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循环经济模式下的水污染防治的法律思考--毕业论文
目 录
摘要·························································1
关键词·······················································1
一、循环经济综合论述·········································2
二、循环经济模式下我国水污染防治立法的不足···················4
三、贯彻循环经济理念，完善我国水污染防治立法·················9
参考文献····················································15
答谢词······················································16
内容摘要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是生命的源泉，然而在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发展方式下，我国水污染日益严重，水资源严重短缺。防治水污染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循环经济，提出用循环经济的理念，探索防治水污染的措施，保护水资源的永续利用，确保人民喝上干净的水，保护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本文阐述了循环经济的内涵、基本特征，分析了我国水污染防治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相关对策。
关键词
循环经济；水污染；立法；保护
论循环经济模式下的水污染防治的法律思考
水污染、浪费水是造成水短缺的重要原因，而且二者有着密切关系。因为排污就是用水，用水就有排污。因此，解决水污染和水短缺危机也应从联系的观点出发，必须双管齐下，绝不能单打独斗。而解决的共同途径就是走循环经济之路。目前，随着我国社会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以水质污染加剧、水量日益减少、水生态环境恶化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水问题日趋严重，要摆脱日趋严峻的水污染问题，必须走循环经济发展之路，努力建设节水型社会。
一、循环经济综合论述(一)循环经济的概念
目前，理论界关于循环经济的论述颇多，但就其定义来说，虽表述形式各异，而内容并无本质区别。一般来讲，所谓循环经济，是指按照生态规律重构经济系统，将生态设计、清洁生产及资源综合利用贯穿于物质产品的生产、消费及其废弃过程中，把传统的资源消耗型线性经济转变为资源闭环流动型经济。[1]
循环经济以“减量化（reduce）、再使用（reuse）、再循环（recycle）”为行为原则（简称3R原则），其中又以“减量化”为首要原则。美国1990年《污染预防法》（Pollution Prevention Act 1990）规定,在废物管理上所采取的优先等级顺序（The Pollution Prevention Hierarchy）为:源头削减(source reduction)→循环再生利用（recycle reclaim）→无害化处理（treat）→最终处置（dispose）。因此，循环经济是实现环保理念由“末端治理（end-of-pipe treatment）”向“污染预防(pollution prevention)”转变的必由之路。
(二)循环经济的基本特征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科学的发展观，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其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新的系统观。循环是指在一定系统内的运动过程，循环经济的系统是由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等要素构成的大系统。循环经济观要求人在考虑生产和消费时不再置身于这一大系统之外，而是将自己作为这个大系统的一部分来研究符合客观规律的经济原则，将“退田还湖”、“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生态系统建设作为维持大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来抓。
二是新的经济观。在传统工业经济的各要素中，资本在循环，劳动力在循环，而唯独自然资源没有形成循环。循环经济观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仅仅沿用19世纪以来机械工程学的规律来指导经济活动。不仅要考虑工程承载能力，还要考虑生态承载能力。在生态系统中，经济活动超过资源承载能力的循环是恶性循环，会造成生态系统退化；只有在资源承载能力之内的良性循环，才能使生态系统平衡地发展。
三是新的价值观。循环经济观在考虑自然时，不再像传统工业经济那样将其作为“取料场”和“垃圾场”，也不仅仅视其为可利用的资源，而是将其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需要维持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在考虑科学技术时，不仅考虑其对自然的开发能力，而且要充分考虑到它对生态系统的修复能力，使之成为有益于环境的技术；在考虑人自身的发展时，不仅考虑人对自然的征服能力，而且更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四是新的生产观。传统工业经济的生产观念是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财富，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而循环经济的生产观念是要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尽可能地节约自然资源，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 效率，循环使用资源，创造良性的社会财富。在生产过程中，循环经济观要求遵循“3R”原则：资源利用的减量化（Reduce）原则，即在生产的投入端尽可能少地输入自然资源；产品的再使用（Reuse）原则，即尽可能延长产品的使用周期，并在多种场合使用；废弃物的再循环（Recycle）原则，即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排放，力争做到排放的无害化，实现资源再循环。同时，在生产中还要求尽可能地利用可循环再生的资源替代不可再生资源，如利用太阳能、风能和农家肥等，使生产合理地依托在自然生态循环之上；尽可能地利用高科技，尽可能地以知识投入来替代物质投入，以达到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和谐统一，使人类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真正全面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五是新的消费观。循环经济观要求走出传统工业经济“拼命生产、拼命消费”的误区，提倡物质的适度消费、层次消费，在消费的同时就考虑到废弃物的资源化，建立循环生产和消费的观念。同时，循环经济观要求通过税收和行政等手段，限制以不可再生资源为原料的一次性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如宾馆的一次性用品、餐馆的一次性餐具和豪华包装等。
二、循环经济模式下我国水污染防治立法的不足
（一）立法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 1.循环型社会综合法欠缺
目前，我国已颁布《清洁生产促进法》，但该法调整对象主要是工业生产领域实施清洁生产的事项，对农业、服务业领域只作原则性规定，对个人生活领域未予考虑。循环经济理念强调政府、企业、公众的全方位的参与。因此，《清洁生产促进法》难以担当推动整个社会向循环型社会迈进的重任。而在缺失建设循环型社会的大背景下，建设节水型社会所需的各类社会资源如法律保障、政策扶持、市场培 育及公众参与都难于获取，难免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因此，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水型社会，必须制定一布旨在推进循环型社会建设的综合法。
2.地方立法滞后
《水法》第7条第2款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节约用水的管理，可目前地方立法中关于水资源保护立法的几种类型：饮用水资源保护条例、水污染防治条例、水资源环境保护条例，这些条例均强调工业废水在末端的达标排放。《水污染防治法》则对节水未作规定。虽然近年来一些省会城市和较大的市如武汉、广州、深圳、哈尔滨、长春、郑州、太原、济南、青岛、宁波、杭州、昆明、西安、呼和浩特、乌鲁木齐、贵阳、大连等均颁布了城市节水条例，对节水和水资源再生利用作出了规定，但根据《立法法》，省会城市和较大市以外的其他城市无立法权限，而目前省级的节水条例还较少，只有陕西、山西、吉林、四川、云南等省和北京、天津、上海几个直辖市有相关立法。这就导致我国的节水主要在一些零星的大城市展开，而大量的中等城市、小城镇及广大的农村地区还未行动，这无疑对我国节水型社会的建立构成巨大障碍。因此，要使节水的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地方立法任重而道远。
（二）立法内容方面存在的问题 1.未体现可持续发展的立法指导思想
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循环经济的重要理论基础，对循环经济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引和推动作用。我国1996年《水污染防治法》第1条规定：“为防治水污染，保护和改善环境，以保障人体健康，保证水资源的有效利用，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特制定本法。”按照这一表述,在防治水污染,保护和改善环境这一目的之上还有一个更高层次的目的,即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反映了水污染防治立法的最终目的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当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已经成为社会发展 的重要指导思想，《水污染防治法》的立法目的仍片面强调经济发展显然不合时宜，不利于节水型社会的建立。因而，修改水污染防治法的立法目的势在必行。
2.相关基本制度亟待完善（1）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不足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贯彻预防为主的环保方针的重要手段。但目前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还难以适应循环经济理念下水污染防治的要求。
第一，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未真正体现源头预防的思想。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所要求的“预防”，实质上是预防污染产生后直接排入环境而造成污染，属于“末端预防”，并未体现从源头避免或减少废物的思想。《环境影响评价法》第17条所规定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书应包括的内容中，没有关于建设项目在资源能源消耗和清洁生产方面的评估要求。《水污染防治法》第12条规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必须对建设项目可能产生的水污染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作出评价，规定防治措施。”可见，在水污染防治方面，现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所针对的是“产生的水污染”，对于推进循环经济，加强节水及中水回用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第二，环境影响评价对象范围过窄。政府在循环经济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政府在制定规划、政策过程中，如果能将循环经济理念贯彻其中，则将有力地促进循环经型社会的建立。然而，我国现行《环境影响评价法》未就政府决策的环境影响评价予以规定。历史证明，一项不合理的决策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远远要超过单个建设项目。20世纪80年代支持“十五小”企业的政策所造成的资源和生态危机，其影响至今也难以完全消除。淮河流域水污染所引发的灾难性后果，可谓真实写照。
第三，缺乏拟议行动的替代方案。替代方案系相对于拟议行动（包括建设项目、规划、政策）而言。依美国《环境政策法》，它指的是可以代替建议行动并实现其 目的的行动方案。但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第2条之规定，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并未考虑替代方案。在缺乏替代方案的情况，环境影响评价只能就拟议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预测，提出相应对策，而不能在拟议项目以外考虑其环境友好型方案。（2）节水制度的缺陷
循环经济的首要原则是减量化。因此，节水是水污染防治的首要环节。但我国有关节水的法律制度还比较薄弱，具体表现为：
第一，浪费水的法律责任不明确。目前，国家和一些地方已颁布了有关节水的法律文件，但这些法律文件大多未明确规定浪费用水的法律责任。《水污染防治法》偏重于末端治理，对于从源头节水和减少水资源浪费规定甚少。《水法》、《城市节约用水管理规定》虽然对节水有所规定，然而对于浪费水的行为却未规定任何法律责任。而近年来颁布的一些地方节水立法虽有所进步，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地方性节水立法一般都规定“新建、扩建、改建建设项目的节水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然而，对于违反这一规定的行为未作任何规定。致使一些应建节水设施的建设项目在未建节水设施时也能通过建设部门的审批。
第二，有关推行节水技术的配套政策和措施不到位。目前，有关节水的立法大都规定人民政府健全节约用水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广节水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培育和发展节水产业。但由于缺乏配套的优惠政策，节水产业发展缓慢，许多节水新技术、新产品因缺乏资金而无法推广使用。
第三，节水标准体系不健全。目前，我国现行节水标准主要涉电力、钢铁、石油石化、纺织、造纸、啤酒、酒精七大行业，而煤炭、水泥、电解铝等其他一些耗水量较大的行业尚无节水标准。服务业、农业领域也还没有制定节水标准。（3）污水再生利用制度的弊端
第一，缺乏对污水再生利用的系统规划。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城市污水再生利用规划制度。在城市建设规划中，虽然进行了城市的供水及排水规划，但在污水再生利用利用方面缺乏统一的规划。1996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第10条仅规定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作了规定，并未就污水再生利用规划作出要求。2006年，建设部发出了《关于印发〈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技术政策〉的通知》，明确规定“城市供水和排水专项规划中应包含城市污水再生利用规划”，然而这仅是一个通知，不具有法律效力。地方的节水条例虽然大都规定地方节水管理部门应当编制节约用水规划，但并未规定节水规划中应包括污水再生利用规划。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地区在面临严峻的水污染的情况下，往往只能通过搬迁位于居民区、水源保护区的污染企业而解决问题的原因所在。
第二，城市污水集中处理滞后。《水污染防治法》第19条第2款明确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必须„„,有计划地建设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但由于没有对此款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第14条亦有类似规定，但在法律责任部分同样缺乏相应规定。由于法律没有强制性要求，地方政府对组织建设污水厂一般不会优先考虑。
第三，中水利用率低。根本原因是相关法律对此没有硬性规定。例如，《哈尔滨市城市节约用水条例》第25条规定，新建工程中应当建设配套中水设施，但并未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从而导致实践中小区建设项目中没有中水设施，也可以通过建设监管部门审批。同时，也导致市政中水管网建设落后，中水利用率低。以洗车业为例，由于中水管网建设不到位，许多城市洗车点如果使用中水洗车，只能采取配送中水的手段。尽管中水的价格为略低于自来水的价格，但高昂的运费令众多冲车点望而却步。3.环境管理体制的缺陷
我国水资源污染控制采取分级和分部门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的效率低下，表现为水资源开发利用与水污染防治的脱节。根据《环境保护法》、《水法》、《水污染防治法》及节水条例，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水环境保护工作依法实施统一监督管理，水利、城市建设、交通、农业、市政等部门分工负责，但问题在于我国对环境保护部门的/统一监督管理权和其他有关主管部门的水环境管理权之间的关系未作明确、可操作的规定，导致实践中经常出现各部门之间争夺权力、推诿责任的现象，不利于水污染的全面系统防治，不利于对节水及污水再生利用工作的监管。在中央和地方水污染防治管理的关系上，我国实行分级管理制，即以行政区划为单位，各区域的环保部门承担主要的水污染防治职责，中央一般无权取代地方的执法权力，从而导致水污染防治中的地方保护主义。
三、贯彻循环经济理念，完善我国水污染防治立法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综合污染预防控制（Integrated Pollution Prevention Control, IPPC）作为一种新的环保方法，日益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关注，其特点是对各种形式的污染和各环境因子实行整体的、全过程的控制。综合污染控制方法旨在克服传统环境保护中末端治理的缺陷，而其根源正是循环经济的新理念。从循环经济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水资源利用率越低，则废水产生量越大；另一方面，废水得不到回收利用，则排放而污染更多水资源。因此，要有效控制水污染，节水和污水再生利用是关键。
目前，我国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只有60％，发达国家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一般在90%以上；我国万元GDP用水量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是美国等先进国家的8倍。若2030年和2050年年全国废污水再生利用率达到80%和 95%，则污水再 生量将达到 680亿m3~850亿m3和1000亿~1450亿m3，将大大缓解未来我国水资源紧张状况并改善环境。因此，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水型社会是解决我国水危机的必然选择。
（一）立法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1.突破现有立法指导思想，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
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彻底摆脱贫穷、人口、资源和环境困境的唯一正确选择，是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和循环型社会建立的根本指导思想。因此，修订《建筑法》、《城市规划法》等相关法律规范时，在立法目的上，应增加“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在基本方针上，增加“国家促进建设节约型社会”、“保护、合理利用和节约自然资源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等内容。2.制定有关循环型社会的综合性立法
目前，我国尚无推动循环型社会形成的综合性立法。因此，我们有必要根据《环境保护法》制定一部类似于日本《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的《循环型社会促进法》，该法应对建立循环型社会遵循的宗旨及基本原则、可循环资源的循环和处置的原则以及对国家、企业和公众在发展循环经济中的责任予以规定。3.制定水资源循环利用的单项立法
根据建立循环型社会和节水形社会的要求，应制定污水再生利用的专门立法。具体立法思路是：先由国务院制订《资源再生利用管理条例》，然后由国家环保总局、水利部、建设部联合制定《污水再生利用管理办法》，专项立法应明确污水的具体含义，对污水处理主体的市场准入制度、运营机制及相关法律责任作出具体规定。4.加强地方性立法
我国地域辽阔，水资源条件千差万别，地区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各地方在推进节水型社会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地方应尽快创制和完善有关水污染 防治、节水及水资源再生利用的法律规范。地方性立法既应坚持同国家法律法规的立法精神相一致，又要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因地制宜。
（二）具体内容的完善
1.完善节水及污水再生利用规划制度
首先，污水再生利用应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和各类水资源利用规划之中。为此，在《水污染防治法》修订中，应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和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组织制定本行政区域的节水及水再生利用规划”。在《污水再生利用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供水和排水专项规划中应包含污水再生利用规划”。地方应尽快颁布类似《天津市城市排水和再生水利用管理条例》的地方再生水利用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地方政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编制再生水利用规划。2.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首先，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中应明确体现循环经济要求，为此，《环境保护法》第13条第2款应修改为：“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必须对建项目产生的污染和对环境的影响，以及建设项目的清洁生产水平做出评价。”《环境影响评价法》第10条规定的“专项规划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内容”应增加一项，即：实施该规划是否符合减少资源消耗、减轻环境负荷原则的分析、预测和评估；第17条“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当包括的内容”应增加一项，即：建设项目的清洁生产水平的分析、预测和评估。《水污染防治法》第13条也应作相应修改。
其次，扩大环境影响评价的对象范围。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将节水型社会的要求纳入到政府决策之中，是水环境因素在政府决策中得以引起重视的关键所在。综观我国资源与环境现状，对政策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已势在必行，因此，立法上应尽早对此予以规定。再次，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应规定替代方案。这样，环境评价中就能够考虑其他更有利于减少水资源消耗、减轻水环境负荷的环境友好型方案。3.健全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
应逐步建立适应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节水标准体系，加强对节水设施和产品及其生产企业的管理和认证。目前，急需制定的节水标准主要包括：节水方面的基础标准；节水型企业、节水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标准；煤炭、水泥、电解铝、医药、味精、合成氨等取水量较大的行业取水定额标准；服务业取水、用水技术指导原则；农业节水灌溉标准；节水型产品标准。污水的回收利用方面，要在现行的相关法律和国家标准的基础上，颁布指导城镇污水处理技术标准，以及工业用水水质和农业灌溉用水水质标准，并制定发布相关的安全卫生标准，确保污水再生利用健康有序地推进。
4.完善节水制度
第一，明确浪费水的法律责任。《水污染防治法》应对节水和减少水资源浪费作出规定。《水法》、《城市节约用水管理规定》地方性节水立法对于浪费水的行为要规定严格的法律责任。地方节水立法应硬性规定新建、扩建、改建建设项目的节水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向节水管理部门申报验收。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建设项目不得使用，节水管理部门不予核定用水指标，供水单位不得正式供水。第二，要尽快完善有关推行节水技术的配套优惠政策和措施，健全节约用水社会化服务体系，培育和发展节水产业。
5.推进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及市场化运营
首先，要充分利用价格杠杆，促进污水再生利用。要建立科学的污水处理收费制度，使污水处理费能满足设施的日常运行，并形成合理的利润。同时，要实行 “按 质定价、保本微利”的原则，将自来水与回用水的价格拉开，使水资源的利用结构趋向合理。其次，为加快污水管网设施、污水处理设施和中水管网设施的建设，应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推进各类投资主体多元化、经营主体企业化、运营方式市场化。为此，立法应对市场的运作规则予以明确规定。要明确再生水生产者、供应者和使用者各自的权利和义务，规定科学的交易规则及纠纷处理程序。那么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将扮演什么角色呢？笔者以为，政府要继续推进政企和政事分离，将政府管理的重点转移到建设规划、政策法规、技术规范的制定及其执行监督上，加强市场的培育和规范，努力营造公平、公正的污水处理和再生利用市场环境。在污水再生利用初期，政府要根据立法要求，制定促进污水回收利用的税收、财政及信贷等优惠政策。
6.完善有关水污染监督管理体制
目前，水污染防治中实行统一指挥已故成为世界各国的成功实践。以美国为例，在联邦一级，联邦环保局与其他联邦机构，如内政、农业、等均有的水污染控制权，但在各联邦机构中，联邦环保局拥有优先权和终决权。在联邦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方面，水环境管理权主要集中在联邦政府，从而较好的避免地方保护主义。这对于完善我国水污染监督管理体制有重要借鉴意义。
首先，在《水法》、《水污染防治法》以及节水和污水再生利用的立法中，明确规定环保部门对水污染行以及节水和污水再生利用有统一监督管理权。
其次，应建立有效的部门间协调机制。为加强水污染防治及节水和污水再生利用，实现节水型社会的目标，《循环型社会促进法》、《水法》、《水污染防治法》以及节水和污水再生利用的立法中要明确各相关职能部门的具体职责及履行程序，同时规定设立一个跨部门协调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应包括环保、水利、建设等几个部门，委员会主任由环保部门负责人担任。再次，为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影响，应逐步构建环保系统垂直管理体制。具体来讲，应在国家环保总局之下、省环保局之上设立分片管理的环境监察分局，而省级环境监察部门则根据需要在重点地区设立环境监察派出机构；对于市以下环保部门，逐步实行垂直领导。此外，应加强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权。主要是赋予环保行政主管部门限期治理、停业整改和停建项目的权力，规定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有强制执行权。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循环经济的推进和节水型社会的建立，意味着一场深刻的生产、消费方式的变革，公众是否认知并积极参与是实施变革的必要条件。拉夫尔在《我们的家园—地球》一书中说：“消费问题是环境问题的核心，人类对生物圈的影响正是在对环境产生压力，并威胁着地球支持生命的能力。”因此，必须加强宣传教育，促使公众形成符合可持续水资源战略要求的消费心理和习惯。例如，倡导和鼓励公众节约用水、使用节水产品或设备；教育和引导公众对再生水的正确认识。此外，要逐步完善以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听证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公众参与制度，从而逐步建立政府推动、市场主导、公众参与相结合的新型水环境管理模式。参考文献：
［1］漆多俊，《经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11月.［2］孙希君，水污染及污水处理［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8 ［3］周鹏程，污水综合治理浅谈［J］，中州建设，2004，10 ［4］韩德培主编，《环境保护法教程》,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7年6月第5版 ［5］迟冠群、周珂，《我国循环经济立法必要性刍议》，中国民商法网站http://)
答 谢 词
本文是在导师李祖全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承蒙李老师的亲切关怀和精心指导——虽然有繁忙的工作，但仍抽出时间给予我学术上的指导和帮助，特别是给我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使我从中获益不浅。李老师对学生认真负责的态度、严谨的科学研究方法、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勤勉的工作作风以及勇于创新、勇于开拓的精神，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在此，谨向李老师致以深深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
还要感谢我的父母，他们在生活上给予我很大的支持和鼓励，是他们给予我努力学习的信心和力量。
最后，感谢所有关心我、支持我和帮助过我的同学、朋友、老师和亲人。在这里，我仅用一句话来表明我无法言语的心情：感谢你们！
第二篇：毕业论文 法律 论诚实信用原则
论诚实信用原则
“诚信”是市场的不变法则，是市场经济的生命，是任何事物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制胜法宝。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人们一直恪守承诺讲诚实信用为自己创下打不倒的天下。诚实信用是民法中的基本原则，简称诚信原则，即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诚实信用恪守承诺，是一种古老的道德标准，随着市场交易的频繁被确立为一项交易的基本准则及基本的道德要求。
我国《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即要求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时，应当诚实、守信用、正当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其内容具体体现为（1）任何当事人要对他人和广大消费者诚实不欺，恪守诺言，讲究信用；（2）当事人应依善意的方式行使权利，在获得利益的同时，充分尊重他人的利益和社会利益，不滥用权利加害他人。
一、诚实信用原则的渊源
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早就出现了“诚信”一词。《商君书•靳书》把诚信与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贞廉、仁义、非兵、羞战并称为“六虱”。但一般认为诚实信用原则起源于罗马法，但在当时仅有“善意”（bona fide）的概念，并未明确确认诚信原则。一些学者认为，它起源于罗马法的“一般恶意抗辩”（cexveptio dol generalis）。所谓“一般恶意抗辩”是指在民事活动中如果因一方的欺诈行为而使另一方受害，对这种欺诈行为任何人都可以提起抗辩。同时依市民法规定，当事人如因错误而履行债务时，得提出“不当得利之诉”（condictio indebiti）。中国有学者认为，古代罗马法中的诚信契约是现代诚信原则的渊源。在罗马法上，诚信契约是严正契约的对称。在诚信契约中，债务人不仅要承担契约规定的义务，而且必须承担诚实、善意的补充义务。就诚信契约发生的纠纷按诚信诉讼处理，在诚信诉讼中，审判者不受契约的字面含义的约束，可根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对契约进行解释，并可根据公平原则对当时人的契约进行干预，以消除某些契约的不公正性，按照通常人的标准增减契约义务。罗马法的“一般恶意抗辩”与“诚信契约”都反映了道德与伦理的要求，体现了衡平与公正的精神，因此可以说他们都是现代诚信原则的最早起源。
二、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及本质
根据不同的观点有下列六点说法：
（一）、主观判断说。此种观点认为应当从人的主观角度对诚信原则的内容进行把握。德国学者施塔姆勒（Stammler）认为，法律应以社会的理想即爱人如己的人类最高理想为标准；曼尼克（Manik）称之为道德理想。如果法律或契约与这一理想不相符，则应排除法律或契约的适用而直接适用诚信原则。
（二）、利益平衡说。此种观点认为诚实信用原则的本质在于谋求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以及当事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平衡，目的在于保持社会稳定和谐的发展。德国学者斯奇尼德（Shneider）认为诚实信用原则的含义为当事人双方之间利益的公平较量；艾格尔（Egger）称之为公平估量双方的利益以谋求利益的调和。
（三）、行为规则说。此种观点认为诚实信用原则志在确立一种行为规则，即要求当事人在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时要诚实守信、不欺诈他人。美国《统一商法典》第1-201条对诚信的解释是：在相关的行为或交易中忠于事实真相，史尚宽先生认为诚实信用原则应当从“信”和“诚”两方面来理解。
（四）、恶意排除说。此种学说认为诚实信用原则是很难定义的，凡是不具有恶意（bad faith）的便是善意的、诚信的。美国学者萨莫斯（Summers）认为诚信原则只是一个不能定义的短语，它是与特定的恶意概念相对应的，诚信的概念并不意味着善意（good faith）行为是什么，而意味着哪些特定的恶意行为是法律所禁止的。同时，他将恶意分为六类：规避交易的精神、履行缺乏勤勉和存在懈怠、故意提供不完全的履行、滥用特定条款的权利、滥用检验对方履行的权利、干扰另一方履行或不与另一方合作。
（五）、一般条款说。此种学说认为诚实信用原则、是外延十分不确定，但具有强制力的一般条款。
（六）、双重功能说。民法学者梁慧星主张“诚实信用原则的性质有补充当事人意思的任意性规范，转变为当事人不能依约定排除其适用，甚至不待当事人援引法院即可直接依职权适用的强行性规定”。
在日本学界，一般认为，诚实信用原则是以实现在制定法的解释适用中的具体的妥当性为目的而生长发展起来的，具有对制定法的规定加以“补正”及至“矫正”的功能。作为一项法律原则，诚实信用的要求原不是出自中国本土，但诚实和信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本来就体现着的道德要求。“信”要求为人做事要信守诺言，言出必行，不能出尔反尔。《大学》有云：“„„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关于“信”的论述就更多了，《论语》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以成之”，“言而有信”等。可见古人早就充分意识到这两种品质对促进个人道德完善，维系社会稳定的重大意义。
三、诚实信用原则的特征
说起诚实信用原则的特征，各界都有不同的看法，有的指出诚信原则具有补充性、不确定性、衡平性等特点，有的则指出诚实信用为市场经济活动的道德准则，为道德准则的法律化。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诚信原则之所以具有补充性、不确定性、衡平性，正是由于“诚信原则思想渊源于自然法的善意与公平的理念，也就是说诚信原则是道德的法律化，或者法律的道德化。” 正是基于此，诚信原则才可以从善良与公平的角度补充当事人合同中未加规定的细节问题，而公平的实现有赖于衡平，但同时善良和公平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然而这种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带来一种不安全性，因此需要通过法律的技术手段来有效的规制其在个案中具体含义的释放。综上所述，作为道德的诚信原则是直接作为道德规范的，要求人具有诚实的品德和信守自己的承诺，它是道德对人的无条件的命令。而作为法律的诚信原则，不是法律指导社会成员的具体规则，而是作为解释和补充法律的原则，以克服法律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因此，它是有条件的、有限度的四、诚实信用原则的地位
诚信原则作为民法精神和立法者意志的直接反映，其“帝王条款”之地位无庸置疑，但如若要给诚信原则准确定位就必须明确诚信原则与民法其它相关原则的关系。首先，学界关于诚信原则与权利滥用原则之相互关系，向来有不同主张：
（一）诚实信用系原则，权利滥用禁止系违反诚信原则之效果，因此，运用于具体事件时，可重复适用，认为“„„依诚信原则，属权利滥用„„”。
（二）诚信原则仅系如何行使权利及如何履行义务之指导原理，权利滥用禁止法理，并不受诚信原则之拘束，而应就各个具体场合加以处理。
（三）诚信原则乃债权法之原则，而权利滥用禁止则为物权法之原则。
（四）诚信原则系支配契约当事人间之特别权利义务关系，而权利滥用禁止则系支配无上述契约当事人间之一般权利义务关系。
（五）诚信原则为对人关系之法理，权利滥用禁止为对社会关系之法理。笔者认为上述几种学说中以第一种学说最为有力。实际上权利滥用的行为就是一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行使权利的行为，其是为法律所不允许的。于德国法中，禁止权利滥用的制度其实是依德国民法典242条为基础由德国法院创造出来的新制度。由此可见，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乃诚信原则的发展和延伸，其实际上只不过是诚信原则的具体化，是诚信原则在权利行使领域的具体作用的体现。其次，在诚信原则与善良风俗原则的关系方面，梁慧星先生认为，虽然诚实信用与善良风俗均属于一种道德准则，但二者存在和发生作用的领域不同。诚实信用系市场交易中的道德准则，而善良风俗系家庭关系中的道德准则，亦即性道德和家庭道德。台湾学者何孝元对此举了一个例子加以说明：如以金钱要求法官为公平裁判，要求证人为真实之证言，此乃违反善良风俗的行为，但并不能指责其违反诚信原则，故诚
信原则实不能包括善良风俗于内。由此可见，善良风俗原则实际上是诚信原则的有益补充，其有效规制了诚信原则无法作用领域范围中的法律关系。但同时笔者认为诚信原则与善良风俗原则并非绝对相区别，二者亦有相互重叠交叉之处，只不过善良风俗原则更侧重于伦理道德方面，而诚信原则则更侧重于市场交易基础之方面。再者，诚信原则与合同法中相关原则的关系。情事变更原则渊源于诚实信用原则，是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变更和解除领域的运用和具体化。而诚信原则乃意思自治原则之修正，之补充，其目的在于在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社会之间均衡利益之归属，风险之负担，从而实现实质之公平，维护交易之安全。诚信原则之勃兴乃是意思自治原则衰落的结果。同时诚信原则本身即内涵公平正义之观念，因此可以说公平原则与诚信原则具有同等之价值内涵。由此可见，诚信原则乃民法的最高指导原则，是民法原则的“原则”，可谓之民法之“帝王条款”。史尚宽先生亦认为，诚信原则要优于一般原则，因为法律的标准应当是社会的理想即爱人如己的人类最高理想，这种理想所处的地位要高于法律和契约，诚信原则便是这种最高理想的体现，而法律和契约则属于实现这种思想境界的途径和手段。
五、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法中的适用
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法中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原则，简称诚信原则，是指在合同订立、履行、变更、解除等各个阶段，及至合同关系终止后，合同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讲诚实，守信用，相互协作配合，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等等。在大陆法系，它常常被称为是债法中的最高指导原则或称为“帝王规则”，其含义是指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中应诚实可信，以善意的方式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同时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以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
在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就已将该原则确立为基本原则之一，司法实践中这一原则也被广泛地应用。1999年颁布实施的《合同法》不仅将诚实信用原则确立为本法的基本原则，同时还将这一原则确定为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基本原则，显见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已成为贯穿整个《合同法》的基本理念。因此，在具体的合同业务操作中，正确理解和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对于合同当事人恰当地履行自己的权利义务，保障己方的合法权益，以及律师处理相关的纠纷案件都具有重要的实际指导意义。它具有以下的内容和功能：
（一）、确定诚实可信，以善意方式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等行为规则。
（二）、诚信原则要求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诚信原则不仅要平衡 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而且要求平衡当事人的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三）、解释法律和合同的作用。诚信原则要求在法律与合同缺乏规定或规定不明时，司法审判人员应依据诚信、公平的观念，准确解释法律和合同。
当事人在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时要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该原则在合同订立、履行的各个阶段均有体现。具体来说，在合同的订立阶段，尽管合同尚未成立，但当事人彼此间还具有订约上的联系，就依诚信原则，对相对人负善意的注意义务，当事人不履行此义务的，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地。在合同订立后，尚未履行前，当事人双方都应依诚信原则认真做好履约准备。在合同的履行中，当事人应当依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在某些情形下，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解除合同时，当事人也应遵循诚信原则，如在长期的继续性合同中，任何一方解除合同，应当提前通知对方，使对方有充足的时间做好准备。在合同终止后，尽管当事人之间不用承担合同义务，但也应当按照诚信原则的要求，承担某些必要的附随义务。例如，受雇人在雇佣合同终止后，应当对雇佣人的商业秘密等情况负有保密义务。此外，在合同用词含糊不清、意思不明时应当依据诚信原则对合同进行解释。依诚信原则解释合同，需要平衡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公平合理地确定合同内容。最后，在合同发生争议时，当事人双方都应当依诚信原则妥善地处理争议，避免给对方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受损失的一方，也应采取适当措施尽量减少损失，否则无权就扩大的损失请求赔偿。商场如战场在如今的市场经济竞争中人们为了追求自已的利益而故意去损害他人的利益，不去恪守承诺不去讲诚实信用更不提什么道德可言，为了自己去出卖别人。
六、结论
诚实信用本质上是一个道德规范。不同的制度、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人们对诚实信用有着不同的解释，但万变不离其宗，诚实信用只是具有伦理道德上的意义。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诚实信用才成为评价一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行为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准。诚实信用原则确立的是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参与交易的各方当事人所应严格遵守的一种最基本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观念。它要求行为人本着真诚、真实、恪守信用的原则和精神，以善意的主观意识和行为方式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随着社会观念不断的进步以及人们对权益保护认识的不断深入，诚实信用原则因其独特的道德性和法律性的融合必定能在各领域发挥独特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民法基本原则研究》，《民法基本原则研究》，徐国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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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质疑“帝王条款”》，孟建国,载于《法学评论》，2000年第2期。
5、《诚实信用原则的概念及其历史沿革》，徐国栋,载《法学研究》1989年第4期。
6、《质疑“帝王条款”》，孟勤国,载《法学评论》2000年第２期。
7、《诚实信用原则及其适用问题》，马莉萍,载《理论探索》2004年第5期。
8、《试论合同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从规范的角度进行分析》，陈年冰,载《法律科学》2003年第6期。
9、《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刘荣军,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4期。
10、《试论诚实信用原则》，王利明,载《民商法研究》第四辑。
学生：尹慰云
第三篇：论安乐死的法律思考
论安乐死的法律思考
自“安乐死”一词衍生以来，伴随它的争议也不断激烈化。安乐死究竟合不合法，究竟该不该立法，也是众多人口中争议的焦点所在。本文从安乐死的定义、我国的安乐死立法的争议及合理性等几个大方面进行了论述。概括阐述了安乐死的定义、在国家的发展情况及国际个别国家对安乐死的立法，并针对我国各方面情况对我国的“安乐死”立法作了几点的分析，主要从我国安乐死观念的出现、安乐死立法的争议、安乐死研究的贡献、立法的必要、我国国情、立法条件等方面较具体的阐述了几方面个人的观点。
关键词：安乐死 立法的争议 立法的合理性
一、“安乐死”的法律定义
安乐死一词原自希腊文，是由美好和死亡两个词所组成。其原意是指舒适、幸福或无痛苦地死亡。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无痛苦的死亡，安然地去世；二是无痛致死术，为结束患者的痛苦而采取致死的措施。
（一）、“安乐死”的学理定义
“安乐死”的广义与狭义，积极与消极之分。广义理解的安乐死，包括一切因为身心原因致死，让其死亡及自杀。狭义理解的安乐死则把其局限于不治之症而又极端痛苦的人，即对死亡已经开始的病人，不对他们采取人工干预的办法来延长痛苦的死亡过程，或为了制止剧烈疼痛的折磨而采取积极的措施认为的加速其死亡的过程。积极安乐死，也称主动安乐死，是指医生为了解除病危重病人的痛苦而采取某种措施加速病人的死亡。消极安乐死，也称被动安乐死，是指停止维持病人生命的措施，任病的死亡。
当然，在各个领域，对安乐死的定义也许不尽相同，但都不外局限在其本意“无痛苦的死亡”之中。《牛津法律大辞典》认为安乐死是指在不可救药的患者或者病危患者的要求下采取的引起或加速死亡的措施。《布莱克法律字典》对此的释意是从怜悯出发，把身患绝症和极端痛苦的人处死的行为和做法。《中国百科全书，法学》定义为：对于现在医学无可挽救的逼近死亡的病人，医生在患者真诚委托的前提下为减少病人的痛苦，可采取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的生命。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安乐死是一种特殊的选择死亡的方式。
（二）、“安乐死”立法定义的要求
在立法中，“安乐死”的定义必须严谨，细致，有名却的依据与规定，不能莫冷两可、模糊不清。
我国学者对安乐死的定义为：“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
（三）、立法中“安乐死”定义必须严格要求
“安乐死”不能滥施，只能对有必要的人来实施。立法中的“客观存安乐死”定义更应严格规范，从根本上说，立法中的“安乐死”定义必须先符合以下几点要求：
（1）、被施以“安乐死”的人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且在垂危状态下，面临死亡，精神和躯体都极端痛苦。（2）、“安乐死”必须出于病人自己的主观意愿。在病人已无意识的情况下，可由其家庭成员（配偶、子女其他直系亲属）同意。
（3）、“安乐死”必须使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安乐死必须符合以上几点要求才能真正的称之为“安乐死”其主要 目的是为需要的人解除不必要的痛苦。因此，“安乐死”概念绝不能泛 化，不能滥用，否则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危险而令人畏惧的词语。
二、关于我国“安乐死”的概况
（一）、我国“安乐死”观念的萌生
在我国，“安乐死”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而安乐死问题在我国作为一个新生的社会问题，其本身还在诸多问题需要妥善解决，才能推动其合法化，从安乐死的研究、宣传、立法、实施的全局来看，还有一些基本认识、基本观点需要进一步解决，而这些也造成了众多不同意见的产生了多方面的争议。
（二）、我国“安乐死”观点的发展与现状
“安乐死”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自流传至中国以来，便在中国大地引起了越来越强烈的反响。
我国自1992年起，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案组都收到有关安乐死的提案，要求我国立法，使安乐死合法化，天津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崔以泰教授和北京儿童医院名誉院长，儿科专家胡亚美教授都是安乐死议案的提案人，他们不仅在为安乐死的合法化进行着努力，而且都表示，自己在必要时也要实施安乐死。原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同志生前也很赞成安乐死。而除了在全国最高权力机关进行呼吁外，有些人士还在民间为安乐死奔走，准备成立纯民间的“自愿安乐死协会”。
目前，我国赞成安乐死的人主要是老年人和高知识阶层人士。上海社会学界曾以问卷形式对200位老年人进行了安乐死意愿调查、赞成者占72.56%；另据《健康报》报道，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近千人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91%以上的赞成安乐死，85%的人认为应该立法实施安乐死。
三、关于我国“安乐死”立法的思考
（一）、中国关于“安乐死”的争议
马克斯主义法学认为，法律在承认人享有盛名权力的同时，也应承认人享有选择死的权利。在特殊的情况下有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允许安乐死不仅体现了对个人权利的尊重，而且也不会有损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死亡的权利是“优死”观念的强化和追求生命质量的价值目标的鄙人和结果。
《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义的。公民个人有选择生活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安乐死”是一种在特殊处分方式，这种处分是有严格的条件与程序的。现在欧洲一些国家所实行的“安乐死”立法都是在传统道德与现代法律之间所作的选择。因此，认为“安乐死”有背宪法，缺乏基本的构成要件。
笔者也认为，从法理上讲，公民有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宪法》的这一规定说的是国家保障公民的私权利，并没有限制公民“安乐死”的自由。而且，对公民的私权利而言，“法不禁止即自由”公民选择“安乐死”是他们的自由。随着社会的进步，当“优生”的生存观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之后，同样应尊重“优死”的权利，无可救治的绝症患者应有权利选择有尊严地死去。
2、是否违反刑法“安乐死”不等于“故意杀人”
虽然从刑法上来说“安乐死”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种种条件，但是从本质上看还有许多不同之处：
第一，两者出发和目的不同。“安乐死”已免除特定人群痛苦为出发点；而“故意杀人”却是以报复夺取金钱等为出发点。
第二，实施者不同。“安乐死”是由合法合格的医护人员操作完成；而“故意杀人”没有特定的人群为实施者。第三，运用的手段及方法不同。“安乐死”一般使用药物，采取无痛苦方式终结生命，而“故意杀人”则不管用任何手段、方法强制性剥夺其生命。
第四，性质不同。“安乐死”是善意的，而“故意杀人”是恶意的。
第五，主动方不同。“安乐死”是被实施人主动提出，是由被实施人的主观意志支配，而“故意杀人”完全由实施者个人主观意志支配。
所以，目前不能将“安乐死”列为“故意杀人罪”。
（二）、“安乐死”在我国有立法的必要
实际上，安乐死立法并不象很多人说的那样，是“超前立法”。安乐死立法非但不“超前”反而“滞后”。因为“安乐死”这种社会关系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并且需要以立法加以调整时，立法者行动缓慢以至于使其所进行的立法调整未能及时适应这种社会关系的需要，甚至这种社会关系出现较长时间后才对其加以立法调整的立法方式——滞后立法。
“安乐死”在我国的确有立法的必要性，只有尽早立法，才能更好的促进我国法律的发展及完善，才能使类似悲剧不再发生。因此，我国应正确对待国情，正确处理舆论，在大局稳定的基础上，尽快实行对这安乐死的立法。
三）、我国“安乐死”立法必须符合国情
一个社会能够切实新生保障每个人“安乐死”的权利，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当生命垂危这面对及其低劣的生存环境时，他们应当有权选择体面而又尊严地死去，赋予其选择“安乐死”以维持生命尊严地权利，才是真正的人道，也才是对生命真正的尊重。
立法要明确规定具有那些特定清醒的病人才享有自愿选择安乐死和授权他人对其实施字乐死的行为的权利。这是“安乐死法”的第一大核心内容。荷兰、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安乐死立法，公用的限制条件主要有：（1）、经确诊，病人患有目前医学证明确实是不治之症；（2）、在病人的年龄要求上，荷兰明明确要求并必须是成人，澳大利亚北部地区法案明确要求病人必须年满18周岁；（3）、在病人表达意愿的形式的问题上，日本名古屋高级法院明确要求病人必须神志清醒有表达自己意思的能力，美国加州法案要求采用书面形式，澳大利亚北部地区法案明确要求要有病人本人的签字；（4）、在由谁来实施安乐死的问题上，日本名古屋高级法院规定原则上应有医师去做，若不能由医生去做必须有足以说服人的理由，澳大利亚北部地区法案要求由医生实施，且有许多其他限制条件；（5）、在选择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方式问题上，荷兰的规定是要慎重地确定安乐死的方式，日本名古屋高级法院要求实施方法在伦理上应该是适当的；（6）、在实施安乐死的必要性问题上，荷兰明确强调了病人除安乐死外别无选择；（7）、在实施安乐死的目的问题上，日本名古屋高级法院明确强调了它的唯一目的是减轻病人死亡的痛苦；（8）、在被授权者是否接受授权的问题上，澳大利亚北部的去法案明确规定要有医生签字同意；（9）、在病人提出要求后到实施安乐死之前是否有一段间隔期限的问题上，美国加州法案明确规定要在出于临终状态14天侯执行，澳大利亚北部地区法案明确规定在病人提出要求且获得医生同意后，分别要有7天以上的“冷却期”和48以上的“等待期”。以上比较了世界一些国家对安乐死的限制条件，而我国虽然要尽快立法，但也不能草率行事。我国安乐死立法。绝不能照抄搬荷兰、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而应当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设定更加严格的、更具可操作性、更符合我国国情的限制条件。第一，“安乐死”要由明确的定义。
第二，安乐死要有特定的原则。实施安乐死应符合无危害，无痛苦、不违背本人意志的原则。具体为：（1）、现代医学科学技术所不能救治的不治之症；（2）、病人的剧烈痛苦无法抑制，且已迫近死亡；（3）、病人有要求安乐死的真诚意愿；（4）在不违背病人的意愿前提下，由医务人员提供的再无痛苦状态下加快结束或不再延长死亡过程的医疗性服务；（5）、执行安乐死的方法在伦理学上被认为是正当的；（6）、它时在特定情况下病人利益的最高体现。
第三、要明确安乐死的对象。安乐死的对象应严格控制，通常以下三种认为实施对象：（1）、肉体和精神处于极端痉之中的绝症患者；（2）、靠人工维持生命长期昏迷不醒丧失自我意识的病人；（3）、有严重失陷的新生儿。
第四，安乐死的形式和方法。合法的安乐死形式既包括被动安乐死，也包括主动安乐死。安乐死的方法应当是快速、无痛的，尽可能表达“安乐”本质，体现出人道主意的精神。安乐死的实施者应为合未能的医务人员。
第五，安乐死的实施程序。基本应遵循以下程序：（1）、请求程序。请求必须是病人的意志清楚的情况下，出自本人的真诚意愿。对于陷入永久性昏迷状态，不能表达意愿的病人，可由其直系亲属请求，但需要得到有关部门和医疗单位的同意方为有效申请。（2）、审查程序。设立有医学专家、法医、医学伦理专家等共同组成安乐死审查委员会，其任务是对安匀死的申请进行严格的医学和司法审查，防止误诊和失控。（3）操作程序。安乐死申请的到批准后，必须由病人所在医院两名以上的医务人员按批准的时间、地点等对病人实施安乐死在实施前病人表示反悔，不同意实施安乐死，应尊重人的选择、不得强迫实施安乐死。第六、法律责任。（1）、对不符合安乐死条件的病人实施安乐死，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由确切证据证明病人亲属或医务人员时在病人的真诚请求下对病人实施安乐死，但未经有关部门审查批准的，仍属违法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3）、未经病人同意，病人亲属或医务人员对由行为能力的人擅自实行安乐死得，也构成故意杀人罪，应按刑法有关规定承担刑事责任。
四、“安乐死”立法的合理性
（一）、“安乐死”存在着的积极意义
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迅猛发展着的我国，“安乐死”也早已不是什么新解名词了，许多人都声称到无法医治又承担巨大痛苦，选择安乐死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不管安乐死的多么的首任青睐，目前它终究还未被中国法律允许实施。2003年8月，被称为“中国„安乐死‟之子”的王明成颓然离开人世，留下的是家里欠已久的债务，和人们对于安乐死话题更沉重、更深入的思考。
安乐死存在的意义？笔者认为有以下三点：第一，安乐死并没有对其他人造成任何的威胁；第二，安乐死的确帮助了很多生存无望的人结果了无谓得痛苦；第三，它乐死也在促进着人们对生死价值更深一步地理解，通过安乐死，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了死亡，死亡对人们来说虽然是不愉快的事情，但未必是无意义、无价值的事情。
作为安乐死的有限替代品，目前，一般实行两种做法：一个是尽量减轻患者的痛苦，比如，放宽吗啡等麻醉品的使用原则；再一个是放弃治疗出院回家，使患者能够在更自然的环境中尽量多享受一点做人的乐趣。但无论哪一样都无法从根本上解除病人的痛苦，如果病人在清醒且理智的情乱下，慎重的提出“安乐死”对其个人及其家庭也未必都是件好事。
在我国，一般家庭都无法承担高额的医疗费用，更何况有很多家庭收入低微。因此，有绝症病人的家庭通常都是心理负担，对家人更是心理及身体的双重负担。而适时，适当的安乐死，对病人个人来说即结束了无休无止的痛苦，也免去了等死的心进压力，更解除对家中亲人有种种愧疚；对病人家庭来说，也不必再承担巨大的身体与精神核压力，可以更从容的生活下去。虽然，在精神上要承受一定的痛苦，但这种痛苦是必然的，只是或早或晚的问题，家人是必定有心理准备的而从另一方面来考虑病人承受痛苦本身就使家人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痛苦，而病人早一日结束痛苦，家人心理也会早日获得轻松的。
综上所述，安乐死的存在的确有着积极的意义，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结合其立法内容可以看到，只要法律在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同时，对“安乐死”的操作程序等做出严格、细致的规范，建立起一套完整、科学的“安乐死”实话制度，完全可将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而立法者也应当在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广泛、深入的理论探讨基础上，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和立法、司法经验，尽快针对我国的安乐死例归纳总结，防止监用，将重病患者的“安乐死”权利落到实处。
第四篇：家庭暴力分析及防治的法律思考
家庭暴力分析及防治的法律思考
摘要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睦、安宁的家庭关系，不仅是每个家庭成员人生幸福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之一。值得关注的是,关于家庭暴力问题的法律理论研究及司法实践，已经日益成为我国法律工作的热点。家庭暴力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现象，是家庭成员中的一方对另一方施暴的行为，是一方动用武力和权利来控制另一方的行为。其最主要的受害者是女性。不仅直接对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构成严重伤害和威胁，而且还破坏了家庭的稳定和安宁，这是与和谐社会的发展要求背道而驰的。2000年新颁布的《婚姻法》中已把“禁止家庭暴力”作为重要条文载入其中，这意味着“家庭暴力”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现象，已经作为一个明确的法律概念，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为了给予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更全面、更具体、更适当的协助以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必须建立法律、社会、心理各层面的社会支持体系。以引起全社会的共同关注。
关键词： 家庭暴力 现状 危害 成因 群防群治
一、家庭暴力的内涵及特征
一）国外和国内的不同认识
在国外,关于家庭暴力的研究及立法较我国进行得早,并已经有了多年的理论研究
和实践经验。有代表性的，如英国学者认为:“家庭暴力是指男性伴侣为了支配和控制女性,在他们关系存续期间或终止之后对女性所施行的暴力和虐待行为”。从英国学者观点看出:“家庭”不仅指有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的生活共同体,而且还包括同居关系及婚姻关系终止后出现的暴力行为，“暴力”主要指男性对女性实施的有害行为。
在我国，一般认为家庭暴力是指在以婚姻，血缘和法律关系为基础而构成的家庭中，家庭成员以暴力、胁迫、摧残、折磨或其它手段侵害家庭成员身体、精神和性等人身权利的强暴行为。
二）社会学的认识
社会学者认为：家庭暴力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社会问题。要有效遏止家庭暴力，必须在修改现有法律的同时，开展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反家庭暴力公众运动，通过培训、宣传等社会手段改变传统文化中的性别歧视，转变社会公众对家庭暴力的认识。为家庭暴力受害者（主要是妇女）提供有效的社会救助，以及增进两性在家庭内部的平等，将反对家庭暴力作为维护家庭的和睦与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
三）我国法律对家庭暴力的界定
《婚姻法》修正案第三条规定“禁止家庭暴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一条对家庭暴力的范畴作了明确表述：“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
家庭暴力基本上是家庭中居于强势地位的成员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实施的。以前受害者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人，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一个新的趋势在发展，男性也开始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本文所指的“家庭暴力”,主要是指家庭成员中，夫妻之间即婚姻主体之间的暴力行为。
在国外,关于家庭暴力的研究及立法较我国进行得早,并经历了多年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如英国学者认为:“家庭暴力是指男性伴侣为了支配和控制女性,在他们关系存续期间或终止之后对女性所施行的暴力和虐待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感情的、语言
上的或经济上的等等),从英国学者观点看出:“家庭”不仅指有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的生活共同体,而且还包括同居关系及婚姻关系终止后出现的暴力行为。行为方式不仅有直观性还有非直观性的。可见,家庭暴力是许多不同行为所体现的一种共同性,这些行为的共同目的都是施暴者为了实现对受害人的控制。
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内部出现的侵犯他人人身、精神、性方面的强暴行为。按其危害程度可分为重大暴力与一般暴力两类。
因此，家庭暴力从形式上来看,可分为以下三类:
1）身体暴力:包括所有对身体的攻击行为,如:殴打、推搡、打耳光、脚踢、使用工具进行攻击等。
2）语言暴力:以语言威胁恐吓、恶意诽谤、辱骂、使用伤害自尊的言语,从而引起他人难受。
3）性暴力:故意攻击性器官、强迫发生性行为、性接触。
二、我国现阶段家庭暴力的现状、危害及成因
（一）我国家庭暴力的现状：家庭暴力，顾名思义，是在家庭内出现的以武力侵犯他人人身或对其精神折磨的强暴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对“家庭暴力”的概念解释为：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法律第一次用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家庭暴力进行了较为明确地说明，除了“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外，还补充了“其他手段”，在造成的后果上，除了身体伤害外，还有精神方面的侵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妇女作为主要受害者的家庭暴力呈现出新的趋势和特点，“冷暴力”、“精神虐待”、“高知识阶层”等逐渐成为谈论家庭暴力问题时频繁出现的关键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全国调查发现，遭受过家庭暴力的妇女高达30%，据国务院《中国妇女状况的白皮书》统计，我国每年解体的40万个家庭中，四分之一缘于家庭暴力。根据中国妇女联合会权益部门统计，在目前的家庭暴力事件中，丈夫对妻子实施暴力的占绝大多数，家庭暴力的受害者90%——95%是女性。在我国农村，家庭暴力可谓司空见惯，丈夫虐待、殴打妻子的事时有发生，一些人对其可谓近乎麻木。据不完全统计，与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90年代我国家庭暴力上升了25.4%。以我市妇联为例，1991该组织接待来访的家庭暴力事件358件，占该类来访的15.21%，到1996年已增加到25.7%。家庭暴力成为引起婚姻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据司法部门资料表明，家庭暴力案件约占婚姻案件的30%，个别地区高达50%。2000年，江苏省妇联在南通监狱女子分监进行了相关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237个存在暴力的家庭中，有125人的犯罪直接与家庭暴力有关，占52.74％。125个直接因家庭暴力而犯罪的女性中有93人长期受到丈夫的殴打、虐待，占74.4％。她们所犯罪种涉及到杀人、介绍容留卖淫、伤害、拐卖、盗窃、诈骗、抢劫、纵火、爆炸等，有62人犯故意杀人罪，占49.6％；伤害、投毒、爆炸、纵火等恶性案件17起，占13.6％。栖霞区某镇妇女胥某因家庭暴力引发的矛盾，在两年中频频到镇、区两级政府上访闹事，严重干扰了政府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
众所周知，家庭暴力是对妇女人权的侵犯，是社会公害，其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范围。是现代化生活中的一颗“毒瘤”。是古今中外家庭常见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丑恶现象，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家庭中的弱者,如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都有可能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严重危害了妇女身心健康,侵犯了妇女合法权益,破坏了社会稳定和发展,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我国2001年4月实行的新婚姻法对家庭暴力制定了一些具体的制裁条款，如将家庭暴力作为受害方提出离婚的一个条件，受害方离婚时可请求损害赔偿等，还明确规定受害方可以请求公安机关援助和居委会进行劝阻，因此，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而是一种法律予以制裁的行为。因此，不管是构成犯罪的家庭暴力行为，还是一般违法的家庭暴力行为，都应当采取措施加以减少和消除。惩治家庭暴力，实现男女平等，有利于维护和睦、文
明的婚姻家庭关系，更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二）家庭暴力的危害：首先，家庭暴力侵犯了受害人的人身权利。具体为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和自由权。其次，家庭暴力伴随着对妇女的精神摧残。由于家庭暴力受害人绝大多数是妇女，因此她们受到肉体和精神的双重伤害,只不过因为身体上的损伤是外在的、较为明显而吸引了人们更多的注意,精神上的损伤是内在的、较为隐蔽而容易被忽视。精神的创伤往往比身体上的创伤更难以愈合,遭受暴力的妇女长期生活在恐怖、紧张的气氛中,心里充满了恐惧与悲哀,有的悲痛欲绝,导致心情抑郁或精神分裂。在找不到正当的解脱途径的情况下,她们只好采取回娘家、出走,甚至自杀等消极反抗方式。当虐待超过了她们肉体、精神的承受能力时,有些被迫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从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变成了害人者。有资料表明：我国五成以上的女性犯人是因为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走上犯罪道路的。
第三，家庭暴力严重地危害社会安定、阻碍了社会发展和进步。社会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需要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参与,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应当是社会生存、发展的创造者。而那些受家庭暴力侵害的人,在其生命、生存及人身权利、人格、名誉等这些做人最基本的权利都被暴力所侵害、所剥夺的情况下,在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的情况下,又如何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生产、发展中去呢?家庭暴力不仅严重侵害了这部分人的人身权利,而且影响了他们参与社会活动、社会生产的积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也直接间接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家庭暴力也严重地危害下一代人的健康成长。很难想象,在一个充满暴力、充斥吵骂、怨恨和悲愤的家庭中,其家庭成员会是幸福、快乐的。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子女,深受家庭暴力的影响,其生理、心灵上必然会受到较大的伤害,也会给下一代人的心理投下灰暗、悲伤的阴影,在这种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子女,大多数患有恐惧、焦虑、孤独、自卑、不相信任何人等心理障碍。在他们长大之后,如果其心理得不到及时诊治,很可能会成为新的家庭暴力的实施者,其中有的人甚至会成为敌视社会、报复社会的人,结果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这一点,已为社会上发生的许多案例所证实。
（三）家庭暴力的成因：家庭暴力问题似乎只在２０世纪末以来凸显出来，是因为在过去被其他问题如战争、经济等问题所掩盖。这一问题自从剥削社会产生以来就非常严重地存在并且作为当时社会一种“合法行为”存在，是经济制度、法律规则、风俗习惯、科技文化的综合产物。
（一）家庭暴力是封建思想在现代社会遗留的痕迹
男权主义、父权思想的存在是产生家庭暴力的历史文化根源。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男尊女卑”,夫权统治贯穿数千年中国历史;“三从四德”,将女性置于男性统治之下。对子女则实行惩戒之术“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父叫子死,子不敢不死”推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封建礼教。掌握家庭经济权力的家长,对家属当然地享有至高支配权,从而使干涉与侵害妇女、子女的人身权利的行为合理合法化。直至今天,崇尚男性对女性暴力、父母对子女惩戒的历史传统,依然深刻地影响当代中国家庭。家庭暴力似乎变得顺理成章。新社会制度的建立并不是说人们风俗习惯、观念、思想意识都完全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人文精神并未像西方人文精神那样促成了现代法治的诞生，相反却构成了德治或者人治的“温床”。鲁迅先生说，在旧制度下女人就是男人的私有财产，这个社会制度把她挤成了各种格式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的头上。③这种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意识使一些女性心甘情愿的受制于丈夫之下，心理上没有独立的人格，在发生家庭暴力时仅仅是逆来顺受，由此更助长了丈夫的嚣张气焰，从而使家庭暴力反复性与循环性并存。
（二）家庭婚姻的“腐败”现象诱发了家庭暴力
广西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张英忠教授指出，引发家庭暴力事件的原因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家庭婚姻的“腐败”现象所致。现在市场开放了，但在开放的同时有些人过分的追求所谓的“思想开放”，受一些负面因素的影响而丧失伦理道德，贪图享乐，追求金钱美女，“包二奶”、“养情人”的现象似乎司空见惯，对家庭、对婚姻没有责任感，这种现象称为家庭婚姻的“腐败”现象。《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又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该条表达了准予离婚的一个理由，从表面上看是为了保护家庭中受危害的一方当事人，通过解除婚姻来达到这一目的，使受害人远离被害人。殊不知因为此条款也助长了家庭暴力行为，使那些施暴者借此达到离婚的目的。
（三）女性经济的不独立也是产生家庭暴力的一个原因
无可否认，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男性仍然占主导地位，并且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女性下岗的问题也十分严重，这样使越来越多的女性困在家中，她们无经济收入也无经济地位，只能依附于丈夫，这样很可能成为丈夫随心所欲施暴的对象。④丈夫对妻子施暴，有很大的原因是觉得自己对妻子有足够的控制力。如果妻子有相应的社会地位，经济来源，那么丈夫就不会轻易对妻子施加暴力，因为这样可能会导致比较大的负面影响。
（四）立法不完备和法律的可操作性不强是家庭暴力滋生的法律原因。我国目前尚无明文惩处家庭暴力法律规定,虽然《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妇女权益保障法》都规定了禁止用暴力虐待、残害妇女,但由于有些家庭暴力事件与虐待罪事实之间有本质的差别,裁决起来缺少法律依据。
（五）司法的漠然态度是家庭暴力产生的社会根源。，因为家庭暴力并非一般的治安问题,还涉及到感情因素。司法人员认为“清官难官家务事”，他们怕自己正儿八斤的去处理了,可当事人之间马上又和好了,反过来还怪自己多管闲事,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除了上述原因，此外还有社会压力的因素，个人的道德品质，思想修养，教育水准，法律意识，性格脾气，居住条件及生活环境等因素，总之，家庭暴力有其存在及爆发的必然性。
三、预防和整治家庭暴力的法律思考
第一，注重立法，使惩治家庭暴力行为有法可依。联合国 1993年通过了《消除对妇女暴力宣言》。我国也高度重视家庭暴力问题，例如《妇女权益保障法》第 2条规定，“禁止残害妇女”。第34条规定，“妇女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妇女的身体。”第 35条规定，“妇女的生命健康权不受侵犯。禁止溺、弃、残害女婴；禁止歧视、虐待生育女婴的妇女和不育妇女；禁止用迷信、暴力手段残害妇女；禁止虐待、遗弃老年妇女。”
为了明确禁止家庭暴力，加强对受害者的保护和救助，并考虑到与其他法律有关惩治家庭暴力违法犯罪行为的规定相衔接，修改后的《婚姻法》作出了规定：第一，在总则中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第3条)。第二，实施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调解(第 43 条第 1款)。第三，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予以劝阻；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制止(第43条第2款)。第四，实施家庭暴力，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第43条第3款)。第五，对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 45条)。第六，一方实施家庭暴力，另一方要求离婚，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第32条)。第七，因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第46条)。
第二、以司法控制为核心。就是要求国家的司法力量(包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对家庭暴力施暴者进惩罚，对受害人进行司法救助，从而有效控制家庭暴力犯罪的发生。我国实践中对于家庭暴力的司法处理的途径主要有二：一是对于构成刑法规定伤害罪和遗弃罪的案件，由公安机关逮捕，经过检察机关的起诉，最后由审判机关定罪量刑。虐待罪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只有受害人本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被害人受到精神强制无法告诉，检察机
关才代为向人民法院告诉。实际上，这两种处理途径都不利于家庭暴力问题的真正解决。这两种司法解决的方式都要求进入正式的司法审判程序，对施暴人进行定罪量刑。而家庭暴力不同于其他暴力犯罪。受害人与施暴人之间存在共同的生活关系，彼此有着感情的联络。很多受害人寻求司法介入的目的，是为了制止施暴人的家庭暴力，使其认识到行为的违法性和应受惩罚性，而不是希望施暴人接受现实的严厉刑罚处罚。对于很多家庭暴力的施暴人进行定罪量刑，特别是对生活压力而产生的家庭暴力和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的暴力的定罪量刑，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为被害人带来了更多的现实生活问题。这种司法手段的介入不是对被害人的帮助，而是给被害人带来了更多的痛苦。因此，对于家庭暴力的处理，除了极为恶劣的暴力行为，应在遵循被害人意愿的基础之上，由公安机关作为进行家庭暴力处理的主要机关。
第三、健全机构，调动全社会反家庭暴力的力量。在我国,根据全国妇联权益部的调查,近年来,各地在反家庭暴力方面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各地方政府制定地方性法规,有效地制止家庭暴力。二是各级党政领导和工青妇组织把反家庭暴力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形成全社会重视、各机构协调配合、齐抓共管的局面。三是上海、北京等地成立了家庭暴力救助中心, 开辟了妇女热线电话,为受害妇女提供法律帮助和心理咨询。北京丰台区铁营医院成立国内第一家反对家庭暴力行动的医疗机构；北京、青岛、江苏等地也成立了“家庭暴力伤情鉴定中心”，为司法机关提供了确凿的伤害证据。近年来，美国一些地方法院纷纷设立审理家庭暴力案件的专门法庭，以便及时、有效地帮助那些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据统计，美国加州马丁县的家庭暴力法庭建立三年来，家庭暴力案件下降30%。第四，注重调解劝阻与惩罚制裁相结合的措施。建立多层次多机构的社会支持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居委会等组织的调解作用。.强调执法机关及时介入,有效制止的职责。建立类似于国外妇女庇护所性质的社会救助机构。以帮助受害人及时摆脱家庭暴力。
第五,重视和加强对妇女自身素质的教育工作,提高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转变妇女的屈从和依附观念，更重要的是要防止受害者采取极端报复行为而成为触犯刑法的罪犯。《妇女权益保障法》第 48条规定:“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被侵害人有权要求主管部门处理,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被侵害人可以向妇女组织投诉,妇女组织应当要求有关部门或者单位查处,保护被侵害妇女的合法权益。”因此,各级妇联组织要对妇女加强普法宣传教育,让保护妇女的法律规定深入人心,提高广大妇女的法制观念,增强其反家庭暴力的自觉性和斗争性,这是改变妇女家庭地位、实现男女平等的重要环节。特别是在遭受家庭暴力侵害时,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增强防暴、抗暴能力。当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抵制家庭暴力时,要及时求助于邻居、街道、所在单位组织和各种社会力量的帮助,扼止家庭暴力的再次发生。妇女在权益受到侵害时应选择法律而不是选择极端的报复手段，要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第六，加强公民伦理道德教育，倡导和弘扬法治、民主、平等、文明，提高全民道德水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提出的二十字道德规范就教育人们要具有家庭美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我们要通过各种形式、途径展开宣传教育，使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此外,对残害妇女的家庭暴力行为要通过社会媒介和舆论监督及时地曝光和谴责,对欲施暴者起到警戒作用,提高全社会对家庭暴力行为危害性的认识,达到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行为的目的。家庭成员间发生矛盾时，要善于克制自己，不要恶语相对，要做到互爱、互谅、互让。基层组织及公检法司部门应当建立和健全家庭暴力防范体系，把家庭暴力消灭于萌芽状态。因此，对家庭暴力应实行综合治理，发挥社区、单位和执法机关等各方面的积极性，努力使家庭暴力走出“邻居不劝，居委会不问，单位不管，不出人命执法机关不理”的真空地带。为了有效地预防和遏制家庭暴力，受害人要甩掉“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勇敢地运用法律武器，捍卫法律赋予自己的不可侵犯的权利。社会各阶层、执法机关要
改变“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漠视态度，对于家庭暴力不仅要管，而且要加大治理力度。我国在 2001年 11月 25日迎来了中国第二个“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随着全社会对家庭暴力行为的打击和防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家庭暴力行为将得到有效地遏制。
第七构架家庭暴力法。制定专门的家庭暴力法。针对家庭暴力的长期性、复杂性与严重性,许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家庭暴力法。1995年12月新西兰国会通过了《家庭暴力法案》，全面调整家庭暴力问题;英国也于１９９４年出台了家庭暴力法;新加坡对此也有专项立法;在我国台湾地区,１９９８年也通过了家庭暴力防治法,从刑事、民事、家事和防治服务多种角度,治理家庭暴力问题。由于我国家庭暴力有关的现行法规,均散见于各类法典,法条中并有许多的漏洞与缺失,并未提供根本防治及解决家庭暴力问题之途径,极不利于司法操作及社会实践。因此我国在今后的立法规划中,也应将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纳入其中,以便在全国范围内制止和惩治家庭暴力的行动有专项法律可依,且能在全国范围内起到统一的威慑作用。
结束语
完善的立法能够为家庭暴力问题的解决提供最为坚实的基础和后盾，完善的司法能够为家庭暴力问题的解决提供最为有力的执行力保障；有效的司法干预机制能够用法律为受害人擎起没有暴力的蓝天。但是“家庭暴力不是一下通过适当的法律干预就可以消除的简单的法律问题，它还是一个社会问题，只有通过社会的根本性变革和对待妇女儿童的根本性变化才能消灭。”因此为受害人擎起没有暴力的蓝天，我们仍需做长期艰苦的努力。从更高的意义上讲，加强反家庭暴力的法律研究和司法实践，利用法律的武器遏制家庭暴力，维护家庭的和睦，增进两性成员在家庭内部乃至司法上的平等，必将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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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有佳：《现代化城市生活的一颗毒瘤》，载《人民日报》，2003.4.3
作者：鲁小凤
第五篇：论噪声污染的法律防治和救济
论噪声污染的法律防治和救济
论文简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环境污染问题显得越来越严重；在各项污染源中，噪声污染对于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日益突出。通过对噪声以及噪声污染特点的了解，使我们认识到噪声及噪声污染有着与其他环境污染不同的特性，这使我们在防治噪声污染时有着更大的难度。对比我国与国外关于噪声污染的立法，我们发现各国对噪声污染的防治都十分重视，而中外在立法观念和立法体系、噪声的认定标准以及救济途径上均存在着不同。在各种救济途径当中，噪声污染诉讼作为公民维护自身权利的法律手段，越来越多地成为人们注目的焦点。通过分析噪声污染诉讼的审判与执行过程，不难看出，目前通过诉讼解决噪声污染问题存在着诉讼成本过高，专业性太强，效果不理想等诸多难点。作者借鉴别国法律体系中成熟而有效的部分，提出了针对目前噪声污染诉讼程序上和证据认定上存在的问题，从立法和司法角度进行改革的方案，以保护噪声污染的受害者最终能够打得了，也能打的赢噪声污染诉讼。通过各方面的分析，作者对如何建立一整套完善的体制减轻噪声污染，使噪声污染的危害性减低到最小，提出了自己构想，这就是建立噪声污染综合防治体系。首先，变被动防治为主动引导，依托政府规划设计、环境评测，从源头上减轻噪声污染对社会环境的影响。其次，在噪声污染承担的责任形式上探索维护各方利益的平衡模式，使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成为和谐与统一。第三，对噪声污染的救济途径进行改革，降低难度和相应的成本，兼顾公平与效率。在最后部分对解决噪声污染的前景进行了展望，并坚信能够兴利除弊，使社会和谐有序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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