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衣社内幕》-军统与汪伪的厮杀

第一篇：《蓝衣社内幕》-军统与汪伪的厮杀

《蓝衣社内幕》:军统与汪伪的厮杀

傅胜蓝，浙江金华人，早年曾是共产党人，在大革命时代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这样的经历，后来在许多叛徒出身的国民党特务中不乏其例。国民党特务之所以吸收这些人，一是这些人懂得中共的底细，二是更加懂得苏联的底细，特别是共产党的内部组织及其运行等，这是刚刚“出道”的国民党特务十分陌生的。

据悉，傅胜蓝叛变后，被国民党大特务康泽说服，于1933年加入了“力行社”的外围组织“革青会”，后来又进入“力行社”核心，并主编其机关刊物 《司令塔》。又据也是国民党特务以及汪伪特务的陈恭澍后来回忆（他曾以过来人的口吻详细讲述了一部“特工史”，所谓 《英雄无名》 五部曲，大陆版为 《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笔者注），“兼并南昌行营调查课后，特务处内顿然增加了一批新人，其中以留苏学生和脱共分子居多。老实说，平均水准，比戴先生以军校同学为骨干的老班底优秀多了„„所以多获戴先生之重寄”（陈恭澍，《北国锄奸》，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其中就有傅胜蓝。

戴笠的特务处曾出版过许多专业书籍，这些书籍是训练特务的教材，其中有一本即是由大叛徒王新衡和傅胜蓝合译的苏联 《切卡―格别乌》（即“契卡”，又名“格别乌”），内容是苏联特工组织和活动的概况。此外还有大叛徒顾顺章口述、臧公惠整理记录的 《特务工作的理论与实际》，以及由另一名叛徒程一鸣撰写的 《情报学》 和 《内勤业务》。这些教材加之由特务头子郑介民撰写的 《军事谍报》 等，成为国民党“军统”各特务训练班的基本参考教材。

诡异的“《司令塔》事件”

傅胜蓝在国民党特务组织期间，曾发生过一次著名的事件，即“《司令塔》 事件”。

《司令塔》 是“力行社”的社刊。当年几名国民党“青年才俊”忧于国难和内扰，发起成立了“三民主义力行社”。成立之初，作为其“两大建设”（精神建设、组织建设）之一的“精神建设”的具体措施，即阐述组织的精神、统一成员的思想和活动等，《司令塔》 于是问世。这是64开的小册子，每期不过薄薄的七八页，但它却不啻是“力行社”的精神纽带，大凡下达命令、情报汇编等皆收录在内，且发行时间长达7年左右，实为国民党早期特务组织最重要的一本绝密刊物。由于“《司令塔》 事件”，傅胜蓝得咎入狱，并由此积恨于心，为他后来再次叛变作了铺垫。

却说当年由汪精卫兼任部长的国民政府外交部，因为一再对日本妥协退让，被许多激进的爱国人士视为“汉奸的大本营”。也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1935年春，在刚刚出版的一期《司令塔》中，居然出现了两张夹页――那是一份完整的刺杀汪精卫的计划书。《司令塔》 当年是仅供“力行社”社员参阅的，被当局视为绝密文件，甚至“蓝衣社”的魁首们也必须实行“阅后焚毁”的纪律。多年之后，青年历史学者丁三仍然不解地说：“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进入‘朝天宫’（也是南京国民党特工的一个活动场所――笔者注），怎么放进三百余份小册子里的。更没有人知道，究竟是谁在这么做。最令人感到诡异的是，那个人又通过某种途径，‘将此夹有两页的刊物给汪氏看’。”（丁三，《蓝衣社――中国法西斯运动始末》，语文出版社，2010年版）显然，似是有人刻意以此来挑拨蒋、汪的关系。彼时面对日本侵华的强劲姿态，蒋、汪的对策有了分歧，却又有相通之处，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汪精卫获悉 《司令塔》 的事情后，会那样地勃然大怒――“素来温文尔雅、被视为彬彬君子的他，在众多国民党元老面前诉说起了自己的委屈。通车、通邮问题，不是蒋介石主张的吗？不久前刊载在 《外交评论》 杂志、被视为中日和解象征的《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 一文，不就是蒋介石口述、陈布雷命笔，并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的吗？他的所作所为，既代蒋受过，又成为‘蓝衣社’的刺杀对象，天下焉有此理？”于是，接下来的事更加证明了“《司令塔》 事件”并非空谷足音。

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复成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正在召开国民党第四届六中全会的开幕式。这次会议本来是作为国民党“五大”的一个预备会议，所谓“冠冕云集”，“济济一堂”。这一天，有百余名国民党中央委员在拜谒中山陵之后，一一入场，随即在党歌声中，由行政院院长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致开幕词。开幕式结束后，9时30分，全体委员齐集会议厅门前合影，而在汪精卫身边却留下了一个空位，那本来是蒋介石的位置，“这个反常的现象，使接下去的事件显得烟波诡异、疑点重重”。不久，一名外披大衣、内穿西装的青年闪身而出，突然掏枪，朝汪精卫连开了三枪，汪精卫应声倒地。

“刺汪案”是民国史上一个转折点，蒋、汪的破裂由此一发不可收拾。至于“《司令塔》 事件”，后来丁三认为：傅胜蓝不过是“力行社”要员酆悌的替罪羊，最终，“作为宣传处助理干事、《司令塔》主编，他被判入狱两年”。

傅胜蓝会忍气吞声么？

两本《蓝衣社内幕》

丁三在 《蓝衣社》 中写道：“傅胜蓝转投戴笠系统后，1942年，他再次被汪伪‘76号’捕获了。这次，周佛海亲自出面，不仅说服他改换了门庭，而且使他答应与文化界大汉奸、作家张爱玲的丈夫胡兰成合作，写作 《蓝衣社内幕》 一书。”

“毫无疑问，周佛海此举，为的是诋毁重庆政权，并多少给伪政权涂脂抹粉。但在市井纷传‘蓝衣社’，而戴笠系统又无处不在之际，这本书具有极大的时效性和轰动效果：当年秋天，《蓝衣社内幕》 出版后，行情一路看涨，被称为‘洛阳纸贵’‘凡识文墨者莫不知有该书’。短短两三年时间，这部真伪难辨、兼有史实和演义色彩的著作，销售高达二百余万册。”

“作为民国罕见的畅销书之一，《蓝衣社内幕》自然也流传进了后方，流传到那些‘力行社’发起人的手里。问题在于，在抗战救亡的背景下，在众多魁首或失意或沉沦之际，谁还顾得上与之辩驳呢？谁愿意去追溯它最初的、清新而澎湃的道路呢？何况，所有这些还都被视为重大机密。又何况，在‘力行社’早已烟消云散的情况下，它的主要遗产，那个庞大、森严而面目诡异的‘军统局’，与傅胜蓝所说所写的也没有什么区别。它最适合的名字，或许就是‘蓝衣社’„„” 傅胜蓝1942年再次叛变，投靠了日伪政权，而他的“见面礼”竟是一本 《蓝衣社内幕》（据说这本书还被日本在上海的宪兵和警察用来做教材，来训练替他们秘密服务的特务――笔者注）。这不禁要让笔者多说几句了。其实，应该是有两本相同书名的 《蓝衣社内幕》，一本是傅、胡合著的，另一本则是当年由汪伪的 《国民新闻》 连载的。后者的作者却是以另一个“军统”叛徒陈恭澍的名义撰写的，传说这是汪伪当局为了断绝陈恭澍的“回头”之路而设计的，也即李士群、万里浪、傅胜蓝的策划。1942年4月，上海的国民新闻图书印刷公司在连载结束之后又出版了同名的书，列为“国民新闻丛书”之六，堂而皇之地行销于市，在书后的广告页中还有宣传提要：“‘蓝衣社’之在中国，几已妇孺皆知，甚至声闻世界，与苏联之‘格别乌’同样震惊世人。本书作者以该社高级干部之身份作现身说法，真实地暴露十年来中国的秘密政治之内容，其详尽精确自非局外人所可企及，实为阐述中国秘密政治之第一部信史，亦为阐述中国秘密政治之第一部巨著。”于是，虽说此书只有薄薄的100余页、15万字，却一时洛阳纸贵，甚至一版再版，一直印了10余万册（一说200余万册）。

陈恭澍的 《蓝衣社内幕》不但对戴笠领导的“军统”特务机关的前身及沿革、现行组织及一般人事、国内各主要区站人事表、主办训练班情况及主要工作现状、今后工作预测，以及一些重要案件的内幕与实施经过等均有交代，甚至还将一些密电、手令之类的东西都影印出来，可谓“图文并茂”。《蓝衣社内幕》 不仅言及人所罕知的“力行社”特务处，还大谈“蓝衣社”（据说是1932年春夏之间，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成立的一个效仿法西斯主义并以“蓝衣社”名之的秘密组织，意在习仿意大利的“黑衫党”和德国的“褐衫党”，除反共之外还针对日本军部以及汉奸，因而随即引起日本情报机关的高度关注，不过，其究竟如何，抑或是有人故意以讹传讹，那就不知道了――笔者注）的秘密，或真或假，成了一道谜案。

陈恭澍后来称自己于1941年11月被汪伪特务机关逮捕，自忖要是与汪伪对着干只有死路一条，于是便把他领导下的“军统”上海区140多名特工和盘托出，所谓“如果用‘忍辱偷生’这句话来形容这段过程，我不承认也不行，可是事实上并不尽然，因为其间的确有些个意想不到的境遇”。于是汪伪特务机关不费吹灰之力就一举扫荡了“军统”上海区，缴获大批枪械弹药、电台和秘密文件，成为“和平运动开展以来在上海的最大一次破获”。为了防范陈恭澍“曲线救国”的机心，汪伪特工总部头子李士群遂以釜底抽薪之计，让先期投降汪伪的王天木（也是“军统”的一名杀手，有“军统”之“十大将”“三大杀手”“四大金刚”之一之称――笔者注）动笔，加以胡兰成的润色，以移花接木手法，成就了 《蓝衣社内幕》 这本书。至于署名陈恭澍，乃是断其后路的妙法，而此计的实施果然大奏其效，由于该书暴露了“军统”的许多秘密，当时远在重庆的戴笠对陈恭澍恨得牙根痒痒，而陈恭澍情知如此，不得已也为李士群做了些事。但他却很有心计地把王天木的原稿收藏了起来，这才逃过战后的一死。

据“光复”后在上海“肃奸”的程一鸣回忆：“陈恭澍知道我到上海，拿了 《蓝衣社内幕》 的底稿来见我，请我把这本底稿送给戴笠，说‘这本书是王天木写的，和我没有关系。王天木和戴笠是拜把兄弟，戴笠认识王天木的笔迹，请你帮忙，希望戴笠不要杀我’。”结果果然如此。戴笠不久因飞机失事暴毙，陈恭澍又依仗自己与接任者郑介民的私交，不仅没有获罪，而且“归队”被派到北平担任绥靖第一大队大队长，乃至后来随同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继续在情报机关任职，后任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第二处处长。

如此说来，所谓 《蓝衣社内幕》 看来并非由陈恭澍所作，如其晚年所说，“都说特务工作不择手段，所以冒名出书也就被用上了”。至于其真正的作者，恐怕是“集体的智慧”吧。而能够揭示“蓝衣社”内幕的，当系其内部人的曝光，这或者就有傅胜蓝、王天木，以及推手李士群等的痕迹了。

一个类似《色・戒》的故事和汉奸市长

傅胜蓝“落水”之前，是“军统”青岛站的站长，是王天木的部下。王天木彼时曾任“军统”华北区区长、特派员、上海区区长，因刺杀了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部长陈�，引起汪伪集团的报复，被李士群逮捕又故意释放，随即引起戴笠的怀疑，遂密令除掉这个“叛徒”，王天木因此转而投敌，供出众多同僚，傅胜蓝也因此被捕和叛变。

多年后，一部 《色・戒》 的电影引起人们对抗战时期谍战的浓厚兴趣，而相似于电影情节的，也有一个“血淋淋的真实故事”。这个悲剧的主人公，则是傅胜蓝和丁履贞。

丁履贞是山东日照人，曾受训于“军统”临澧训练班，1938年底被派赴青岛站任内勤。傅胜蓝叛变后，丁履贞亦被裹挟而去，当时两人有恋情，“军统”为了制裁傅胜蓝，与丁履贞取得了秘密联系，并责成她相机执行制裁任务。陈恭澍回忆说：“她虽然与傅接触的机会很多，也很容易得手，可是她究竟是个女孩子，而且因感情作祟，枪击刀刺，她都下不了手。最后只得改用毒剂，要她将无色无臭无味的某种毒药，下在傅某常用的热水瓶里，在不知不觉中就可以将傅毒杀。但是药剂交给她之后，却迟迟没有消息。当然丁是忠于国家、忠于组织的，事实上，这时候她是人天交战，陷入了痛苦之中，下手吧，意下不忍;不下手吧，任务在身，局本部又催逼得紧。由于心理矛盾，忧形于色，种种举措难免失常，这些早都落入了傅胜蓝的眼里，傅是一个老狐狸，又受过苏俄‘格别乌’的训练，所以提高了警觉，处处都防备着她。终于有一天在她放置毒剂之际，被傅当场抓住，随后就将她勒毙在卧室之中。”

陈恭澍的回忆一如他的 《英雄无名》，许多出自其“演义”。事实上自武汉撤退后，傅胜蓝奉派建立青岛站，曾去临澧训练班挑选干部，选中了丁履贞，此后他们奉准组织“掩护家庭”，丁履贞即在傅胜蓝的控制之中，乃至于傅胜蓝在汪伪政治警察署署长苏成德唆使下附逆，丁履贞也陷于其中。及至傅胜蓝上任汪伪杭州市市长，丁履贞也以“市长太太”的身份随行，不料傅胜蓝的大太太凶悍异常，小老婆丁履贞名节两亏，悔恨交集，又因流产而几成疯妇，她大骂傅胜蓝是“汉奸”“骗子”，最终触怒了傅胜蓝，遂以“私通‘军统’”的罪名，将丁履贞秘密杀害。

汪伪两任杭州市长――何瓒和谭书奎，都是遭到国民党特工秘密刺杀的。何瓒被击毙后，汪伪浙江省省长梅思平任命傅胜蓝继任其职，是为“以特制特”。“以特制特”是抗战时期沦陷区的惯常现象，比如汪伪“76号”特工总部，其成员有许多是国民党变节的特工，因此给国民党的潜伏特务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如当时的“中统”苏沪区，除区长徐兆麟和一个会计逃脱之外，竟全军覆没，而“军统”的上海区，其10个部门、8个行动大队、5个情报站，也竟无一幸免。

当然，作孽是必须要还的。抗战胜利后，在“肃奸”中被处死的汉奸和间谍的名单中，赫然就有傅胜蓝的名字，他是和川岛芳子、丁默�、苏德成、万里浪等共赴黄泉路的。

（选自《同舟共济》2015年第12期）

第二篇：1941年国民政府与汪伪政权上海银行大血战内幕

1941年国民政府与汪伪政权上海银行大血战内幕

汪伪为了达到推行中储券的目的，要求坚守在上海的重庆政权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撤离公共租界。蒋介石一面要求沪四行“坚守立场，不能丝毫让步”，一面指示戴笠的军统特务对伪中储银行职员，不惜采取袭击、恐吓和暗杀的手段，企图阻止中储券的发行。

本文摘自:《档案春秋》 杂志 汪伪强推中储券

1940年11月30日，大汉奸汪精卫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植下，在南京成立傀儡政权——伪国民政府。汪伪政权为了自身的生存，培植自己的经济命脉，于翌年1月设立伪中央储备银行，由伪财政部长周佛海兼任总裁，发行中储券，以期代替法币、军用票、华兴券和联银券的流通。汪伪希望以中央储备银行为中心建立全国新金融网，并设立省市县银行、农业银行、商业银行，形成统一的管理系统。同时，汪伪政府极力推行中储券，在上海外滩设立了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试图在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推行中储券。但是，上海银行钱业两公会一致决议，坚决拒绝与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来往，全市大小商店也一致拒绝使用中储券。于是，汪伪为了达到推行中储券的目的，要求坚守在上海的重庆政权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撤离公共租界。鉴于汪伪特务尤其是“76号”（特务组织）总部在上海令人发指的恐怖行径，为安全起见，中国、交通、农民三行都迁往法租界霞飞路，因为法租界的中立态度比较强硬，不象公共租界那样畏首畏尾。中央银行作为“银行的银行”，碍于面子的关系，不愿迁移。此时，伪中储银行上海分行向四行提出中储券各10万元开户往来的要求，均遭婉拒，或勉强寄库，由此引起日伪不满，祸根也就悄悄种下。

与此同时，在重庆的蒋介石焦虑万分，他深知：四行在沪艰苦支持，与国家整个金融计划关系至巨，沪四行一旦撤退，不仅法币、外汇市场将发生剧烈变化，还会立即破坏后方金融经济之安定，且东南数省之金融经济权，亦不免为敌伪唾手攫取，于己殊多不利，还会影响国际视听。因此他一面命令四联总处—— 重庆国民党政权战时最高金融经济管制机构（蒋介石亲任四联总处理事会主席）要求沪四行“坚守立场，不能丝毫让步”，一面指示戴笠要求潜伏在上海的军统特务对伪中储银行职员，不惜采取袭击、恐吓和暗杀的手段，企图阻止中储券的发行。

上海银行大血战

1941年1月30日，汪伪调查处专门委员李明达被军统特务暗杀；2月20日，伪中储银行上海分行本部遭到两枚手榴弹的突然袭击；3月3日，中储沪分行办事员富荣炳遭枪击受伤；3月21日，伪中储银行第五次理事会调查处副主任楼侗又被刺毙命。在此情况下，周佛海大为震怒，公开声明“如果一人被害，必拿四行十人抵命”，并令汪伪“76号”“力谋反攻”。特务头子李士群立即拘捕四行职员作为人质，施以报复。震惊中外的“上海银行大血战”便由此发端。

1941年3月21日深夜11时许，“76号”的一批特务分乘两辆汽车，来到霞飞路赛仲路口江苏农民银行宿舍门前（汪伪特务误以为这里是中国农民银行），将车横在弄口，架好机枪，狂揿宿舍门铃。宿舍茶房以为是巡捕房人员，急忙将铁门拉开，特务们一涌而入，并胁迫茶房引导上楼。当时该宿舍中的职员们从梦中惊醒，始知为汪伪特务所执。六七个特务手持二十响快枪，将室内十二人绑至二楼。约十分钟后，迫使他们分站两排，突然特务一人在三楼向职员举枪射击。瞬间，血花飞溅，惨呼连连。事后得知仅三人幸免于难。一人一见开枪，立即卧倒，滚进床铺底下，未被发觉，另两人躲藏门后，未被搜获。次日凌晨，“76号”特务吴四宝带领大批特务，包围极司非而路中国银行职员宿舍（即“中行别业”），凡是银行职员，均被抓进“76号”，先后180余人。

23日汪伪警政部在沪《中华日报》上发表谈话，说明拘捕中国银行行员原因，并称渝方对被捕者及其命运，应负责任，要求渝方立即停止暗杀行为，否则对在沪四行金融机关负责人员及一般从业人员一律予以同样处置。该报还公布被捕中国银行行员128人名单。

周佛海却假惺惺地表示对此事“颇为悲痛，互相残杀，于情于理，均不应该，惟渝方对我中储下级行员如此残害，我不报复，无以对同仁而安人心，其责应由渝方负之也”。

虽然汪伪特务制造这两起骇人听闻的大案，但驻上海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仍然奉命照常开门营业。

汪伪特务见不起作用，于是变本加厉，又对上海四行行屋进行滥炸，造成行员多人伤亡。

24日，上海中央银行法租界亚尔培路分行被炸，死亡7人，伤20人；公共租界白克路分行也被炸，死亡3人，伤26人，其余6人重伤；公共租界静安寺路分行被炸，死亡6人，伤60余人，其中多人未及医治，相继毙命。中央银行因两处行屋被炸，无法营业，只好暂停。交通银行公共租界南京路分行被炸，前日驻极司非尔路该行职员两人在家被捕。农民银行方面被绑女行员1人，同日并在行中发现定时炸弹，惟因机括损坏，幸好未能爆炸。

周佛海事后声称“心极不安，对死者尤觉抱歉。惟始作俑者乃渝方，我中储如不为渝方袭击，余亦不采此报复行动，故其责应由渝方负之也”。对上海外国银行界的抗议，周佛海表示“余已电令停止行动”，但“今后如何，仍视渝方也”。

紧急应变抑暴行

在上海接二连三出现这些骇人听闻的血案之后，上海四行纷纷致电蒋介石表示：“全市人心极度恐慌，除恤死救伤并谋照常营业艰忍支持外，尚乞指示应付机宜”，“似此沪地情势益加险恶，此后沪四行业务应如何处理以策安全之处，仍祈裁夺电示祗遵”。蒋介石责令四联总处：“对于四行驻沪各行，应由四联总处从速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在沪营业方针与行员安全办法之处置为要。”

四联总处理事会奉蒋介石电令立即于26日下午5点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议应变方案。这也是四联总处成立后召开的唯一紧急会议。

紧急会议由孔祥熙亲自主持，出席人员有财政部及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要员钱永铭、张嘉璈、徐堪、陈行、周佩箴、顾翊群、徐继庄、戴志骞、周守良、霍宝树、郭景琨、赵仲宣、张嗍、戴铭礼、徐柏园等。会议最后决定：

1、关于上海四行营业方针，要求“四行同仁仍应不避艰难，坚守立场，照常营业，以尽为国家社会服务职责，并请财部发表谈话以安定人心。”同时，为妥慎应付防患未然起见，要沪四行应设法紧缩存款、汇款业务；紧缩人员，其干练机警者留沪办事，不必要者，陆续设法后撤，力予减少重要库存，公债继续打洞，一切帐册应留存副本，但必须设法放置安全地点。

2、关于被绑及死伤人员的善后办法，对被绑人员，一面咨请外交部转商英、美、法各大使交涉释放，一面由各行就近相机设法营救，并劝慰其家属；对被害人员，由各行优予议恤，并由各行查明姓名开单报告，俾便呈请政府核议抚恤褒扬，以慰忠魂；对受伤人员，由各行派员负责监护，妥为医治，并由各行负担全部医药费用，伤愈并从优晋叙。

3、关于今后沪行暨职员的安全问题，由财政部咨请外交部转商英、美、法各大使转饬沪领馆切实保障租界内商业及从业人员之安全；沪行同人嗣后应慎密戒备，加强警卫，以免类似事件之发生；各行应在美军防区内为行员预备宿舍，以策安全。

会议结束后，孔祥熙即向外交部发出急电，说明“日伪此种蔑视租界治安不法手段，实属破坏租界法权”，“四行职员在沪维持业务，纯为保障中外商人利益，倘任令其暴力摧残，影响实非浅鲜，租界当局有保障租界商业及居民安全之责任”，指示外交部：“迅予照会英、美、法使馆迅电上海领馆暨法租界及公共租界工部局，将被绑及被捕人员设法引渡或予保释，并切实交涉，保障租界内商业之安全。”

同时，孔祥熙还急电香港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等，要求：“迅电沪行照常营业，镇静应付，并先就近相机设法营救，一面派员劝慰被绑职员家属。”

会后第二天，即27日，国民党财政部在重庆通过记者发表谈话：“上海中、中、交、农等行历年艰苦支持，努力服务，原为维系国际金融市场及顾全东南数千万同胞生计起见，凡稍有人心者，不应仇视。各行从业人员服务银行，忠于职守，从不外鹜，亦为中外人士所共见，乃敌伪对于此种无辜从业人员，竟肆行绑杀，此等凶恶残暴行为，即交战国家所不为者而竟为之，适足以暴露其卑劣无知。推其用意，无非欲企图破坏各国在华商业暨断绝沦陷区域同胞之生计而已。此次被难人员，政府至为哀悼，业令各行优于抚恤，以慰忠贞。至上海各行，仍当一本平日服务社会之精神，继续维持营业。”

同日，外交部也向英、法、美驻华使馆进行通报，请求他们给予关注并能交涉对被捕人员引渡或予以保释，保障租界安全。

英、美两国均表示对此事无能为力，只能在道义上给予声援。

4月2日，英国大使馆向外交部表示：“英国大使馆确信公共租界巡捕房现正竭力保护并将继续竭力保护中国政府各银行及其职员，惟据南京伪政府宣称，此项暴行（其中数件在租界之外发生）系对中国政府特务人员狙击南京伪组织银行职员所为之报复行为云云。是此已使情势愈趋紧张，而外交部所要求之保护实愈难办到。巡捕房深恐双方如不准备设法避免互狙击双方银行及其人员，则局势或将不可收拾，巡捕房亦无法维持治安。此种情形，亟应避免，因其将予日方以直接干涉之绝好藉口。”

4月1日，上海银行界请愿，保释中国银行被捕人员，并说蒋介石听从美国大使劝告，已下令停止暗杀了。但周佛海认为蒋介石“刚愎，决不听劝停止暴行”，而不答应释放。4月4日，上海钱业公会会长秦润卿及金城银行上海总经理吴蕴斋等再次具名保释中国银行被捕职员，周佛海推说“保结书不全”，又拒绝释放，私下却说：“惟轻轻释放，则逮捕之举为多事矣。”至4月6日才下令批准保释中国银行被捕职员。直到4月8日被捕人员才全部获释，但条件是“暂住原处，不准擅离”。

血雨腥风复又还

中国银行职员获释后不久，4月16日上午伪中储银行上海分行会计课副主任张永刚在大华医院治疗被军统特务打伤的腿部时又遭枪击殒命。周佛海一听说此事为军统特务所干，恼羞成怒，决定“以血还血”。于是命令吴四宝当晚九时在甫经释出而仍派武装人员监视在“中行别业”之行员120余人中，提出毛泳丰、陶晋丞、裘德僧、张立暐、张筱衡、徐轶尘、曹善庆、倪孝本、张齐云等九人，作为报复对象。新任中国银行总行业务部副经理李祖莱出面要求立即释放，而周佛海开始则欲将该九人悉数抵命，在李祖莱的再三要求下，最后减至三人。周佛海表示不能再少,而且要与死者同姓同职，即“中国银行课主任阶级”，“杀三人以报复，杀以止杀，情非得已，虽心有所不安，而势不能不行”。因那个被暗杀的会计课副主任姓张，“76号”也要挑三个姓张，且是“课主任”。但此时被捕三人中符合条件的只有两个姓张的，最后只得把上海分行新闸办事处不姓张的主任曹善庆凑数。是日深夜，汪伪特务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会计主任张立暐、出纳股副主任张筱衡和上海分行新闸办事处主任曹善庆三人用汽车送回“中行别业”，当车开至宿舍大门口时，特务们就对他们开枪。其中张筱衡、曹善庆二人当场死亡，张立暐重伤。

4月17日，周佛海宣称此事为报复行为，听说沪四行已经停业，高兴地说：“如能因此做到双方停止暴行，则死者牺牲亦未始无代价也。”

同日，上海四行急电四联总处：“同人集议，在此情形之下，人人自危，均不敢到行，在沪主管人员无法强制工作，只得暂停营业”，现在“四行在沪勉强支持，照常营业，任何牺牲，原所不惜，敌伪暴行，本属意中之事，惟闻敌伪有如被害一人，须以三人抵命之说，似此循环仇杀，迄无宁止。四行行员，既非武装将士，在此毫无保障下，人人自危，无法工作，确属实情。事机万急，似宜权衡轻重，由政府赶筹稳定办法……”

18日，上海四行继续来电称，中央银行副理李达、黄世财、徐维纶、张悦联，中国银行副理潘久芳、程慕灏，交通银行副理潘启章、周叔廉、陆廷撰，农民银行副理竺芝珊、顾树堉等，“以四行环境日劣，对内对外无法应付，先后电请辞职”，担心“似此情形，如政府对于沪四行办事人员,设无切实保障办法，将至全体瓦解”。

而四联总处认为四行在沪为全国金融枢纽，关系整个法币信用、后方物价，无论如何必须继续维持，万难停顿，当此国难最严重时期，应以国家大局为重，镇静支持，随即指示沪四行：“

1、营业人员从紧配备，即寄寓营业室内，不必外出；

2、营业地点可商租界当局多派警卫保护，严密防范；

3、其余内部工作，职员可分散居住，分地办公，个人居住及办公地点应严守秘密，只须各行经、副理知悉，以便联络接洽即可，万勿集中一处；

4、所有因上列办法或其它为谋同人安全设备之各项开支，可不必计较，其继续办公之同人并准特给奖金，以示鼓励，此节亦由各行斟酌情形，授权在沪负责人员权宜办理；

5、外汇应由各行缜密准备撤退，速由各行分别向中外商业银行接洽，商定委托解付汇款及支付存款办法，万一到必须实行撤退时，所有四行对商民、对存户应负之解付责任，仍可由中外商业银行代为办理，用示四行始终对人民服务之精神；

6、一面已饬知其它方面，对四行用人之安全特别注意，不必畏虑，至各沪行副理等电请辞职一事，并盼切实慰劝，晓以大义，共体时艰，继续努力。”

同时四联总处迅即报告蒋介石，蒋介石表示赞同，并于23日做出指示：“目前自唯有照此布措。至伪方所称报复行为一节，显系信口雌黄。此种藐小汉奸，我方在沪工作人员，何至视为对象，必系敌伪自施残杀，阴谋制造排除四行离沪之口实，顷以密令在沪工作人员特别注意减少活动矣。”

密令调停求缓和

此次血战，导致上海金融界职员纷纷躲离上海，不敢上班，一片腥风血雨，使全市舆论哗然。如此血战不已，双方也都感到对己不利。30日蒋介石又作出指示：“查此次敌伪摧残我方沪市金融，将来或更严重。此固由于沪市银行界平素毫无组织，而在主持者亦乏应付得力所致，应即由财（政）部速派熟悉沪市金融及才能足以应付非常环境之大员，克日赴沪,会同四行主持人员接洽应付策略，以策安全。”并密令戴笠对在沪特工“暂取缓和方针”。

最后遵照蒋介石指令，由杜月笙出面调解，一场“银行大血战”遂告结束，上海市面上出现了法币、中储券共存的局面。1942年2月，由蒋介石亲自签署行政院训令，对此次上海大血战中四行死伤人员“明令褒扬，以彰义烈”，“褒扬其殉难行员，各特给一次恤金二千元，其受伤行员，给一次救济金五百元”，恤金在1941国民政府特恤金项下动支，“用以轸念忠良之至意”。

坚守在上海孤岛的四行一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撤离，它们对于法币仍然在沦陷区流通，稳定法币政策，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篇：汪郢小学与乌衣双语小学结对帮扶

汪郢小学与乌衣双语小学结对帮扶

实施方案

义务教育段民办学校，作为区域教育的组成部分，接受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读。为了提升民办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促进民办教育更加规范、健康、优质的发展，形成教育多元发展的格局，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对优质教育的实际需求，保障和谐教育建设工作的稳步实施和有力推进，特制定我校与双语学校共建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义务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为指针，以促进区域教育均衡发展为目标，以优质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结对帮扶民办学校提升整体办学水平为核心，以制度引导、干部援助、教师送教、活动共办等为手段，探索完善优质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互动、共同发展的模式和途径，最大限度地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提高民办学校整体办学质量，促进民办学校规范、健康、可持续发展，进而推动我片教育实现优质和谐发展。

二、工作目标

充分发挥优质公办学校在办学、管理、师资、文化等方面的优势，通过结对共建，帮助民办学校建设一支懂管理、会管理的干部教师队伍，建立科学规范的管理机制，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办学品质，缩短我区民办学校与优质公办学校的差距，提升区域教育一体化水平，确保“和谐教育实验区”建设各项目标的顺利实现。

三、帮扶主要内容

（一）理念对接

充分发挥我校在先进办学理念方面的积极作用，帮助双语学校树立更加科学的办学理念，确立“立足长远，持续发展”的办学目标，制定双语学校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结合实际，引导双语学校走特色办学的路子，形成民办学校自己的特色品牌。

（二）干部交流

开展干部双向交流，促进学校管理、教育教学艺术的取长补短，优势互补。结对共建学校间要本着“实事求是、因校制宜、量力而行、行必有效”的原则，定期组织学校干部开展学习交流活动，通过专题研讨、专题报告、网上论坛等途径，在互通互融中加强对教育理念、管理方法、教育教学模式等方面的优化，从而促进双方干部管理能力和业务水平的提升；我校选派1-2名干部到双语学校任职或支教，双语学校可选派1-2名干部到我校锻炼，锻炼时间原则上不少于一个学期，以推动学习交流活动的深入开展。

（三）教师牵手

结对共建学校积极鼓励教师间广泛开展双向牵手交流互动活动，努力为骨干教师交流培训提供便利条件，保证骨干教师培养扎实有效。同时联建双方从制度上加强交流牵手教师的管理使用，充分调动优秀教师和骨干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带动作用，促进民办学校教师快速成长。

我学根据情况，派出骨干教师、特长教师到双语学校支教、送教、走校；结对共建学校在共同协商的基础上，制定教师培养计划，组织教研组、学科教师间“一对一”或“一对多”的对口帮扶对子，采取面对面指导、集体备课、互动评课，以及双语学校组织教师参加我校参加公开课、观摩课、学术论坛等教研活动，提高双语学校的教育教学研究水平；结对共建学校选派主要学科2—3名骨干教师牵手，开展优秀教师对双语学校骨干教师“一对一”或“一对多”的骨干教师对口帮扶培训活动，并提高其教育教学水平，力争为双语学校各学科培养2--3名区内骨干教师。

（四）学生互动

组织学生交流活动，努力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结对共建学校要为学生搭建一个交流学习、增进友谊的平台，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手拉手，共成长”互访、共读一本好书、互致一封信等活动，共同开展德育体验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引导其之间的相互了解，互相学习，互相激励，共同成长；支持学生家庭建立“家庭联谊会”“成长共进会”等交流平台，开展互动交流活动，共同探讨不同经济文化家庭背景下学生的成长话题。

（五）资源共享 为支持双语学校规范发展，鼓励我校的优质资源向双语学校全面开放，展示优质公办学校在学校制度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并通过优质教学资源的分享，全面提升民办学校管理、教育和教学水平。

结对帮扶双方通过主题教育共同设计、同步实施、协力研究，实现教育资源充分共享；通过共建教学资源库、共同探讨教学设计、统一教学进度等实现教学资源的充分整合；通过设立QQ教研室、开展专题讲座、共办教研活动、课题同题研究等形式，为双语学校搭建教科研平台；公办学校帮助民办学校的教育现代化建设，加快校园网的建设和完善，使校园网站真正发挥辅导站和加油站的功能。

四、保障措施

（一）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开展我校和双语学校结对共建，是充分发挥优质公办学校示范引领作用的需要，是全面实施我区教育“雪球发展”战略的需要，是全面提升布局调整后学校整体管理水平的需要，是推进区域教育均衡、和谐发展的需要，是实现教育和谐发展的需要。

（二）制定共建方案，扎实开展共建工作。结对共建学校要在深入交流的基础上分别制定共建实施方案，明确共建目标、任务，制定具体的共建措施，落实工作进程和责任分工，实行共建工作年计划、年总结制度，确保共建工作扎实有效的开展。

（三）宣传共建典型，营造浓厚共建氛围。要通过媒体大力宣传共建工作中涌现出的典型经验和感人事迹，推广先进经验，形成人人支持共建、人人参与共建、人人为共建做贡献的浓厚氛围。

（四）落实考评机制，激发共建工作活力。区教育局各有关科室要加强宏观协调，强化过程管理，把共建工作成效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纳入教育工作目标管理，对共建工作实行单独考评，适时进行表彰，激发学校共建工作积极性，提高共建工作实效，促进全区各类教育均衡、协调发展。

汪郢中心小学 201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