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回首甜蜜幸福——林甸一中姜全 教师随笔（推荐）

第一篇：往事回首甜蜜幸福——林甸一中姜全 教师随笔（推荐）

往事回首甜蜜幸福——林甸一中姜全 教师随笔

今年我六十周岁，到了国家法定退休年龄，我退休了。难得有了空闲，回首往事，整理了一番，写下了以下文字。一是留给自己闲时看一看，当做甜美回忆；一是留给后辈看一看，当做对他们的一种教育；或许同行们看一看，也能得到某些启示。

一、读 书 生 活

1952年出生于林甸县花园乡爱国村一屯（郝家围子），儿童时期是在社会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度过的。经历了1958年的大跃进，1960年的自然灾害。1960年8月入小学，小学的一二年级是在爱国三屯（雷家围子）的三间土平房中度过的，三四年级是在永久七屯（大南城户）读的，五六年级又回到爱国小学，这时的小学已经有七八间房子，五六位老师了。小学的班主任先后有刘汉德、李贵森、肖义、单永信、邹志中等，应该说小学的六年读书生活是比较稳定的，老师很负责任，学生少得可怜。因为当时全国才解放十多年，老百姓让孩子读书的意识很差，很多孩子都是不读书的，学生很少。我在六年级毕业时仅有12位同学照毕业像。

读小学期间，给我印象深刻、影响又很大的老师是刘汉德、单永信、邹志忠。学识影响、人格影响、处世影响等诸多方面。

小学的六年读书生活是我一生中仅有的正规学校读书生活。这六年，尤其是五六年级的时候，年龄也稍稍大一点，稍稍的懂了一点事。读书时很听老师的话，所以学习成绩一直很好，知识掌握也稍稍多一点。只能说稍稍多一点，因为当时能够读到的书实在是少得可怜。没有图书馆，没有报刊杂志，更不要说电视电脑了。可以借读的书是“儿童连环画”、还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后来还可以借到几本解放初出版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苦菜花》、《林海雪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借来的书都翻得烂烂的，粘了又粘，糊了又糊，弄得很没有样子。

1966年7月小学毕业了，满怀信心准备考初中时（当时初中设在县城，农村各乡均无初中，只有农业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考初中的事取消了，没有办法，只能念农业中学。

农业中学顾名思义就是集中在一起干农活，基本上是不上课的，再加上搞“革命”，就更不能上课了。每天的活动是：校园地劳动、写大字报、开批斗会、上街游行。只有到了无事可干的时候才能上几节课。上课没有课本，老师刻钢板，用很粗糙的黄纸，手推油印机印出来给学生当课本用。就这样在农业中学读了四年书，1970年4月辍学。抱了一种幼稚而又可笑的想法在家自学，坚持两个月，6月份不得不到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开始给家里挣工分。

在农业中学读书的四年，遇到了两位恩师：一位是数学老师李玉芬，一位是语文老师邹志忠。两位老师给了我很大的影响，给了我很多的帮助。李玉芬老师大约是1969年分来农业中学的，当时她任我们的数学课，班级人数不多，也都不爱上课，因为每天在外边放荡惯了。这位李老师特别负责任，苦口婆心地劝导我们，耐心细致的给我们讲课，我对李老师敬佩至极。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就是不提倡读书，在那种情形下，她能够要求我们读书，劝导我们读书。现在回想起来这样的思想和行为是多么难能可贵！这样的老师是多么叫人眷恋敬佩啊！可惜的是，这位李老师在农业中学仅仅工作了一年就调走了。

邹志忠老师是我小学五六年级的班主任，到了农业中学的时候，我们之间竟成了完全对立的“两个阶级”。我是“革命造反派”，邹志忠是“大右派”。每天邹老师在操场上出现时，前胸后背都补着一大块白布，上面写着“大右派”三个字。这时我与邹老师交往很少，也不敢在一起说话，很怕沾上勾结右派的罪名。私下里，没有人的时候，邹老师就叮嘱我：“不能上课了，就自己主动学习一点吧。”“学什么呢？”我疑惑的问。“学毛主席语录，学毛主席诗词，看《成语词典》。”于是我就按照老师的教导，劳动之余，自学毛主席诗词，看《成语词典》，我全文抄写毛主席诗词，抄写诗词中的典故。我把《成语词典》从都到尾看几遍，然后逐条抄写，最后用每条成语造一个句子。这些学习笔记一直保存二十多年，最后因多次搬家，折腾几次也不知弄到哪里。现在回想起来，亏得那时邹老师指点，零零星星学了点东西，不然大好时光都浪费在游行示威、批斗会上了。

1970年11月参加了工作，在爱国小学当上了民办教师。工作之余有了更多的学习时间。邹志忠老师、刘汉德老师由原来的师生变成了同事。但是老师就是老师，两位老师除了对我工作给予指导，更多的是在提高文化方面给予了很多忠告。我在这一阶段，把《新华字典》细致地翻了几遍，为增加识字量、掌握更多的词汇奠定一个好基础。以后又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三本不同版本的《现代汉语》。将《现代汉语》中留的作业，工工整整地作下来，寄给黑龙江省教育学院的相关老师，请求这些从未谋面的老师给批改。老师批改后我再消化巩固。1978年全国恢复高考以后，各类成人教育也相继招生，当年我考入了黑龙江省函授广播学院中文系专科。当时的函授教育抓得比较紧，招生人数也不多。每年的寒暑假都要集中面授辅导，然后参加省里的统一单科结业考试。到了1981年的时候，省里却否定了原来的单科结业成绩，将原来所开各科课程都进行重新考试。突然间的重新考试，使很多老师没有准备，而重考不及格一律不准毕业。我记得当时中文专业有50多人，最后第一次毕业的仅有4人，我是其中之一。1982年7月才算得到专科毕业证书。这4年的函授学习，我学到了原来从未学习的课程，例如《古代汉语》、《古典文学》、《文学概论》、《写作概论》等等。专科毕业恰好是我的而立之年，这个年龄已经基本能正确评价自己，也多多少少地学会了为自己进行设计。学完了中文专科课程，真是觉得知识丰富了许多。1982年时，我已经调往乡中学4年了，教初中语文也觉得得心应手了。知识是无止境的，实际教学中有时仍然会觉得知识贫乏，甚至会出现捉襟见肘的窘迫情形，这使我不得不为自己再行设计，也就有了进修本科的想法。1983年7月考入了黑龙江省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本科学习是每年寒暑假和每学期期中一年共4次面授辅导，面授地点大多在哈尔滨、佳木斯、绥化等，辛苦自不待言，但是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大学本科课程，1987年6月毕业。当时是35岁。

我的读书生活现在回想起来，正规的学校读书就是小学的6年，农业中学的4年从来没有正规地上过课，也没有正规的教材。专科4年和本科4年都是一边工作，一边进修，真的是很辛苦。工作比较忙，读书、完成作业的时间都是起早贪晚挤出来的。成长于那样一个**的年代，这是客观环境，自己主观努力总算做了弥补。我的学习经历告诉我：自学也可成才。

二、工 作 经 历

1970年是“文化革命”的高潮阶段，人们是一种疯狂的心理，人人自卫，又相互争斗。我家在比较偏僻的农村，这种现象还不是很明显，不是很突出。在那时的农村读过几年书的孩子还是很被老百姓看重的，不太看重你的家庭社会背景，主要看能力。我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在没有任何社会背景的情形下走上工作岗位的。说起参加工作是一个很突然的事，1970年11月7日早晨，早饭前在生产队场院打谷子，生产队长对我说：“姜全，吃完早饭去大队学校上班，去当民办教师。”听了这话，我连回答一声都没做到，当时的激动和兴奋简直是无法形容的。你可知道，70年代，在农村，一个极其普通的农家，没有任何社会背景，一个孩子能够跳出农门，简直是天大的喜事。当时的农民是非常艰苦的，谁家孩子能够跳出农门，真的是光耀门楣啊。

刚参加工作不懂事，校长让怎样做咱就怎样做，不敢违纪，不会偷懒，不会欺骗，不会取巧，只会一味工作。领导的话就是圣旨，老教师们的话就是真理。工作之余，还是不忘记学知识，提高业务能力。曾经和邹志忠老师比赛查字典，即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规定数量的汉字读音和义项的查找；向张凤鸣老师学习裁大白纸，装订教案；向老教师学习班级管理经验。几年下来，有了很大进步，有一种发自于内心的甜美愉悦的感觉。

刚能胜任小学教学，自我感觉还不错的时候，就被调往永久村戴帽中学（小学附带有初中班叫戴帽中学）教初中语文。由小学再到初中，又给工作提出新要求，又要求你的业务能力更上一楼，这又逼着你必须再学习，再努力。这里插入两个教学之外的小故事。1976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在永久学校值班，当时的学校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孤零零，独处一地。很晚了，有人拍打窗子，同时喊叫着要开门。听了喊叫声，吓得我立刻缩做一团，不敢出声，躺在炕上一动不动。就这样硬挺着，过了十几分钟，叫门人才不情愿地走了，听声音还推着自行车。那人走后，我哆嗦了很长时间才朦朦胧胧睡去。很多天以后，在村食堂吃饭时说起此事，才知道是村医生李新华醉酒后所为。另一件事也是发生在1976年冬天。那时教学工作之外，老师们都有包队任务，就是去生产队宣传国家形势，贯彻上级精神，安抚老百姓心理。其实，我们所能做到的，也就是帮助读读报纸。一天，读完报纸，开完会，已经十点多钟了。在农村冬夜的十点已经很晚了，我骑上自行车往家里走。我包队的屯与我家相距五里路。按理说路不远，但路非常难走，或者说没有路，只是走在荒草间。那晚没有月亮，伸手不见五指，风又很大，大树发出呜呜的响声，走着走着，就迷失了方向，没办法只能按原路走回去，再重新走，结果还是走错。最后也不知道走了几次才走回家。五里路差点儿走了两个小时。

1978年至1988年工作在花园乡中学，这十年是我工作能力提高的重要阶段，连续教了两届完整的初中语文，认认真真地钻研教材，仔仔细细地备课。当班主任，学习管理学生。1978 年以后，社会大环境很好，刚刚恢复高考，上上下下都在抓质量，家长也有要求，所以工作积极性也高，因此也取得了一些成绩。1980年全县中学生语文知识竞赛，我辅导的学生张权荣获二等奖，我也获得优秀辅导员奖。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获奖，现在看实在不值一提，但在当时，我高兴得简直无法形容。

1981年至1986年连续五年被选作乡县级模范教师。

1982年作为县级优秀教师代表在全县优秀教师表彰大会上发言。并且出席了“黑龙江省优秀教师代表大会”。

1984年学校的高中毕业班找不到满意的班主任，找不到愿意教课的语文老师，都说这些学生爱挑刺，太顽皮。这时是我挺身而出接了这个班的班主任和语文课，很圆满地完成了这一届学生的教学和管理任务。现在花园乡的教育领导岗位我这个班的学生就占近70%，可见他们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确实是很优秀的。只是当时的教育管理方法不当，或者真的就是老师的教学有问题。

花园中学工作十年锻炼了我，提高了我，丰富了我。文化知识增加了，教学能力提高了，管理能力增强了。没有这十年，就不可能有良好的语文基础；没有这十年，也就一定没有我后来的发展。我要感谢花园中学的环境锤炼了我！我要感谢花园中学的老师们帮助了我！我也要感谢花园的乡亲们支持了我，信任了我！

在工作取得了成绩，在花园乡这块土地上小有名气，工作更加顺心、舒畅。进入了良性循环的状态的时候，我的三个孩子相继长大了，都要上初中、高中了，也应该考虑孩子的教育问题了。为了孩子，1988年9月经过多方努力，多人帮忙，我调入了林甸县第一中学，这是县级重点高中。

来到一个新环境、一个陌生地儿，更新的教学任务无情地压来，繁重的生活负担无情地压来，琐屑的子女教育任务无情压来。来一中后的前几年，对高中课不熟悉，没有高中教学经验，教学中又不允许出差错，所以投放在备课上的精力就要比别人多很多。又要谨慎、恭敬地向老教师请教，又要面对别人有意无意的冷嘲热讽，那种心情现在回想起来都不禁流泪。住办公室，每周骑自行车跑五十里路回家一次。家庭的生活重担全压在妻子一人身上。更多的时候，压力来自精神方面，总是想：来一中读书的孩子都是要考大学的，可千万不能因为我而影响他们；面对一中七十几位教职工的陌生面孔，总觉得人家在用审视的目光注视我，所以我真的如林黛玉进贾府一样“时时留心，处处在意”。后来竟一度产生“不在林甸一中干了，卷铺盖回家吧”的想法。那么又是什么思想支持我坚持了下来呢？是什么思想支持我克服了这重重困难呢？是花园中学十年养成的意志品质支持了我，是花园中学十年的知识积累给了我信心和力量，是我多少年来持之以恒的决心和毅力让我克服了重重困难，是我良好的品德修养征服了众多教职工的心。我坚持下来了，我胜利了，我开心了。

我在林甸一中做了两届班主任，1995年9月做教务处副主任，1997年评上高级职称，1998年任教务处主任，一边抓管理，一边教学。2005年2月18日被免去教务处主任职务，改任工会主席。

高中的任务就是为大学输送优秀人才，因此工作优劣都是用高考成绩来衡量。高中教学来不得半点虚假，搞不得花架子，因为它要经受高考的考验，所以平时教学必须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基于这样的认识，我的日常教学一直都是讲究实效的，高考平均分多次居同年级前列。1994年高考语文平均分90.97，是全校四个应届班三个往届班的最高分。1995年教二、四班课，其中四班高考语文平均分91.34，是四个应届班三个往届班的最高分。1999年高考语文平均分99.65，高出市平均分2.93分，是林甸一中五个应届班两个往届班的最高分。2000年高考语文平均分99.38，高出市平均分4.40分，是林甸一中五个应届班两个往届班的最高分。2001年只教一个尖子班，语文平均分106.7，是七个应届班两个往届班的最高分（当然，这个班考出好成绩是理当的）。考出了好成绩就赢得了学生信任、领导的表扬，学生家长、部分领导也都愿意把孩子送到我任教的班里。

做教务处主任，我没有很强的工作能力，没有高超的领导艺术，但是我勤勤恳恳工作，严格按照领导意图做事，实实在在检查督促，所以学校整体教学工作一步一个新台阶。高考升学率在二零零零年前后的五年间一直排在大庆市前五位。每年除了北大、清华之外，其它大学都有学生考入。这不是我的功劳，但是这里面有我的心血和汗水。二零零三年以后，我校教师大量外流，大庆市内各重点校都有我校的老师，他们都是在我校锤打锻炼成熟以后，才具备条件走出去的，这有他们的自身因素，也有我做主任时对他们的培养锻炼的因素。

在一中能站得住脚，能赢得信任，学识水平是一个重要因素，品德修养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教师如果缺少好品德，缺少一个教师应具备的最起码的道德准则，学生就一定不买你的账，同事就会对你嗤之以鼻，所以人格修养不可忽视。我就是用我的人格魅力征服了一大批人。

三、物 质 生 活

我出身于一个极其贫穷的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八口之家仅父亲一人参加生产队劳动，生活的艰难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结婚独立生活以后，参加工作六年后就有了三个孩子。五口之家，我的工资仅仅37元，只能维持比常人低很多的贫苦生活。每分钱都要算计着花，不择手段地控制家庭开支。孩子出现一点小病小灾，能挺就挺，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去医院的。现在一直铭刻于心的几件往事仍历历在目：

1、结婚时家里拿出700元钱给我办置结婚用品，仅仅买两床被褥、几件衣服和一口大柜。2、1973年在物资奇缺的年代里，在年末的“物资交流会”上凭票买了一台前进牌缝纫机和两块大镜子。3、1975年用积攒了几年的钱买了一台永久牌自行车，供我去永久村上班用。4、1976年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夫妻两人轮流着戴，以满足心理需求。5、1977年第一次去齐齐哈尔，在百货大楼买了一双单皮鞋，回来时一直穿着，从花园乡到家，两脚磨出了几个血泡，晚上睡觉时还不放心，总要不时地看上几眼。6、1982年去哈尔滨，参加“全省优秀教师代表大会”，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去省城。7、1987年当别人有了电视机近十年时，我才在大庆朋友的帮助下花100元买回一台别人淘汰的9英寸黑白电视，一直到1998年才换成17英寸彩色电视。

8、家庭生活用品简陋到不能再简陋，一个妈妈家淘汰的几乎要散架的碗橱我用了二十年。9、1978年春节以最低廉的价钱买回一筐冻苹果，分给孩子们吃，大人还舍不得吃一口。

10、三个孩子上小学、上初中、上高中，从来没有给过一分零花钱，一是当时没有那样的风气，二是家庭条件不允许；现在想起来真的是亏了孩子们。11、36岁时第一次舍得钱买一瓶啤酒喝。12、1990年以前，夫妻两人没有一件像样的、拿得出手的衣服，仅能满足遮羞、保暖，结婚时有一条螺纹线裤穿近十年。两人在购置衣物方面还从来没有一件是超过50元的，只求蔽体，不敢求质量。孩子们的衣物就更不用说了。

13、进城以后，平时买菜，一直买廉价菜，有时甚至捡商店抛弃的过期物品 14、1990年以前，吃大米、白面是相当困难的。自家种小麦也不能将所收麦子全部吃掉，要节约一部分卖钱。吃城镇供应粮时每人每月只有五斤面粉、一斤大米。

15、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在农村弄烧柴极为困难。每年的春秋两季都要用16齿的大耙并挂上装柴的帘子，在草原上搂烧柴。那样的劳作与牲畜无异，一天下来累得筋疲力尽，连抬腿都困难。有时打烧柴就像打游击战一样东跑西躲，总有人管着不让弄。16、1990年以前一直住在农村，两间小土房，勉强可以存身。1990年进城，说是县城，实际是城乡结合部，与农村没有什么两样。

这样的生活使我们夫妻俩吃尽了苦头，受了很多磨难，也让我们的孩子吃了很多苦，没有享受到同龄儿童享受到的快乐和幸福。但是换一个角度看，艰苦的环境锻炼人，真的是这样，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养成的品质意志，是可以应对任何困难的。后来的生活也证明了这一点。孩子们也是这样。

四、朋 友 交 往

我是一位不善交往的人，这是我早就认识到了的问题。也许是家庭环境因素，也许是性格因素，也许是受经济条件制约，所以朋友不多。但是我的这些朋友，虽说不上是生死之交，也还算得上是比较“铁”的那一种。有了这些朋友，使我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更加有滋有味，更加快乐充实。

在大庆有两位朋友，一位是张朝毕（这位是忘年交，他与我父亲同龄），一位是孙兴来，是同龄。我和这两位朋友交往已有三十多年，平时来往比较频繁，年年节节都要走动走动。建立朋友关系之初，他们都是大庆干部、工人而我当时只是普通农民，我又是处在极困难状况，但是就因为感情合得来，所以就一直保持着交往。1988年调往县城盖房子的时候，门窗、水泥、油漆等很多材料都是大庆这两位朋友帮助弄来的，并且没花一分钱。这应该是朋友中的贫贱之交吧。在同学圈中有几位至交，孙忠海、刘汉财、孙巨祥、周志文、陈禄、刘晓波、于桂琴，几十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来往。有喜事我们共同庆贺，有困难我们共同克服，有疑难我们共同商讨。夫妻关系、子女教育、感情纠葛、社会问题，我们都在一起议论、分享、承担、解决。我们不是那种如胶似漆的状态，我们有那种淡如水、亲如蜜的感觉。这应该是朋友中的同窗之交吧。

在同事圈中语文组的几位老同事也是合得来的朋友，做中层领导也有几位合得来的同事，恕我在此不便说出他们的名字。他们给我工作以支持和指导，给我生活以关心和照顾，给我精神以鼓励和鞭策。我们在一起研究工作，在一起解决疑难，在一起谈天说地，在一起娱乐开心。我的孩子结婚、买房子缺钱的时候，是这些同事朋友伸出援助之手，不管我提出什么要求，他们都会满足我。我心里也有底，他们是不会拒绝的。同样，他们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我也在所不辞，主动分担。这应该是朋友中的莫逆之交吧。

在我的学生圈中也有一些朋友，他们时刻关心着我，我也时刻关注着他们。这些学生朋友，有的我是他们的班主任，有的我是他们的科任教师，还有的从来就没有教过他们的课。每逢年节总能收到他们的祝福。我的亲学生中的朋友、知心就不必说了，他们与老师成为朋友是很正常的事，也不必列出姓名。现只在非亲学生中列举几位与大家分享。单卫琢我的语文课代表，我是无意中选中了她的，过后她还质问她的父母是否做了工作。三年来这位学生朋友尽心为老师服务，为学生服务。每次上课，我要讲什么内容，需要交发作业否，她都心中有数，师生间十分默契。高考后，学生即将离校，她有过一系列复杂的又喜又不舍的心理活动，在她走入牡丹江医学院之后，给我写了一封长信，来表述心中的想法，来表达对老师、对长者、对朋友的感谢。现在读起这封长信还使我不禁流泪。他参加工作以后，多次通过她的父母表达对老师、对朋友的感谢和关爱。王茜一位在高二年级仅仅教了十个月的学生，她当学生的时候没能使老师怎样看重，但是上大学以后，多次以朋友的身份表达对老师的关爱，一来二去也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大学的学习情况他愿意和我讲，生活上的苦乐他愿意和我说，甚至是处男朋友的事也要向我谈出她的想法，也要征求我的意见。寒暑假时一定与我见面在一起谈天说地。任明国一位家在山东来黑龙江报考的考生，原来并不相识只是在报考前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表达要来报考的想法。后来他来这里读书，我给了他诸多的照顾。他参加工作以后，每逢节日他都要送来诚挚的祝福，并且多次邀请我去他山东的家做客。这样的朋友总要比以物质交往为衡量标准的略胜一筹。这应该是朋友中的忘年之交吧。

有了朋友真好！朋友是你工作的动力，是你解决疑难的智囊，也是你痛苦愤懑时的发泄场；朋友是你快乐的源泉，是你增强信心的推手，也是健康增寿的助剂。

不善交友这是我的遗憾，但是我又很庆幸有了这些知心朋友，我不敢想象没有朋友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

五、子 女 教 育

我有三个孩子，二男一女。从农村想尽办法进城，就是考虑孩子的读书和就业问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农村贫穷、落后、闭塞，当农民实在是太苦了，所以我要进城，我要为孩子们寻找一个较好的教育环境，为他们将来就业做出准备。进城以后，两个男孩都读了高中，女儿也读了技工学校。那时候高中每年只招收184人，我在一中工作两个男孩得到照顾才上高中，读技工学校需要吃供应粮，也是进城后才具备条件。两个男孩读完高中如果补习一年也可以考上大学，但是老大因为家庭困难执意放弃了补习，很快就寻求就业了；老二则是尝到了高中读书的苦头，无论如何不走补习之路，走了一段曲折之路后也尽快就业了。女儿读技校入校时是包分配的，毕业时则取消了分配，于是也成了无业者。

现在回想起来，我是有责任的。如果坚持让两个男孩走补习之路，他们也能考上大学，但是我当时没能坚持，现在想想也是很后悔的。进城以后，我的全部精力都投放到了工作上，忽视了子女教育。假如那时分出一小部分精力管管孩子，也一定不是现在的情形。三个孩子都是无业者，真是叫我这个当高中老师的爸爸汗颜。

三个孩子虽然智力平平，但是管起来是一定有成效的。那时缺少这方面意识，不知道也不会管孩子，这是一个多么糊涂的家长啊。看现在的家长们在孩子身上投放的时间和精力，我真羡慕，我也就更加后悔。我奉劝现在年轻的家长们，一定要管孩子，一定要关心孩子，不要因自己的工作而耽误了孩子。当然也不能一味为了孩子而耽误或放弃了工作。

子女教育是一门科学，是每位家长必修的课程，早早修好、用好，对己、对孩子都受益无穷；不修不学，当你发现问题来了的时候，就一定像我一样悔之晚矣。亡羊补牢尚有“牢”可补，孩子教育“亡”后是无“牢”可补的。这是我自身经历的总结，望后辈们能以我为鉴。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我现在是花甲之年，每一个年龄阶段都经历过了。现在想想，孔老夫子的总结就是恰当，真的是不到相应的年龄段是达不到相应的认识深度的。

我这一辈子，从当学生到当老师，一直没有离开学校门，所走的道路非常简单。很少和社会深入接触，说我是一个与社会隔绝的人，一点都不过分。我不会社会交往，不知道怎样在社会上为人处事，当事情出现的时候，我不知道怎样解决，不知道怎样处理。我就是一本“老直账”，一条道走到黑。我不会弯转，不会变通，不会耍手段，不会玩阴谋。我只会按正常思维考虑问题，用常规手段解决问题，用双方都可接受方式处理问题。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愚”或“痴”吧。我就是这样“愚”着“痴”着度过了六十年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