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龚曙光对谈 文化人的宿命与抗争

第一篇：王跃文龚曙光对谈 文化人的宿命与抗争

王跃文龚曙光对谈 文化人的宿命与抗争

2014-08-04 09:20:10 来源：红网 作者：张冬萍 徐海瑞

滚动新闻记者 张冬萍 徐海瑞 贵阳报道

1999年，王跃文创作官场“清明上河图”——《国画》。自此，他被媒体誉为“中国官场小说第一人”。他后来创作的《梅次故事》、《朝夕之间》、《苍黄》、《亡魂鸟》、《大清相国》等系列小说推出，一时洛阳纸贵。2014年，王跃文的视线跳出官场，回归日常生活，一部《爱历元年》直面人性的善恶，写尽世情百态。

1996年，龚曙光以《湘军，一支缺乏修炼的队伍》获得湖南省首届当代文学评论奖。近20年来，作为文学评论家和知名出版人，龚曙光长期致力于推动原创文学的发展和本土作家的提升，自称“一直是为作家服务的人，一直给作家打下手”。

2014年8月1日，第2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贵阳举行，当代著名作家王跃文携新作《爱历元年》亮相书博会，并与中南传媒董事长龚曙光就“文化人的宿命与抗争”展开对谈。

上篇

“文化人就是接受过现代教育，可以用他的知识、文化来维持生计的一类人。我们现在社会生活中那些靠十几年乃至更长时间的读书，从而获得生存基础和谋生能力的人，他们是当代社会最主流、最活跃的主体。”

根据龚曙光对文化人的定义，王跃文认为，中国公民中，50岁以上受过高中教育的不少，30岁以上的很多人都受过大学教育，所以现在中国公民的主体是文化人，或者说，现在担当国家命运的就是这个主体人群，即文化人群。

文化人的宿命：始终被时代裹挟与冲撞

在《说文解字》中，“文”最早的含义是“纹”，而后“文”化成“人”，当今的“文”特指“人”的“文化”、“文明”。

自古以来，文化人担当着把“文化”、“文明”融入到“人”当中的使命，其自身命运却不可避免地被历史的大潮所裹挟，人类的大历史左右着每一个文化人的小历史，而每一个文化人的小历史也都折射着人类的大历史。

在王跃文的小说中，社会各阶段里各色人物的无奈选择与命运沉浮，成为中国当代文化人的宿命与抗争的真实写照。

文化人的定义担当国家命运的主体人群

每个时代对“文化人”的定义都不一样。在当前的文化生态之下，人们更习惯于以“知识分子”、“独立知识分子”指代文化人，而龚曙光所理解的“文化人”，是一个比传统的读书人和今天的各类知识分子更宽泛的概念。

“文化人就是接受过现代教育，可以用他的知识、文化来维持生计的一类人。我们现在社会生活中那些靠十几年乃至更长时间的读书，从而获得生存基础和谋生能力的人，他们是当代社会最主流、最活跃的主体。”

根据龚曙光对文化人的定义，王跃文认为，中国公民中，50岁以上受过高中教育的不少，30岁以上的很多人都受过大学教育，所以现在中国公民的主体是文化人，或者说，现在担当国家命运的就是这个主体人群，即文化人群。

文化人的宿命始终被时代裹挟与冲撞

文化人或多或少都会被社会所左右，这似乎是文化人的宿命，但文化人又同时希望引领社会，这就是文化人“志于道”的地方。

有人说历史上只有两个半完人，孔子与王阳明是两个，而曾国藩只能算半个。事实上，在对“道”的追求中，“完人”也同样摆脱不了宿命的安排，但也从未放弃过与宿命的抗争。

王阳明是状元之后，自幼研习朱熹学说，28岁中进士，曾官至刑部主事等。生平两度去职，中年以后辞官讲学，在绍兴、余姚一带创建书院，以良知之学创立“阳明学派”，令后世中国知识分子敬仰，史称其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

王阳明的前半生，以大丈夫之功成立业为最大目标，这是他作为文化人的宿命，但龚曙光认为，王阳明的学术追求和学术思想，却是他对其所处时代的反驳与抗争。

曾国藩20多岁就把自己的名字由“子城”改为“国藩”，足见其政治抱负。中国传统的读书人皆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曾国藩是一个读书人，他的抱负也是当年湘军诸位首领共同的抱负，还是他们所处时代所有文化人共同的抱负。正是这样的抱负，引领曾国藩和他率领的湘军成就了一番伟业，成为当时国家的柱石。

那个动荡的时代选择了曾国藩，也成就了曾国藩，但仕途成功的曾国藩和他所处的时代也是有抗争的。他处在一个“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时代，但他非常律己，尽管可以支配的金钱如沙如海，曾国藩却始终是清廉的。所以，龚曙光认为，“每一个成功的人，都有他的时代宿命，也有他的抗争。”古人如此，今人亦如此。

以一个出版人的眼光来看，龚曙光认为，王跃文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和作者基本是一个类型的：大体在社会底层长大，感受了社会生活的艰辛，有一个努力读书的童年，争得了一个自我发展的机遇，然后以碰撞的方式被急速转型的社会所裹挟。“不管在古代、现代还是当代，这都是文化人与时代关系的缩影，而这正是文化人的宿命。”王跃文如此，龚曙光亦如此。

龚曙光多次表示，“我的理想绝对不是当商人，但我现在毫无疑问已经是一个商人，这就是我在这个时代中作为一个文化人的宿命。无法主宰自己的社会角色、选择自己的行进道路，而是始终被时代裹挟、被时代冲撞，最终被时代安排到某一个角色上，这是我们的宿命。”

从这个角度出发，龚曙光把“宿命”定义为文化人和时代的关系——这一代文化人最终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在这期间更多的是时代的摆弄和安排，但同时也要对时代给予的角色进行抗争，这是绝大部分文化人共同面临的处境。

文化人的立场有钱也不搞成瘾游戏

因为宿命，作为企业家的龚曙光，每天要跟金钱打交道，要跟每一单生意打交道，要为股东创造最大的利益；因为抗争，当众多上市公司纷纷高调并购手游企业时，手握巨资的中南传媒面对这个天大的诱惑却选择无为。

在谈到作为一个文化人的立场时，龚曙光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内容提供商，希望尽可能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文化产品，尤其是在儿童教育方面，希望孩子们学好中国五千年的灿烂文化。

“文化人里我最有资格做手游，因为我们中南传媒有钱。”龚曙光说，早些年就有人在劝自己涉足当前火爆的手游业，他自己也明白，如果当初搞手游，中南传媒的市值就绝不止260亿。但龚曙光认为，现在的孩子大多都有手机，是家长监护的一个盲点，如果因为自己做成瘾性游戏，让哪怕一个孩子由于沉迷其间而耽误了学习，等于让他们吸毒，自己就丧失了一个文化人的基本道德。“我们是一个教孩子们读书，为孩子们提供知识、传授文化，最终用文明去塑造他们的企业，假如我让他们去玩手游，并由此成瘾，荒废学业、改变人生，这和贩毒有什么区别呢？这和在牛奶里面添加三聚氰胺、在菜肴里使用地沟油又有什么区别呢？”

对于龚曙光的这一立场，王跃文深表赞同：“让人失望的是，当前许多文化公司，在利益驱使下，都去涉足手游行业，甚至其他灰色行业，失去了一个文化人的立场。”在王跃文看来，龚曙光的抗争其实是时时存在的。“我曾经望文生义地调侃说，商人商人，就是要商量着做人，而龚曙光一直在同这个世界商量，即应该做什么，应该不做什么。而做与不做的标准，就是存乎于心的道。这种商量，也就是文化人的抗争。”

文化人的写作对官样文章的抗争

王跃文的小说写作，过去总是被定义为“官场文学”。王跃文说，他非常不喜欢“官场小说家”和“官场小说第一人”这个狭隘的称呼，这是媒体贴在他身上的狗皮膏药，想撕也撕不掉。“我的小说，不管是关注现实的，还是写历史的，或者是写乡村的，包括现在《爱历元年》是写情感生活的，我的写作对象都是文化人。”

龚曙光说，文化人的基本特点就是，利用自己掌握的知识在这个社会谋生，王跃文也很赞同用这个定义去定位自己的身份，但他同时认为，自己这种“文化人写文化人”并不是一般文化人的写作，而是一种士子写作。古人关于“士”的定义源远流长，到春秋时代开始固定下来的士的概念，就是我们今天熟悉并接受的所谓士的概念。孔子曰“士志于道”，只有那些有“道”的追求的、有理想的读书人才能算“士”。“我写作的对象是文化人，但我自己还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在我的写作当中贯穿了我对生活的理解和期望。”王跃文说。

在龚曙光看来，王跃文的小说恰恰体现了其作为这个时代优秀的文化人之一的文化立场，及其对社会、对时代的纠缠和抗争。

王跃文在成为专职作家之前，曾经是政府机关的一名公职人员，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他的主要职责是写“官样文章”。“当我把官样文章写到优游自如的时候，正如孔子所言‘行有余力，则以作文’，文学的梦想就苏醒了，开始写作。”

1999年，王跃文创作了《国画》。这种“我笔写我心”的写作，显然是对“官样文章”的一种抗争。《国画》出版后一纸风行，让他的生存环境发生了逆转。第二年，王跃文脱离公职单位，成为专职作家——这个职业同样是其对宿命设定的社会角色的抗争。

下篇

正如文学评论所言，王跃文的《爱历元年》是一部无比诚实的情爱之书，在一幕幕情爱纠缠里，多角度呈现了欲望的冲撞、内心的迷乱和人性中善与美的升华；但《爱历元年》更是一部无比温暖的人性之书，将文学抚慰心灵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将人性的光辉抒写到了极致，唤起了人性的救赎，激扬了人生的真谛。

这是又一部关于文化人的宿命与抗争的活剧，这里面的文化人，既是主角，又是配角；既是演员，又是观众。

《爱历元年》——关于文化人的世情大戏

有一种说法，任何一个作家的作品都是自己的自传，在王跃文的《爱历元年》中，同样存在着作者的影子。与其说，这是文化人自己写的又一部文化人的自传，一幅文化人与情感、与经济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浮世绘，不如说，这是又一部关于文化人的宿命与抗争的活剧，这里面的文化人，既是主角，又是配角；既是演员，又是观众。

知识分子的自传

王跃文爱吃牛肉，所以小说主人公孙离吃套餐时，大多时候是吃牛肉，他的妻子喜子叫他牛肉宝，吃牛肉百吃不厌。抛却这些细枝末节，《爱历元年》仍旧没有跳脱“文化人”这个范畴，写的是关于知识分子的情感和家庭的故事。

为什么要写这个小说？王跃文谈到了他的一些理性的思考。“中国最近二三十年走得太快了，各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事情，很多问题，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想清楚，一切该发生和不该发生的，都发生了，让每个人措手不及。”

“当社会被某些辨识不清的洪流裹挟的时候，当所有人都貌似向前奔跑的时候，我愿意选择慢下来，停下来，甚至往回走，看看那些狂奔的人丢失了什么。”正是出于这一初衷，王跃文创作了这部小说。从表面上看，《爱历元年》是个情感故事，而本质上却是一幅家庭和社会变迁的浮世绘，“我想通过一些鸡毛蒜皮、鸡零狗碎的事情的描写，回望中国二三十年突进与逡巡的过程，停下来作一些思考。”

龚曙光把王跃文主要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都定位为一个类型，即“文化人的类型”。“在过去三十年或者更长时间里，文化人扮演着社会的各种角色，而且是扮演主要角色。王跃文的小说，写的都是文化人与时代和社会的关系、文化人的宿命与抗争。《国画》写的是文化人和政治的关系，《大清相国》写的是文化人和权力的关系，而《爱历元年》写的是文化人与情感的关系。”

作为文化人的龚曙光，对王跃文笔下的文化人的宿命与抗争有着更深的思索。他所看到的是，21世纪的快速度打乱了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在漫长的进化史中的节奏，并导致了很多灾难性的后果，这样的时代大背景加剧了对文化人的裹挟与冲撞，每个人都不能自控。“在他的小说中，即使是那些表面上权倾一方的官场核心人物，其实也是难以自控的。”

站在圈子的边缘观察

尽管王跃文非常反对媒体给自己贴上“官场小说家”的标签，但他并不反对龚曙光将他的创作归为另一种“类型化写作”——文化人写作。为什么王跃文的小说不仅仅引起文坛瞩目，更触发了非文学的震动？龚曙光认为，这一方面是源于王跃文对生活细节的深刻感受和准确提炼，因为这些细节的高度符号化，使人很容易对号入座，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王跃文独特的视角。

正如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鲁迅说《红楼梦》令“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每个人看小说，都有他独特的视觉。龚曙光认为，单从小说的创作视角来观察，王跃文不管看经济还是看情感，基本是离不开文化人这个圈子，但他是站在圈子边缘看圈子里面的人，他的述事主人公大多不是最风光、最得势、最叱咤风云的人，他的小说中也几乎没有叱咤风云的人物和惊天动地的故事，基本都是站在圈子边缘看这个圈子慢慢变化，再风云激荡的大事、再呼风唤雨的人物，站在圈子边缘看去，也只是风轻云淡、岁月无痕。

《爱历元年》写了一个家庭两个主人公的情感历程，从相爱到分别出轨再到回归。王跃文说，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是“温柔”。小说的最后，夫妻两人抱错的孩子亦赤从拉萨给母亲喜子发来一首诗：“„„我以为我找不到家了/昨夜，我梦见一双软软的鞋/妈妈，与其让你如此牵挂/不如你带我回家。”很多人读到这里，都没能忍住泪水。

王跃文认为自己一以贯之的写作习惯，无论过去写官场也好，乡村也好，还是现在写中年知识分子的家庭生活也好，他所写的，都是生活的日常状态。“我不喜欢故意把故事搞得波澜壮阔，非常曲折，甚至离奇，我觉得那不是生活的常态，而是生活的极端状态；如果文学总是写这种极端状态，未必能够揭示生活的本质。”毫无疑问，写这种看上去波澜不惊的故事，对作家的写作能力要求更高。王跃文的小说一直广受读者的欢迎，这正是对他写作能力的最高肯定。

以审美抗争宿命

回过来说《爱历元年》中的两个人物，孙离和喜子，两个出身平凡的大学生，受过高等教育，拥有稳定的工作，事业和生活都处在上升期，却不能免俗地双双出轨。这是一个在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里天天上演的老故事，完全没有新意。在生活中，这些故事的结局，往往不是身体上鼻青脸肿，就是心灵上伤痕累累，不是家庭四分五裂，就是亲情分崩离析。但王跃文却拒绝接受这种结局，他为这个老故事灌注了新的生命。

故事的最后，两个人通过内心的抗争获得自我救赎，悄然回归情感的起点，重启爱历元年。龚曙光认为，这个结局正体现了王跃文的审美，体现了作者对他所不喜欢的宿命的抗争。“生活其实比小说更颓废，更令人沮丧，但是跃文不甘心这样的时代和结局，也不甘心这么多出轨的人最终把每个家庭都弄得四分五裂，所以他最终选择了温柔和温暖，这是王跃文心灵抗争的一秉烛光。虽然我们可能会质疑出轨与回归哪一种爱情更真诚，背叛与忏悔哪一种情感更深切，而王跃文却执拗地想让读者相信，破镜能够重圆。这是他给予这个时代最美好的期许。”

正如文学评论所言，王跃文的《爱历元年》是一部无比诚实的情爱之书，在一幕幕情爱纠缠里，多角度呈现了欲望的冲撞、内心的迷乱和人性中善与美的升华；但《爱历元年》更是一部无比温暖的人性之书，将文学抚慰心灵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将人性的光辉抒写到了极致，唤起了人性的救赎，激扬了人生的真谛。

2014书博会 王跃文龚曙光对谈现场问答实录

2014年08月04日09:17 红网

关于文化人的宿命与抗争，龚曙光与王跃文的对谈无疑给人以启发。在两人的对谈现场，来自贵州当地及全国各地的读者和观众，也积极地参与到与作家和出版人的互动，就作品与作家、文本与文化、人性与人生展开热烈的探讨。

人生路上的大顺受与小抗争

主持人：今天来到现场的都是文化人，或者向往文化的人，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现场的观众，他们有很多的话题和观点想和两位老师分享。在观众提问之前，我想提第一个问题：在咱们生活的当今时代背景之下，文化人一直是处于思考——抗争——宿命——回归的过程中，两位老师都是这个过程中非常成功的文化人，请两位给我们这些正在困惑当中的文化人一些建议，谢谢。

龚曙光：昨天有记者问我有什么成功的秘诀，我说第一，我不算成功，今天这个时代没有成功的标准，就很难说谁成功；第二，我不是名人，经历不足以为训。我干过很多活，干得还都顺手，从这个角度讲，我和时代的关系是大顺受、小抗争。跃文说他原来没有非常清晰的理想，而我小时候非常清晰的理想就是当作家。当然后来我也读了文学系，考了研究生，也在文学领域里做了一些事情，但是最终一转弯，把我打到商业领域去了。这样一种大转换，让我又做酒店老总，又做报纸，曾经还做酒鬼酒的策划等等，干了很多活，这些活很难说是我自己的选择，但我遵从了时代的安排。有时候我相信，时代踢到你脚下的东西，就应该是你的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哪怕有时候职业的转型很大，我也是接受的，这可能就是你的命，我不大会去跟时代较劲。

但是我也有小抗争，因为每一种行业、每一个岗位都有不同的做法，在我们这个时代，很难说每个人会不约而同地看得起某种职业，比方当老板和当官，在一段时间里人家可能更看重当官，而不看重当老板；比方说做文化人和做酒店，别人会困惑你一个这么有前途的评论家，为什么去做酒店呢？因为做酒店是伺候人的，而且你要学会擦杯子、擦马桶、端盘子、摆台，否则的话，服务员做没做好，你没有批评的标准。其实很多人都不愿意干这些事，当今时代，面子是主流，浮躁是主流。但我愿意去干，愿意从极小的成功中去获得快感，慢慢将自己的职业台阶垫高。

我也跟大家讲过，我愿意做饭，我认为做饭是最容易获得创造快感的一种方式。从每一个细小的成功中去获得创造的快感，这是我和整个时代不一样的地方，我用这种方式去抗争。当然我也说到，我很执着地不做成瘾的游戏，别人有他的赚钱方式，但我未必去选择，这是在现在岗位上的抗争，为坚守商业道德和文化良知所作的一种抗争。

王跃文：我首先要说，我也不是什么成功者，就是写了几个字，能够养家糊口而已。我有很多的读者，读者朋友对我的厚爱令我很欣慰。我是一个很实在的人，最看重老实和踏实，从来没有想过怎样投机取巧，或者怎样干一些冒风险的事情去获得成功，我经常和家人、朋友说，有的事情人家干了，成功了，但是我不相信我有这么好的运气，也许人家干成功了，而我去干就被抓了。所以，我有意做个老实人，活得安心。

我是一个做任何事情都很踏实的人，过去写机关材料非常难，同事们经常说，一个人写一点材料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写材料。我写材料，从县政府写到市政府，写到省政府，我都是认认真真地写的。后来从事文学创作，我也是踏踏实实地写。写得怎么样那是我文学能力的问题，但是我必须做到自己能力的极限。当然，现在电脑写作极大地解放了作家的劳动强度。我经常一边往前面写，一边回头去看，哪怕一句话、一个词、一个标点感觉不对劲，都要认真地去修改。

我不算成功，但有一点小得意，我上有老下有小，我能够用我的一支笔把家养好，这是我的小得意。谢谢！

内心与现实的紧张，是一种类型化的心理感受

观众：王老师好，刚才听到龚董说，在您的作品当中，您所描写的主人公基本都是自己的这种类型，我想请问王老师，您自己是怎样定位自己的形象的？或者说，您认为自己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吗？还是有其他更微妙的解释呢？

王跃文：龚老师对我的作品和我作品中的人物，以及我和作品人物之间关系的解读我是认同的，但并不是说那些人都是我。我说一下《国画》里面的朱怀镜，按照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说，宿命、抗争，那么他只能顺应这个潮流走下去，这是他的宿命；但他也时刻都有抗争，我在小说中既有他心理抗争的描写，也有他行为抗争的描写。

比方说朱怀镜很多时候很迷茫，有一次他开车往前走，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他就想，假如前面的路口是红灯就往右走，如果是绿灯就往左走。他内心的迷茫，其实隐含着抗争。很多次朱怀镜晚上驾车在外面，看到五光十色的霓虹灯，看上去很绚烂的夜景，他却想哭泣。这些都是我自己过去在生活当中有过的感受。有一次，我们一帮朋友在歌厅唱歌，场面非常热闹。我听着听着，突然想哭，就跟一个很好的朋友说，我要走了，我受不了。我走出歌厅以后，马上给老婆打电话说，我现在很难过，不能开车，你能不能过来？我老婆说她马上打车过来。结果她走到半路的时候，我说我现在可以开车了，自己又开车回去。

这种内心和现实的紧张关系，在我的小说里面经常会出现，应该说，真实的是内心的情绪，而不是具体的行动。如果要问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自己觉得是个不太坏的人，总体是个好人，一个正面形象，但是我也肯定会有毛病。

观众：请问龚老师，您当过老师、评论家、酒店老总，最后投身于传媒业，是否也体现了您作为一个文化人对命运的抗争？

龚曙光：肯定不是抗争，是顺受。刚才跃文说的细节，在歌厅有时候会嚎啕大哭，我也经常有这样的感觉，如果在一个很热闹的状态，别人很高兴，我突然就会抽离出来，自己问自己我在干什么，这种情况经常会有。我为什么说跃文代表了这个时代文化人的一种类型？他的这种精神上的迷茫、惶惑，在我身上也有。

我和跃文走的路不一样，但是我们经常会有同样的心态。大时代的背景和选择不是个人能够完全左右的，但从我的个性来讲，对时代的顺从多于抵抗。

记得原来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叫浩然，他说“在生活的原野上挖一口深井”，我是一个不大愿意挖一口井的人，我愿意在很多岗位上去尝试。每个人一生都想追求成功，很多人是想干一个活，实现他的人生价值，我就本性而言，是想干很多的活，也许干得都不如人家好，你写书我也写过书了，你赚钱我也赚过钱了，你开车我也开过车了，别人以深度来标识自己的价值，我想以广度来标识自己的价值。

这个想法可能与我的经历有关系，多年前我曾经大病一场，我认为我会死了，但是后来活过来了，四个月没有下床。还没有病愈的时候，我写了一本书，叫《李白评传》，我发现李白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奇特的人，后来我这样去表述他：李白是中国文人一朵真正的欲望之花，他在那个时代所能够建树的每个重要方面，都希望成为一个极致的成功者，比方说他想写诗，他写好了；他想求仙，他道教功力很深；李白的剑术也很好，曾经“手刃数人”，他还想当官，跑到朝廷里面；然后他又广交朋友，和当时重要的文化人，都有很深的交谊。

那个时代最光彩的事，最有意思的事，李白全部都做过，而且都要做很好。别人可能用前五年来做这个事，用后五年做另外一件事，李白不是，他每一个花瓣都是同时开放的，他在求官的时候同样求仙求道，在写诗的时候咒骂社会黑暗却又到朝廷求官，同时还曾经仗剑杀人，他是这样一个人。这种人生也是中国很少有的人生，我肯定达不到，但他对我有启示，他暗合了我心中的理念，人生几十年，如果时代能够让你体验多种人生的角色，在每个角色上都有点儿建树，这也是值得的。

《爱历元年》写的是当代人的“病”

观众：我想问一下王老师，您在《爱历元年》当中提到“无病呻吟有大痛”，请您从文化人的角度阐述一下。

王跃文：这不是小说里面写的，是记者朋友提问的时候，我说了两句。无病呻吟，却有大痛，这么解读整部小说未必准确。你从头到尾看上去，这个故事似乎没有大起大落，没有大的波折。我所讲的“无病呻吟”，是因为很多当代人心理都是有病的，却不自知。比如我们浮躁，我们欲望特别强烈，我们想要很多钱，住很大的房子，车要开更好的，其实这都是病。再一个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一首歌说“天上的星星为什么像地上的人群那么拥挤，地上的人们为什么像天上的星星那么遥远”，我们现在的中国人，好像正是这个情况。我们人和人，很多时候看上去很亲近，其实很疏远。我们很多时候的所谓拼搏和进取，换个角度看其实是浮躁、贪欲和攫取。如此种种，都是我们意识不到的，我们更多是从正面角度去看。我认为这是一种病。所以，我想用我的笔写写这个时代的病，谢谢。

观众：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文化人的宿命与抗争我思考了很多，从古至今，其实很多文化人他们也在抗争，比如说李白，他也在抗争。我想问一下王老师，对于你们这种成功的文化人来说，你们的最高目标是什么？你们追求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或者想向我们传递什么样的理念？谢谢。

王跃文：我不太赞成作家把自己放在导师的定位，作家就是真诚地写作，以我笔写我心，把我作为一个作家，对生活的一些观察和思考写下来。至于读者接受到什么，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大家各有所得。比方说《大清相国》，一个领导人读到的可能是一些教育方面的积极意义，但我作为作家，认为文学作品得以流传的原因，可能就是他的文学价值。说到作家的最高目标，作家当然希望他的书不是风行几年以后就没人看了，而是希望几十年、上百年之后依然能流传下去。我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是1988年8月8号，后来有朋友说，你的文运很好，可能跟你发表文章的日子有关，四个8太吉利了（笑），当然这是玩笑话。如果从这个时候开始算，我的文字已经被读者看了26年。现在社会发展太快，不是各领风骚数百年，甚至不是各领风骚三五年，而是昙花一现三五天。有评论家说过，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能让读者看三十年，就可能看五十年，看五十年就可能永远流传下去，流传下去的就是经典。但愿四年以后，也就是我发表作品30周年的时候，我的小说还可以让大家看，如果往后二十年还有人看，我就很欣慰了。这就是我的最高目标，谢谢！

时代需要有原创思想的大师

观众：请问龚老师，民国时期出现了一批伟大的大师级文化人物，他们是抗争还是服从命运呢？为什么那个时代能造就那么多的大师和大家？

龚曙光：民国时代最大的主流是新文化，是新文学。你所说的这一批大师，他们主流的命运是服从时代，从胡适到鲁迅到周作人，这都是你们很熟悉的，还有你们可能不太熟悉的，像钱穆、李长之等等，这些人都选择了在新文化、新文学这个背景下，去建设中国文化这样一条道路，所以在主流上，他们顺应了时代。

同时，这种顺应本身就是抗争，因为这种选择意味着与旧文化决裂。在他们的对面，还有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些学者，比方辜鸿铭、王国维。王国维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却选择了传统文化，他就认为传统的中国文化是完美无比的文化。尽管后来有很多人说王国维的殉道有很多其他原因，但是他对中国文化从完美到被时代所击碎的事实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他选择了去殉葬。王国维以他的方式在抗争这个时代的主流，而鲁迅等大师，却以选择新文化来抗争我们所说的传统文化。

另外，我们今天去看民国时代的东西，觉得民国时代的人，学术成就很高，而当代人的学术成就很低。许多人大概都有这样的看法，我认为有几个因素，第一，民国差不多过去一百年了，你看到的是这一百年沉下来的东西。也就沉下来这几十个人，那么又有多少学者和作家灰飞烟灭了呢？如果当代的作家再用一百年沉淀，我相信总还是有些人能沉淀下来的。这样去做比较，有一种时间误差在；第二是语境的差异，当代的学人们所使用的是这个时代的语码，你没有陌生感，而民国时代已经过去一百年，他的语码跟我们有陌生感，我们由于不太熟悉，所以觉得他的学问要高深一些，而我们看得懂的东西则会认为它比较通俗；第三，我们不得不承认风起云涌的民国时代，是功底的差异留下了一批旧文化极好的学者，他们以一个叛逆者的心态去学西学，比我们今天更努力、更决绝，而他们又有坚实的旧学根基，这都是今天中国当代的学者们所不及的。第四，我们对于西学的追求也不如当年纯正，这也导致了我们现在学者在新学和旧学的功底上，都不如民国时代的学者，而这也是我所寄望于在座诸君的。一个时代的学者，如果你不在新学或者旧学上打下牢固的基础，过一百年想留下来，那是不太可能的。

至于要成为大师级的文化人，那是一个当代学人更难攀登的高度。我曾经跟一名当代学者说，大家都不用言“大师”，在我看来，陈寅恪之后没有大师。虽然钱钟书先生我很敬仰，但也不能说是大师，大师是要有原创思想的，没有原创，何以言大师？

［王跃文］

湖南溆浦人，当代作家。少年时代做过农民，大学毕业后做过教师、公务员，现服务于湖南省作家协会。出版有长篇小说《国画》《梅次故事》《朝夕之间》《亡魂鸟》《大清相国》《苍黄》及小说集、散文随笔集多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龚曙光］

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南传媒董事长，作家，文学评论家，全国人大代表。

先后获评全国十大创新传媒人物、全国十大报业领军人物、中国百名优秀出版企业家、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CCTV第十二届中国经济年度人物、2013中国文化产业年度人物，是2012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