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经济学大堂的门票1（小编整理）

第一篇：党国英：经济学大堂的门票1

● 党国英

因为经济学文献常常大量使用数学工具，它便与其他人文学科有了不少隔膜。一些数学应用技巧不那么娴熟的学者，或者以大牌经济学家鄙视数学技巧的态度为自己壮胆，或者干脆做一个“边缘人”，去其他学科领域浪荡一番，充当了“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中的散兵游勇。更有极端者，把数学的经济学应用看作装腔作势，以为那些数学模型是自欺欺人的玩意儿。讨论一番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学科意义，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http://www.xiexiebang.com)

数学－－分析工具还是思想制服？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像牛顿力学那样令人着迷。它穿上了一套数学制服，具有了某种美学性质，简约，对称，统一，一如一切成熟学科的模样。这个模样尤其能吸引年轻学子。(http://www.xiexiebang.com)

不过，经济学家与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相比，少了一种骄傲的资本－－它的预测能力极差。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可以摆弄一个人工系统，并可以精确地预测这个系统的运行，经济学家做不到这一点。其实，自然科学对非人工系统的运行，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预测能力；宏观天体运行几乎不能预测，而气象预报也并不比经济学家对经济形势的预报做得漂亮（当然二者有不可比性）。但是，毕竟自然科学家能把握自己的人工系统，他们还凭借这个本领在百姓中间浪得一个可信赖的俗名，而经济学家没有办法找到多少人作为自己实验材料，找到了也没用。近年出现的所谓“实验经济学”帮不了经济学家的忙。自从笛福写了《鲁宾逊漂流记》，经济学家才好像有了一个统一的“思想实验室”，一着急，就把鲁宾逊拉出来演练一番。自己倒是兴趣盎然，大众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也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谁让我们的社会不能按照经济学家的要求运行？幸亏大众不比经济学家更聪明，也幸亏卢卡斯的“理性预期”理论是错误的，否则，经济学家真该没有饭吃才对。(http://www.xiexiebang.com)

经济学使用数学工具，原本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一切经济活动总是表现为一个数的集合在总量上和结构上的变化，如果用数学关系能够表现这种变化，的确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不使用数学工具，我们对经济活动的认识就难以精确，也就谈不上对经济活动真正正确的认识。数学又是最简明的科学语言，如果经济学不能数学化，经济学家之间就难以形成相互对话的语言。但是，由于经济对象的易变性以及数学工具本身的不成熟性，经济学家使用数学工具常常不能得出超越人的直觉的结论来。所以，经济学家的通常做法是用自己的直觉来引导建模过程，最终是用数学描述自己的直觉。如果一切思想要用数学形式来表达，哪怕使用数学并没有给思想带来新的发现，甚至使得思想为了适合数学形式而改变，那么这个数学就变成了思想的制服。(http://www.xiexiebang.com)

为了追求精确，经济学家始终在努力，但前景几乎让人绝望。心理学是经济学的基础，如果心理学不能精确，经济学也就不能精确。心理学又依赖生理学研究的进步，因为人们发现生理状态对人的心理有影响。生理学的研究已经到了基因水平，但我们还是看不出一个人究竟为什么在一定时刻买这个品牌的牙刷，而不买那个品牌的牙刷。所以，萨缪尔森说，他不相信那些庞大而精巧的模型有多大用处。它们的高度复杂和精巧使它们变得几乎无用或因降低研究工作的效率而抵销了它们在技术的上的优势（经济学消息报 1998，11，20，汪丁丁，与萨缪尔森的对话）。(http://www.xiexiebang.com)

虽然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前景不妙，但我们还是乐观主义者。谁敢说心理学和生理学一定不能精确化？只要有这么一天，经济学就会变成精确的科学，到那时，经济学领域就将少一些哲学家一样的学者，更将少一些欺世盗名的“南郭先生”。或许，到这一天，经济学帝国主义将独霸人文论坛，那些哲学家，那些读之朗朗上口，思之不知所云的梦幻文字将告别这个世界。我对未来乐观，对现在也不悲观，因为数学工具对经济学着实有极大的现实功利性。(http://www.xiexiebang.com)

节约评价费用

记得在天则研究所的一次讨论会上，张维迎说做经济问题研究要相信直觉。的确，对于先天素养良好，后天学养高深的学者，相信直觉应该放在研究工作的首位。谁如果不懂这一点，谁实际上就是一位不可对话的“学者”。但是，直觉所产生的看法，常常难以评价。直觉受价值观的影响，而价值观更难以评价。萨缪尔森说，人们无法像证明几何公理那样，证明一个伦理学立场优于另一个伦理学立场（语出同上）。如果我们在直觉层次上讨论经济问题，那一定会吵得底超天，一切智者将避之惟恐不及。我还记得在若干年前宋涛教授在一次会议上疾言厉色地批评“劳动力是商品”的观点，还说他问过北京的工人他们是商品吗，工人回答说不是。宋涛教授要我们相信工人的“直觉”，可我们能相信吗？人的智力和学养是分层次的，他们的直觉在各自确定的范围里，才能靠得住；离开这个范围，直觉会产生谬误。一个普通工人并不懂得“商品”的真正意义是什么，问他有什么用？我还有一个体会，在餐桌上几乎不能讨论任何经济问题；餐桌上的真理掌握在嗓门大的人的嘴里。真正聪明的人在餐桌上十有八九被当作傻瓜，因为那里人人都在侃自己的直觉。(http://www.xiexiebang.com)

最近读过凯恩斯的父亲－－老凯恩斯的一段话，很有感触。不妨将这段话抄录如下：“人们以为他们自己不需要经过预先的科学训练就能够理性地认识经济问题，不论它是多么复杂；而在其他学科领域，预先的科学训练对于研究工作是十分关键的。不经过充分的科学准备而谈论经济问题的愿望之所以强烈，是因为经济条件对于人们的物质利益有强大的影响。尊敬的沃克先生说：'几乎没有什么人胆大妄为到要向化学家或机械师通过终身学习和劳作而积累的知识挑战；但是，几乎任何有读写能力的人，都自以为有权利就贸易或货币问题提出和坚持自己的主张。连续多年来的经济学文献，包含了具有科学精神的著作，也出现了一批对经济史一无所知、对经济观察不屑一顾的最平庸、也是最臭名昭著的著作。此种情景真好像占星术与天文学之间、炼金术与化学之间的你追我逐。' 一般而论，鲁莽的概括和不知所云地吵来吵去，就开始成为大众经济学的普遍倾向”（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英文版，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04年，6页）。(http://www.xiexiebang.com)

根绝“鲁莽的概括和不知所云地吵来吵去”的办法是提高经济学大堂的进入门槛，使经济问题的讨论限定在聪明人的范围里，可惜老凯恩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设置这个门槛的办法是对经济学学生进行数学训练，并在经济学文献中大量使用数学工具。通过这个门槛的学者，大多是智力靠得住的人士。许多智力平平的人士就被淘汰了，经济学讨论的对话范围也就被大大缩小了。这个过程是不自觉地实现的，或者说是喜欢智力游戏的经济学家所引导的，但客观上却大大提高了经济学大堂的门槛。就这样，便把经济分析结论的评价问题转变成了一个对经济学家身份的评价问题，从而大大降低了“经济学研究的交易费用”。经济学数学化的这个功利价值实在是妙不可言。当然，这是一般而论，事实上，经济学大堂门槛内的人士未必一定有良好的直觉，而门槛外的人士也未必一定没有良好的直觉。(http://www.xiexiebang.com)

获取稳定收益

如果解决了经济研究结论的评价问题，即把解决研究结论的评价问题转变为经济学家的身份识别问题，就容易使经济学家掌握学科垄断权力，从而获得稳定的垄断收益。经济学是一种高报酬的学科，因此必须有一个很高的门槛，或者说要有价格昂贵的一种门票，有了门票就有了一种身份，有了一种经济学的黑话，就容易被接受。这如同医生行业一样。收入太高，需要一种限制，一种特殊的行规，因此，医学界的同仁只看重学历，至于你医死几个人，那是算不了什么的。(http://www.xiexiebang.com)

前面我说过，因为经济学还远不能做到精确，所以对于同一个问题经济学家的结论也是五花八门，但这不要紧，成熟圆滑的经济学家从来不认真对待这个问题。错一回不要紧，兴许错得越多，名声越响。关键是一种身份，有身份的经济学家不屑于看一看圈外人的文稿，而对圈内人的大作，即使没有看，也可能叫几声好。这种封闭行为当然有利于垄断资源，提高学者的收入。(http://www.xiexiebang.com)

经济学的数学化造成了经济学家与政府官员或基金会官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利于形成经济学家对这些官员的欺诈结构。政府官员或基金会官员一看到大堆的数学公式，头就涨大，便无从判别是非曲直，只能在经济学家的拨款申请书上签字了事。如果要请“专家”审阅申请报告，那就像中国的卫生局官员鉴定自己聘请的医生所发生的医疗事故一样，自己的儿子舍不得给脸色看。在这种背景下，着实产生了经济学家的“道德危机”，或者说，出现了对经济学家的一种道德考验。经济学家还能不能在获取垄断利益的同时，也承担一点具有社会功利价值的任务？无疑，由这里可以鉴别经济学家的高尚或卑下。(http://www.xiexiebang.com)

我想乘此机会赞扬一下可敬的刘易斯大师。刘易斯说：“经济发展没有神秘的公式，关于这一点，经济学家并不比路人知道的更多一些。发展意味着为将来而建设，对当前的行为则加以约束。这分析起来也许很简单，但由于政治原因却很难实施。但是，当人们去说尽管某些政策是正确的，但因政治原因很难取得结果的时候，这只不过是指，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参与教育我们的同胞是所有我们这些自诩懂得问题的人的职责。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如果公众意见的体现者懂得那些意见是正确的，那么正确的事情总能够付诸实施。世界上仍然有人怀疑，我们是否会起来抓住机会。由我们来证明他们是错误的吧！”（刘易斯，1958年，《二元经济论》，1988年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89页）刘易斯是一位注重实证研究的学者，难得说这么一番肺腑之言。政治家，特别是杰出的政治家，不易成为被教育的对象，但技术官僚往往具有可教育性。这些人从小受现代科学的熏陶，懂得事物的复杂性，不那么刚愎自用。如果经济学家能承担其教育官员、教育民众的职责，也不枉获得他那份垄断收益。经济学家不该使自己成为一个“经济学匠人”，像丁伯根与弗里希那样。(http://www.xiexiebang.com)

我在这个问题上不是刻意指责经济学家，其实，自然科学家更容易在欺诈结构中占据优势。有美国人说他们的科学家从来没有把人送上月球，登月相行动是一场骗局。或许这个指责是没有根据的，但这类事情是不免要发生的，而且已经发生了许多。中外都是如此。去年炒过一阵“知识工程”，听说始作俑者是中科院的学者。这一炒的作用大，经济学家望尘莫及。经济学家能炒出一个“经济学工程”么？不过，经济学家还是比其他人文学者要幸运许多。哲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学家干脆不能忽煽政府搞一个什么“工程”，于是，他们便热衷读书，并时不时地批评挖苦一番经济学家。在中国，经济学家干脆被开除出了“读书界”，也只有这样，“读书界”的心理才会平衡一些。事实上，中国好的经济学家也在读书。(http://www.xiexiebang.com)

门票卖给谁？

如果把数年的大学数学课业看作经济学大堂的门票，那么这张门票该卖给年轻人。

年轻人涉世不深，不大了解现实世界的复杂性，更容易被经济学的数学外观所迷惑，所陶醉。过了不惑之年，倒不是不能学习数学，而是变得不大信服数学模型的解释能力。几乎一切声名卓著的经济学家在某一时刻之后都不再摆弄数学模型来解释现实问题。他们取得了经济学大堂的门票，便敢于面对自己的良知，用自己直觉发言。如果他们还使用数学进行思考，那通常是一种智力游戏，只是不能排除这种游戏提高人们对社会经济的认知水平的可能性。(http://www.xiexiebang.com)

如果错过了幼稚时期学习数学的机会，及至不惑之年，这个人便可能终生不能得到经济学大堂的门票，而游离于经济学大堂之外。当然，这不是说在经济学大堂之外就不能作经济学研究，不能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只是谁缺了这张门票，谁就缺了与一流经济学家对话的良好条件，他也就始终可能是一个“边缘人”。除非这个“边缘人”极具天才，或极为勤奋，否则他难以取得世俗的成就。也可以有不计名利的快乐的“边缘人”，但那一定是一位安居广厦、衣食无忧的寓公。只是1949年前后的社会动荡早把产生寓公的条件瓦解殆尽，所以快乐的“边缘人”也就不能产生了。不知谁在当代中国见过70岁以下的“快乐的学者”？我没有见过。有人喟叹当代中国没有“国学大师”，原因大概与此有关。(http://www.xiexiebang.com)

过了年轻时代，已经买过经济学大堂门票的学者，应该厚道一些。如果谁还要高举那张门票虚张声势，该听听杨小凯怎么说：“现在的经济学相当于一加一等于二，只能解释最简单而不现实的事情，如果硬要急于应用，只可能是炼金术一样的东西。我自己在做学问时总强调数学模型和概念的严谨，不喜欢空泛的“思想、观点”，但我在分析实际经济问题时，却更信任我的直感，而不信任那些简化得不现实的数学模型。经济学的水平相当于当年的化学炼金术阶段，离实际成功的应用至少还有几百年时间。”（杨小凯，《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147页）。(http://www.xiexiebang.com)

如果不做“布里丹的驴子”„„

经济学家面对高深数学时的难堪，与爱因斯坦面对数学时的难堪多少有点相似。

爱因斯坦谈到他的治学生涯时说：“就我理解，数学被分为不少的专门研究分支，每一门都轻易地能花上我们那短暂的一辈子光阴。因此，我一如布里丹的驴子（Buridan's ass）无法决定要取食放在眼前的哪一堆干草。想必是由于我个人直观上的洞察力不够深刻，无法从一大堆似乎是可有可无的各个数学分支中，清楚地分辨出哪一门来得更重要，且真正是一切的基础”。爱因斯坦说，直到他从事研究工作多年以后，才逐渐明白过来，物理学较高层次的知识需要极其复杂的数学。(http://www.xiexiebang.com)

布里丹的驴子因为无法决定取食哪一捆干草而饿死了，但经济学家不该饿死。有两个办法可免去一死。一是吸取驴子的教训，不管哪一捆干草吃了下去再说；二是掉头走开，到草地去游荡，凭着自己的直觉，找自己的美食。这里我只想谈谈第一种办法。(http://www.xiexiebang.com)

经济学家要比布里丹的驴子幸运得多。经过一百多年的训练和知识积累，经济学家好像已经知道该吃哪一捆草，并且，吃到草的驴子要比那些没有吃到的神气得多。但是，数学这捆干草是不是能喂得经济学家膘肥体壮，使他们成为良好的役畜，还真该打一个问号。经济学使用数学工具，原本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一切经济活动总是表现为一个数的集合在总量上和结构上的变化，如果用数学关系能够表现这种变化，的确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不使用数学工具，我们对经济活动的认识就难以精确，也就谈不上对经济活动真正正确的认识。数学又是最简明的科学语言，如果经济学不能数学化，经济学家之间就难以形成相互对话的语言。但说到底数学只是处理信息并帮助思考的工具，如果信息不可靠，直觉能力也不强，数学也就无用武之地了。问题就出在信息上——人对于自己的心理倾向了解的很不够。心理学是经济学的基础，如果心理学不能精确，经济学也就不能精确。心理学又依赖生理学研究的进步，因为人们发现生理状态对人的心理有影响。生理学的研究已经到了基因水平，但我们还是看不出一个人究竟为什么在一定时刻买这个品牌的牙刷，而不买那个品牌的牙刷。所以，萨缪尔森说，他不相信那些庞大而精巧的模型有多大用处。它们的高度复杂和精巧使它们变得几乎无用或因降低研究工作的效率而抵消了它们在技术的上的优势。然而，这种尴尬不妨碍相当一些经济学家吃干草的热情，因为数学就像经济学大堂的门票一样，谁买过这张门票，经济学殿堂就该给他一个席位。(http://www.xiexiebang.com)

进了经济学殿堂，就有办法识别经济学家的身份，免得会抄股票的普通百姓被当作经济学家。这样也使经济学家掌握了学科垄断权力，从而使他们获得稳定的垄断收益。经济学是一种高报酬的学科，因此必须有一个很高的门槛，或者说要有价格昂贵的一种门票，有了门票就有了一种身份，有了一种经济学的黑话，就容易被接受。这如同医生行业一样。收入太高，需要一种限制，一种特殊的行规，因此，医学界的同仁只看重学历，至于你医死几个人，那是算不了什么的。(http://www.xiexiebang.com)

因为经济学还远不能做到精确，所以对于同一个问题经济学家的结论也是五花八门，但这不要紧，成熟圆滑的经济学家从来不认真对待这个问题。错一回不要紧，兴许错得越多，名声越响。关键是一种身份，有身份的经济学家不屑于看一看圈外人的文稿，而对圈内人的大作，即使没有看，也可能叫几声好。这种封闭行为当然有利于垄断资源，提高学者的收入。(http://www.xiexiebang.com)

说了上面的话，并不是想否认数学对于经济学发展的意义；我只是想劝吃到草的经济学家应该厚道一些，不要虚张声势。不要忘记，中国也有一个关于 “黔之驴”的故事。不吃草的布里丹之驴与吃了草的黔之驴，经济学家都不该做。(http://www.xiexiebang.com)

【资料】爱因斯坦：“就我理解，数学被分为不少的专门研究分支，每一门都轻易地能花上我们那短暂的一辈子光阴。因此，我一如布里丹的驴子（Buridan's ass）无法决定要取食放在眼前的哪一堆干草。想必是由于我个人直观上的洞察力不够深刻，无法从一大堆似乎是可有可无的各个数学分支中，清楚地分辨出哪一门来得更重要，且真正是一切的基础”（迈克尔·怀特等《爱因斯坦－－一位旷世奇才的一生》，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48页）爱因斯坦说，直到他从事研究工作多年以后，才逐渐明白过来，物理学较高层次的知识需要极其复杂的数学。(http://www.xiexiebang.com)这是阳光部落的文字版.要浏览包括格式、图片、附件的完整版, 请点击这里.阳光部落 © 2001-2009 版权所有梦还提供服务

第二篇：党国英：谁是小岗村的榜样.

党国英：谁是小岗村的榜样

像华西、南街这样的明星村，应该是农村城市化的榜样，而不是农村建设的榜样。农村建设，是要解决以农业为主的区域如何改变落后面貌的问题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响亮起来了，可是我们的一些先生们似乎突然迷失了农村发展的方向，找不到前进的榜样了。

先是媒体报道，说著名的安徽小岗村的领导人在走访更为著名的河南省南街村时，表示小岗村将结束土地承包经营制度，重新走回原来的集体经营制度。这消息多少让人惊愕。后来的报道让人宽慰了许多，因为小岗村并没有强制农民进入一个什么样的“集体”，农民可以有选择的权利，而多数农民选择了把自己的承包土地租给那个“集体”。农民对“集体”在心里还有一个“怕”字。

然而，舆论还是显得迷惘。小岗村最早走上了解散集体、承包土地的道路，但它没有富裕起来，而富裕起来的似乎是那些坚持了集体经济道路的村庄。难道小岗村错了？难道全国几十万个村庄错了？难道改革开放后所农村的方向错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榜样就是江苏的华西、河南的南街、北京的韩村河这样的村庄？前两年，江苏在全省基本完成了农村产权改革，除少数村庄之外，其余大部分乡镇企业都实现了民营化，难道这也错了？

明星村模式能否复制？

依我看，所有对承包制发生怀疑而要倒回去走集体农业道路的先生们，都犯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错误。

中国农村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搞承包制，解决了全国人民的食品供应问题，农村贫困人口越来越少，而相比之下，我们在此前的二十多年里搞集体化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样一个巨大的“面”上经验，我们能拿几个“点”的经验来简单否定么？

其实，少数几个村庄富裕起来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搞土地大包干。国务院财经办原副主任段应碧讲得好，这些少数村庄是因为他们的工业发展了才允许他们对农业进行补贴，把集体耕作方式坚持下来。集体耕作的方式使他们能有计划地利用土地搞工业开发，而不是这种方式更有利于提高农业经营效益。农业经济效益的证明，最终要看投资收益率，要看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而不是看每亩的单产。

少数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庄形成发达的工业经济有多方面的特殊原因，包括带头人的个人魅力，带头人营造的对农民的特殊控制方式等。有的村庄大量使用国家贷款也是经济快速成长的重要原因。这些村庄的共同特点是对拥有个性的领导人的依赖，他们的去留将决定村庄未来的命运。不止一个这样的村庄为了防止权力分散引发的控制力减弱而采取了家族内部继承权力的做法。这些村庄的决策是更集中了，还是更民主了，也是一个有待观察的问题。这些村庄还有一个资源是“明星村”带来的广告效应，如果带头人能审慎地利用好这种效应，也是一笔无形的财富。

集体企业(或共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孰优孰劣不能简单而论。如果私人权力侵入了公共领域，控制了公共品的供给，那不仅是经济上的低效益，还可能是政治上的灾难。同样地，如果公共权力在私人领域取得了控制地位，也会有可怕的后果。两种权力，两种所有制，各有自己的控制边界，这种边界在历史上是变化的，但在一个时期里是稳定的，也是可以由法律来规范的。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国家在确定这种边界上面有了巨大的进步，由此确定了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的方针，并把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作为农村经济的基本制度，我以为这样的制度完全适合中国的基本国情。

我衷心地祝愿我国少数几个明星村能蒸蒸日上，继续保持繁荣。国家的改革应该给些村庄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只是他们应该和其他村庄平等竞争，而不应受到特殊关照。

我甚至认为像华西、南街这样的村庄应该先行“村改市”试点，因为这些村已经有数万人口，如果按照城市标准去建设，未来的发展情形会有很大的不同。全国如果有5000个建制镇和明星村按照小城市的模式去发展，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在建造别墅上相互攀比，那会节约多少土地！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又会提高多少！

在整个苏南，在华西村的旁边，经济实力强大的村和镇多得不计其数，只是它们中的多数没有明星的帽子，而以私营企业为主。浙江的许多地区以私人企业为主，那里的老百姓很富裕，生活过得又有很大的自由度，它们没有明星村镇的品牌，但能做到藏富于民，也是值得赞赏的。中国的土话说的好：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如果让这些镇和村在更广阔的背景下竞争，体制优劣也许更会一目了然。

榜样应该多元化

明星村已经被社会树成了榜样，这应该是好事。但我认为榜样也应该多元化，选择学习的榜样也应该有自由，特别应该有老百姓的自由，而不能是少数村干部说了算。

就我的个人的看法，像华西、南街这样的明星村，应该是农村城市化的榜样，而不是农村建设的榜样。农村建设是要解决以农业为主的区域如何改变落后面貌的问题。这些地方没有发展起来工业，农村的进一步发展要靠国家支持，而明星村是把自己的工业和农业捆绑在一起，直接实现了“以工补农”。我相信，大部分农业村庄还是要借助国家的力量来间接地实现“以工补农”。这些村庄的发展最终要靠两个办法，一个是促进劳动力转移，让剩下的农民拥有更多的土地来实现一定程度的规模经营。另一个办法还是农民兼业。即使农民户均实现了20～30亩地耕作面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还是要以非农收入为主。要让农民获得充分的兼业机会，必须依赖国家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这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然而，中国的一些农村精英似乎很着急，心里盼着快快像明星村那样富裕起来。但如果守着土地搞农业，农民要很快发达起来还就是不容易。土地资源质量不高，户均耕作面积很小，依靠农业很难过上富裕日子；交通条件和人力资源的限制，又使多数农区难以发展工业经济。依靠劳动力转移也只能让农民攒一点盖房娶媳妇的钱。让中国每一个村都办起相当规模的工厂是不可能的事情，经济规律决定了工业集中到城市和其周边地带。经济成长的最高阶段是剩下少数农民搞农业，让农业成为城市的一个食品生产“车间”，而不是把农村变成工厂。落后的农业居民要致富，最捷径的办法是走出去，走到城市去。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平均工资”的规律要起作用，农民想穷也难。但发展到这一步需要时间。

就说小岗村吧，他们目前的选择究竟能不能让小岗村的农民很快富裕起来，还真令人生疑。可以计算，一户农民将自己的5亩地租给农业公司，每亩500元，获得2500元；农民每个家庭有两个劳动力再被农业公司雇佣，每月得到1200元，每年则得到14400元，总共是16900元。如果让农民自己耕作，每年只能得到大概2000元，一下子翻了大约8.5倍！如果他们不是租地而是以土地入股，收入似乎还要多！这农业公司简直是神仙下凡！这样的“回归集体”简直就是“点石成金”！当然，这个神话是不会出现的。农业公司吸收的劳动力一定会比它所占用的土地上排挤出的劳动力要少得多，农民还是要走上打工的道路，区别是他的土地租给了农业公司！历史就是这样，多数人的命运归于平淡，奇迹只发生在少数人那里。

我们正在完成新农村的建设任务，主流的做法还是要按一般规律来。我们相信那些已经显示了效力的东西，那是给我们带来丰衣足食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我们也相信给世界人民带来丰衣足食的东西，那是受到保护的土地财产权。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第三篇：党国英：减免农业税意义重大

党国英：减免农业税意义重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2004年，中央决定在前几年农村税费改革的基础上，2004年农业税税率总体上降低1个百分点，同时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并在5年内全部取消农业税，这一做法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取消农业税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需要。建立和谐社会的要义之一是公平正义。向农民征

收农业税是不公正的，更谈不上正义。纳税的本质是公民向政府“购买”政府的公共服务，而中国农民从政府得到的公共服务远远少于城市居民。大量农民事实上没有得到政府的公共服务。

而另一方面农民却向社会提供了大量经济学上所说的“外部收益”，例如良好环境、廉价食物和战略物资等。为此，政府本来应该向农民提供补偿，而不是要他们纳税。当农民收入提高以后，他们从政府获得公共服务会增加，这个时候他们可能要向政府交纳所得税，而所得税与农业税根本是两回事。

其次，取消农业税是缓减农村社会矛盾的需要。以往的经验证明，在农业税存在的情况下，因为农民社会在结构上的缺陷，地方政府事实上向农民征收过多的税费，中央政府常常无法对地方政府实行节制，产生了农民的极大抱怨，也引起政令不统一的危机。取消农业税，来一个釜底抽薪，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最后，取消农业税是发展农村经济的需要。农民收入水平本来很低，农民积累能力很弱，农产品市场又往往是买方市场，农业的风险很大，总体上说，农业是一个不挣钱的行业。政府取消农业税，并给予可能的补贴，提高一点农民的积累能力，无疑会推动农业的成长。取消农业税并给农民种粮提供补贴，已经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意味着中国开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反哺农业的政策已经初露端倪。

党国英指出，有些人对取消农业税存在一些疑虑，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担心庞大的乡村债务没有办法解决。当然，取消农业税之后，一些地方的债务压力会加剧，全国乡村两级债务达数千亿元。但这个问题并非不可解决，关键是不能发生新的债务。旧债务可以在中央、地方和乡村几个级别的财政上分开来负担。

二是担心农村公共品的供应能力会下降，农民将得不到很好的公共服务。公共品的供给当然需要政府，但不一定需要一个大政府。大量的公共事务在民间组织那里也可以处理。取消农业税引发的乡镇改革并不见得不要政府，关键问题在于政府如何产生，职能如何确定。民间组织不需要农民纳税，职能和产生方式变化以后，政府不见得要花多少钱才能运转。不能把教育方面花的钱看作是政府自身花的钱，教育、医疗、防疫和部分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应该依靠更高层次的政府财政。

三是担心农民的纳税意识的丧失。公民纳税，是对享有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而支付的一种费用。只是因为征税成本的因素以及现代社会的某种价值观的影响，公民的纳税数量与他享受到的公共品数量常常不成比例。但如果一国的公民太穷，纵使他们有纳税意识，收税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所以，现代国家在设置收入税时总会确定一个起征点，使穷人不去纳税。

概言之，我们没必要担心农民缺乏纳税意识。如果以后农民的经营规模扩大，农业收益提高，征收农民的所得税有了可能性，农民自然会交纳所得税。法律的力量由不得农民不交这个税。

第四篇：党国英：农村住房为何蚕食耕地?

党国英：农村住房为何蚕食耕地?

可以想象，东部农民在扩大住房、中西部农民在收入提高以后，也会向东部农民看齐。在目前的制度背景下，农民住房的扩张将是一个长期趋势。

这两年，地方政府和工商业资本对耕地的蚕食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他们来头大，惊动也大，对农民的利益损害也明显，自然逃不过人们的眼睛。然而，引发这种土地掠夺的原

因并非导致这一种后果。土地是“集体”的，来头大的势力能圈占，农民自己会甘心吗？当然不会。他们也要想办法尽量把土地抓到自己手里。农民在静悄悄地行动，惟其响动不大，人们还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

上周去南方某地开会，乘火车注意观察沿线的村容村貌，看到南方农村的农民住房又到了新的水平。那些二十年前盖的两三层楼房旁边，更漂亮的楼房盖起来了。看这些新盖起来的农民住房，不免感慨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的确大大提高了。看过欧美国家的农村住房，我以为中国江浙一带的农民住房水平决不输给欧美国家。可是，再深入一想，这难道是好事情吗？

从飞机上往下看，从华北平原到长江中下游平原，中国的城市地盘在扩大，农民的住房也是密密麻麻的。有的村落快要挤到一起了。农民需要这么多住房吗？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农民的人均住房面积从1978年8平方米已经上升到2002年的27平方米。浙江省农村的这个指标在2002年就达到47平方米以上。中国农民的住房面积增长速度超过了农业(注意，不是农村)经济的增长速度。只要农民有了钱，想的第一件事情是盖房子。可以想象，东部农民在扩大住房、中西部农民在收入提高以后，也会向东部农民看齐。在目前的制度背景下，农民住房的扩张将是一个长期趋势。

其实，农村住房的空置率相当高。在我调查的一个经济发展状况一般的华北某村子，农民住房空置率达到15％左右。没有空置的那些住房，居住的人口也相当少。住房空置或低利用率的情况在南方一些农村更严重。农民哪里去了？不难理解，他们或者迁移到了城市，或者在城市打工。打工者在城市没有住房，他们像候鸟一样每年一次地来往在拥挤的工棚和宽敞的农舍之间。迁移到城市的农村人口在城里有了住房也会保留农村的住房。

盖房的目的之一是占地。中国的《土地管理法》规定，每一户农民可以划拨到一块宅基地。这个规定便是农民占地的一个法律依据。前些日子，美国三一学院的文贯中教授看中国的统计资料，提出一个问题：近些年来，为什么中国农户数量在增长，而农民人数在下降？他真是看到了一个有趣但也严重的问题。从1999年到2002年，中国农村农户数量增加了1.1％，但农民数量下降了1.6％。分出一户，就能占一块宅基地，这便刺激农民的大家庭尽可能地分户，也尽可能地生儿子，不生女儿；生了女儿，也有可能被遗弃，甚至被溺毙。我了解华北某个农户，他们有6个儿子，5个儿子在外面工作，有的早已是城市居民，但他们每个都分到了一块宅基地。

在目前的土地制度下，农民用分户、盖房的办法占地，实在反映了农民的理性，几乎是无可指责的。但这种占地的方式至少有三个危害：第一，农民的资本积累转化成了房屋投资，而房屋的利用率并不高，这使得农村潜在的资本效率下降。第二，农村土地利用效率也下降了。第三，农村社会结构受到破坏，特别是加剧了农村人口性别比例的失调。如果这个局面能得到扭转，农民积累的资本用在城市购房、建房上，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会提高，土地也会得到节约。但是，在目前的土地政策之下，扭转这个局面实在太难了。我们真该反省一下我们的土地管理方式了。

第五篇：党国英：农村发展需要新一轮制度创新

党国英：农村发展需要新一轮制度创新

一、农村改革为什么会取得成功？

中国农村改革的主要成就是：（1）农产品供应极大丰富，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绝大多数在人民公社体制下过着贫困生活的农民开始过上温饱日子。（2）家庭联产承包制极大改变了农村社会经济结构，为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创造了基础。家庭联产承包制能不能成为农村

经济专业化和农业规模经营的制度基础？人们曾经对此有所怀疑。我国农业“产业化”近几年的长足发展证明，这种怀疑没有充分根据。（3）农村经济的成长给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农村经济的高速成长时期，农村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达75.4％（1993年），1993年后，由于国民经济的整体格局发生重大转变，农村经济的相对份额下降，但农村经济的成长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仍达47.2％。（4）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农村经济体制发生重要转变，并促进了农村社会关系的逐步变化和农民思想观念的逐步更新。

家庭联产承包制得以在1978年后迅速推广，首先归功于中国农民的创造精神。中国农民勇敢地冲击人民公社制度并取得成功的主要社会条件是：（1）人民公社制度所包含的各种内在矛盾在后期由于政治运动的推波助澜而加剧，特别是这个制度对农业生产力的破坏已危及到农民的生存，农民对抗这个制度的风险显著降低。（2）农村是计划经济的薄弱环节，因而改革也易于从这里突破。（3）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的一个重要情况是大部分地区乡村精英与普通农民的利益比较一致，前者能与普通农民一起共同反对人民公社制度。当时的迅速变革固然与新制度符合农民利益有关，但从变革的可操作性上看，农民内部没有分化，利益要求比较一致，特别是精英分子的积极性很高，是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

农村改革的很大成功也离不开党的第二代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与行动魄力。1978年之前，我国农村事实上已经先后出现过三次“包产到户”，但都遭到严厉批判。1978年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取得了稳固的领导地位，给农村改革提供了政治条件。

家庭联产承包制与集体经济制度相比所具有的制度优势是农村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1）从根本上说，家庭联产承包制适合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力的性质。农业生产本身的特点使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具有较大的可操作性。（2）家庭联产承包制直接把家庭收入与家庭的生产投入结合在了一起，在较大程度上克服了集体共同生产条件下的农民的“搭便车”行为，产生了制度的激励功能。改革前我国农村生产在管理中也有某些责任制形式，但一般没有实行“联产”制度，或者“联产”仅止于作业组，其激励功能极为有限。（3）家庭联产承包制大大降低甚至取消了某些农业集体生产的监督管理成本。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对农业劳动者劳动投入的质量、数量进行监控的成本极为高昂，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实际上基本取消了这种监控成本。（4）农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获得了生产自主权，为农业生产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创造了重要条件。

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处于重要转折关头

1·家庭联产承包制在根本上仍适应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但这一制度的内在矛盾始终存在，并有日益加剧的倾向。家庭联产承包制在实践中始终包含两种矛盾。第一，承包权与所有权的矛盾。矛盾的两方是：村干部代表的集体所有权与农民拥有的承包权。农民拥有的承包权体现了农民的直接利益，而农民的利益应该是约束集体所有权行使的根本因素。但是，由于集体所有权由村干部来代表，而村干部在多大程度上服从农民的利益，取决于村干部的素质和村民对村干部的监督能力，而通常这两点由外在因素决定，并不能得到保证。第二，承包权设计与承包制功能的矛盾。在我国现阶段，承包权的设计在考虑效率的同时，还要考虑农村社会保障乃至农村社会稳定问题，二者之间是有矛盾的。承包权设计与承包制功能的矛盾实际上也是承包制功能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当前继续落实家庭联产承包制所面临的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难理解，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能否在下一世纪继续保持繁荣，农村社会能否稳定，取决于我们能否调和好上述矛盾。调和上述矛盾的难度以及需要采取的对应措施，依赖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目前我国农村某些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在加深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内在矛盾。

2·农业经济的组织基础脆弱，难以支撑农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80年代以来，中国的粮食供给过剩大约5年一个周期。这种情形给农村实现稳定的制度变迁造成困难。出现短周期的原因何在？一是分散的、数量庞大的农民手里的存粮增长速度（13年增长8倍）大大超过商品粮的增长速度，而这部分粮食对价格变动极为敏感，在我国商品粮需求相对不足（约为总产量的30％，发达国家几乎是100％）的情况下，农民存粮形成的粮食供给很容易在价格诱导之下对市场产生的巨大冲击。二是农民种植粮食面积以保住口粮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