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文章原标题：刘伯承元帅的八千里路云和月

第一篇：刘伯承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文章原标题：刘伯承元帅的八千里路云和月

刘伯承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文章原标题：刘伯承元帅的八千里路云和月 作者：乐白鼻 来源：华夏快递

来源日期：2004-11-15 本站发布时间：2004-11-16 阅读量：349次

刘伯承元帅戎马生涯70多年，在战火中度过了40多个春秋，他何止身经百战，他把他的忠诚、智慧、勇气和鲜血贡献给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和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可是，前一段时间，我却读到了一篇题为《毛泽东为何重林彪轻刘伯承》(以下简称为“重林轻刘”文)的奇怪文章。读后，我深感困惑不解，不知其所云也。是想篡改历史？还是想演义出一段独出心裁的历史故事，以吸引不了解历史的天真读者，以获取一点稿费？我作为一个从事过历史研究的军人，不得不说几话公道话。

作为一个湖北的年轻人，想为他写一点东西，这种感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一个学者，研究历史，如此不下工夫，实在难以原谅。每次谈到刘伯承元帅时候，人们常常会想到岳飞的诗句“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他老人家的一生，经历过了无数的挫折和风雨，是我们这一代人难以想象的，是任何一个人难以用几笔把他勾勒出来的。本文只想就他走过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中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一些探讨，可能我有些看法也不过是“管窥蠡测”而已，我衷心的希望有更多的人来研究刘帅，探讨历史问题。这将使我们在历史中得到借鉴，更好地建设我们的军队。现在我把我所知道的一些历史情况介绍一下，让更多人们了解事情的本来面貌，就部分问题可以展开深入的讨论。

在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中，不论是在一些刊物上，还是在一些传说中，都有一种说法，“中国有两个半军事家。”尽管对另外一个半，有时说法不一，但是国、共两党对刘伯承是其中之一却毫无争议。为什么在战争年代会有这种说法呢？这不同于和平年代的任意封许，一定自有它的道理。刘伯承同志确实创造过许多军事上的奇迹，从军事实践总结了很多经验，我们在传记组的时候，收集到了他的三百九十万字的军事著作和一百九十万字的翻译作品。常人很难以想象他戎马倥偬，仍能写出如此大量的作品。

因为《毛泽东为何重林彪轻刘伯承》一文中谈到了许多历史事件，为正视听，说明历史事实，我就刘伯承同志在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的作用，谈一些看法，并列举一部分史料，供大家研究。

一、南昌起义

关于南昌起义，成如“重林轻刘”文所说的“失败的原由很多”，但是该文又说“刘伯承同志在军事指挥上屡屡失误是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这就沦为无稽之谈了。让我们从起义本身说起吧，马日事变之后，宁、汉合流，以叶挺同志为首的十一名共产党员给中央写了一份起义报告，经中央和当时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茨同意，周恩来同志前往南昌，亲自主持南昌起义的准备和领导工作。为了在军事指挥上顺畅，经过各方反复协商，最终成立了“参谋团”，由刘伯承同志任主席，其他四名成员分别为周恩来、叶挺、恽代英和朱德同志。据80年代初公布的“六大”军事报告，南昌起义的军事指挥系列是这样的：参谋团为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下属“总指挥”和“前敌总指挥”（贺龙同志任总指挥，辖二十军，五千余人；叶挺同志任前敌总指挥，辖四军二十四师和二十五师一个团，五千五百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刘伯承同志成为了主要的军事指挥人员。起义中有两场重要的战役，即“番台子战役”（占领南昌，保证了起义的胜利）和“会昌战役”（击溃了国民党右翼主力部队的阻截，打通了南下道路）。刘伯承同志出色地指挥了这两场战役，在整个起义的军事指挥上未有失误。换一句话说，没任何理由把起义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参谋团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南昌起义最终失败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主要原因是非军事性的，这是一个在历史上一直有争论的问题，我建议“重林轻刘”文的作者读一下聂荣臻同志的《聂荣臻回忆录》、张国焘的《我的回忆》、周逸群同志在南昌起义失败后给中央的报告（现存武汉市档案馆）和“六大”的军事补充报告。待他有了一定的历史知识之后，或许他有可能参与起义失败原因展开的严肃讨论。

二、建立红军的司令部指挥系统

刘伯承同志从苏联回来后在中央长江局任军委书记。当时他有一个基本想法，就是要把适合于时代发展的“现代司令部系统引入红军”。因此，他在上海主持长江局军事斗争的同时，以“林植木”的笔名翻译了我国第一本《苏军步兵条令》。1932年中央把他派到了苏区，到苏区后他一方面继续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亲自出任红军学校校长，为军队培养参谋人才和基层指挥员；另一方面，协助朱德和周恩来同志指挥第三次反围剿，在军事斗争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并创立了一些新的战法。“重林轻刘”文中写到刘伯承同志“对苏联的战法推崇备至，使毛泽东备感压抑”，这种捕风捉影，不符实情的描述，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这段历史是一段有争议的历史。刘伯承同志到苏区以后，写过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了“随着红军的发展，红军不能停留在由一个诸葛亮摇羽毛扇子指挥军队的阶段，我们需要建立参谋系统，以适应军队将来的发展和指挥。”（在这篇文章中从未对苏联的战法有何推崇，甚至没有提及）但是，这篇文章确实造成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误会，毛泽东同志曾以为刘伯承同志提到的“一个诸葛亮摇羽毛扇子”的指挥方法是指责他的指挥艺术。因此，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的军委扩大会上提出了“诸葛亮摇羽毛扇子”这件事，并说这是中国教条主义的开始。研究历史要读原文，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历史问题，靠道听途说不行。从“重林轻刘”文章可以看出，作者未曾读过任何一篇刘伯承同志在那个年代写的文章。刘伯承同志的所有文章都非常重视在自己军事实践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反对教条主义。我曾读过一本由冯玉祥先生题写前言的《抗日名将》，他把刘伯承排在了中共将领的第三位，书中这样写道：“对中共军队了解的人知道，除朱、毛外，就是刘伯承了，他的功绩是建立了红军的司令部系统。另外，他曾带领红军跳出重围，四渡赤水。这种东窜西跳的战法是他早年在川军中作战的翻版。”柴成文同志在回忆录中写道：“刘伯承同志功绩在于建立了红军司令部的参谋系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过头来看我们的军队，我想大家都会同意这样一个观点：没有当年红军司令部参谋系统的建设，就不会有红军的发展，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三、第四次反围剿

第四次反围剿又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毛泽东同志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不在领导岗位，所以在不同的时期对其褒贬不一。不管怎么说，敌军在第四次围剿中投入的兵力比前三次大得多，蒋介石调集了五十万兵马，这一严峻的形势致使这次反围剿战争尤为艰难，但最后仍然取得全面胜利（如果第四次反围剿没有胜利，也就不会有第五次围剿）。“重林轻刘”文中写到，刘伯承同志决定“以遭遇战的方式消灭来敌”，这显然是一句违反军事常识的话。“遭遇战”是对战场一种客观状态的描述，而不是一种主观的战法或战术。我作为一个军人，当兵几十年了，从没有听过任何一个军官说过如此违反军事常识的话，无法想象，身经百战的刘伯承元帅会这么说。第四次反围剿的大致历史情况是这样的，1933年1月24日，中央局制定了《作战新计划》，核心是占领南城河南丰，并要求周、朱、王、刘坚决执行。周、朱、王、刘经研究后，由刘起草，以周的名义致电中央局，提出了不同意见，大致内容是：《作战新计划》有五不利，1、暴露企图；

2、易受夹击；

3、损失大；

4、无法筹款；

5、浪费时间（在军委档案里，仍存有此电文）。但遗憾的是，中央局没有听取意见，坚持要求前线执行占领南丰的计划。仗打响后，战势不利，经刘建议，遂决定改强攻南丰为佯攻，围城打援，将主力撤至东韶、洛口待机，最终以大规模伏击获胜。从周、朱1933年3月20日签署的命令中可以看到，要求一军团、三军团、五军团、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也给予了十一、十二、二十一、二十二军和独立五师具体任务，指导了整个战场部队的运动。因此被后人称之为“指导战争最终获胜的关键性电报”。

四次反围剿中刘伯承同志是协助周恩来、朱德负责整个战场指挥和筹划的第三号人物；而林彪当时仅是战役层次的指挥官。任何人都很清楚，四次反围剿胜利的历史，根本不是一个像“重林轻刘”文所说的由一个战役指挥官突然挽救全局的神话故事。

四、长征中的几个关键时刻

在整个长征途中刘伯承同志多次表现出其杰出的军事才干，他时常既在总部协助毛泽东、朱德筹划全局，又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创下了许多奇迹，如“攻克娄山关”，“两破遵义城”等等。鉴于篇幅原因，本文就从金沙江谈起。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下，中央红军决定先头部队由林彪、彭德怀和刘伯承兵分三路，直奔龙衔渡、洪门渡和绞平渡，抢船过江。林、彭由于直抢明夺，敌军焚船而逃。三路中只有刘伯承部化装成敌军，骗取国民党县长信任，夺取了船只，最终红军是从绞平渡顺利过金沙江的，因此也有了，“巧渡金沙江”的佳话。过彝区与小叶丹结盟，又是一个常被人们传诵的出色执行中央民族政策的典范。红军在渡江前，由毛、朱签署了一份关于“民族政策”的文件，主要内容是红军在少数民族区要改变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要做好民族头领的工作。刘伯承和聂荣臻同志摔先遣支队进入冕宁后，立刻释放了被国民党抓为人质的所有彝民，树立了“新汉人”的形象。此后，刘伯承同志根据其丰富的历史知识，在当地地下党领导人廖志高同志的帮助下，找到了石达开军队的后人陈志喜，了解了当地的情况，随即决定作小叶丹的工作，争取他对红军的支持。刘伯承同志和小叶丹的结盟保证了红军快速、顺利地通过彝区。毛泽东同志知道刘伯承同志与小叶丹结盟后，曾风趣地对刘说：“诸葛亮七擒孟获（在历史上，此地是孟获家乡），用那么多年，你用是什么办法让我们三天就能过彝区的？”刘伯承同志回答：“用中央的新民族政策。”

因为“重林轻刘”文中大段地谈到大渡河，有必要展开讲一下大渡河的情况。大渡河是红军长征路上面临的又一难关，众所周知，蒋介石希望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覆灭在大渡河前。当部队行至在罗岔时，根据所获情报，刘伯承同志分析了形势，安顺场守敌不多，仅有一个营的兵力，非刘文辉的正规军，最有偷渡的可能性。所以刘伯承同志作出了先头部队直奔安顺场的决定。由于通信原因，当时未能与总部直接取得联系，刘伯承同志此决定如千斤重任压在肩上。据当时跟随他的两位参谋回忆，由于过度疲劳，刘伯承同志当夜骑在马背上睡着了，嘴里还不断重复一句梦话：“有船，我就有办法„”意思是只要有船，他一定能带红军过江。刘伯承同志给先遣营营长孙继先的三点任务是，“

1、火速全歼安顺场的敌人，点一堆火给我第一个信号；

2、迅速找到船只，再点一堆火，给我第二个信号；

3、把船带到渡口，做好准备工作，给我第三个信号，我将率主力在拂晓前实施偷渡。”但是，后来由于种种技术原因，未能在拂晓前做好偷渡的准备工作，刘伯承同志在现场临时作出了强渡决定，并组织了十八勇士强渡了大渡河。渡河成功后，红军夺取了七条船，开始陆续渡河。毛泽东同志到了安顺场后非常兴奋地说，“我说过伯承是一条龙（刘伯承同志属龙），他能带我们过江，这不过江了。”（红军当时表彰十八勇士的报纸，现仍存国家图书馆，里面谈到了十八勇士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对整个红军跨越大渡河的意义。）

由于战事紧迫，必须加快渡河速度，经中央研究决定，兵分两路夺取上游的泸定桥，作为红军第二渡河点。一路由林彪率领，沿大渡河此岸，直奔泸定桥；另一路由刘伯承同志率领，沿大渡河彼岸，直奔泸定桥。由于彼岸为敌占区，刘部夜行军时不可能使用火把，并必须避开敌人主力部队，所以刘部未能先林部到达泸定桥。但是刘部是什么时候到达泸定桥的？我想引用林部先头部队指挥员杨成武将军上个世纪50年代在《红旗飘飘》中的一段回忆，“当我率部赶到泸定桥的时候，我已听到刘伯承率领的部队开始攻打泸定县城。”我本人为了解红军长征史，曾到过泸定县城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我想在这里指出三点：

1、攻打泸定县城需要时间；

2、如果没有部队攻克泸定县城，也就是说，驻守泸定桥头堡的敌军不感到腹背受敌，恐怕红军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夺取桥梁。

3、大部队通过泸定桥时所用的桥板，正是刘部攻克泸定县城后所获得的门板。

五、抗日战争的战略和百团大战

张震同志在一次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活动中讲过，“毛主席有两篇文章对整个抗战具有指导意义，一篇是《论持久战》，另一篇是《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一篇从哲学和理论的高度分析了抗战；但是第二篇对我们军人更有指导意义，它具体讲述了很多抗日战争中我军应用的战略战术问题。”

1937年8月的中央洛川会议，在抗日战争史上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其决议对整个抗日战争具有战略指导意义，这篇决议后经改变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并编入毛选。洛川会议决议原为刘伯承同志给毛泽东同志一份报告（报告现存于中央档案馆，属名刘伯承、张浩），在报告里阐述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在敌后抗日战场上，我们要从过去的正规战转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也就是开始要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建立根据地，逐渐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而后转向战略进攻。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和装备的差异，刘伯承同志在其另一篇文章中写到，“我们目前要以游击战为主，不放弃有利时机的运动战，避免与日军展开阵地作战。”

根据洛川会议的思想，刘伯承同志率领一二九师出征，进驻太行，五战五捷，先后发起了“夜袭阳明堡”、“设伏七亘村”和“神头岭设伏”等战役。特别是“神头岭设伏”，当时日本的一家报纸把它称为“支那的一流的游击战术”，并写这样到“据说这场战役是由被中国人称做神机军师的刘伯承指挥的”。在刘伯承同志的指挥下，一二九师在敌后越战越强，到1940年，由出征时的一个半旅发展到十三个旅。刘伯承同志当时的一篇军事论文中这样写到，目前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囚笼政策”，也就是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为锁子，把抗日军民分解开，而后任其宰割。为了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刘伯承同志率一二九师发起了十三次破击正太路的攻势（后来不知为什么被一些人们说成是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在朱德总司令离开前线回延安开会后，彭德怀副总司令决定在一二九师十三次破击正太路的基础上扩大战果，吸收其他抗日部队一起参加，随后才发起了“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确实是一个在历史上一直存有争议的问题，不过，如果多读一点刘伯承同志当时的军事论文，就不难了解他与彭德怀同志的分歧在于，“是否应该避免与日军展开大规模阵地作战”。刘伯承同志一生非常推崇孙子的用兵思想，即“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不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他一贯反对，在客观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去强求，去不计伤亡的硬拼，同时也反对好大喜功的做法。

六、千里跃进大别山

本文无意也不可能就“重林轻刘”文中的所有不妥之处一一进行探讨，但该文把“千里跃进大别山”称为“自身难保的挺进中原”却是一个不得不让人讨论的大是大非问题。我曾经采访过当年的国民党作战厅（相当于我军的作战部）厅长郭汝瑰将军。他是这样说的：“我打过不少仗，研究了一辈子军事，我认为，在军事史上，最辉煌的军事行动就是挺进中原。大的战争有这样一个规律：第一阶段，是对手的全面进攻；第二阶段，是对手不得已而转为重点进攻；第三阶段，是双方的战略相持；第四阶段，是我方的战略反攻。在国民党从第一阶段转入第二阶段的时候，毛泽东将一支十三万人的大军插入了中原，国民党占领区的心脏。形成了东逼南京，西迫武汉，南扼长江，俯瞰中原的战略态势，迫使国民党从前线抽调了六十六个师，绞杀刘部。这时，战略反攻就开始了。”

郭汝瑰将军认为：“解放战争之所以能四年结束，是因为这是一场省略了一个半阶段的大的战争，从对手的重点进攻直接转入了我方的战略反攻。从军事上讲，小部队穿插和奔袭是经常应用的战术，但是大兵团、无后方供给线、深入敌方的战争是史无前例的。孙子认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讲，这一行动是违反了战争一般规律的，没有胆大包天的勇气，谁也不敢下这一决心；没有心细如发的筹谋，谁也无法完成这任务。”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一设想的时候，唯有刘伯承同志给予了积极支持，并愿意领受这一任务。毛泽东同志对这一战略行动作了三种估计：“

1、付出了代价，站不住脚，返回来；

2、付出了代价，站不住脚，在大别山周围坚持打游击；

3、付出了代价，站住了脚，恢复了大别山根据地。”刘邓大军确实是以无私、无畏的勇气，领受、执行并胜利完成了这一任务。他们在黄泛区炸掉了在上当、平汉战役中缴获的所有重装备，关闭电台四十天，一直插入了敌人的心脏。

为了了解历史，我曾去过大别山，采访过许多老同志，这一时期的艰难程度是难以用语言描述的。当刘伯承同志从大别山出来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曾对他这样说过：“你完成的比我第三种估计还好！这一行动确实推动了全局的战略转折。”从毛泽东同志这一结论，应该可以看到，“千里跃进大别山”这一史无前列的军事行动的战略意义。

每一个元帅都在历史上写下过精彩的篇章。如果“重林轻刘”文的作者有心研究历史的话，希望今后能在多读一点书的基础上为林彪元帅写一本符合历史的好传记。对自己不了解的事情，不要随便乱说。随便乱说，这不是研究历史的方法，也会造成很多不良的影响。衷心希望年轻人多读书，写好东西。

第二篇：军神刘伯承元帅的故事

军神刘伯承元帅的故事

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战争起，刘伯承就威名远扬。他以一个旧军队名将的身份毅然投身于革命，被朱德赞誉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古名将风。正是这种传统的美德与革命求新精神结合，为党的军事工作特别是其中的教育训练起到了奠基作用。韬略凝国粹

青史记殊荣刘帅伯承，古名将风。精于兵法，兼擅词工。平生百战，伤残遍身。昔年寿诞，贺诗如丛。叶帅此律，可赞一生：

太行游击费纠缠，撑住平辽半壁山。

遍体弹痕余只眼，寿君高唱凯歌旋。

细柳营中寂不哗，枪垣炮堵即吾家。

将军五十人称健，斩得倭酋不自夸。

生平

■丰都战斗中一颗子弹从他的右太阳穴钻入，从右眼飞出。德医为他施手术共割74刀，术后称赞他是“军神”

■从苏联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归国后，立即被中央任命为军委参谋长，党内领导将他比作古代的兵圣孙子

■在江西瑞金，毛泽东希望他像黄埔军校那样，办一个“红埔”

■抗日战争中，蒋介石不得不表扬刘伯承智计过人；日本第一军专门组织“挺身队”，深入根据地，偷袭八路军总部并欲刺杀刘伯承等

刘伯承，原名明昭，字伯承，1892年出生于四川省开县农村。因父亲是个务农兼教私塾的“泥腿文人”，刘伯承从小就被督促读书练字，后靠族亲资助入县城高等小学堂。15岁时父亡家贫，刘伯承回家务农，还到镇上卖字。1912年，他到重庆考入军政府将校学堂，毕业后被分配到川军当司务长、排长，此后因善于用兵在战火中职务不断提升。在丰都战斗中，一颗子弹从他的右太阳穴钻入，又从右眼飞出。德医诊所为他施手术共割74刀，他以当年关公刮骨之气概忍受。那个傲慢的日耳曼军医手术后称赞他是“军神”。

刘伯承虽被称为川军名将，却痛感旧军队和官场黑暗，经同乡共产党员吴玉章启发，他离川到北京等地同赵世炎等结交，接受了马列主义，于1926年4月加入共产党。顺泸起义失败后，他东下武汉，拒绝国民党要人的拉拢。这时，周恩来要到南昌组织起义，他对刘伯承倾慕已久，刚刚相见便邀他作为军事助手。1927年8月1日起义时，刘伯承任统辖全军的参谋团参谋长，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军史上第一位总参谋长。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失败后，刘伯承转赴苏联，先入高级步兵学校，又入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1930年回国后到上海，刘伯承立即被中央任命为军委参谋长，党内领导还将他比作古代的兵圣孙子。1932年，刘伯承进入江西瑞金。毛泽东希望他像大革命时办黄埔军校那样，办一个“红埔”。长征到达贵州时，中央又要他复任总参谋长。进入四川后，他因熟悉当地情况，率先遣队行动，抢渡金沙江，又与彝民首领歃血结盟，保证全军安全通过，接着又去指挥抢渡大渡河。

抗战开始后，刘伯承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率部挺进太行山。在创建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斗争中，他与日寇作战时因地设伏，屡创歼灭战的奇迹。蒋介石在1938年洛阳的军事会议上也不得不表扬说，刘伯承智计过人，不愧是军事家。日本第一军专门组织敢死的“挺身队”，深入根据地，偷袭八路军总部并欲刺杀刘伯承等，刘伯承却以“敌进我进”的态度与之周旋。别人劝他注意安全，他不在乎地说：“自打从军起，我就做好了准备。路死路埋，沟死沟埋，狗吃了得个肉棺材。”解放战争中，他与邓小平一同率军挺进中原，决战淮海，进军大西南，在全国五大战略区中担负了打苦仗的重任。

解放后，刘伯承请辞西南军区司令员等职。当军委问他是否想任总参谋长时，他说，年纪大了，总长已当过四次了，还是去办学校、当教书先生吧！

1951年年初，在他主持下于南京成立了军事学院。1955年，他被授予元帅军衔，后受到不正确的批判。他自称是一名“残废军人”、“编外参谋”，潜心研究如何保卫国家安全。

60年代中后期，刘伯承身体日衰。1972年，他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仍口授信件，对战略问题提出看法。后来他失去思维能力。1986年病逝。

背景

■当苏联军事百科全书要称他为“军事家”时，却被他改为“革命军人”

■解放后筹建陆军大学时，有人认为圆明园遗址的地理位置最佳，刘伯承却认为这里是文化遗迹，军队不应占用

刘伯承不愿别人称他为军事家。当苏联军事百科全书要称他为“军事家”时，被他改为“革命军人”。这不仅是出于谦虚，而且更在于他深知革命与军人两者结合的意义。

回顾刘伯承走过的道路，与朱德、叶挺有近似之处，即同样出身于中国近代受压迫的农家，为改变自身、家庭和国家的命运走上投军之路，并接受清朝“新政”后开办的讲武堂的教育。然而，这些依照德国、日本模式建立的军校，并不能改变中国落后挨打和腐败内乱的面貌，从这里毕业的军官大都成为军阀的工具。刘伯承与他川军中的同事最后分道扬镳，选择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并把自己的军事才能奉献出来，才创造了战史上的辉煌。

在将星灿烂的近代战争史上，刘伯承是把国外先进军事科学与中国特色相结合的典范。他特别注重翻译外国军事书籍，同时也珍爱中国的优良传统。1950年，中央军委决定筹建陆军大学时，有人认为圆明园遗址的地理位置最佳。刘伯承却认为这里有文化遗迹，军队不应占用，最后选择了南京国民党中央军校的旧址。

故事

■刘伯承打仗善于总结，南昌起义失利后他到了苏联，马上总结出四项弱点和八条行动错误

■当他率勇士们星夜兼程夺下泸定桥后，无比激动地上去连跺三脚

自古猛将往往出自伍卒。刘伯承军校毕业后当排长打第一仗，见对方是乌合之众的土匪，就下令冲锋并带头猛扑上去。上司虽表扬其勇敢，他却自认“有勇无谋，没有打好”。此后，他每打一仗都要思考，都要总结。南昌起义失利后，他到了苏联，马上总结出四项弱点和八条行动错误。

在红军中，他虽是参谋长，却总在第一线指挥，并结合实地考察提出办法。抢渡大渡河时，他亲自站在河岸上组织炮火掩护并调配部队。在安顺场以一条小船抢渡成功后，他又计算以现有渡船全军需一个月才能过河，必须再夺北面的泸定桥。当他率勇士们星夜兼程夺下此桥后，无比激动地上去连跺三脚说：“泸定桥啊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多少心血！”

进入抗日前线后，面对狡猾又凶悍的日军，刘伯承注意勘察战场设巧计。神头岭伏击战前，司令部按地图先是确定在岭上埋伏，打岭下公路上通过之敌。刘伯承亲自去看地形，发现公路实际是在岭上，连说：“粗枝大叶可要害死人啊！”他及时改变了设伏方案，一战歼灭了鬼子1000多人。刘伯承也注意学习日军的长处，百团大战中关家垴一战后，他马上去看敌人阵地，发现鬼子临时挖的“猫耳洞”对防炮很有用，便推广到各部队。国内盛传刘伯承是“武神投胎”，其实他打仗巧的原因恰恰在于擅长动脑并深入实践，这也正是革命军队一向提倡的勇敢加智慧的结果。

■为体现平等，他确定各级职务后均加一“员”———“司令员”、“警卫员”、“公务员”、“炊事员”，沿用至今

■邓小平曾说：“假如有人问伯承同志有无缺点呢？我想只有一个……”

30年代初，刘伯承从苏联回国，组织左权、叶剑英等人一起翻译带回的各种条令，同时为中国红军确定内部的称呼。他在旧军队中多年，一向痛恨等级森严和对勤务人员的歧视。于是，他确定红军中的“司令”后面要加一个“员”，将旧称呼“护兵”、“勤务兵”改称“警卫员”、“公务员”，将“伙夫”改称“炊事员”……这种称谓沿用到今天。

在革命军队中，刘伯承一直职务很高，却最看不惯别人搞特权。在江西根据地时，他看到共产国际顾问、德国人李德傲慢地在红小鬼面前耍威风，嫌他们做饭的锅挡路就一脚踢翻时，当面怒斥其为“帝国主义行为”。结果，李德到中央告状，说这是“不尊重国际顾问”，使刘伯承一度被免职。

刘伯承在南京担任军事学院院长时，身为开国元勋却自命为普通“教书先生”，带头发扬“三更灯火五更鸡”的精神，自己备课和登台讲课。在他迎来50岁诞辰时，邓小平曾撰文这样写过他的特点———“假如有人问伯承同志有无缺点呢？我想只有一个，就是他的一生，除掉工作读书之外，没有一点娱乐生活。他没有烟酒等不良嗜好，他不会下棋打球，闲时只有散散步、谈谈天。”

第三篇：女儿的课题和“南京大屠杀”文章原标题：女儿的课题

女儿的课题和“南京大屠杀”文章原标题：女儿的课题 作者：岑 岚 来源：华夏快递

来源日期：2004-11-18 本站发布时间：2004-11-18 阅读量：292次

在美国，才几岁的正换牙的娃娃，说起“课题”来就跟我们读书时说做一道普通作业题般的轻松、随便（事实上他们的课题也就是一种作业）。跟他们比，我们这一代可就落伍多了。想当初，高中以前的我压根儿就不知道还有“课题”这么个东西，在大学课堂里端坐时才满怀景仰地听到老师郑重其事地吐出这既神圣又神秘的两字儿。直到毕业后分配到一个研究单位，又赶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伟大论断正红火，那“课题”二字满天飞，才算不稀罕了。

想起十余年前来美，七岁的女儿进了一年级的课堂没几天，英语单词还没学到一百个呢，就煞有介事地告诉我她要做个“Ｐｒｏｊｅｃｔ”！我一听直乐，乐完了又感叹。

七岁的女儿要做的是什么课题呢？美国有五十个州，每个州都有州徽、州花、州鸟，每个小朋友分得两到三个州，剪下那老师复印好的图案，贴在老师发给的纸张上，下面注明州的名字，和花鸟的名字。这是课题的第一页，第二页是张空白纸，鼓励（不是规定）小朋友自己画出花和鸟，并涂上颜色。谁要是做好了第一页得一百分，做好了第二页加二十分。从小爱画画的女儿认真地画了她分配到的三个州的州花和州鸟，骄傲无比地举着那写有一百二十分的两页课题给我看。

美国孩子最早的课题当然是儿戏，可是儿戏中却有相当郑重的科研潜意识的灌输，科研方法的最粗浅的基础训练。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课题也逐步加深，最初几分钟，几十分钟就能完成的，后来也许要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才能完成。有些课题是小组集体合力去做，训练团队精神；有些课题还指定要家长参与，帮助孩子认识社会，也帮助家长了解孩子。就这样，女儿在那些多如牛毛的课题中从小学一年级一步步升到了高中。一开始我对女儿的课题还有点感兴趣，时常过问一下，有时还帮着她找找资料，提提建议。后来司空见惯，也就任由她自己去独立完成了。看她每个过程也都挺认真，收集资料，学习、思考、归纳、总结，甚至动手制做，有时废寝忘食，有时也难免手忙脚乱到最后一分钟。

有一天，已经是十一年级的女儿回来竟破例地告诉我关于美国史老师布置的一个课题，她说她想写有关“南京大屠杀”的题目。

猛然一听，我心中又是担心又是喜欢。喜欢的是女儿竟然会选择这样一个与中国有关的沉重题目，说明到底是血浓于水，即使受到美国式教育，也能关注中华民族的历史；担心的是美国史的课题怎么写到中国史上去了，这不跑题了吗？

于是女儿说起了她的老师嘉斯廷·邦兹先生。这位三十出头的年轻老师可是个人物，在美国人中算得上是个比较典型的有自己独立思想和清醒头脑的人，也是比较少有的关心国家大事和国际大事的人。一般的美国人，能知道邻居加拿大的首都在渥太华就已经是很难得，更别说记住其他亚洲国家的首都了。邦兹先生批评学校所在的郡（Ｃｏｕｎｔｙ）教育部门选择的课本是四平八稳，平庸保守而且只美化美国的课本，他根本不屑于采用。他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教学。他的美国史不只讲美国自己的历史，重点讲的是在世界格局里的美国的历史，也就是把美国史看成是世界史的一部分。（“哦，邦兹先生还挺胸怀美国，放眼世界的”，我不失时机地给女儿的老师来了一句点评。）

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部分，邦兹先生分析了当时世界的局势，介绍了德国法西斯残害犹太人的暴行和日本军队侵略亚洲国家的情况，以及美国为什么要参战。他甚至还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展示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并且还愤怒地指出日本政府至今不忏悔当年侵略战争犯下的令人发指的残暴罪行，而且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政府要人不但没完没了地参拜供奉着战犯灵牌的“靖国神社”，右翼分子还篡改教科书，改日军侵略亚洲各国为“进入”，还抛出了许多书和文章，矢口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发生„„

女儿说：“我们几个亚裔学生在底下都悄悄说，要是不看邦兹先生的黄头发蓝眼睛，和那带点美国南方口音的英语，听了他驳斥日本右翼势力的这段义正词严的演说，说不定会以为他是来自中国或者韩国的一个学者呢。”

以前的高年级学生都告诫低年级学生说美国史是最无趣的课了，可又不能不学。邦兹先生的美国史课却把他的学生们都迷住了，课堂上师生互动，气氛活跃。新来的年轻的邦兹先生也很快受到学生的尊敬和喜爱。我真高兴女儿有这么一位好老师。我认为他是一位好老师并不只是因为他看问题比较公正、理性，同情了弱小民族和国家，更是因为他胸怀开阔，不像许多美国人眼里只有一个美国。还有，他的教学方法也很不错，采用不同于指定教科书上的眼光去看世界，能启发和引导学生进行独立思考。而且，更让人意外的是在这门课最重要的研究报告里，邦兹先生允许学生跳出美国史，写任何感兴趣的题目。这一下，学生们的思想可就放飞了，选择的题目五花八门，有一个学生的课题竟然是写棒球史！

女儿说：“妈妈，你经常给我讲什么中国的传统啊，历史啊，成语啊，故事啊，我是有点烦你罗嗦。听了邦兹先生在课堂上讲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事实，我想起你原来告诉我的，比老师说的还要多啊！你看我烦是烦，可我还是听进去了，而且还记住了！所以我打算写这个题目，驳斥日本右翼分子否认‘南京大屠杀’！”

女儿的话让我很感欣慰。“好啊，以后我就不管你烦不烦，天天给你讲传统，讲文化，讲历史！灌也要灌进你的耳朵里去！”女儿皱了皱眉头说：“那你也得有个节制吧？不能随时随地都说呀！”我故作严肃地说：“你睡觉和上课的时候，我保证不说！”说完，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我和丈夫商定，全力支持女儿做这一课题，保证做她的坚强后盾。

首先是查找资料，正反方面的材料都要有。经过一番调研、比较，女儿选定了要购买的上十本书。

我接过书单一看，有些是日本的右翼分子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代表作，价格还不菲呢，有的还是日文版，这不是给日本右翼势力送钱，变相支持他们否定南京大屠杀了？我心里很不乐意，说：“这些书能不能不买？价钱贵不说，家里搁上这么几本反动书，到处散发毒气，闻到了看到了多窝心啊！”女儿当然明白我的心思，但还是坚持说：“不买怎么行？没有反面材料，我怎么开始‘大批判’啊？”

嘿，这丫头，连“大批判”一词也学会了。准是平时我讲述“历史的经验教训”，或者“痛说革命家史”时无意中提到，竟让她记住了。

我一边心不甘情不愿地掏出信用卡，让女儿上网购书，一边还试探地说：“图书馆不能借到吗？”女儿摇摇头说：“借不到。”她眼睛一转，又说：“图书馆借不到才好呢，要不，那些反动书放在图书馆了，得放多少毒出去！那你不是更窝心了吗？”真是，女儿大了，都会对妈妈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战术了！

我对女儿提出一个严正要求，做完了课题，一定要把那些反动书收拾起来装纸盒里放到地下室的某个角落去，千万别让我看见！但也别扔了，以后有需要时再拿出来当大批判的靶子。

买完了那些反动书，该买那些正面的书了。一些美国出版的英文书也主要是网上订购，有的是当年的见证人写的日记和文章，还附有许多历史照片。没忘了买上一本咱们华裔美国人张纯如女士写的《南京大屠杀：二战中被遗忘的浩劫》（ＴｈｅＲａｐｅｏｆＮａｎｋｉｎｇ－Ｔｈｅ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ＨｏｌｏｃａｕｓｔｏｆＷｏｒｌｄＷａｒＩＩ）。这本书是华人写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本英文书，也是第一本以美国大众为读者对象的同类题材的书，更是美国第一本认真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英文历史专著。此书的出版以及随后引起的轰动，让世界的目光重新投向了半个多世纪以前发生的那惨绝人寰的一幕，也在日本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和争议。日本右翼分子组织了人马攻击张纯如和百般挑剔她的工作，有些日本右翼分子甚至叫嚣要刺杀张纯如。由此可见日本的极右翼势力的疯狂程度。任何一本书，任何一位作者都难免会有各自的局限性。再加上事情已过去几十年，毕竟许多证人已去，许多证据已失，还有相当的证据被日本侵略军有意销毁。可以想见，张女士为写此书花费了多少心血和精力，克服了多少困难，并承受了多大的压力。（此文写完后不久，竟看到张纯如女士意外去世的消息，深感震惊、惋惜和遗憾，并深深怀念她！）而邦兹先生也是因为读了张女士的书，深受震动和影响，才开始在课堂上较详细地讲述这段历史的。

研究在中国的南京发生的历史事件，当然中国出版的相关书籍是不可或缺的。网上搜寻了一番，资料发现不少，书也查到不少，但网上没有销售的。我只好拜托国内的老同学们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购买。听说是为我女儿的课题，更听说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选题，那些当长辈的伯伯叔叔阿姨们全都热心地为晚辈跑腿，提供线索。不久消息传来，北京没有！上海也没有！原来，过去出的书都卖完了，没有再版！这样的书按理说应该常出常销，让人随时随地都能买到的。按理是按理，可买不到书还是买不到。这不禁让我们又气又急，唯一的希望就在南京了。我的一位大学同学跑遍了南京的大书店，都没有买到任何相关的书！在哈佛工作的同学查到了其中一本书的作者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馆长。南京的同学抱着最后的希望去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本来想直接去找馆长先生，看能不能得赠一本书。幸运的是他终于在纪念品销售部的展柜里看到了两本破烂不勘的书。因为书实在太破了，他也犹豫着不敢买。好在我事先交有底线：只要不影响阅读，破点没关系。他这才痛下决心买下来。经过百般努力，那两本书万里迢迢到达了美国，邮费居然是购书款的三倍！我拆开包裹，其中有一本书就散了架，经过一番紧急包扎抢救才投入使用。但正是这两本不起眼的破书，给女儿的课题中正面的一方提供了最宝贵最原始最有力的证据！

其中还有一段插曲。邦兹先生有一天忽然在某个店里发现了一个珍贵文物——一部老记录片，居然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也就是南京大屠杀发生以后，美国政府制作的一个号召美国人民行动起来支持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新闻宣传片！他当即买下，带到课堂放给学生们看。里面不仅有中国人、美国人轰轰烈烈的呼喊抗日口号，群情激愤的抗日示威场面，还有许多记者和目击者拍摄到的南京大屠杀的镜头和照片，以及日本侵略军在上海等地进攻和屠杀的镜头！无数南京的老百姓就这样一个个，成片成堆地悲惨地死在屠刀下，枪口下，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学生们可能都没有见过这样血腥的场面和镜头，在美国，再血腥恐怖的电影都比不上这些真实发生过的武装到牙齿的侵略军队集体屠杀被占国老百姓的场面恐怖血腥！有不少孩子都忍不住地当场哭了起来„„

除了提供钱买书和帮着买书，还有女儿偶尔遇上不认识的汉字问问我外，我没有再过问女儿的课题，连她是哪天完成交卷的都不知道。后来女儿得到了九十九分的好成绩。我很为我的女儿骄傲。而女儿也向我们致谢，向所有帮助过她的长辈们致谢。事实上，女儿这次的课题，已经不仅仅是她的课题，也是我的课题，也成了我的同学朋友的课题，更成了我们这两代人的共同课题。在大家的全力支持下，女儿才能圆满地完成它。

事后，我读了女儿的课题报告。一个感觉就是冷静，行文、分析、讨论、归纳，全都是冷静得很。这是做学术研究所需的基本素质之一。虽然，她与我开玩笑时用了“大批判”这个词，可文章中却找不到一点儿剑拔弩张的“火药味”，通篇都是摆事实，讲道理。但我还是可以在字里行间感觉到难以抑制的义愤。她引述和归纳了日本右翼分子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几个观点，并列举了他们用以支撑观点的论据；然后再加以有条理的反驳，同样也采用了诸多的证据来支持。她甚至还谈到战后亚洲各国民众之间的潜藏的仇恨，而且这些潜藏的仇恨因日本政府不对被侵略的亚洲国家正式道歉，日本右翼分子的否认和粉饰当年的侵略和屠杀暴行而逐步加深。例如，中国老百姓习惯称日本人为“日本鬼子”，民间的反日仇日情绪也有上升的趋势。但是她也提到，在日本仍然有一批有良心之士，其中包括一些当年的侵华日军士兵，也正在艰苦努力，写书著说，为日军的屠杀暴行作证„„

当然，这篇报告只有十四页，虽然花了不少工夫去阅读、分析、归纳，但也是在现有的资料基础上所做的一个相当于读书报告的研究报告，也仅仅是一次高中生的作业，谈不上什么深刻和全面，更没有新的观点和研究成果。不过，女儿做了这个课题后，至少对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问题有所了解，对中日关系的一个问题有所了解，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历史问题及其影响有所了解了。同时，她的同学们也或多或少地对这一课题有所了解了。要是美国的每一所中学，在讲到世界史或者其他现代史的时候，都能有学生做一做相关的课题，那日本右翼分子编造的谎言还会有人相信吗？要是在中国，随时随地都能买到有关日军侵华史、日军侵华暴行等各种书籍，中国的高中生也能这样来做相关的课题，那意义可能比简单地去参观某个纪念馆回来写一篇感想（对低年级可以）要深刻一点吧。

我又想，“南京大屠杀”也许可以算得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罪行之最，可当年日本侵华军队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并不仅仅是“南京大屠杀”，中国人应该借鉴犹太人矢志追捕屠杀犹太人的德国法西斯罪犯和日本人在靖国神社供奉战犯牌位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方法，出版两套丛书：

一套叫《日本侵华战犯名录》，以人为主，记录所有重要战犯的生平和战争罪行，不光是二战法庭上宣判的战犯，只要是犯有重要战争屠杀罪的都算上，比如说下令屠杀了一个村子的老百姓的日本军官，他的名字就跑不了。有些查实罪行但不知姓名的，也要列上，可以记录下受害人或目击者的印象，以便为追踪罪犯提供线索。

一套叫《日本侵华罪行录》，以事为主，时间、地点、事件经过、后果，凡是重大的战争屠杀罪行一件也不要放过，包括日军遗留下的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在多少年后还在继续伤害中国老百姓的无辜生命这样的战争遗留罪行也应一一记录在册。

这两套丛书包括多少册书是没有规定的，有多少资料就出版多少册，也许是几百册，也许是几千册。除此以外，还要继续出版各种各样的相关书籍，目击者、受害人和侵华士兵的证言和回忆录，学者的研究专著，记者的调查报告，还有文艺作品等等。除了出版书籍，甚至还可以借鉴咱们老祖宗刻碑的办法，建它一个庞大的主碑林和各发生地点的分碑林，让所有的日本战犯和所有侵华日军犯下的罪行一个个一件件都逃不了，永远地记录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的土地上！而且这些书和资料还要翻译成各种语言文字，做成各种展览，拍成电影、电视专题片，以民间出面，社会支持，政府做后盾来组织自愿者和相关社会团体以传教般的执着满中国，满世界去展览！去放映！去赠送！去宣传！

中国这么做了，曾受过日本侵略的其他亚洲各国也这么做，那日本右翼分子，还能像今天这样猖狂，这样信口雌黄吗？日本的政府要员还敢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参拜战争罪犯吗？历史是面镜子，只有正视历史，尊重历史事实，知道战争的危害和血腥，才能接受教训，才能清除滋生战争的土壤，防患于未然；也才能实现四邻和谐相处，普世和平，社会进步、繁荣与发展。

经过这一次课题，女儿学日语看漫画，我就没那么强烈地反对了，她自学的几句日语和因喜爱漫画交的懂日语的朋友，都或多或少地帮助了她做课题。我也还是担心她的中文能力差，可她却能用她仅有的那点中文基础去阅读相关书籍，选出合适的段落和证据加以引用，这也算没白费我多年教她的苦心了。更主要的是我发现女儿学会了自己去分析、辨别、思考、判断世间的事情，并满意地看到从小就做课题的培养和训练还真管用。

听说，女儿同年级但是另一个班的一位家庭来自台湾的学生选的课题是“中国与台湾”，我还真想能拜读一下，看看他是如何看待两岸关系的。也许说不定，年轻一代的海外华人能有什么新的思路打破僵局，让两岸人民从此过上和平、和睦、民主、自由、富裕的幸福生活呢。

第四篇：陈良宇一年前和五天前谈廉政文章原标题：市委市政府召开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干部大会[定稿]

陈良宇一年前和五天前谈廉政文章原标题：市委市政府召开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干部大会 作者：

来源：上海交大纪律检查委员会网站

来源日期：2006-3-8

本站发布时间：2006-9-26 1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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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良宇强调按照中央要求和部署，积极构建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不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韩正主持，罗世谦通报当前党员干部队伍思想和制度建设方面情况，并对做好下半年反腐倡廉工作提出要求。龚学平、蒋以任、刘云耕、殷一璀、王安顺出席。

市委、市政府昨天下午在上展中心召开上海市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干部大会，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精神，按照市委八届七次全会部署，结合正在深入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扎实推进上海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各级党政组织和领导干部要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全市工作大局，进一步认清反腐倡廉工作形势，切实增强紧迫感，坚定信心、继续努力、扎实工作，积极构建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认真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上海调研时提出的要求，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构建和谐社会、保持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协调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主持会议；中央纪委委员、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罗世谦在会上通报当前党员干部队伍思想和制度建设方面情况并对做好下半年反腐倡廉工作提出要求。市领导龚学平、蒋以任、刘云耕、殷一璀、王安顺出席会议。

陈良宇在讲话中指出，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反复强调，执政党的党风问题事关党的生死存亡，始终把反腐倡廉作为一件大事来抓，通过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严惩各种腐败行为，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反腐倡廉各项工作取得很大进展，人民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的满意度得到提高。我们要正确判断当前反腐倡廉工作形势，进一步认识反腐倡廉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增强反腐倡廉的高度自觉性，做到警钟长鸣、增强信心、坚持不懈，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

陈良宇指出，上海历届市委、市政府一直非常重视党风廉政建设，按照中央要求，不断研究新情况、探索新机制、总结新经验、取得新成效。一是坚持体制、机制、法制“三位一体”推进，从制度建设入手，重在治本、重在建设，提出反腐倡廉工作“三个同步”、“五个结合”等思路与方针，对反腐倡廉工作起到很好推动作用；二是坚持以领导干部为重点，不断从制度上规范从政行为，强化对各级干部的日常监督，还推出不得以权谋私“三条高压线”和加强对“一把手”监督的四条要求，同时抓住正反两方面典型进行引导教育，使广大领导干部警钟长鸣，加强廉洁自律；三是围绕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不断推进政风行风建设，针对征用农民土地、城镇动拆迁、拖欠农民工工资、教育乱收费、购销领域收受“回扣”、医生收取病人“红包”问题，每年进行集中整治，收到明显成效，党风政风正逐步好转。

陈良宇指出，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滋生和诱发腐败的因素依然存在，党风廉政建设会不断遇到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市纪委最近对本市党员干部违法违纪情况进行分析，发现主

要存在四方面问题：少数党员干部政治意识薄弱，政治敏锐性不强；国有资产流失案件屡有发生；有些党员干部违反廉洁从政规定，触及“高压线”现象有所抬头；一些党组织对党员干部疏于教育管理等。从这些分析可以看出，反腐倡廉工作虽取得很大成效，但各种腐败现象仍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教育不扎实、制度不健全、监督不得力，仍然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

陈良宇强调，中央颁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是我们党运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反腐倡廉工作取得的重要成果，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指导性文件。为更好贯彻这个实施纲要，市委制定了贯彻《意见》，下一步就是要扎实抓好落实。在指导思想上，要注重体系建设、整体推进，每个单项制度措施都要纳入体系建设；在工作推进上，要把握阶段性和长期性关系，循序渐进、分步实施，既要有长计划，又要有短安排，体现战略性和战术性的统一，既要树立长期作战思想准备，也要力求阶段性成果，不断增强干部群众信心；在实际工作中，要不断创造反腐倡廉新经验，把党风廉政建设不断引向深入。

陈良宇强调，要按照中央要求，结合上海实际，不断探索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新举措，用改革的方法和发展的思路统揽反腐倡廉各项工作，将源头治理推向深入。要深化认识，充分认识源头治理是党中央确定的反腐败斗争重要指导方针，使工作更加主动、更有成效；要抓住重点，围绕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推进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健全政府投资监管制度、强化对国有资产的监管、严格规范和管理土地市场、推进行政执法责任制和大力推进政务公开等，不断健全相应制度，不断提高源头治理水平；要理顺体制，使各种相关制度的预见性不断提高、约束力不断增强，从而推进整个反腐倡廉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

陈良宇强调，要不断完善国企收入分配，推动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这些年来，本市在国资国企改革方面作了许多有益探索，逐步理顺国资管理体制，建立了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但与建立“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管人和管事相结合的国资管理体制”的要求相比，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企业领导干部收入分配与考核问题。要从有利于保障国有资产安全和收益、保障职工群众合法权益着手，探索建立责、权、利相一致的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促进企业领导干部廉洁自律。

陈良宇强调，要加强队伍建设，发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带头、带班、带队”作用，为反腐倡廉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带头，就是各级党政主要领导要带头廉洁自律，从严要求自己，发挥表率作用，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不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插手和干预经济活动，牟取不正当利益；带班，就是在抓好自身的同时，积极主动地带好班子，不断增强班子凝聚力、战斗力和号召力，使班子每位成员自觉做到廉洁奉公，切实担负起党风廉政建设领导责任；带队，就是把队伍管好，锻造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对得起组织的信任重托，给组织和群众有个满意合格的交待。要树正气、动真格、抓苗子，从严要求，严格管理，切实加强领导班子和队伍建设。

韩正在讲话中要求按照中央和市委部署，紧密结合正在深入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进一步加深对反腐倡廉工作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不断提高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拒腐防变的自觉性，切实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从思想源头上筑牢反腐倡廉防线；要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实际，认真总结反腐倡廉工作经验，找出存在问题和薄弱

环节，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反腐倡廉中的深层次问题，逐步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要坚持教育、制度和监督并重，加大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力度，进一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落实反腐倡廉各项任务，确保上海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协调发展。

罗世谦在讲话中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严格执行党的政治纪律，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做到不信谣、不传谣，在复杂斗争和突发事件中站稳政治立场，经得起各种风浪的考验。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不断增强自律意识，进一步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严格遵守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特别是中央提出的有关领导干部不允许收钱送钱、跑官要官、纵容支持配偶子女非法谋利、利用婚丧嫁娶等事宜收钱敛财、参加赌博等五条规定。各级领导干部必须重视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防范国有资产的流失，对为逃避法律惩处携款外逃分子，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坚决缉拿归案。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责任意识，切实落实责任制，加强责任追究，认真贯彻执行市委最近通过的《上海市国有企业国有资产重大损失领导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确保国有资产安全。要认真落实市委贯彻《实施纲要》的《意见》，抓紧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工作。继续结合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认真解决党员干部思想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围绕构建和谐社会，认真解决基层少数党员干部铺张浪费、办事不公、刁难群众和以权谋私等问题。

会上，杨浦区委书记陈安杰、市工商局局长方惠萍先后作了交流发言。

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和在沪中央纪委委员，市高级法院、市检察院领导，各区县、部委办局、工青妇等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驻沪部队和武警上海市总队主要领导及纪检监察部门负责人，市委巡视组负责人，主要新闻单位负责人等1100余人出席大会。

解放日报对陈良宇2006年9月19日的活动报道

持之以恒抓好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本报讯（记者 董强）昨天下午，市委举行常委会，听取关于中央督查组来本市督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情况汇报；听取市委组织部关于前一阶段区县换届综合考核考察工作情况报告和有关工作请示。陈良宇同志主持会议并讲话。

听取关于中央督查组来本市督查贯彻落实中央有关文件情况汇报后，陈良宇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党中央要求，充分认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特点、新情况，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长期性、重要性和紧迫性，大力加强“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活动，认真对照中央督查组督查意见，努力加强薄弱环节，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抓紧抓好，进一步提高工作水平。

陈良宇指出，要对照督查建议，认真总结实践经验，进一步落实中央精神和工作要求，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要在市委领导下，进一步整合家庭、学校以及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强专职、兼职、社会、专家和“五老”同志等工作队伍建设，形成整体合力。要扩大工作覆盖面，把成功的经验和做法推广到更多的学校、社区、家庭，有效配置思想文化教育资源，更好地满足城郊结合部和郊区农村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需求；要进一步提高文化设施使用效率，积极探索公益性文化设施的良性运作机制；要提高工作效果，抓住面临的实际问题，针对存在的困惑和疑虑，遵循思想道德教育的基本规律，重视道德实践和社会实践，有的放矢，增强认同。

听取市委组织部关于前一阶段区县换届综合考核考察工作情况报告和有关工作请示后，陈良宇强调，要严格贯彻中央精神，严肃组织人事纪律。党中央对这次换届工作高度重视，专门下发了一系列文件。我们要按照中央要求，对违反“八个不准”，在换届期间“跑官要官”的，不仅不能提拔重用，还要严肃批评并记录在案，情节严重的要进行组织处理；对搞封官许愿或者为“跑官要官”的人说情、打招呼的，要严肃批评，造成用人失误的，要追究责任；对拉票、贿选等非组织活动的，要坚决查处，已经提拔的要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情节严重的给予纪律处分，触犯法律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换届前突击提拔干部的，要严肃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违反规定作出的干部任用决定一律无效；对受贿卖官的，要依纪依法严惩，对行贿买官的，一律先免去职务，再按规定处理。凡是本地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严重，以及对违反组织人事纪律行为查处不力的，要追究党委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的责任。

陈良宇指出，充分运用好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综合考核评价办法，深入了解干部德才素质，全面、系统、客观、公正地考察干部。要坚持科学衡量干部工作实绩，既看经济建设情况，又看社会发展情况；既看目前取得的成绩，又看对长远发展作出的贡献、打下的基础；既看主观努力，又看客观条件，切实提高选人用人水平，把干部的本质、主流和发展潜力了解清楚，防止考察失真、“带病上岗”和“带病提拔”。

陈良宇指出，要着眼“十一五”发展需要，选拔大批能够担当上海未来发展重任的领导干部。当前，上海的发展站在了新的起点上，面临难得的机遇期。面对“十一五”发展的难得机遇和存在问题，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讲上海的大好形势，理直气壮地讲团结、稳定、和谐，理直气壮地讲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进一步坚定完成“十一五”目标、实现“四个率先”、建设“四个中心”的信心。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问题。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党组成员，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参加了会议。（解放日报2006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