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安妮宝贝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第一篇：浅析安妮宝贝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彼岸莲花盛开

——浅析安妮宝贝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董晓迪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文法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 2008级01班）

指导教师：赵海燕

摘要：安妮宝贝的作品多从女性视角出发，围绕漂泊、爱情、死亡等问题展开对于女性生命的思考和关照。她成功的刻画了一系列处于大都市边缘的女性形象，她们拒绝主流意识，讨厌虚伪，远离恶乱的是非场，保持个性，崇尚自由。安妮宝贝站在女性的高度，勇敢的对这个世界或唾弃，或赞颂。该文将从独立漂泊、婚姻生活、姐妹情谊、恋父情结、死亡姿态五个方面分析隐藏在安妮宝贝字里行间的女性意识。关键词：安妮宝贝 独立漂泊 婚姻生活 恋父情结 死亡姿态 前言

安妮宝贝的作品一直在宣扬一种女性的独立精神，她笔下的人物不断的在挑战传统，实现女性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解放。她曾写到“并不是所有想得到的东西都能够得到，而到手的也不一定是心里所想的，我相信宿命，不相信爱情。” 在她的作品中，描写了大量女子在爱情和现实中的挣扎，纵然这些女子始终相信“蝴蝶飞不过沧海”，但她们依然要张开双翅逆风飞翔。她们表现出比男性更加清醒的姿态，体现了现代女性对自我、情感、人生的明确把握和坚定追求，颠覆了男权话语下女性羸弱，摇摆，依附的传统形象。

《莲花》中有这样一段话“我自知我的情商很低，和我在一起的男人，到最后总是会被伤害。她们控制不住我，无法猜度我，我始终让他们感觉不安全，仿佛一起共守的，是一团薪柴有限的火焰，你要眼看着它们逐渐熄灭灰冷，不能说我没有爱过他们，我曾经热烈地真实地爱过他们每一个人，只是不长久。我没有信任过任何感情的长久。” 安妮宝贝把都市男女的爱情写的真实而残忍，她笔下的女主角们信仰真爱，却又难以寻到与自己在精神上和谐统一的伴侣，于是只能在爱情的道路上颠沛流离。安妮宝贝描绘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女性心理世界，并且站在人生和哲理的高度，审视生命和人生的本质，表现对女性爱情，婚姻，生育等问题的思考和深切感悟。爱情是一场幻觉，爱一个人，最终不过是爱上自己。安妮宝贝笔下的女性在追求内心期盼的爱情时，并不将希望全部寄托在男性身上，她们经历残酷现实的考验，独自漂泊，保持着自尊自立的人格特征，试图与男性并肩观看这个世界。

[2][1]1.独立漂泊

漂泊是安妮宝贝作品的一大主题。她曾写到：“生活对我来说，不存在安稳的概念，我始终在路途上，在流离失所的路途上。我需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转换我自己，敏感和激情，那是和灵魂相伴的东西，和生活本身无关。”安妮宝贝笔下的女子多处于人在旅途的状态，停留在不同的城市，演绎不同的情缘际遇，出发，流浪，一直生活在别处。

1.1漂泊可能性 社会学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并不是其生物性决定的，而是在于他的社会性。男女两性除了各自的第一性征和第二性征外，还有在心理，习惯，志趣，行为方面的不同。波伏娃也认为男女之间的差别并不是天然的，而是文化的。女性的这种永恒的女性气质不是既不是由荷尔蒙决定的，也不是由女性的头脑决定的，她们是被她们的环境塑造出来的。在男耕女织的古代，男尊女卑的传统不可撼动，女子要连 [3]

同物质、身体、灵魂一并交给她的丈夫，所以她们依赖男性，祈盼着男性的宠爱，始终处于被动的任人摆布的地位。她们不会萌生独立漂泊的念头，因为根本无路可走，男性与女性并不是并立而站，女性始终活在男性的背后，活在见不到光明的阴影里。由于女性一直被禁闭在家庭生活的小环境中，她们千百年来成为笼中鸟，并甘愿了这种自缚，同时束缚别人。她们丧失了和男性并肩而立的能力，她们将自己定位为丈夫，家庭，孩子的附属，不曾对世界有新的期待和幻想。在这种固有的女性生存模式下，女性的依附，无知，软弱更加明显。

现代社会的物质和精神发展使得女性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经济的发展给女性提供了更多的走出家庭，接受教育，参加社会工作的机会，生育观念的改变和医学革命也将女性从繁衍后代的枷锁中解救出来。安妮宝贝的作品大多以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上海、北京、广州为背景，展现了一群寻求自身独立、与传统抗衡的新女性。她们有独立的收入，大胆前卫，与男性保持并肩而立的姿态，不依附，不承欢，桀骜不驯，她们敢于规划自己的理想和未来，敢于承担自己的命运，在独立行走中实现个人价值和获得人生感悟。安妮宝贝将漂泊流浪作为突破口，通过这种方式女性重新发现了世界，并开始主动的审视自我。通过拾回女性的独立生活能力来找回女性生命中坚忍不拔的生命活力。女性选择漂泊行走一方面是将它当做脱离原有生活圈子，离开男权话语和压制的有力手段，另一方面在行走中不断思索和寻找着女性的自身出路，完成女性的独特认知和定位。

1.2不做单纯的娜拉

安妮宝贝笔下漂泊的女性并不是单纯的娜拉，她们拥有自己设计的道路，敢于为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而拼搏，并且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未来。在《莲花》中，身患重病的庆昭坚持和善生徒步进入墨脱，在生与死的较量中体现女性超乎男性的独立果敢和内心的坚忍不拔，通过这种漂泊，庆昭找寻生命的意义和自我的价值所在，完成自我认知和对话。《七月和安生》中的安生从海南到广州，又从广州到厦门，几乎走遍了整片华南、西南和华中地区，她说“已经忘记自己的家在哪里了，我想我的家是被我背负在灵魂上面了。可是有时候灵魂是这样空。有时候又这样重。”《春宴》中这样描写女主角庆长：“她从少女时期开始，就在不断远行。为恋爱，为逃离，为谋生，为工作。一次次踏上旅途，走向不可知的远处。她不计算到达过哪些地方，如同从不数算在生命中出现过的他人，不断把过去甩掷在身后，义无反顾，一意孤行，这样才能大步向前行走。才能不被一种血肉伸出的心灰意冷所牵绊和折磨。”这些女性的独立漂泊并不是对社会的逃避和漠视，而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完成女性生命的仪式，反抗社会和文化赋予女性的软弱气质，完成女性对于世界，他人和自我的认知，在这一过程中鲜明的体现了女性从单纯的“出走的娜拉”到完成生命体验的转变。

[4]2.婚姻生活

安妮宝贝的作品重在探讨女性内心的成长和体悟，其中婚姻也是一个方面。她笔下的女性对婚姻有着不同的解读，既有对于婚姻充满美好向往的七月，也有将婚姻作为换得自我安生立命工具的庆长，当然，更多的女性对婚姻采取一种淡漠甚至拒绝的态度，她们不认为爱情的终局是婚姻，最重要的是，她们对男性不再采取依附的姿态，不再将婚姻当做留住男性的砝码，这使得婚姻不再是感情的坟墓，而是两个人自由的选择。

2.1对婚姻的淡然

在大众意识当中，婚姻是爱情到达一定程度的产物，婚姻代表着家庭，代表着夫妻双方的义务和责任。但在安妮宝贝的笔下，仿佛婚姻是人生热闹一场之后归于平淡的一道门，代表着内心的超然和淡定。总的来说，安妮宝贝笔下的婚姻是坚持爱情至上的，不把婚姻当做两个人的枷锁。结婚的双方追求的是心灵的契合，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成双成对。即使是踏入婚姻的女性依然保持着婚前的独立，她们不把婚姻看作是男性对女性的一纸保证，也不把它看作是两性关系的保险箱，纵然婚姻有着束缚，那也只是道德层面上的，而不是精神上的捆绑，她们从来都是一个人，傲世独立。比如《一个人的生活》中，“我”与并不熟悉的邻居男人Ben闪婚，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生活，面对婚姻表现出了一种超乎常人的淡然，没有任何准备，没有戒指，没有告知任何人，在登记结婚后只是意识到法律上的保障，仅此而已。Ben对“我”说：“我知道你会清醒过来，但我懒得去办离婚手续，干脆把结婚证书藏起来，等你找到一个

真正想嫁的人我们再去办。” 他们是带着结婚证书的同居者，世间难以找到一对夫妻可以相处的如此安宁，正如安妮宝贝写到“我们从不互相关心，打探，猜测。也没有抱怨和解释。有时候想想，很多男女是在以爱为借口做着自私的事情，又唯恐对方知道或比自己更高明，所以有那么多的爱恨情仇。” 《春宴》中，作者这样描写庆长和定山的婚姻生活：“与定山共存一个屋檐之下，如同搭伴过活的同居男女，礼貌客气，略带生疏。庆长有时失眠，需要长时间开灯阅读，与他分床睡，定山也不以为意。他们从不为琐事争执吵闹，也没有刻骨铭心的渗透和联结。没有思念。没有粘缠。生命路线终究是并存而无法交叉重叠。” 2.2对婚姻的拒绝

在安妮宝贝的作品中，还有一些女性选择不踏入婚姻。这一点与传统女性的婚恋观是背道而驰的，在传统观念中，感情的最高荣誉是走入婚姻，婚姻才是女性的全部，女性被三纲五常束缚起来，被男性的圣母神话所欺骗和愚弄。但是在安妮宝贝笔下，女性成为自己婚恋的主宰，她们有权利也有能力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挑战世俗传统，比如《彼岸花》中音像店男人卓扬曾试图把乔带入他的家庭，过正常的生活，然而乔却拒绝了他，因为她觉得“一大桌子人吃饭，被别人关心，对别人解释，看着别人的脸色微笑，每天在那么多人的眼皮下面喜怒哀乐孝敬公婆，伺候小叔” 是她不需要的，即使一辈子孤独也不会接受。她爱卓扬，但是拒绝了和卓扬一同捆绑在婚姻中。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安妮宝贝的后期作品《素年锦时》中，我们看到了她尝试书写“人间烟火，饮食男女，春耕秋收，冬雪夏雨”。比如她写到南方家乡的大宅、居民的晚饭、甜力糕西米露等吃食、祖父祖母的生活等等，这种转变一方面是作者随着阅历和年龄的增长开始了有意识的对于安稳和平淡生活的追求，这种追求就像她在该书《自序》里写道的那样，虽然虚无，但过程或许就是意义所在。另一方面，女性在经历和男权的抗争之后，开启了一条两性和谐的道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不利于女性的发展，而女性主义也不能走向极端，整个社会需要男女两性的和谐融洽，这也是女性意识和女性文学的发展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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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姐妹情谊

在反抗男性话语强权的背景下，一些女性结为同盟，呈现了姐妹情深的感情关系。这不仅是对男性地位的撼动，也是对传统生殖秩序的挑战。在20世纪的女性写作中，女性找到了“一间自己的房间”，开启了私密性的女性写作。而安妮宝贝则打破了这种封闭，选择了一条“走出房间”的路线。在《再见，旧时光》中，“她”和苏在旅途中相遇，“她和苏，一起躺在铺着白色床单的大床上。她把身体蜷缩起来，那种婴儿在母亲子宫里的姿势。苏从背后抱住她。苏温暖的身体靠近她。苏的手，柔软的手指，抚摸她屈起来的背脊和膝盖，一点一点，把她扳直。我拥抱着你。你感觉到了吗。是。你拥抱着我。我没有办法和你做爱。可是我爱你。我也爱你。苏。不要恐惧。不。我不恐惧。我们相爱。多么好。” 她们之间的感情，更像是镜像般的映照，通过对方看到真实的自己。再如《南生》中南生和乔的同性感情，两人彼此欣赏、彼此珍惜,心灵的契合已经不需要太多的言语。南生对乔有着莫名其妙的信任,两个女人之间的自然相处、互帮互助让人觉得温暖。在南生的生活中，乔是一个在痛苦时刻出现的救星，当南生从看守所走出来时，是乔带她回家。南生自杀时，是乔不顾一切去救她。在南生流产时，又是乔守候南生一个星期。两人彼此心灵相通，在没有男人的世界，彼此扶持。“南生伸出手抚摸她的头发。乔睁开眼，看着南生，眼泪流下来。两人额头顶着额头，互相微笑。乔来吻南生的额头。她说，南生，我爱你。” 就是这样的一种彼此爱恋超越了掺杂着权力关系的同性之恋,使得南生勇于逃离男性的怀抱，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下坠》中，男性中心地位通过 “钱”来展现，两个相爱的女孩乔和安在男性金钱世界里毁灭。乔说“我们应该有很多钱，安，如果没有爱，有钱就可以。” 乔深谙金钱的力量，金钱可以带来快乐和满足。而乔最快乐的事情是在巴黎春天里面，轻轻一挥手，就买下一双几千块的Prada的细带子皮凉鞋。植村秀的新款眼影。Versace手工刺绣的吊带裙子。乔对殷勤的店员们从来不正眼看。而乔也愿意承受为此付出的代价，“当客人把烟头扔到她的脸上，她会蹲下去，妩媚地把它放在唇上。” 金钱也可以隐匿事实真相，安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才查明乔失踪的真相，乔在包厢中被一个有钱的男人谋杀，他太有钱了。因此前来复仇的安，被男人推出窗外，她的死也会像乔那样，下落不明，无人查证。金钱就像一只无所不能的巨手，收买了满足、虚荣、身体、真相等或轻或重的东西。在这场金钱游戏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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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一直处于掌控者的地位，并利用他们掌控的“权”或“钱”来玩弄女性。安妮宝贝用一种绝美的笔调表现了这类女性被毁灭的悲剧，表现了她们勇敢抵抗男性掌控的勇敢，但女性的边缘化立场并未改变。安妮宝贝在《少年事》中写到的，“我对女性之间的友情，一直保持着某种信仰。在它里面，没有性，没有好奇，也没有激素的作用。只是因为彼此共同的愿望而靠近。我们就像两个敏感的贫乏的孩子，彼此拥抱取暖。这样纯洁静好的陪伴。” 其实，真正的女性视野应该是广博而深远的，女性应从男女的性别对抗转移到女性自救和对人的普遍关爱上来，而不宜后退到边缘地位去局限自身。在这一点上，安妮宝贝做出了有利的探索。

[13]4．恋父情结

恋父情结又称作“厄勒克特拉情结”，指的是女孩亲父反母的复合情绪。恋父是儿童心理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每个女孩子在她童年或少年的时候，都会对父亲有一种特殊的崇拜，每个女孩子，其实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种恋父情结，但是大部分女孩子的恋父情结在其成长过程中会慢慢转移，这种感情会投射到应该和她在一起的异性的身上，所以她往往是通过另外的一次异性的结合，来完成自己恋父情结的终结。而另一些无法淡化这种情结的女孩有可能形成心理暗疾。安妮宝贝笔下很多女性都是这样，没有终结她们的恋父情结，她们以后不断地和别的异性结合，只是为了延续她的恋父情结。

4.1父亲缺席

恋父情结的产生原因有很多，安妮宝贝从少年时父爱的缺失以及不安全感两个方面来表现某些女性的恋父情结。正如她写到“后来我想起来，我是在用不妥协和颠沛流离，追寻在漫长时光中所缺失的爱及安全。”她的作品中多次出现父亲形象，这与她父亲的突然离世有很大关系。对于父亲，她表现出深沉、遗憾的爱和眷恋。父亲疼爱她，却不知如何表达，在她的小说和散文中一再表现她和父亲之间交流的障碍，以及由此带来的感情缺失。

安妮宝贝早年在家乡的一所银行工作，因要辞职与家里闹得甚不愉快。于是一个人外出漂泊，很少回家，安妮宝贝多次写到新年时父亲去机场接她的场景，因飞机晚点，父亲的腿不好，却依然在出口等她，她看到父亲的衰老和思念，两个人却依然无法开口表达。父亲去世后，在《蔷薇岛屿》《清醒纪》《莲花》中她多次写到父亲病重的场景和出殡的场景，回忆自己与父亲当初的执拗和冲突，回忆父亲的疼爱和关怀。一位作家童年时期的经历对后期创作中的心理意向和人物塑造有着很大影响，由于感情的缺失而在成年后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敏感和独特体验，可以说安妮笔下那些桀骜不驯，疼痛，无所畏惧的女性带着安妮童年的阴影。在《再见，旧时光》中，安妮宝贝写了父女两人之间的温暖场景：“将睡未睡的昏沉。看见父亲带着她去买衣服。父亲对母亲说，女儿都读高中了，应该穿些漂亮的衣服。他带她在大街上走。一家店铺一家店铺地看。是冬天。她挑了两件大衣，一件刺绣的木扣子羊毛开衫。还有围巾。店员替她拿着换下来的衣服，一边说，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爸爸呢。这样好的爸爸。疼爱女儿。父亲坐在旁边的凳子上，他的腿因为走路而疼痛。他看她试穿衣服。他从没有带她看电影，从不带她去冰激凌店，从没有拥抱过她。那是他们很少的几次单独相处。她记得这样清楚。那件羊毛开衫她穿了近8年。这样喜欢。直到纯羊毛被蛀了大大小小的洞。”

4.2替代性父亲 在女性意识当中，“父亲”是一个泛化概念，可以指代具有父亲特征的男性形象，如兄长，年长的 [14]男子等。过早失去父爱的女孩，常常会将对于父亲的感情转移到现实中某个人物的身上，这个人物便会成为父亲的替代品，但他又不同于父亲。在父亲的光环效应下，“他”的形象往往更加高大起来，供奉在女孩记忆的深处。因为“他”与特定的时期联系紧密，而那个时期对女孩子来说刻骨铭心，所以无形之中，后来正常的爱恋便始终会让女孩觉得缺少共鸣，并且始终试图寻回特定时期的恋父关系。

在《南生》中，南生七岁目睹父亲的死亡，而后寄居后妈家，后妈的儿子和平给了她保护和温暖，在南生的成长中由于缺失父爱和男性的感情，在和平对她的种种温暖行为里她得到了满足，并将这种满足转变为对和平至死不渝的爱情。其实南生对和平的迷恋是恋父情结的一种展现。比如“南生把脸埋在男人的脖子里，闻到他皮肤和衣服上散发出来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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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七岁的南生对父亲的认知，而在和平

那里，她依然在寻找这种属于父亲，属于男性的气味，“她抱住了他的脖子，把整个身体都往他身上窜。她闻到了她熟悉的气味。他头发的气味。他血液的气味。他皮肤的气味。”“她只能一遍遍重复抚摸和确定那个男人英俊的线条。记忆他的皮肤和气味。她的生命已经留下他的印记。流淌在血管里。渗透在肌肤里。无处不在。” 可以说，南生在和平身上找到了她心目中父亲所能带给她的亲昵，比如她喜欢抱着他的脖子，喜欢他横抱起来她转圈，而且和平还给了她类似父亲的严厉和管束，这在和平对南生说话的语气中可以清晰的体现出来，从始至终和平对南生都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语气，比如和平给南生买西米露吃，南生一颗一颗地嚼，不舍得一口气吃完，吃了一半，把碗推给和平，想让和平也吃，于是说了句我吃不下，你吃。和平推回去，粗声骂，快点吃，吃不下也得吃。

恋父情结在安妮宝贝的作品中多有体现，比如在《莲花》，身患重病的庆昭最终嫁给了给予她温暖，在病床旁守护她的男子——宋。《二三事》中的“我”带着女儿恩和接受了三十三岁的平凡男人——宋盈年。《暖暖》中的女孩放弃了和林、城两个男人的纠缠，选择了一个大自己很多的男子。《素年锦时》中重光在喧嚣的城市中遇到同样喜欢诵读佛经的宋清佑。《春宴》中的庆长在经历了和清池的爱恨纠葛后最终走入四十八岁的心理医生宋有仁的世界。可以看出，这些男子都具有温暖，成熟，深沉的气质，具有父亲的气息，是作者潜在恋父情结的体现。[16]5．死亡姿态

死亡是诡异美丽的另一个开始。安妮宝贝似乎很乐意去写死亡和暴力血腥的场景，只是写的优雅而唯美，她喜爱将死亡写的像电影里的某一个镜头，极富画面感。在《下坠》中，她这样描写安得死亡“在漆黑的夜色中看见下面的灿烂霓虹和涌动的人群，很像童年时沉溺过的万花筒。摇一摇，就会有无法预料的安排出现。她从小就是一个好奇的孩子，她的暗红色雪纺裙子在疾速的烈风中像花一样盛开。她的双足感觉到露水的清凉，有一刻她的手试图抓住什么东西，但在无声中滑落。她终于接受了手里的空虚。有些时光是值得回想的，14岁少年明亮的眼睛。春天的气息。甜蜜的亲吻。肌肤的温度和眼泪的酸楚。一个穿白棉布裙子的女孩独自坐在夜行的火车上，还有教堂外面的樱花，在风中飘动的洁白婚纱。”

在《南生》《疼》《生命是幻觉》等多个文本中都有关于死亡的描写，但《下坠》中的这段死亡书写是最具唯美色彩的。主人公安淡然自若，在接近死亡的过程中回放内心认为美好的画面。同时，在旁人看来，她死亡的姿态也是美的，“她的暗红色雪纺裙子在疾速的烈风中像花一样盛开”。不同于男性作家对死亡的书写，他们喜欢将死亡与丑陋、罪恶、黑暗联系到一起，写的毫无美感，着重表现死亡的恐惧和生的挣扎。而安妮宝贝的一句“她终于接受了手里的空虚”便写出了女性的勇敢超脱。仿佛我们闭上眼睛就可以看到一只红色的蝴蝶翩然而落，那不似死亡的场景，而是一种超然和解脱。美丽的必然要破碎，破碎了必然要彻底。安妮喜欢描写年轻美丽的女子在透支了生命之后的死亡，她们坦然接受生命的终结，从容的奔向另一个世界。

其实不论是背负着汹涌情欲和罪恶感而被自我放逐的安生，因感情缺失而对爱情偏执到极点的南生，享尽世间各种繁华而黯然自杀的莲安，还是背负着沉痛过往最后于神性隐秘之地安然逝去的苏内河，她们有着璀璨闪耀的人生，追随着内心的情感，欲望，或是幸福的幻觉，但他们最终的结局多半是死亡。她们的死如烟花般，转瞬即逝，但却有着绚烂的过程，有波荡的激情和充盈的真诚，这也是女性作家在女性主义烛照下对死亡书写的独特之处。

安妮宝贝在解读死亡时曾这样说“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区别，其实是他们对待死亡的态度。他们如何面对死亡的命题，决定了他们会如何选择对待生命的方式。” 无疑安妮宝贝笔下的女性是热爱生活的，她们努力的生活，努力的绽放生命中的美，在透支了生命的力气之后从容的选择结束，她们没有挣扎，没有恐惧，没有懦弱，有的只是内心的纯净和超脱。结语

安妮宝贝以独有的阴郁而美丽的文字诉说了女性对爱的执着与痴狂，对生的勇敢与坚定以及对漂泊的无所畏惧和向往。现代女性的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解放使得女性在面对婚姻，家庭，自我命运时更加的清醒和自主，她们不再依靠家长做主，不再依靠男性，不再依附和摇摆，而是以自己对人生和命运的把握而进行自我生活方式的选择。安妮宝贝描绘了一个个色彩斑斓的女性心理世界，她没有停留在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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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与不幸的生活表面，而是站在哲理的高度，审视生命和人生的本质，做出了关于女性如何生存，如何面临困境和走出困境的思考和回答。同时，安妮宝贝发展了女性写作，将女性写作引入两性和谐的阶段，将目光锁定到女性自救和对人类的普遍关爱上来。

注释：

[1]安妮宝贝.彼岸花[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105.[2]安妮宝贝.莲花[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56.[3]安妮宝贝.告别微安[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143.[4]安妮宝贝.春宴[M].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96.[5]安妮宝贝.彼岸花[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208.[6]安妮宝贝.彼岸花[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181.[7]安妮宝贝.春宴[M].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155.[8]安妮宝贝.彼岸花[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232.[9]安妮宝贝.彼岸花[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232.[10]安妮宝贝.蔷薇岛屿[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101.[11]安妮宝贝.彼岸花[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132.[12]安妮宝贝.八月未央[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11.[13]安妮宝贝.八月未央[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11.[14]安妮宝贝.清醒纪[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126.[15]安妮宝贝.蔷薇岛屿[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196.[16]安妮宝贝.彼岸花[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132.[17]安妮宝贝.告别薇安[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97.[18]安妮宝贝.告别薇安[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97.[19]安妮宝贝.告别薇安[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97.[20]安妮宝贝.清醒纪[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34.参考文献：

[1]安妮宝贝.彼岸花[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2]安妮宝贝.莲花[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3]安妮宝贝.八月未央[M].作家出版社,2009 [4]安妮宝贝.清醒纪[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5]安妮宝贝.蔷薇岛屿[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6]安妮宝贝.告别微安[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7]安妮宝贝.二三事[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8]安妮宝贝.素年锦时[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8]安妮宝贝.春宴[M].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 [9]冯晓燕.女性文学的“彼岸花”——论安妮宝贝的文学创作[J].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8,(04)[10]王敏.从盛放的鸢尾到静默的莲花——论安妮宝贝作品中的女性形象[J].当代小说(下半月),2009,(01)

第二篇：浅谈安妮宝贝作品

安妮宝贝简介。安妮宝贝，原名励婕，一名在网络上四处飘荡的人。从1998年10月开始在网络上写作和发表作品，以《告别薇安》成名于江湖，是2000年国内风头最健的网络文学作者。职业曾经历金融、编辑、广告，现在从事文化产品的策划及内容制作，任职出版社编辑。

1998年：得到第一台兼容机，开始上网。用电脑创作小说。成名作《告别薇安》，《七年》，《七月和安生》等，以告别，流浪，宿命为题材，文笔艳丽诡异，格调清冷阴郁。发表于互联网，引起轰动。

1999年：不喜欢银行的工作，准备辞职。家里反对，无法办妥手续。离家，开始自由生活。在南京短暂居留，从事广告。期间写作大量中短篇小说，陆续发布于互联网。拥有广泛读者群。网上有固定专栏和作品集。被称为具备偶像效应的作家。

1999年12月：到上海，进入网络公司，任职内容制作主管。

2000年1月：小说结集出版。《告别薇安》风行一时，出现大量盗版。

2000年5月：终于办妥银行辞职手续。在网络公司策划主编电子杂志，制作独立频道。

2001年1月：出版《八月未央》。在杂志上开设时尚专栏。

2001年2月：离开网络公司。开始写作长篇小说。

2001年5月：长篇写作完毕。去新疆旅行。

2001年8月：离开上海，去往北京。

2001年9月：长篇小说《彼岸花》出版。《告别薇安》在香港，台湾出版。从事文化产品的策划及内容制作。任职出版社编辑。

02年9月《 二三事》出版

04年1月摄影集〈蔷薇 岛屿〉

04年10月都市心情笔记〈清醒记〉

安妮宝贝，真名励婕，曾任职金融、广告行业，现为自由作家.安妮宝贝1998年开始发表小说，因作品风格独特引起广泛关注。2000年起出版小说集《告别薇安》，《八月未央》，长篇小说《彼岸花》。所有作品均持续登上书店系统销售排行榜，并进入全国文艺类书籍畅销排行榜前十名，在众多读者中深具影响。作品已介入香港、台湾、日本、德国等国家和地区

迄今为止安妮宝贝一共出了四本书：两本短篇小说集《告别薇安》、《八月未央》；一部长篇小说《彼岸花》；最近的一本《蔷薇岛屿》在制作上取法的则是台港“行走文学”的样式，收录的是她在越南的旅行笔记——不是一般的介绍当地风物的“行旅”，而是贯注作者强烈主体意识的“心旅”，文字中间且配上了精良的摄影图片。作为一位备受市场欢迎与肯定的作家（1），基本上，安妮宝贝应该算是当代中国大陆第一位言情小说“品牌”作家。继琼瑶、亦舒之后，我们的文化市场终于也出产、拥有了一位“中国（大陆）特色”的都市男女爱情小说作家。不过，安妮宝贝可能会不满于只称她为“言情小说家”，在她每本书的序里，安妮宝贝一再强调她关注的是“灵魂”，“人性的虚无、绝望”等等，在这一点上，安妮宝贝的志向实在是比她的前辈大得多，她宣称她的写作是为了抚慰读者的“灵魂”，“写作的本质就是释放出人性”（2），相比之下，琼瑶、亦舒从来不曾具备这种探掘人类灵魂的雄心，她们至多是说希望写个好看的故事，给现代读者单调的生活增添点

乐趣。安妮宝贝既是某些时尚杂志如《女友》、《花溪》、《城市画报》的专栏作者，她的小说也曾出现在中国严肃文学的代表杂志《收获》上（3），正是在文学位阶的模糊上（通俗作家？严肃作家？通俗内容严肃主题？通俗主题“纯文学”姿态？），安妮宝贝呈现出转型期文学、文化场域变化的一些饶有意思的征象。

安妮宝贝属于网络成名转向纸质媒体发展的作家。英雄不论出身，不管纸质还是网络，都有可能产生好文学。我们没有必要在纸质文学与网络文学之间划出泾渭分明的界限，毕竟它们使用的是同一语言，分享同样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假定；在多大程度上它们能够突破成规，提供出文学特有的感性洞见，这才是衡量好坏文学的标准，这个标准不以发表和传播载体的改变而不同。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一特定的网络社区所型构的文学社会学中，网络文学的读者，也就是“网民”们的阅读习惯、审美口味、价值取向——这一切都会体现在他们迅速即时的bbs回应上，必然会促生出属于他们的文学评价标准。更确切地，这一标准或许不能说是“文学”的，网上的发贴多半随心所欲直抒胸臆，很难要求他们用专业研究者的眼光在文学史的参照系中对作品的文学价值给出定位，但是，正是从这些零乱芜杂的随感式评论中，一种特定的取舍范围，文化气氛正在形成，而这一网民群体不容忽视的购买力也早被敏感的商家看中，他们的文化品味必然会影响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流通、文化市场的调整与重组，而最终的结果则是他们作为力量之一，促使新的文学、文化场域的生成。在这个新场域中，不同的作家所占据的位置，所分配到的文化资源与拥有的象征资本也必然发生位移、调整与变动。虽然安妮宝贝声明“不留恋在网络上发表作品的时期，它只是一段过程，已经结束了”（4），但是她的声名的浮现、她最大的读者群，她在这个新场域中赖以维系的象征价值以及由此获得的经济收益，无不与网民——在上网所费不赀的时候，网民是“小资”的别一身份标识（5）——有着血肉相联的关系。再进一步说，安妮宝贝本人也正是这一群体中的一员，她既是“小资”意识形态的产物，也是这一意识形态的参予与建设者。

“小资”虽然业已成为近年来的流行语之一，但是它的具体所指却可意会不易言传。它有一些社会学的阶层概念，但又不是严格以经济收入来定义，而更多地指向了某种“生活”的“文化”品味、情调与氛围。这样介乎经济与文化之间的用法倒是和革命时代的“小资产阶级”有同分异曲同工，在革命时代，“小资”除了是经济地位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的一类，又经常被用来批判知识分子的“多愁善感”“脉脉温情”等和革命要求不相符合的个人情感与意识（6）。商业时代的大众传媒巧妙地继承、挪用了这个身具经济与文化双重意味的概念，经过新语境的改造、加工与翻转，成为流行文化中的一个颇具生产性与集聚性的核心能指。围绕着这个能指，一系列关于衣、食、住、行、工作、娱乐、文化活动等生活方式的引导与指示得到了某种标识。

“小资”这个称谓以及相关的文化产品、文化现象在九十年代中期出现并开始流行表明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我们的大众文化也开始迈向了“精致”，不再只是色情加暴力以及政治窥秘的小报、地摊读物的流行，而是一种更“有品质”的精致流行文

化的出现。而这一精致流行文化的发育与成熟，除了受发达世界流行文化的引领，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我们时代与社会文化发展所特有的印痕。我在前面说，安妮宝贝是第一位中国（大陆）特色的品牌流行作家，不是戏言，从她的身上，我们正可观察到***十年代的“纯文学”、大众文化、社会发展是如何养育与成就了她。

安妮宝贝的小说多半围绕城市男女爱情展开，然而我最后把它定位为通俗文学的原因不在于它偏向于“言情小说”的文类，虽然这个文类经常被主流男性批评家诟病为小情小爱，但是题材的选择不一定妨碍形式的精良与主题的深刻，典型的例子如张爱玲，她对“言情小说”文类的喜好使她坚持使用这一文类的框架，但是她的运用意象的巧妙、技巧的圆熟以及她对一般言情小说所展现的普通男女爱情的拆解又往往颠覆、超出了这个框架，使之达到了严肃文学的水准。安妮宝贝的小说初看上去似乎也具备了这些特质，她的文字流畅、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叙述风格是杜拉斯式的跳跃的短句，爱情的内容也不是琼瑶式的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模式，而常常以“破碎、离开、告别”为收束，再加上文中不时出现的哲理式警句：诸如“长期的理想是可以某天突然的消失，短暂的瞬间，漫长的永远。”；“包围着我们的，其实是一种绝对的空虚，所有的产生，消耗，都是为了消失……”（7）使得她的小说外表甚至于充满了现代主义风格。但是，我所说的文学位阶模糊，其中一个含义指的就是在消费性的后现代文化环境中，通俗文化与严肃文化之间日益相互渗透与挪用所产生的界限模糊，诸如严肃文学对通俗文艺样式巧妙利用的“以通俗反通俗”，或者是通俗文学对严肃文化的借调给自己添饰的“品味”。安妮宝贝小说外型上的现代主义风难掩其内质的匮乏。她的小说与台湾另一位言情小说家苏伟贞一样拥有一位“欲力强大冷凝寡欢”（8）的女主角，她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对感情期盼又不能相信，兀自上演着一幕幕既给女主角带来伤痛又不乏自得其乐的都市爱情剧。男女主角开始于一场邂逅（邂逅场景的新元素是网络，当然还有都市符码少不了的酒吧），气质上的互相吸引（这吸引经由网络“心有灵犀”的聊天或是观察到的衣着细节，良好品味，都市冷漠颓废之“性感”而展现）使得男女主角开始靠近，可能会发生性关系可能没有，但是多半不了了之，因为女主角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又热烈又冷静的特质，她乐于沉缅于一段“都市夜归人”的互相取暖，但似乎深知此类爱情的不可靠，于是最后她总是清醒决绝的离去，并发出自艾的喟叹：“我不知道有什么人是能够深深相爱的。也许他在非常遥远的地方，用一生的时间兜了个大圈子，却依然不能与他相会。”（9）“我们是没有未来的人，不断地寻找，不断地离开。“（10）“只是等待一次爱情，也许永远都没有人。可是，这种等待，就是爱情本身。“（11）“一场沉沦的爱情终于消失。”（12）但是，安妮宝贝几乎没有解释女主角的性格特征与对爱情的悲观态度其来何自，环境如何培育、发展出她这种特质，由于一开始女主角的特质就是一个给定的事实，都市并没有与之形成一有机的互动，都市场景只是一个布景，中间的爱情也不过是一场在其间自虐虐人，自娱自乐的表演，类似于一华美的MTV，提供了符号、影像以及情调、气氛的消费，但没有供思考的启发，基本上是一自我循环封闭的展现，而不是层层深入剥茧抽丝的挖掘。间或安妮宝贝会给出一个模糊的说明，例如女主角不和睦的家庭、性格怪异的母亲，不幸的童年等等。这些既定的“宿命”成了女主角性格无可推卸的原委。长篇《彼岸花》中，故事经由乔与南生、两个有着相同个性的女子的两条线索的展开显得丰富了一

些，安妮宝贝没有明确说明这两个人是否就是同一个人，但是她有意识地让二者构成一种互为镜照的关系，或许南生是乔创造出来的电影，也可能乔是南生笔下的小说，这样，经由南生命运的演示，我们可一窥南生或乔目下疏离、幽闭、自我、虚无性格的来由。但是，父母双亡，家庭不幸再次成为女主角一生命运的原动机，目的只为了铺陈南生与林和平纠缠晦暗的“孽缘”与乔淡漠犬儒的虚空，女主角的各种反应似乎一开始就由她的“命运”注定了，之后再也没有成长、救赎的可能，彼岸花与此岸之间看不到任何的桥与路。

在故事相对单薄（既没有琼瑶的起伏跌宕，也没有亦舒的跳挞俐落）的情况下，安妮宝贝仍然吸引到为数众多的读者，这不能不归功于她小说话语层面的营造功力，她成功地在人物、叙述者、作者与读者之间构造出了一种召唤性的身分认同，也就是，四面彼此呼唤的镜像。安妮宝贝的小说叙述者—作者与人物之间有相当程度的情感投射与认同，作者绝不比人物高（13）。这也是言情小说成功的关键之一，并不象一般对大众文化持批评态度的批评家所想象的通俗小说只是作者拿一些煽情故事来糊弄普通读者，事实上，一个成功的通俗小说作家对其笔下的人物态度毋宁说是相当真诚的，如果叙述者—作者与人物不是有相当一致的情感、价值取向，读者很容易觉得他在受愚弄，琼瑶对轰轰烈烈爱情的信仰与亦舒中产阶级女性的爱情观都是非常真诚地呈现在他们的小说中的。（与此不同的是，张爱玲则在她的类言情小说中创造出了一个游走于各种视角提供出反讽声音的叙述者。）更具体地说，安妮宝贝话语层面所营造的认同感包括两个方面：

一、精神情绪的把握。她相当敏感地捕捉到都市白领的一种情绪与心态，一种疲倦、飘忽、不安定感与冷漠症。这些情绪经由散片式的叙述流与喃喃自语的类哲理议论得以成功散发，安妮宝贝将这种情绪的由来归之于“宿命”或“人性”“灵魂”的“甘美与脆弱”。显然，安妮宝贝对此类情绪的解释是相当非意识形态的。（她的解释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采取大众文化对社会问题不看或“看不见”的策略；也有可能她受八十年代的思路所影响，文学一律向“人性”求答案，而不去考察这种人性是如何在社会环境中得以培育、发展出来的。）正如她自己所说：她所做的是“抚慰”，读者阅读小说未必会去深究来龙去脉，他们在小说所唤起的情绪氛围中得到了沉浸与共鸣，视安妮宝贝“于我心有戚戚焉”，从而在安妮宝贝程式化小说所唤起的悲情中一遍遍释放自恋与自怜。

二、大量的消费符码所构造的身分政治。在安妮宝贝的小说中有很多对“品味”的貌似不经意实则颇门槛精的书写，这一品味由衣着的细节、espresso咖啡，哈根达斯冰淇淋、帕格尼尼、欧洲艺术电影等等组成。这一品味构造的身份政治所流露出来的“势利”至少可以追溯到亦舒——这位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进入大陆市场，对当代众多流行小说女写手有着巨大影响的祖师奶奶。亦舒笔下的中产阶级女性看起来比琼瑶时代的女性有了不少进步，不再只是一心扑在爱情上拿这个作为女性证明自我存在的第一要务，她们经济独立，有自己的事业，然而仔细阅读之下，这些小说仍然不过是郎才女貌的现代翻版，再怎么学历高有知识的女性寻求的仍然是有良好经济基础，英俊、有品味的男性，她们的目光从来不会旁落到“专业人士”身外，强烈的身份意识使得她们很难寻觅到符合她们理想标准的伴侣，也因此时常发出美好爱情难得的喟叹。这个喟叹，是深具阶级意味的。在对“品味”的捕捉与点染上，安妮宝贝继承了亦

舒的“炬炬目光”，直白一点，——就是“势利眼”。不客气地说，她与她的读者群中的部分“小资”是颇为势利眼的，只不过他们未必会自觉到这一点。

在某种程度上，安妮宝贝特别象是八、九十年代陈染与九

十、零年代消费文化奇异媾和的产物，一方面是现代主义式对“个我”形而上关注的“虚无”、“绝望”，另一方面则是非常实际的所谓“优雅”物质、品味、情调的艳羡与享受，在这喃喃自语的“虚无”与不厌精细的“品味”之间所呈露出来的自相矛盾与裂隙，叙述者—作者从来没有意识到。二者之间广阔的社会现实、不同人群的生存境遇、公民权利的争取，全都不再进入作者的视野。这也是当下文学的状况，当社会现实被抽空后，文学似乎就只能在二者之间摇摆，不是遁入空洞的形而上，就是沉溺于对物质细节的张爱玲式的愉悦。

八、九十年代的“纯文学”与港台流行文化同时养育了目下的小资，这是他们文化谱系的构成。另一方面，小资之所以会和安妮宝贝的小说产生共鸣，在现实境遇的情绪上确实有一些相通之处，但是这种情绪的产生绝不是什么宿命之类，而是一种非常实际的第三世界都市文化情形之产生。那就是一种类似于在中国“飞地”的工作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品格。这些都市白领每天进出于空调间，承受着沉重的工作压力，一方面，他们必须努力工作才能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中占稳脚跟，升至更高的位置，这种情形下疲倦、焦虑势不可免，另一方面，较为舒适的办公环境，相对于普通劳动者较高的薪金，又会使这些人或多或少产生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优越感。更重要的是，在一种跻身于“与国际同步”的环境中所培育出来的心理上、习惯上向西方“先进”“文明”世界的靠拢、趋附与对本土或第三世界的轻视、疏离，经常是相生相伴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种“全球”恰恰是与无数的“本土”缠绕在一起的，离开了八小时之内的“飞地”，扑天盖地而来的就是混杂、无名的现实。在“天涯之声”论坛上曾经有一个引起热烈讨论的贴子《一个上海白领的心里话》

（14），一个网名叫“麻木热”的上海白领说出了他郁结已久的苦闷：他一直觉得自己很优秀，也确实很优秀，重点中学——名牌大学——跨国公司（月薪八千以上），自己和朋友们都活得不错，直到自己去了一趟内地小城的姨妈家，发现了“另一个世界”的生活，（有工厂临时工得了病不肯去看只为省下医药费给儿子读书，小男孩家里穷为吃肉被父亲打，得了绝症临死前家里为他煮了一锅肉），深感震惊，回到上海后才“发现”上海同样有着“另一面”：为还能每个月领到六块钱车贴而庆幸的工厂女工，在菜市捡菜边的城市贫民，两小时一刻不停挣得十块钱报酬的钟点工……作者于是发现，自己已经被现代社会无形的区隔化而和社会的真实面目隔绝开来（15）：“如果我只呆在漂亮的写字楼，每天上下班打的，业余去蹦迪，去茂名南路的club找点刺激。去和平饭店搞搞聚会，在巴黎春天购物，那么我不会感到什么苦闷。我只会踌躇满志，自我感觉良好。以为我是这个国家的那一部分精英。可是，我看到了，而且我相信更多的我没有看到。所以我没法心安理得地自我陶醉。”这位上海白领经由他的亲身感受提出了“公共性”的问题：“这个国家大部分人是怎样生活的呢？他们的思想是怎么样的呢？他们难道不值得被了解吗？作为这个国家中有知识的一部分人，难道没有义务去了解他们吗？那么不了解一个国家的真实面目，光靠喊着民主就可以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吗？”。

这位上海“小资”对生活发出了自己困惑与反思的声音。显然，它提示了我的“小资”分类与分析的简化性。事实上，这是个年轻、受过教育、有思考能力、能够发声的一个阶层，他们会有自己的生活感受与判断，对将来的社会发展也有可能起到有益的、良好的影响与作用，只不过，受这二十年从美学个人主义到生活个人主义演变以及由此造成的政治冷漠症的影响，再加上方兴未艾的消费主义对理想生活模式的引导与形塑，他们中的一些人变得越来越只注重个人“高尚”生活的获得，而不再关心“个人”所必然含有的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群之间的联系与同情，而一旦个人成为自我张扬与扩张的个人，很难想象真正的爱情如何从之产生，因为真正的爱情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交通与融合中获得的，这一融合的基础必是超越了原子意义上的个人，而指向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同情。这也在某种意义上解释了安妮宝贝笔下的爱情为什么总是以“破碎”告终，因为两个个人主义者的相爱，最终的结果就是那个豪猪的寓言：为了取暖他们聚拢在一起，可是那个尖刻的、自我保护的刺又立即把它们分开。他们之间可以有身体、情调的吸引，但是不会有真正的信赖与帮助，因为这一切，都不是在个人主义中能够获得的，它必建立在人与人之间无限广阔的联系上，唯有在整体的呼应中，孤立的个人通过爱的联系才能找到存在的意义，否则那个“虚无”的命题会如影随形在安妮宝贝的小说中再三复现，永远纠缠着她笔下那些想爱又不相信爱不能获得爱的个人主义者。

安妮宝贝的崛起如她所说，“没有侥幸”，她依托网络，以其流畅的文字，都市爱情题材的书写获得了她在当下文学场域的地位。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相比，二十一世纪的安妮宝贝显然更有理由骄傲：因为她不是政治，而是“读者选择的”。中国作家进入“文坛”的路线已经改变了，现在，不只是政治在推出作家，市场也提供了一个“公平竟争”胜出的机会。然而，被市场肯定是否就表明他（她）是一个确凿无疑的好作家？以安妮宝贝的出现与畅销而论，确实可以看到新一代文化教育水准的普遍提高，首先一点就是对精致文字与个人风格的打造与欣赏能力，其次就是对世界文化资讯的广泛汲取，比如安妮宝贝与她的读者群们共享的杜拉斯、村上春树、帕格尼尼、欧洲艺术电影等。然而在这种中产阶级性质的文化品味之上，文学是否还有一些更不容忽视的品质：不只是抚慰，还可能是愤怒、伤痛、与发自心肺的呐喊?！对小人物的同情，对真正的自由、解放、幸福时刻的向往与召唤?！在这个新的文学场域里，正在成长的，或者已经功成名就的中国作家们会选择什么呢？

喜欢她，是因为她是个寂寞的女子，安静的让人心疼

第三篇：浅谈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浅谈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摘 要:20世纪是中国文学中的女性意识不断觉醒的年代。张爱玲就是一位女性意识极强的作家,她的文学创作中就呈现出一种真正的女性化写作的风貌。张爱玲女性意识成因中的环境因素和心理因素,张爱玲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意识。关键词:张爱玲;文学创作;女性意识

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坛里属于一位传奇式的女作家,她的小说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了光辉绚丽的一页。张爱玲小说所迸发的文学才情,她那独特的写作视角,以及她与文**汐的暗合,都使得张爱玲倍受世人的关注。张爱玲是自“五四”以来最为优秀的女性主义作家之一。她脱离了五四时期丁玲、冰心等女作家的写作套路,另辟蹊径,以独特的女性视角观察和剖析宗法男权社会中女人的众生相及她们殊途同归的被压迫命运,体现了一位女作家非比寻常的洞察力和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怀。同时,她摆脱了五四以来对男女平等的神话描述,抛弃了那种南辕北辙的女权主义追求,转而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女性位置。她抛弃了五四时期男权中心的文化传统,自出机杼,创造出自我独特的语言表达。在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中,作家流露出了强烈的女性意识。作家的这种女性意识并不同于冰心的博爱,也不同于丁玲的冷峻,它更强调一种否定精神,这种否定精神包括了作家对男性权威的否定,也包括了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否定,它有非同一般的勇气和敢于直面人生的“自审”意识,因此,张爱玲的女性意识受到了许多读者和文学研究者的认同与赞扬。1张爱玲女性意识的成因分析 1.1环境因素

上海是张爱玲文学生命的起源地和写作场。正是因为上海所具有的远离主流文化的独特环境,促进了张爱玲女性意识的成长。张爱玲注定要以文学来证明自己,因为她除了发展自己的天才之外,别无生存的目标。也注定只有在上海才能成名,因为上海独特的文化环境成就了她的文学品格,是其文学的生长土壤,培育的温室,只是战争的爆发,使张爱玲的创作时间得以提前。上海作为最早的五大通商口岸之一,外国租界和非老城的华界演出了上海的全部现代史,上海文化的本质是中国城市结构向现代化的表征。市场竞争的现实造就了不拘泥、不保守等现代人品格。在文化事业方面,上海的文人自觉远离传统精英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出现了立足于凡人本位意识的海派文化。商业文明催生出一大批以卖文为生的文人。现代化通讯印刷事业的发达,培养了一个由市民组成的大众读者市场,世俗文化代替了以载道为目的的正统文学。海派知识分子自觉的坚持世俗立场,消解英雄圣人,以日常生活意识和都市市民哲学为其精神特征。可见,上海的文化氛围给张爱玲提供了抛弃浮华,冷静审视的外在环境。女性历史浮出地表的时机为她提供了写作的素材,商业文化中人性缺点的暴露为她提供关于人性劣根性研究的场所,在传统与现代交接的最前沿,人生存处境的尴尬微妙又被张爱玲敏感的心所捕获。1.2心理因素

张爱玲的童年生长环境,父母亲对其性格形成的影响,以及成年以后的际遇等等属于张爱玲自我的独特体验是形成她的女性意识的重要因素。她的身世、性格、际遇等等因素共同决定着其女性意识的特点。张爱玲有一位初具现代个性主义思想的母亲,因不堪丈夫的种种恶习而离家出走,以刚强维持着女人的尊严,这对张爱玲形成现代个人主义品格无疑具有很大影响。但由于生活方式、文化历史等原因,张爱玲的母亲并未参与抚养孩子的工作,而由一个年迈的女佣完成,这也是张爱玲缺少最基本的依赖感的心理根源。在尚未与母亲同住之前,对母亲生活方式的向往,对母亲独立个性的敬佩以及在父亲家里无爱的生活使张爱玲对母亲有一种“罗曼蒂克”的爱。后来与母亲同住,张爱玲心目中高贵美丽的母亲毁了女儿的自尊,毁了女儿对母亲近乎崇拜的爱,这使张爱玲无论何时何处,对人性始终抱一种怀疑态度,有一种清醒的冷静与冷漠。张爱玲的父亲是典型的封建遗少,挥霍祖产,坐吃山空,与妻子关系僵化,与姨太太打架,以及花天酒地,对子女缺少责任心,完全是一个不合格的父亲。也缺乏人最起码的自律意识,这使他不可能担当起为儿女榜样的角色。甚至因为女儿去亲生母亲那里住了几天,就对女儿丧失人性的毒打,将其关在地下室一年多,对女儿的生死置之不理。对于父亲,张爱玲看到了父亲生活的错位状态,除了完全看不起之外,与对母亲所代表的自由利落生活的向往相反,她对父亲的生存状态由衷地觉得可悲。这样的家庭使张爱玲从小生活在一个支离破碎,毫无爱心的环境里,父母本身的自私冷漠等缺点在促使张爱玲早熟的良心发现的同时,形成对丑恶人性冷静旁观和束之高阁的人生观之最初契机。加之性格内向,天资聪颖,使她以少年难得的老成和深刻,抛开亲情的纠缠,而利落的站在人性的高度,对长辈进行审视。2泯灭的母爱

张爱玲对女性的“自审”,有一个重要且极个性化的内容,即对“母亲”的自审。在传统文学创作中母爱涵义总是与圣洁、崇高、温柔、善良等等美好的字眼联系在一起。冰心及与之同时代的女作家群体几乎都是讴歌母爱的能手,在她们笔下,母亲被形容为一个安顿灵魂的温暖怀抱,躲避风雨的安全港湾。她们坚信,母爱才是真正的归宿。而张爱玲却将笔触深入到母亲隐秘的内心深处,用一种审视的眼光冷峻地注视着母亲的心灵痛苦和精神沦落,透视母亲心灵深处中那未被常人察觉的集体无意识的存在,一种心安理得的让权于男权社会而又不惜以葬送母爱为代价的存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有两类母亲形象,一类像《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等,她们美丽、残暴而有着被压抑的情欲和疯狂的金钱欲与统治欲;另一类如《小艾》中的席五太太,《鸿鸾禧》中的娄太太,《花凋》中的郑太太等。她们没有鲜明清晰的面貌,原是一群活动在舞台背景深处的可有可无的角色,她们没有自己的思想行为,总是小心翼翼地讨好丈夫、孩子和旁人,随他们的思想滚动而滚动。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一个封建大家庭中常见的女性,但她又非同一般。她已经褪去了“母亲”的伟大而神圣的光环。她既是父权社会的受害者,又是父权社会的合谋者,还是自身人性丑恶的直接表现者。她一生披着沉重的黄金枷锁,不仅压抑着自己的情欲,压抑着爱恋,又亲手扼杀了儿子长白和女儿长安的幸福,黄金是七巧一生的想望,也是她一生唯一指望能得到的东西。她向往健康美好的爱,却被自己的大哥卖断;在姜家,她也曾有过爱的挣扎,但一次是被自己的小叔子拒绝,因为她不是他棋盘上的棋子,一次是经历了漫长的煎熬,终于获得财产之后,拒绝了主动上门的小叔子的示爱,她要保住她唯一实在的东西———黄金。爱,在此时,已是多余而危险的东西,这次拒绝使七巧彻底失去了情爱的机会,变成了完全为金钱所奴役的疯狂女人。“张爱玲将在权力的绵密网络中抵抗着的女性日常的斗争以‘疯狂女人’的形象呈现,讲述了‘家族制度’的机制中,阶级、性别、世代的桥梁———母亲为什么、何时、怎样由被害者变为加害者,权力交替是如何完成的。”

从曹七巧这种残暴和冷酷的“母亲”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在父权社会中,即使女人有幸获得了经济大权,她们也已经被异化为男权中的一分子,成为“父权”的代言人。而她们这种对于“黄金”和“权力”的掌握,却是靠牺牲她们的青春,她们的幸福,她们做人的权力换来的。尽管她们穷极一生所得到的金钱和权力已经在手中了,但人性中至真、至善、至美的东西却已荡然无存。她们的眼中不再有美好的事物,唯有的是生存的残酷。她们只能拼命地保住这唯一自己还可以掌握的东西,至于关心与呵护儿女,给他们以温情与爱,则不在她们所考虑的范围之内。而另一方面,她们对自己失去的东西的追逝,却表现在对下一代的变本加厉的剥夺上。长期的压抑已经扭曲了做“母亲”的心,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别人哪怕是自己的儿女也休想得到。人的私欲在这里得到无限的膨胀,有道是“虎毒不食子”,可是她们连起码的动物性也丧失了。黄金、权力改变了她们的地位,但可悲的是连自己也改变了,变得自己不再是自己,“母亲”也不再是“母亲”。

张爱玲对文学传统中大量充塞的颂扬伟大母爱的作品抱有反感态度,称其为“滥调文章”。母亲也罢,其他人也罢,作为一个“人”,就逃不了人与人之间本质上的自私、虚伪、冷酷、软弱、自卑———这是张爱玲对人性的基本理解。她把亲子关系还原为普通的人与人的关系,从而对母性做出了极个性化的审视。3盲目的情爱

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对女性心理痼疾揭示最深、笔力最集中的是女性的“依赖性”,这在女性追求情爱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她笔下,无论新派还是旧派女性,都摆脱不了对男性的依附心理,旧派女性没有女性自觉,心甘情愿成为男性世界中的附庸,婚姻是她们寻找依靠的唯一手段,也是最终的归宿。新派女性坦然接受现代的物质文明,谈西式恋爱,参加跳舞一类的社交活动,但仍然甘为男性世界中永远的奴隶,她们即便已经挣脱了封建旧家庭,但永远挣不脱以男性为生命支柱的思想意识。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大多数丧失了独自求生的能力,她们皆渴望有所依附,首先解决物质的生存困境。她们除了做“女结婚员”外,别无他长,张爱玲认为:“安稳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所谓求安稳,就是找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依托终身。最典型代表是《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她的曲折而苍凉的恋爱过程,正是一场求安稳的爱情冒险,白流苏与丈夫离婚后住娘家,兄嫂骗取了她的所有积累后就排挤她。后来她与留学生范柳原恋爱,离沪到港,范柳原对她并没有真心,这使她既矛盾又痛苦。曾一气之下回到上海娘家,但排挤依旧,还加上流言和白眼,为了寻求自己的归宿,她只好又投入范柳原的怀抱,当情妇也在所不惜了。白流苏住在娘家,本来就是自己的家,但兄嫂的白眼使她呆不下去,这是她求安稳的社会外力。她的恋爱受了许多委屈,还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然而她还是不由自主的往这条路上滑下去,好像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推动着她,而这股力量实质就是她对能够有所依附的婚姻的渴望,她必须去寻找男人对她的爱,才能立足于社会,满足她内心的渴求与虚荣,这是求安稳的内驱力。在那动荡的、人心叵测的世界里,她好像作了一个梦似的,她感到天地万物的一切全不可靠,靠得住的还是“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

张爱玲在一篇文章中曾感叹:“电车上的女人使我悲怆。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女性不仅在物质和生存上形成了依赖性,而且在更高层面的爱情领域也形成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依赖性。男性的爱与不爱,是她们生命价值的核心。做一个男权社会认定的女人,这是张爱玲笔下的女人最好的归宿。“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到异性的爱,也就是得到不了同性的尊重,女人们就是这点贱。”白流苏苦苦奋斗的经历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即“争取被爱”,她费尽心机,历经波折,终于胜利了,因而惹得女人们嫉妒和仇恨,倘若她失败了,她将遭到所有人特别是女人的歧视,张爱玲笔下的女人在婚恋中皆埋葬痴情,丧失浪漫,消灭幻想,冷静地争取一个有所依靠的现实。4沦丧的自爱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是谈不上“自尊、自爱”的,不仅她们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沉重的是连她们自己根本不会意识到自己应该得到认可和尊重,作为母亲的女人,或者甘于成为“父权”的代言人,即便是有了经济大权后,仍惶惶不安,以极端冷酷的方式对待周围的亲人,以保住自己来之不易的金钱和权力;或者其思想行为完全被丈夫的思想行为所代替,丧失了女性主体意识,只是整个家庭的一个可有可无的影子,这种种行为其实都和女性与生俱来的自卑感息息相关。作为妻子的女人,将婚姻作为幸福的赌注,将男人当作生活和爱的依靠,把依附男人当作自然的思想和行为,这些也与女性与生俱来的自卑感密切相联的。自卑感是女性甘于被异化,被屈辱,自认弱小,产生依赖性的根本原因。

曹七巧表面看起来是个非常强悍的人,但实际上自卑感才是她内在的心理特质。以一个麻油店老板女儿的身份嫁到官宦人家做了“正头奶奶”,尽管嫁的是一个落泊世家的残废公子,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权势,以及封建时代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仍让她逃脱不了出身低微的自卑。对姜家的人,她在泼辣的嘲骂,无忌惮的牢骚后面,隐藏着充满自卑的奉承与讨好,她和新奶奶亲热,和云泽小姐套近乎,讨了没趣还要赔笑脸。但这一切都没有用,一家人仍往她头上踩,连丫环也看不起她,卑贱的门第永远是她的耻辱。

她的种种行为都源自于她内心深刻的自卑感。她在权势的威压下感到自卑,产生不安全感,她只能寻找“金钱”作为依靠。为了克服这种自卑,寻找到安全,她牺牲了一生的幸福。外部力量和权势能压迫出人的渺小,人内在的物欲也能使人丧失自我,深感自卑。天真美丽的葛薇龙第一次踏进她香港姑妈梁太太的府第,绝没有想到要身着华服出人头地,她只是为了读书,是物欲使她丧失了自我,是自卑使她一步一步走进深渊。深宅幽院,阔太太的气度,丫环的骄横,挤压出了她心中的“穷”字,不由得她不自卑,也激起她对享乐生活的向往,姑妈为她张开了物欲的大网,壁橱里那“金翠辉煌”的衣服使葛薇龙飘飘荡荡,心旷神怡。她不是不懂姑妈的用心,但在强大的物质诱惑面前,道德是脆弱的,她自然地接受了物质的满足来驱逐内心的自卑。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既有与生俱来的自卑感,又有来自于自身在强烈的物欲和贪欲下的渺小感,这就决定了她们不可能走上自尊、自爱、自强之路,她们只能依靠男人,依靠金钱,依靠权力去寻求中间的平衡,但恰恰相反,她们只能在自卑、自贱的泥塘中越陷越深,永远也改变不了卑微低贱的地位。

张爱玲在“母爱”、“情爱”和“自爱”等方面对女性意识进行了自审,与致力于揭示“国民性”弱点的鲁迅先生有着传承关系。张爱玲延承了鲁迅先生对“国民性”弱点尤其是女性自身弱点的批判传统。

女性若没有对其奴性心理、依赖性、自卑感等心理痼疾的自觉反叛,任何社会的解放也不能达到女性真正意义的解放,女性人格的独立,不仅需要经济的独立、社会的解放,更需要对千百年形成的女性意识的重建。“自信、自尊、自立、自强”应该是女性意识新的内涵。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展露女性的心理痼疾,借以表达她对女性主体意识所作的理解和阐述。同时在现实生活中,她也实践着自己标准,始终是自立自强,独立自主走向人生舞台,并且取得成功。时至今日,张爱玲对女权的观照和解构,对于我们今天建立正确和健全的女性意识,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也使我们认识到人类解放至今天,女性意识的重构与建立,仍然是一个需重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杨黎丽,张爱玲笔下的文化视角和女性意识,名作欣赏,2006/24 2, 周欣荣,论张爱玲小说中的现代女性意识,语文学刊,2006/12 3, 张琴,张爱玲与张小娴小说创作中的女性自我意识比较,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6/01 4, 李枫,张爱玲《十八春》中女性意识的新指向,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01 5, 马双,女人,女作家,女性——浅谈张爱玲的女性意识,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02 6, 段金花,萧红与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比较,东岳论丛,2005/05

第四篇：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题目：

郑州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毕 业 论 文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入 学 年 月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 学 号______________ 专业______________ 联 系 方 式______________ 学习中心______________ 指 导 教 师______________

完成时间____年____月____日

目 录

摘 要--II 关键词 II

一、张爱玲作品中女性意识体现-------------------------

二、张爱玲作品中女性意识的成因----------------------

三、张爱玲女性意识的价值

四、结语-------------------------注

释----------------------------参考文献-------------------------致

谢----------------------------

I

摘要

本篇文章通过对张爱玲作品的分析，根据对张爱玲作品中男女关系的描写，在披露当时男权社会中对女性的歧视及压迫的同时，对当代女性弱点进行客观的评价、审视，以此来建立新的女性意识，甚至试图改变女性在旧时社会的地位。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特征鲜明，形象独特，正是为了突出女性本体地位和女性本体特征的自我追求和自我反省的主要内涵。

关键词

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

II

一、张爱玲作品中女性意识体现

张爱玲虽在欧美教育的熏陶下成长，但依旧自小熟读《红楼梦》等古典小说，同时夹杂着新文化的大众传媒以及电影，故张爱玲思想与中国传统的文人大相径庭。在张爱玲作品中，对文学承载对象的改变也表明了张爱玲的当代知识女性的主体意识及文化立场。在其作品《自己的文章》中，张爱玲进一步确认了她的当代知识女性的意识立场。在作品中她明确地指出向来以“斗争”这一“人生强势的一方面”的文学作品是过于“超级”的文学，同样也是过于“社会性”的文学；而张爱玲的作品则是永恒而安和的，是注重“人性”、“女性”的文学作品。在笔者阅读张爱玲的作品时发现了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是——男与女的两性关系。因为当时社会大环境混乱，以一个现代的知识女性视角，根据自身经历和内心活动写出了一部部令人惊叹的作品。最重要的是完成了张爱玲对女性意识的确认。其中突出的意识有“自我安慰”、“自我关注”、“自恋”、“性自由”，这些意识仿佛在向着“女性自由”而无限逼近。自我安慰指的是自己安慰自己，它是一种内心层次的带有明显暗示的自我慰藉。根据心里学来看，自我安慰往往是在达不到预期的目标时，根据通过对某些事、物、人的想象，以弥补内心不平衡的心理行为。根据现代研究发现，这种心理行为在男、女两性中都会出现。但女性有着更为细腻的性感、大多数偏感性的精神，这种心理行为对女性有着独特的作用。张爱玲的小说作品中，往往把“自我安慰”这一心理行为用于表达当时社会及大环境对女性的歧视对待，制约女性的发展，并且更能细致地刻画出女性的精神、人性的渴望。下面将举例并论述。“......再就是觉得手臂与腿怎样摆着,于是很快地僵化,手酸腿酸起来。翻个身再重新布置过,图案随即又明显起来,像丑陋的花布门帘一样,永远在眼前,越来越讨厌。再翻个身换个姿态,朝天躺着,腿骨在黑暗中划出两道粗白线,笔锋在膝盖上顿一顿,照骨上又顿一顿,脚底向无穷尽的空间直蹬下去,费力到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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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论冰心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论冰心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摘 要] 冰心作为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讴歌母爱、童真及自然之爱是其作品的显著特色，但她 还在作品中借助女性人物形象，鲜明地体现出强烈的女性意识，表现出她们反抗封建思想、反对集权专制，争取婚姻自由、积极参加革命的自觉诉求，清晰地传递出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意识的自我觉醒，进而表达了她 对男权社会的批判。

[关键词] 冰心；女性；意识；批判

冰心作为“五四”时期崛起的著名 女作家，在诗集《春水》、《繁星》和散 文集《寄小读者》、《再寄小读者》等作 品中，清晰地传递出她“爱的哲学”的 思想，冰心以纯洁的童心、爱心，极 力讴歌“母爱”、“童真”及“自然之 爱”的同时，还通过《张嫂》、《别后》、《两个家庭》、《第一次宴会》等作品，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心理描写了她女性意 识的觉醒。

一、女性自我意识的表现 女性的自我意识是女性对自我被压 抑人格的恢复与弘扬，是对女性价值进 一步的思考与肯定。在一切以男权价值 为主要衡量标准的社会中，女性被置于 多重清规戒律的束缚下，很少有人能对 其自我价值有明确的认识与判断，她们 在价值取向上往往表现出随波逐流。在《繁星》、《春水》、《寄小读者》 等一系列作品中，冰心的作品多从女性 主义的视角出发，自觉赞美女性，彰显 女性的自我意识。在《冬儿姑娘》中，冬儿姑娘乐善好施、坚忍大胆，不信鬼 神，完全没有了冰心前期作品中女性的 软弱；在《两个家庭》中，亚茜与其他 “娜拉式”的新女性不同，她把家庭看 作是施展自我才能、实现自我价值的舞 台，她大学毕业后以自己的能力助推丈 夫的事业蒸蒸日上。到了后期，冰心经常强调自己女性 作家的身份，她从不讳言自己的女性意 识立场，不隐瞒她对女性认可的真实情 感。尤其是她在《关于女人·后记》中 认为女性和男性相比较，“女性感觉更 加的敏锐，更加的活泼，也更加的深 沉；更加的细腻”。[1] 这些话体现出在 西方蓬勃发展的女性思想解放运动的影 响下，冰心对女性意识内涵的新解。马 克思说：“如果没有女性的觉悟醒来，就不可能有社会这么伟大的变革。人类 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妇女的社会地位的高 低来准确的衡量。” [2] 所以，冰心在作品 中对女性自我意识的彰显，有力地表现 了她的女性意识观。

二、对平等意识的追求 从古至今，在以男权话语为主导的 社会里，女性只能是从属男性、从属于 男权社会，女性在夫权、族权、神权等 重重枷锁的束缚下，处于社会的最底 层，森严的等级制度让她们失去了所有 的话语权，冰心无论是在《繁星》、《春 水》、《寄小读者》、《再寄小读者》、《梦》，还是《南归》、《我的母亲》等作品中，不但极力提倡“爱的哲学”，还积极维 护与争取女性在男权社会里的合法地位 与权力。冰心在留学美国期间，对哈佛大学 不招收女学生，不让女同学进图书馆提 出过强烈的抗议。她在日留学期间，建 议日本的女性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争取 受教育的机会。而在呈贡简易师范任教 期间，极力反对女性不能入学的旧习，大力倡议招收女同学，这些行为都有力 地践行了她男女平等的思想。冰心还在 《对于妇女参政的意见》中，向当时政 府部门提出让那些有能力的女性参政议 政。新中国成立后，冰心建议有关部门 要重奖社会上成功的女性，让更多的女 性享受成功的喜悦，享有和男性一样的 社会地位和尊严。冰心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人物形 象，在战争来临之时，在历经家破人亡 的战争伤痛之后，能够迅速振作起来，像男性一样走向战场，投身革命，谋求 民族和自身的解放，在血与火的洗礼中 去塑造自我的形象。她们从反抗传统的 封建思想道德、封建专制，到争取婚姻 的自由，进而参加革命，以自己实实在 在的行动彰显了女性意识从觉醒到反抗 的过程。

三、对男权主义的批判 冰心笔下各类女性形象身上所体现 出的女性意识，不仅从一个侧面衬托出 中国男权主义无所不在的事实，而且进 一步激发了女性大胆挑战男权中心文化 的信心和勇气。在小说《我的邻居》中，M 太太作 为“五四”后的知识女性，被丈夫囚于

家中相夫教子，每天生活在痛苦煎熬之 中，战争爆发后，作为家庭主妇的 M 太太尚且没有对生活失去信心，而她的 丈夫则“总是警报前出去，解除后才回 来，还抱怨家里没有早预备饭。”[4] 在 一家老小面前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懦弱无 能，令人汗颜。在《我的朋友的母亲》当中，那位 师范毕业生不顾自己和妻子的多年情 分，在抗日战争期间想着离婚，娶漂亮 聪明的助教小姐。《张嫂》中那位懦弱 的丈夫自己也承认“她（他的妻子）做 得好，我不中用。”[5]，在《我的同班》 中，L 女士自尊、自立、自强，无论是 上学、还是工作，都是巾帼不让须眉，让周围的男士自叹不如。结语 冰心通过作品对女性人物形象的成 功塑造，对女性只能囿于家庭的传统观 念提出了有力的质疑，对男性主导和支 配女性的行为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同时 也打破了“五四”以来，人们对中国男 女平等乐观的期待，让读者看到了处于 男权文化专制下的中国女性，觉醒与解 放的道路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 冰心.冰心散文.[M].杭州.浙江 文艺出版社.2000.342 [2] 马克思.马克思全集.[M].北京.北 京人民出版社.1968.571 [3] 冰心.冰心文集?序 [M].上海.上 海文艺出版社.1984: P1.[4] 冰心全集.第二卷.通讯七.海峡文 艺出版社.1994.76.77 [5] 冰心选集.第三卷.《张嫂》.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