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浅析校园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学校的责任(杨晓谷)
浅析校园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学校的责任
杨晓谷
(上)
上传时间:2006-6-17
提
要：校园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是近年来人民法院受理的各类侵权案件中一种常见、多发的案件类型。学校在此类案件中往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文拟就校园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学校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责任的形态、责任的具体承担等问题做出分析。（全文9000字）
校园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是近年来人民法院受理的各类侵权案件中一种常见、多发的案件类型，也是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热点和难点。据统计，在我国１３亿人口中有２亿多是在校学生，而在这庞大的学生群体中绝大多数又是未成年人。因此，正确及时审理好校园损害赔偿案件，不仅关系到广大未成年学生的保护问题，而且也关系到学校合法权益的维护和国家义务制教育的健康发展。
审判实践一般将校园人身损害案件界定为学生因在校期间受到人身伤害而引发的案件。[ii]但在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中，则将此类情形统称为学生伤害事故。教育部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中没有对学生伤害事故的概念作出明确界定，但从第二条对该办法适用问题所作的规定来看，其所称的学生伤害事故是指在学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者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以及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内发生的，造成在校学生人身损害后果的事故。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我们可以将“校园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界定为：未成年学生在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就读期间，因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正确履行教育、管理、保护职责而遭受人身损害，或者因实施侵权行为致他人人身损害所引发的案件。
一、关于校园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立法现状
关于校园伤害事件的人身损害赔偿问题，迄今为止，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对此进行调整的规范性文件内容极为有限。１９８６年公布的《民法通则》能够适用于该类案件处理的仅有可适用于所有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三个原则性条文[iii]，尽管１９８８年《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１６０条对此有所补充，但仍难以适应审判实践的迫切需要。１９８６年《义务教育法》第十六条、１９９２年《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十七条和１９９５年《教育法》第八十一条虽然先后对该问题有所涉及，但因受制于调整范围的不同和规定本身的抽象性，司法实务中少有适用。１９９９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肖涵诉上海市第五十四中学等赔偿一案的复函》[iv]中，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了学校对未成年学生负有教育、管理和保护的职责，并确定了学校因救护不力而应对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的处理原则。该司法解释应当说对人民法院审理这一类校园伤害赔偿案件具有超乎寻常的意义，但只因其是针对个案所作的答复而缺乏普适性而被束之高阁。由此，在审判实践中，最为普遍的做法便是以《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作为校园伤害赔偿案件法律适用的一般性条款，而以１９９１年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为参照确定人身损害赔偿的范围和计算标准。
由于法律和司法解释的不完备，为了规范校园伤害事故的责任，全国各地相继开始制定相关的地方性法规，例如上海市和北京市就先后通过了《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和《北京市中小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条例》，教育部也曾制定有相应的部门规章《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尽管从立法体例和法理上讲，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确立的与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相一致、不相冲突的，也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的参照依据，但是，上述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作为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处理学生伤害事故的依据，主要规范的是教育主管部门的管理职责和学校等教育机构的管理责任，以指导学校等教育机构正确处理该类事故，而学生伤害赔偿案件归根结底是在学校期间学生因受到人身伤害而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其对责任的认定和赔偿范围理应属于民事法律规范调整的范畴，需要依据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进行确定。因此，以部门规章或地方性法规作为处理校园伤害赔偿案件的依据，不但不利于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至少在保护力度上有所失衡），也使司法、执法的力度与权威招人置疑。
针对在审理校园损害赔偿案件中出现的大量新情况、新问题，以及该类案件越来越受到社会及传媒的广泛关注，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为司法实务中处理该类案件确立了统一、明确的规则，完善了有关当事人的责任范围、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原则和标准，为公正、及时地处理该类案件提供了可操作的法律规范。
需要指出的是：２００２年9月1日实施的教育部发布了《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主要规范了学生伤害事故的责任承担和处理程序，应当说，这些规定对提高学校的教学管理秩序，加强对学生的法律保护具有积极的意义，特别是其中对学校违反对学生教育、管理、保护等法定义务的各种情形所作的规定对人民法院公正、及时的处理校园伤害赔偿案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由于这些情形都是学校在教育教学活动和管理过程中应当加以预见和注意的方面，因此如果学校出现办法所规定的情形，则可以据此认定其在主观上存在故意、疏忽大意或者过于自信的过错，并确定其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赔偿责任。但是，《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毕竟只是一部部门规章，其立意主要在于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明确和规范教育主管部门和教育机构的管理职责，而判断学校是否有过错，尚需结合民事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原则作出。笔者认为，只有学校切实履行了对未成年学生的教育、管理、保护职责，并且自身没有过错的情况下，才可以免除其民事赔偿责任，否则就构成了承担校园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要件，学校即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而不能仅仅因为部门规章的规定而免除。《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一条至十二条对学校免责的有关规定，确实使人难以相信它实现了当事人双方利益的平衡。对这些问题，司法实务中就应当根据国家法律的原则和精神予以确定。
二、校园伤害赔偿案件中学校责任的归责原则及适用
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校园伤害案件归责原则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学校对在校未成年学生应承担监护职责或者认为未成年学生的父母将学生送到学校后，发生了监护权的转移。因监护责任在我国法律中规定是一种无过错责任，学校对校园伤害事故应承担无过错责任，即使学校在没有过错的情况下，也要承担赔偿责任。另一种观点认为，监护权属于亲权范畴，系基于特定的身份关系而形成的，属法定权利和义务，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变更或转移。学校与学生之间是教育与受教育的关系，学校对学生负有教育、2 管理、和保护的职责，这也是法定义务，根本不可能存在监护职责。故学校对校园伤害事故应承担过错责任，即学校对校园伤害事故存在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七条规定，“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或者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第三人侵权致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可见，校园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属于过错责任，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只对未成年学生遭受的人身损害或者未成年学生造成他人人身损害，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赔偿责任。所谓过错责任原则，是指当事人以过错的存在为前提而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在这里，过错责任原则的基本含义：一是有过错，就要承担责任；无过错，则不承担责任。二是有多大的过错，就要承担多大的责任。过错责任原则是侵权赔偿案件的一般归责原则。由于校园伤害赔偿案件属于侵权赔偿案件，所以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当首先考虑根据过错责任原则来进行处理。
判断学校到底有没有过错，应当从实际情况出发，全面地加以具体分析：第一，要看学校是否尽到了对学生的管理职责，如是否落实了安全保护措施，校舍、设备、设施是否完好，能否确保学生安全等；第二，要看学校是否尽到了对学生的教育职责，如是否制定了有关的规章制度，是否认真负责地对学生进行了教育等。第三，要看学校是否尽到了对学生的照顾责任，如是否及时制止学生的不当行为，是否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是否根据每个学生的年龄、智力等不同情况，分别给予了不同层次的照顾等。在审判实践中，往往出现这样一种情况：由于未成年学生心理和生理上的特点，难以对事故发生的情形准确地加以描述，再加上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又不在事发现场，如果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原则来处理，显然对未成年学生一方有失公正。所以，在此特定的情况下，应当坚持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让学校承担证明自己无过错的举证责任。如果学校举证不能，则按照过错推定原则，推定学校有过错，让学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确定了公平责任原则。所谓公平责任原则,是指在加害人和受害人都没有过错，在损害事实已经发生的情况下，以公平作为价值判断标准，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和可能，由各方当事人公平地分担损失的归责原则。公平责任原则，实质是在任何一方当事人都没有过错、因而都不承担过错责任的情况下，由当事人公平合理地分担责任的归责原则。
我们主张在校园伤害赔偿案件中，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在适用时，我们应当注意必须同时具备以下5个条件：（1）必须是发生在学校或学校组织的活动中。如果不是发生在学校或学校组织的活动中，根据《民法通则》第133条的规定，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应当承担责任，学校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必须是实际造成了较为重大的损害。如果只是一般的损害，由受害人自己承担也不会让社会舆论认为不公平，则不能适用公平责任原则。（3）必须是各方当事人对损害的发生均无过错。如果有一方当事人有过错，则只能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而不能适用公平责任原则。（4）必须是意外事故。如果不是意外事故，则必定是因有责任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而不能适用公平责任原则。（5）必须是严格坚持最后适用的原则。只有在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都不能适用的前提下，才可以考虑 3 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在适用公平责任原则时，我们还应当注意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一是损害发生的原因、情节及受害人的伤害程度。在一般情况下，应当只赔偿直接损失，不赔间接损失。二是当事人的经济状况。这里的经济状况是指受害方的承受能力和相关方的承受能力。经济状况好的一方，可以适当地多分担一些，经济条件差的可以少分担一点。三是社会舆论和同情心的向背。这也是在适用公平责任原则时应当考虑的因素之一，对损失的分担可以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四、校园伤害赔偿案件中学校责任的形态
１、替代责任
当未成年学生在校就读期间，该学生所在的学校即对其承担有教育、管理和保护的职责，学校必须履行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以防止未成年学生遭受人身损害或致他人人身损害。如果学校未履行好此种职责导致损害结果发生，学校就应当向未成年学生或者因学生侵权遭受损害的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这便是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七条第一款所规定的替代责任。
浅析校园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学校的责任(下)
杨晓谷 上传时间:2006-6-17
替代责任又被称作转承责任、代理责任或间接责任，它是指“责任人为他人的行为和为人之行为以外的事实所致损害负有的赔偿责任。”[v]在通常情况下，法律只责令侵权行为人对他人的损害承担法律责任，而不能责令与行为人有某种关系的第三人对受害人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责令与行为人有关的第三人对受害人的损害承担法律责任，对受害人极其不利。为了维护社会利益，保障他人免受行为人侵害行为的损害，法律对某些与行为人关系密切的第三人强加了法律上的注意义务，要求他们关注行为人的行为，防止他们从事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vi]因此，在校园伤害事件中，当学校有义务控制未成年学生的行为时，如果法律不责令其对受害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则学校就会懈怠其所承担的教育、管理和保护义务而对未成年学生本人或他人造成不应有的损害。该条司法解释规定学校就其学生的行为对他人所承担法律责任的形式为替代责任，既是大陆法所规定的规则，也是英美法所规定的规则，同时也是我国民法的通则，这对充分保护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２、补充责任
当未成年学生在校就读期间，由于学校未尽到职责范围内的安全注意义务，履行教育、管理、保护职责不到位，使未成年学生因第三人侵权遭受人身损害，在第三人无力或者不能完全承担赔偿责任时，学校有义务承担赔偿责任。这即是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七条第二款所规定的补充赔偿责任。
在校园伤害事件中，实施积极加害行为的是第三人，学校仅是违反了职责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而一定程度上给予了第三人以可乘之机。因此从过错程度上来看，第三人的过错明显要重于学校，其理应对损害结果承担直接责任和终局责任，但是学校亦应为自身过错对受害人（未成年学生）向第三人求偿不能承担风险责任，这种风险责任表现在民事责任上即为 4 补充赔偿责任。从司法解释规定的“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可以看出，学校承担补充责任的范围，应当与其尽到职责范围内的教育、管理、保护义务能够防止或制止的损害范围相一致，也就是说，这种补充赔偿责任是一种有限度的责任，且在学校承担责任后，享有向第三人追偿的权利（规定在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六条中）。尽管这种追偿权往往在事实上无法获得满足而可能沦为学校的全部责任，但立法之目的并不是在于确定学校是终局责任人，而是拟通过制度设计加强对未成年学生的保护，从而体现出对真正加害人的彻底否定。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补充赔偿责任不属于按份责任，因为按份责任在法理上被认为是不具有追偿效力的，即按份责任人在各自的份额内承担自己的责任，其自身就是终局责任人。
五、校园伤害赔偿案件中学校一方责任的具体承担
校园伤害赔偿案件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伤害结果与学校的教学、管理活动有关联的；另一类是伤害结果与学校教学、管理活动无关联的。
（一）学生伤害结果与学校教学、管理活动有关联之责任承担。
此类情形对学校应依过错责任原则来进行归责，即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在2002年9月1日起施行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9条里，对学校应当承担责任的12种情形作了列举性规定。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1)学校的校舍、场地、其他公共设施，以及学校提供给学生使用的学具、教育教学和生活设施、设备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或者有明显不安全因素的；(2)学校的安全保卫、消防、设施设备管理等安全管理制度有明显疏漏，或者管理混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而未及时采取措施的；(3)学校向学生提供的药品、食品、饮用水等不符合国家或者行业的有关标准、要求的；(4)学校组织学生参加教育教学活动或者校外活动，未对学生进行相应的安全教育，并未在可预见的范围内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的；(5)学校知道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患有不适宜担任教育教学工作的疾病，但未采取必要措施的；(6)学校违反有关规定，组织或者安排未成年学生从事不宜未成年人参加的劳动、体育运动或者其他活动的；(7)学生有特异体质或者特定疾病，不宜参加某种教育教学活动，学校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但未予以必要的注意的；(8)学生在校期间突发疾病或者受到伤害，学校发现，但未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导致不良后果加重的；(9)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学生，或者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违反工作要求、操作规程、职业道德或者其他有关规定的；(10)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在负有组织、管理未成年学生的职责期间，发现学生行为具有危险性，但未进行必要的管理、告诫或者制止的；(11)对未成年学生擅自离校等与学生人身安全直接相关的信息，学校发现或者知道，但未及时告知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导致未成年学生因脱离监护人的保护而发生伤害的；(12)学校有未依法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的。
根据性质，可将这12种情形大致归责为两种：一是教师履行教学、管理之义务期间所产生的学生伤害，如体罚、殴打、辱骂学生等所形成的伤害后果。二是学校在进行教学、监督、管理活动中所造成的学生伤害，如校外人员进校向学生寻衅滋事，学生报告了校保卫科但未引起重视并加以阻止，造成学生受到的伤害。对于教师在履行教学、管理之义务中形成的学生伤害，因其行为属代表学校所履行的职务行为，故该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应由学校承担，即学校对此种学生受伤害之结果应承担赔偿之责任。如学校认为该学生之受伤害结果系因教 5 师违反职责所造成，可向该教师另行追偿。
对于学校的教学、监督、管理活动中所造成的学生伤害，学校无疑要承担赔偿之责。但在确定学校之赔偿责任时，司法实践中应把握一个原则，即对不同年龄阶段之学生，学校所应承担的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之程度亦不相同，应区别对待。学校对无民事行为能力学生所应尽之注意义务要高于限制行为能力学生，而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学生之注意义务又要比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学生更高。比如，一幼儿园教师在课间休息时离开校园外出打电话而将学生留在教室里，造成学生打架刺瞎眼睛，此时幼儿园应为未尽到注意义务，对伤害结果的产生存有过错。但若此情形出现在中学里，而学校已对学生进行了安全意识方面的教育，则学校没有过错，伤害的结果应由学生的监护人按无过错原则承担责任。因为中学的学生已具有了相关的认知能力，对打架刺瞎眼睛的危害性和后果的严重性都有了较清楚的认识，显然有利于幼儿园里的学生。当然，学校承担赔偿责任，应以学生的伤害后果与学校、教师的教育、管理等行为有因果之关联为前提。由于这种因果关联情形多种多样，难以形成较为系统的归类，因此实践中我们必须对这种因果关联的具体情形进行认真研究，科学确定之，方能正确确定学校所要承担之责任。
（二）学生伤害结果与学校教学、管理活动无关之责任承担。
如果学生的伤害结果与学校的教学、管理活动之间没有因果关联，则学校应为无过错。依前述之过错责任原则，既无过错，则无赔偿责任。《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11条、13条和14条里对学校不承担法律责任的具体情形亦作了规定。此类行为可分为三种：一是学生间所形成的伤害；二是学生自身原因造成的伤害；三是其他行为造成的伤害。
对于学生间所形成的伤害，若与学校之教育、管理活动有关联（如发现学生打架未予制止而造成伤害），自然可依前述之观点以过错责任对学校进行归责，由学校承担相应责任。而此处所论及的是与学校教学、管理活动无关之行为，此时学生间之伤害有的可依过错来划分责任（如侵害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的可依无过错责任来归责（如侵害人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监护人承担无过错责任）。在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时候，虽然对于加害人即被告一方，是以其造成的损害结果作为归责标准，不考虑其主观过错的，但并不是不考虑受害人的过错，因为受害人的过错对无过错责任的范围确定是有影响的。有的还可依公平原则来确定责任（如学生间互相玩耍、游戏而造成的伤害）。有很多学者认为，公平责任原则主要适用于侵害财产权案件，不宜适用于侵害人身权案件，其理由是，由于公平原则的目的是平衡当事人之间的财产状况和财产损失，并对不幸的损失在当事人之间进行合理分配。但笔者以为，公平责任原则既可适用于侵害财产权的案件，也可适用于侵害人身权的案件。侵害人身权的损害赔偿争议，争议的内容并不是人身权的本身，而是人身权造成损害之后，如何解决因为侵害人身权所造成的财产损失之赔偿。因此，从实质上说，解决侵害人身权的争议，仍然是解决财产的争议，公平责任原则同样适用。故有的学者认为，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除了《民法通则》第132条外，还包括第133条规定的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致人损害以及第129条规定的紧急避险。对于学生自身原因所造成的伤害，如学生受了教师的正常批评教育而自杀，或自己不注意而撞伤等，因此种情形没有积极加害人，学生所受之伤害系自身行为的后果，也就是说，学生既是侵权行为的加害人，也是侵权行为的受害人，具有角色的二重性，对此其应对自身受到的伤害承担责任。对于此种情 6 形，不能依公平原则硬拉学校来承担责任。对于其他行为所造成的学生伤害，则可视具体情况来确定责任。比如学生为学校搞义务劳动过程中而受到的损害，双方均无过错，就应根据民法通则《意见》第157条之规定，依公平原则来确定责任。如果学生是受到来自学校外部的突发性、偶然性侵害造成的侵害，而学校已履行了相应职责，那么就应依过错原则来确定学生与侵害人之间的责任承担。而如果学生的伤害是由于地震、雷击等不可抗力的自然因素造成的，与学校无关，则应为意外事件，伤害的后果由学生自行担负。
六、关于学校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大小
在判断校园伤害案件侵权各方的责任大小及承担责任的程度上，可根据目前我国侵权行为理论中较为新颖的原因力理论来处理，即应考虑各方行为对结果发生的原因力大小来确定各方的责任，同时可依照各方的过错程度确定各方责任。
从审判实践来看，因在校学生起诉学校承担赔偿责任而判决学校承担责任的原则一般可归纳为二种观点：（１）部分赔偿原则说，也称适当赔偿原则。此观点持有者认为，学校应对负有责任（即学校有过错）的学生伤害的损害，根据过错程度大小给予相应的赔偿。学校（这里指公立学校，社会力量或私人举办的学校与此有所区别）作为非营利性机构，主要靠国家拨付教育经费。而且，经费专款专用，不得挪用、克扣。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六十条规定，“在幼儿园、学校学习、生活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予赔偿”。这一司法解释确定了学校应适用适当赔偿原则。因此，学校在有过错的前提下，所承担的赔偿是有限度的。学校承担部分责任的情况主要发生在混合过错或共同侵权的案件中，诸如：在课间学生之间发生嬉闹而伤及其他同学，因学校疏于管理，应判令学校承担部分责任；学生因琐事发生纠纷，一方叫来其家长将另一方打伤，若因教师脱岗而未能及时制止的，可判令打人者承担主要责任，学校承担部分责任。（２）全部赔偿原则说。所谓全部赔偿原则是指致害人的侵权行为，不论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出于故意还是过失，也不论行为人是否受过刑事、行政制裁，均应根据财产损失的多少、精神损失大小来确定赔偿范围。该赔偿原则是目前世界各国司法实践的通例，也是现代民法理论中的基本原则之一。在校园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学校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主要发生在学校侵权行为以及学校组织教学、社会活动因重大过失所发生学生伤亡事故中。诸如：教师体罚学生；学生上体育课时由于体育教师采取保护措施不当，造成学生身体受损；学校组织教学活动，未按规定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或采取安全措施。即学生损失多少，学校赔偿多少。这种观点主要来自于部分家长的看法，认为孩子在花季受伤致残，甚至死亡，生命和健康的代价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这是从感情角度出发，使法律的严肃性被同情心所替代。
我们认为，目前我国中小学生在校伤害事故赔偿不适用全部赔偿原则，而应适用适当赔偿原则兼衡平原则。所谓衡平原则是指致害人一方对侵权事实的发生无过错或双方当事人对侵权事实的发生均无过错，双方当事人应公平、合理地分担损失。
------------------[i][i] [ii]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校园伤害案件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载于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２００３年第１卷（总第１３卷），7 法律出版社，第２４０页。
[iii]《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一百一十九条：“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等费用。”
[iv]最高人民法院１９９９民他字第２５号。
[v]杨立新著：《疑难民事纠纷司法对策》（第一集），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０４页。
[vi]张民安著：《过错侵权责任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３６２页。
第二篇：保险人在交通肇事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地位及其责任
保险人在交通肇事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地位及其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称道路安全法)施行已有数年，其中第76条也进行了修改，对该法第17、75、76条的理解和适用，各地法院在具体处理因交通肇事引起的人身及财产损害赔偿案件时，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理解，因而在案件中对保险人(即对肇事车辆承保的保险公司)作出了两种不同诉讼地位的认定，并作出与其诉讼地位相对应的两种民事责任裁决。有鉴于此，笔者就此问题发表自己的一孔之见，与
读者共商榷。
具体而言，在司法实践中主要有如下两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道路安全法》第75条‚……肇事车辆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抢救费用;抢救费用超过责任限额的，未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或者肇事后逃逸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先行垫付或者全部抢救费用，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和对第76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该两条中出现的‚支付‛、‚赔偿‛责任理解为保险人对交通事故中的伤亡人员和遭受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因此将保险人列为案件中的被告地位;对第76条规定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中的责任限额规定理解为只要伤亡人员和财产损失的金额没有超过投保人(在交通事故中可能是负有责任一方，可能是不负责任一方)与保险人签订的保险合同中关于保险人对第三者责任险的最高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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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均应由保险人赔偿。
第二种，对《道路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的理解，应当结合《道路安全法》第75条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实施条例》(下称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理解，根据该《实施条例》第90条第一款规定‚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因抢救受伤人员需要保险公司支付抢救费用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知保险公司。‛该条第二款规定‚抢救受伤人员需要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垫付费用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知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特别是要结合《道路安全法》第17条‚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同时，结合《合同法》第124条‚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和第2条‚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之规定来理解。认为上述法律中所涉法条的规定宜将保险人作为因交通肇事引起的人身及财产损害赔偿案件中的第三人，并承担其与投保人(案件中的侵权人即被告)所签保险合同约定的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的支付(理赔)责任;而不宜将保险人作为因交通肇事引起的人身及财产损害赔偿案件中的被告，并承担‚赔偿责
任‛。
笔者赞成并支持第二种理解及其责任负担。此外，笔者就此种理解作进一步的分析。
对《道路安全法》第75条从以下几个层面理解：一是承担受伤人员医疗抢救费支付责任的主体是肇事车辆承保的保险公司;二是在肇事车辆未投保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情况下，承担受伤人员医疗抢救费垫付责任的主体是公益性质的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三是须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通知;四是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垫付资金后，享有对交通事故责任人的追偿权，但未规定在保险公司承保的肇事车辆无责而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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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了资金是否仍然享有对交通事故责任人的追偿权。
对《道路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笔者认为应从三个层面理解：首先，应当结合《道路安全法》第17条规定的‚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由此不难看出该条中规定的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并不是《保险法》第五十条和第五十一条中规定的‚第三者责任保险‛ 同等概念。其次，据有关媒体于2006年3月29日披露的：‚机动车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发布，7月起施行。保费与违章挂钩，经常肇事者将负担高保费;发生事故保险公司接‘先行垫付’通知须立付抢救费‛，如这一消息属实，也能得出《道路安全法》第17条规定的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并不是《保险法》第五十条和第五十一条中规定的‚第三者责任保险‛ 同等概念。最后，对《道路安全法》第76条在结合该条第一、二款规定的内在逻辑关系来理解的基础上，还应当结合《道路安全法》
第75条规定的‚支付、垫付义务以及追偿权‛来理解。而如何理解《道路安全法》第76 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责任，就成了保险人在案件中的诉讼地位及其责任的焦点问题。笔者认为将‚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责任当作将保险人列为案件共同被告，并判令其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根据不妥，理由是： 其一，通过对《道路安全法》第75条和第76条第一款前目的研读不难看出，无论是第75条中保险人的‚支付‛，还是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垫付‛，或是
第76条‚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规定，均是在没有划分交通事故责任的前提下的规定;此一理由可以从第76条第一款后目相对应的(第二项)‚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
深圳保险咨询服务网http://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和同条
第二款‚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
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得到印证。
其二，诉讼地位不同决定了案件当事人在诉讼中的权利、义务以及所承担的民事责任不同。如果将保险人作为交通肇事引起的人身及财产损害赔偿案件的被告成立，那么保险人在该案中只能是共同被告;交通肇事引起的人身及财产损害赔偿案件只能是侵权关系，根据《民诉法》第53条‚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为共同诉讼。‛根据这一规定，作为案件被告的保险人要么与另一被告存在共同的诉讼标的，要么与另一被告存在同一种类的诉讼标的，简而言之就是保险人与另一被告或另几被告存在共同利益;事实上保险人与其他被告不可能存在共同利益，甚至与其他被告还存在完全相反的利益，如保险人与投保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已履行了《保险法》第18条规定的义务后，双方约定的关于保险人的免责条款合法有效的情况下，保险人不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因此，保险人不是案件中的被告。即便在保险人与其他被告存在部分‚共同利益‛的情况下，如案件中出现了《保险法》第50条‚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规定的情况，依照《民诉法》第56条第一款‚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处于原告地位)。‛同条第二款‚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处于被告地位)‛之规定，很显然保险人属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据此规定也可以看出‚被告‛与‚无
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诉讼中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也是不完全相同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与被告相比，在诉讼权利方面的不同之处是：
1、不享有申请撤回诉讼或放弃诉讼请求的权利;
2、不享有提起反诉的权利;
3、不享有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权;
4、不享有在被参加一方反对的情况下申请调解权等。在诉讼义务方面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与被告相比，主要不同点在于举证义务上的差别。通过上述在程序法上对‚被告‛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分析研究，可以得出保险人不是交通肇事引起的人身及财产损害赔偿案件中的被告;那么，保险人又是不是实体法《民法通则》第130条‚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规定的共同侵权人，因而成为被告呢?根据民法理论中关于共同侵权理论，共同侵权分共同故意侵权和共同过失侵权两种;在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侵权中又区分有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与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在交通肇事引起的人身及财产损害赔偿案件中，很显然保险人与交通肇事侵权人既不存在共同过失，更不存在共同故意侵权的情况，当然也就谈不上有、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所以，保险人也不能成为交通肇事引起的人身及财产损害赔
偿案件中的被告，并承担赔偿责任。
其三，正确区分商业保险性质与责任保险性质，区分侵权责任与合同责任。惟有如此，人民法院在处理交通肇事引起的人身及财产损害赔偿案件中才能准确地认定保险人的地位，恰当地分配保险人在案件的责任。商业保险合同(协议)是两个平等民事主体依据非强制规范《保险法》规定而签订的关于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及其违约责任的约定，对于保险人而言签订此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化，尽管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对第三者责任险的条款，但该部分条款关于第三者责任险的含义不能等同于即将出台的《机动车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中规定的第三者责任险;该条例中的‚第三者责任险‛双方所依据的是国家的强制规范，此规范属于带有公益性质的社会福利保
险范畴，且条例中的‚社会救助基金‛组织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机构。因此，《道路安全法》第76条第一款中规定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应理解为在划分责任的前提下‚保险人在其与投保人签订的保险合同约定范围内承担给付责任‛。如此处理就将侵权责任与合同责任明确的作了区分，既充分体现了保险人作为案件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必要性，又最大限度的维护了被侵权人(通常是案件中的原告)的合法权益;既维护了保险人与投保人所签合同的严肃性，又使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文书更加符合法律的规定，维护了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的权威性，同时也防止和避免了
除保险人之外的个别当事人可能损害保险人利益行为的发生。
此外，还需要明确指出的是：保险人依照其与投保人在保险合同中的约定，实际赔付给交通事故中的被侵权人的数额不一定是保险合同中双方约定的最高额，而且通
常也不是被侵权人应当获得的赔付总额，其差额部分理应由侵权人承担。
综上，笔者认为，应以上述第二种理解来确认保险人在交通肇事引起的人身及财
产损害赔偿案件中的诉讼地位及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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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论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目 录
一、人身损害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和特征
二、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过程
三、对现行司法解释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精神损害赔偿一些问题的探讨
1、建议明确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的性质。
2、建议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精神损害赔偿金明确和细化
论 文 摘 要
本文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概念出发，分析精神损害赔偿特征，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金时，应将对受害人的补偿性、抚慰性与对侵权人的制裁性三种特征有机结合起来。笔者从司法实践出发并借鉴国外和我国历史上的先进经验，对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应设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作出阐述，高度评价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为此作出的有益尝试，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必将对我国将来民法典的立法工作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如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都规定了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但两个司法解释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性质不同，前者是精神损害赔偿范畴，后者属财产损害赔偿范畴。最高人民法院在两个司法解释中对不同的赔偿项目，使用同一名称表示显属不妥，应予修改。另外笔者认为对精神损害赔偿金的确定应制定更明确和细化的标准，笔者从司法实践和精神损害赔偿的特征出发，草拟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计算方法，供大家参考。
关键词：精神损害 精神损害赔偿 残疾赔偿金 死亡赔偿金
我国《民法通则》作为民事法律的基本法，第一次在法典中试探性地将精神损害赔偿合法化，但仅限于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和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对侵犯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是否存在精神损害赔偿没有规定。司法实践中各级法院作出有益的尝试，对侵犯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判决一定数额的精神损害赔偿，但存在各级法院适用法律不一，判决数额差异太大，严重影响了司法的严肃性、权威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公布施行，形成了我国比较健全的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基本适应了当前司法实践的要求。但由于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设立时间较短，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争议，笔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就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的一些问题谈自己的观点，供大家参考。
一、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和特征
精神损害是指因侵权行为侵害自然人的人格法益，致使其精神活动出现障碍而产生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具有非财产性、存在的独立性和单一性等特征。精神损害是受害人生理、心理上的痛苦，精神损害与财产的增减无关，也不能等同于外部名誉之损害 [1]。精神损害不是人格法益自身的损害，而是侵权行为侵害人格利益所生的精神痛苦。精神损害是相对于财产损害而言。精神损害赔偿是指民事主体因其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权益和身份权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等方式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是特指人身权利中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受到不法侵害，受害人遭受精神痛苦，而要求侵权人给付一定数额的金钱赔偿。精神损害赔偿作为民事责任制度的一种形式，其实质是法律强制侵权人向受害人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目的在于补偿受害人因民事违法行为侵害人身权所受到的精神损害和抚慰受害人的精神痛苦。因此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突出地表现了民事责任的补偿性和抚慰性。同时，由于精神损害赔偿金是由侵权人支付，因此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也是法律对侵权人的财产制裁，体现了法律责任的惩罚性质。精神损害赔偿同时具有补偿性、抚慰性和惩罚性。把对受害人的补偿、抚慰与对侵权人的制裁三种功能有机结合起来。因此，精神损害赔偿是保护民事主体人格权益，制裁侵权人违法行为最常用和最有效的法律手段。
二、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过程
对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立法上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的发展过程。立法上，该项权利的设立首推《德国民法典》。1900年《德国民法典》，首次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对人格权的法律保护，实现了人身权与人格权的分离，提出了非财产损害的概念，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德国民法典》第847条第1款：“不法侵害他人身体或健康……被害人所受侵害虽非财产上的损失,亦得因受损害,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法国民法广泛承认精神损害赔偿。《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之“损害”兼指财产上之损害和精神上的损害。正如《法国民法典》的起草人所言：“这一条款包括了所有类型的损害，并要求对损害做出赔偿。”[2]《日本民法典》的规定较《德国民法典》有了较大进步,确认了受伤者与死者的近亲属可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日本民法典》第710条规定：“身体受到伤害的受害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享有非财产损害的赔偿请求权”。
在我国历史上，人身损害案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首先出现于《大清民律草案》和《民国民律草案》之中，在正式通过的《中华民国民法》中，建立了相对完备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该法借鉴了《德国民法典》和《日本民法典》的先进经验，对侵害身体健康权、生命权，除可要求财产上的损害外，对被害人非财产上的损害也可请求给付一定的赔偿金额。如《中华民国民法》第194条规定：“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虽非财产上之损害，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195条规定：“不法侵害他人身体、健康、名誉或自由者，被害人虽非财产上之损害，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司法界对国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持否定观点。他们认为对于生命健康权受到不法侵害而给受害人及其亲属造成的肉体痛苦和精神痛苦，如给予金钱赔偿，则是将人类感情的商品化，是将人视同为商品，降低了人的价值。他们认为，人是社会最宝贵的财富，人的生命健康不能用金钱估价。所以，对受伤害者精神上的损害不能用金钱衡量。在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实施的《民法通则》中，也仅明确了侵害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和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可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对侵害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方面，《民法通则》没有涉及，这也导致了对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受害人的保护不力。但是立法规定的不完善，并未能阻止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精神损害赔偿的出现。为此，民法学界对此进行大量的研究，各级地方法院也做出了一些有益尝试，制定了一些内部规定，将《民法通则》第119条“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中的“等”扩充理解，陆续出现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判决精神抚慰金的案例。200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经过长期的研究和总结实践经验，制订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确认了自然人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遭受非法侵害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是对国内人身伤亡案件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第一个具有立法意义的司法解释。在2003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中又一次规定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受害人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三、对现行司法解释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精神损害赔偿一些问题的探讨
1、建议明确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的性质。
司法解释生效后，在实践过程中，由于对两个司法解释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理解不同，导致对同一类案件适用法律和处理结果不同。如某法院在审理李某因交通事故致残的赔偿案件中，李某既要求了残疾赔偿金，又要求了残疾精神赔偿金。对李某要求残疾精神赔偿金应否支持，审判人员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不应当支持李某残疾精神赔偿金的主张，根据《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8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
（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
（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
（三）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抚慰金。” 《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25条、第29条规定了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方式。李某要求了残疾赔偿金，就不能再要求残疾精神赔偿金，所以李某要求残疾精神赔偿金的要求不应支持。第二种观点认为：应支持李某对残疾精神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的请求。在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中，这是两个不同的赔偿项目，都应予以支持。但最终法院判决不支持李某要求残疾精神赔偿金的请求。笔者对该法院判决持不同看法。笔者认为：在处理本案前，首先要对《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加以确定。《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25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20年计算。但60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1岁减少1年；75周岁以上的，按5年计算。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做相应调整。”依据该条规定，残疾赔偿金是以劳动能力丧失程度和收入减少程度作为标准和参数，并以此评价受害人可得利益损失。《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29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20年计算。60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1岁减少1年；75周岁以上的，按5年计算。”对死亡赔偿金我国采取了继承丧失说，受害人死亡导致的财产损失，应当以家庭整体收入的减少为标准进行计算。其理由在于，受害人的个人收入并非全部用于个人消费，除个人消费部分（通常占全部收入的25%—30%）以外，其余的收入应当用于家庭共同消费或者家庭积累。受害人因人身损害死亡，家庭可以预期的其未来生存年限中的收入因此丧失，实际是家庭成员在财产上蒙受间接损失。依据损害赔偿法原理，可得利益损失同样应当予以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将死亡赔偿金的性质确定为收入损失的赔偿，而非精神损害赔偿金。”其次，《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将残疾赔偿金与死亡赔偿金规定在第17条，而将精神损害赔偿金规定在第18条，在逻辑上给人一种死亡赔偿金与残疾赔偿金不属于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感觉。如果认为残疾赔偿金与死亡赔偿金是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话，就不会作此分立条文式的规定，否则就是逻辑上的矛盾。再次，《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31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131条以及本解释第二条的规定，确定第19条至第29条各项财产损失的实际赔偿金额。前款确定的物质损害赔偿金与按照第18条第1款规定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则上应当一次性给付。”这一条文明确地将残疾赔偿金与死亡赔偿金认定为对财产损失的实际赔偿，认定其性质上是物质损害赔偿金，不属于精神损害赔偿金。
《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为精神损害赔偿金，其内涵是对受害人精神损害的赔偿，是精神属性的范畴。《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与《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不属于同一性质的赔偿项目。根据侵权赔偿理论和立法精神，物质损失与精神损失侵权人都应当给予赔偿。对于造成这一争论，笔者认为是因两个司法解释将不同性质赔偿项目使用同一名称所造成，不妨将《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名称变更为残疾生活补偿费、死亡补偿费（与民法通则相一致），还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的精神属性。或将《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九条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还原为残疾精神抚慰金、死亡精神抚慰金，避免将《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错误理解为精神损害赔偿，这样更有利于审判实践。
第四篇：农村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存在的难点与对策
从近几年来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庭受理的案件类型情况分析，农村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占人民法庭受理案件总量的10%左右，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民法治思想的提高，人员流动性的加剧，以及人参与经济活动程度的频繁，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当前呈现了以下的特点。
一是被告难寻找。农村地区发生常进的损害赔偿纠纷后，受害人一方往往势单力薄，处于
相对较弱的一方，被告人则往往势力强，人头、拳头壮，在心理上占有优势。被告在致伤他人后，为了逃避法制制裁，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往往一事了之，对外不公布自己的先遣，这样即使原告依法主张权利，提起赔偿诉讼，往往造成被告难以找寻，起诉书和开庭传票送不出去。即使法庭依法公告送达了上述手续，只是从法律层面上履行了告知被告人的义务，被告并不一定知道原告起诉了自己或者不清楚起诉的具体诉讼，人为后增加了审理期限，给原告等另手人增加了诉累。同时由于被告没有到庭，庭审中质证不能正常进行，法院单方面审查原告方提供的证据，致使有些伪证不，影响了案件审理的公正性。
二是法院调查取证难。虽然农村也是经过“三五”普法工作，农民的法治思想有了提高，总体状况还不尽与人意，由于农民居住的固定性、交往人员的狭窄性，往往举行着“手不关忆，高高举起，时知不对，少说为佳”的明确，不煮火上身的思想，表现在知道案件事实的村民不愿作证，不如实作证，不愿作证表现在村民与案件当事人双方无矛盾，无利害关系时，以不在现场，不知案件或只知道无是轻重的细节，对案件定性起决定性作用的环节避而不谈。不如实作证表现在证人写案件当事人有自家人或其他亲朋关系时，夸大或缩小案件事实，故意为一方当事人说偏话，给法院查明案件事实设置障碍，以达到袒护一方当事人的目的。目前在民事诉讼中，为确保社会和谐，保持一方稳定 有如实作证，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证人，没有依法查处，不了了之，也从另一方面加剧了法院取证难的现象。
三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虽然规定审判人员和当事人可以对证人进行询问，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让证人进行对质，该规定的目的在于强化证人出庭作证，便于人民法院及时查明案件事实，但在农村基层法庭，在一审理庭中，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证人出庭佐证的现象并不普及，要求证人出庭佐证，严格按证据规则执行有难度，更多的当事人提交的证人证言，一方面内容过于简单，不符合规范的格式，二是不能反映案件的全，证人往往按照一方当事人的要求书写证言材料，其他内容不写或少写。三是法院为了公正、及时、高效审理案件，还需要对证人材料进行质核和筛选，从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增大了诉讼成本。目前证人出庭有两大，一是证人说实话怕得罪人，怕遭打未板，不愿出庭作证，二是证人出庭作证缺乏必要的补偿机制，证人出庭的差旅费、误工费、伙食费没有一套补偿机制保障，妨碍作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
四、目前在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出现了农民工群体，他们在外打工虽然苦些、累些、干活的危险性程度大些，但实际收入远高于在家种田的收入。农村青壮年劳动一旦因损害性赔偿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运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在处理涉及死亡赔偿残疾赔偿金时，依据受害人户口的不同划分为两个不同的标准。城镇户口的受害人因同一伤害事故得到的赔偿款往往几倍于农村户口的受害人，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
五、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证据取舍难。如某一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中，原告及其丈夫杨某、二女儿杨红在自家稻场杨麦子时，发现有实行的鸡子在稻中，就撵打鸡子，被告及后制止，为此双方发生争吵，继而发生厮打，其中原告参与了厮打，后因村民将他们劝开，随后原告认为受伤了，便打120，到罗山中医院就诊，诊断为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脑外伤综合症。该伤鉴定为轻微伤。原告受伤后，一纸诉状指控被告李某将其致伤，要求将赔偿相关费用3000元，被告辩称，原告一家不讲道理，对我又打又骂，经村民劝架才得以脱身，我是受害者，没有打原告，不同意赔偿。法院审理认为，原告在双方厮打前没有与他人发生冲突，被告提供的证人证言虽然没有人证实被告殴打了原告，并不排除在发生厮打时与原告有过身体接触，推定原告伤情是与被告发生厮打时所致，因而判决被告接过错原则承担民事责任。判决后，本案引起多方关注。焦点就是法院判决时证据的取舍另认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本案是原告另多被告一人发生厮打，原告受伤后仅凭身体有伤而无其证据不能认定该伤系被告所为，可以判决驳回原告的起诉请求。
针对上述问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力解决。
1、进一步开展普法教育。普法教育的难点和重点应放在农村，增强农民的法制观念，提高农民依法办事的能力是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有利于改善法院的执法环境，特别是对青少年，学校应该加强法制
第五篇：谈校园伤害事故中的学校责任
谈校园伤害事故中的学校责任
一、归责原则
在侵权行为法中，归责是：“指行为人因其行为和物件致他人损害的事实发生之后，应依何种根据使其负责。此种根据体现了法律的价值判断，即法律应以行为人的过错还是以已发生的损害结果为价值判断标准，抑或以公平考虑作为价值判断标准，而使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简言之，归责原则就是将损害归于侵权人的根本规则。我国现行的有关侵权理论在侵权归责时一般适用三种侵权责任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
“过错责任原则以过错作为判断标准，将过错作为构成损害赔偿责任的最终的、决定的要件，亦即要求在确定侵权行为人的责任时，要以侵权人主观上的过错作为侵权责任的必备的构成要件之一，侵权人无过错则不承担赔偿责任。
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以已经发生的损害结果为价值判断标准，无论行为人有无过错，只要其与该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就要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公平责任原则是指在加害人和受害人都没有过错，但是损害已经发生的情形下，以公平作为价值判断标准，由几方当事人按照公平原则分担损失的归责原则。对无过错责任的适用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只有在《民法通则》第121条至127条和第133条列举的8种特殊侵权行为中才适用。因此，校园伤害案件不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此外，在审理校园伤害案件中，有为数不少的判决援引了《民法通则》第132条的规定，即“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这个规定体现出的就是公平原则。公平责任原则是现代社会在分配损害风险方面的一个原则，这一原则常常将与具体侵权事实无关的一方或者几方在大家都没有过错的情况下由法官裁量决定承担责任的方式和比例。这是社会对突遭不幸的贫弱者在立法上予以救济的方式。但是，深入一步思考，就会发现公平责任原则要求当事人在任何一方都没有过错的情形下依然要分担民事责任，实际上给当事人造成了新的不公平，构成了对当事人权利的新的侵犯。学校本是一个公益性的社会组织，如果照此原则赔偿下去，将会最终损害学校乃至教师、学生的正当利益，使本已捉襟见肘的、有限的教育经费不能用于正常的教学活动，最终不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
综上，伤害案件中学校责任的归责原则既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也不应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实践中，在判定学校责任时，大多数判决适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这是正确的。因为，未成年学生在学校受到的人身伤害，属一般的侵权行为，承担一般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责任的前提是责任主体有过错。具体到伤害案件中，学校有过错是其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即在伤害案件发生时，学校有过错就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如果学校自身行为没有过错，则也没有赔偿一说。
二、过错归资原则的适用
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决定了必须以主观过错作为学校责任构成的最终要件，学校责任中的过错是指作为加害人 的学校在实施教育管理活动时，没有达到法定的保障学生人身安全的注意义务，具有可归责的心理状态。即学校只.有在主观上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民事责任；如果学校无过错，而损害完全由受害学生本身的过错或第三人的过错所致，或者是受害学生和第三人的共同过错所致，或者是因由意外事故所致，学校可免除责任。这一原则的确认，有利于扭转当前在司法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只要出现学生伤害事故，就认为是学校存在“某种过错”所致的做法，使学校责任从被泛化的现实回到正确的法律轨道上。这也是说，学校存在违法行为，学生出现人身损害事实，学校违法行为与学校人身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都不是确定学校是否承担责任的最终依据。如学校无过错，则虽具备上述三要件，仍不负民事责任。正如著名法学家耶林所论述的：“使人负损害赔偿的，不是因为有损害，而是因为有过失，其道理就如同化学之上的原则，使蜡烛燃烧的，不是光，而是氧，一般的浅显明白。”闭在事故的发生过程中，如果学校没有任何过错，可不承担责任。而且学校可以下列任何一种情形作为抗辩事由，免除自己的责任：①因不可抗力发生的事故。这些事故的发生是校方无法预见，也无法避免的，如因自然灾害导致校舍倒塌造成学生伤害；②学校和有关教育人员按照校纪校规处理违纪学生造成学生伤害，如学校因处理考试作弊的学生，学生因此而自杀；③在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事故原因纯系学校以外的其它因素，并且学校组织措施得力，有关教育人员尽到了教育管理责任；④校外人员私自闯人学校寻衅滋事，扰乱教学秩序，学校及时制止或采取其他措施仍有学生受到损害的；⑤学生体质特殊或疾病复发，学校事先未接到家长通知的。
三、校园伤害事故的处理及法律依据
（一）学校责任的具体情形
司法实践对这一问题的多数观点认为，按事故发生时间不同，可分为三类：“学生上课期间受到伤害的事故，学生在课间休息受到损害的事故，学生在学校组织的课外活动中发生的损害事故。
1.学生在上课期间受损害的处理。学生违反学校管理制度，不听从教师的管理，故意或过失造成他人损害的，加害人的监护人应承担主要责任。学校因管理教育不力，亦应承担次要责任。如系教师的失职行为，则学校应承担主要责任，加害人的监护人承担次要责任。学生不是故意和过失而造成他人损害的，如学校有过错，则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如学校无过错，则人的损失按公平责任原则由加害人的监护人与受害人的监护人分担。如受害人有故意和过失行为，受害人的监护人应按受害人的行为性质承担全部、主要或次要责任。
2.学生在课间休息时受损害的处理。学生违反学校管理制度，故意和过失致人损害的，加害人的监护人应负主要责任，学校亦因加害人的行为承担管理教育不力的责任。学生非故意和非过失行为致人损害的，由加害人的监护人和受害人的监护人按公平责任原则分担受害人的损失。如受害人有过错，由受害人的监护人按受害人的行为性质承担全部、主要或次要责任。
3.学校在组织学生参加集会、文化娱乐、社会实践等集体活动中受损害的处理。如生在这些集体活动中受到损害是由外部原因造成的，那么外来原因的制造者有过错，则从外来原因的制造者的过错、学校的过错、受害人的过错等三个方面综合考虑，谁的过错责任大，谁承担主要责任。如外来原因的制造者无过错，则从学校的过错程度、受害人的过错程度等二个方面综合考虑谁的过错责任大，谁承担主要责任。学生受损害非他人的因素造成的，如学校无过错，学校不应承担责任，其损失由受害人的监护人自己承担。
（二）审理校园伤害事故的法律依据
人民法院审理校园伤害赔偿案件中，主要的法律依据有（1）《民法通则》及有关司法解释；（2）《教育法》及相关法规、规章；（3）《未成年人保护法》、《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中规定的学校等教育机构负有对未成年学生教育、管理、保护的义务，是确定其职责范围的基本依据。而校园伤害事故属民事侵权行为，对于校园伤害事故的认定原则和赔偿范围，则需要依据《民法通则》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确定。
总之，在审理具体的校园伤害事故案件时，在不违背国家法律原则和精神的前提下，“可以考虑酌情参照《办法》的相关条款，但主要还是要依据《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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