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教你写书评和综述

第一篇：葛兆光教你写书评和综述

葛兆光教你写书评和综述

引言：为什么要和博士生讨论“学术书评”?

之所以要讨论“学术书评”这个话题，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真正学术意味的书评太少，而借题发挥或蜻蜓点水的评论风气渐盛。对于书籍借题发挥的评论固然不应厚非，但是那不是真的评书，也比较容易写;严肃的、裁断的、商榷的学术书评，却是直接针对学术研究的，不太容易写，如果没有这种书评，恐怕学术难以进步。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学生们将来是要做学位论文的，而大学里专业的博士学位论文，如果严格要求的话，通常要有一章(或者一节)“研究史”，就论文涉及的这个领域，业已出版的各种论著，作一个述评，说明前人在这一领域中已经做了些什么，做得怎么样，还有什么遗漏和缺失。说到底，它其实就是对各种论著的短评的汇集，可是，现在很多大学的学位论文，不仅是本科，甚至硕士、博士论文，在这一点上都不够重视。

其实，写好学术书评是很重要的，为什么?

第一，这首先是一个学术道德问题。我曾在清华老图书馆看到陈寅恪的学生张以诚的论文《唐代宰相制度》，陈寅恪先生在前面评语中说，“凡经参考之近人论著(如内藤乾吉等)，尤须标举其与本论文异同之点，盖不如此，则匪特不足以避除因袭之嫌，且亦无以表示本论文创获之所在也”。可现在，有一些学位论文，由于缺乏这一部分，读者包括指导教师和答辩委员，根本无法知道，作者是否超越了其他人的研究，或者是否抄袭了其他人的研究，也不能正确地作出对论文的评价。如果作者抄袭了，也许可以一时蒙混过关，但终究是在学术道德上有所欠缺。

第二，给其他在这一领域从事研究的人，提供有关的丰富的学术史资料，使人们了解这个领域的变化轨迹与现状，这才能够凸显自己选题的问题意识所在。比如研究清代学术史，就需要交代从梁启超、胡适、钱穆一直到余英时、艾尔曼的研究，说明这一百年中对于清代学术的研究，何以形成侧重外在背景与偏向内在理路的两个典型，即台湾东海大学丘为君所总结的“理学反动说”与“每转益进说”，然后再讨论余英时重视“内在理路”的研究方法，和艾尔曼提倡社会史和思想史结合的方法，各有什么利弊;在此基础上才能说明你的研究进路和问题意识究竟有什么“创新”的意义。

第三，既迫使自己拓展学术视野，也迫使自己阅读前人论著。现在，有的博士生或硕士生，采取非常实用主义的阅读方式，对于他人的论著只选择看与自己所需要的部分，甚至把他人的论著当作“资料转运站”，从里面转手抄撮一些文献，根本不理会它的全面论述。更要命的，是从网络上截取电子文本，完全不顾上下文语境，很少体会他人的研究思路、资料取舍、分析立场。但是，如果要写学术性的书评，要对他人的论著作评判，就不得不全面阅读各种国内外的有关论著，不可能只是寻章摘句、断章取义地乱读一气。

最重要的是，如果有严格的、认真的和专业的学术书评，就会使学界变得更有秩序、更加干净，不会像现在这样，良莠不分，泾渭不明，滥竽可以充数，鱼目可以混珠，整个学术界好像根本无法界定什么是好的研究、什么是坏的研究。

所以，下面我先来谈学术书评的意义。

一、学术书评的意义

首先介绍一篇讨论书评的文章：张玉法先生的《如何评论一部史学论著》。张玉法先生是历史学界都熟悉的前辈，他是近代史的专家，也曾是“中研院”的院士。这篇文章前面很郑重地说明，它是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威卜(R.K.Webb)的讲义写的。威卜说到，评论一本书，应当有几个标准：一，这本书是写什么的?有的人连这本书写什么都没有搞清楚，就胡乱评论，这不是写书评，最多是借题发挥自说自话。所以威卜强调你要搞清楚，这本书特别的论题是什么?有没有新发现?二，这本书所用的资料是什么?是否它用的是第一手资料，有没有借助其他人的研究结果，在书前面是否告诉了前面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这就要考验你对这一行的资料、研究的熟悉程度了。三，资料和结论之间的关系如何?你要了解这些引用的资料，是否可以引出相反的结论，这些资料是否经过考证和选择，是否有先入为主的误读可能。四，这本书给人的美感如何?就是评论它的文体和文笔，有没有吸引力。

所以，张玉法先生说，如果你没有这些标准，“不是乱捧一阵，就是胡骂一番，使学术界没有一个是非”，他说得很严重：“不了解一书的价值而对一书大加褒贬，乃是一种知识上的欺骗。”

张玉法先生说到“学术界的是非”，其实就是我说的学术界的“秩序”。前面我讲过，现在学术界对于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几乎没有是非，也就没有秩序。现在学术生产力太发达，我用“生产”这个词，很多人也爱用，后现代主义者用，官方也用(我在大学里也看到文件中有这个词，是正面的意思)。但是，一旦学术变成生产，甚至是批量生产而不是用心琢磨，虽然产量上去了，但质量就下来了。现在你到书店去看，书太多了，你翻杂志，论文也太多了，可是，这里面90%都是“学术垃圾”，根本没有用的。怎么办?就要有“好”和“坏”的分别。怎么才能有“好”和“坏”的分别?就要有个说法，而且必须是“权威”的说法。依靠有权威的学术的书评，把好的和坏的区分开。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学术界有了“舆论监督”和“公共批评”，这就像一个社会，有舆论、清议一样，有个关于好坏是非的公论，学界才有秩序，有秩序才可以是一个独立的学术界，否则你就要听官员的、听报纸电视的、听低水平的。

第二，如果有权威而内行的书评，一些假冒伪劣的产品，特别是一些“隐瞒证据”的论著，就会像“3.15”一样曝光。大家要知道，有些看起来冠冕堂皇的论著，其实就是乱抄乱写，并没有什么严格的资料证据。中国学界的弊病之一，就是这类“伪著作”太多，可这些情况外行是不了解的，需要内行才能指出问题。

第三，这样的书评出来，才能够省去读者选择的时间和精力——这些读者既包括非专业的，也包括专业的。有了这样的书评，后来的专业研究者就可以按图索骥，很快找到有用的书籍。

当然对于硕士生、博士生来说，最重要的是，你学会这样去写书评，就等于学会了如何清理你这个领域的学术史或研究史，说到底，前面我说了，硕士博士论文的第一章，就是“研究史”。研究史是什么?不就是对你要研究的这个领域的一个一个论著的提要和评论，并且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叠加起来的历史过程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老师让我们仿照《四库全书总目》，写一本书一本书的“提要”，还规定在六七百字里面，要概括地说出这本书的大意、要点和不足，当时不觉得有用，但事后觉得这个训练很有意义，如果各位也能够看书的时候，随手写下一些书评，哪怕很短的，将来也是受用不尽的。

这个传统要在中国建立起来。我们看到，国外的学术刊物，包括我们常常要用到的亚洲研究杂志，书评要占很大的篇幅，像《哈佛亚洲研究杂志》(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通报》(T

oung Pao)、《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 Studies)、《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都有大量的书评或书评论文。所谓“书评”(Reviews of Books或者Book Review)往往是一两页、两三页的短书评，更短的还有“简评”(Brief reviews of books)，大概是半页左右。但是，“书评论文”或者“研究性书评”有的也很长，早的如邓广铭先生1942年在《中国青年》七卷二、三期上连载的《评周谷城著中国通史》，就长达20几页，近两万字[3](PP.73-94)，晚的像《通报》2008年的这一期，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Howard L.Goodman给J.Michael Farmer2007年刚在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有关三国谯周的著作(The Talent of Shu: Qiao Zhou and The Intellectual World of Early Medieval Sichuan)写的书评，就有14页之多。更长的甚至有几十页的。书评论文的价值和影响，我觉得一点儿也不比论文差。当然，国内也有一些书评类刊物，像《读书》《书城》《中国图书评论》《书屋》，但是，大多数是借题发挥的文化评论类文章，虽然写得很有意思，有的也有真知灼见，但大部分不能算是学术性的书评。而学术刊物像《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学术》等等，也有一些好的学术书评，但是，我觉得数量还不够多，质量也还不够好。

简单地说，中国的书评有几个问题：

首先，是吹捧太多而批评太少，批评性的书评甚至被认为是“吹毛求疵”或“酷评”。虽然有一些酷评确实过分，但是，一些正常的、有证据的批评性书评，像葛剑雄等写了一篇《是学术创新，还是低水平的资料编纂》[4]，发表在《历史研究》上面，批评杨子慧主编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还引起轩然大波，觉得过分苛刻;王俊义批评陈祖武的清代思想史研究，还被认为是“意气之争”。当然，现在也有一些书评，尤其是批评性的书评，写得很好，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像揭发把孟子译成“孟修斯”、把蒋介石译成“常凯申”，就成了学界典故;像陈引驰批评王晓路《西方汉学的中国文论研究》中的错误，高山杉批评张西平关于德国汉学的著作中的错误，就让人知道了这些介绍海外中国研究的书，看似涉猎很广，实际上有很多来自二手资料甚至还有以错误叙述误导读者的地方。

其次，太多泛泛而论或借题发挥的书评，而缺少专业的研究性书评。也许是写这样的书评太累罢，很多人觉得，为了一本书，花这么多时间看，看完还不一定写得出来，是否划得来?其实，看书和评书也是一种“智力较量”，你要看看，我是否能够看懂、看透、看到纸背后，和你在同一平台上较长论短，甚至要站在比你更高的位置，居高临下地评论甚至批评你，这也是很愉快的事情。比如余英时评钱新祖的书评，不跟着在明代思想世界里走一趟，不检查一些原书的原始资料，不比原作者站得高一些看出背后的方法论问题，能写出这么一针见血的评论吗?

再次，对国外的学术著作，包括海外中国学论著，缺少平等而尖锐的批评，也许是这些年再次国门开启，中国学者又轮回到了晚清“视西人若帝天”的时代罢，我们看到“跟风”太多，以至于国内学者以为外面的一切都好，只有亦步亦趋鹦鹉学舌，而海外学者听不到来自中国的批评和意见，自以为掌握了解释中国的权柄。

所以，我认为现在中国就是缺乏(一)批评的，(二)专业的，(三)国际相互的书评。

二、学术书评写作的基本条件

那么，怎么才能写好一篇书评呢?我再向各位介绍一篇前辈学者的文章，即杨联陞先生的《书评经验谈》，收在2004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杨联陞《哈佛遗墨》中，杨先生原来供职哈佛大学，曾是“中研院”的院士，他很重视书评尤其是专业的书评，并有深刻的体会。

我们知道，世界著名的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有“学术监督”之称，而杨联陞也被人称为“学术警察”，这是因为他们经常写严格而客观的学术书评，对学界的各种著作进行评论。杨联陞用中英文写过几十篇书评，评论过很多著名的大人物的著作，像用中文写过吉川幸次郎《元曲选释》、寺田隆信《山西商人の研究》、戴密微和饶宗颐《敦煌曲》、刘若愚《中国文史中的侠》、郭廷以《郭嵩焘年谱》等书的评论，用英文写过王力《中国语法研究》、梅原末治《东亚考古学概观》、卡尔.沃尔夫冈与冯家升《辽代中国社会史(907-1125)》、John de Francis《民族主义与语言改革在中国》、Luciano Petch《十八世纪早期的中国与西藏》、薮内清《中国の天文学》、仁井田陞《支那身份法史》、内藤湖南《中国近世史》、石田干之助《唐史丛钞》、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芮沃寿《中国历史上的佛教》等等的书评。

杨联陞写了这么多的书评，所以，由他来讲《经验谈》，就不是空论了。我读了以后，觉得他说的“经验”里面，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写一本书的书评，要懂得这个领域的“行情”。

什么是“行情”?就是这个领域的学术史和学术现状。这个领域里面，无论是理论和方法的变化，还是新史料的发现，你都要大体上了解，否则你没法判断这本书的价值。这就像一杆秤要有斤两准星一样，没有斤两准星的秤，是无法称出东西的轻重的。比如，你看到一本书讨论宋代文学，如果你要评论它，那么，你可能要了解，除了现在各种有关宋代文学史的论著之外，(一)当下国内外关于宋代历史和文化的研究，焦点在哪里?有什么新进展，像国内逐渐发展起来的“活的制度史”和政治史研究，国外的地方士绅和区域史的研究，究竟这本书的讨论是否也在这种话题和问题里面?(二)有关宋代文学的主脉、焦点和价值，从元代到晚清究竟如何变化的，现在这本书的讨论，与传统的说法有什么异同?(三)新的宋文、宋诗、宋代小说的大规模编集、整理和真伪考证，这本书是否用上了?它的资料范围和过去的研究论著相比，有没有扩大?历史学界重视的碑刻、方志、笔记等等，它是否也关注到了?

所以，“行情”很重要，无论是伯希和还是杨联陞，他们都是非常了解“行情”的，所以往往写书评的人是一个“博学家”，否则不能写这么广泛、而且这么到位的书评。这就提醒我们，你要对学术史、至少本行的学术史有总体的、广泛的了解，不光了解中国的，还要了解日本的、欧美的，因为现在是“全球学术”的时代，这是我必须强调的一点。我自己也写一些书评，这个学期讨论到的四种书，包弼德的《斯文》、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艾尔曼的《从理学到朴学》，我都写过书评，但是，我写出来的，可能只是有关书本身的一小部分，为了评论这些书，你得了解更广大的背景、更多的行情、更宽的视野。比如讨论包弼德，你要了解“唐宋变革论”的来龙去脉，唐宋历史的研究状况，否则怎么能够了解和评价他的书里的那些叙述?又比如，讨论余英时先生关于朱熹的论述，你要研究过去对于程朱理学的研究，了解朱熹更多的活动，否则无法知道余先生的意图和指向。再比如，关于沟口雄三的亚洲和中国研究的思路，你要了解日本中国学甚至整个东洋学的历史和现状，否则也无法知道沟口理论和方法的日本背景。最后，你要讨论艾尔曼的清代学术研究，如果不知道自梁启超、胡适、钱穆、杨向奎以及余英时以来，学术界对清代思想与学术的研究，怎么讨论艾尔曼的得失?

三、书评的具体方法

所以我说，书评也许只是你背景知识的一个体现，伯希和、杨联陞他们之所以能够从容地评论不同领域的论著，是因为他们自己肚子里面有“货”，也就是说他们胸中的知识更广更博。可是，具体到写书评上来，这种书评又必须针对要评的书本身，不能信马由缰乱发挥。正因为你要围绕评论的书来写，所以，这本书的问题和内容，就是你讨论的边界，限制了你的边界，反而比自己的论文更难写。我想，除了要有广博的知识和犀利的思路之外，还需要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检查史料和重复历史。也就是说，对你要评论的著作或论文，最好要重复检查它，或者至少检查书里的一部分历史叙述，同时考察它所用的资料文献，追问它结论的证据是否可靠可信。

我举一个例子。1935年邓广铭给柯敦伯《宋文学史》写评论，不仅指出这书十万字，“其中什九均是从各种诗文评话一类的书中抄撮而来，其中尤以抄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者为最多”，还具体举出第一章绪论，抄自风马牛不相及的《四库总目》“诗文评类小序，第二章第八节《晚宋的文风》开头五段抄自《四库全书总目》中有关《古文关键》《崇古文诀》《文章正宗》《文章轨范》《论学尺绳》的提要”，痛斥其“无聊的抄撮”之“荒谬”;而且还指出他的子目与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卷八章节完全雷同，论述也大同小异，指出“柯君虽将一切无用的材料都抄来了，却单单缺少了文学史中所最不可缺少的那些”。[5]看了邓广铭的书评，你就知道柯敦伯这本书没有价值了。现在，很多论著都是抄袭拼凑而成的，虽然我不赞成给这些烂书写书评，但是总得有人去当啄木鸟，把这些书给揭发一下。特别是一些似乎很高明很宏大的著作，乍一看很绚丽，但是经不住你把材料一一对比，一查对，你就发现它靠不住了。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看陆扬给《贵霜佛教政治传统与大乘佛教》写的书评。古正美教授这本著作是1993年台湾允晨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它讨论的是贵霜王朝的月氏王丘就却(约50-78年在位)所奠定的、身兼圣者与王者(类似现在的政教合一)的佛教政治传统，以及这种传统如何在其去世之后被印度化，而后贵霜时代(187-244)色腻色迦及此后几世，又如何引用佛教政治治世传统，并遭到亡国命运。由于作者认为，这一佛教政治传统，因为佛教传入中国而影响中国，所以非常重要。这本书长达670页，讨论的是一个一直不很清楚的历史，需要的又是很多种语言文字的文献，所以，很不好判断其是非。但是，是否真的是这样呢?我们看陆扬的评论，他的评论很长，指出的问题也很多，我们只看他的第一个驳论——

古氏先把“月支”或“月氏”说成是意译“月之支护”，是崇拜月亮的民族。又把支娄迦讖所译的《伅真陀罗王所问如来三昧经》中“伅真”还原为梵文candra(月)，把“陀罗”还原成梵文Dhara(支持)，所以伅真陀罗其名为“月支”。然后，她又把“香山”当作犍陀罗(candhara)，而这部经典中有记载“伅真陀罗”和“犍陀罗”两部，伅真陀罗是外来的统治者，犍陀罗是本地土著，伅真陀罗王就是外来的、建立贵霜王朝的丘就却，他就像这部经典中所说的，从外而来，建立了佛教帝国。但是，陆扬经过梵文、佛经的对比，指出这根本是错误的，因为“伅真陀罗王”的意思是“大树紧那罗王”，梵文的druma

kimnara就是“树”，因为“真陀罗”是不可分的一个词，而《伅真陀罗王所问如来三昧经》刚好有一个异译本，就是鸠摩罗什译的《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因为《伅真陀罗王所问如来三昧经》是支持“月支”和“丘就却”论述的唯一文献，这一文献依据被推翻，那么，这本700页的大著就站不住脚了。难怪他会这样批评：“(古)的种种观点全都是建立在错误的认识之上，而绝大部分的关键性错误，是由于他的历史方法、佛教文献学、和印度中亚语文方面缺乏基本训练所造成的。”

所以，我建议写书评的人，最少要把这本书的某一章，最好是关键的一章，重新核查一下它的文献资料，看看它是否断章取义，是否隐瞒证据，是否张冠李戴。特别是有的时候，作者为了表示自己的独特发现，常常隐瞒对自己不利的证据或者湮灭某一说法的来源，你就更要细心了。像谢无量《中国古田制考》讨论古代中国的土地制度，谢是一个写了好多书、什么书都能写的人，吴志慎就看出他有匆匆抄撮的特点。虽然吴志慎在关于《中国古田制考》的书评里面说得很客气，但是，他绵里藏针地说，你的新意见，好像都和日本人加藤繁的“英雄所见略同”呀，他把两种书的相同处一一列举出来，还说得很妙，说也许不应该怀疑谢的人格，不应当说这是“取法奸商，假造国货”，但如此雷同，是不是证明了日本人的著作译得还不多呢?如果译出来了，恐怕谢无量先生“看见自己的心得早已被人说出，也许就要搁笔，比较省一点力”，批评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这种功夫是“挖墙脚”的功夫，你书写得再花哨再漂亮，只要指出你的史料错误，就像是沙堆上建大楼，地基一垮，就土崩瓦解了，这叫“釜底抽薪”，是写书评的人要注意的，更是写书的人要注意的。

第二，理论基础和方法检讨。对要评的论著，要检查其整体是否站得住脚，尤其是要检查它的理论观念和研究方法上的问题，不仅要追根溯源看它的理论方法，而且要看它是否“原原本本”。

这里也举一个例子。余英时先生曾经写了几十页的评论，讨论狄百瑞的学生钱新祖的英文著作《焦竑与晚明新儒学的重构》(Chiao Hung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NeoConfucianism in Late Ming)。钱新祖的这本书，研究明代学者焦竑，用了很多西方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像“诠释学”、“对话理论”、“语言分析”等等，简单地说，他的结论是，焦竑的三教合一思想是对国家正统思想程朱学说的反动(Revolt)。但是余先生指出，首先，钱的“重构”方法和“对话”途径是有问题的，他所谓与焦竑“对话”的方式，越过了历史背景和现实策略，走上“六经注我”的路子，余英时指出，当你把古人当作一个“沉默不语的伙伴”时，常常可以任意解释，尤其会把新儒学当成语言游戏，这是反历史的推断。

余先生的意思是，你研究思想史，必须把研究对象放置在历史中间，这和斯金纳的思路是一样的，绝不可以把对象从它的位置上任意抽取出来，把本来无法说话的古人当作对话的对手，把自己的想象强加在他的身上。其次，当你把古人放置在历史中间的时候，你就要恢复历史语境了，可是恢复历史语境靠什么呢?当然就是靠历史文献，但是他指出，钱新祖对于焦竑思想的表述，依赖的却是黄宗羲的叙述及一些二手资料，忽略了同时代人对焦竑的记载和叙述，甚至连同是万历年间人的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的资料都没有用上。余指出：(一)作者忽略了“历史重构”的过程，“没有认真把思想作为对过去的重构”，而是过于主观地想象历史;(二)作者没有认真考虑明代三教合一观念的起源和发展，尤其是王阳明、王龙溪的三教观，脱开了王龙溪这样的重要环节，必然不能正确了解焦竑思想;(三)把焦竑和戴震、章学诚的思想关联起来，缺乏证据。所谓“气”的哲学与考证之学有关的说法，根本是没有根据的“揣测”。

换句话说，如果把焦竑当成古今可以随意隔空对话的抽象“人”，而不是生活在晚明历史环境中的具体“人”，晚明就变成抽空的时代，而不是具体的历史了。这样研究好像可以很随意也很惬意，但那只是主观的形上玄思。也许，有人会说，这好像是历史学家批评哲学家，用历史尺度来衡量哲学论著，但是，在学术上面并不存在汉宋之争，无论什么研究，都先要回到历史语境，不违背历史，也不违背逻辑，是最重要的。

当然，这种批评也有可能落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执一词的麻烦中，很多书评尤其是观念性的书评，常常会这样变成立场之争。但是一般来说，一种观念需要有资料作基础，如果是历史著作就更需要有文献证据，如果证据不足，或者证据根本错误，那么你的观念性分析也就站不住脚。这是一个通例，比如前面我们说到的，余英时先生对钱新祖的批评中，最让钱氏无法正面回应的，就是第二节里批评他在描述焦竑“这个人”的时候，主要依靠了《明史》和《明儒学案》，“这两本书已经被证明通常是不全面或不精确的”，余先生指出，钱新祖并没有去寻找“当时的一些原始资料”，比如谈焦竑的《养生图解》，就依据了后世的《明史》，却忽略了同时代朱国祯(1557-1632)的《涌幢小品》，谈焦竑和李贽之间的关系时，就依据了晚出的黄宗羲《明儒学案》而没有重视同时人沈德符(1578-1642)的说法。余先生重重地说，“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在方法论上重视二手资料而忽视当时人的记述，是说不过去的”，特别是他由于忽略了这些资料，也忽略了1597年焦竑遭致贬斥并流放福建，最终结束政治生涯这一重要的历史背景，甚至连焦竑写给释鲁庵的信中提到的“修业”，本来应该是“修科举业”，也被钱新祖误解为“修因果业”，以便自己对焦竑佛教思想作发挥和解释。

因此，我们就知道，在这种文献基础上得到的思想史结论，就很难让人相信。

四、从书评到综述：如何写博士学位论文的首章?

现在我们要从学术书评，进入到研究综述的写作。其实，说白了，研究综述就是“集束式”的学术书评，就是要在整个问题领域的历史综述中，对论著加以学术史的定位。

这个方法对于我们的博士生、硕士生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为什么?因为你的学位论文前面的研究史，就是一个你从事的研究领域的学术史综述。而你看到的每部论著，都必须搞清楚它在这个领域的地位和意义。它是否是这个问题领域的开创性著作?在这个问题领域中它是否在史料上有发现?它的结论是否推进了这个问题领域的深入?或者反过来说，这部论著在这个领域是可看可不看的吗?这部论著是一本抄袭或剪贴的东西吗?这部论著是没有任何创见和新意的吗?如果你不是在做学位论文，当然也许不必看这些没有价值的书，可是如果你是在严格地按照规范在做学位论文，你就不得不看这些东西。我以前常常在万圣书园里面乱翻书，现在偶尔到鹿鸣书店去看看书，总觉得现在书店里所谓的“学术书”真是太多了，多得看也看不完。可是，这种数量的繁荣背后是什么?是根本找不到书看，就像当年金克木先生和我说的那句话，“坐拥书城，无书可读”。因为大多数书确实是可出可不出、可看可不看的。说句极端的话，如果是本“烂书”，看看还能搞笑，如果连“烂书”作为笑料的意义都没有，看了味如嚼蜡，还倒胃口，那才倒霉。

为什么有这么多书?因为好多人有研究经费，又可以补贴出版社，还可以向教育部、国家社科基金交差，所以，作者就乱写，出版社就乱出版，这使得现在的学术研究，已经不再是“研究”，已经变成了泡沫“生产”，甚至连“生产”都不是，因为它既不管是否销售得出去，也不管是否会产生价值，而且连是否产生垃圾都不考虑。

话说回来，你写学位论文又不得不捏着鼻子看这些东西。前面我们讲了，你不了解和说明既往的“研究史”，既无法证明你没有剽窃和抄袭，也不能说明你有什么进展，所以还得看。这叫“披沙拣金”，是否有“金”还不知道，但你还得“拣”，也许一粒“金”也没拣着，那也好，这说明前面没有有价值的研究，我可以“而今迈步从头越”。可是，当你看到一些值得讨论的书(不一定是好书，也许是烂书)，你就要说明，它的意义在哪里，或者问题在哪里，这个时候就要把它放在整个问题领域中讨论了。

前一段，有个博士生要做一个有关清史的课题，他看了一些美国最近流行的新清史研究著作，特别是欧立德(Mark C.Elliot)的《满洲之道》、米华健(James Millward)《新清帝国史：内陆亚洲帝国在清代承德之形成》[8]，以及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濮德培(Peter Purdue)、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的部分著作，他很想在这方面找个题目做。后来他告诉我，他最受益的，倒是来自卫周安和欧立德的两篇综述，一篇是卫周安发表在Radical History Review第88期(2004年冬季号)上的《新清史》(The New Qing History)，一篇是欧立德关于新清史的介绍，也曾经用日文发表在日本的刊物上。他从这两篇综述性的文字中，了解了新清史的全貌，知道各种被称为“新清史”的著作，大体位置在哪里，它们的旨趣是什么，有什么共通性，也大体上了解了“新清史”从罗友枝与何炳棣的辩论起，到柯娇燕和欧立德对满族族群意识的研究，高彦颐和曼素恩对清代女性精英的研究，米华健和罗友枝对清代边疆与皇权的研究，这样一个历史。我觉得综述其实就是简单明了的书评的汇集，要把同一领域的论著的内容和要点勾勒出来，对它在学术史脉络里的意义进行评述，通过这种综述，你可以知道(一)新清史不再把清代看成是明代之后，可以算在二十四史之后的一个中国王朝史，而且是一个包括满蒙回藏的大帝国，应当放在世界史里面研究;(二)清朝皇帝不仅是汉族中国皇帝，而且是各族的大汗、蒙藏佛教的菩萨、满人的首领;(三)清代的思想文化史不应当只是汉族儒家、经学理学的内容，而应当重视满、蒙、回、藏的文化，以及它与周边、甚至欧洲的文化交换。所以，后来这个学生选择了乾隆中叶在承德接待蒙古、朝鲜、安南的礼仪活动作为题目，避开一些热门课题，他也懂得了，要重视礼仪活动中满族统治者的色彩，以及承德的各种宫廷建筑为什么如此设置，这又是接受了新清史研究的方法提示。可见这种综述，对他的论文很有帮助。

我还要举一个我自己写的书评为例。1998年，台湾一个学者来信邀请我给他关于“近代中国佛教”的新书写个评论。我那个时候对近代佛教的复兴、日本与中国的佛教交往、西方思潮影响下的中国佛教都有兴趣，也正在写《中国思想史》的第二卷后半部，所以就借了这个机会把1989年以后差不多十年间出版的有关近现代佛教历史的书，统统看了一下，看了以后，觉得虽然中国晚清民初的佛教史研究有了一些大的进步，但也有一些共同的问题，所以，就决定不再单独为一本书写，而是写了一个综合的述评《关于近十年中国近代佛教研究著作的一个评论》。

在这篇书评里面，我一个一个地介绍了这些论著的问题，虽然各有建树，但有的次序混乱，有的有缺略，也有的不规范，但根本上来说，都有一个很重要的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在看上去对近代佛教史很全面的叙述中，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和“自身脉络”，所以，研究者事先已经不自觉地接受了过去社会史与政治史对“近代史”的预设，比如把魏源、龚自珍这些“近代先驱”算成是“佛教复兴”的先驱，以“反帝反封建”作为“佛教史”的主脉，把这些预设当作叙述近代佛教史不言而喻的起点、背景或基础。这里的弊病是什么呢?就是近代佛教史的因果溯源，被政治史与社会史左右着，但是我要问，近代佛教史的变化，除了有对于政治和社会变化的刺激的直接反应外，还有没有更深的背景、更直接的刺激和更具体的原因?因为这里有一个需要讨论的根本性问题，就是关于近代中国佛教史的这些分析，是否一定要依托政治史和社会史作为自己的基础和背景?我很不理解，为什么一定要按照政治史或社会史的脉络来分析宗教史?

我总觉得，晚清佛学的兴盛，除了这些社会的政治的背景之外，还与很多具体的、直接关系到佛教的背景有关，比如，(一)当时人希望借助佛教知识来理解并超越西学，尤其是科学、心理学、逻辑学;又如，(二)当时人对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佛教的历史有误读，觉得日本之所以崛起与佛教护教爱国的精神力量有关，所以特别希望兴起佛教，来刺激中国人的群治和精神;又如，(三)刚好佛教经典尤其是佛教唯识学的经典，在那个时候反传中国，刺激了佛教的兴起和转向;再比如，(四)有人相信，作为边缘知识的佛教大乘学，可以瓦解人们思维和观念中对“主流”与“中心”的固执。所以，晚清民初佛教兴起的原因相当复杂，我曾经写过好几篇论文讨论它。唯其原因复杂，所以，在分析晚清以降的佛教问题时，就需要发掘更多更细的文献，涉及更多的事件和人物。

假定说，你要准备写一篇有关晚清民国佛教史的博士论文，如果你把你之前有关的著作阅读过，并且加以这样一番述评，那么做到这里，是否就可以从上面所说的，前人论述所缺略的四个方面，开始自己的论述了呢?

第二篇：葛兆光：关于《学术研究入门手册》的对话

葛兆光：关于《学术研究入门手册》的对话

葛兆光：关于《学术研究入门手册》的对话

跨入“学术研究之门”可以可能？

在我们由“研究生”通向“研究者”的漫漫征途上，我们将经受重重考验：修习课程学分、撰写课程文章、接受中期考核、发表学术论文、进行开题报告、写作毕业论文、智闯论文答辩„„这一路上，如果你不能拿出做回“研究僧”的勇气、不能生成“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决心、不能做好 “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准备、不能内置“青灯、黄卷、一书虫”的图景，你就可能永远找不到“学术研究之门”，除非你是个天才。葛兆光先生说“研究生教育不是教天才，而是保证一个底线”。如果你是天才，可以无师

自通，跨入“学术研究之门”于你或许就如跨过自家的“大门”那样简单。如果你不是“天才”，找寻起那扇通往象牙塔高层的“准入之门”，也许，就非易事。你需要自己“努着力”，更需要导师在上面“指着引”、同道在身旁“鼓着气”、师弟、师妹在楼下“加着油”„„傅杰先生回忆起自己的读研生涯，他说那时选择“读研究生”也就是选择了“学术人生”；葛兆光先生在清华学习时，会去图书馆的夹层翻阅自己的前辈所撰写的毕业论文，一次他发现了陈寅恪先生给学生论文所留下的批注：如果你不讲清楚这点，你就导致两个后果„„杨泽波先生在复旦求学时，发现了复旦文科图书馆的“三楼半”，大量原先在外面根本看不到的书籍让他突然发现“中国哲学原来还可以这样做”„„“自身的努力”永远是第一位的、“自身的努力”是三位先生由当年的“研究生”转变为今天的“研究者”的根本保障。

但他们又不仅仅是“研究者”还是“教育工作者”。葛兆光先生承认“现在的博士、硕士研究生的水准有些下降”。但是，他并没有责怪学生的意思，而是更多地将责任揽在了自己的身上：当老师的要反省自己给了学生什么？老师要给学生本学科研究领域的历史、方法、视野。于是葛先生萌生了出版一套《学术研究入门手册》的想法。想法得到了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复旦大学出版社等的鼎力支持。2007年9月23日，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联合倡议下，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社科院等数十所高校、社科院的近30位知名学者齐聚复旦大学，为 《学术研究入门手册》的编撰工作出谋划策。编者就研究生如何跨入“学术研究之门”、如何编撰《学术研究入门手册》等话题分别采访了葛兆光、傅杰、杨泽波三位文史哲领域的专家。相信三位先生讲述的“学术人生”、编者与先生们的对话能对大家的研究与学习工作有所帮助。

（宋伟）

历史、方法、视野：关于《学术研究入门手册》的对话

宋伟 刘堃

研究生教育不是教天才，而是保证一个底线

记者：您是如何想到要策划《学术研究入门手册》这套书的？您策划这套书的目的是什么？

葛兆光：其实我们关注教材，关注教科书已经很久了。我以前也写过关于历史教科书的文章。因为，教科书是争论很多的一个领域，日本、韩国、台湾的历史教科书都引起了较大的**，我常讲：“一打著作的影响，比不上一本教科书。”我想，教科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很多的年轻学者，从大学以来，他的成长是和教科书联系在一起的：他的学术生涯和学术基础也许都是在教科书里发展起来的。包括我们学术研究的一些弊病，也是从教科书那里来的。你看我们有些人写的论文，就是教科书的一章、一节的放大，实在是没有意思。但是，我们这次编写的，似教科书，又非教科书，我们是想编一套给刚刚入学的硕士研究生一个研究入门的引导手册。我们想了很多名字，“研究入门”，或是“研究手册”，名字还没有定，但是这个想法我们已经想了很久。我个人特别关心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是教师，当了多年教师，觉得教书是我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一直在关心这个事情。另外，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现在招收硕士研究生的地方很多，到处都在招收硕士。不像博士，门槛比较高一点，有些地方没有设博士点，它就不

能招。但是硕士点很多，可各个学校条件不一样。有些学校的老师，视野宽一点，方法好一点，教的学生可能就好一点；有些就不行。有些学校，图书馆好一点，有些学校图书馆差一点，在一些学校，你研究的领域的很多东西，就看不到了。所以，如何使得大家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能够有一个基本的规范性的训练，这是我们正着力做的工作之一。有一个理念我一直很强调：研究生教育不是教天才，而是保证一个底线。就是说，天才我们教不了，天才是自己就出来了的，但是，老师的责任是使得所有学生包括最差的学生也能够站在基本水准线之上。我们现在编这个教材、这个入门，目的就在于保证学术训练的基本底线。

记者：就如同木桶原理，要提高最短一块板的高度？

葛兆光：这还是有些不同的。最短的一块板决定了木桶的容量，一旦短了，水就流出来了。硕士生教育不同，即使教得不好，也可以有天才的出现。但是，我们不能用天才来衡量我们的教育，而是应该以最基本的水准不低，来衡量我们的教育。这就是我们编这套书的目的。

我是老师，老师就是把方法传授给你

记者：您前面说似教科书，又非教科书，能不能在具体讲一讲？这套书的体例、大致内容是什么呢？

葛兆光：我们的书还不完全是教材，而是入门引导，研究手册。所以，我们编写的时候强调给学生三个方面：

第一，你这个学科的历史、研究的领域如何？

第二，你这个领域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什么？

第三，你应该有，或者希望你有的学术视野有多宽。

这是我们要做的。所以我们在设计这套书的时候，花了很多精力去研究怎样去编，怎样才能使硕士一年级的学生，能够接受一个比较全面的历史、方法、视

野的熏陶。所以，我们准备把书分成四大块：

第一，学术史。就是说你这个领域，过去和现在，国内和国外，都做了些什么研究。例如你研究王阳明的学说，我们就从晚清到民初、日本到中国当时对王阳明思想学说的论述开始说起。因为你讲了研究史之后，就可以使年轻的研究生知道，前人做了些什么，还有哪些没做，我可以去做哪些。因为现在很多研究生根本搞不清楚，或者说根本不愿意搞清楚前人做了些什么。什么东西似乎都是我自己发明的。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以前我在清华大学，去翻30年代的大学生的论文，发现过陈寅恪先生的批注，大意是，如果你不讲清楚这点，你就导致两个后果：第一，你说明不了哪些是你的新发明；第二，你无法避免抄袭的嫌疑。也许你就是抄的，你把前人的东西都隐没了，不说了。所以，你一定要有证据证明自己的研究有新意。所以，第一部分就是你研究的这个领域的历史，简单说就是学术史。学术史也要训练，每一个学科的人都应该有学术史的意识，尤其是硕士，一进来就要有这个意识。

第二，基本的研究方法。我觉得方法很重要，以前有句话说：“莫把金针度与人”，就是说不把方法交给你，你还得听我的。但现在当老师不一样，你就应该把方法交给人，“点石成金”，不是说给他金子，而是给他那根点石成金的手指头——这个是真重要的。我们现在当老师的，不是以前的戏班子的班主，教会了徒弟，就饿死了师傅，我们是现代大学的老师，就是把方法传授给你。第三，研究示例。这一部分继续讲方法，但是讲的是个案、是示范，因为我们针对的对象是硕士，硕士与博士不同，还很年轻，刚刚入这一行的门没多久，所以，我们准备在第三部分选择一些可以模仿的、也是最优秀的研究论著来介绍。比如，我们过去一百年里面，有几篇文章，或是几本书，是最精彩的。你可以看人家是怎么找材料，怎么去切入，怎么分析，怎么得出结论。

第四，学术视野。我们希望所有编写者用比较大的篇幅来开参考文献。这参考文献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基本文献”，一个是“进阶文献”。前者就是说，你最起码这些论著要看过，不看不行；但是，如果你要更深入地研究，一些更专门、非常深的论著就要看了，我们再给你开第二个书目。这两部分加起来，要占到全书的三分之一。为什么呢？各地的图书馆不一样。有些图书馆里没什么好书，但是，好在现在网络很发达，开了这个文献之后，有些书万一在图书馆里找不到，可以通过网络去找。

记者：大篇幅地看参考书目？ 有必要吗？

葛兆光：很有必要。这个参考文献有三个作用：

第一、规范作用。看过参考文献之后，你就知道哪些是基本文献，哪些是参考文献，哪些是偶尔参考的文献。总归有一个次序。我发现，很多学生没有这个意识，有些很边缘的、很零散、很犄角旮旯的资料都引用了，最基本的文献却没看！这就不是专业人士，是业余人士。我经常用下棋的比喻，就是会下棋的人，行棋的次序是不能错的，你就是先守角后占边然后再去围肚子，这是基本方法，也是专业棋手必须训练的最基本的堂堂正正的“内功”。出来一个业余棋手乱杀一通，出边锋的，走怪招的，什么都来了，那不行。你开出了基本文献和进阶文献，这就能做到这一点。

第二、厘清主次。让他知道自己研究的这个领域有多大的范围，有多少的论著，千万不要以为这个领域，就是那么几个东西在那里，你要知道更广阔的。很多东西你都要知道。你不能说，我找不到，算了，我就看这一点，凑出篇论文。

那不行。至少最基本的东西你都要看了。所以，你看我们比别人要正规一点，就是说，看的文献还算比较全的，有次序的，有轻重缓急，主流支流还是分得清的。第三、开阔视野。我们对硕士生要求要有更广阔的国际视野。我们也要求他们多知道点事情，现在中国人文学科的研究，已经不能是闭关自守，可以自己关起门来吃大锅饭的时代了。你这个“文本”，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可以研究。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要在华山论剑，而不是自己搞一小圈人在那儿，拿着竹剑、木棍在那儿随便打一打，就算“我是东邪”、“你是西毒”了，好像都已经占了山头了。你得有这个气魄，将来你读到博士，或更高的学位，你的视野要宽阔。这样整个书就分为四个部分，这四个部分看起来没有跟你讲你要研究的东西，比如说你要研究宋代思想史，它并没有跟你讲宋代思想史，但是，它给你的是宋代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基本方法、研究的视野和文献。这样它有点等于是带点工具书性质的东西，这样的东西，我们就想，它是不是应该叫“手册”。

让学者都写自己擅长的领域

记者：这套书大概会出多少本？请多少位学者来撰写呢？

葛兆光：因为我们现在还在摸索，我们先在人文学科领域里试验，就是文史哲，我们先从这个方面开始。但是，我们不打算按照学科分类表上的那种分类方法，而是按照学者的专长，可大可小，根据自己熟悉的擅长的领域来做，这样才可能写得比较深入，他可以把他知道的方法、文献等都讲出来。所以，与其按照学科分类表呆呆板板的、好像面面俱到，还不如让学者都写自己擅长的领域。目前，我们有三十个左右编写者，有复旦的，也有复旦校外的，有上海的，还有海外的。我们都统一要求，给学生一个示范性的东西。今天我还跟他们讲，干脆按照研究生院规定的学位格式，这样我们现在写的这个书的格式，就是研究生将来论文的格式，照着这个格式写就行。

记者：您打算写哪一方面？

葛兆光：我现在没时间写。我们请来那么多好的教授来做，我的责任只是建议。

记者：您既做“领队”又做“运动员”不是更好？

葛兆光：因为我想我可能没有时间来做。但是，我会把我的所有想法随时告诉大家，如果大家觉得我的想法可以接受，那么，大家就按照这个方法，都朝着这个方向去做——因为我们目前研究生阶段没有什么教材，我也不希望有什么教材，我希望的是方法和引导，不要那种硬灌的教材，因为教材一旦搞得不好，你的思路就被框住了。

记者：是不是可以给传统教材一些新内涵？

葛兆光：传统教材需要两种东西来补充。一种东西是方法、引导，一种是参考资料，给你编很多参考资料，就是文献。过去我在清华，编过《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让你看资料，有很多好处，第一，你接触了原始文献，不至于说人云亦云，而且你还是真读书，读很多文献；第二，资料不限制你的思路，可是教科书，有脉络，有结构在里面，理解视野就被框住了；第三，参考资料是开放的，里面有进一步延伸的阅读。所以，一方面是参考资料，一方面是方法，两者结合起来，比现成的教科书好。教科书，研究生不应该有，不需要。它应该是一方面

是参考资料，一方面是方法。这两个加起来好一点。

学者不能只做学术研究

记者：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成立之初，您曾说研究院的使命在于为中国寻找多面“镜子”。这是一个很“崇高”的目标。最近，文史研究院的一些老师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经典100句》，你写了序，现在又策划研究生入门手册。您如何看待研究院在文化普及和学术普及方面做的工作？

葛兆光：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学者不能够只把学术研究出来就完事，而是要把研究出来的学术，让更多人知道。所以，一次我接受《南方周末》采访的时候讲了一段话，大意是说：现在的传媒，有时水平很差，可是，你不能老批评它，你批评它，你的责任在哪里？那个文章的标题是我自己定的。我说“要共同提升，不要一起沉沦”。就是说，我们得有责任让这个媒体水准变得高点。所以，我不反对学者参与公众传播领域的一些活动。与其让那些不通的人，让那些歪门邪道的人去做，整天在电视上胡说八道，还不如你去出场，你应该去提升媒体的水准。其实，我讲的那段话很多人误解，认为我支持于丹，其实，我虽然不反对于丹这样的说法，但是，我更希望有讲得更好的人去讲，你不能一棍子把于丹给打死了。你说我们这些学界的人有没有责任？

要去做点教材的工作，要做一点传播的工作。我们有些老师，就自己研究的那一亩三分地，关起门来什么都不管。可是，你作为一个学者，有没有一个社会关怀？你要有社会关怀。如果你就只会指责人家，那怎么行呢？你自己去做呀！对于教材，有人——我不这么认为——但是有人这么认为，最高明的学者，都不写教材。写教材的都是不高明的学者。那好，学生们看得都是不高明的教材，那还成什么话？是不是？这个做法就不对。应该是一流的学者来写教材。你想，Braudel算了不起吧，他也去做欧洲文明史的教材《文明的文法》。再比如说，以色列人研究犹太历史，那么多重要的学者，人家要研究专业的话，他研究死海古卷，那多专业呀！可是，人家一边在研究死海古卷，回过头来也写以色列史，犹太史的基本教材。那里面有很多促使今天的犹太人凝聚起来、形成一个文化共识的意义。我们的学者为什么不去做一点教材呢？我们的教材真的不是很理想。改革开放以后，大家觉得写教科书不算什么，觉得它不能体现我个人的成就。其实是应该写的，应该由一流学者来写最基本的教科书。

当老师的要反省自己给了学生什么？

记者：您认为当下部分硕士研究生甚至少数博士研究生难入学术之门的原因何在？

葛兆光：我们现在的博士、硕士研究生的水准有些下降，当然这个话不好一概而论。也有些博士就比较好。现在关键问题是水平参差太大，还有呢，我们可能要求偏松。有很多学生觉得我可能比较严厉。包括我参加答辩的时候，可能学生会觉得很狼狈。我要挑很多问题来问，而且我要挑的还不是细节问题，可能整个你的论文都要被推翻掉。有人就不愿意找我当导师。找我当导师很惨，但是，事实上相处长了，学生会明白老师的苦心。我们的学生，尤其是毕业了的学生，事后会想到，哎呀，幸好老师要求严格一点，否则的话就„„当然，我们也听到学生说，好呀，我们老师连管都不管我们。可是“管都不管我们”有什么用？你

那个时候快活，日子好过，但是，答辩的时候就麻烦了，老师要使出浑身解数保他过关，这样有什么好？将来做什么都不行。我是觉得，研究生的水准参差不齐有很多原因，老师的要求是一个，老师带的学生太多也是一个，没有很好的入门方法的引导也是一个，整个社会对于人文学科的漠视——好像很多好学生都不愿意学这个——也有关系。还有，我们现在人文学科的学生，越来越技术化和专业化，缺少了问题意识和社会关怀，他在人文学科领域不大会有好的选题出来。这都是有关联的，我们整个人文学科领域的水准，我不敢说它完全在下降，但是现在确实令人担忧。

我们要守住那个基本合格的底线，好像都不太容易了。我们要自我检讨，尽管制度的问题我们没办法改变它，但是，我们仍然要反省，我们当老师的，到底给了学生什么，我们现在编这套书，起初的动机也就是这样。

第三篇：书评怎么写

《七七事变》书评

地理科学学院2010级二班徐小畅学号：20102601038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彻底打败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抗日战争的胜利不单单只是某个党派的努力奋战，而是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全国人民用鲜血换来的民族正义战争。为了进一步了解前期中国军民的抗日战争，我到图书馆借了由戴守义，秦德纯总编的 《七七事变》。

戴守义（1905-），是河南沈丘人，毕业于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二期，后任国民政府河北省保安第一旅少将旅长。戴守义在七七事变前就率部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在丰台车站的挑衅，表现了一位爱国军人的民族气节，卢沟桥抗战中，又担任战地南线指挥所指挥，为捍卫祖国尊严而浴血奋战，为祖国抗日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是一位应该受到我们尊重与纪念的抗日爱国将领。在1939年湖北“冬季攻势”中，戴守义将军指挥一个团，进攻日寇在当阳城内的师团司令部，受到通令嘉奖。秦德纯（1893～1963）中国国民党军将领，1916年保定军官学校第二期步兵科毕业。曾任北京政府陆军第5师团副，皖系参战军第1师参谋。

该书是由经过审慎选择和核实的全国政协和各地政协征集的原国民党将领回忆抗日战争的文章汇编成的，旨在反映中国军民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中战争全面爆发前的序战和抗战初期平津地区，平绥路，平汉路北段和津浦路北段抗战的经过。

与其他介绍七七事变的历史书籍相比，该书最大的特点是通过不同亲身经历抗日的将领和士兵的回忆，多角度的描述抗日过程各个事件的发生。全书58节，总共有58个回忆者。由于是真实的亲历者，通篇充满悲愤激昂的感情，读来令人心潮激荡，感慨万千。其次，该书采用概况性的小标题将每一节划分为几个部分，使每一节中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和联系显得极其清晰。

通过对整本书仔细的阅读，我对抗日期间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以及当时被侵略地区的人民有了深刻认识，特别是看到中国军民尤其是东北人民奋勇保护国家的爱国热情和民族义愤。如在山海关防御战中，何柱国所指挥的军队口号为“以最后一滴血，为民族争生存!以最后一滴血，为国家争独立!以最后一滴血，为个人争人格!"(130页)早期国民党的妥协不抵抗政策导致了东北三省迅速落在敌人手中，在后期国共合作并联合全国人民共同抗日期间，通过平津路抗战，平汉路北段以及津浦路北段抗战等积极抗日战场，将日军从中国境内驱除。由此可见，日本吞不下东北，并不是单纯依靠国际联盟和九国公约就可以实现的。事实证明，打败日本需要经过八年全国抗战与联合世界上一切民主力量击毁整个法西斯反动力量。俗话说，团结就是力量，在对待外敌的侵略时，只有整个国家军队力量和人民力量团结一致，才能真正保卫国家安全。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了震撼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经过几次战役如双城阻击战等，最后东北沦陷于敌人手中。在九一八事变这一张中，作者认为日军的侵略是蓄谋已久的，同时，作者

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极其愤怒，这种不抵抗正是东北迅速沦陷的重要原因。作者在描写这部分时，对事变前的整体背景从各个方面作了详细的描写，如对中村事件始末的描写，充分的证实了日本的侵华早有准备。同时，作者对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挥洒了不少笔墨，特别是对张学良的心理描写，如“张学良对于东北的问题，国难家仇，痛苦极深。战乎？和乎？矛盾丛生。”生动的写出了张学良欲带领爱国军民抗日，又不敢违背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当赵镇藩向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报告时，荣臻因执行蒋介石的策略而下达了该命令。在日军对东北进行轰炸进攻这个关键时刻，重要的将领如张学良，荣臻都应受南京政府的控制而无法积极领导抗日，步步撤退，日军则猛烈进攻。在这种情况下，东北的沦陷几乎可以说是必然的。

一二八淞泸战役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第一场重要战役，也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1932年1月28日第十九路军在淞泸一带开始了血战。在这一章中，作者从多角度的描写极力的表现出第十九路军的奋勇杀敌和爱国卫国情怀。作者通过描写敌我双方机械装备的鲜明对比，如日军用的是炮舰，飞机，而我军用的是高射炮，步枪，轻机枪，而敌我军队的损失相当，甚至我军的伤亡人数比敌方还少，从而突显出我军在战役中的英勇奋战，特别是在守备吴淞的战役中，一连倒下一连接战，一个个惊心动魄的场面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在其中的一个小战役七日之战过后，作者通过插入总理夫人宋庆龄到战场前线慰劳我军将士以及为了纪念阵亡战士而在广州市建立了

第一座第十九路军淞泸抗日阵亡将士园墓和纪念碑的事件，深刻的表现出第十九路军在此次血战中的影响之大。同时，作者在对一二八淞泸战役的描写中，详细的介绍了该战役的经过，在每次小战役中都细致的记录了作战军队是第几团第几营以及受伤战士，将领的确切人数，给人以真实感。在该次战役接近尾声时，作者引入了廖仲恺先生的夫人何香凝女士的诗句«赠前敌将士»，不仅充分的体现了她本人以及举国上下的民族义愤和爱国热情，而且为该章添加感情色彩，使其仅仅只是单调的战争描写。

在接下来的长城抗战中，作者通过张学良下野等事件的描写着重于反面抨击了蒋介石幻想利用国际联盟的力量对付日本，采取妥协求和政策订立了城下之盟«塘沽协定»，并使国土进一步丧失，国家主权进一步遭受侵犯，同时对1933年山海关防御战和古北口抗战作了一定的描写。在该章中，作者引用国联代表肇基，冯玉祥对蒋介石的评价揭示了当时蒋介石领导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懦弱，而不是自己发表评论，使其观点更具客观性。对于该章里面的重点评论，作者采用了对比的写作手法，揭示了当时人民在政府的影响下，愚昧的认为不必流血，单纯依靠西方列强就可以强迫日本退出中国。同时，通过描写南京国民政府运古物于南方这件事，以小见大，充分反映了当时政府不顾人民安危，对整个河北，北平的安危置之不顾。在逼蒋介石辞职这部分中，作者采用设问的方法，引起读者的好奇心，然后再揭示了蒋介石对张学良辞职时有些顾虑的原因。在描写山海关防御战中，作者先从地形，敌我战前军事形势方面强调了山海关这个军事基地的重要性，为后面山海关防御战的描写埋下了伏笔。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在卢沟桥发动了七七事变，猖狂推行所谓华北五省的特殊化，企图吞并整个中国。作者在这一章中主要介绍七七事变的经过以及日军在侵略时的狡猾阴谋，矛头直指日军。通过对北平丰台驻军与日军冲突的经过以及中南海怀仁堂之宴的描写，揭示了日本在各个方面处心积虑，实施侵略阴谋。一方面，日军采用卑鄙下流的软化办法，从思想上政治上分化当时守卫东北的第二十九军，另一方面，利用大小汉奸来包围第二十九路军的上层人物。同时，日方利用一个个的借口对我军进行了武力威胁，并在伎俩已穷时向我军驻扎城内进行炮轰。经过停战会商后，我军按照停战协议撤兵，而日军仅将第一线部队撤至预备队的位置，反责我方未撤回原防。可见日方的狡诈面目。

七七事变拉开全民抗日统一战线，在此之后，我军与敌方分别展开了以1937年7月25日为开端的平津路战役，以及8月份的平绥路东段抗战，平汉路北段抗战和津浦路北段抗战。

对于这本书，我的评价大体上是称赞的，但同时也存在小部分的缺点。在内容上，该书中每次战役都出现了确切的时间和地点，材料及其真实。同时，作者采用的材料都是从亲历者中精挑细选出来的，真实的材料充分的证实了作者在每一章中的观点。在文字上，作者用激昂生动的语句感人心肺，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在文字的清晰度和可读性方面也做得很好。至于存在的不足，则是在对各个战争之间的联系不足，不同时间的战役穿插使读者感到有些混乱。

第四篇：葛兆迟校长年终总结讲话稿

年终总结讲话稿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时光荏苒，转眼又是一年。眼看着岁月的流逝，送走了一届初三学生，又迎来了一届初一学生，各位老师的头上或许又添了几许白发，各位老师的眼角或许又多了几丝皱纹。在此首先要对各位老师说一声“大家辛苦了”。

一、从学校总的层面上看

小伊中学的2016年是奋进的一年，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继续规范教学行为，以抓教学常规为主要载体，实行常规管理制度化，弘扬教学管理中的认真、较真、求真的工作精神；营造了公平的竞争氛围，为学校走上和谐发展之路架桥；教学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我们牢固树立“质量立校”的观念，在工作着力点上做到“精、细、严、实”；在组织管理上，放低重心，扁平化运作。建立了以行政例会为中心，各处室、各年级组为依托的管理模式，以层面辐射全校，按区域落实到人，形成点、线、面的有机结合。做到“人人有事管、事事有人管”各抓一线，各管一片，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二、从教学业绩和教师获得的荣誉来看

在张校长和柴厚伟主任的带领下，2016年我校中考成绩取得突破，获评县教学质量提升奖、获得连云港市教学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

葛兆迟获评连云港市中小学高层次人才“333工程”骨干校长；朱俊杰、左猛、杨以康获评连云港市中小学高层次人才“333工程”骨干班主任；赵鼎、彭红获评连云港市中小学高层次人才“333工程”骨干教师；朱俊杰、左猛获评连云港市乡村教育人才“领雁计划”第二层次培养对象（学科教师）；朱艳梅获评连云港市乡村教育人才“领雁计划”第三层次培养对象（班主任）；封雪、胡玉娟、杨以康、周守利获评连云港市乡村教育人才“领雁计划”第三层次培养对象（学科教师）；朱敏、周守利、曹廷让、王志刚在2016年中考中所带学科成绩优异，被评为连云港市教学工作先进个人。

另外还有有20人次学生在省、市、县各级各类中获奖。

三、从学生管理和班主任工作来看

在崔主席和武晓飞主任的带领下，2016年我校政教处成员和全体班主任分组值日，从学生起身到校到晚休，延伸管理触角，加大空档时间对学生的管理，不留管理死角。每晚政教处成员带领班主任检查住校生就寝情况，对扰乱就寝秩序、串寝室、夜不归宿的学生及时处理。通过一学期的努力校内违纪、违规现象大大减少。

开学初学校与年级组、班主任层层签订安全责任书，强化了各自职责，落实安全责任。召开安全主题班会2节/班，组织防灾减灾应急疏散演练一次，下发各类安全教育材料5篇，每周各班主任利用班会时间对学生违禁物品进行检查，确保学生人身安全。利用校园广播、国旗下讲话、班会课、黑板报等形式开展消防安全、交通安全等安全教育活动。积极参加各种安全创建活动，并顺利通过市合格警务室验收。

在2016年小伊中学涌现出一批尽心尽责的班主任，如七年级的周霞、曹丹丹、谢小方、张辉；八年级的任环、周守利；九年级的杨以康、王银梅、董兴洋、他们工作认真负责每天准时晨读课到达教室督促学生读书，晚上到寝室查看学生就寝情况。

四、从后勤保障工作来看

在朱校长和张子斌主任的带领下，开学前就做好洒扫工具、教学用具的添置、分发，确保了开学的顺畅运转。为了改善卫生条件，提高食堂伙食，假期中对食堂硬件进行改造，更换了更安全的常压锅炉，添置了更清洁的不锈钢锅灶等，食堂安全等级也从C级提升到B级。食堂不断提高饭菜的质量，改善师生的伙食，提高了师生对食堂的满意度。完善了校园的绿化美化，更换了中心路两边的香樟树，对路两旁的绿化带也作了重新规划，变得更整洁。上马了重点工程塑胶跑道，目前项目正在有序推进中。

五、从年级组工作来看

我校的左猛、王仕龙、潘宝亮三位年级主任都是非常优秀的同志，他们能吃苦，有办法，为了学生，为了年级组，为了学校起早贪黑，真的把学生、学校放在了心里。同时三个年级组也都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班主任和教师，如：初一年级的周霞、张辉、孙志敏；初二年级的周云辉、周守丽、任环、杨波、徐明甲、封雪；初三年级的吴清、董兴洋、杨以康、朱俊杰、孙晓艳、唐玉凤、茆玲梅、杨永波、李小虎、孔庆利、彭红、朱敏、王银梅。除了吴清、杨永波、王银梅三位老师以外这些同志从年龄上看都是年轻教师。

在这里化用毛主席的一句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教师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小伊中学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世上的事情从来就没有完美的，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工作当然也不会是那么的完美。但是只要我们要把学校的工作放在心中重要的位置上。我相信小伊中学的明天将会更加的辉煌！

另外，还有10天就要过年了，在此恭祝大家新春如意，阖家欢乐！

第五篇：书评：《葛剑雄写史-中国历史的十六个片段》

我看《葛剑雄写史——中国历史的十六个片段》

吸引我们的是怎样的中国历史？关于中国历史的书籍不计其数，但对我们具有吸引力的书籍却不多。我们需要历史书籍当中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和丰富客观的历史事件，以便于有兴趣去了解中国的历史，以便于对中国历史有一个理性、丰富的认知和评价。

一、作者及成书背景

葛剑雄，当代著名的历史学者，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的研究，他的《葛剑雄写史——中国历史的十六个片段》为我们展开了一副他所刚兴趣的中国历史片段的画卷。就如作者自己所说，中国图书市场中普及性的学术著作或者是通俗性的历史书很少令人满意的或者爱读的作品。其实历史是非常容易吸引读者的，历史事实可以演化成无数内容丰富、情节生动、感情充沛的故事，短文识字的人都能接受。中国的历史这么长，涉及的范围又那么广，有了解不完的史实，讲不完的故事，没有人能够穷尽。于是作者选取了中国历史的十六个片段，介绍了他所感兴趣的中国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

二、评点内容

在内容上，作者首先在序言当中介绍了自己撰写本书的初衷即用他所兴趣的中国历史片段为读者提供一份历史大餐。然后按照中国历史的时间顺序依次探讨了这极为吸引人的十六个片段：战国：胡服骑射；西汉：轮台罪己、庙乐之争；新朝：王莽改制；东汉：谁主神器；三国：汉魏禅让；北朝：鲜卑汉化；南朝：江陵焚书；唐：玄武真相；五代十国：冯道长乐、亡国诸君；宋：天书封禅、道君末日；明：悲剧海瑞；清：雍正赐地、乾隆“肃贪”。其中涉及到的历史人物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例如赵武灵王、汉武帝、王莽、北魏孝文帝、李世民、清官海瑞等。以这些历史人物为主轴，展开了与之相关的众多中国历史事件的讲述。

有些内容是与我们的固有知识和看法相符的，有些则不尽相同甚至相反。例如：

战国时代赵国的国君武灵王发起的一场以“胡服骑射”为内容的历史性改革，使得赵国自此强盛起来，但这位英明的君主却不得善终，因对继任者问题处理不当而活活被饿死，其惨状不是我们能想象的。

关于汉武帝，作者说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做的评论指出的，汉武帝的晚年与秦始皇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但汉朝没有灭亡，而且在昭帝、宣帝是能够中兴，原因在于汉武帝能够遵先王之道，接受中直之言，赏罚分明，到了晚年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即“轮台罪己”，收复民心、体恤民意，将身后事安排得十分妥当。因为近年以汉代为背景的电视剧纷纷涌入视野，我想很少会有人会将被塑造成英明神武的圣君武帝与暴戾的秦始皇相提并论。

关于王莽，作者把建立新朝之前的王莽的出身、经历、品性做了详细阐述，我们居然发现王莽是个谦恭好学、洁身自好、简朴仁义的道德模范，完全推翻了固有的认为他虚伪阴险的印象。而且作者认为当时人把王莽当成圣人、周公、救世主是完全正常的,在他建新朝之前，多数人对王莽的称颂还是出于诚意的。如果说王莽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当皇帝，那么他已经付出了足够的代价，如不惜杀子。要说王莽的这些行为都是作秀，如果政治人物都愿意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来作秀，那政治一定会清明得多。可惜，王莽所搞的改革以失败而告终，他美好的政治愿望就连在两千年之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实现。曾有学者称，王莽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主义改革者。

关于创造了贞观盛世的李世民，作者选取了李世民最具争议的玄武门事件。这位不守历代规矩的皇帝，玄武门事件后经常要求查看史官对自己的记载甚至修改了历史资料，而且影视剧又误导我们相信李世民是无辜的，所以我们看到的玄武门事件已经面目全非。尽管李世民开创了初唐稳定繁荣的盛世局面，但玄武门的真相不应该被埋没，而对于李世民的评价也应该公允客观。

关于历来被看作清官典型的海瑞，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能与另一个清官代表包公平起平坐的人物。民间关于包公和海瑞的传说丰富之极，原因在于普通民众对官员清正廉洁的要求只能存在于设想和希冀当中。而历史中的海瑞与民间塑造的海瑞差距甚大，黄仁宇就曾在他的《万历十五年》当中讨论过海瑞。作者也认为海瑞一生提出过不少治国施政的意见和方案，但被采纳的几乎没有。他大刀阔斧的实行自己政见的时间仅短短半年，出了疏浚江河的成果得以保存外，其他措施在他离任后都被废止了。他致力于惩治贪污腐败，但没有一个人支持他，那些贪官污吏和政敌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如果我们用从政的实绩评判人物的话，海瑞只是个一般的清官，对明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并没有很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道德的典范。

书中，颠覆我们传统观念的是对汉武帝、王莽、李世民和海瑞的记述和评价。作者最为称道之处在于，他将被歪曲前的事实尽量客观地书写出来，以历史资料为基础纠正我们的固有观念。如汉武帝、李世民和海瑞，我们都曾大加称颂和推崇备至的人物，在作者看来并非全如此；如把王莽塑造成一个阴险狡诈、处心积虑谋朝篡位、毫无政治才能可言的小人，在作者看来王莽还是很有可取之处。在以人物和事件为基本元素的历史当中，对历史人物的认知和评价极其关键。对于历史人物，我们都知道要放在历史情境中理性和客观地去认知和评价，但要做到却不容易。尤其对于历史上的政治人物，作者认为个人的道德和品性不应该是这个政治人物评价的唯一和首要标准，关键在于其在政治环境中对社会和政治所作出的贡献。众多的历史事件塑造出了一个丰满的历史人物，而我们认知的态度决定了我们有多接近历史真实，有多接近客观和理性。

结语：历史是需要想象力，但历史需要怎样的想象力？这是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作者试图为读者呈现尽可能客观和接近历史真相的记述，当然其中不乏作者自己的评论，然而这些评论是建立在理性的认知和合乎情理的想象力的基础之上的。有些历史资料在误导和影响我们，当今非常普及的影视剧在误导和影响我们，教科书也在误导和影响我们。这些受人的主观意志制约的所有材料，被挑选和过滤，再加上想象力的不同，到底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历史，有多少是接近历史的真相的？我们不得而知，所以我们更要用理性和客观的态度去思考，认知历史，评价历史，重塑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