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30年西安小说作家创作心态管窥

第一篇：新时期30年西安小说作家创作心态管窥

摘要：西安作家创作心态虽幽微复杂，但有迹可寻。从历时性角度看，20世纪70年代末乃至80年代西安小说创作呈现出务实求变的青春心态，而90年代以来则是颓废与复兴心态纠缠交织在一起。应从西安 历史 地缘文化、社会 政治、世纪末情绪等多个向度人手，结合作品个案梳理西安小说作家纷乱的创作心态，探索冲出西安文学精神危机的路径，倡导借鉴京派和海派等文学流派，创建具有鲜明特色的“安派”文学。

关键词：西安作家；文化心态；小说创作；安派

当今 时代，文化愈来愈成为民族凝聚力与创造力的重要资源，要建设和谐文化推进整个社会的繁荣与 发展，则需要把握时代脉动，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进行传承与吸纳，从而建构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文化价值体系。众所周知，历史上的西安文学曾是那样辉煌，如汉如唐，诗文并茂，简直就是国家文学的象征、世界文学的翘楚和骄傲。即使是宫廷乐府与民间传奇，也令人刮目相看，赞美不绝。时至近现代，西安文坛却大抵像古城一样废弛颓败、荒凉一片，渐渐疏离于文化中心。偶有小花野草，却终不见文学的灿烂春天来临。倒是在陕北延安，文学 艺术 高举工农旗帜，成派成风，蔚为大观。于是并非单纯因为政治或党派的原因，人们对现代延安文学的关注与对古都西安文学的忽视居然构成了历史上最为鲜明的一种对比(情形有些类似于“延安学”与“西安学”或“长安学”)。进入当代，西安文学开始发出较为响亮的声音。所谓“白杨树派”隐约现身，一些知名作家会聚西安或附近，就仿佛当年“京派”作家聚集于北京和天津一带，积极开展文学活动从事创作，并取得了显著成就。而 中国 新时期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借西部大开发的时代机遇，西安增势甚显。作为全世界无可争议的文化名城之一，西安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无可争议的典型性、代表性。其突出的历史文化性格既重传统亦讲发展，既容纳万有又自具特色。时至世纪之交尤其近几年，在大力提倡“人本·发展·和谐”的社会语境中，西安人对此传统有了更深的体认和更好的发扬，正在致力于创造更具传统特色、时代气息、人文内涵的现代西安，努力彰显西安气度和西安魅力。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与现实背景，西安作家大显身手，跻身中国当代文学重镇，成为“陕军”中的主力，使陕西省成为令人心仪的“文学大省”。由此我们也注意到，中国社会的 经济 与文化所发生的巨大变革与发展折射到文学天地中，同时也必然渗透到作家的心灵世界中。这样对于作家文化心态的 研究 就成了一个饶有趣味的学术取向，它不只可使我们通过文学创作与作家心态的嬗变更好地把握时代风云的变迁，而且使我们窥探到变革时代人们灵魂的真实搏动；同时，也有利于我们深入思考文学自身的发展，发现当代文学及作家精神生态层面的变异。

当年曾名噪一时的“废都文学”所发生的变异或转型，就是这方面突出的案例。作为“废土废都文学”(笔者曾给出的一种命名)整体中的重要部分，“废都文学”显示的废都心态也有一个生成与发展或转型的过程，并与西安的社会及文化环境变迁密切相关。这也就是说，要将废都文学即西安文学与陕西文学联系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和阐释古都西安文学的命脉及意蕴。我们既要关注描写西安的作品，也要关注定居西安甚至是客居西安者题材广泛的创作。当然，陕西(包括西安)作为中国文学大省，作家队伍庞大，文化心态相当复杂，要想无一遗漏地概括是极为困难的。本文所涉及的部分西安及附近的当代作家，主要是指长期居住于西安及附近的作家，既包括西安市作协、文联系统的作家，也包括省作协中“农裔城籍”的“驻会”作家(即陕西省作家协会聘的专业作家，会址在西安市建国路)，他们是西安文学的主力军；同时本文还将论题的时间主要限定在20世纪70年代末延续至今。这大体还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新时期文学整体上呈现出复苏、繁荣的局面，作家文化心态主要呈现出务实求变的复兴青春心态；第二个时期是90年代至今，即90年代实施的市场经济改革，中国社会进入全新的发展变革时期，人们的思想经受了价值观念的错位与信仰虚位的煎熬，作家文化心态呈现出斑驳复杂的中年心态，有较多废土废都的颓废的一面，却也不乏摆脱落后、渴求进步、振奋进取的另一面。这两个时期有一定的内在延续性，但更有着深切的嬗变。

总体上来讲，第一个时期作家文化心态是积极进取、振作的复兴心态。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陕西(西安)文坛告别十年“文化大革命”，整体风貌呈现繁荣复苏的局面，作家队伍壮大、优秀作品脱颖而出。陕籍作家如30年代出生的峭石、蒋金彦，40年代出生的赵熙、陈忠实、京夫、文兰、邹志安、路遥，稍晚出生于50年代的莫伸、贾平凹、李康美、高建群、杨争光等等，其中1978年莫伸的短篇小说《窗口》、贾平凹的《满月儿》获得本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79年陈忠实的短篇小说《信任》获得本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0年京夫的短篇小说《手杖》获得本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路遥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得1979－1980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3年路遥的《人生》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4年邹志安的短篇小说《哦，小公马》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5年贾平凹的《腊月·正月》获得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5年之后，路遥、贾平凹、陈忠实、京夫、高建群等作家投注大量心血致力于长篇小说的创作，“陕军”长篇小说取得突破性进展，迎来长篇小说丰收的季节。而这些“陕军”的大将大都驻扎于“文化中心”西安及附近地区。

陕西(西安)文坛繁荣局面的铸就与作家务实求变的文化心态密切相关。路遥在介绍《平凡的世界》时曾说：“要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或者说条件)下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状态，作品中将要表露的对某些特定历史背景下政治性事件的态度；作家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地上，真正体现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但是，作家对生活的态度绝对不可能‘中立’，他必须做出 哲学 判断(即使不准确)，并要充满激情地、真诚地向读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观和个性。”贾平凹在借鉴大量西方文学作品时，也认为“文学应该为社会做记录”。陕西(西安)作家似乎与生俱来具备这种脚踏实地、务实苦干的精神，在长期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中，这种精神与崇高的使命感和岗位责任意识融为一体，他们为了“脚下踩的这方厚土”，不惜“下油锅”甘愿“流尽最后一滴血”。正是这种类似殉道式的精神驱使陕西(西安)作家紧紧地贴近时代，心甘情愿地作时代忠实的“书记官”。其实，这种精神不仅仅局限于以上提到的陕西(西安)作家，活跃于50年代文坛上的老作家柳青身上早就具备，当代陕籍作家亦多能继往开来秉承老一辈作家的优秀特点。

西安作家这种务实求变的心态与三秦大地独特的地理环境、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有着渊源的关系。历史上的三秦大地曾拥有突出的区位优势，谱写出辉煌的历史篇章，尤其是关中及古都西安(长安)，从西周到唐代演绎出13个朝代，建都时间总共1100多年。秦地曾有三次大的崛起，这就是周族的崛起于西周文化的显赫，秦人的崛起于秦汉文化的显赫，拓跋鲜卑的崛起于隋唐文化的显赫。伴随着这些朝代的崛起和文化的显赫，曾经发生数不胜数的动人故事，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奋斗不息。显然，上个世纪末中国共产党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既是源于对古老的传统文化精神的积极继承，又是对上个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民族渴求独立、发展的社会思潮遥远的历史回应。纵观整个20世纪，务实求变思潮贯穿世纪始末，不断升华、提炼凝聚为时代精神。而这种精神的铸就经受着传统向现代艰难曲折的蜕变过程，这样的精神无疑深深 影响 着陕西(西安)作家，并在其作品中留下相应的精神漫游轨迹。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议论孙少平这一人物就不由自主地把自我的精神投射到主人公身上：“他永远是这样一种人：既不懈地追求生活，又不敢奢望生活过多的报酬和宠爱，理智而又清醒地面对现实。这也许是所有 农村 走出来的知识阶层所共有的一种心态。”

务实求变的心态除了受到三秦大地独特的历史地缘文化因素制约外，社会政治权力话语的介入也为务实求变心态的形成提供了契机。恰是新时期以来的政治进步，才使文学在经受多年的压抑和束缚后，逐步恢复敏感的功能，摒弃“高大全”完美形象、突破了“假大空”虚假模式，书写出一大批真实的现实主义优秀作品。当然，陕西(西安)作家对此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比如70年代末莫伸的《窗口》通过售票员韩玉楠热心于背诵逐个车站站名、路程及票额的故事，热情讴歌普通劳动者为社会主义事业热心服务的美好心灵。80年代贾平凹的《满月儿》以传神笔法勾画出两个农村姑娘月儿和满儿的甜美动人的形象。这一时期作家以单纯明亮的心态，沿着柳青、赵树理开创的现实主义道路歌颂时代的伟大变迁。

路遥《人生》中的农村青年高加林处在城乡交叉的文化汇合点上，一心想出人头地，改变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穷困命运，这种姿态与行为反映了变革时代人们普遍存在的求新求变异的文化心态。值得注意的是路遥对高加林的态度是混杂的，他感情上理解主人公执著的奋斗精神，理智上却谴责高加林抛弃农村姑娘刘巧珍的不道德行为，情感与理智处于极度的分裂状态。其实，路遥整体思维价值体系依然坚守于传统的伦理观念，笔下人物一旦触及复杂的新 问题 时，路遥经常依照固有的传统价值尺度否定新人的突变行为，这种简单道德价值观念评判固然能满足普通读者的审美需求，而沉潜在问题背后的矛盾性就被遮蔽了。然而我们还是能够从这首青春颂歌中，间或隐约地听见一种与嘹亮的旋律不相谐调的、异样的声音。随着80年代中后期社会改革浪潮对思想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全面冲击，这种变调更加凸显。很显然，悄然滋生于务实求变的文化心态层面的迷茫纷乱的矛盾情绪使得这一时期青春颂歌不再那么单纯透亮。当然，这种矛盾情绪掺杂着几许迷茫、几许犹疑、几许困惑，却又不舍不弃奋发进取、务实求变的厚重品质。这发生在务实求变的心态文化层面的纷乱情绪，与务实求变的文化心态割不断、理还乱，它既是对务实求变心态的不断延续，又是对传统价值观单纯性的决然背离。

1987年贾平凹《浮躁》对这类情绪给予细腻的剖析，金狗和雷大空是作家笔下时代浮躁情绪的载体，贾平凹一方面对改革者金狗冲出州河奋进的精神大加肯定，同时敏锐地挖掘出金狗、雷大空精神世界固存的浅薄、狭隘、愚昧、刁钻等不良习性，深刻地指出封闭保守的农耕文明是滋生小农经济不良陋习的土壤。在社会体系新旧更替之际，金狗等人物性格中躁动不安的情绪亦是作家文化心态的投影，作家沉思着、渴望着从浮躁中平静下来。写完《浮躁》后的贾平凹大病一场：“我希望世界在热闹，在浮躁，在急躁地变幻时髦，而我希望给我一间独自喘息的孤亭。”

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文学逐渐过渡进入第二个时期即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多元时期，作家文化心态日趋呈现斑驳复杂的状态，既有废都废土的文化心态，又有缅怀、眷恋、竭力超越的文化心态，颓废无奈与怀旧复兴、消极解构与积极建构等矛盾心态交错叠加，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90年代贾平凹的“古都三部曲”(笔者对《废都》、《白夜》和《土门》三部长篇的命名)堪称是“废都文学”的代表之作。’《废都》(有人认为1993年是《废都》年)概括出弥漫于世纪末华丽而颓废的情绪，西京著名作家庄之蝶“活得泼烦”，面对飞速变化的社会无所适从，挣扎、游戏于事业、政治、商业、家庭等多座“废都”城池。当一座座“废都”沦陷后，性就成了他执著挣扎的最后一个领域，与唐婉儿的交往使得庄之蝶的性功能得到奇迹般的恢复，他把这当作疗救自我精神的救命稻草，在与诸多女性的性游戏中展开其生命启悟式的深思，保姆柳月对庄之蝶“毁灭我们”、“毁灭了你”的一番质问，彻底打破庄之蝶拯救精神的美梦。庄之蝶再次沉沦了，轰然倒在废都车站。这些颓废的人和事与颓败的城墙、失修的古庙、哀哀的埙音、拾破烂老头的歌谣交汇组合，呈现出具有极大象征意味的颓废意象。自然，这是远远胜于“僵死乐观”的“活人的颓唐”。

第二篇：浅谈“80后”作家小说创作的孩子气

以郭敬明《1995—2005夏至未至》为例，浅谈“80后”作家小说创作的孩子气

标签： 郭敬明 小说 韩寒 夏至未至 作家 2009-06-12 14:51

“80后”，顾名思义是出生于1980-1989年之间的新一代年轻人，最早的“80后”专指这个时代出生的网络青春写手或者是作家，以郭敬明，韩寒，张悦然等为代表，大多通过“新概念”作文大赛走进公众的视野并受到关注。由华中师范大学孙文宪，王先霈教授主编的《文学理论导引》一书中曾写道“所谓的文学思潮，是指在一定的社会文化思想上的影响下，为适应社会变革和艺术创新的需要而形成发展起来、并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文学思想潮流。与文学思潮一样，文学流派 也是一种与文学的创造性活动密切相关，对文学的发展和演变有着重要影响的文学现象。”从这个意义上来看，“80后”作家的创作活动目前为止还只能被视为一种文化活动，还不能说是一种具备了文学思潮或文学流派特点的文学倾向，因为只能以“80后”这样一种年龄或者年代的概念来概括，虽说不能全面的表达这个作家或者说是写手团体的创作特点，甚至连“80后”作家本身对此称呼也不满意，如韩寒在与白烨网络pk的时候曾用了一句话来表达他对“80后”称呼的看法---------“作为我本人，我非常讨厌以年代来划分作者。”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是目前最好的划分方法，因为整个“80后”作家风格各异，性格各异，基本上找不到一个更好概括的词语来表达这一代人的特点。下面我们将以郭敬明的《1995—2005夏至未至》为例，简要的分析一下“80后”作家小说创作中的“孩子气”与“明星化”。之所以说“80后”作家创作具有“孩子气”的特点，主要是因为其作品并未表现出文学所需要的深度与广度，或者单纯的说，“80后”的创作不够深刻，如果是“80后”文学是一个生命的话，那么现阶段她仅仅是处于一个孩童的阶段，没有成熟，没有长大，充满希望却又满载稚气，也就是我所说的“孩子气”。

首先从生活环境来看，“80后”是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之后最早一代的独生子女，从小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加之所成长的外在社会环境也是安定和平的，没有什么大的变故，因而“80后”基本上是在一种“60后”，“70后”无法想象的安逸环境中长大的，这就决定了“80”后不可能有多少伤痛深刻的记忆。但是“80后”作为独生子女的一代，从小没有姐妹，大多生活在城市的单元楼里，缺少童年的玩伴，在一个相对孤独的环境中长大，因而在其作品中常常透漏出忧伤的气息，具体来说是伤而不痛的气息。以郭敬明为例，从小生活在一个安逸的家庭，衣食无忧，上学期间也是成绩优良，这就注定了他写不出“70后”那一代所特有的“伤痕小说”，因为在他们的生活里严格来说就没有所谓的伤痕。

“作家与人生经验，构成了文学创作必不可少的两种基本要素；文学创作源于作家与人生经验的一种遇合，而这种遇合关系的建立，作为主体的作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孙文宪，王先霈主编《文学理论导引》），“80后”经验的“浅薄”也就注定了其作品创作的“孩子气”，以《夏至未至》为例，小说中创造两个极其优秀的男生傅小司和陆之昂。他们从小出生生活在安逸的家庭，不愁吃不愁穿，喜欢可乐，喜欢名牌，在一个贵族学校学习，有着傲人的成绩，这些我们只要细微的思考，大部分是郭敬明自己生活的一个映照。众所周知，郭敬明跟韩寒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学校经历的不同，韩寒是一个几乎科科都是“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差生，而郭敬明则是一个优异的理工科人才，成绩出众。我们来看一下郭敬明的学习情况，1988年9月，郭敬明在自贡市贡井区向阳小学上学了, 1995年，郭敬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自贡九中，2002年8月中旬，高考成绩598分（理科：第一批重点本科544分；第二批一般本科479分），高出重点线54分的成绩算傲人了吧，再看一组数据： 复旦大学在四川省的理科招生分数线: 年 份 分数线 2002年 608分 2003年 601分 2004年 650分 2005年 690分

读过郭敬明散文集《爱与痛的边缘》的人大概都不会不知道郭敬明一生最向往的地方是满地繁华的上海，而最向往的大学就是经历了百年沧桑的中国三大名校之一的上海复旦大学。他曾经用这样的文字表达他对复旦的向往-------“唯有复旦，才能给我家的感觉。”从他的高考结果来看，他与复旦只有10分的差距。我相信这组数据足够显示出郭敬明在学习方面的傲人之处了。而在《夏至未至》中，傅小司陆之昂分别是文史类和理工科的状元，这也是作者将自己的学习经历附加在人物身上的结果。而与郭敬明本人有些相似的傅小司最后在小说中选择了文史科，也代表了郭敬明本人对文史科或者说是文学的向往。由此可见，“80”作家的创作首先都是从自己出发，描写自己的生活经验或者是某种向往，又由于其本身经验深度不够，直接导致了其文学创作的“孩子气”。

其次，从“80”后成名的“手段”来看，除了新概念这一平台来看，还有模仿这一重要手段。吴墉先生在其《超级模仿 你确实不需要重新发明轮子之文坛里的潜规则》一文中曾指出“无论你是否承认，几千年来，模仿早就成了文坛里不争的成名捷径和潜规则。回顾人类的历史，古今中外，从„模仿‟到„创作‟，写出有新意的作品的例子举不胜举，我国四大古典小说都有比较清楚的模仿的著作或者底本：《红楼梦》模仿了《金瓶梅》，《西游记》和《三国演义》都有历代传下来的神话或者话本。郭沫若的诗歌模仿了歌德、泰戈尔和惠特曼三位世界大诗人的诗歌，他还告诉大家„我有一个写作秘诀，就是先看人家的书在写。‟鲁迅的小说也有不少属于模仿之作，他的第一篇成名作《狂人日记》就是模仿了俄国作家果戈里的一篇小说。而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则是模仿了莎士比亚的剧作《李尔王》中表达父女关系的内容。对于模仿和借鉴，杜甫曾用这样的名句总结：„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以及“一切写作都是从模仿开始，未有不模仿而成为大家者，一切模仿都要有创新。”而“80后”也没有逃脱这一潜规则，就说韩寒，以叛逆著成，可是他的《三重门.也是模仿了钱钟书先生的名作《围成》。而郭敬明更是“80后”作家中的模仿大家。其好友一草曾在《青春散场，挚爱郭敬明》中写出了他模仿了安妮宝贝风格写出了一篇难辨真假的小说《一辈子观望的焰火》。具体描述如下“没两天就收到小四模仿安妮写的文章《一辈子观望的焰火》，我看后，傻眼了、心凉了、头晕了、服输了。我不知道，如果事先我不知道这是个男人写的东东，我会不会以为就是安妮的作品。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男人可以写出从文风到内容都无限接近安妮宝贝的小说，这个男人还只是一个年仅18岁的小屁孩。我只知道郭敬明他没吹牛，他的模仿能力确实很强，他可以轻而易举将一个人的作品庖丁解牛拆开来，风格归风格，内容归内容，文字归文字，结构归结构……然后再选择自己喜欢的一种或多种加以无限复制，组合成一篇完全不一样的新作品。”众所周知的抄袭门，郭敬明的畅销书《梦里花里知多少》被指控抄袭京派作家庄羽的《圈里圈外》，大概也因此而起吧。为了这个论文，专门在期刊网上搜索了法院的终身判决，其实发现真相不像外人传的那样，说郭敬明全文抄袭，其实只是人物情节关系一样罢了，而且庄羽在很多投诉方面带有很多主观之词，谁对谁错不是本文分析的特点，不得不说，这一案子也是郭敬明太善于模仿的结果。而这一事件，直接成为小说《夏至未至》的重要题材，即傅小司的画册《花朵燃烧的国度》被指控抄袭《春花秋雨》，甚至小说里面连记者采访的内容都跟现实生活中差不多。不得不说，郭敬明有通过作品来替自己辩解的嫌疑。这不是一个高明的选择，把这种委屈当作题材在作品中表现也成为郭敬明以及很多“80后”不成熟的标志，类似的还有林萧跟郭敬明的对立事件，郭敬明在《小时代》中以林萧为主人公人命，而林萧在《苦夏》中也塑造了一个靠捡垃圾为生的郭敬明。用吴墉先生的话来说，以模仿为起点不为过，过多的模仿，且没有确定一个较高成就的作家为模仿对象就是一种浅薄的表现了，也就是我所要表达的孩子气。有人说《圈里圈外》和《梦里花落知多少》都是在模仿当代著名作家王朔的宏大叙事风格。说到这里我又不得不说关于“80后”作家对于宏大叙事的理解了。大家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不管是郭敬明的《幻城》、《梦里花落知多少》还是本文要说的《夏至未至》，都是个悲剧的结果，都有人死有人伤。其实不是郭敬明蓄意要安排这样的结局，这只是他在模仿王朔宏大叙事不成熟孩子气的一面。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郭敬明的哪一步作品，其开头都是很宏大的，众多人物齐上场，大有唱一台大戏的风范，可是到小说的最后，剩下的永远只是孤苦无依的主人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开头过于宏大，到了结尾各个人物命运的安排完全都失去控制，为了更好的结局，或者说为了完成这部作品，只能将众多的人物下达生死令。用郭敬明自己的话来说便是“开始有太多的人出场，到最后不知道怎么安排，只能让他们一个个死去。”就如《夏至未至》，为了青田和遇见的结合，段桥就必须以死亡为归宿。这样的模仿，我不得不说真的很孩子气。再次，“80后”小说创作体现了极端的主观色彩，通常将自己的喜怒哀乐溢于作品之中，使得很多时候作品看起来不想小说而更像一部自传。很多人在看完《夏至未至》之后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是小四（郭敬明网名第四维，被读者昵称为小四）自己的人生经历的一部分。首先说说傅小司，从姓名来看，小司与小四谐音。从其经历看，傅小司学习成绩优异，与郭敬明经历相似；傅小司擅长于绘画，小四擅长于写作，并且两人的成名都是依靠大赛，小司是津川美术大赛，而小四是新概念作文大赛，两个大赛的地点非常巧合的都被安排在小四最向往的城市上海，以及后来小司成立工作室，被指控抄袭等都与小四经历极其相似。再说说陆之昂，小司的好友，与小四现实中最好的朋友小A经历一样都留学去了日本。关于小A，同时小四的好友一草在其作品中《青春散场，挚爱郭敬明》中曾有相关记录。如此的内容，还有很多。此外，“80后”作家的小说重友情和爱情也是其极其主观的表现，就拿《夏至未至》来说，期间傅小司跟立夏的爱情可以说根本就不是小说的主题，小说中不断的穿插着立夏与遇见、程七七，傅小司与陆之昂的友情纠葛，我们可以看到最后，陆之昂甚至为了友情付出了自己一生的自由，而遇见跟立夏的友情更是像很多爱情一样几乎是山盟海誓的。遇见和立夏的各种对白如“牵着你的手，无论向哪儿跑去，都感觉是在向天堂奔去。”等也成了现在中学生心中的名句，心中对于友情的定义。这些“80后”主观愿望与主观情感穿插在其作品中看来也没有什么不妥。反而会增加小说的干青色彩，使之有更好的看点。然而就像我上文中提到的林萧与郭敬明的对立事件，将这样的事情这样的感情色彩带入作品，不是批评郭敬明和林萧，在我看来真的是很孩子气。给人的感觉就是小孩过家家，因为生了某一小孩的气，就把家家里最坏的一个角色让那个小孩扮演。这样的主观情感，带入作品，不仅显得浅薄，而且毫无必要。

此外，“80后”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普遍运用想象，幻想，臆想来回忆往事，表达对青春流逝的伤感以及前途未知的渺茫，使得其作品更加的“单调，乏味，枯燥”也是其不成熟的一面。我们先看看下面一段来自网络的评论《“80后”及其创作现象研究》的引文。“„80后‟及其创作既是一种文化现象，又是一种新的文学现象。有意贬抑或过分宣扬都无必要。但它确是关系到文学的发展和传承。他们不像十年前的„70后‟，有“断裂”宣言，然而其作品在同代人中所获得的呼应却是前所未有的。商业运作、偶像制造、媒体炒作，于是人们往往不屑于从文学的角度对此予以观照；但如果我们把文学的作者、受众、出版、宣传看作是一个系统的文学存在，它指向了同一个心理目标，那么对这种文化现象的进一步认识，恰恰要从文学上予以探讨。„80后‟并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而是一个时代的和代际的标志。这一代写作者通常都是通过网络、通过大奖赛（如新概念作文大奖赛）、通过商业运作走向文坛。他们不是依靠别人的提携、依靠组织和意识形态传承，而是通过竞争走上文坛；那是我们曾经畏惧又向往、诟病又终究要面对的一种状况。他们赢得了众多的青少年读者，这意味着他们与受众建立起了一种同构的关系。这一代作家没有历史记忆，也就是说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中，没有什么经验能和过去那个十分政治化的岁月联系起来，便直接地进入了新的时代和市场经济。金钱已经开口说话，在沉默了近半个世纪以后。而它的另一面，则是精神的匮乏。这一代作家，常被批评为具有一种自我中心的倾向，我认为这多少有些缺乏理解。他们出生的上世纪80年代正是我们开始提倡自我设计、自我实现、自我奋斗的年代。“80后”要自己定义自己的人生。围绕着人生的写作便呈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面貌。在我看来，“80后”的写作也许较之以往成人世界的作品更为坦诚、真率、直抵内心，没有那种模式化的倾向。但它却依然让人感觉到有一种单调、重复，精神肤浅的缺陷。“80后”作家带着青春的气息、自由的气息、叛逆与朦胧的追求向我们走来，仅仅提供一个文化背景来解读他们的作品显然是不够的，从文化现象深入到文学现象需要我们进一步与其沟通、交流、平等对话。”

可以说“80后”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千篇一律的青春小说，或者说是青春文学，可说说道这里，很多人开说质疑了，青春文学真的是文学么？“80后”文学风格的迥异，是由他们特殊的经历形成的，可是“80后”文学发展了那么多年了，还是只是限于青春，作家们却没有想到，读者再看了这么多年的青春文学之后，对于青春文学的套路可能已经跟“80后”作家一样熟悉了，一看到开始，就知道结局，这样可能不枯燥乏味么。从文学理论中的创作心理而言，这种现象是符合“80后”的特性的，众所周知，作家的创作与其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的生活经验息息相关，“80后”生活在一个相对安逸的环境里，在这样一个和平年代，他们不必担心物质上的缺乏，能让他们感觉到迷茫的也只有那些在他们看来伤感的回忆以及对于青春流逝和梦想迷惘的无奈了。文学理论中指出“不少作家自觉地把自己的创作动机和群体的需求、意志联结在一起。”对于“80后”作家而言，他们则是在追求个人化的背景下通过描写自己的青春生活不自觉的影响了与他们经历相关的一代人，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80后”加上少部分的“90后”。“80后”与他们的前辈生活环境不同，他们没有经历重大的经济变革，可是他们生活在一个市场经济环境下，也就是说生活在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里。于是他们的人生就失去了可知性，很多东西都是未知的，面临着很多老一辈从来都没有想过的压力，比如说大学、找工作、买房、买车……于是对青春的感叹和对理想的臆想就成为这一代人文学的主旋律。然而，当这种主旋律多到满地打滚的时候，也就慢慢变得通俗化了，孩子气了。就更加显示出了这一代人在文学创作上的不成熟。就以《夏至未至》为例，小说的时间跨度为十年，作者精心设计了一个唯美的开始，加上一个凄美的结局，不知道骗了多少人。在小说的开头，小司，小昂，立夏，遇见……他们都单纯的活在一个相对安静平稳的环境里，可是后来，遇见去追寻自己的理想，却处处碰壁，当小司、立夏离开学校走入社会时，却见到了一个他们从不曾想过的世界，抄袭案件，七七对遇见的阴谋以及对立夏的背叛，一切都变了。这也是“80后”眼中未曾到来的世界，反映出他们对理想对生活的理解。其实我们翻看很多“80后”的作品，类似的情节，爱情友情的纠葛，社会的黑暗，对未来的无知与迷茫都是小说的主题。就像我前面说的，当这种现象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显示出了“80后”极端的不成熟。他们无法从相同的生活中找出不一样的东西。只能千篇一律的模仿。然而，当我们回头看一看我们的知青一代作家，也是同样的社会经历，然而他们可以演绎出不同的文学形式-----知情小说、伤痕小说、寻根小说……甚至后面的先锋小说也就是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知青出生。“80后”小说创作主题的千篇一律从某种形式上来说，直接反映了他们思想的不成熟。是的，从某种程度上他们的思想不成熟，加之他们又生活在一个市场化的世界里，因而在他们的创作过程中对市场的高度追求和对纯文学的冷漠化也是他们整个创作的不成熟之处。可以说现在的郭敬明、韩寒的知名度以及出镜率丝毫不比任何一个大牌娱乐明星差。一草在《青春散场，挚爱郭敬明》一书中曾经指出郭敬明出了有高超的模仿能力以外，更主要的就是他对市场的把握，他永远知道市场上需要什么。韩寒郭敬明作为“80后”作家的领军人物，或者说该是“80后”一代人心中的偶像，他们其实是自己在自己的创作中树立了一个明星意识。就说郭敬明吧，他的成名就是通过当时具有很大知名度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来实现的。再说说后来郭敬明自己的成长过程，高考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上海大学，学着一个很是奇怪的专业，然而他却依然特立独行的坚持着自己的选择，这在他的一群“四迷”中树立了一个很不一样的形象，接着郭敬明成立自己的工作社，制作《岛》系列杂志，打破原有杂志的特点，他争对“80后”的小资情调制作了一本华丽的青春文学杂志。后来的《最小说》也是如此。以及现在他加入作协等都是他自己在给自己找一个市场，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80后”一代的作家虽然跟以往的作家一样是勤于创作，可是他们在乎的东西已经悄然改变。他们不再执着的追求所谓的纯文学，而是更注重市场，更加关注自己的书是不是畅销，是不是受读者欢迎，而不再说我的作品是否在文学史上具有一席之地，具有改革或者启发的意义。从这个程度上来说他们思想的孩子气也直接导致了他们在追求上的孩子气。

总而言之，“80后”的创作之路还需要他们继续往前走，如果继续这样孩子气，我不知道“80后”所谓的文学还能走多远。《夏至未至》只是“80后”文学作品中的一部，还是普通的一部，没有《幻城》和《梦里花落知多少》那么耀眼的光环，也没有《三重门》那边深刻。可是就是因为她的普通，才能从她的身上看出一代人创作的缩影。从某种程度上说，《夏至未至》身上有强烈的“郭敬明式的忧伤”，也有强烈的“郭敬明式创造的弱点”，和众多的青春小说作品一样，从青春的角度上来看，她的确是一部很好很值得一读的作品，然而要站在文学的角度上，她是经不起分析与研究的。我想，也正是因为“80后”创作的不成熟，才使得他们的创作在社会评论界产生争议，也正是因为他们的不成熟，他们的孩子气，他们才有更大的发展潜能与发展空间。只有当我们的这批“80后”在有了更多的生活经验和人生阅历之后，他们才会长大，才会真正的成长。在此，我作为“80后”的一员，希望我们“80后”有天能真正的成长起来，得到社会的认可。

第三篇：新时期小说创作成就和发展

新时期小说创作成就和发展

耿富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文学创作呈现一片繁荣景象。新时期短篇小说是新时期文学中一支最突出的部分，它取得的成就是建国以来无与伦比的。

如果我们把建国后十七年小说创作的原则概括为有限的革命现实主义，把“文化大革命”十年概括为反现实主义的话，那么，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国进入新时期以来，尤其是在80年代初期，小说创作则完全恢复了现实主义传统，而且表现了相当充分的革命现实主义原则。

具体来看，新时期小说创作取得的成就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突破禁区之一

——— 写社会主义现实的阴暗面时期即文革造成的伤痕，所谓“伤痕文学”

“伤痕文学”内容主要表现为对“文革十年”里“四人帮”罪行的揭露。作品的主旋律是写苦难，写悲剧，1 写哀痛，是对“四人帮”累累罪行的控诉；对无数受害的干部、知识分子、“知青”以及一些普通群众的不幸给予同情和抚慰。这类文学最早发表的短篇小说有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另有宗璞的《我是谁》、张贤亮的《牧马人》、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叶辛的《蹉跎岁月》及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等。

二、突破禁区之二 ——— 反思历史的“反思文学” “反思文学”的主旋律是感情的愤怒的发泄，激动有余而思辨不足。它继承了伤痕小说大胆揭露的特点，但是它的内容深度和涉及时间的广度要远远超过了伤痕小说。它反映了建国以来的历史曲折性，写出了贯彻“左”倾政策而制造的人“妖”颠倒的现实，也描写了老干部的自省意识。如古华的《芙蓉镇》、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及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和张弦的《记忆》等。

三、突破禁区之三 ——— 改变“车间文学”的模式，反映当前改革内容的“改革文学”

“改革文学”主要反映企业管理的改革，如蒋子龙 2 的系列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和《乔厂长后传》；后涉及到工业经济体制的改革，如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再后着意描绘改革中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如贾平凹的《腊月·正月》等。

以上这些作品基本上是沿着现实主义传统创作的，是对以往革命现实主义的恢复，并且有所发展。它的发展表现在对以往设置的某些禁区给予勇敢大胆的突破。而且这些作品是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路线出发”，改变了过去只准唱赞歌的所谓肯定的现实主义写法，实事求是地有啥写啥；对于十年**以及文革前党在工作中的错误路线，极“左”思潮种种表现，尤其对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给予大胆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有人把它称做“暴露”文学。暴露党和政府自身存在的缺点，在过去这是被视为禁区的，但是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作家思想解放，突破禁区，把革命现实主义向前推进了一步。

新时期小说现实主义的发展还表现在军事文学打破了战场和训练场题材的局限，开始接触到军人心灵的 3 矛盾和斗争，涉及到军内不正之风的揭露。如写军人的情感、爱情。

另外，新时期小说还相当深刻地表现了人性和人道主义精神，而人性和人道主义在以往则被看做“修正主义”的同义语，然而现在它堂堂正正地走入了文学殿堂。

四、突破禁区之四 ——— 小说样式的变化 新时期小说不仅内容深化，而且表现形式也呈现多样。在现实主义同一特点之下，有故事结构的传统式小说；有纪实性的纪实小说，如刘心武的《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前者是根据1985年5月19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因中国足球队与香港足球队一场比赛引起的**撰写的；也有以反映民风民俗的乡土小说；还有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手法的现代派小说。小说创作中出现的这股现代派思潮，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潮流而出现的。最早有以王蒙为代表的“意识流”小说，但他并未照搬福克纳和海明威，而是把西方意识流某些表现手法与中国传统小说“杂交”，形成一种独特的“中国式意识流”，如他的《布礼》和《海之梦》；另外还有荒诞小说，如谌 4 容的《减去十岁》；新小说派小说，如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如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等等。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打破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小说创作模式。

五、“西部文学”的出现

“西部文学”主要写西部地区生活，表现在西部生活着的人的生活形态，如路遥的《人生》，张贤亮的《绿化树》；既有历史意识的荒芜和凄凉，又有正在开发的乐观与希望，如邵振国的《麦客》；还有表现“粗犷、豪放”风格的，如雪漠的《大漠祭》；另有很浓“人情味”的，如陈放的《大漠与孤烟》；同时，西部文学也有“悲剧美”的特色。

六、文学的寻根和“寻根文学”

“寻根文学”主张从“民族文化”、“各地区文化”和“古代文化”中寻找文学的营养、文学的源泉。“文化寻根小说”主要代表人物有韩少功，作品有《爸爸爸》、《女女女》及《棋王》的作者钟阿城及《老井》的作者郑义。

七、新现实主义小说（新写实小说）

到了80年代末，小说创作出现新动向，一些作家既不热衷现代派小说，也不甘心死守传统的现实主义，而是以一种崭新的面孔出现，这就是新写实小说，也称新现实主义小说。它提倡“革命现实主义原则”，要求文学反映本质的真实，用历史发展的观点写生活，要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主张写“生活的原生态”，还有一种“生命意识”，还要写“凡人琐事”，以一种自然主义的方式描写人生，写普通人的吃喝拉撒睡。对生活的撷取，似乎随意拈来，但它却能让读者窥见某些人生的真谛。代表作有刘恒的《伏羲伏羲》，后改编成电影《菊豆》，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方方的《风景》，池莉的《烦恼人生》等。

八、“创作群体”的形成

首先是北京作家群，他们的“京味”小说表现了自己的特色；随之是西部作家群，包括陕西、山西两省的作家在内，他们形成新时期西部小说的格局；然后是以孙犁为首的“荷花淀”派作家，表现京津一带的乡土风 6 格；还有湘军的所谓“茶子花”派，带着农村知识分子眼光看取人生。这些新的或在原有基础上形成的作家群落，大大丰富了新时期小说创作阵容。

整体来看，新时期小说的内容，表现的思想进一步深化。小说创作向生活纵深推进，作家把握“文学是人学”这一规律，大胆地在“人”字上做文章，突出写人的命运和遭际，把作品内容深化到人的本体意识并揭示其深广的社会意义，表现人性、人情、人道主义。人道主义过去是为人们所讳言的禁区，新时期则成了文学普遍的主题，从刘心武的《班主任》到谌容的《人到中年》，再到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人道主义经历了从初级到高级的阶段。从对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呼唤，到呼唤人性复归，在更深层次上挖掘人存在的真正价值，再到提出人与人之间应当获得精神上的理解，从而把对人的关心和尊重推向每一个个体的内心世界。

总之，新时期小说对于“人”的揭示，不仅升华到人道主义思想高度，而且比较彻底地打破了以往那种用善与恶、勇敢与懦弱、公德与自私等等简单的归纳法给 7 每人贴标签的模式；作品里的人，不再是干巴巴抽象的阶级共性代表，而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有个人独特命运的文学形象，这不能不说是革命现实主义发展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