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行之：对两年多来反腐败的回顾与反思

第一篇：刘行之：对两年多来反腐败的回顾与反思

刘行之：对两年多来反腐败的回顾与反思

回顾两年多来的反腐斗争，总的看，本轮反腐真正的亮点在于中央的决心和魄力，而不在于反腐措施的新意与时代性。反腐措施继承历史上吏治经验的地方比较多，总体格局还是靠传统智慧、靠老办法反腐，能否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令人担忧，亟需通过改革加以推进。

反腐败是政治生活永恒的主题，因为公权力总是有被滥用的危险。官吏的廉洁或贪墨，关乎社会治理水平和民心向背，反腐败也就成了一个政权收拾民心、重塑信心的重要举措。古今中外，在一些重大历史关头，反腐成败更是直接影响了许多政权的存亡兴替，进而改变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强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正是在中华民族即将完成复兴大业的历史时期，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收官阶段，为重振党心民心，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深化改革而果断采取的关键一着。短短两年多时间，打破了数十年“刑不上常委”的惯例，打掉了一批声威炫赫的大老虎，震慑教育了官僚队伍，让老百姓看到了中央整肃吏治的决心和魄力，看到了新气象、新希望，很多人因此重拾起了对执政党的信心。

反腐败斗争提升了中央权威，初步改善了政治生态，为破除既得利益集团阻碍，全面深化改革创造了条件。有识者称：以反腐为改革清路，以改革巩固反腐成果。此论不虚。

引而申之，此前的反腐措施虽然成效显著，尚不足以保证这场斗争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更不足以避免三年之后、八年之后“人退政息”。反腐败斗争揭示的诸多问题，为一些核心领域的改革点了题、破了题，亟需靠深化改革来跟进和解决;也惟有深化改革，才能弥补既有措施之不足，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长久地凝聚党心民心，为改革事业劈山开路、保驾护航。

总书记2015年初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上讲：“现在，腐败和反腐败呈胶着状态”，“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如果说，此前的反腐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首战，业已初战告捷、先声夺人，那么，今后一个时期的反腐必将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之战、生死之战。正如习总书记在同一场合掷地有声宣示的：“开弓没有回头箭，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必须决战决胜。”所有关心国运兴衰，关心治道得失和国计民生的人，都应当瞩目这场斗争。

这次会上，王岐山书记讲了六点体会，堪称是前一阶段反腐经验的精辟总结，值得深入思考和体味。他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成效，中纪委的体会，一是党中央从严治党的鲜明立场、坚决态度和强有力措施，是我们做好工作的根本保证。二是坚定立场方向，聚焦目标任务。三是紧紧抓住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以上率下，层层传导压力。四是聚焦聚焦再聚焦，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确保党的纪律刚性约束。五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参与支持，使群众监督无处不在。六是冷静清醒判断形势，客观审视面对的挑战，树立必胜信心。

王书记的讲话，为观察本轮反腐提供了一个极佳视角。尤其是上述六点体会，依笔者浅见，其实也从侧面揭示了反腐斗争在哪些方面仍需补足。是以，此次讲话虽已见诸报端，下文仍不惮反复援引。正值本轮反腐取得如此成就，大快人心之际，龂龂喋喋，追寻反腐思路、措施之不足，确有吹毛求疵之嫌，但春秋责备贤者，责之切者爱之深，笔者固知拳拳之心能见谅于关心改革与反腐的广大同志。

回顾两年多来的反腐斗争，是否有以下特点?

一是直接动力来自中央，自上而下层层传导压力，这就存在动力层层递减的危险，所谓“天上八级台风，地下纹丝不动”。古人讲，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但也要看是什么事。以前抓经济建设、招商引资，一般是“下必甚焉”的，从上到下层层提高指标、层层加码。因为搞经济是皆大欢喜的事，期间偶尔有谁利益受损，往往也是失地农民、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反腐败则不然。

反腐是要得罪人的，而且得罪的是自己的同志，是身边的、周围的、一个生活圈子里的人。这本身就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何况一个地方或部门常常是枝枝蔓蔓，容易拔除萝卜带出泥，查处腐败分子得罪的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更重要的是，打铁还须自身硬，反别人的腐，难保人家不以牙还牙，纵使自身清白，还怕贼咬一口、入骨三分，更别提不少人宦海沉浮多年，总有些心里发虚、腰杆子不硬了。

可见反腐败不只是得罪人，简直就是很危险的事情了。因此，与抓经济建设时大家不需扬鞭自奋蹄、力争上游的劲头不同，反腐败斗争中，很多地方和部门是推一推动一动、得过且过，只求跟得上形势，莫跌入下游就好了。这并不是推测，而是事实，至少是前一阶段的事实——从中央、各省到地市、区县，各级的反腐力度明显不同。

做一个简单的数字对比，虽不精确，但很能说明问题:从十八大到2014年底，中央查办副部级以上高官58人(不含军队);而同期，31个省份共查处副厅级官员533人，每省平均不足17.2人。据估算，全国现职副部级以上干部的人数(不含军队)，与每个省现职副厅级以上干部的规模大致相近，都在3000名左右，也就是说，基数大致相同。那么试问，有几个省同期查处了60名副厅局级以上干部?答案是没有。

如果说上述干部规模估算不准确，那么，查办30名以上的又有哪些省?只有广东、四川、陕西三省。还必须注意，533名被查办的厅官中，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打掉副部级以上“大老虎”牵扯出来的，省部级高官落马多的省份，被调查的厅局级官员数量也多，除去这部分被“带出来”的人，各省主动查办的厅官人数更少。

再往地市一级看，同期全国查办县处级干部人数，据新京报等媒体统计公布的人数，只有120余人，即使有大量遗漏，总数也不会超过500人，而县处级干部的基数，应是厅局级干部的十数倍乃至数十倍。(需要说明，以上查办官员数字均不包含因违反八项规定被查处的，仅限因涉嫌贪腐等违法行为而被查办的人员)。

这些数字对比说明了什么?难道说明腐败集中上层，越往下层官员越廉洁么?!还是说明各省、各地市并没有及时跟进，以同样的力度开展反腐斗争?县一级的情况就更不用提了。反腐的动力逐级衰减，是不争的事实。至少目前尚未看到明显改观，这也是人们担心反腐败斗争无法深入持久开展的重要原因之一。鉴诸历朝历代，仅靠自上而下推动的反腐败和整肃吏治，有几次不是不了了之、无疾而终呢?而当下的反腐斗争，除了中央自上而下推动之外，是否也亟需辅以其他的动力来推进呢?

二是反腐思路侧重“以权力制约权力”，在“以权利对抗权力”上顾虑重重、不敢深入，这就解决不好腐败共谋问题，易出现“官官相护”而非“官官相纠”。反腐败一靠自律，二靠他律。他律无非两条思路，一是如美国开国者麦迪逊等人所言，以权力制约权力、以野心对抗野心;二是以权利对抗权力，靠大众监督，也即毛主席在“窑洞对”中讲的，靠群众起来监督政府。

以权力制约权力并不是西方的发明，中国自古就十分注重权力制衡，举其大者，如御史制度、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制度、言官谏官制度等，很早就发展出一套精细完善的行政法体系。虽与西方近代“三权分立”不同，但其以权制权的本意是相通的。相较于此，我们历史上一直比较薄弱的是以权利对抗权力、依靠群众监督官吏方面，虽有“登闻鼓”等制度，但总体上作用不大，主要靠权力间相互制约——历史上吏治清明的时候少、吏治腐败的时期更多，这未必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当前的反腐败，通过依靠群众监督“奢靡之风、享乐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之风”成效明显，王岐山书记所谈的第五点体会就是依靠群众，他说：“通过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发挥新媒体、新技术作用，形成了无所不在的监督网”，“没有群众的支持参与，纠正四风就很难取得今天的成效”，“要释放群众和媒体监督正能量，让四风无处藏身”。

这也充分说明了群众监督的威力。但是，是否应满足于让群众监督停留在这个层面呢?只是在街面上转转，用手机拍摄官员进入高档会所消费?反映一下行政窗口效率低下，上班时间玩游戏?爆料某个小官员带女下属开房?难道群众监督只能停留在这些事情上，没有广阔的空间、更深入的领域可供其施展威力?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这一点我们党历来有非常清醒的认识。问题是要引导和驾驭好如此巨大的力量，不仅需要高超的政治技艺，也需要健全的渠道和恰当的方式。动员群众起来并不难，难的是把起来的群众引向正确方向，与中央的战略部署协同策应，发挥建设性而不是破坏性、毁灭性的作用。

细心观察可以体会到，在反腐实践中，对网络反腐、媒体反腐，尤其是质疑和爆料腐败行为，有关部门十分审慎，很多时候不是全力支持，而是从严管控的;对于群众有组织的反映问题，如集体访等形式，更是如临大敌，生怕事态扩大。设想一下，如果重拾过去的方式，以民主生活会、群众大会等方式，动员各行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干部群众起来揭批本单位腐败问题，腐败分子如何藏身?

但以这种运动方式反腐，很可能出现不可控的局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弊大于利。所以王岐山书记还讲了一句话：“我们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保持坚强的政治定力，有静气、不刮风、不搞运动、不实一阵子，踩着不变的步伐，把握节奏和力度，把党风廉政建设一步步引向深入”。可以说，反腐不能搞运动，已经成为全党乃至全社会的共识，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吃过大亏，跌过大跟斗的，历史的惨痛经验确实要牢记。这也是在动员群众参与反腐的问题上，人们顾虑重重的主要原因。

但是，忘记历史固然危险，因噎废食同样不可取。如果群众、社会和媒体的监督不力、不深入，如果没有大量的公民、企业、党员、干部主动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对抗腐败、约束权力，如果主张权益的个体没有以恰当形式组织起来，并以畅通的渠道反映问题、施加压力，那么，理应互相制约的权力之间，就更容易形成共谋。因为与其互相对抗，不如强强联合，共同蒙骗、愚弄甚至鱼肉弱者。

不仅串通起来才是腐败共谋，互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各自地盘自己作主，也是一种消极的腐败共谋。比如部门之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互相一团和气，又如一个单位内部，班子成员按照分工划分“领地”，互不批评监督，名为“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实为“划分势力范围、各捞各的”，这不正是一种腐败共谋嘛?

有人说，部门之间或班子成员之间也存在权力斗争和晋升竞争，足以让大家互相监督揭短，从而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以野心对抗野心”。事实上，除非政治生态很好，否则权力斗争和晋升竞争一般不会以揭批腐败的方式进行，因为这非常危险，好比国家间的战争升级到动用核武器的地步，难有胜利者，谁贸然采取这种方式，触犯的就不只是竞争对手，也威胁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安全，该政治圈子将视其为危险的异类。这是一种常见的潜规则，目的是保证身处其中者共同的安全，谁又敢轻易挑战呢?

要之，缺少民众权利的抗衡约束，那么掌权者之间更倾向于互相妥协、共谋，而不是互相制约。尽管我国古代的分权制度和行政法精细完善，但是官官相护的文化依然十分盛行。可见，仅靠官员去纠举官员，终究是不大靠得住的，稍不留神，他们就勾肩搭背起来了，这也是人们担心反腐败无法深入持久推进的原因之一。

三是在以权力制约权力的主导思路下，更多依靠纪检监督、上级监督，这仍是靠少数人管多数人，尚未深入每个权力单元内部，解决好权力制衡问题，形成多数人之间互相监督的局面。

在权力制衡的主导思路下，本轮反腐有很多亮点举措，试举几例。首先，强调“落实两个责任”，即落实各级党委(党组)的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纪检监察机关的执纪监督责任。强调各级党委的主体责任，主要是希望解决以往党委对纪检工作重视不够的问题，推动形成全党反腐的工作格局;强调纪委执纪监督责任，为的是聚焦主业，把纪检监察的作用更集中地发挥起来。这两个责任落实好了，确实能改变反腐败工作的面貌。但是，靠上级监督，即由党委监督所管理的干部，靠纪检监察专门机关，以少数人监督多数人的格局没有变，尚未形成多数人互相监督的局面。

其次，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强化纪委双重领导的体制，突出“两个为主”，即案件办理报本级党委的同时，报上级纪委，以上级纪委为主;纪委书记、副书记、派驻纪检组组长、副组长的提名考察任用，以上纪检为主。这一举措，针对以往反腐中“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问题，能够有效地避免党委干扰阻碍同级纪委反腐。

但是，历史上的监察机关曾经完全脱离地方，其独立性更强，也未能有效解决权力共谋问题。权力必然腐蚀掌权者，监督权力作大作强后，很可能成为一个地方、一个部门最大、最有话语权的分利者。更有甚者，历史上也多次出现监察权力十分强大，进而直接取代地方政权，或成为新一级地方政权的情况。比如刺史制度，就曾经从品级很低、但权力很大的监察权力，演化成凌驾于郡县之上的一级地方政权。

再次，巡视制度。常规巡视和专项巡视是现阶段反腐的一把利剑，但这也是古已有之、且此前多年一直实行的制度，没有太多创新。十八大前，这项制度的实际效果与现阶段不可同日而语。可见，该项制度作用如何，不取决于制度本身有多神奇，更多地仍是取决于巡视派出机关的反腐决心。

复次，强化派驻纪检组制度。强调派驻纪检组“吃一家饭”，屁股坐在纪检监察机关而不是所在单位这面，希望从内部加强对各权力单位的监督。这方面体制调整并不大，效果如何尚待观察。但同样提示了一个问题，就是靠上级和专门机关从外部进行监督，毕竟不够常态化，不能密切跟踪权力的日常运行情况。堡垒最容易在内部被攻破，对任何一个权力单元而言，从内部预防和发现腐败是最直接的。

那么，派驻纪检组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么?纪检组是否有被边缘化、被敬而远之的危险呢，会不会被隔离在真实的权力运行之外，成为驻在内部的“外人”呢?对基层政治有所了解的人，都不易作出乐观回答。其实，从每一个权力单元内部预防和发现腐败，还可以通过优化权力结构的方式，包括领导班子成员、领导班子与中层下层之间的权力分配，通过改善这些结构，形成多数人之间互相监督的格局，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降低腐败共谋的危险，因为互相制约的人越多，达成共谋默契的难度越大，而且依靠的都是日常权力运行的直接参与者，其监督效果肯定优于派驻纪检组的监督。

四是制度反腐、法治反腐在实践中有泛化、口号化的危险，可能冲淡制度不落实、有法不依这一深层问题，使反腐败斗争偏离正确轨道。制度反腐、法治反腐无疑是正确的，也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大力推崇。但在基层实践和社会舆论中，很多人只停留在口号上，仿佛一提到制度、法治这两个词，就如同祭出了符咒一样，牛鬼蛇神会自动现形，各种腐败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些人如果不是头脑简单、人云亦云，就是别有目的，希望以所谓的“制度建设”转移反腐目标、掩饰反腐不作为。

这样的人多了，未必不会使反腐斗争以轰轰烈烈开始，以各级各部门建立一堆仍然无法执行的制度而告终。腐败行为的产生，确实与制度不完善、法治不够健全有关，但最核心的不是无制度、无法可依，而是有制度却不落实，有法律却不遵守。不解决好不落实的问题，再多再完善的制度也无济于事。

那么，制度为什么得不到落实呢?关于制度建设，常用的一个比方是“牛栏关猫”，寓意要扎牢制度的篱笆，不让猫出入自由。其实，如果猫的腰里别着钥匙，就是鸟笼也管不住它，仍是来去无牵挂。制度不落实的关键，在于猫的腰里都别着钥匙呢。举个小例子，八项规定之后，很多地方对于会议、接待等的财务标准都作了非常详细的规定，这笼子扎得够细了吧?

有的单位要开会要接待，按照正常标准费用不够怎么办呢，领导说好办，100人开会就报称200人，接待10人就报称20人。这种行为没有人监督么?有的，财务人员、办公室主任、承办会议的处室，都应该起到监督作用，但是这些人敢监督领导么?权力，特别是选人用人的权力，就是猫儿腰里的钥匙。

由小见大，很多落马的大老虎，如苏荣、***等，长期违反党的工作制度、财经制度、甚至组织制度、甚至政治制度，这个过程中谁敢监督?如果不是这场反腐风暴，他们不是依然身居高位嘛?倘若权力高度集中，就无所谓制度约束，在这种权力面前，再完善的制度也只是摆设。

只需领导一个眼神，下面的人就会“创造性地”去解释和执行制度，有时甚至公然漠视和践踏制度。这就是各种制度不落实的根本原因。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制度反腐、法治反腐就无从说起。如果说要靠制度反腐，首先应该针对这方面，把这方面的制度搞清楚了，才是最根本的，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其它一切制度、法律能否落实。

习近平主席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上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思路是“有什么漏洞就堵什么漏洞，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当前要重点抓好4个方面的制度建设。即党内监督制度、选人用人制度、体制机制改革、国有企业监管制度。其中，党内监督、选人用人制度，已经触及了制度不落实的根源，这应成为下一步改革的主攻方向。不抓住这方面，泛泛地谈制度反腐，只能是多搞些“稻草人”而已。

五是强调理想信念，如果没有实际利益保障的跟进，长期将难以为继，甚至会使理想信念教育陷于荒诞可笑的尴尬境地。本轮反腐突出地强调理想信念，不仅号召高级干部以政治担当和党性推进反腐斗争，也要求各级干部坚定理想信念，不断改造价值观，以加强自律、预防腐败。

这固然是好的，从思想上建党，强调理想信念，是中共作为近代中国最强大、最成功的政治团体的核心优势，也是中共能够夺取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么做也是有针对性的，意图矫正前一个时期积累的问题。但是要牢记，马克思主义政党从不讳言物质利益。我们党夺取政权，既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也靠给群众以利益，革命战争年代踊跃入伍的战士，很多人并不完全理解救国救民、共产主义的大道理，而是为了保卫土地改革成果。理想信念和物质利益保障这两手，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长期执政，无论对党员干部队伍还是对广大群众，都不可偏废。

反观公务员队伍，待遇实际上是偏低甚至很低的。有人说，这个待遇与社会平均工资而言并不算低，回答是，与相同学历、素质、能力的群体相比，公务员收入是偏低的。在一些房价和消费高企的大城市，甚至到了“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的可叹境地。这种情况下，秉公用权、清正廉洁确是相当高的要求。

也有人说，高薪不足以养廉，如今落马的高官，哪一个不是贪污数额巨大，难道还是生活困难所致?笔者想说，很多腐败者并不是当了高官才开始腐败的，而是从掌握一点小权之后就开始了。最终驱使他们疯狂敛财的，的确是人性的贪婪，但最初让他们迈出第一步的，未必不是生活拮据、捉襟见肘。高薪养廉，更多应针对普通公务员。

我国的公务员制度不是“两官分途”，未来的高官是从现有普通公务员中培养的，如果一名公务员在晋升到一定位置前，始终处于物质匮乏、无法体面生活、对家人十分愧疚这样一种纠结的状态之中，那么当他掌握一定权力后开始收纳贿赂，在他步步高升后开始流露出过分贪婪，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这种贪婪，在心理上往往是补偿性的，是过度压抑之后的纵情释放而已。相反，如果他从仕途伊始就有相当不错的收入，物质上不虞匮乏，生活体面，反而会更珍惜公职的荣誉，更能拒绝一些小恩小惠的腐蚀，多一些廉洁之气，而在他晋升高位之后，往往会少些贪婪。

要之，反腐败要靠教育和养廉两手，且养廉当于低微之时，而非腾达之后。如果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的同时，没有辅以适当的物质利益，长期看效果将不容乐观。只靠理想支撑而无物质索取，虽贤者亦难之。要求数百万的干部、官僚都达到这个思想境界，并不是现实政治所应持有的态度。长此以往，反而会导致理想信念教育空泛虚化，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六是侧重改善政治生态，尚未在改善社会生态方面深入，开展正面攻击。诚然，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党风政风对社会风气有很大影响。本轮反腐侧重抓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这非常好，确实使党风政风为之一振，初步改善了政治环境，带动了社会风气的好转。但是，也不应忽视了直接从社会风气入手，解决大环境问题。

因为，“小人之风”也会对“君子”产生很大的影响，民风民情才是政治生活的根基。如果各级官员生活在一个对腐败包容度很高的社会环境中，如果人们对频频爆出的贪腐行为私下表示“理解”、“谁有权不那么干啊”，如果老百姓与其说痛恨腐败，不如说痛恨自己没有机会腐败，那么，仅从政治领域反腐，恐怕是远远不够的。

可以说，目前腐败已渗透到社会的肌理，学术腐败、医疗腐败、教育腐败，各领域滥用权力和影响的行为都曾出不穷。人们哪怕掌握再小一点权力，都不放过加以利用的机会。

绝不能简单地讲，各领域的腐败都是政治领域腐败传导、示范的结果;其实，政治领域的腐败也是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的腐败行为渗透熏染的结果。这个作用是相互的，恶性循环的。

而最可怕的腐败，莫过于文化上的腐败，也就是全社会实际上把以公权谋私利的行为视作是正当的、可以理解和接受的。泛泛讲起来，大家都不喜欢，涉及到自己时，都不严格自律或挺身而出加以反对。这样的社会就好比一个人，总说吸烟酗酒不好，应该戒掉，实际上自己就是戒不掉，甚至很享受。

文化和精神上的腐败，就是这种戒不掉的“心瘾”。反腐败要深入，还需从政治领域延伸开来，向各领域的腐败直接进攻，直至向文化上对腐败行为的宽容甚至“心瘾”进攻，这才是移风易俗的大事。没有这样的广度和深度，反腐败取得的成果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很容易枯萎、枯竭。

回顾两年多来的反腐斗争，总的看，本轮反腐真正的亮点在于中央的决心和魄力，而不在于反腐措施的新意与时代性。反腐措施继承历史上吏治经验的地方比较多，总体格局还是靠传统智慧、靠老办法反腐，能否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令人担忧，亟需通过改革加以推进。

两年多来的反腐实践，包括其成就和不足，都进一步揭示了现阶段腐败问题的深层原因。

一是权力太宽。所谓管了很多不该管的事。对此，各方认识很清楚，对放权、削权是有共识，有措施，例如审批制度改革、建立权力清单制度等。

二是权力过于集中。即使将过大的权力都削减、下放完成，不该管的事情都不再管了，就能遏制腐败蔓延嘛?即便如此，各级政府手里仍会保有很大权力，而且这部分权力是现代社会管理所必需的。那么，这些权力是否会被滥用，恐怕还是与权力结构有关系。这就触及了现阶段腐败问题的核心原因——权力过于集中。

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第一书记，什么事都需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经过这么多年，党政权力分配、运行的方式有了很大变化，集权于党委、书记的情况有了很大改善，但权力过于集中这个问题本身，仍然没有很好地解决。

最突出的就是选人用人权过于集中，而这恰恰是一切政治权力之本。选人用人权集中，必然导致人身依附的盛行。所谓 “一把手”监督难的问题，以及一系列反腐必须突破的问题，都是由此产生、与此相关的。以一个单位为例，在中层占据要津的人，往往都是单位领导，特别是“一把手”看好选中、栽培扶植的人，是领导的“小兄弟”。也正是这些人，最容易玩弄制度于股掌之上，横行无忌、大肆贪腐，并对上进行利益输送。上下一团，有何监督可言?

见微知著，一个单位的情况，推广到一个部门、地区、系统，也是大同小异的。不仅仅是“一把手”有权力集中问题，副职在其分管的领域往往也是一言九鼎的，也是事实上的“一把手”，各层级都存在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在高度集中的权力面前，绝大部分的制度、监督只能沦为摆设或傀儡。

三是权利保障不足。对抗权力滥用最有力的手段就是权利保障。党内民主建设滞后、普通党员权利保障不落实、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知情权、参与权不足，等等，都是滋生腐败行为的重要因素。本轮反腐对此着笔不足。

四是制度不完善。各方面制度的不完善，也是腐败蔓延的原因之一，虽不如制度不落实重要。制度不完善，最根本地体现在规范权力运行、保障党员权利的一些核心制度，其次才体现在财经制度、组织纪律、国有企业管理制度等方面。对上述核心制度，更多的不是修修补补、“扎牢”、“织密”的问题，而是要用新的思路去传承、发展乃至重构。

另外，现有很多制度已经过于繁琐，难以尽记，遑论执行?过于繁琐的制度，反而便于操作者上下其手，所谓法令烦苛，则吏夤缘为奸。这也是制度不完善的一个突出表现。完善制度，就要扭住根本的、核心的制度，以收纲举目张之效。同时，各方面的制度都要着眼于实施，简便易行，少搞纸上谈兵的花架子。

五是监督虚化。首先，是上级监督。上级监督主要是上级党委的监督。下级重要岗位的人选，都是上级党委选定的，即便选人用人出于公心，也容易有护短的心理，导致监督不力。如果有任用私人、买官卖官的情况，就更休谈上级监督了，只能是尽力保护。

其次，专门机关监督。反复风暴中，纪检监察系统的监督是有力的，但总体上越到基层力量越小。再次，人大、政协的监督。在反腐败、规范权力运行方面，远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最后，群众监督、社会监督、媒体监督流于表面，不够深入。对此，前文已论及，不再赘述。监督虚化与权力过于集中、权利保障不足相关联，都是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而已。

六是社会风气不好。党风政风与社会风气互相影响。政治领域的腐败不能仅归咎于执政党本身，社会上的拜金主义、功利主义对腐败蔓延也产生了很多不良影响。承认这一点并不是为谁开脱，而是说全社会都对反腐败负有责任，都应该从身边做起，与一切滥用权力的行为作斗争。

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的成功实践，以及其揭示的问题，都昭示了下步改革的重点方向。一是改革党的领导体制。特别是新时期如何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这不仅是推进反腐的重中之重，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牵一发而动全身。既要慎之又慎，也不能一味等待观望。二是推进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权利。这个问题与改革党的领导体制息息相关。

三是将群众监督与专门机关监督协同起来。在进一步作强纪检监察专门机关的同时，也要把人大、政协监督运用好。更重要的是，把群众监督、社会监督、媒体监督引向深入，把相应的渠道和制度建设好。“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群众监督和社会监督好比水源，对于政治进步、党的建设、反腐败斗争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生命源泉。没有好的渠道，就不敢开闸放水，否则大水就会漫灌。而人大、政协监督就是一种很好的渠道，没有源头活水，就难免杂草丛生、荒芜闲置。与其另起炉灶，不如把群众参与国家管理、反腐败斗争的热情引导到既有的渠道中来。

四是社会领域的反腐败策应配合政治领域的反腐败。这需要动员群众和社会各界的参与。西方民主理论中，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民主制度建立之后，就需要降低公民参与的程度，否则不利于民主体制的稳定。这种理论满足于西式民主的现实情况，即将民主等同或降低为选举民主。

高质量的民主，必然要伴随着高质量的社会参与。如何在保持政体稳定的前提下，积极扩大公民参与，提高参与质量，是民主建设领域一个世界性的课题，我们要建设更高质量的民主，应该对此深入探索。反腐败正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至于简政放权、削减行政审批权限、建立权力清单制度、国有企业管理制度等项改革，能否顺利推进，最终还有赖于以上方面改革的进展。

本文仅仅是在理论上梳理本轮反腐的亮点与不足，希望进而揭示下步改革的重点方向。现实政治中，反腐败斗争还需考量诸多因素，在艰难险阻中推进。是以，局外的评论往往不是旁观者清，而是不知其中艰辛的凿空之论。愚夫之言，圣人择焉，剖陈管见，诚愿就正于有识。

第二篇：对《共识网》所发刘行之先生：《对两年多来反腐败的回顾与反思》(摘要)一文的批评

对《共识网》所发刘行之先生：《对两年多来反腐败的回顾与反思》（摘要）一文的批评

对《共识网》所发刘行之先生：《对两年多来反腐败的回顾与反思》（摘要）一文的批评

文章缘起

近读《共识网》所发刘行之先生：《对两年多来反腐败的回顾与反思》（摘要）一文，总结习李主政以来，大力推行反腐斗争所取得的成效和经验教训。据《大家·文摘报》《聚焦》栏，以《反腐斗争面临六大风险》为题，发表刘行之先生此文的概要简介，并加了六个小标题以概括全文内容。其小标题如下：

1、动力存在层层递减的危险；

2、思路缺少“以权利对抗权力”；

3、仍是靠少数人监管多数人；

4、制度反腐、法制反腐有口号化的危险；

5、强调理想信念，缺少实际利益保障；

6、尚未在改善社会生态方面深入。

以上见《大家·文摘报》2015、6、8《聚焦》栏。

刘行之先生此文：《对两年多来反腐败的回顾与反思》（摘要）的报道，应是国人对习李主政以来，大力推行反腐斗争所取得的成效和经验教训较深入的概括，在网上查不出刘行之先生是何许人？笔者孤陋，只能臆测刘先生或即是中央有关反腐的智库高层，所以所发表的《对两年多来反腐败的回顾与反思》（摘要）一文，是对习李主政以来，大力推行反腐斗争所取得的成效和经验教训的较深入而全面的分析总括。而《大家·文摘报》《聚焦》栏的“六大风险”之说，似在从深层次捡讨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和策略的得失。但笔者读刘先生原文，其对中央反腐败的“回顾与反思”，比较散乱，没有得出较为中肯而精要的中心议题，如果是代表中央有关反腐的智库高层的意见，则是失之对中央反腐败斗争根本战略的深入洞悉，也无能为实现中央反腐败斗争根本战略提出全面的布署策划方案。

如刘文对形成当代中国执政党中贪腐的根本原因，只论及为权力的高度集中和扩大、权力的制衡不力、权力的监管缺位等，根本没有做深入的科学分析研究；又如刘文对“制度反腐”究竟有些什么反腐制读也没有做系统的列举；全文似都在反腐的举步维艰；更不能为中央彻底反腐提出战略性策划方案。

不嫌浅陋，笔者乃写出《反腐斗争应进行哪些制度建设》一文（参见笔者在《新浪网》所发博客），对刘文进行简单的批评，并为中央反腐败斗争根本战略和实现中央反腐败斗争根本战略的全面的布署策划方案，越俎捉刀。笔者为学识所限，出乖卖丑，敬就教于大方之家。行文至此，不能不有些感慨地叹说：

笔者此文和刘行之先生一样，都是在生产有关当代中国怎样才能彻底荡涤贪腐的思想；而正如我在所撰有关“人类思想生产的生产力”一文中，所论及有关“人类思想生产的生产力”的高、中、低三个层面区别的分析中所说：笔者人微言轻，地位低下，只具有思想生产的低端生产力，更没有高、中端思想生产的各类生产资料如政府机关权力或研究院所高校与报刊媒体等，因此生产出此文这样的思想产品，不管其内容或当如何的高远深睿，其意义与价值可能如何有益于国家民族与人类社会发展，也当和具有低端思想生产的生产力，生产出的亿千万低端思想产品的命运一样，只能放诸四野，被网络上铺天盖地、汪洋大海般的各类文字所淹没无闻。这就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规律吧？

转引：

刘行之：对两年多来反腐败的回顾与反思

回顾两年多来的反腐斗争，总的看，本轮反腐真正的亮点在于中央的决心和魄力，而不在于反腐措施的新意与时代性。反腐措施继承历史上吏治经验的地方比较多，总体格局还是靠传统智慧、靠老办法反腐，能否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令人担忧，亟需通过改革加以推进。

反腐败是政治生活永恒的主题，因为公权力总是有被滥用的危险。官吏的廉洁或贪墨，关乎社会治理水平和民心向背，反腐败也就成了一个政权收拾民心、重塑信心的重要举措。古今中外，在一些重大历史关头，反腐成败更是直接影响了许多政权的存亡兴替，进而改变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强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正是在中华民族即将完成复兴大业的历史时期，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收官阶段，为重振党心民心，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深化改革而果断采取的关键一着。短短两年多时间，打破了数十年“刑不上常委”的惯例，打掉了一批声威炫赫的大老虎，震慑教育了官僚队伍，让老百姓看到了中央整肃吏治的决心和魄力，看到了新气象、新希望，很多人因此重拾起了对执政党的信心。

反腐败斗争提升了中央权威，初步改善了政治生态，为破除既得利益集团阻碍，全面深化改革创造了条件。有识者称：以反腐为改革清路，以改革巩固反腐成果。此论不虚。引而申之，此前的反腐措施虽然成效显著，尚不足以保证这场斗争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更不足以避免三年之后、八年之后“人退政息”。反腐败斗争揭示的诸多问题，为一些核心领域的改革点了题、破了题，亟需靠深化改革来跟进和解决;也惟有深化改革，才能弥补既有措施之不足，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长久地凝聚党心民心，为改革事业劈山开路、保驾护航。

总书记2015年初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上讲：“现在，腐败和反腐败呈胶着状态”，“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如果说，此前的反腐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首战，业已初战告捷、先声夺人，那么，今后一个时期的反腐必将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之战、生死之战。正如习总书记在同一场合掷地有声宣示的：“开弓没有回头箭，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必须决战决胜。”所有关心国运兴衰，关心治道得失和国计民生的人，都应当瞩目这场斗争。

这次会上，王岐山书记讲了六点体会，堪称是前一阶段反腐经验的精辟总结，值得深入思考和体味。他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成效，中纪委的体会，一是党中央从严治党的鲜明立场、坚决态度和强有力措施，是我们做好工作的根本保证。二是坚定立场方向，聚焦目标任务。三是紧紧抓住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以上率下，层层传导压力。四是聚焦聚焦再聚焦，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确保党的纪律刚性约束。五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参与支持，使群众监督无处不在。六是冷静清醒判断形势，客观审视面对的挑战，树立必胜信心。

王书记的讲话，为观察本轮反腐提供了一个极佳视角。尤其是上述六点体会，依笔者浅见，其实也从侧面揭示了反腐斗争在哪些方面仍需补足。是以，此次讲话虽已见诸报端，下文仍不惮反复援引。正值本轮反腐取得如此成就，大快人心之际，龂龂喋喋，追寻反腐思路、措施之不足，确有吹毛求疵之嫌，但春秋责备贤者，责之切者爱之深，笔者固知拳拳之心能见谅于关心改革与反腐的广大同志。

回顾两年多来的反腐斗争，是否有以下特点?

一是直接动力来自中央，自上而下层层传导压力，这就存在动力层层递减的危险，所谓“天上八级台风，地下纹丝不动”。古人讲，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但也要看是什么事。以前抓经济建设、招商引资，一般是“下必甚焉”的，从上到下层层提高指标、层层加码。因为搞经济是皆大欢喜的事，期间偶尔有谁利益受损，往往也是失地农民、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反腐败则不然。

反腐是要得罪人的，而且得罪的是自己的同志，是身边的、周围的、一个生活圈子里的人。这本身就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何况一个地方或部门常常是枝枝蔓蔓，容易拔除萝卜带出泥，查处腐败分子得罪的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更重要的是，打铁还须自身硬，反别人的腐，难保人家不以牙还牙，纵使自身清白，还怕贼咬一口、入骨三分，更别提不少人宦海沉浮多年，总有些心里发虚、腰杆子不硬了。可见反腐败不只是得罪人，简直就是很危险的事情了。因此，与抓经济建设时大家不需扬鞭自奋蹄、力争上游的劲头不同，反腐败斗争中，很多地方和部门是推一推动一动、得过且过，只求跟得上形势，莫跌入下游就好了。这并不是推测，而是事实，至少是前一阶段的事实——从中央、各省到地市、区县，各级的反腐力度明显不同。

做一个简单的数字对比，虽不精确，但很能说明问题:从十八大到2014年底，中央查办副部级以上高官58人(不含军队);而同期，31个省份共查处副厅级官员533人，每省平均不足17.2人。据估算，全国现职副部级以上干部的人数(不含军队)，与每个省现职副厅级以上干部的规模大致相近，都在3000名左右，也就是说，基数大致相同。那么试问，有几个省同期查处了60名副厅局级以上干部?答案是没有。如果说上述干部规模估算不准确，那么，查办30名以上的又有哪些省?只有广东、四川、陕西三省。还必须注意，533名被查办的厅官中，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打掉副部级以上“大老虎”牵扯出来的，省部级高官落马多的省份，被调查的厅局级官员数量也多，除去这部分被“带出来”的人，各省主动查办的厅官人数更少。

再往地市一级看，同期全国查办县处级干部人数，据新京报等媒体统计公布的人数，只有120余人，即使有大量遗漏，总数也不会超过500人，而县处级干部的基数，应是厅局级干部的十数倍乃至数十倍。(需要说明，以上查办官员数字均不包含因违反八项规定被查处的，仅限因涉嫌贪腐等违法行为而被查办的人员)。

这些数字对比说明了什么?难道说明腐败集中上层，越往下层官员越廉洁么?!还是说明各省、各地市并没有及时跟进，以同样的力度开展反腐斗争?县一级的情况就更不用提了。反腐的动力逐级衰减，是不争的事实。至少目前尚未看到明显改观，这也是人们担心反腐败斗争无法深入持久开展的重要原因之一。鉴诸历朝历代，仅靠自上而下推动的反腐败和整肃吏治，有几次不是不了了之、无疾而终呢?而当下的反腐斗争，除了中央自上而下推动之外，是否也亟需辅以其他的动力来推进呢? 刘行之：对两年多来反腐败的回顾与反思(2)

二是反腐思路侧重“以权力制约权力”，在“以权利对抗权力”上顾虑重重、不敢深入，这就解决不好腐败共谋问题，易出现“官官相护”而非“官官相纠”。反腐败一靠自律，二靠他律。他律无非两条思路，一是如美国开国者麦迪逊等人所言，以权力制约权力、以野心对抗野心;二是以权利对抗权力，靠大众监督，也即毛主席在“窑洞对”中讲的，靠群众起来监督政府。

以权力制约权力并不是西方的发明，中国自古就十分注重权力制衡，举其大者，如御史制度、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制度、言官谏官制度等，很早就发展出一套精细完善的行政法体系。虽与西方近代“三权分立”不同，但其以权制权的本意是相通的。相较于此，我们历史上一直比较薄弱的是以权利对抗权力、依靠群众监督官吏方面，虽有“登闻鼓”等制度，但总体上作用不大，主要靠权力间相互制约——历史上吏治清明的时候少、吏治腐败的时期更多，这未必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当前的反腐败，通过依靠群众监督“奢靡之风、享乐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之风”成效明显，王岐山书记所谈的第五点体会就是依靠群众，他说：“通过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发挥新媒体、新技术作用，形成了无所不在的监督网”，“没有群众的支持参与，纠正四风就很难取得今天的成效”，“要释放群众和媒体监督正能量，让四风无处藏身”。

这也充分说明了群众监督的威力。但是，是否应满足于让群众监督停留在这个层面呢?只是在街面上转转，用手机拍摄官员进入高档会所消费?反映一下行政窗口效率低下，上班时间玩游戏?爆料某个小官员带女下属开房?难道群众监督只能停留在这些事情上，没有广阔的空间、更深入的领域可供其施展威力?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这一点我们党历来有非常清醒的认识。问题是要引导和驾驭好如此巨大的力量，不仅需要高超的政治技艺，也需要健全的渠道和恰当的方式。动员群众起来并不难，难的是把起来的群众引向正确方向，与中央的战略部署协同策应，发挥建设性而不是破坏性、毁灭性的作用。

细心观察可以体会到，在反腐实践中，对网络反腐、媒体反腐，尤其是质疑和爆料腐败行为，有关部门十分审慎，很多时候不是全力支持，而是从严管控的;对于群众有组织的反映问题，如集体访等形式，更是如临大敌，生怕事态扩大。设想一下，如果重拾过去的方式，以民主生活会、群众大会等方式，动员各行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干部群众起来揭批本单位腐败问题，腐败分子如何藏身? 但以这种运动方式反腐，很可能出现不可控的局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弊大于利。所以王岐山书记还讲了一句话：“我们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保持坚强的政治定力，有静气、不刮风、不搞运动、不实一阵子，踩着不变的步伐，把握节奏和力度，把党风廉政建设一步步引向深入”。可以说，反腐不能搞运动，已经成为全党乃至全社会的共识，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吃过大亏，跌过大跟斗的，历史的惨痛经验确实要牢记。这也是在动员群众参与反腐的问题上，人们顾虑重重的主要原因。

但是，忘记历史固然危险，因噎废食同样不可取。如果群众、社会和媒体的监督不力、不深入，如果没有大量的公民、企业、党员、干部主动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对抗腐败、约束权力，如果主张权益的个体没有以恰当形式组织起来，并以畅通的渠道反映问题、施加压力，那么，理应互相制约的权力之间，就更容易形成共谋。因为与其互相对抗，不如强强联合，共同蒙骗、愚弄甚至鱼肉弱者。

不仅串通起来才是腐败共谋，互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各自地盘自己作主，也是一种消极的腐败共谋。比如部门之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互相一团和气，又如一个单位内部，班子成员按照分工划分“领地”，互不批评监督，名为“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实为“划分势力范围、各捞各的”，这不正是一种腐败共谋嘛? 有人说，部门之间或班子成员之间也存在权力斗争和晋升竞争，足以让大家互相监督揭短，从而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以野心对抗野心”。事实上，除非政治生态很好，否则权力斗争和晋升竞争一般不会以揭批腐败的方式进行，因为这非常危险，好比国家间的战争升级到动用核武器的地步，难有胜利者，谁贸然采取这种方式，触犯的就不只是竞争对手，也威胁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安全，该政治圈子将视其为危险的异类。这是一种常见的潜规则，目的是保证身处其中者共同的安全，谁又敢轻易挑战呢? 要之，缺少民众权利的抗衡约束，那么掌权者之间更倾向于互相妥协、共谋，而不是互相制约。尽管我国古代的分权制度和行政法精细完善，但是官官相护的文化依然十分盛行。可见，仅靠官员去纠举官员，终究是不大靠得住的，稍不留神，他们就勾肩搭背起来了，这也是人们担心反腐败无法深入持久推进的原因之一。

三是在以权力制约权力的主导思路下，更多依靠纪检监督、上级监督，这仍是靠少数人管多数人，尚未深入每个权力单元内部，解决好权力制衡问题，形成多数人之间互相监督的局面。

在权力制衡的主导思路下，本轮反腐有很多亮点举措，试举几例。首先，强调“落实两个责任”，即落实各级党委(党组)的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纪检监察机关的执纪监督责任。强调各级党委的主体责任，主要是希望解决以往党委对纪检工作重视不够的问题，推动形成全党反腐的工作格局;强调纪委执纪监督责任，为的是聚焦主业，把纪检监察的作用更集中地发挥起来。这两个责任落实好了，确实能改变反腐败工作的面貌。但是，靠上级监督，即由党委监督所管理的干部，靠纪检监察专门机关，以少数人监督多数人的格局没有变，尚未形成多数人互相监督的局面。

其次，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强化纪委双重领导的体制，突出“两个为主”，即案件办理报本级党委的同时，报上级纪委，以上级纪委为主;纪委书记、副书记、派驻纪检组组长、副组长的提名考察任用，以上纪检为主。这一举措，针对以往反腐中“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问题，能够有效地避免党委干扰阻碍同级纪委反腐。责任编辑：林觉非

刘行之：对两年多来反腐败的回顾与反思(3)但是，历史上的监察机关曾经完全脱离地方，其独立性更强，也未能有效解决权力共谋问题。权力必然腐蚀掌权者，监督权力作大作强后，很可能成为一个地方、一个部门最大、最有话语权的分利者。更有甚者，历史上也多次出现监察权力十分强大，进而直接取代地方政权，或成为新一级地方政权的情况。比如刺史制度，就曾经从品级很低、但权力很大的监察权力，演化成凌驾于郡县之上的一级地方政权。

再次，巡视制度。常规巡视和专项巡视是现阶段反腐的一把利剑，但这也是古已有之、且此前多年一直实行的制度，没有太多创新。十八大前，这项制度的实际效果与现阶段不可同日而语。可见，该项制度作用如何，不取决于制度本身有多神奇，更多地仍是取决于巡视派出机关的反腐决心。

复次，强化派驻纪检组制度。强调派驻纪检组“吃一家饭”，屁股坐在纪检监察机关而不是所在单位这面，希望从内部加强对各权力单位的监督。这方面体制调整并不大，效果如何尚待观察。但同样提示了一个问题，就是靠上级和专门机关从外部进行监督，毕竟不够常态化，不能密切跟踪权力的日常运行情况。堡垒最容易在内部被攻破，对任何一个权力单元而言，从内部预防和发现腐败是最直接的。那么，派驻纪检组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么?纪检组是否有被边缘化、被敬而远之的危险呢，会不会被隔离在真实的权力运行之外，成为驻在内部的“外人”呢?对基层政治有所了解的人，都不易作出乐观回答。其实，从每一个权力单元内部预防和发现腐败，还可以通过优化权力结构的方式，包括领导班子成员、领导班子与中层下层之间的权力分配，通过改善这些结构，形成多数人之间互相监督的格局，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降低腐败共谋的危险，因为互相制约的人越多，达成共谋默契的难度越大，而且依靠的都是日常权力运行的直接参与者，其监督效果肯定优于派驻纪检组的监督。

四是制度反腐、法治反腐在实践中有泛化、口号化的危险，可能冲淡制度不落实、有法不依这一深层问题，使反腐败斗争偏离正确轨道。制度反腐、法治反腐无疑是正确的，也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大力推崇。但在基层实践和社会舆论中，很多人只停留在口号上，仿佛一提到制度、法治这两个词，就如同祭出了符咒一样，牛鬼蛇神会自动现形，各种腐败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些人如果不是头脑简单、人云亦云，就是别有目的，希望以所谓的“制度建设”转移反腐目标、掩饰反腐不作为。

这样的人多了，未必不会使反腐斗争以轰轰烈烈开始，以各级各部门建立一堆仍然无法执行的制度而告终。腐败行为的产生，确实与制度不完善、法治不够健全有关，但最核心的不是无制度、无法可依，而是有制度却不落实，有法律却不遵守。不解决好不落实的问题，再多再完善的制度也无济于事。

那么，制度为什么得不到落实呢?关于制度建设，常用的一个比方是“牛栏关猫”，寓意要扎牢制度的篱笆，不让猫出入自由。其实，如果猫的腰里别着钥匙，就是鸟笼也管不住它，仍是来去无牵挂。制度不落实的关键，在于猫的腰里都别着钥匙呢。举个小例子，八项规定之后，很多地方对于会议、接待等的财务标准都作了非常详细的规定，这笼子扎得够细了吧? 有的单位要开会要接待，按照正常标准费用不够怎么办呢，领导说好办，100人开会就报称200人，接待10人就报称20人。这种行为没有人监督么?有的，财务人员、办公室主任、承办会议的处室，都应该起到监督作用，但是这些人敢监督领导么?权力，特别是选人用人的权力，就是猫儿腰里的钥匙。

由小见大，很多落马的大老虎，如苏荣、***等，长期违反党的工作制度、财经制度、甚至组织制度、甚至政治制度，这个过程中谁敢监督?如果不是这场反腐风暴，他们不是依然身居高位嘛?倘若权力高度集中，就无所谓制度约束，在这种权力面前，再完善的制度也只是摆设。

只需领导一个眼神，下面的人就会“创造性地”去解释和执行制度，有时甚至公然漠视和践踏制度。这就是各种制度不落实的根本原因。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制度反腐、法治反腐就无从说起。如果说要靠制度反腐，首先应该针对这方面，把这方面的制度搞清楚了，才是最根本的，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其它一切制度、法律能否落实。

习近平主席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上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思路是“有什么漏洞就堵什么漏洞，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当前要重点抓好4个方面的制度建设。即党内监督制度、选人用人制度、体制机制改革、国有企业监管制度。其中，党内监督、选人用人制度，已经触及了制度不落实的根源，这应成为下一步改革的主攻方向。不抓住这方面，泛泛地谈制度反腐，只能是多搞些“稻草人”而已。

五是强调理想信念，如果没有实际利益保障的跟进，长期将难以为继，甚至会使理想信念教育陷于荒诞可笑的尴尬境地。本轮反腐突出地强调理想信念，不仅号召高级干部以政治担当和党性推进反腐斗争，也要求各级干部坚定理想信念，不断改造价值观，以加强自律、预防腐败。

这固然是好的，从思想上建党，强调理想信念，是中共作为近代中国最强大、最成功的政治团体的核心优势，也是中共能够夺取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么做也是有针对性的，意图矫正前一个时期积累的问题。但是要牢记，马克思主义政党从不讳言物质利益。我们党夺取政权，既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也靠给群众以利益，革命战争年代踊跃入伍的战士，很多人并不完全理解救国救民、共产主义的大道理，而是为了保卫土地改革成果。理想信念和物质利益保障这两手，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长期执政，无论对党员干部队伍还是对广大群众，都不可偏废。

反观公务员队伍，待遇实际上是偏低甚至很低的。有人说，这个待遇与社会平均工资而言并不算低，回答是，与相同学历、素质、能力的群体相比，公务员收入是偏低的。在一些房价和消费高企的大城市，甚至到了“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的可叹境地。这种情况下，秉公用权、清正廉洁确是相当高的要求。责任编辑：林觉非

刘行之：对两年多来反腐败的回顾与反思(4)也有人说，高薪不足以养廉，如今落马的高官，哪一个不是贪污数额巨大，难道还是生活困难所致?笔者想说，很多腐败者并不是当了高官才开始腐败的，而是从掌握一点小权之后就开始了。最终驱使他们疯狂敛财的，的确是人性的贪婪，但最初让他们迈出第一步的，未必不是生活拮据、捉襟见肘。高薪养廉，更多应针对普通公务员。

我国的公务员制度不是“两官分途”，未来的高官是从现有普通公务员中培养的，如果一名公务员在晋升到一定位置前，始终处于物质匮乏、无法体面生活、对家人十分愧疚这样一种纠结的状态之中，那么当他掌握一定权力后开始收纳贿赂，在他步步高升后开始流露出过分贪婪，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这种贪婪，在心理上往往是补偿性的，是过度压抑之后的纵情释放而已。相反，如果他从仕途伊始就有相当不错的收入，物质上不虞匮乏，生活体面，反而会更珍惜公职的荣誉，更能拒绝一些小恩小惠的腐蚀，多一些廉洁之气，而在他晋升高位之后，往往会少些贪婪。

要之，反腐败要靠教育和养廉两手，且养廉当于低微之时，而非腾达之后。如果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的同时，没有辅以适当的物质利益，长期看效果将不容乐观。只靠理想支撑而无物质索取，虽贤者亦难之。要求数百万的干部、官僚都达到这个思想境界，并不是现实政治所应持有的态度。长此以往，反而会导致理想信念教育空泛虚化，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六是侧重改善政治生态，尚未在改善社会生态方面深入，开展正面攻击。诚然，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党风政风对社会风气有很大影响。本轮反腐侧重抓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这非常好，确实使党风政风为之一振，初步改善了政治环境，带动了社会风气的好转。但是，也不应忽视了直接从社会风气入手，解决大环境问题。因为，“小人之风”也会对“君子”产生很大的影响，民风民情才是政治生活的根基。如果各级官员生活在一个对腐败包容度很高的社会环境中，如果人们对频频爆出的贪腐行为私下表示“理解”、“谁有权不那么干啊”，如果老百姓与其说痛恨腐败，不如说痛恨自己没有机会腐败，那么，仅从政治领域反腐，恐怕是远远不够的。

可以说，目前腐败已渗透到社会的肌理，学术腐败、医疗腐败、教育腐败，各领域滥用权力和影响的行为都曾出不穷。人们哪怕掌握再小一点权力，都不放过加以利用的机会。绝不能简单地讲，各领域的腐败都是政治领域腐败传导、示范的结果;其实，政治领域的腐败也是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的腐败行为渗透熏染的结果。这个作用是相互的，恶性循环的。而最可怕的腐败，莫过于文化上的腐败，也就是全社会实际上把以公权谋私利的行为视作是正当的、可以理解和接受的。泛泛讲起来，大家都不喜欢，涉及到自己时，都不严格自律或挺身而出加以反对。这样的社会就好比一个人，总说吸烟酗酒不好，应该戒掉，实际上自己就是戒不掉，甚至很享受。

文化和精神上的腐败，就是这种戒不掉的“心瘾”。反腐败要深入，还需从政治领域延伸开来，向各领域的腐败直接进攻，直至向文化上对腐败行为的宽容甚至“心瘾”进攻，这才是移风易俗的大事。没有这样的广度和深度，反腐败取得的成果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很容易枯萎、枯竭。

回顾两年多来的反腐斗争，总的看，本轮反腐真正的亮点在于中央的决心和魄力，而不在于反腐措施的新意与时代性。反腐措施继承历史上吏治经验的地方比较多，总体格局还是靠传统智慧、靠老办法反腐，能否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令人担忧，亟需通过改革加以推进。

两年多来的反腐实践，包括其成就和不足，都进一步揭示了现阶段腐败问题的深层原因。

一是权力太宽。所谓管了很多不该管的事。对此，各方认识很清楚，对放权、削权是有共识，有措施，例如审批制度改革、建立权力清单制度等。

二是权力过于集中。即使将过大的权力都削减、下放完成，不该管的事情都不再管了，就能遏制腐败蔓延嘛?即便如此，各级政府手里仍会保有很大权力，而且这部分权力是现代社会管理所必需的。那么，这些权力是否会被滥用，恐怕还是与权力结构有关系。这就触及了现阶段腐败问题的核心原因——权力过于集中。

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第一书记，什么事都需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经过这么多年，党政权力分配、运行的方式有了很大变化，集权于党委、书记的情况有了很大改善，但权力过于集中这个问题本身，仍然没有很好地解决。

最突出的就是选人用人权过于集中，而这恰恰是一切政治权力之本。选人用人权集中，必然导致人身依附的盛行。所谓 “一把手”监督难的问题，以及一系列反腐必须突破的问题，都是由此产生、与此相关的。以一个单位为例，在中层占据要津的人，往往都是单位领导，特别是“一把手”看好选中、栽培扶植的人，是领导的“小兄弟”。也正是这些人，最容易玩弄制度于股掌之上，横行无忌、大肆贪腐，并对上进行利益输送。上下一团，有何监督可言? 见微知著，一个单位的情况，推广到一个部门、地区、系统，也是大同小异的。不仅仅是“一把手”有权力集中问题，副职在其分管的领域往往也是一言九鼎的，也是事实上的“一把手”，各层级都存在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在高度集中的权力面前，绝大部分的制度、监督只能沦为摆设或傀儡。

三是权利保障不足。对抗权力滥用最有力的手段就是权利保障。党内民主建设滞后、普通党员权利保障不落实、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知情权、参与权不足，等等，都是滋生腐败行为的重要因素。本轮反腐对此着笔不足。责任编辑：林觉非 刘行之：对两年多来反腐败的回顾与反思(5)

四是制度不完善。各方面制度的不完善，也是腐败蔓延的原因之一，虽不如制度不落实重要。制度不完善，最根本地体现在规范权力运行、保障党员权利的一些核心制度，其次才体现在财经制度、组织纪律、国有企业管理制度等方面。对上述核心制度，更多的不是修修补补、“扎牢”、“织密”的问题，而是要用新的思路去传承、发展乃至重构。另外，现有很多制度已经过于繁琐，难以尽记，遑论执行?过于繁琐的制度，反而便于操作者上下其手，所谓法令烦苛，则吏夤缘为奸。这也是制度不完善的一个突出表现。完善制度，就要扭住根本的、核心的制度，以收纲举目张之效。同时，各方面的制度都要着眼于实施，简便易行，少搞纸上谈兵的花架子。

五是监督虚化。首先，是上级监督。上级监督主要是上级党委的监督。下级重要岗位的人选，都是上级党委选定的，即便选人用人出于公心，也容易有护短的心理，导致监督不力。如果有任用私人、买官卖官的情况，就更休谈上级监督了，只能是尽力保护。

其次，专门机关监督。反复风暴中，纪检监察系统的监督是有力的，但总体上越到基层力量越小。再次，人大、政协的监督。在反腐败、规范权力运行方面，远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最后，群众监督、社会监督、媒体监督流于表面，不够深入。对此，前文已论及，不再赘述。监督虚化与权力过于集中、权利保障不足相关联，都是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而已。

六是社会风气不好。党风政风与社会风气互相影响。政治领域的腐败不能仅归咎于执政党本身，社会上的拜金主义、功利主义对腐败蔓延也产生了很多不良影响。承认这一点并不是为谁开脱，而是说全社会都对反腐败负有责任，都应该从身边做起，与一切滥用权力的行为作斗争。

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的成功实践，以及其揭示的问题，都昭示了下步改革的重点方向。一是改革党的领导体制。特别是新时期如何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这不仅是推进反腐的重中之重，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牵一发而动全身。既要慎之又慎，也不能一味等待观望。二是推进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权利。这个问题与改革党的领导体制息息相关。

三是将群众监督与专门机关监督协同起来。在进一步作强纪检监察专门机关的同时，也要把人大、政协监督运用好。更重要的是，把群众监督、社会监督、媒体监督引向深入，把相应的渠道和制度建设好。“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群众监督和社会监督好比水源，对于政治进步、党的建设、反腐败斗争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生命源泉。没有好的渠道，就不敢开闸放水，否则大水就会漫灌。而人大、政协监督就是一种很好的渠道，没有源头活水，就难免杂草丛生、荒芜闲置。与其另起炉灶，不如把群众参与国家管理、反腐败斗争的热情引导到既有的渠道中来。

四是社会领域的反腐败策应配合政治领域的反腐败。这需要动员群众和社会各界的参与。西方民主理论中，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民主制度建立之后，就需要降低公民参与的程度，否则不利于民主体制的稳定。这种理论满足于西式民主的现实情况，即将民主等同或降低为选举民主。

高质量的民主，必然要伴随着高质量的社会参与。如何在保持政体稳定的前提下，积极扩大公民参与，提高参与质量，是民主建设领域一个世界性的课题，我们要建设更高质量的民主，应该对此深入探索。反腐败正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至于简政放权、削减行政审批权限、建立权力清单制度、国有企业管理制度等项改革，能否顺利推进，最终还有赖于以上方面改革的进展。

本文仅仅是在理论上梳理本轮反腐的亮点与不足，希望进而揭示下步改革的重点方向。现实政治中，反腐败斗争还需考量诸多因素，在艰难险阻中推进。是以，局外的评论往往不是旁观者清，而是不知其中艰辛的凿空之论。愚夫之言，圣人择焉，剖陈管见，诚愿就正于有识。责任编辑：林觉非

第三篇：对党加强反腐败能力建设的回顾与思考2

当前我党反腐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宋成果枣庄市民政局山东枣庄）

摘要：

当前，我党和我国的反腐败能力建设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如反腐理论创新有待深化、反腐的监督和执行力疲软、纪检监察队伍自身素质有待提高、人民群众在反腐败斗争中活

动的空间严重不足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强对腐败的预防能力、发现能力、打击能力、加强反腐败队伍的战斗力和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能力。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非常注重加强反腐败能力建设，依靠自身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与腐败现象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把维护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代表人民的利益作为第一目标，并在每一次重大历史转折关头，都告诫全党要避免出现腐败，注重加强反腐败能力建设，同腐败现象作斗争。

一、当前反腐败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

当前，尽管我党的反腐败能力有了重大提高，但是在层出不穷的腐败大案面前，与严峻的反腐败形势相比，我党反腐败能力仍显不足。主要表现在：

1、反腐理论创新有待深化

近些年来，我党的理论创新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反腐败理论创新方面取得了许多重

大的理论成果：行政许可法、党内监督条例、党纪处分条例稳步实施；总结各地实践经验经

过理论创新首次提出的建立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败体系也得以

全面部署。在反腐败领域正在形成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促进政府廉政建设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律化的良好局面。虽是这样，在反腐败理论创新上我们依然有许多路要走。特别

是当前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在党风廉政建设领域会出现许多新情况，需要用创新的理论予以

分析，许多深层次的腐败现象需要用创新的理论予以明辨，许多认识上的困惑需要用创新的理论予以阐明，反腐制度建设中手段与目的的矛盾还需要用创新的理论去解决。我们

必须紧紧抓住反腐败斗争的新课题，切实把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作为理论创新的重点，继续

创造性的进行新的实践和新的探索。

2、反腐的监督和执行力疲软

从监督层面上看，离权力得到全面、强有力的监督还有很大的差距。一些地方对“一把

手”监督相当薄弱；监督缺乏环境和法律保障，难以真正落实到位；监督大多是单方面的监

督，未形成监督的合力；同时，监督在环节上有脱节现象，未形成更强有力的监督机制。

从制度建设执行层面上看，在制度建设上我们已取得了重大的成果。至今，我国已有预

防腐败的地方性法规13部。1997年9月以来，全国省部级以上机关制定党风廉政方面的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2000多项。但是，不少法规制度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包括2004年初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那么，是什么让制度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呢？除了制度自身不完善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制度在执行环节出了问题。我们的反腐制度建设与执行之间还存在一些手段与目的的矛盾、良好的初衷与实践操作之间的误差，我们的制度还存在执行不力的情况，在一些地方和单位还存在着即使有人明明违背了党内监督条例和纪律处分条例的规定也无人举报、不敢举报、无组织过问、充当老好人的现象。

3、纪检监察队伍自身素质有待提高

不少纪检监察人员综合素质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知识更新的能力、调查研究的能力、组织协调的能力、执纪办案的能力、整合资源的能力、创新工作的能力、沟通亲和的能力、自我约束的能力不足。主要表现在：极少数纪检监察干部不善于理论联系实际，不重视提高利用学习理论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更不能用新的理论、新的观念来审视和理解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工作预见性、前瞻性不足，缺乏创新意识，工作方法还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不敢去大胆尝试，不愿意去总结经验，在调查案件实践中，还存在着本领不强，技术不硬，方法不多，调查不全的现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意识不强、群众观念不够、公仆意识淡漠，对腐败现象发现不力、查证不力、处理不及时，办事拖拉，效率低，责任心不强。特别是调查有一定影响的人的案件，逃避矛盾，想当老好人，更有甚者为腐败分子通风报信。

4、人民群众在反腐败斗争中活动的空间严重不足

人民群众是防腐治腐的主要力量，群众作用发挥的好，腐败分子就难有藏身之地，然而现实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群众作用的发挥还不尽如人意，主要表现在：一是过分依赖纪检监察机关对腐败案件的查处，把反腐败斗争看成是纪检监察机关的事，把反腐败的希望寄托在纪检监察机关对腐败行为的打击上。二是没有健全的反腐败保护机制。由于保障举报人合法权益的制度不完备，有的举报人害怕被打击报复，担心触犯权势难逃掣肘。对贪污犯罪知情不举，不愿作证或不敢作证，使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的热情受到一定的限制。三是还没有找到一种让人民群众充分地积极地参与反腐败的更有效的形式，广大人民群众在反腐败斗争中难有大的作为。

二、加强反腐败能力建设的几点对策

1、提高群众对反腐败的公信力

反腐败的公信力就是公众对反腐败价值、效果的认同和信心的普遍确立。近些年来，随着我党反腐败力度的加大，一批身居高位的腐败分子的落网，我党反腐败的公信力有了大幅度提升。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还有相当比例的群众对我党的反腐败成效认可程度不高，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等一部分群众看得见的腐败现象还在制约着人民对我党反腐败公信力的进一步提升，个别性质恶劣的腐败案件更是导致了部分群众对政府官员的不信任以及对执政党和政府权力的认同程度降低，使一部分群众产生了心理失衡，这种心理失衡往往具有很强的传递性和扩散性，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导致社会动荡。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必须大力提升人民对反腐败的公信力，从治理群众看得见的腐败现象入手，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大力惩治腐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树立群众对反腐败的信心。只有这样，才能理顺群众情绪，抑制社会心理失衡，消除社会不和谐因素。

2、加快体制和制度创新，筑牢反腐“防火墙”

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反腐败不能零打碎敲，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应当尽快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把它作为一个系统，通盘考虑，长远安排，实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通过编制严密的体制、制度之网，减少一些人想钻的空子，使漏网之鱼越来越少。2005年新年伊始，中央下发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这是我们党对执政规律和反腐倡廉工作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重要举措。建立健全这一体系，有利于打造合力，把各种反腐败措施有机地整合起来，以取得“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的反腐效果。为此，我们应当深入加强对反腐败的理论包括体制和制度研究，遵循反腐倡廉教育的规律，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遵循制度建设的规律，构筑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并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破除阻力，选择合适的时机尽快启动；遵循监督的规律，始终保持权力行使的正确方向。同时，把三者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实施，使它们相互配套、相互促进，共同发挥作用。

3、紧紧依靠群众，打造发现腐败现象的“火眼金睛”

发现腐败也有个能力问题。近年来，全国加大了反腐败力度，揪出了不少贪官。可令人吃惊的是许多高官的腐败问题多是被其他案件牵连意外暴露的。反腐靠“意外”发现，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这说明我们的体制还有待完善，从体制内发现腐败的能力还有待加强。一方面，要进一步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反腐败的积极性、创造性，坚持走群众路线，使人民群众不断增强反腐败的意识和主动性。人民群众是发现腐败，推动反腐败运动向前发展的力量源泉。多年的实践证明，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腐败案件多数是由人民群众举报后经侦察而成案的。因此，要把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贯穿反腐败的全过程，增强群众参与的意识，给予人民知情权和监督权，通过立法畅通群众举报途径，健全完善人民群众参与的激励机制，对阻挠群众参与，打击报复、威胁和恫吓群众反映问题的，要追究主要领导和直接责任者的责任。另一方面，要提高纪检、监察等反腐部门反腐败的发现能力。时下贪官搞腐败，除了少数“隐形”贪官外，大多数贪官均有腐败的先兆和迹象。例如，“吃”、“嫖”、“赌”、插手工程等，这些现象背后往往隐藏着重大的经济犯罪问题。而当这些问题反映到有关部门时，往往就事论事处理，而不去通过现象洞察问题，分析问题，向深处追究,到最后被发现时，已经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在新的条件下，腐败分子会以更以隐蔽的形势出现，加强对腐败的发现能力刻不容缓。

4、加大腐败成本，增强打击腐败能力

从经济学角度讲，人的活动有一个收益和成本的问题，腐败成本越小于腐败收益，越容易使人产生腐败的动机。如果对腐败的查处及时而且严厉，就会使一些潜在的腐败动机和腐败行为夭折，因为腐败是赔本的买卖。因此，要加大对腐败分子的经济处罚和赃款、脏物追

缴力度，加大对携赃款外逃人员的追逃力度。要让腐败分子在经济上倾家荡产，在政治上身败名裂，在心理上后悔莫及。通过让贪官自己真正感受到搞腐败的高成本、高风险来遏制腐败，打击腐败。我们的反腐败工作当前亟须大幅度提高腐败的各种成本，包括被查处的概率、法律处置程度、经济惩罚程度、精神或名誉损失，使腐败行为高风险低收益，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5、加强纪检监察机关队伍建设，提高反腐战斗力

一是要加强学习。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精神，提高政治素质；适应反腐倡廉工作不断发展的需要，认真学习经济、金融、法律、科技、管理等现代科学知识，增强运用现代科技手段防范和打击腐败问题的能力；深入开展工作调研和政策理论研究，提高业务素质；积极开展培训工作，适应岗位的需要。二是加强作风建设，大力发扬“五种作风”，即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的作风；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勤于学习、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以民为本、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作风，努力塑造纪检监察干部的良好形象，真正建设一支政治坚强、公正清廉、纪律严明、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确保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各项任务的全面完成。三是增强创新能力。要深入研究新世纪新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规律和特点，努力探索新思路，总结新经验，实现新发展。要学会用全新的视角观察问题，用全新的思维思考问题，用全新的方法解决问题，努力适应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断发展的需要。四是整合现有资源，建立科学、合理的权力分工、制约体系。现阶段，我国已经建立了一套反腐组织体系，主要组成部分是各级检察机构和纪委。但在实践中，两套系统互不统属，各自为战，削弱了反腐机制的作用和威力。应考虑整合二者资源，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建立统一的反腐机构，并通过法律规定其设置、权限、程序、各种保障手段等问题，增强反腐败的战斗力。

6、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增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力

民主和法治是腐败的天敌，是防腐治腐的重要法宝，只有在实施民主法治的过程中，腐败现象才能降到最低点。如果只讲反腐，却没有民主的参与、法治的保障，反腐败就不可能成功。为此，一是要通过发展党内和基层民主，强化党组织和群众对权利运行的监督制约。包括：健全党内外民主制度，发展民主形式，使党员和人民群众对党内和国家事务有更多的了解和参与，保证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实施和坚持人民决定官员的制度，由人民来选举管理国家事务的人，由人民通过选举、监督管理国家事务的人实现民主和反腐。二是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纳入法制化轨道。进一步制定、修改和完善党风廉政法规制度，不断提高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法制化水平，从而将反腐败纳入民主宪政的轨道。

第四篇：王国维到陈建功—中国数学教育研究50年之回顾与反思代钦

王国维到陈建功—中国数学教育研究50年之回顾与反思

（内蒙古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代钦）

摘 要：本研究借助《教育世界》、《教育杂志》、《数理杂志》、《中等算学月刊》等杂志上刊登的关于数学教育的文章，以王国维、俞子夷、刘亦珩、陈建功等学者的数学教育研究工作为中心，以数学教育著作的翻译、内容和形式上的模仿学习、方法和思想上的探索创新为主线对中国数学教育研究50年的历程进行回顾与反思。即：1.简要介绍与数学教学研究有关的文献杂志，并列出《教育杂志》上刊登的所有数学教育研究的文章；2.论述数学教育研究的进展及其特点：（1）数学学科教学法的研究论著及其普通教学法、各科教学法、单科教学法和专门教学法等4个类型；（2）翻译传播国外数学教学法和自己探索发展道路的数学教育研究的两个发展阶段；（3）数学教学法研究的特点：第一，注重小学数学教育研究，而忽视了中学数学教育研究；第二，注重实践研究，轻理论研究；第三，注重生活经验在数学教学中的重要作用；第四，模仿日本、美国等外国的研究方法；（4）外国数学教学法思想方法的介绍与传播；3.介绍数学教学实验研究概况。

关键词：中国数学教育；数学教学法；王国维；陈建功；《教育世界》；《教育杂志》

1．前 言

对中国数学教育研究进行史的研究是一个崭新课题，目前在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寥寥无几，拙文《我国近现代数学教学法发展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中国数学教育進展之二——对其历史性研究》（日本大阪教育大学：「数学教育研究」35号，2005）、李春兰硕士学位论文《中国近现代数学教育研究史之研究——以数学教学法研究为中心》（内蒙古师范大学，2007）等论文对某一阶段或某些问题进行较系统深入地研究以外，还有魏庚人主编的《中国中学数学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王权主编的《中国小学数学教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和俞子夷的《学习研究算术教学法五十年》（董远骞、施毓英编：《俞子夷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等著作中有所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但并不系统和深刻。本文在这些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对自1901年至1952年这50年间的数学教育研究进行史的研究。即本研究借助《教育世界》、《东方杂志》、《教育杂志》、《数理杂志》（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中等算学月刊》等杂志上刊登的关于数学教育的文章，以王国维、俞子夷、刘亦珩、陈建功等学者的数学教育研究工作为中心，以数学教育著作的翻译、内容和形式上的模仿学习、方法和思想上的探索创新为主线对中国数学教育研究进行回顾与反思。

这里要说明三点：

（1）本论文题目没有采用以往的解放前后来选题的，而是以数学教学研究的发展特点来确定的。中国数学教学研究，从翻译外国数学教育论著到建立自己的理论的一个阶段，是以王国维的翻译工作为开端，以陈建功的《二十世纪的数学教育》为终点的。因为在这50年的数学教育研究中，研究者们没有因政治形式的变化而左右自己的研究。但是，1952年后，中国的数学教育研究中隐含者很多政治思想成分，走向了另外一个道路。（2）在论述中除原始文献的原文以外，将统一使用教学法，不再使用教授法等术语。1919年以前一般都采用“教授法”之名称，1919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率先倡议“以教学法代替教授法”，以便实施“教学合一”的教学思想.从此以后采用了“教学法”一词.从传统的“教授法”改变为“教学法”，只有一字之差，但充分体现了教育观念的根本性转变.这是从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 即从传统的只注重教师的教学转向了学生的学习，这种转变具有质的变化.此外，在古汉语中，“学”(學)字亦有讨论、思想交流的含义，即：“《说文》‘爻，交也’.教与学乃思想之交流.”（《古字诂林》

（三）第719页）此外，“学”亦有讲学、互相讨论之意思.（《汉语大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1090）.（3）除原文外，将算术、算学（1939年前的称呼）、数学统称为数学。

2.有关数学教育研究的文献

2．1 有关数学与数学教育杂志概况

我国自1897年开始创办了数学和数学教育方面的杂志，有的是私人创办，有的是学术团体创办，有的是学校创办的。如数学杂志有《算学报》（1897）、《中外算报》（1902）、《数学杂志》（1912）、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杂志》（1919）、《中国数学杂志》（1936）、《中等算学月刊》（1934）等，由于财力不足或政局动荡等原因，这些杂志均未能坚持多久，前后被迫停刊了。这些杂志上前后发表了相当数量的初等数学研究、数学史和数学教育研究的文章，但初等数学研究的文章占多数。另外，其他教育研究杂志和综合性杂志上也经常发表不少数学史及数学教育研究的论文，如《教育世界》（1901）、《东方杂志》（1905）、《教育杂志》（1909）、《教与学》（1935）等。自1911年以来《教育杂志》刊登了45篇关于数学教育方面的文章，有些文章是被连载的，其中数学教育研究方面的文章有42篇（其余为数学知识问答文章）。把这些文章的内容可以大致地分类以下8个方面：教学法研究、实验与调查研究、问题解决与计算、数学学习心理研究、珠算教学研究、测验制作研究、教具制作和其他等8个部分。（见文献［35］［36］）

2.2数学学科教授法的研究论著及其分类

清末民初，随着中国学制系统和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外国的各种教育思潮传入中国，随之各种教学法的书籍大量传入，其中多数教学法书籍是经过日本传入中国的。这些教育思想中赫尔巴特派的五段教学法占重要位置。从20世纪20年代之前翻译日本教学法书居多，20年代之后翻译出版欧美的较多。此外，1920年以后，随着学习模仿和探索研究的深入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教学法著作逐渐增多，内容也不断扩展，水平也逐步提高，对小学数学教学的研究更为突出。

我们根据教学法的不同发展阶段和内容可以把教学法论著大致地分四大类。第一类为普通教学法，第二类为各科教学法，第三类为专门教学法，第四类为单科教学法。

第一类的普通教学法较著名的翻译著作有《普通教学法》（帕克著，俞子夷译）、《中学教学法原理》（胡毅编译）、《德美教育新潮》（槇山荣次著，吴鼎昌译）、《教育研究实用主义问题》（教育杂志社）、《教授法教科书》（大濑甚太郎著）、《综合新教授法》（樋口勘次郎）、《教授法沿革史》（大濑甚太郎著）、《教授学》（汤本武比古著）、《教授原理》（长谷川乙彦著）、《小学教授法》（东基吉著）、《小学校教授法》（佐佐木吉三郎著）、《小学校教授法》（棚桥源太郎著）、《新教授法原论》（入泽宗寿，罗迪先翻译，商务，1929）。

第二类的各科教学法较有影响的著作有：《中学各科教学法之研究》（密离著，程其保翻译）、《各科教授法精义》（森冈常藏著）、《小学各科教授法》（小泉又一著）、《科学方法论》（该书为商务印书馆于1935年出版的“万有文库”丛书的一种，其原著为“F.W.Westaway著Scientific Method: Its Philosophical Basis and Its models of Application ”，翻译本为六册，第六册为各科教学法内容，第四十八章为“教室中解决数学问题”，介绍了问题解决教学法.）等。中国人在学习借鉴外国各科教学法的基础上，逐渐地编写出版了自己的各科教学法著作。如，《教育世界》（1901-1907）上连载了刘本枢、范鸿准等人编写的《小学校各科教授法》（师范教科丛编）、《小学各科新教学法之研究》（钟鲁斋）、《中学各科教学法》（钟鲁斋）、《小学各科教学法》（王骏声）、《教学法概要》（程其保）、《各科教学法》（范寿康）、《各科教授法》（江都、曹刍）、《新小学教学法》（俞子夷和吴晸暍）、《中学各科学习法》（中学生社）。这些研究成果对我国学校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类的专门教学法著作有《启发式教学法》（麦克谋莱，李振南译）、《设计教学法》（马克马利，杨廉译）等；国人自编的有《自习主义复式教授法》（范祥善编）等。此外，在中国较有影响的教育杂志上也连载日本学者介绍赫尔巴特派教学法的文章。如，1903年《教育世界》（第61号至64号）刊载了《费尔巴图派之教育》（美国查勒士德曷尔毛著，中岛端翻译），1904年，又刊载了《海尔巴特之兴味论》等文章。又如，《教育世界》杂志也连载了日本长谷川乙彦的《教授原理》（1905年）、富永岩太郎的《大教授法》（1907年）、汤本武比古的《教授学》（1901年）等。这些思想的传入对我国中小学各学科教授法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国的现代教学法从无到有，从模仿学习到自己探索创造，编写出自己的教学法的书籍。

第四类的单科教学法著作也有不少，翻译与编写兼有。在1901年至1907年间，我国第一次翻译出版了数学教学法的著作。同时，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数学教学法著作多种。我们把数学教学法论著可以分为翻译和自己编著两个部分。

第一，翻译出版的著作有：

（1）藤泽利喜太郎著，王国维译：《算术条目及教授法》，在《教育世界》杂志上连载。

（2）小仓金之助著：《算学教育的根本问题》，商务印书馆，1930年初版，1934年再版。由再版可以看出，该书也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也曾产生过积极影响。此书的日文初版为1924年。

（3）苏笠夫译：《中等学校算学教学法》，商务印书馆。（此书的原著为：Arthur Schultze :Teaching of Mathematics in Secondary Schools，从1920年代开始被中国人所知，早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数理杂志》上以《数学教授法》之名被连载，第一章由张鹏飞、张邦铭翻译，第三章由张忠嫁译.）商务印书馆编的《图书目录1897～1949》中没有注明该书的出版年代。（4）（德）坡尔雅（G.Polya）著，周佐严译，《怎样解题》（坡尔雅（G.Polya），即玻利亚.上世纪80年代，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玻利亚《怎样解题》、《数学与猜想》和《数学的发现》等著作，这些著作对我国数学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上海中华书局。

另外，在《数理杂志》、《中等算学月刊》上也翻译连载了史密斯等学者的数学教学法著作。

第二，中国人自己编写了不少小学数学等十几门各科教学法书籍。其中，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数学教学法书籍最多。

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影响较大的数学教学法书有：

（1）俞子夷：《小学算术科教学法》（商务印书馆），1929年初版。

（2）许用宾：《复兴算术教学法》（商务印书馆，初小8册，高小4册，共12册），1937年。

（3）吴志尧：《小学算术心理学及教学法》（商务印书馆），1948年初版。

（4）余介石、孙克定：《算学学习法》（中华书局），1947年。

（5）刘开达：《中学数学教学法》（商务印书馆），1949年。

此外，自1933年至1949年间，中华书局至少出版了18种算术教学法书（见文献［35］［36］）。

3.数学教育研究进展及研究特点

1949年以前，我国在数学教学法的研究、外国数学教学法的学习引进、数学教学实验研究等方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在1949年以前，小学算术教学法的研究十分活跃，研究成果的论著相当多。相比之下中学数学教学法的研究较滞后。《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中的总结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中学教学法之研究，乃民国八年以后之事，前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学制颁布，虽曾于章程中规定各科教授法，但当时教师多未于重视。教授法大部为讲演式之注入法，一切教学之优劣全视教师对教材准备是否充分与言语说明是否明晰为标准。民国二年教育部曾通令全国中等学校奖励用‘教员口讲学生笔记’之教学方法，然仍不脱讲演式之注入方法。民国八年以后受新文化运动及杜威教育学说之影响，中学教学法乃实验风气颇盛。„„民国政府成立后，为改进中学教学方法，乃着重教师之集体研究讨论，教育部曾先后制定中等学校教学研究讲习及讨论会等办法颁发施行。计二十四年起每年令颁《中学校各科暑期讲习讨论会办法》，三十五年五月颁发《中等学校各科教学研究会组织通则》。”（周邦道主任编纂.《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戊编）.开明书店，1934：181.）

中国人对中学数学教学法研究的成果是自1919年以后才出现的。目前，能够查到的有关著作有《中学各科教学法》（钟鲁斋）、《教学法概要》（程其保）、《各科教学法》（范寿康）、《数学学习法》（余介石、孙克定编，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初版）等。

即使是上世纪20、30年代，数学教育的研究重点仍然在于小学数学教育研究，而中学数学教学法的研究相当薄弱。例如，中华书局自1933年到1949年出版的18种数学教学法书籍皆为小学数学教学法书籍，没有中学数学教学法的书籍。我们将关于数学教学法研究分小学算术教学法研究和中学数学教学法两个部分；对教学法的观点或教学法要求亦分成《章程》、《课程标准》、《课程纲要》中的教学法要求和研究者的研究观点两个层次。

3.1《章程》、《课程标准》、《课程纲要》等纲领性文件中的数学教学法要求

1902年的新学制中明确地制定了各学科的教学法要求。“钦定蒙学堂章程”（亦称“壬寅学制”）第二章中首次提出：“凡教授儿童，须尽其循循善诱之法，不宜操切而害其身体；尤须晓以知耻之义，夏楚之事断不宜施。凡教授之法，以讲解为最要，诵读次之，至背诵则择紧要处试验。若遍责背诵，必伤脑力，所当切戒。凡儿童每一时教授中，宜略匀出时刻，督令温习前一日或数日所授之业；至一月间应令通体温习一次，以免遗忘。”（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401.）该学堂章程没有得到实施，但对后来学制的制定起到了奠定作用。在1903年的“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亦称“ 癸卯学制”）第二章中指出：“第十节、各教科详细节目，讲授之时不可紊其次序，误其指挥。尤贵使互相贯通印证，以为补益。第十一节、凡教授儿童，须尽其循循善诱之法，不宜操切以伤其身体，尤须晓以知耻之义。夏楚之可示威，不可轻施，尤以不用为最善。第十二节、凡教授之法，以讲解为最要，讲解明则领悟易。所诵经书本应成诵，万一有记性过钝实不能背诵者，宜于试验时择紧要处令其讲解。常有记性甚劣而悟性尚可者，长大后或渐能领会，亦自有益。若强责背诵，必伤脑力，不可不慎。”(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455)高等小学堂章程中的规定和“钦定高等小学堂章程”的教授法基本相同。在算术教授法中指出：“教授之时，宜稍加以复杂之算术，兼习熟运算之法。”(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510)“奏定中学堂章程”也有相应的规定，和高等小学堂的教授法规定基本相同。只是特意提出了算学教授法：“凡教算学者，其讲算术，解说务须详明，立法务须简捷，兼详运算之理，并使习熟于速算。其讲代数，贵能简明解释数理之问题；其讲几何，须详于论理，使得应用于测量求积等法。”(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457)

在学堂章程中特别强调了教学法应该以“讲解为最重”。1912年之前，中小学最通行的教学法是讲演式的注入教学法，后来这种教学法逐渐被淘汰了。当时比较进步的是通过日本传进来的赫尔巴特派的五段教学法，便于采用，在清末民初曾风行一时。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进行学制改革，教学法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1912年“教育部订定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中提出的小学算术的教学法要求如下：“教授算术，务令解释精审，运算纯熟，又宜说明运算之方法理由。算术问题宜择他科目已授事项，或参酌地方情形切于日用者用之。”(课程教材教法所.《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数学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9)

1916年，教育部又一次公布的“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中提出的算术教学法发生微小变化，“教授算术，务令解释精审，演算纯熟；又宜说明演算之方法理由，尤宜令熟习心算。”(课程教材教法所.《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数学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11)这里着重强调了心算能力的培养。

1923年的《算术科课程纲要》提出以下4条教学法要求：（1）宜注意从学生生活里使学生发展需要工具的动机；（2）计算宜注重练习，以便养成正确而迅速的习惯；（3）问题一切合学生生活的为主体；成人的事务，若是学生不能想象的，虽似实用也不适宜；（4）方法、原理宜用归纳的建造，不宜用演绎的推展。

3.2清末数学教学法研究

3.2.1王国维与我国近代数学教育

王国维翻译的藤泽的《算术条目及教授法》填补了中国近代中小学数学教育理论研究的空白。然而，至今为止查阅到中国数学教育史研究论著中，几乎看不到王国维的名字。(目前只见到：代钦：《王国维与中国近代数学教育》／《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年第5期)同时，众多王国维研究者们忽略了王国维对中国近代数学教育的重要贡献，事实上，王国维翻译藤泽的《算术条目及教授法》对中国数学教育的研究与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3.2.1.1 王国维对教育研究的贡献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一字伯隅，号观堂，亦号永观。浙江海宁人，清秀才，中国近代国学大师。1898年去上海，在改良派报纸《时务报》任书记，校对，接受新学和西学的影响。同年六月，又以业余时间，入罗振玉主办的上海东文学社，从日本人学习外语和数理化等知识。1901年，王国维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次年夏天因病回国之后，开始研究康德、叔本华等人的哲学著作。1903年起，先后任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课程，并致力于文学研究。1906年进北京，专门研究宋词元曲。1911年12月带家属跟随罗振玉到日本，集中精力研究甲骨文、金文和汉简。1916年回国，在上海编辑《学术从编》杂志。1922年，受聘任北京大学通讯导师。次年，应召为清故宫南书房行走，受五品俸禄。1925年，任清华大学文学研究院教授，并从事西北史地及蒙古史料的研究整理工作。1927年6月，自投于颐和园的昆明湖自尽。

王国维不仅对文学研究和历史研究等做出了卓著贡献，而且对我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也做出了杰出贡献。他的有关教育研究的译著和论著颇丰富，共有26种（见文献［32］），其中与数学教育有关的有，译著《算术条目及教授法》（藤泽利喜太郎著原著），《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除此之外，其译著《辩学》中也不少数学归纳法等数学方法论的内容。这些工作，王国维在24岁到34岁的十年间完成的，这些论著反映了当时西方国家教育新思潮。特别是，青年时代的王国维能够及时地翻译出版这些教育学、心理学、数学教育等方面的著作，足以说明他对我国当时教育不发达的状况以及对教育研究的重要性的认识多么深刻。

3.2.1.2藤泽利喜太郎思想与日本数学教育及对中国数学教育的影响

藤泽利喜太郎（1861-1933），德国留学，导师为著名数学家克罗内克（1823—1891）。他热心于数学教育，编写了教科书—《算术教科书》（明治29年）、《算术小教科书》（明治31年）、《代数学教科书》（明治31年）和数学教育著作《算术条目及教授法》（明治28年）和《数学教授法讲义》（明治33年），并提出了“数学教育”研究是一门“学问”的观点。特别是，藤泽在《算术条目及教授法》中提出的“普通算术不需要理论”等主张，使日本数学教育走向了全国一统的道路。可以说，藤泽利喜太郎的数学教育思想和菊池大鹿（1855—1917）的数学教育主张奠定了日本现代数学教育的基础。也就是，明治31年（1898）的《寻常中学校数学科教授细目》(生驹万治，藤泽利喜太郎，寺尾寿，菊池大鹿编制了《寻常中学校数学科教授细目》。（文部省高等学务局，《寻常中学校数学科教授细目》三协合资会社，1998年）该文献在小仓金之助等数学教育史研究者的《数学教育史》和《日本数学教育史》等著作中曾提及。2007年10月16日松宫哲夫教授为笔者提供了该文献)。明治35年（1902）“中学校数学科教授要目”完全是根据藤泽利喜太郎和菊池大鹿的数学教育思想而制定的。当然，藤泽利喜太郎和菊池大鹿(菊池大鹿（1855～1917），青年时代留学英国剑桥大学，1877年回国，任东京大学数学教授。后来任日本文部省大臣。)的数学教育思想也深受英国的传统数学教育思想的影响。这与从1901年开始的英国和德国等国家的数学教育改革运动是背道而驰的。

《算术条目及教授法》是日本数学教育的奠基性著作，它由两个部分内容组成，第一部分为数学教育的理论，主要阐述了数学教育的目的、数学的特点、从算术中删除理论、德国和英国的数学教育情况；第二部分为算术的具体内容。它有以下主要思想。

首先，藤泽在《算术条目及教授法》中明确地提出了数学的教育价值与教学目的。他明确地提出了数学在普通教育中的教学目的：“数学之于学术技艺军事航海术工业之必要。今更无侯多述。其他文明社会有形之事业，其不要数学之知识者，即有之，亦绝罕也。故极端之论者，往往以为社会之进步非他，乃社会一切之事物，脱于暖昧模糊之里，而次第为数学的进化也。即初等数学所以占领普通教育之大部分者，其为将来从事要数学之职业者，与以预备之知识。无论也。然此但直接之利益而间接之效，更有大者。即际人类智育发达之时代，使其思想致密，推理精确，而自信者深厚，一言以蔽之，曰有锻炼脑髓之效，宛如筋骨运动之于体育也。第一，与以阶梯预备之数学知识。第二，养成数学思想即精神的锻炼。以第一目的，则数学知识，当深浸润学者之脑髓。其重要之部分，维经年月，尚存在其人之记忆。为必要也。以第二为目的之时，则反之，学者将来忘数学可也，其人尚不失为有数学思想之人。宛如修体操科者后年虽忘体操术，尚强健。”(藤泽利喜太郎著，王国维译.《算术条目及教授法》第一编第一节“普通教育中数学科之目的”之第二：“养成数学思想即精神的锻炼”。)这也是数学的教育价值所在。同时，他分析了数学科学抽象性等特征，数学学科的教育目的特殊性。

其次，藤泽明确阐述了抛弃理论算术的主张。即，他针对当时的日本普遍重视在算术中的理论的倾向，在《算术条目及教授法》第一篇中，明确指出了在算术中引进理论的各种弊端。他的这些主张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支持，对日本数学教育走向全国一统的道路产生了巨大影响。更具体地说，他的主张对日本明治35年（1902）的《中学校数学科教授要目》的制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事实上，在藤泽利喜太郎在世期间，日本一直实施了按藤泽教育思想的数学教育制度(松宫哲夫.伝説の算数教科書＜緑表紙＞．岩波書店，2007年9月.63～64.)，也就是在1933年前日本未能实施混合数学教育。从1930年代中期，日本开始实施混合数学教育直至现在。

3.2.1.3.日本数学教育及对中国数学教育的影响

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比较完整、公布并在全国实行的学制，该学制是完全模仿日本《中学校数学科教授要目》（1902）学制确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和《中学校数学科教授要目》的数学教学目的、教学法要求和课程设置基本相同。从指导思想的根源上说，《奏定学堂章程》也是以《算术条目及教授法》的思想为基础的，由此可见，王国维翻译藤泽著作的重要意义了。

首先，教学目的方面，《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算术之教学要义（1904）：“其要义在使习四民皆所必需之算法，为将来自谋生计之基本。教授之时，宜稍加复杂之算术，兼使习熟运算之法。”(课程教材教法所.《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数学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8.)日本算术之教学要义（1902）：“使习熟日用之计算，与以自谋生计必需之知识，兼使之思考精确。”(小仓金之助，黑田孝郎.《日本数学教育史》.东京：明治图书，1978：9.)

其次，教学法要求方面，《奏定中学堂章程》算学教法：“凡教算学者，其讲算术，解说务须详明，立法务须简捷，兼详运算之理，并使习熟于速算。其讲代数，贵能简明解释数理之问题；其讲几何，须详于论理，使得应用于测量求积等法。”(课程教材教法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数学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206.)日本“中学校教授要目”之“注意七”中提出的几何教学要求为“其讲几何，须详于论理”（课程教材教法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数学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206.）。

再次，课程设置方面，中日两国数学课程设置几乎相同，在中学五年的课程相应地设置了算术、代数、几何和三角，中国的课程中多设置了簿记，每周上课学时均为5学时。

总之，“王国维独具慧眼，翻译引进了《算术条目及教授法》一书，不能不说是对近代数学教学的一大贡献。”（课程教材教法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数学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9.）

3.2.2中国人自己研究的成果

中国人学习日本的数学教学法理论或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的数学教学法理论知识后，在孜孜探索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为我国中小学数学教师提供了参考依据。在清末，除王国维的工作以外，刘本枢、范鸿准等研究者的《小学校各科教授法》中数学教学法研究引人注目。他们在《小学校各科教授法》（《教育世界》（1901-1907）上连载的师范教科丛编）中第一次较系统地介绍了自己的数学教学法理论。

首先，作者提出著教学法的意义：“欲求教育之发达，必先定教授之法则，法则维何，即目的、教材、方法、各学年教授、教授上注意等项。此小学校各科教授法所由著也。”该论著的第三章为算术科教学法。作者提出算术教学的目的时指出：“儿童入校之始，使知应用之方法。必备实质的陶冶，与形式的陶冶两方面，互相联络，方有心得，授以生活上必须之知识，谓之实质的陶冶。而算术之本质，则为形式的陶冶。教者由浅入深，学者循序渐进，既明且融，变化莫测，而算术之能事尽矣。”算术教学之要旨有三条：“一为熟习日常之计算；二为引导生活必须之知识；三为发挥精确之思考。”所谓精确之思考就是，体会数与数之间的关系，而修炼逻辑思维，发表明确的言语。

其次，介绍了教材内容的基础上论述了算术教学法。即暗算、笔算、珠算的五段教学法：（1）预备，须使理会新问题，唤起暗算既知之观念。（2）提示，就理法规则，及必须之知识，提出其事实，为之解说。（3）比较，措置提示之例题后，使之互相比较。（4）概括，于各问题中，抽象其数之观念，及理法规则而概括之。（5）应用，在初学者，与以类似之他问题，令其暗算，侯心得稍进。又以类似之问题，已经熟习之理法规则，令就笔算或暗算。能实用而后矣。

为实施以上5个步骤，提出了如下教学法要求：“解说问题，最足锻炼儿童之思考。故发一问题，须先举其直接关系于答数要项。令其顺次研究，至思考明了后，再令向下计算其数。”在问题解决教学中要注意以下五项：（1）不惟检察答数，并宜检察其演算之次序；（2）错误处须加标示，使其再为思考。（3）多数谬误者，宜就全级解示之。（4）最大之错误，可于演说时警告之。（5）改正之后，仍使儿童自行检察。

教学上注意的问题：（1）算术教授，宜徐徐进步，非特于初步为然。（2）运算谬误，由于数字及记数法之乱杂而出者多。务宜整正其书法与位置。（3）算术者不仅数之性质，而必要练习纯熟，以成一种技能。（4）准备关于算术之度量衡货币等直观物，使之运用适宜。

第五篇：《“数与代数”领域综合能力的培养》“案例展示”之刘德武老师《找规律》哪个教学情境对你启发最大为什么？

认真回顾《“数与代数”领域综合能力的培养》这门课，请你说一说：“案例展示”之刘德武老师的《找规律》，哪个教学情境的设计对你启发最大，为什么？

刘老师的课给我的感觉应该用十六个字概括：轻松舒服、设计新颖、精细深刻、发展思维。真是自然而不随便，规范而不死版，平实而不俗，新颖而不秀的教学风格，很好渗透着数学的内在美和数学文化的趣、妙、奇。

他的课堂练习题的设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思考题具有开放性，思维含量极高，让我们不得不叹服他的精辟见解和独创精神。从易到难，由简单的“红球篮球”挖陷阱到“红球篮球，篮球红球，红球篮球，篮球红球”重新认识异同，由有规律的内容到无规律的内容，用有规律来衬托无规律。从最后一组不完整到没有一个组是完整的，整个练习设计精彩，环环相扣，单题拓展为多题，横纵连贯，学生的思维得以充分开发。使学生逐渐养成“瞻前顾后”、“细心观察”的习惯。

听了刘老师的课，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们的教学中不能仅仅局限于课本中的知识，要学会延伸，学会拓展，另外教学不仅仅是教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