会现实，在画轴上留下了这首曲子。“先生醉也，童子扶者。有诗便写，无酒重赊，山声野调欲唱些，俗事休说。”这几句描摹了一个隐居者的形象，不禁令人想起李白的《将进酒》中“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的诗句，一杯美酒，一位隐士，兴之所至，随笔写来——这是多么惬意的'场景啊！也暗中寄托了作者对隐居生活的向往。“俗事”即尘俗之事，指追求功名富贵等，与下文“长安此时春梦热”相照应，讽刺了人们一心求取功名的社会现实。“多少豪杰，明朝镜中头似雪，乌帽难遮。星般大县儿难弃舍，晚入庐山社。比及眉未攒，腰曾折，迟了也，去官陶靖节。”这是规劝朝中为官者早日归隐山林，免得落下凄惨的下场。“腰曾折”一句，化用了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诗句，更加强了对这种做法的否定。这首曲通俗易懂，委婉地表达了作者追寻隐逸的情调。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先生我喝得醉了，仆童好好地搀扶着。

有诗马上就写，没有酒喝就再去赊。

山声小调想要唱一些、那些俗事咱不说，且向青天借一些松间的明月，陪伴俺度过今夜。

长安城里这时候春梦非常热。多少英雄豪杰，一天过后明天早晨的明镜中就白发如雪，那么点几的乌纱帽实在难遮。

多少可怜的人，星星大个县官也不能舍，晚年则才想着要出家入什么白莲社、等到你加入白莲社，腰也经过多少次地向人折，一切都已经晚了迟了许多。看看，那才是抛弃乌纱帽的陶靖节。

注释

三棒鼓声频：元代时令小调，所属官调不明，元散曲中仅曹德有出一曲。曲调弄三叠，构成急促的三棒鼓声。

先生：指陶渊明。

长安：指京城。

春梦热：借用“黄粱一梦”典故，意谓京城里在朝百官此刻正做耆飞黄腾达的美梦。

乌帽：指官帽。

庐山社：慧远法师在庐山东林寺创建佛门白莲社。

第五篇：全国道德模范董明与我们畅谈“人生真谛”

全国道德模范董明与我们畅谈“人生真谛”

2012年3月15日下午，武汉信息传播职业技术学院在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了一场关于“听人生真谛”青春励志的演讲，学院为此场演讲请来了全国道德模范董明与同学们交流，此次交流会的嘉宾主持由学院新闻系主任范增亮老师担任。

一段关于董明的视频《轮椅上的天使》播出后，董明出现了，她是坐着轮椅来的。虽然她是坐在轮椅上，但是她灿烂与自信的笑容却吸引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我们在她的身上看不见任何一点因为腿脚不方便而会引起的自卑，相反的是自信与美丽，从而也令人不由地产生敬佩。

董明六岁的时候就加入跳水队，九岁的时候为了救溺水的队友发生意外导致高位截瘫。她说“我放弃过，可我连死的能力都没有。”但是最终在父母的关爱下她坚持了下来，即使医院下过多次病危通知书，但她依旧顽强的活着。或许是老天怜惜这个善良的女孩，受伤10年后慢慢恢复了语言功能。她深信“心态扭转人生，知识改变命运”通过不断的学习，她自学了英语和日语两门语言，考取了国家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书，并投身与志愿者活动担任过禁烟大使、环保志愿者、文明过马路劝导员等各种志愿者。2008年北京奥运会、北京残奥会、国庆60周年庆典、2010年上海世博会、广州亚残运会等多个大型活动也都活跃着董明担任志愿者的身影。

她感人至深的一个个故事震撼着同学们的心灵，她顽强与病魔抗争的毅力让我们钦佩，她也从不因自身存在的不足而放弃过对生活的渴望，而是一次又一次用她的亲身经历和人格魅力感化着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并告诉我们人生的真谛在于“坚强、自信、坚持”，也因为她的乐观豁达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美好。

“爱不是等待，爱是传递，是奉献，在爱别人的过程中，在奉献中，我得到了最幸福的人生”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此次演讲会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