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王海鸰：作文题形式多样 引考生社会思考
王海鸰：作文题形式多样 引考生社会思考
高考作文题每年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而高考作文题也或多或少反映了当今社会中的焦点和价值取向。王海鸰老师在研究高考作文题方面已有许多经验，2013年高考语文考试结束后，腾讯教育第一时间采访到她，请王海鸰老师分享她对于今年高考作文题的看法并逐一分析了各省的作文题目。
对于陕西的高考作文题《经验与勇气》，王老师提到考生在备考阶段见过的有关“无知者无畏”的例子举不胜举。因此这道题目对选择写议论文的考生而言可以有很多例子参考。同样，对写记叙文的考生而言，也比较容易结合个人经历。所以此题难度不大，但所反映出的价值观过于单一。
海南卷的作文题是有关同学间的人际关系的。这道题看似简单，但考生要写出新意并带有质感其实并不容易。王海鸰老师觉得此题由于和学生生活息息相关，日后的高考作文合集中有关这个题目的文章或许社会价值更大一些。在学者们潜心研究青少年人际关系的同时，青少年自己发出的声音则显得尤为珍贵。
《爱迪生如何看手机》是大众尤为关注的北京卷的作文题。在当今的社会背景下，世界已经清楚的认识到移动终端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所以这个题目给予了考生很大的发挥空间。王老师说：“可以就手机本身出发写出手机的发展，也可写成幻想类小文。但与此同时，这样的题目对于那些对手机不了解的同学是否有失公允还值得探讨。”
除了陕西，海南和北京卷的作文题之外，王海鸰老师还对其它的作文题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上海卷的《更重要的事》是非常开放的题目，考生发挥空间很大，角度很多，类同上海卷往年的风格。
四川是我国生活节奏相对缓慢的省，所以四川卷出现《过一种平衡的生活》的作文题并不令人意外。现今社会价值观较为单一，对于“平衡生活”的呼吁很有现实意义，是王老师比较期待看到考生作文的题目。
江苏卷的题目是《探险者与蝴蝶》。相比于其他省市题目，此题角度较为新颖，从另一个侧面阐述了蝴蝶效应，因此哲学逻辑比较好的考生可能更容易发挥。
福建卷的“忧天”在题中给出了顾城的诗《忧天》，但题目要求却禁止写诗歌体，这一点比较令人遗憾。除此之外，考生如果找不到良好的切入点，这种看似发散的题目实则有较大的写作难度。
湖南卷“走过”的题目是比较难读懂的。多读几遍，又似懂非懂。王老师个人认为高考语文试卷已经有了大量的阅读理解题目，而作文题考的更多的应该是考生的写作能力。所以这样在题目上对考生设置障碍不知是否可取。
辽宁卷的“沙子与珍珠”在题目中就把“一事无成”与沙子等同，实在令人悲哀。王海鸰老师认为：“由此可见，对多元化价值观的认同，应该从教育做起。”
浙江卷的题目“三句话看青春”中的三句话从成年人的角度来看是非常绝妙的。但从青少年的角度来看，或许并不能很好理解。所以该题目对心理较为成熟的同学是有优势的，但“心理过早成熟”又从客观上违背了题目所表达的精神。王老师感觉让孩子去描写青春的美好是有欠考虑。
天津卷的“___而知之”的题目确实有点绕，但内容尚清晰。面对现今这种信息碎片化的时代，这样的题目颇具有现实意义。题目本身难度不小，可发挥空间不大。但平日对此有所积累的考生更容易发挥一些。
广东卷的作文是以捐助为题的。捐助确实是当今社会一个很普遍的问题；由于道德绑架、媒体舆论、各种组织等问题，使得捐助本身变了味道。对于捐助行为本身的探讨，能够引起社会对此的反思，不失为好题目。
山东卷的“咬文嚼字”的题目实在有些俗套，以人为镜应该是学生时代接触最滥的论调之一，而再度在高考作文中看到此类题目令人遗憾。
江西卷的“学生有三怕”是非常贴切、新颖的题目。相信很多同学都对此有或多或少的切身感受。王老师觉得很高兴能在高考题目中看到对现行教育制度的反思，也很期待能看到江西题目下的考生作文。
重庆卷要求考生根据大豆写作文。这道题和湖南卷有相似的感觉，就是命题者在题目上设置障碍，而且价值观较为单一，因而感觉选“错”了角度的考生很容易被标上跑题的帽子。王老师强调如果要求考生写主观感受，作文题目还是清楚点的好。
安徽卷的“为什么能或不能这样”的母体并不新，但题目本身颇为诗意，考生的发挥空间很大。议论文或叙事文或散文都有很多凭据可依。
湖北卷的作文是以方圆为题，但印象中见过三次高考题目和圆相关，这是第四次了。
第二篇：王海鸰批评比同情更重要
王海鸰 批评比同情更重要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4 月27 日 | 文章来源：北京青年报
不断地涉足婚恋家庭题材，然而离过婚的女人王海鸰，却从来不把同情的视点放在婚姻中女性的一方。于是，有人问：“女人何苦难为女人？”然而王海鸰反问：“你们难道不觉得这正是对女性的关注吗？”
去年最具轰动效应的电视剧，《中国式离婚》算一号大概无甚争议。片中在婚姻状态下的女人极度缺乏安全感，于是多疑、猜忌、偏执，最终到歇斯底里、无以复加的程度，导致了婚姻的覆灭。该剧引来红尘中众多男女的共鸣，也引起了业内外观众的争议，有人说这是一部《现代婚姻启示录》，也有人骂编剧王海鸰身为女人却取悦于男人，愤怒的声音大多来自女观众。这是自《牵手》之后，王海鸰又一部轰动全国的电视剧。
而今，《中国式离婚》所带来的**余威仍在，编剧王海鸰却又有新内容向观众呈献，昨晚（4月26日），总政话剧团首度面向社会、走向市场的“戏剧演出季”隆重开幕，开门大戏就是王海鸰编剧的《洗礼》。这是王海鸰第一次将她作为一个话剧编剧的成果向社会展示，同样她也期待着观众的认可。
对于普通观众而言，一个话剧编剧和电视剧编剧或许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只关心编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好看，故事是不是让他们有所共鸣，是不是能牵动他们的喜和忧。而这也正是作为编剧的王海鸰最为看重的东西，所以她会留心观众对她的创作的反应，会认真看人家给她的来信和对她作品的评论。因此，无论是《牵手》、还是《中国式离婚》，那些骂她的言论，她都了然于心。
不断地涉足婚恋家庭题材，然而离过婚的女人王海鸰，却从来不把同情的视点放在婚姻中女性的一方。于是，与王海鸰的电视剧大红相对应的，是人们对这个女人的诸多不理解。在网上，有人问：“女人何苦难为女人？”然而王海鸰反问：“你们难道不觉得这正是对女性的关注吗？”她说，正是因为关注女性，所以她才会批评女性。因为，在婚姻关系中，女人不能永远当怨妇，不只是要求同情，而需要更多的自省。
写戏我追求让人哭让人笑
身为军人，王海鸰至今让我们看到的作品，有关军队题材的却不太多，她说自己轻易不敢触碰，万一写砸了怎么办？此外她说自己总有这样一种直觉：这样写出来我能通过吗？但是如果不这样写，她又不甘心。就像是她当年轰动一时的作品《牵手》，曾经因为她对第三者塑造方式的争议而迟迟未能开拍。但是最终《牵手》拖了三年之后能拍出来，王海鸰说并非她的剧本改得有多好，而是大环境在改变，能认可。但这给了她很大的教训，因为人是经不住拖的。因此她觉得，在创作中必要的不是为一时的需要去妥协，而是去寻找适合自己表达、而又能让大家都接受的方式。
对于《洗礼》，以及她即将开拍的一部新的电视剧《大校的女儿》这样军队题材的作品，她有信心，因为好看，因为人物的命运丰满，能和普通观众形成情感上的沟通和共鸣。《洗礼》是王海鸰写于1998年的一部话剧，从1999年开始这部话剧在军队系统进行了长时间的巡演，广受欢迎，也获得了包括“五个一工程”、文华奖、曹禺戏剧奖在内的各种大奖。然而此番在北京的公演，却是王海鸰的话剧第一次面对社会和市场检验，她说：“到了我这个年纪写东西，如果要在专家认可和观众认可中间选择的话，我宁可倾向于后者。”
对于自己这部主旋律题材的话剧，王海鸰似乎并不担心观众的反应，因为在这部戏过去巡演的经验中，很多年轻的观众都经历了从一开始的抵触到看完之后感动。她说：“应该是好看的，因为我把军人当人来写。有人跟我说看的时候都哭了，写戏我追求让人哭让人笑。”她显然很有成功编剧的自信，所以她说，在专家、领导和观众之间，总有大家都会满意的一块地方，不能因为拿不出好作品，就抱怨观众不懂、专家苛刻或是领导的审查。一个好编剧、一部好作品显然是在这三者的需求之间长期磨练的结果。而她写戏的第一要求，就是好看。
身为话剧编剧的王海鸰还有一个深切的感受，如今的话剧市场非大腕明星不能演的现象，给军队话剧团体闯市场带来一定的难度。不过，她却认为用影视明星来推广话剧的做法，短期内虽然有效，长此以往却会对话剧本身带来伤害，因为影视红星的光芒固然可以招徕观众，但很多明星缺乏舞台演出的训练，会影响到观众对真正话剧魅力的了解。她对于现在话剧舞台上不是动辄就用影视红星，就是走所谓先锋、前卫不知所云的路线，感到很不理解。她说有一次和曹禺的女儿万方聊天，万方对于舞台上有人将父亲的经典名作改得不知所云、乱七八糟感到非常生气，然而她向媒体表达自己的看法时，所有批评的话却在公开发表时全被掐掉了。她说：“如今谁有话语权？”她认为话剧还是要靠剧本、靠台词、靠人物命运、靠戏剧的本体去打动观众。她说，最近刚听说张艺谋买下了曹禺话剧经典《雷雨》的电影版权，这就说明扎实的剧本的魅力。
她说自己的失败婚姻与所写的《牵手》和《中国式离婚》都毫无可比之处
王海鸰说，自己一直生活在主流的生活状态里，比较阳光，本人不边缘、不另类，生活也没有给过她特别大的挫折，因此自己也写不出偏离主流生活的东西。于是我问她，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写出像《中国式离婚》这样极端的东西呢？
她说，《中国式离婚》里或许有极端的成分，但涉及的中年人的婚姻问题却是主流的。她说，《中国式离婚》里女人的那种状态，即望夫成龙、夫贵妻荣是很多女人很普遍的心理，而极端只是一种行为达到某种程度而已。而且这极端的东西是有生活的影子的，比如，剧中林小枫为了让丈夫承认自己与别人有染，不惜给丈夫下安眠药，好拍下捉奸照片的疯狂行为；比如主人公的孩子为引起父母注意用刀子划自己的手，等等情节，都是在听到生活中类似的事件之后，加上她自己的合理想像，进行了合乎剧情创作的使用。她强调，这种极端和“生活的影子”与她自己的经历无关。虽然如今很多人也知道，她有过失败的婚姻，是一位单亲妈妈，然而她的婚姻和她所写的《牵手》和《中国式离婚》都毫无可比之处，她的婚姻只维持了短短的一个多月，连吵架翻脸都没有就快速地解决了。
《中国式离婚》在播出之后，反应最为强烈的恐怕是女性观众，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编剧对于婚姻当中的女性这样的苛责，而给予男性更多的同情和理解？对于这样的反应，王海鸰说，在创作中，她认为自己是站在中性的立场上来看的，她说：“长久以来，在婚姻关系中的弱势群体是女性，但是在舆论上的弱势群体是男性。这势必导致受到伤害的是女性，因为女性就会认为婚姻的杀手永远是男人，而不是我们自己，我觉得提醒比同情更重要。你永远在说男人花心或怎么样，永远把女人当作怨妇，为什么我们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是同情男性还是更爱惜女性？”
王海鸰说，她遇到的怨妇太多了，永远在怨别人，她就总是在想：这是怎么造成的？她得出结论：“由于她是弱势群体，无论在媒体还是一般的舆论上会表现出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但我觉得除了法律上的同情会有用之外，其他的同情都无济于事，反而造成错觉，越来越怨天尤人，越觉得是对方的事情，越自己不明白。其实婚姻只要失败就是双方的事，过分强调是男性的原因的话，女性往往不反省自己的问题，往往看不到庐山真面目。当我这样揭示出来了，你骂我也好，其实我是在关注女性。”
或许就由于要让女性反省的用心，深深刺痛了不少女性观众，也使王海鸰遭到一些女观众愤怒的痛骂，有人甚至相当刻薄地骂：“你这个老女人，再讨好男人，你也无人问津！”她说，即便这样，自己的作品还是立足在女性，无论几年前的《牵手》还是今天的《中国式离婚》都是如此，对于女性，批评、提醒比同情要重要得多。她说自己前些天由于身体不好到301医院看病，碰到一个小女孩对她说：“王老师，我看了《中国式离婚》，觉得我怎么那么像林小枫。真可怕！我也老查他的手机，我也„„”为此王海鸰说：“你要非说我替男人说话我也无话可说，因为也确实是这么回事。我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来提醒你！”
王海鸰提起几年前的《牵手》，笑称当年自己“尚幼稚”，幼稚的典型标志就是最后让女人一工作就解决问题了：“怎么可能呢？多少职业女性婚姻失败？”《牵手》也有误导，《牵手》中把第三者写得太好，也曾让女性观众说出“想打她一顿”的话来。她说：“你就没看到我给第三者挥手指路，让她看到别人家庭的痛苦而离开了吗？后来我就想，你不能指望观众达到你想达到的那个程度。”
但有意思的是，她说《中国式离婚》的小说拿给出版社的男编辑的时候，那个男编辑欣喜得很不好意思，像是受之有愧一样对她说：“哎呀，谢谢你对我们这么体谅，从来没有人对我们男人有这么深的理解。”
我总是试图喋喋不休地告诉大家：爱不是永恒的，别怪我没提前告诉你啊！所以你说我尖刻或什么，我觉得我的初衷是善良的
从《牵手》到《中国式离婚》，王海鸰觉得自己对婚姻中女性关注点的变化是：前者哀其不幸，后者怒其不争。
因为这两部作品，对女性婚姻爱情问题的探讨，也似乎成了她创作的主攻方向。王海鸰说，这完全是一个被动选择，是由于写不了别的。她说，就像人们常说的：“男人把事业当爱情，女人把爱情当事业。”这是男女性别的差异造成的，是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主流观念。对男人而言，人生价值主要在事业等方面，而像她，作为女人的天性，似乎对两性的婚恋家庭等问题就会格外敏感一些，这是自然而然为之，而非刻意设计的。
然而，同样是女性作家表现女性婚恋感情问题的作品，有些女编剧可能表现得更为温馨宽容，王海鸰却为何选择如此犀利尖刻呢？她说自己不喜欢把爱情推到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爱情并不比亲情或其他的感情更高，如果非要这样说，那是一种欺骗，是一种麻醉。“很多人在生活中失望，可能就是因为期望太高了。能领会到这些，我还算聪明吧，但是真是大智慧的话，你能明白这就是人生，然后很坦然地面对。我这个人达不到大智慧，所以我只能做旁观者。我总是试图喋喋不休地告诉大家，爱不是永恒的，别怪我没提前告诉你啊！所以你说我是尖刻或什么，我觉得我的初衷是善良的，我传递出来我所领悟的。”
她还认为，尖刻也能给人一种审美满足，她自己也爱看尖刻的文章。如果不尖刻，可能《中国式离婚》的力度就会差一些：“我重在批评和提醒，温情脉脉怎么去提醒？”
王海鸰就像一个生活的旁观者，敏锐而兴致勃勃地感受着红尘俗世间男女的悲欢。而实际上，她形容自己个人的生活是“简单得要死”，她把所有的需求都放在作品里完成了。她说自己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但她知道完美是不可能的，所以宁愿不要。自己的生活之所以只有工作和孩子这两块，就是这样性格的结果。
今年5月，王海鸰的一部新作，根据她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大校的女儿》又即将开机，这部作品未拍先热，很多人争着要上这部作品，使得导演也觉得很有面子。王海鸰自己对之也充满期待。小说《大校的女儿》曾经被认为是带有某些王海鸰自传色彩的一部作品，但是她否认了电视剧带有自传性的说法，她说，在小说创作的时候，写军队题材、写个人的成长经历会扬长避短、游刃有余一些。但改成电视剧就不行了：“因为电视剧是集体创作集体欣赏的东西，不像小说，爱看不爱看都是个人的。电视剧要强调它的包容性和大众性，电视剧对小说做了很大的改动，如果照本宣科地按小说搞根本没法搞。《大校的女儿》实际上是军队的女儿，写军队的女儿的成长经历，写她的奋斗和感情的过程。写女人的成长，是我过去的作品中所忽略的。这一次，我写了完整的人。”
然而，婚恋家庭题材始终是王海鸰孜孜不倦要写下去的，她尚在创作中的《新结婚时代》、《男人底线》，从剧名就透露出其性质。当然，王海鸰也表示，不是每一部剧她都会扮演一个尖刻的批评者，如何在好看之余带给人们一些有关婚恋家庭的反思，才是她强调的一贯方向。
从海岛女兵到著名编剧不是一夜暴富
是英雄总要问其来路，或者庸俗地说，一个成功者的成长道路总可以说出来供后来者借鉴。我总要问一问，王海鸰是如何从一个海岛女兵成为备受女性观众们争议的著名编剧和作家的。
王海鸰说，一个高中生曾经写信问过她这样的问题，大约是觉得，从海岛女兵一下调到北京的军队里做编剧，总有些一夜暴富的意思。事实上，真的就像那句歌词：“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文革”中到海岛当兵，王海鸰在海岛一当就是14年，从通信兵到医院到宣传队，那些年一个女兵能干的她都干过了，在海岛上没什么出路，只不过，王海鸰自嘲地用一个很俗的形容——“但我的心在飞翔”。于是不甘平庸的她开始写小说，经过了漫长的偷偷地向往、努力、期盼、等待、被退稿之后再努力、再期盼、再等待的过程，终于有一天，小说发表了。
王海鸰很庆幸自己个人的命运和国家命运是接轨的，那时候正是中国小说创作的黄金年代，一个人写小说发表了，是很容易被关注的。于是乎，几篇小说亮相之后，她很快在军队系统受到瞩目，正值部队文艺建设需要人才的时候，她就被推荐到总政话剧团做编剧。但是总政的要求是试用半年，半年之内若写不出公演的剧目，就会被退回小岛。
从来没写过话剧的王海鸰急得满脸长包，紧急“补课”，白天看剧本晚上看话剧演出，紧着要写出话剧来。她写的第一部独幕剧《我想跟你说句话》一出来就引起很大的争执，说是“精神污染”。原因就在于以往部队的题材都是正面表现冲锋、奉献，她却写了一个家庭内的场面，妻子怀孕了想跟丈夫说，丈夫第二天有任务要离开也要跟妻子说，两人在吃饭的时候各怀心事，其中有妻子穿睡衣让丈夫看好不好看的情节，人家反映说军人戏怎么在舞台上表现勾引男人上床呢？这样的质疑让尚未结婚的王海鸰十分尴尬。幸而当时的团长拍板认可了。演出之后，新剧大获好评，领导认为这是军事题材的新突破。王海鸰也顺利留在了北京。她说，虽然自己吃过很多苦，但她觉得命运对她真是很公平，所以她对生活充满了感恩之情。
不过，从她的第一个话剧开始，王海鸰的创作特色就已经初露端倪了，那就是不会直接写概念，而是写人的情感，写打动人的东西。
说到进入影视界，王海鸰说带路人是王朔。早年，同为小说作者，大家以文会友，因此相识。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王海鸰形容自己因结婚生子飞快堕落，而王朔则在影视界四处开花，红到不行。正是此时，王朔找到她，与她合作《爱你没商量》。王海鸰说，在电视剧的创作道路上，一开始与强手通力合作，是一条很好的捷径，从此她在这一领域的创作便一发不可收拾。
由于所写电视剧连连轰动，王海鸰如今成为行业里十分抢手的剧作家，邀约不断，让她在今年累得病倒，有两个月时间几乎不能写作。痛定思痛，王海鸰决定寻找合作者，不再单打独斗，她的下一部作品，就是与她众里寻她千百度找来的才女陈彤合作的。有人合作的感觉让她舒服了很多，她打算把手里的活干完，“从明年开始过人的生活”。（刘净植）
王海鸰与茅奖无缘豪无遗憾 采访只谈话剧
------------------2005-4-19 9:20:14
术术
来源：新京报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曾创作《牵手》、《中国式离婚》等影视剧和小说的作家王海鸰，对《中国式离婚》未能入选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感到憾。
17日，记者向王鸰求证时，她惊讶地表示，这是一则荒谬的失实报道，己从没有发表过这样的言论。
王海鸰表示，她知道茅盾文学奖四年一届，第六届是在1999——200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中进行评选。而《中国式离婚》是2004年出版的作品，根本不在本届评选的时限内。她说：“原报道称我为未能入选感到遗憾，显得我很，连茅盾文学奖评奖的基本常识都不知道。”另外，王海鸰还特别强调，自己是一个不得奖的作家，几乎没有得过什么奖，因此，对茅盾文学奖以及各类奖项的评奖情况从未认真关注过。作为一个面向大众，写主流生活状态的作家，如果作品一定要在专家认可和读者认可之间选择，她选择者。她说：“能得奖我当然高兴，但我没有那么贪得无厌，我对任何评奖都完全没有期待。”对于报道中这个言论的来源，王海鸰回忆说，她前几日参加由自己编剧的话剧《洗礼》即将公演的新闻发布，一位记者要求采访，她当时特别表示了自己希望只谈话剧。
但在交流中，谈到本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结果因为刚刚看过本报的报道，她就聊了几句，但从未表示过遗憾遗憾，她说：“遗憾实在是无中生有。”她强调，自己之所以愿意在媒体澄清这件事，是不想让同行们觉得自己斤斤计较。
王海鸰还解释说，她当时说的是，她认为一个奖项应该有双重功能，一个是对作者的肯定，有一定世俗的功能；另一个是把优秀的作品引荐给读者。如果茅盾文学奖评出的作品都能像《尘埃落定》那样，得奖之后成为畅销书，这个奖项就能保持它的权威性，否则可能成为圈内人自娱自乐。
第三篇：王海现象中的法理学思考
“王海现象”的法理学思考
摘要：“王海现象”对宣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加强人们的法律意识，遏制制假货蔓延无疑有着积极意义，但是，“王海现象”引出的法律问题却更值得我们深思。
关键词：“王海现象” 打假 权利 利益
一、“王海现象”概述
1993年10月，中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该法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则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但感召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这便是《消法》所创立的“1+1”赔偿制度。正是因为这种制度的存在，引发了王海等人知假买假，通过诉讼索赔，获得收入的行为，媒体称之为“王海现象”。
二、“王海现象”的产生发展及引发的争议 ⑴“王海现象”的产生发展
1995年3月，山东无业青年王海，从消法第49条规定发现了谋生的机会，他四处购买假货然后向商家索取双倍赔偿。由于他的打假行为带着鲜明的牟利动机，一时间在社会上引发热烈争议。中消协支持他，同年12月，他获得了中国第一个“消费者打假奖”；《南方周末》记者发表专栏文章《郭振清与王海》，在肯定前者“雷锋式打假”的高风亮节的同时，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效果的角度为王海辩护。1995年底，“王海现象”的出现，引发了许多争议。比如说购假索赔是不是消费者，是不是一种不道德行为，对国有大商场的打假是不是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购假索赔中与商家私了是不是合法等等。
⑵“王海现象”的引发的争议
王海的这一行为不但打击了经营者的售假行为，而且从中获得了可观的经济利益。在王海这一独特方式的鼓舞之下，全国出现了一大批和王海一样购假索赔的职业打假者，比如张磊、臧家平、叶光、喻晖、刘殿林、童宗安等人，一时间，这些职业打假者受到英雄一样的崇拜。由此，“王海现象”发展到巅峰。
王海等人的打假行为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即他们通过买假索赔使售假者承受损失，以惩罚销售假货的不法经营者，客观上打击了售假行为，致使不法经营者有所收敛。同时，王海等人本身的行为也引发了颇多争议。比如说购假索赔是不是消费者，公民个人能否打假等等。
三、简析
所谓权利，是指国家通过法律加以许可的自由意志支配的行为范围。它的特点是法律性和利益性。
⑴法律权利具有利益性，权利是为了保护一定的利益所采取的法律手段。因此，权利与利益是紧密相连的。而通过权利所保护的利益并不总是个人利益，也可以使他人的、集体的或国家的利益。正因为权利与利益紧密相连，所以才使得以王海为代表的打假者在行使权利打击售假行为的过程中带上了“鲜明”的牟利动机，从而引发了强烈的争议。但是，王海等人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不仅实现了个人利益，而且在对售假者的打击之下减少了售假现象，从而更多的保护了广大消费者和国家的利益。从这一角度来看，王海等人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结合，使本属于社会利益的东西分解为个人利益，通过个人行使自己权利的行为使社会利益得到实现，这一行为是完全合理的。
对“王海现象”持反对意见者的观点之一，就是打假是政府的权力，公民个人打假是越权，所以是不应该支持的。但是，打击假冒伪劣，净化消费市场，最终实现的是社会利益，每一个公民都可以受益。如果这种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仅仅依靠执法部门的执法手段去实现，而不赋予消费者相应的权利，就会形成消费者即使知道自身受害，但却不能向制造、销售假冒伪劣者主张权利，长此以往，不仅大量的假冒伪劣充斥市场，而且消费者也会因为抱怨政府执法力度不够而怨声载道，形成老百姓与政府机关的严重对立。
⑵法律权利具有法律性，权利的本质是由法律规范所决定得到国家的认可和保障。当人们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国家应当通过对侵权行为的制裁来保证权利的实现。对“王海现象”持反对意见的另一种观点是王海“知假购假”不是消费者。但是，“消法”没有对“消费者”下明确定义，只在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如何正确理解“为生活消费需要”成为确定消费者含义的关键，对此的认识取于人们的价值取向，赞同王海行为的理所当然认为他是消费者，而持反对意见的则认为他不属于消费者。
“消法”的目的是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当前，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初期，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欺诈消费者的行为时有发生的情况下，对“消费者”的含义作广义的理解，加大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力度，不仅能使一些消费者获得赔偿，而且对于唤起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调动广大消费者的打假积极性，对于规范经营者的行为，保护正当竞争，最终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积极作用。如果对“消费者”的理解与解释过于狭窄，使诸如王海等打假者得不到双倍赔偿，则不仅制止不了假冒伪劣，反而会纵容假冒伪劣。所以，依据法律权利的法律性特征，国家应当保护王海等人的打假行为，而不是像某些法院一样，以其不符合“消费者”定义为由打击他们的行为。
四、结语
王海等人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结合，更大程度上维护了社会利益，并且他们准确行使了法律规范所决定并得到国家认可、保障的权利，唤起了广大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所以，就法律权利的利益性和法律性来看，王海等人的打假行为是无可厚非的，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参考文献： 《法理学导论》，舒国滢主编；
《法制日报，评论：对“王海现象”的法理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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