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英萍 边缘的声音“虎”的感召——中岛敦《山月记》的深层文本解读[五篇材料]

第一篇：马英萍 边缘的声音“虎”的感召——中岛敦《山月记》的深层文本解读

马英萍

边缘的声音、“虎”的感召——中岛敦《山月记》的深层文本解读

[作者简介] 马英萍，女，厦门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

一、引言

日本近代作家中岛敦(1909-1942)在他33年的生涯中留下了23部小说文本，其中约三分之一直接取材或改编自中国古典文学，另有一些以日本殖民地附属国或地区为背景的系列短篇，和以公元前6-7世纪的西亚为背景的小说文本。可以说中岛敦是对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抱有关心的作家。

中岛敦的创作生涯虽然短暂，但他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极为特殊。有日本学者称之为“汉学传统的最后闪光点”[1]。遗憾的是我国学界对中岛敦文学研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体现在论文篇数较少，尚无专著、译著。鉴于此，笔者认为深入挖掘中岛敦文学价值，以丰富我国视角下的中岛敦文学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中岛敦（1909-1942）

二、《山月记》的中日两国研究现状 1942年2月，凭借《山月记》和《文字祸》的发表，中岛敦首次登上日本文坛。可以说战后被指定为日本高中国语教材的《山月记》是中岛敦最重要的代表作。又由于其素材取自我国唐代李景亮（生卒年不详，约804年前后在世）撰写的传奇小说《人虎传》，因此在我国的中岛敦文学研究文献中，《山月记》的研究成果较多。这些论文主要集中在《山月记》与中国唐代传奇小说《人虎传》的比较，与卡夫卡的《变形记》的比较研究上。例如日本学者德田进通过对比《山月记》和《人虎传》叙事重点的不同，指出《人虎传》主要侧重叙述“奇闻异事”，而《山月记》则主要反映“知识分子苦恼的内心世界”。[2]我国学者也通过对比《山月记》和《人虎传》在情节和表现手法上的不同，指出《山月记》“表现了当时日本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的感受，描写了知识分子在当时社会的威压下心理异变的现象”。[3]此外还有学者着重分析《山月记》中主人公强烈的自我意识，指出《山月记》发表在“日本军国主义横行、自我遭受阉割的苦痛时代”，它是作者“对摧残人性的战争的一种无声的抗议”。[4]另有学者通过《山月记》和《变形记》的比较研究，指出《山月记》的创作和当时日本军国主义镇压文学艺术界，摧残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而《山月记》中“恃才自傲、不肯媚俗，只想一心写诗”，最后化为一只猛虎的李徵恰恰与作者中岛敦个人的心绪和处境相吻合。[5] 相对来说日本学界对《山月记》的研究成果更为丰富，从教材研究到文本研究范围颇广，研究论文达百余篇之多。日本学者在对《人虎传》与《山月记》两个文本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了各种观点。例如有学者认为《山月记》描写了近代人知识人自我分裂和自我意识过剩的悲剧[6]；还有人指出《山月记》多处援用汉文训读句式、短句和逆态接续，通过这种独特的文体风格表现了一个“多层次二律背反的世界”[7]；另外有观点认为《山月记》表现了作者对人类存在的怀疑及对消失幻灭的恐惧[8]；此外有学者通过对《山月记》文本中李征对袁傪的告白、以及故事叙述者对读者的讲述两条脉络进行分析，揭示了文本主人公李征和故事叙述者的一体化，并指出李徵告白的自我辩护性和自我剖析的不彻底性。[9]近年来，《山月记》中李徵的诗文中“欠缺”的东西也成为研究的课题。

综上所述，中日学界关于《山月记》的论述已经十分深入，但笔者认为以实证主义的方法，从两个文本的文化及历史编码入手进行考察，将会打开《山月记》研究的新局面。《山月记》（日）中岛敦 著，韩冰 孙志勇 译

三、《人虎传》与《山月记》的历史脉络考察

在《山月记》中，李征进士及第是在天宝末年(公元756年)，与《人虎传》中所写的“天宝十五载春”是同一年。日本学者小森阳一指出，“天宝末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隐藏着巨大历史性的时代，这一年正值“安史之乱”时期。[10]另外，我们还应注意到《山月记》和《人虎传》的时间跨度是不同的。我们首先考察一下《人虎传》的时间跨度。《人虎传》中的李征天宝十五载春登进士第，“后数年调补江南尉”。根据唐朝官制，“唐人刚中进士或明经，还不能马上做官，除非再考中制举，或博学宏词，或书判拔萃等，否则需’守选’等候好几年。”[11]也就是说，李征上任应该是及第几年后的事情。而后，李征任江南尉“及谢秩”，也就是一个任期满。“唐人每任一官，都有年限，一般为四年。任满后亦需‘守选’，即在家等候若干年后才能到吏部赴选求另一官。”[11]108因此可以说，尽管李征“性疏逸，恃才倨傲，不能屈迹卑僚”，但他还是为官至任期满。其后“退归闲适，不与人通者近岁余”，也就是至少一年以上没有和人来往。后来，因迫于衣食，求得“郡国长吏”的职位，“征在吴楚且岁余，所获馈遗甚多”，然后在归乡的途中发狂不知去向。“至明年，陈郡袁傪以监察御史奉诏使岭南”，并在途中遇到了变身为虎的好友李征。总结上述情节，可得出时间轴如下：

○1天宝十五年李征及第进士→○2守选（进士约三年）→○3任江南尉（四年或更短）→○4退归（一年有余）→○5任郡国长吏（一年有余）→○6归乡途中发狂变身为虎→○7第二年与友人袁傪相遇

从上述时间轴可以看出，《人虎传》的时间跨度至少有7~8年以上，也就是说时间结构已经超出了“安史之乱”的时间范畴。至少，从变身为虎的李征与袁傪再会时的寒暄可以推测，他们相遇是在“安史之乱”平定后。李征在得知昔日友人袁傪已升任监察御史时说：“吾子以文学立身，位登朝序，可谓盛矣，况宪台清峻，分纠百揆，圣明慎择，尤异于人。心喜故人居此地，甚可贺。”这里说的“宪台”亦称“御史台”，是唐代的监察机构，“宪台清峻”可以理解为政府行政廉洁；“圣明”指皇帝，“圣明慎择”指皇帝用人谨慎。可见此时“安史之乱”已被平定，社会状况相对稳定。从唐朝的历史来看，“安史之乱”后的确经历过“元和中兴”(公元805-820)、“会昌中兴”(公元840-846)这样的稳定期。《人虎传》的作者李景亮生卒年不详，一般被认为生活于公元804年前后。可是倘若李徵756年及第进士时20岁，则到元和中兴时已是古稀之年。由于《人虎传》是一部传奇小说，时间设定并不严密。但可以推断的是，李征委托好友袁傪传录诗文是在太平之世。与此不同，《山月记》的时间跨度大大缩短了。其时间轴大致可以整理如下：○1天宝末年李征名连虎榜→○2随后（注意原文中用了“ついで”这个时间副词）补江南尉→○3不久（“いくばくもなく”）辞官归乡→○4数年后为妻儿的生计再次任地方官→○5一年后发狂变身为虎→○6第二年与昔日好友袁傪相遇

从唐朝的历史来看，安史之乱(公元755-762)经过8年才被平定，之后政权更替频繁，到了唐德宗(公元779-805)时代又发生了藩镇叛乱，史称“奉天之难”(公元781-784)。其后藩镇权力大增，中央集权受到严重威胁。《山月记》将时间跨度缩短后的结果是，变身为虎的李征与友人袁傪再会的时点仍处于“安史之乱”时期，或“安史之乱”被平定后不久的社会不安定期。与《人虎传》中跨越乱世的李征不同，《山月记》中的李征始终处于乱世之中。

《山月记》（海王社文库，2014）

四、《山月记》中李征的“不完美”诗作

如上所述，《山月记》中的李征正是在乱世之中变身为虎，与昔日友人袁傪相遇，并委托袁傪为其传录诗作。“李征的声音在草丛中朗朗回响。长短共三十篇，格调高雅、意趣卓逸，一读便知作者文才非凡。然而，袁傪一面感慨一面茫然地想：不错，作者的素质实属一流，但这些诗作要成为一流作品似乎(在非常微妙之处)还有所欠缺”

关于李征诗中的“欠缺”之处，日本学者提出了很多见解。有的观点认为，所谓“欠缺”，是中岛敦对自己的文学尚不够完美的一种自我批评。[12]另外有观点认为，所谓“欠缺”说到底不过是袁傪的感想，袁傪以政界官僚的理论否定李征的诗作价值，这是可悲的。[13]笔者认为，在探讨李征诗作的“欠缺”时，中日两国学者都忽略了将《山月记》与原典《人虎传》做比照，忽略了《山月记》中设置的时间背景。

首先，《人虎传》中关于李征的旧作，评价是“文甚高、理甚远，阅而叹者，至于再三”。这里的“文甚高、理甚远”在《山月记》中被改写为“格调高雅、意趣卓逸”。显然，《山月记》中李征的诗作欠缺的正是“理”。“文辞”与“义理”是唐代评价文章的两个方面。在唐初秀才科的考试中有“方略策”一项，其评价标准为：“文理俱高者为上上，文高理平、理高文平者为上中，文理俱平者为上下，文理粗通者为中上，文劣理滞者为不第。”[14]另外，在唐代进士科的考试设有“杂文”（诗、赋、箴、铭、论、表）与“策问”两项，其评价标准为“文须洞识文律，策须义理惬当者为通”。[14]大和年间（公元827-835），科举考试进行了改革，以“议”和“论”取代了“杂文”，据《册府元龟》载：“大和三年八月礼部奏：进士举人，先试贴经，并略问大意，取经意精通者，次试议、论各一首。文理高者，便与及第。”[15]因此，如果依照唐代科举考试的评价基准，《人虎传》中李征的旧作“文甚高、理甚远”，堪称完美。而《山月记》中李征的诗作只是文辞高雅，却缺乏“义理”，最多只能算“上中”。

值得强调的是，《山月记》将李征请旧友袁傪传录诗作的时间设置在乱世。那么，在社会的动荡时期，作为监察御史出使岭南的袁傪在途中与李征相遇，他最渴望听到李征什么样的诗作呢？笔者认为从袁傪的角度来说，恐怕他最渴望听到一些关于治国平乱世的意见或见解。李征二十岁进士及第，而唐代的进士科考试中 “策问”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据《唐摭言》载：“进士科与隽、秀同源异派，所试皆策答而已……后至调露二年，考功员外刘思元奏请加试贴经与杂文，文之高者放入策。”[16]也就是说，唐初的进士科考试只有“策”这一项，到了调露二年（公元680年）才增加了“贴经”和“杂文”的考试，文章做得好的人才复试“策”。另外，据《全唐文》中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的《条制考试明经进士诏》：“致理兴化，必在得贤，强识博闻，可以从政。且今之明经进士，则古之孝廉秀才，近日以来，殊乖本意。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安得为敦本复古，经明行修？以此登科，非选士取贤之道也……其进士宜停小经，准明经例，帖大经十帖，取通四以上，然后准例试杂文及策，考通与及第。”[17]可见，尽管科举考试一再改革，但“策问”一直是必考项目。

唐代进士科考试的“策问”多以五道“时务策”的形式出现。这就要求考生在熟记经典史书的基础上，有一定的思辨能力，对社会问题能够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例如杜甫的《乾元元年（公元759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道》的第一问为：“……欲使军旅足食，则赋税未能充备矣。欲将诛求不时，则黎元转罹於疾苦矣，子等以待问之实，知新之明，观志气之所存，於应对乎何有，伫渴救敝之通术，愿闻强学之所措，意盖在此矣，得游说乎？”[18]现实情况是百姓赋税不足以维持军备所需费用，如果要防备突发战争，百姓就要纳更多的税，生活就会困苦。该题目要求考生提出协调赋税和军费之间关系的办法。另外，韩愈的《进士策问十三首》中有这样的问题：“春秋之时，百有余国，皆有大夫士，详细於传者，无国无贤人焉，其余皆足以充其位，不闻有无其人而缺其官者。春秋之后，其书尤详，以至於吴蜀魏，下及晋氏之乱，国分如锱铢，读其书，亦皆有人焉。今天下九州四海，其为土地大矣。国家之举士，內有明经、进士，外有方维大臣之荐，其余以门地勋力进者，又有倍於是，其为门户多矣。而自御史台、尚书省，以至于中书门下省，咸不足其官，岂今之人不及於古之人邪？何求而不得也？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诚得忠信如圣人者，而委之以大臣宰相之事，有不可乎？况於百执事之微者哉？古之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於朝，其亦有说乎？”[19]该题阐述了唐代后期虽然土地辽阔、制度完善却人才不足的状况，要求考生分析原因。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唐代在科举考试中及第者绝不可能仅仅会做美文，还必须对治理国家有所见解。而《山月记》中的李征“与他人断绝交往，一心耽于诗作。”这样的诗作恐怕仅仅格调高雅而缺乏社会性，从朝廷命官袁傪看来当然是不完美的、有所欠缺的。

（图片引自网络）

五、“言志”之“诗”

关于《人虎传》和《山月记》中李征旧作的文体，几乎是中日学者都没有关注到的问题。《人虎传》中李征说：“我有旧文数十篇”，袁傪“即呼仆命笔，随其口书近二十章。”而《山月记》中的李征与友人相遇时表明：“自己本欲作为诗人扬名天下……曾作诗数百篇，未行于世。遗稿早已不知所在，然今日尚记诵者数十，请君代为传录。”显然，《人虎传》中李征的旧作——“文”在《山月记》里被改写成了“诗”。那么，“文”和“诗”究竟有什么不同，将“文”改写成“诗”和《山月记》的主题又有什么关联呢？

首先，“文”这一汉字据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文，错画也，象交文。”段玉裁注：“错，当做逪。逪画者，交逪之画也。《考工记》曰：’青与赤谓之文。’逪画之一耑也……皇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依类象形，故为之文。”“像两纹交互也。”也就是说“文”最初的意思指有纹理和色采相杂的事物，后面引申为泛指一切言辞、书籍、诗歌、音乐、刺绣、雕刻等等。[20]即便诉诸文字表记的“文”也有各种体例，在我国最早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中就论述了包括“诗”“乐府”“诠赋”“颂赞”“哀吊”“杂文”“史传”“论说”“诏策”“章表”“奏启”“书记”等在内的各种“文”的体例。

那么《人虎传》中的李征做的是哪一种“文”呢？有学者指出唐文“沿袭六朝余韵，讲究骈体四六文，甚至连表、奏、制、诰、判等公文，全都以骈文书写，或骈、散体交杂”，而“到了会昌年间，虽然韩愈等人早已在提倡写古文，但官场上庄重的诏令敕制、书奏表启和判案所用的判文等，还是以骈文为主……即使到了中晚唐古文比较盛行的时代，唐人一般在考科举和接下来的基层官场生活中，恐怕仍有许多时候需要读、写骈文。李商隐文集中的表状和祭文，几乎全都是骈文，连最普通的书启也喜用骈文。杜牧在大中年间任考功郎中、知制诰和中书舍人时所撰的制诰，也全是骈文。韩愈和柳宗元等人替亲朋故人撰写墓志时，好以古文为之，但这恐怕是当时的例外，因为现传世的六千多种唐墓志，几乎全以骈文书写。”[11]315可见，骈文这种体例在唐代应用范围极广。并且由此可以推断，《人虎传》中的李征所作之“文”也极有可能是所谓的“骈文”。

“诗”作为“文”一种体例，主要用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尚书·尧典》将其概括为“诗言志”，据许慎《说文解字》：“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20]34据《文心雕龙》卷二《明诗第六》：“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人稟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张立斋先生对此段加注说：“《毛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正义曰：‘诗者，人志意所之适也。虽有所适，未发于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故《虞书》谓之诗言志也。包管万虑，其名为心；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言悦豫之志，则和乐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艺文志》：‘哀乐之情感，歌咏之声发。’此之谓也。”[21]可见，“诗”这种体例主要用于表达作者的胸怀情感，政论并不是诗的主要任务。因此可以说，《山月记》中的李征是受到了“诗”的体例限制，因而无法做出袁傪心目中的“完美”之作。（图片引自网络）

六、变“虎”的意义

《人虎传》的李征是“皇族子”，二十岁在州府考试中及第成为贡士，是当时的“名士”，而后又及第进士。因此，李征“恃才倨傲”，可以说是对自己的文才颇有自信的人。并且，任江南尉时每逢同舍会醉酒后，辱骂群官“生乃与君等为伍耶？”身为“皇族子”和“名士”的李征根本瞧不起身边的那些官吏。李征任江南尉期满后归乡。据《唐六典》等史料，唐县设有不同的等级，自高至低依次为：“赤县、次赤县、畿县、次畿县、望县、紧县、上县、中县、中下县及下县”，而“一般明经、进士出身者，以释褐紧县尉最常见，望县尉和上县尉次之”。他们初任“紧、望、上”县尉期满后，最理想的去向是累迁至“赤、畿”尉，或迁转至中央任“监察御史”。[11]105-137李征的好友袁傪走的就是比较理想的仕途。小说中没有交待李征任江南道的县尉期间留下什么政绩，但从任期满后没有迁升而是归乡这一点看，似乎没有特殊政绩。既无政绩，又“恃才倨傲”的李征能令“楚人闻其声固久”，并“皆开其馆以俟之”，“宴游极欢。将去，悉厚遗以实其囊橐”，恐怕唯一可以凭借的是他的文才。换句话说，李征是一个以文才自恃，可以不受仕途束缚而衣食无忧的人。李征过分自恃，不仅不受仕途束缚，甚至不受道德和法律的约束。李征自诉：“于南阳郊外尝私一孀妇，其家窃知之，常有害我心，孀妇由是不得再合，吾因乘风纵火，一家数人尽焚杀之而去”。正因为如此，《人虎传》中的李征最终被剥夺了人性，化为异兽，遭到了善恶报应。与《人虎传》不同，《山月记》只提到李征的出身地，而略去了他“皇族子”的身份。根据李征自省，其变身为虎的原因是由于“懦弱的自尊心”和“傲慢的羞耻心”。“一方面恐怕自己并非珠玑，而不愿刻苦磨练；另一方面，又有几分相信自己的资质，不愿与碌碌无为之辈为伍。”并因此“逐渐远离世事，与人疏远，愤懑和羞恼使自己懦弱的自尊心不断滋长。”按李征的说法，老虎正是外表强悍内心软弱的象征。而事实果真如此么？众所周知，“虎”是百兽之王。特别在中国古代，“龙”是帝王的象征，而“虎”是威武的象征。汉代的武将中即有“虎贲中郎将”的官职。唐代从武则天时代开始，四品武将的官服(绣袍)上装饰有虎的图案(文官官服图案为鸟形，武官官服图案从一品至五品依次为麒麟、狮子、豹、虎、熊)。[22]由此可见，变身为虎并非一件“有腼于人”的事。

如上所述，《山月记》中的李征处于乱世之中，他没有选择和袁傪一样的仕途去接近权力中心，而是纠结于诗歌创作，最终却没能扬名天下，而是变身为虎。从官吏到诗人，再到老虎，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逐步自我边缘化的过程。作为山中野兽，老虎是不掌握文字的，它没有办法把自己做的诗记录为文字。而放弃文字就意味着放弃自己发言的正统性，无文字记载的虎的“嗥叫”只能随风而逝。但另一方面，对月咆哮的老虎形象又极其雄壮威猛。

值得一提的是，李征的“征”字在古汉语中写作“宫商角徵羽”的“徵”字。这个字从字形上看显然包含“彳”（行走之意）、“文”、“山”、“一王”的因素在内。据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徵者，召也。召者，呼也。周礼司礼注、乡射礼注皆曰。徵，召也。按徵者，证也。验也。有证验，斯有感召。有感召，而事以成。故士昏礼注、礼运注又曰，徵，成也。依文各解。义则相通……壬微为徵……行於微而闻达者即徵也。闻各本做文。今依韵会订。又说壬微之意。言行於隐微而闻达挺之于外。是乃感召之意也。”笔者认为“言行隐微而闻达挺之于外”正是作者中岛敦作为一个文学者所持有的决心和姿态。

七、今后的课题

在《山月记》首次发表的1942年，在战时体制下的日本，作家中岛敦想要抒发他什么样的胸怀，给人们什么样的感召，恐怕仅仅通过一篇《山月记》是难以下结论的。正如日本学者指出的，《山月记》是《古谭》系列短篇之一，我们在考察《山月记》这一文本时，应该将其作为《古谭》这一文学世界中的一元来考虑。[23]笔者认为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有必要将《古谭》重置于中岛敦的整个创作生涯，将中岛敦重置于战时体制下的历史语境中去考察。只有在与同时代不同作家和文本的互文性比较中，我们才能给予中岛敦客观的评价，才能从更多视角对《山月记》这一文本进行重新解读，并使其文学价值在重读的过程中不断增殖。对于这些问题，笔者将继续关注并另外撰文加以探讨。（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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