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洗钱罪的构成要件[五篇材料]

第一篇：论洗钱罪的构成要件

【论文关键词】 洗钱罪；犯罪客体；犯罪主体

【论文摘要】 洗钱犯罪一直是国际社会重点打击的犯罪对象之一。笔者认为：洗钱罪的构成要件中，洗钱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它侵犯了国家关于金融活动的管理制度和司法机关查处犯罪的正常活动；客观方面表现为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几种特定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性质和来源的行为。洗钱罪的主体要件明确规定为自然人和单位。而主观方面是故意，即行为人明知是„„却使之成为“合法”收入。

我国刑法第191条规定，洗钱罪是指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以各种方法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的行为。在2001年12月2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三）》与在2006年6月2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六）》中，分别又将“恐怖活动犯罪”与“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添加至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中，使洗钱罪的调整范围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

一、洗钱罪的客体

关于洗钱罪的客体，我国刑法学界对此有着较大的争议，具体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如果洗钱行为是通过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进行的，则破坏了国家对金融活动的监管制度；如果洗钱行为是通过国家金融机构的周转活动以外的方式进行的，则未必对国家金融管理制度构成破坏。所以大多数情况下，洗钱罪的客体是国家对金融活动的管理制度。此外，根据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洗钱罪还分别侵犯了社会治安管理秩序或国家的对外贸易管理。[1 ] 第二种观点认为，本罪客体是司法机关的活动、公共治安秩序和经济金融秩序。[ 2] 第三种观点认为，本罪的客体是国家对金融的管理制度和社会治安管理秩序。[3 ] 第四种观点认为，本罪的客体是国家关于金融活动的管理制度和司法机关查处犯罪的正常活动。[4 ] 在以上论述中，第一种观点看到本罪是复杂客体并强调客体的多层次性是正确的，但认为本罪客体具有多变性是不妥当的。只有当具体犯罪有确定的客体时，立法者才能将其归属于某一类犯罪，如果某一具体犯罪的客体具有不确定性，则无法将之归于何类犯罪之中。事实上，也不存在不侵犯某一具体确定的客体的犯罪。同时，这种观点忽视了犯罪直接客体的直接性。洗钱行为是“上游犯罪”的后续，对“上游犯罪”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洗钱行为有自己的行为表现方式和危害性质，它并不直接对社会治安秩序造成破坏，只是本罪的某些“上游犯罪”才破坏社会治安秩序。第二、三种观点中也同样存在着这一问题。将社会治安管理秩序或公共治安秩序作为本罪的直接客体，不仅违背犯罪直接客体的直接性，同时也违背了其具体性，因此是不妥当的。

我国现行立法之所以在刑法中增设洗钱罪，并将其放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一节中，主要原因就在于我国当前大量的洗钱分子利用现阶段金融体制的不完备，将大量的赃款进入流通领域，使金融系统产生混乱和危机。立法者设立此罪的目的一方面是出于迎合国际反洗钱斗争的潮流，但更主要的是要保护我国正在建立并且逐渐完善的金融秩序。因此，洗钱罪直接侵犯了我国的金融管理秩序。

由于洗钱者的特定目的，决定了洗钱行为对司法活动必然会造成一定的扰乱。查找犯罪证据，追究犯罪是司法机关的应有职责。洗钱者的目的就是通过洗钱消灭犯罪线索和证据，为司法机关发现和追查犯罪设置障碍，采取各种手段不遗余力地对特定犯罪收益的性质和来源加以掩饰、隐瞒，给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带来了重重困难。因此，洗钱罪严重妨碍了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司法活动。

综上所述，笔者赞同第四种观点，即洗钱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它侵犯了国家关于金融活动的管理制度和司法机关查处犯罪的正常活动。

二、洗钱罪的客观方面

洗钱罪的客观方面在理论界有不同表述。有的认为洗钱罪的客观方面为“行为人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以种种方法为其掩饰、隐瞒，从而使人无法再了解其稳固所得和收益的真实来源和性质的行为”。[5 ]还有观点认为洗钱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实施种种洗钱行为，以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的行为”。[6]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洗钱罪在客观方而表现为“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行为”。[7] 笔者认为，上述关于洗钱罪的客观方面的前两种表述有所不妥。两种表述的共同缺陷在于把主观方面的要素掺入到客观方面。如“明知”显然是洗钱罪的主观方面内容，而不是洗钱罪客观方面的内容，将其包括在洗钱罪客观方面的内容之中，有主观与客观不分之弊。此外，上述第一种表述中的“使人无法再了解其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真实来源和性质”不妥。因为洗钱犯罪行为的结果是使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表而合法化，但犯罪所得和收益的真实来源和性质难以侦破，而并非无法再了解，否则何谈洗钱犯罪案件的侦破，规定洗钱罪又有什么意义?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是对刑法第191条所描述的洗钱罪的客观方面行为的高度和恰当的概括。刑法第191条规定的洗钱罪客观方面的五种具体行为，归根结底都是掩饰、隐瞒四种特定犯罪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行为。因此，洗钱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几种特定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性质和来源的行为。

三、洗钱罪的主体

我国刑法将洗钱罪的主体要件明确规定为自然人和单位。洗钱罪的主体就自然人而言，是一般主体；就单位主体而言，是指《刑法》第30条规定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

关于洗钱罪的主体，有一个问题值得研究，即上游犯罪行为人对自己的犯罪所得进行清洗，能不能成为洗钱罪的主体？我国刑法理论界对此有不同的认识。大多数学者主张实施“上游犯罪”的人不能作为洗钱犯罪的主体，但也有相反的观点。如有的学者认为“洗钱罪的主体可以是从事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罪、走私犯罪的行为人”。[8 ]“洗钱罪的主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先实施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或走私犯罪行为，再直接进行洗钱的犯罪分子；另一类是没有参与获取赃款的犯罪过程，只进行洗钱的犯罪分子。”[9 ] 笔者认为，洗钱罪的犯罪主体只能是上游犯罪主体以外的与之没有共犯关系的自然人和单位。理由如下：

首先，洗钱罪是对特定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性质和来源通过各种方法和途径进行隐瞒、掩饰而构成的，区别于先前犯罪的独立犯罪。《刑法》第191条所规定的洗钱行为方式中，特别使用了“提供”、“协助”等限制性词语。从立法本意上看，就是针对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主体以外的其他人的。

其次，从逻辑上讲，上游犯罪行为人对自己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进行各种形式的“清洗”行为，是一种不可罚的事后行为，前后的行为之间存在着吸收关系，后行为是前行为的自然发展结局。按照吸收犯的原理，应当按照罪行吸收的原则进行定罪处罚，不能数罪并罚。

再次，《刑法》第191条中所说的“明知”显然是针对他人而言的，只有他人才对财产是否为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存在着是否“明知”的问题，而上述特定犯罪的主体对上述财产的性质和来源是非常清楚的，如果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主体能够成为洗钱罪的主体，那么，该法条中规定的“明知”就变的毫无意义了。

最后，我国刑法规定的其他类似于洗钱罪的后续犯罪如赃物罪、毒品、毒赃罪的主体均未包括上游犯罪主体，如果洗钱罪的主体破例包含上游犯罪的主体,对立法和司法实践将产生不应有的混乱。[10 ]

四、洗钱罪的主观方面

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即行为人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等几种特定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周转，故意掩饰、隐瞒其性质和来源，使之成为“合法”收入。如果行为人主观上不知道他人的财产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走私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只是其行为在客观上起到了掩饰、隐瞒他人上述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性质和来源的作用，就不能按洗钱罪定罪处罚。

把握洗钱罪的主观特征，需要理解下面几个问题：

1、洗钱罪主观方面是否包括间接故意

间接故意能否构成本罪，理论界观点不一。间接故意是故意的一种基本类型，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它与直接故意心理状态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前者对危害结果的发生与否抱着放任的态度，结果发生与否都与行为人的主观意愿不相违背，而后者则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积极追求的态度，结果的发生正是行为人通过犯罪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按照刑法理论界的通说，只有在直接故意中才存在着犯罪目的，而在间接故意犯罪中，行为人都会缺乏一定的目的性。从我国法律的规定看，洗钱罪是行为犯罪，构成本罪，要求行为人必须具备掩饰、隐瞒特定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明确目的，这就从法律上排除了间接故意构成洗钱罪的可能性，因此间接故意不能构成本罪。

2、对“明知”的理解

根据刑法的规定，行为人要具有特定的“明知”，即“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等几种特定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关于洗钱罪主观上“明知”的内容，我国刑法学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只要行为人具有认识其所经手的资产是犯罪所得这种可能性，或者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可能是犯罪所得就足以成立‘明知’。”[11 ]另一种观点认为，“明知”的内容仅限为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若行为人只明知财物系犯罪所得，并不明知系上述三种特定犯罪所得而予以窝藏或代为销售，则应构成窝赃、销赃罪，不构成洗钱罪。”[12 ]这种观点认为“明知”的内容不应是所有犯罪行为的非法所得，而应是上述几种犯罪所得。

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较为可取。我国刑法规定构成洗钱罪必须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等几种特定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对其来源和性质加以掩饰、隐瞒。其他形式的犯罪，即使取得了犯罪收益，对其来源和性质加以掩饰、隐瞒，也不构成洗钱罪。在这种情形下，把“明知”的内容扩大到所有犯罪，显然违背了法律规定的原意。

第二篇：论税收法治的构成要件

论税收法治的构成要件

法治是人类文明的必然产物，是社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它已经成为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由两种价值相合而成的完整价值系统。首先，“依法治国”是其工具价值，而“法治国家”则是更高层次上的目标价值。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在税收领域的具体体现，是实现税收法治的手段和过程，而税收法治是前者的目的和状态，也即通过依法治税，实现税收法治。然而要达到这样一个理想状态，需要我们认真分析探讨税收法治的构成要件，进而可以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要素入手，寻找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应当说，税收法治化作为依法治税的终极目标和理想状态，是由多方因素构成的。综合考虑，笔者认为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的要素，现就各要素的具体内容分别进行阐析。

一、税收法治的认知要素

税收法治认知是指主体对与税收法律及其相关事物进行的能动的反映过程，即主体对税法的认识、观念、思想、情感和评价等，主要包括税法意识、税法观念、税法信仰等。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税法认知要素是实现税收法治的思想基础。

（一）税法意识之提高。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税法意识作为法律意识之一种，在税法的创制和法的实施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长期以来，学界往往强调税收的强制性、固定性和无偿性，而对暗含于税法的公平价值理念认识宣传不够，导致纳税人对国家税收职能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原始阶段，即保证国家取得财政收入。在这种主流思想的指引下，纳税人认为纳税是被强加的义务，而非孟德斯鸠所言：“因为国民相信税赋是缴纳给自己的，因此愿意纳税。” 纳税人由此产生相当的抵触心理，无法形成正确的税法意识，并由此导致偷漏税行为大量存在。税收最初的职能在于其财政职能，以保障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理论的运用,使税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纳税人依法缴税，形成国家财政收入，政府要满足公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 直接或间接改善国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条件，正所谓“国家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从而确保社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从这个角度看，税收并不是“无偿”的。因此，我们应当大力宣扬税法的公平价值理念，培育“税收是国家履行公共职能的需要”的现代税法意识，这是税收工作实现法治化的基础性工作。

（二）税法观念之调整。长久以来，我们总结各类问题产生原因时往往强调：“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淡薄，税法观念不强”。这种思想片面认为，只存在纳税人的税法观念需要增强的问题，而税务机关的税法观念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这种思想导致管理上的片面性，过多强调对纳税人的治理，而轻视税务部门本身执法观念的改善和执法权力的约束。这种自我优越感极强的税法观念是税收法治化进程中最大的隐忧。受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权力高于法律的观念牢固的占据着部分税务工作人员的心理观念，上级领导的指示或某项权宜性的政策往往是其作出行政行为的直接依据。这种“法外行政”的执法观念与现代税法观念格格不入，并产生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直接损害国家税法的尊严，使纳税人对税法的信任度大打折扣，已成为税收法治化最大的思想障碍。正因为如此，“依法治税，重在治权，重在治内”开始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和税务部门的重视。

财政学家高培勇教授在中南海给国务院领导作税法讲座时，提出要“下大气力，培育

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收观’, „„这里所说的‘税收观’，包括老百姓的纳税观和政府的征税观”。我们认为，从主体角度观察，现代的税法观念可以分为纳税人的税法观念和征税机关的税法观念。在税收法治化进程中，需要强化的不仅仅是纳税人遵从税法的税法观念，还应当包括征税机关严格依法行政的税法观念，二者缺一不可。

（三）税法信仰的普遍确立。法律必须被信仰。著名法学家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一书中深刻地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法律最真实的生命就在于它被人们所信仰。法律信仰是人们对法律的一种“心悦诚服的认同和依归感”，对法律至上和法律统治的认同是法律信仰的核心内容。在国外，“只有税收和死亡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税谚经常被提起，它深刻表达了公民对税法深深的信仰与崇拜。只有当中国社会成员普遍养成对法律的坚定信仰时，法律作为社会关系调节器的最高权威地位才能通过全体社会成员的法律实践而得到全面体现，税收法治化也从而得以实现。

二、税收法治的设施要素

税收法治的设施要素是指税收法治系统中必须具备的法律规范和法律组织。其中税收法律规范属于法律系统，一套尽可能完善地、忠实地反映税收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法律规范体系是税收法治得以实现的根本前提；而税收法律组织是以行政法律为经纬的社会组织系统，是税收法治化的组织保障。不可否认，我国税收法律规范体系存在极大改善和提高的空间。

（一）我国现行税法之状况

1.税收宪法性规范过于简单。纵观各国宪法，无不将有关税收的基本原则、制度包含其中，以解决国家与国民以及相关国家机关之间的税权分配问题。而我国宪法上对于财税制度的规定微乎其微，过于简约。1982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关税收的内容只有一条，即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而且在历次的宪法修正案中也未对税收事宜加以补充。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税收在经济生活中地位的逐步提高，宪法性税收规范的数量与质量显然与形势不相适应。

2.税收基本法的缺位。税收基本法对国家税收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我国的税收基本法尚付之阙如，这使得国家税收和国家税法的基本范畴均没有法定下来，有关税法的一些基本法律问题都没有或无法得以规定，如税收的立法原则、税法的宗旨、税法的调整对象、税法解释原则、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税收管辖权、中央和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划分等基本处于空白状态，由此带来的消极影响是十分明显。

3.税法体系不健全。一个健全的税法体系必须符合以下标准：一是税法体系必须包含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和税收组织法，而且组成税法体系的各个单行税法之间必须相互依存、协调共生；二是组成税法体系的各个单行税法的功能必须健全，达到法律对社会生活的一般性调整标准。对照上述标准来检验我国现行税法，显然我们的税法体系不够科学完善。首先现有税法在数量上是不足的，能称之为“法律”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其次，某些现行税法在内容上还有欠缺，各个税法本身具有的功能没有完全地表现出来，税法中的一些制度、措施还不够规范。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是我们过去在税收立法时，从税收的财政功能和经济功能上考虑得多，而从法制建设的角度来通盘设计税法体系的考虑比较少。

4.税收立法权的冲突。法治的形式要件之一是立法权的合理行使。我国现在的税收立法权冲突主要表现在：一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全国人大立法权限的冲突。我国宪法明确规

定，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对基本法律做部分补充和修改，但不得同其基本原则相抵触。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税收征管法》即超越于全国人大会的立法权。二是国务院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限的冲突。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的税收法律却由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替代。三是规章制定权与法规制定权的冲突。只要某个方面还没有法律、法规，规章便站出来。规章制定权侵越法规制定权和法律制定权的现象是税收立法权限冲突中最为严重的环节。四是地方与中央税收立法权限的冲突。国务院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从公平竞争建立统一市场的角度出发制定的许多税收法规、实施办法，却被各地在吸引外资、封锁商品市场等利益驱使下出台的一些地方性法规所冲击，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这些矛盾的背后隐藏着各级各类税收主体立法权之间应如何协调的问题。

5.税收法制的不统一。如果税收立法权允许被不正常的分割，那么对同一事实的不同规定就是不可避免；如果不同于立法的解释在事实上比立法更受尊重，那么立法的解释事实上已经取代了原法，这些现象都可能导致法律被架空。而且，税收立法权限的冲突必然会导致法律文本在效力上的冲突和错乱，这在有关税收的各个规范形法律文件中大量存在，使得税法的制度效应无法得到正常发挥。

6.主体税种的法律级次过低。目前占我国税收收入绝大部分的四个主体税种即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的税法全部由国务院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出现。这种做法会产生如下弊端：一是与公认的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相违背，加大了政府课税的随意性；二是缺乏立法机关有效监督。国务院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其功能应是执行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而国务院在制定税法时肯定会从行政管理的立场出发，过多地考虑行政要求，导致税法整体上向行政机关倾斜，极易发生税收立法和执法权的滥用；三是行政法规的立法程序简单，行政机关根据自身的需要经常修改税法，使税法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还可能产生立法轻率的问题。由于所立税法不便于执行，又制定大量规章、办法加以补充和解释，造成税法体系的协调性较差。

7.税法规范的有效性未能完全实现。税法规范的有效性主要体现为税法规范的可操作性和税法规范的实效。税法规范可否操作，直接决定其能否产生效力。一般而言，易知的、明确的、肯定的、具体的法律规范因可直接操作而直接生效；相反，某些难解的、模糊的、含混的、抽象的法律规范却无法直接操作，主要体现为对禁止性规范触犯而不被追究和按授权性规范主张不被保护。应当承认，我国现行税法体系中存在大量此类税收法律规范，加之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其直接后果便是部分税收法律规范的效力只限于文字。例如税法规定了税务机关有义务将达到标准的税务案件移送公安机关，而这一规定缺少相应的责任条款，从而导致税务机关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不将达到标准的税务案件向公安机关移送，使得某些纳税人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得以非法豁免。

（二）税法体系重构与税法法典化。一国税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实在太过重要，我们必须对现行的税收法律体系进行重构，并将中国税法法典化。通常所称谓的法典化，是指将众多杂乱的成文法，予以分门别类，将同质的法律规范系统地编纂于同一法典之中。税收问题极其复杂，而且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政策息息相关，在市场经济并不发达的中国，税法法典化不仅进程迟缓，且涵义也较其他部门法有所不同。从税法法治实践看，所谓税法的法典化是指在对所有税收法律体系中的规范进行研究审查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补充和整合，最终形成集中统一、系统的法典的过程。制定税法法典将有助于实现税法的科学化、系统化和体系完善，有助于税法规范之间消除矛盾和协调统一，发挥整体效应。

1.先行制定《税法通则》或《税收基本法》。任何部门法的法典化进程都不应当是一蹴

而就的，必然要历经一个循序渐进的历程，中国税法亦不例外；若仓促而成，必将后患无穷。因为我国税种比较多，每个税种的单独立法都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只有首先制定一部税收基本法或税法通则，把我国税收法制原则、税法构成要素、税种设计、税制结构、税收管理体制、纳税人的权益保护、征税机关的基本职责等重大问题规定下来，强化税法的系统性、稳定性和规范性，并为单项税收立法提供依据，总揽和协调税收法律制度的全局，才能弥补各个税种单行规定的缺欠和漏洞。因此，我们可以借鉴民法典制定的经验，先制定一部《税法通则》，待时机成熟再进行法典编篡。

2.规范税收立法权。首先，应当在《宪法》或《税收基本法》明确各级立法机构对税收的立法权限、立法程序和立法原则，各级立法机构必须在法定权限内行使立法权，非立法机关非经授权不得制定行政法规。其次，应当赋予地方相应的税收立法权。在1994年的税制改革中，我们尽管实行的是分税制，建立了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两套税务机构，有中央税收、共享税收和地方税收，但地方没有立法权，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相当大的，例如地方政府管理权限偏小、各级各部门出台各种收费项目。因此，中央在确保财政收入的前提下，适当下放给地方税收立法权，区别税种，适度分权，使地方责权利相统一，这样既有利于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也是对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完善。在税权划分上，适当增加共享税税种，增加省级地方政府的税收调控权，赋予省级人大和政府一定的地方税立法权和地方税收的减免权力，使地方政府具有与其事权相匹配的财权，保证费改税的实施。

3.注重程序立法和组织立法。中国税法典中应当包含实体法、程序法和组织法三种法律规范。税收实体法是关于税收债务成立的构成要素法，即有关税收债务发生、变更、中止等规定的法律，它调整的是税收债务分配关系。税收程序法是调整税收征纳关系的法律规范，不仅指狭义上的有关征税行为运行的方式、步骤、时限和顺序等纯粹形式性的内容，还包括征税权、征纳行为、税收法律责任等实质性内容。税收组织法则是调整一国税款征收机关组织机构的法律规范。“重实体，轻程序”是我国立法的一大通病，这一弊病在税收立法领域表现得由为突出。现在虽然已经有了一部税收征管法，但这仅仅是规范税收征管工作的程序法，尚不能涵盖税务工作的整体，如税收争议的处理程序。与纷繁复杂的税收实体法相比，仅有的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征收管理法》显得过于单薄。事实上，有关税收工作的大量程序性规定是以部门规章甚至税收规范性文件的形式体现的，如《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税收执法检查办法》。应当考虑制定统一的《税收程序法》，将税法中的程序性规定加以分类、整合，形成税收管理程序制度、税收确定程序制度、税收征收程序制度、税收执行程序制度、税收检查程序制度、税收处罚程序制度、税收救济程序制度、税收立法程序制度，并在适当的时候融入税法法典之中。另外，中国税法中的组织法规范也是不可或缺的，它规定各级各类税务机构的级别层次关系和职权，与税收程序法并行成为税收实体法的重要保证。

4.完善实体法。一是应当提高相关实体法立法级次，至少要使主要的税收“暂行条例”上升为法律，以体现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二是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对现有税制进行改革，并在制定法律时予以明确。三是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不断更新法律规定的具体内容，推进所得税、财产税等领域“内外有别”的两套税制的统一，以实现税收法制的统一和完善。四是及时制定法律以开征一些新的税种，弥补立法空白。例如开征反倾销和反补贴税，保护民族产业。另外还应开征社会保障税、遗产赠与税和改证券交易印花税为证券交易税。五是及时关注经济领域内的新现象，及时出台税收法规或规章，规范特定领域内的税收问题。例如，针对企业并购的中税收流失问题，可以制定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加以规范，不能仅仅依靠税收规范性文件。

三、税收法治的操作要素

税收法治的操作要素是税收法治得以实践化的最后环节，主要是指社会主体在税收法律意识支配下执行、运用、遵守税法的活动。这里的社会主体既包括行政管理相对人，也指行政主体。因此，税收法治的操作因素亦可分为相对人的税法操作和行政主体的税法操作，二者对中国税收法治化是同等重要的，而后者则是税收法治化的关键所在。

纳税人作为税务管理的对象，其税收法律操作是接受行政管理的守法行为，这其实只是纳税人税法操作的一个方面。税法规范可以分为管理性规范和控权性规范。管理性税法规范是向征税机关授权的规范，依据这种规范所形成的行政法律关系，必然是行政主体作为有权的积极管理的一方、纳税人作为义务主体接受行政主体管理的一方。但在控权性税法规范面前，管理相对人的行政法律行为则表现为积极行使权利的行为，因为控权性税法规范是国家赋予纳税人监控行政主体行为的权利，管理相对人一旦运用这种法律规范，则在法律关系的另一端必然是行政主体的被监控。例如，纳税人一旦对征税机关的行政行为不服，可以提起行政复议。可见，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在税法规范面前，并不总是消极被动的接受管理。随着依法治国的不断深入，税务管理相对人积极操作税法、监控税务机关的行政行为会成为税收法治化的标志之一。

在税法操作的各因素中，税务机关的税法操作应是关键。如果上述的税法体系成功构建并最终形成中国税法法典，那么中国税法法治化的唯一制约因素便是税务机关行政行为的法治化水平的高低，这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税收控权制度的建立并有效运转。在所有的国家权力中，行政权力是最桀骜不驯的，因为它是唯一不需要借助严格程序就能行使的权力，所以它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和广阔的空间。国家行政权力天生具有强制性、利益性和扩张性，缺乏制约的权力从来都具有侵犯公民私权利和侵害国家利益的天性。严格的法治，首先应建立对行政权的严格控制制度。法治实践表明，权力越是高度集中，对其控制就越是困难，举凡法治有效地领域，权力都是从分离到分立的。税收执法权作为国家行政权力的组成部分，当然也具有上述特性。税收执法权不当行使会危害国家、社会和纳税人的利益，而从中得利可能仅仅是某些权力缺乏制约的执法人员，国家在赋予执法人员以行政权力的同时，也为个别人利用权力谋取私利提供了可能性。

税收控权制度的建立应当考虑三大制约方式：道德制约、一种权力对另一种权力的制约和权利对权力的制约。前者，应当通过税务机关内部的素质教育，增强税务人员道德修养，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权力观念，树立税务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意识，培养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品质，使他们能够自觉地以内心的道德力量抵制非正常因素的影响，行使好自己手中的权力。通过职业道德制约机制的建立，能够形成有效的自律机制，降低外部监管的成本。其次，权力监督主要包括行政权力监督、立法权力监督和司法权力监督。其中以行政权力监督最为广泛，如行政复议、专职审计。立法机关、审判机关分别应当对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最后，纳税人可以通过自身维权意识制约行政权力。权力制约机制通过国家权力的分权制约起作用，道德制约机制强调税务人员的自我制约能力，而权利制约机制是纳税人对税务机关的外部制约，这种制约方式应当成为法治社会中最有效的监督方式。

（二）政府责任的无可逃避和权利与责任统一制度的建立。有权力必有责任。现代政府责任主要包括滥权所产生的责任、怠权产生的责任以及满足公民权利请求的责任、由行政管理带来的保证责任。不论哪种权力主体，也不管是自己执行或是受托代行，只要启动

了权力，就应预设责任于其后。执法责任制正是通过对责任人的追究达到监督的目的、从而使税收执法权在规范的轨道上有效运行的制度。目前，执法责任制主要含有两层意思：一是要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将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的人，也就是要执法人员正确履行职责；二是要对不正确履行职责的当事人加以追究，这主要对应滥权所产生的责任、怠权产生的责任。从更深的层次观察，税务机关无法满足公民正当权利请求产生的责任以及税务行政管理带来的保证责任也应在执法责任制中得到体现。

第三篇：合同诈骗罪几大构成要件

合同诈骗罪几大构成要件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1][2]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构成要件：

1.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国家对经济合同的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全。本罪的对象是公私财物。

2.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本罪的诈骗行为表现为下列五种形式：

(1)以虚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的名义签订合同的。

(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这里所称的票据，主要指能作为担保凭证的金融票据，即汇票、本票和支票等。所谓其他产权证明，包括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以及能证明动产、不动产的各种有效证明文件。

(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这里所说的其他方法，是指在签订、履行经济合同过程中使用的上述四种方法以外，以经济合同为手段、以骗取合同约定的由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以及其他但报财物为目的的一切手段。行为人只要实施上述一种诈骗行为，便可构成本罪。

其次，诈骗对方当事人财物必须数额较大的。所谓数额较大，根据，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的;

(2)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的，数额在五万至二十万元以上的。

3.本罪的主体，个人或单位均可构成。犯本罪的个人是一般主体，犯本罪的单位是任何单位。4.本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合同诈骗罪的构成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的主要特征：

1、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合同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

2、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刑法规定了五种犯罪行为方式。

3.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自然人和单位均可以构成本罪的主体。

4.本罪在主观方面由故意构成，且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是在骗取他人的财物，但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积极追求犯罪结果的发生。本罪的犯罪动机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行为人主观上没有上述诈骗故意，只是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或所欠债务无法偿还的，不能以诈骗罪论处。构成诈骗罪的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既包括行为人意图本人对非法所得的占有，也包括意图为法人、单位或第三人对非法所得的占有。

怎样防范合同诈骗？

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合同是由人来订立的，有的骗子往往把这个最安全的合同变成最危险的陷阱。时下，一些不法分子抓住一些个人和单位发财心切的心理，在签订或履行合同过程中，大肆进行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坑蒙拐骗的违法犯罪活动，他们精心编织着一个又一个的圈套，使大量公司和个人债台高筑，甚至濒于破产。

一、各种类型合同诈骗

1、组合型诈骗越来越多。

现今的合同骗子，已从以往的单干户向组合型发展，一般由多人合伙，明确分工，进行多头行骗。这种形式的诈骗，往往因貌似合法而更具有欺骗性。2001年9月，高某等6人为达到诈骗目的，由高某出面借得江西伟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及公司印章后，分别对外假称总经理、总经理助理、业务员等职务，租用了南昌市某建筑材料公司的四间办公室。他们对外谎称是南昌市某建筑材料公司下属企业，他们分工协作，进行诈骗活动，在短短几个月中，先后骗取了钢材等建筑材料，价值高达288万余元。

2、障眼法以假乱真。

他们有的虚构单位或冒用其他单位的名称进行诈骗;有的利用私刻公章、提供虚假担保等手法，使人在不知不觉中上当受骗。2002年，南昌市检察院审查起诉了一件合同诈骗案：被告人杜某为了骗得巨额钱款，采用私刻公章、伪造货物提单和房产权确认书、提供虚假担保等手法，骗取南昌某公司与之签订抵押协议，共骗得该公司人民币600余万元。这种采用连环式造假手法的诈骗案，由于障眼程度较高，欺骗性很大。

3、部分付款做诱饵。

一些骗子利用一些单位离他们路途较远、信息不畅，对他们的身份、信誉等缺乏了解又急于推销产品的心理，以货到款清为幌子，签订虚假购销合同，并假意先付部分货款进行诈骗。A、2003年9月，被告人李某等人，冒用南昌市某化工采供站的名义与有关化工公司、单位签订采供合同，采用先履行小额合同或履行部分合同的手段骗取对方信任，诱骗对方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他们共骗得全国各地39家化工厂高达价值为700余万元的化工产品，然后低价销售，分赃潜逃。

谈谈合同诈骗罪及其预防

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合同诈骗罪是我国刑法修订以后新增加的罪名，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一、合同诈骗罪的立法背景

我国合同法第十二条规定：“合同是平等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作为市场经济主体之间法律关系的纽带，对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社会经济的有序运行起着极其巨大的作用;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合同纠纷也日趋增多，利用合同犯罪的现象十分突出。

合同诈骗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存在，在当前社会上得以蔓延，其背景复杂，原因诸多。一是我国经济体制处于转型期，市场主体多元化，导致市场关系和经济关系的错综复杂，给行骗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二是合同诈骗犯罪具有复杂性、隐蔽性和欺骗性等突出性特点，与民事欺诈交织在一起，犯罪界限难以把握;三是个别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持地方保护主义态度，或明或暗庇护行骗者，助长了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四是合同的签订极其自由，政府对市场主体的资格审查、市场交易行为的监督也还不够严格，并且对违规行为处罚力度不够。合同诈骗犯罪活动的产生和存在，已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大公害，主要表现在：一，个案诈骗金额越来越高，给国家利益、公私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二，案发总量持续增加，严重干扰了社会经济秩序，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三，污染了社会风气，个人和企业、事业之间在缺乏诚信的环境下互相欺诈，严重危及国家利益。

合同诈骗罪，主要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领域中形成的。与传统型诈骗相比，在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行为的具体方式等方面具有不同特点，有必要将合同诈骗罪从普通诈骗罪中独立出来。因此，一九九七年在修订刑法过程中，将合同诈骗罪从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普通诈骗罪中独立出来而单独定罪量刑。

第四篇：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1.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国家对经济合同的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全。本罪的对象是公私财物。

2.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本罪的诈骗行为表现为下列五种形式：

（1）以虚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的名义签订合同的。

（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这里所称的票据，主要指能作为担保凭证的金融票据，即汇票、本票和支票等。所谓其他产权证明，包括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以及能证明动产、不动产的各种有效证明文件。

（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这里所说的其他方法，是指在签订、履行经济合同过程中使用的上述四种方法以外，以经济合同为手段、以骗取合同约定的由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以及其他但报财物为目的的一切手段。

行为人只要实施上述一种诈骗行为，便可构成本罪。

其次，诈骗对方当事人财物必须数额较大的。所谓数额较大，根据，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的；

（2）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的，数额在五万至二十万元以上的。

3.本罪的主体，个人或单位均可构成。犯本罪的个人是一般主体，犯本罪的单位是任何单位。

4.本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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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违纪行为的四个构成要件

如何正确理解违纪行为的四个构成要件

根据党纪处分条例的规定，任何一种违纪行为的成立都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构成要件：

一、违纪行为客体。是指党纪处分条规所保护的、被违纪行为所侵犯的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这是用以说明违纪行为侵犯了什么样的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要件。任何违纪行为都侵犯一定的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即一定的客体。比如，在党内组织秘密集团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党的团结和统一；贪污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公共财物的所有权。违纪行为的危害性表现为对一定的客体造成或可能造成某种危害，不侵犯任何客体的行为，是不构成违纪行为的。因此，违纪行为客体是任何违纪行为的构成所不可缺少的要件。

二、违纪行为的客观方面。是指党纪处分条规规定的，说明侵犯某种客体的各种客观事实。这是用以说明违纪行为客体是通过行为人怎样的行为，在怎样的情况下受到侵害，以及受到何种程度侵害的要件。它包括危害行为及其所造成的危害结果以及特定的时间、地点、方法。比如，贪污行为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取侵吞、窃取、骗取或者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其结果是侵犯了公共财物的所有权关系。

三、违纪行为主体。是指具有责任能力，实施了危害行为，按照党纪处分条规规定应负党纪责任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党组织。这是用以说明实施违纪行为的党员和党的组织的基本特征的要件。它不仅包括党员的责任能力，而且包括党员的特殊身份。比如，有的违纪行为如盗窃行为的主体，必须是具有责任能力的党员；而有的违纪行为如失职、渎职行为的主体，不仅必须具有责任能力，而且必须具有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党员。

四、违纪行为的主观方面。是指违纪行为主体对其实施的危害行为及其危害结果所抱的心理态。它包括违纪过错（违纪故意和违纪过失）、违纪目的和违纪动机。其中，违纪故意或违纪过失是一切违纪行为所必须具备的主观要件；违纪目的是某些违纪行为所必须具备的的主观要件；而违纪动机不是违纪行为所必须具备的主观要件，它一般不影响定性，只影响量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