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三人祖父杨度一生怀着满腔爱国热忱

第一篇：先三人祖父杨度一生怀着满腔爱国热忱

杨

度

先祖父杨度一生怀着满腔爱国热忱，不断探寻救国救民道路。他青年时代写出《湖南少年歌》，放言“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这首诗歌发表于1903年，时当清末八国联军侵华之后。它的广为流传，激发了青年的爱国热情和敢于反抗列强的牺牲精神。

杨度奋斗了一生，在临终的1931年留下自挽联: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 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直到人生最后一刻，他所想的仍是医民救国。

杨度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但走过的道路却十分曲折崎岖。他的命运，可谓“恶名传天下，好事不出门”。他在清朝廷里以精通君主立宪著名，主张召开国会实现君主立宪以救国。在封建王朝退位后仍然坚持君主立宪，并组建“筹安会”任理事长，鼓吹拥护袁世凯做皇帝以求实现君主立宪，因此受到全国舆论的谴责，留下恶名。袁死后，他被黎元洪政府通缉为帝制祸首，其家属亦被视为帝制余孽。杨度成为逆潮流的反动人物，受到历史的冷落。此后他的思想起了显著变化，活动大异于前，但已不再为人们注意。至于杨度晚年加入共产党，因是秘密党员，知道的人极少。解放后，又因地下工作联络他的潘汉年被捕入狱，对他稍知者，亦不便提及他为革命所做的贡献。直到他死后44年的1975年冬，周恩来病重时通知《辞海》编辑部，说杨度是共产党员，是我领导的，这样他为进步事业献身的晚节方才大白于天下。杨度一生的政治活动、学术思想以及历史评价开始引人注意。著述杨度生平和研究杨度君主立宪思想的文章、书籍陆续问世。

最早出版介绍杨度生平的是1979年何汉文、杜迈之编著的《杨度传》，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用简练的文字（全书92，000字），对杨度的生平事迹作了比较完整的叙述，并对其政治活动和思想发展做了评论。当时在“文革”结束不久，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改革开放才开始，人们的思想尚处在解放束缚的初期，对一个复杂的政治人物，写出此书实属不易。可惜该书印数不多，又未再版，以致我的一些亲友没能买到。

时过7年，1986年杨度的长女杨云慧写出了《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回忆我的父亲杨度》，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从家庭生活的侧面叙述了杨度的往事，丰富了人们对杨度的了解。

同在1986年，刘晴波主编的《杨度集》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收集整理了杨度一生现存的文章、函电、诗联等。对于深入了解和研究杨度提供了可靠的根据。

2001年由杨念群整理、北京市档案馆负责编印的《杨度日记》（1896—1900）出版，它详细记述了杨度早期的学业和思想，是研究杨度留日前21岁到26岁青年时期的主要依据。

除了传记和资料性的书籍，研究杨度的论文还有多篇发表，例如蔡礼强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杨度》，傅国涌的《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等，都对杨度的思想和行为做了深入的分析研究。

在文学艺术创作方面，以杨度生平事迹为背景写成历史小说的，有田遨1984年在上海《解放日报》以连载方式发表的《杨度外传》，后来发行了单行本。1995年唐浩明先生所著《旷代逸才》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曾获中国图书奖、国家优秀长篇小说奖等；此书后来改名为《杨度》，由不同出版社出版并再版。发行量很大，且有繁体直排印刷本在台湾出版发行。

可喜的是，湖南何歌劲先生今年写出了《湘潭历史文化名人·杨度》一书，即将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30年来，继《杨度传》出版之后，又一本全面叙述和评论杨度的传记。特别是因为《杨度传》没有再版，多年找不到叙述杨度一生史实的书籍，有这样一本文字流畅、史料丰富、考证严格的普及读物问世，真是对杨度关心和有兴趣的读者的福音。

在《杨度传》出版之后30年间，有了《杨度集》、《杨度日记》、族谱等地方文献和报章新提供的大量可靠的资料，故《湘潭历史文化名人·杨度》对于杨度一生，尤其是青年时期和中年时期的经历和思想发展均较《杨度传》有更详细更深入的描述。

由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文化思想的进步，《湘潭历史文化名人·杨度》作者能以科学的历史观对历史背景和人物表现进行评论。例如杨度在1905年担任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时，对“取缔规则”风潮的处理，没有迎合占优势的激进派的全体罢课回国的主张，采取暂时回避等待群众情绪冷静下来。作者客观地叙述了事件的过程，从事件的结果可见杨度对“取缔规则”使用外交的处理手法，没有支持激进派的主张，是符合现实也是保护留学生利益的。又如在“筑路**”中杨度主张“官商合办”粤汉铁路，以解决资金来源，却受到湖南绅商“拒借派”的极力反对，甚至追杀几乎丧命。杨度坚持自己的主张说，“然当度未信之日，则虽即死，不敢苟同不正确之舆论”。以前在《杨度传》中认为这是“不识时务的言行，使他的声誉在湖南人中一落千丈”。作者在此书中反映了历史实践结果，最终是资金极为短缺未能建成。杨度坚持正确主张正是负责的表现。

过去的一些历史书中，常认为一种主张如果不是支持暴力革命的，就是修正主义的改良主义，把改革和革命对立起来。历史经验证明改革在一定条件下与革命同样是能够推动社会前进的。作者在书中没有一般性地批判改良主义，而是客观地叙述和分析社会发展和人物在其中的作用，符合辩证唯物历史观的思维方法。

杨度当年的文章、函电、诗联是用文言体写成的，其中典故尤多。作者对典故的出处和含义做出说明，给中等水平的读者带来很大方便。

近年来在国内虽有前述的一些关于杨度的书出版，却因30年来没有全面介绍杨度的传记书，海外华人对杨度的了解仍停留在数十年前。乃致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播出后，有影评认为杨度是“负面人物”，写成爱国者是把历史人物搞错了。此书的出版一定会使读者，尤其是海外华人对杨度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杨友龙

2008年12月31日

（作者是杨度长孙，旅美华侨）一

一个人、一本书、一句话，照亮一代历史，也影响千秋后人。

文化名人、文化典籍是一个地方、一座城市文化积淀的集中代表，是其可持续发展的最宝贵的资源。2003年，我们编辑出版了《湘潭历史文化丛书》，展示了湘潭历史发展的全景，今天，我们又着手编辑“湘潭历史文化名人”专辑，转而端详一个个先贤个体，整理梳理，目的就是要建立湘潭的文化地标，展示一批让世人景仰的文化偶像，从中我们不仅可以承续地域文脉，淘沥支撑跨越发展的勇气、智慧和担当，也为外界品读湘潭这座神韵之城、魅力之城拉开一扇窗，变历史文化资源为现实的文化力、亲和力，最终托寄起“文化名城，旅游圣地”经济发展、人文复兴的光荣和梦想。二

历史文化名城和魅力城市的桂冠，不能不触及湘潭人的伤痛。凡历史文化名城总有不同于一般城市值得“品”和“看”的本钱。看的自然是先人的物质遗产，如山水园林、历史街区、古典建筑、人文景点等等，而品的则主要是附丽在物件背后或典籍之中的思想和文化神韵。湘潭本不乏这样的本钱，而珍存、保留的却甚少。

两千多年前，当先人跋涉千山万水的脚步遽然在山邻衡岳，水接潇湘，江潭沉碧的涟、涓河谷停顿下来，这里便开始聚集起杂沓的脚步，矗立起绵延繁盛之城。筚路蓝缕，开启山林，湘江孕育城市的吸纳，江潭赋予城市的兼容，山岳铸就城市的坚忍，荒蛮瘴疠在幼年时代就融入先民的血胤，成为地域文化显著的禀性。从原始鸿荒，历楚秦至隋唐，千年时光，先人未曾停滞追赶的脚步，楚越文化的曼妙融汇中原文化的雄浑，湘潭、湘乡楚墓出土的漆木器、青铜器、铁器、玉石器，无一不见证并记录了先民初始的匠心和独具魅力的文化性格。到了唐宋，沟通南北的陆上商路和湘江漕运，终于让这一片南绝五岭、北阻洞庭的南楚贫国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成为人马辐辏、商旅杂沓，朝廷依畀的财富之乡。明清两代更是湘潭经济社会发展的巅峰，成为江南经济巨镇，湖南经济中心，享“小南京”、“金湘潭”美誉。沿延江湄，画阁重檐，崇楼栉比，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街，按管调弦于茶楼酒肆，湘潭的辉煌及独特风韵，矗立在江风中，矗立在江南人士群体的顾盼中，也藏在唐诗宋词中，藏在《三国演义》、《二度梅》等或经典或平俗的小说中，藏在像容闳等一批学人的日记文集中。岁月沧桑，这些弥漫着神韵的街巷，经历日寇烽火的劫难，百孔千疮，再经“文革”的动荡，城改拆迁，已如瑟瑟路歧的乞妇。湘潭商业巨镇的经典作品如江西会馆、岭南会馆，若不经老宿指点，如今遗址都难以寻觅。还略留明清遗韵、硕果仅存的只有城正街及窑湾一线及散落于僻巷的民居，依稀可供凭吊，倘不加控制，圮毁只在指顾之间。可喜的是市委、市政府确定了城市文化发展战略，正加大规划保护力度，寻找古代的文化元素与现代时尚合璧。三

一个城市真正美丽不在浮华的建筑、光怪陆离的灯影、五光十色的风情，而在于文化元素与现代气息的完美结合。名人文化是城市文化的精魄所在，一个城市因为有了名人的身影而气韵生动，伟大的城市总和一批卓越的名人相互辉映。

湘潭江形环抱，廓瞰丘山，渊含岳负，注定是佳丽地，人文乡。自宋代胡安国、胡宏定居碧泉，开千年湖湘学弦诵之场，这里就人文鼎盛，称潇湘洙泗。王闿运在光绪《湘潭县志》中自豪地说：（湘潭）科举甲于长沙，经学著于列县，六艺抗于九府。湘潭是曾国藩湘军集团的发祥地，在皑皑天山、在岛屿台湾、在牛庄营口，湖湘子弟勇烈真忠，惊天地、泣鬼神，延续至近现代，无论是维新变法、追求共和，抑或是反蒋革命，抗日烽火，缔造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湘潭始终是人气最旺的地区，涌现出毛泽东、彭德怀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也诞育了王闿运、齐白石等文坛、画苑泰山北斗级大师。湘潭近现代人才之众，功业之盛，举世不能与匹。作为一座文化之城，一座中国近现代历史无法绕过的神奇之城，太多的人追寻过它的奥秘，太多的人崇尚它无与伦比的魅力。四

因为湘潭人才群体巨大，整理这方面的文化遗产任务特别艰巨，只能分类分期推进。第一期我们选择了王闿运、杨度、齐白石、黎烈文、黎锦晖、曾国藩六位文化精英。作为普及读物，我们力求篇幅精小，文字晓畅，史料准确，谨严好读。是否实现了初衷，得由读者评说。

踏雪鸿泥，印成指爪，落花水面，留住文章。哲人已矣，哲人可怀。经过几年的努力，丛书第一卷终于杀青。仰望星空，当压倒郦道元《水经注》的湘潭山水，当“不信神州尚有神”的《圆明》孤愤，当驾苏轼《赤壁》而上的《秋醒》，当“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湖南少年》，当白石老人奇拙的水墨„„能流淌进你心臆，进而带你思接千年湖湘，是我们所想而不敢望的。倘若还能缝合读者对湘潭历史文化支离破碎的理解，让善于遗忘、又缺少归宿的时人放下尘世的杂念，聆听先人的教诲，反躬自省，继而奋身直起，续写城市发展的新篇；倘若在追溯卷主的文化渊源和历史背景方面，还能对保存城市精神的文化内核有所裨益，则更激动莫名。

编著者水平有限，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指正。目录

叙 „„„„„„„„„„„„„„„„„„„„„„„„杨友龙１

第一章 少把潇湘钓

（清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５—清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

一、出身世族

„„„„„„„„„„„„„„„„„„„„„„1

二、师从湘绮

„„„„„„„„„„„„„„„„„„„„„„7

三、治学之家

„„„„„„„„„„„„„„„„„„„„„„ １2

四、学友情深

„„„„„„„„„„„„„„„„„„„„„„ 18

五、赴京应试

„„„„„„„„„„„„„„„„„„„„„„ ２3

六、追求王佐

„„„„„„„„„„„„„„„„„„„„„„ 28

七、欲涉兵事

„„„„„„„„„„„„„„„„„„„„„„ ３5

八、湘绮造楼

„„„„„„„„„„„„„„„„„„„„„„ ４1

第二章 壮将瀛海游

（清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清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

一、首度游日

„„„„„„„„„„„„„„„„„„„„„„ ４5

二、特科**

„„„„„„„„„„„„„„„„„„„„„„ ５3

三、狂歌湖南

„„„„„„„„„„„„„„„„„„„„„„ 57

四、学界领袖

„„„„„„„„„„„„„„„„„„„„„„ ６2

五、结交孙黄

„„„„„„„„„„„„„„„„„„„„„„ 66

六、取缔风潮

„„„„„„„„„„„„„„„„„„„„„„ ７0

七、组党办刊

„„„„„„„„„„„„„„„„„„„„„„ ７5

八、金铁主义

„„„„„„„„„„„„„„„„„„„„„„ ８1

第三章 驱车涉名都

（清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清宣统三年１９１１）

一、奔丧归国 „„„„„„„„„„„„„„„„„„„„„„ 88

二、华昌公司 „„„„„„„„„„„„„„„„„„„„„„９2

三、就职促宪 „„„„„„„„„„„„„„„„„„„„„„１０0

四、筑路** „„„„„„„„„„„„„„„„„„„„„„１08

五、开明朝臣 „„„„„„„„„„„„„„„„„„„„„„１１4

六、清末岁月 „„„„„„„„„„„„„„„„„„„„„„１17

第四章 无事寻烦恼

（中华民国元年１９１２—中华民国五年１９１６）

一、变革之初 „„„„„„„„„„„„„„„„„„„„„„１２2

二、研究宪法 „„„„„„„„„„„„„„„„„„„„„„１27

三、代领史馆 „„„„„„„„„„„„„„„„„„„„„„１３1

四、君宪救国 „„„„„„„„„„„„„„„„„„„„„„１38

五、筹安保皇 „„„„„„„„„„„„„„„„„„„„„„１４2

六、责骂声中 „„„„„„„„„„„„„„„„„„„„„„１49

七、短命王朝 „„„„„„„„„„„„„„„„„„„„„„１５5

第五章 颠沛愧师承

（中华民国五年１９１６—中华民国十五年１９２６）

一、帝制余孽 „„„„„„„„„„„„„„„„„„„„„„１58

二、师生之间 „„„„„„„„„„„„„„„„„„„„„„１６2

三、逋寓天津 „„„„„„„„„„„„„„„„„„„„„„１67

四、谢幕君宪 „„„„„„„„„„„„„„„„„„„„„„１７4

五、策士身影 „„„„„„„„„„„„„„„„„„„„„„１77

六、履行诺言 „„„„„„„„„„„„„„„„„„„„„„１８2

七、功败垂成 „„„„„„„„„„„„„„„„„„„„„„１87 第六章 即事已足欣

（中华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中华民国二十年１９３１）

一、佛门居士 „„„„„„„„„„„„„„„„„„„„„„１９3

二、江亭三叹 „„„„„„„„„„„„„„„„„„„„„„２０1

三、清客生涯 „„„„„„„„„„„„„„„„„„„„„„２０5

四、迟来晚盖 „„„„„„„„„„„„„„„„„„„„„„２１2

五、往事如烟 „„„„„„„„„„„„„„„„„„„„„„２19

主要参考书目

„„„„„„„„„„„„„„„„„„„„２28 跋

„„„„„„„„„„„„„„„„„„„„„„„„„„２29 后记 „„„„„„„„„„„„„„„„„„„„„„„„„２32 第一章

少把潇湘钓

（清同治十三年1875—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

一、出身世族

衡山与湘潭之间，有一个杨姓大家族，谱称“衡湘杨氏”。其始祖杨惟高，元至正二十六年（丙午1366）四月三十日申时生，明洪武初年由南京迁来南岳衡山后山，宣德九年（甲寅1434）八月二十五日未时没，终年69岁，葬衡山一都仰塘湾。六百多年来，子孙繁衍，分散居于两县。清雍正年间始在茅坪（今属湘潭县青山桥镇晓南村）创修宗祠，乾隆年间始修族谱。这里与湘乡交界，离晚清著名大臣曾国藩故居很近。曾氏早年求学应试，乃至后来兴团练，办湘军，就曾经往来于这一带。杨氏族人也多有投入湘军效力者。曾国藩于战事之中，因父死回乡守制，咸丰七年冬月还特地应杨氏之请为该族三修族谱作了一篇序言。其中说：

余少时应省试，道经兴乐江，市之中有亭，榜曰“杨家渡”。不半里许，曰“茅坪”，有祠巍然在望，佥曰“杨氏家庙”，井落环聚，墟墓郁葱，风景攸殊，知其后嗣必大也。自窃禄京师十余载，遇故乡计偕者语及，犹依依不能忘焉。咸丰三年，余奉命督治团防，驻衡州者数月。回忆向时游历之处，宛然在目。

此族自十三代起始合族通立派名，以五言四句诗开列：

景代隆清叙，家承孝友传。敦诗兼学礼，裕后益光前。

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杨度就出生在这个家族，属荣公房。杨度的第八代祖杨荣峰明末由衡迁湘潭县十五都，因此他被尊为房祖，称为荣公。荣公去世后仍归葬衡阳，但从其子也就是第九代祖杨祥宇起即葬于湘潭。后来，杨度的伯父杨瑞生兄弟出捐湘潭十五都九甲毛家嘴（今属龙口乡长寿村先锋组）屋宇基地，在这里建起了荣公祠。

到第十七代，出了个杨叙礼，官名桂芳，字礼堂。他于清道光元年（辛巳1821）十二月初十日丑时生，湘潭县学武生出身，参加湘军，跟随曾国荃，由军功擢花翎守备衔尽先补用千总，咸丰八年（1858）十月初十日在安徽舒城县与太平军作殊死战的三河镇之役中阵亡，光绪三年九月上奏，蒙恩经准，照守备例从优议恤，并奉部议从优照都司例给恤银二百五十两。后来又以子玉书衔诰赠建威将军。他就是杨度的祖父。

杨礼堂葬湘潭县原十三都六甲流霞冲象形山，今属株洲市天元区群丰镇栗山村新立组。湘潭晚清著名儒学宗师王闿运，为杨瑞生墓志铭撰文，安化黄自元书丹，碑额称杨为“皇清诰赠建威将军、追赠都司衔、故守备衔千总”。此墓志铭为《湘绮楼诗文集》所未收，我得之于杨瑞生之独子杨敞的后人。杨礼堂墓志铭之文曰：

君讳桂芳，字礼堂，湘潭人也。杨氏著姓，宦学相承，备于谱志。父讳河青，皇赠建威将军。君少负畸略，不乐章句，以骑射刀石冠等补县学武生。咸丰初，有诏团练，县中募军儿戏，君意疑焉。闻湘乡团练整肃，裹粮私访。于是练总则罗忠节、王壮武诸人也。既而湘勇出征，罗为名帅，君从转战，克三十余城。时义师初起，先功后爵，武昌先登，仅拔外委。寻从李忠武攻九江，充哨长，始建奇荣。攻寇小池口城，拔之，擢把总，奏赏蓝翎。克九江府城，迁千总，加守备衔。李公援庐，精选部曲，自非百战骁果，不以自随。君先以假归，承命留侍，军中荣之，君独忧之。已而推锋直前，我□寇惧，未及合肥，中军大败，所谓三河之战也。李公死绥，君遂并命，年三十有八。天子悲壮是役，恤加三等，赠都司衔，世袭云骑尉，从祀四省昭忠祠。恩例优隆，乡里哀敬。然殽尸不封，忠骨不还。八年十二月辛未，始奉衣冠，招魂葬于象形山之原。

杨礼堂配本籍何氏，生有四男二女，长子麟家、次子儒家、三子世家、四子纹家；长女嫁给了同县籍曾任湖北提督、直隶提督，死后赐谥武壮的将军郭松林，次女则早殇。

王闿运撰光绪刊《湘潭县志》有《杨桂芳传》，其中关于三河之役殉节事有这样的记述：

桂芳久从征，咸丰八年当援庐州，辞不行。续宾讶之曰：“岂以吾赏薄耶？”桂芳曰：“身本儒家，感公忠勇，且蒙恩至五品，安敢多望。公悬军深入，士皆自奋，勇气百倍，诚不须驽怯者。”欲以讽谏续宾，续宾不悟，固强之从。及败三河，桂芳守中营。续宾突阵战死，中营守三日夜，饮食、铅弹俱尽，然后死之。

这里要好好说一下杨麟家。他就是杨度的伯父。这是一个于杨度家族，特别是于杨度一生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的人物。

据《衡湘杨氏六修族谱》记载，杨麟家，官名玉书，字瑞生，一字俊德，行三，清道光二十三年（癸卯1843）正月十三日生。同治元年（1862）投效淮军，与太平军、捻军作战，先后因克复江阴、宜兴、荆溪、溧阳、常州、江阴、无锡、金匮、苏州、平湖、乍浦、海盐、漳州、漳浦、云霄、诏安各城军功，历任都司、游击，同治三年九月即赏加副将衔。同治四年五月二十六日被赏给壮勇巴图鲁勇号，八月管带松字左营，九月十九日着以参将尽先补用。后来奉钦差大臣、两江爵阁督部堂曾国藩调至徐州，游击皖、豫、东等省捻军。同治五年五月三十日在商河接战时，右膀受伤。七月又由湖北巡抚部院曾国荃调至湖北，委带玉字营剿捻。同治六年调山东剿捻,获寿光大捷。八月初九以副将补用并加总兵衔，赏给正二品封典。同治八年七月初十日，内阁奉上谕，着遇有总兵缺出尽先题奏并赏加提督衔，管带武毅后军右营。同治八年十二月，借补用湖北提标左营游击员缺；四月初二日上谕，赏给正一品封典。后来奉调移屯山东德州，管带开武毅副中营一营随军回鄂。光绪初年在湖北襄阳、樊城驻扎巡防。光绪六年拔队前往直隶，发往山海关扼守，督率武毅副中、老右及古北口练军各营。光绪十五年十一月直隶提督因病出缺，奉命护理直隶全省提督篆务，旋奉委统领提标军前、右、后三营并统领武毅副中、老前两营。光绪十七年八月到京，受光绪皇帝两次召见，十月十二日接印河南归德镇总兵。光绪二十一年三月调署南阳镇总兵，奉朱批交卸归德镇总兵篆务，于五月二十五日到任。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奉上谕，调补直隶正定镇总兵员缺，六月十五日交卸，束装北上。七月二十四日接统直隶左翼练军马步八营，筹办热河防务，八月初三日驰抵朝阳防所。后来又先后调任贵州镇远镇总兵、云南鹤丽镇总兵，但均未到任，仍留统领练军驻热河巡防。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十五日奉朱批，赏给头品顶戴，御赐用宝、寿字白玉如意、袍挂料、帽缨。后来又先后以剿平建南大股贼匪，拿获巨盗张凤翔，援剿奉天、武彰各股贼匪有功，从优议叙。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日丑时在朝阳防次病故，奉旨附祀李鸿章专祠。

杨礼堂、杨瑞生父子可说是衡湘杨家赫赫有名的人物。如果说，杨礼堂出师未捷身先死，给杨家带来的多属哀荣，杨瑞生则一步步走上了权力的较高层，给杨家尤其是其至亲带来了诸多实惠。杨瑞生是一个极重乡情与家族亲情的人。在他这一代人中，他的地位最高，尤其是他的兄弟们或早逝或农桑，于是这个大家族很早便得到了他巨大的荫庇。

说起杨瑞生，值得一提的是王士珍冒名顶替的故事。杨瑞生任清朝朝阳镇总兵时，麾下有一名马弁，虽姓王，但不名士珍。杨瑞生将其提携奖拔，以代告假还湘的守备“王士珍”，推荐进了聂士成武卫新军，遂改此名。后来他飞黄腾达，竟然在民国冯国璋任总统时期当上了国务总理兼参谋总长，被誉为民国著名的“北洋三杰”“龙虎狗”之“龙”。关于这其中的传奇，民国陶菊隐所撰《政海轶闻》“王士珍”条可以参阅。

杨礼堂第三子杨世家，便是杨度的父亲。他官名宗彝，字懿生，一字振声，排行第五。谱载他生于清咸丰二年（壬子1852）五月二十六日，为同知衔江苏候补知县，光绪十年（甲申1884）奉两江总督曾国藩调令到南京，八月十七日戌时殁，归葬湘潭十二都四甲赋江冲出水左侧（今属易俗河镇）。以往的资料只说杨懿生在家务农，兼作吹鼓手，这也许是他从军前的经历。李洞庭先生曾为杨懿生的二儿子杨钧作墓志铭，其中提到杨懿生“具文武才，居曾文正幕有盛名”。杨度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初八日日记记载：“午后，检点先大夫书画，有为曾忠襄书团扇一柄，仲旸乞赠，情难重与也。”于此可见，杨懿生确实是一位有根底的书画家。

关于杨懿生的生平，他的孙女儿，也就是杨度的长女杨云慧后来在《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一书中，有这样的文字记述：

杨懿生天分很高，笔底功夫也比几个哥哥强，能写文章，也能画几笔仕女。可惜他身体羸弱，经不起劳累。他平日喜欢饮酒吟诗。因为家境贫寒，无法谋生，一切都靠他哥哥帮助。伯祖父杨瑞生设法为我的祖父捐了个候补县官。这是个只拿薪俸不办事的官职，所以做起来很省力。后来，伯祖父又将我的祖父介绍到曾国荃的手下，当了一阵子文书。但是，我祖父身体羸弱，且嗜酒，后因饮酒过多而吐血，抱病返乡，不久就一病去世。

光绪刊《湘潭县志·郭缙修传》内附有杨宗彝传，说的就是杨度的父亲，其文为：

（郭）松林妻弟杨宗彝，亦画竹，效苏轼。以知县分江苏时，出司榷局，僚友饯，稠叠七日夜，酒未尝醒，遂暴卒。

榷局是清代负责税收征管的机构,杨懿生以候补知县衔出任江苏一个地方的小小税务官，因为同僚们请酒席，暴饮酒醉而死，去世时只有33岁。早年所修族谱称其为“归葬”，则显然是死在外而不是死在家，这有相当的可信度，因而杨云慧说他抱病返乡恐怕不确。

杨家兄弟中的老二杨儒家几乎也有着同样的经历。谱载他诰授武显将军，以军功擢花翎游击，两湖尽先补用，加副将衔。清道光二十八年（戊申1848）十一月二十八日申时生，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在广东因公积劳成疾，于九月二十三日亥时殁，归葬湘潭，时年39岁。

老四杨纹家，谱称咸丰四年（甲寅1854）九月初十生，光绪元年（乙亥1875）十一月二十七日殁。他死时21岁，是如何死的不见记载。

这一家族到杨瑞生在直隶为官时，也就是光绪十五年前后，第二代男人就只剩下杨瑞生了；第三代，除了杨懿生的两个儿子杨度与杨钧，其他兄弟三人各只有一子。后来，大概是20世纪初叶，杨瑞生逝世前，他掏自己的积蓄为五个子侄在湘潭城板石巷购地建造了并排一溜石库门院宅，一人一套。

《衡湘杨氏六修族谱》这样记载着杨度：

世家长子：承嘏，官名度，榜名承禶，字皙子，一字锡吾，行二。清光绪甲午科举人、候补四品京堂、内阁统记局局长、宪政编查馆参议、学部副大臣、勋四位、参政院参政、汉口商场督办、包宁铁路督办。清同治十三年甲戌十二月初三日亥时生，民国二十年辛未阴历八月初六日巳时殁，葬上海江湾上海公墓。子五女三。

依据这个记载，我们知道，杨度系1875年元月10日出生于湘潭县姜畬石塘。由族谱资料，我们也可准确推知，杨度到他父亲去世时，尚不足10岁，到他伯父为其在湘潭城治房产时也不过二十来岁。

杨度还有一个弟弟杨钧，派名承冕，官名政，字仲吾，又字重子，号得子，又号怕翁，排行第三，光绪七年（辛巳1881）七月初九日生，比杨度小6岁。两兄弟之间还有一个姐妹，名叫杨庄，又名静英，字少姬，又作叔姬、淑姬，后来成了湘潭著名的女才子。

关于杨度兄妹早期的生活，杨云慧有过这样的叙述：

几个孩子正当受教育的年龄，伯祖父就用高薪从别的地方聘请有学问的老师来姜畬石塘，开办私塾学堂，教导侄儿们。那时，伯祖父自己还没有儿女。在这个私塾里念书的孩子，有我父亲和他弟妹三人，还有别房的堂族兄弟们的子女，共有十几个人。

在姜畬石塘所设的私塾里，有好几位老师，分别教授诗文辞赋、四书五经。这时我父亲的文才已经初露头角。父亲的记忆力很强，凡是看过一遍的文字，常能背诵下来，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因此，伯父杨瑞生对我父亲总是另眼相看，对他的期望也更加殷切。

杨瑞生当时年收租谷三百担，却用一百担聘请塾师教子侄。后来王闿运曾有挽联说他“破产延师终有报”。他军职在外，对杨度的关心与教育却未曾稍减。他总是要杨度将自己的诗文新作寄过来，他再请人审阅，作出批改，然后再寄回杨度。

杨瑞生光绪十七年（1891）十月由代理直隶提督调任河南归德镇总兵之后，便将十来岁的承禶三兄妹接到府中。在这里承禶改名为度，字皙子。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月杨瑞生调署南阳镇总兵，大概因为这个原因，杨度和弟妹在伯父处学习了三年之后，这年秋季便回到了湘潭。

关于这段学习生活，杨敞后来曾在其为从姊杨庄《湘潭杨叔姬诗文词》集所作跋文中说：

光绪中叶，先将军驻节归德，诸从兄弟姊妹自湘来省，居署中，独皙子先兄与叔姬姊潜心典籍，手不释卷。余方束发就傅，每日课毕，姊辄为讲三国时故事，且述且论，听之忘倦，于是年余，遂能自读。厥后兄姊南归，中历数载。庚子秋，余避拳乱，奉母还湘，始从皙兄学经义辞章，凡作诗文经解，更求湘师批点指导。

二、师从湘绮

我们现在可以见到的杨度初早的诗文，是《酬邓先生辅纶客汴返宁途中留别一首》，作于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时年18岁。这正是他在伯父处求学时之作，副题就记作“家伯命作”，完全可以反映出他当时的学识与见识。兹录数韵：

朝出大梁城，蔼蔼春烟浮。夷门杂轩盖，薄言送远游。群公尽出祖，黯然生离愁。夹路舒杨荑，芳郊翩夫不。湖外旧才子，观者都人稠。酒酣道身世，慨怆生寒飕。弱冠弄毫素，文思穷悠悠。湘潭王氏子，齐名骋南州。

文中的“祖”字，意义为“饯行送别”。《世说新语·方正》里说“杜预之荆州，顿七里桥，朝士悉祖”，意思是说，杜预将军往荆州去，扎在七里桥，朝廷的官员都到这里来送别他。“夫不”，是一种鸟，即“鳺鴀”，亦即一种“鵻”鸟。这里“不”读音同“否”，完全押韵。《诗经·小雅》里就有诗句“翩翩者鵻”。可以看出来，《诗经》与汉魏古风对杨度的文学才能有着很深的影响。杨瑞生后来把这首诗拿给了很有名望的徐濙老先生看过，徐老在诗后批上：“慷爽激越，风格近苏，拜服拜服！”

这里提到的湘潭王氏子，就是杨度的老师，久负盛名的大才子湘绮先生王闿运。

王闿运与杨瑞生素有往来，大概是因了这种关系，杨度自小便拜在了他的门下。这些我们今天还可在两人的日记中找到凭据。例如，王闿运光绪十四年戊子七月十七日日记记载“为杨生改文数篇”，这时杨度不过13岁。

而杨度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农历十一月三十日在王闿运湘潭云湖桥湘绮楼所作日记记载：

萧氏子来，学诗者也。忽忆十三、四时，初宿于此。王师许为神童，尽出诗文示之。今十年矣，而修名不立。天下事又不可为，正不知辍耕之事，当在何年？与王师言十年以后世变，壮心益厉。王师言正飏未能安贫，而余有近名之心，又非隐居求志之所宜也。

有趣的是，杨度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初二到老师家拜年，这一天，他平生第一次翻阅了湘绮楼日记，并有了这样的发现：

二日 起。待雨息，舁至山塘。大风泥泞，遂留不返。观湘绮前十年日记，谓余年十四时诗文，非其幼时可及。又以比曾重伯。重伯，师常以为仙童也。夜与师谈其少年事，固必非余所及矣。论少姬下笔，比余矜慎。诗文固未可任意为之，宁为明七子，不为苏、黄也。论文竟夕，憬然有所通解。夜与师同榻卧，可与蔡邕倒屣同为美谈。

杨度与老师同榻而卧，畅谈诗文，师生情洽。特别是看到了十年前湘绮师的日记就对他有了很高的评价。而杨度正式走入师门，还是他从归德回乡之后。王闿运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九月初七日日记记载：

晴，霜降。作诗传示未毕，杨毅生长子承禶来，未几见兮，已举顺天乡试矣。天真未漓，留谈半日。留宿，云不可，昏暮径去。

近年新发现并整理出版的杨度1896—1900年的日记，第一次提起到老师云湖桥山居拜访，记载很简约：

光绪二十二年（1896）正月辛酉二十六日，阴。饭后，造王先生山居，重弟偕往。侍谈良久，闻其与张香涛制军书，有“当去兵去食之时，为筹饷筹兵之计”之语。

王闿运同一天的日记也有记载,不过记载重点有所不同：

杨锡子兄弟来。其弟，张生弟子，呈其《礼记传》，为批正十数处。其最得意者，不服闇为梁闇，不治事则不登高，即不即位，不登危又改为不成诡。王氏之学流弊如此。

而这一年的四月二十一日，应是杨度贴身从师王闿运的开始。先五天的十六日，杨度日记记载“午后，与季果涟市同舟”，赴衡州。二十一日日记记有：

阴，饭后，舟至衡州城外。稍停，即赴东洲，舟泊书院门下，运装甚便，斋房亦幽静。既见师，乃施陈床几。

王闿运同日日记亦记载：

阴，有雨颇凉。午睡初醒，闻人行声，懿儿陪杨皙子来，云功儿不至，俱愿居外斋，因移入让之。

据杨度日记统计，其中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至八月六日，十月十八日至十二月十五日是直接追随王师移学衡阳东洲船山书院。光绪二十三年二至四月间又往来于湘潭昭潭书院、山塘王氏山居以及长沙，继续追随王师。五月底至七月初复在东洲求学。这一年的下半年，杨度回到了姜畬家居，但每个月都有到王师处求教的记载。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十九日，杨度登舟北行，直到这一年的十一月十日才返回乡居。这个月的二十四日，杨度得到老师刚刚回到云湖桥山居的信息，第二天即去拜见。以后依然是频繁请益。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底至十二月间，又复到东洲与云湖桥追随王师。于此可见，杨度是王闿运手把手地教育出来的。他也不负老师栽培，成就为晚清闻名全国的大才子。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十二月，王闿运师携眷自东洲书院归省，杨度附舟同行，一路上尽是教学切磋。十日那一天，杨度日记就有他与老师讨论“九流有出世入世之异”并详论孔、颜的记载。十五日这一天，王闿运向杨度细讲了作文之法：

作文不欲甚通，难于简净，亦不得故意为简，以致伤气。贵辞不贵意，唐宋乃贵意多，意多则词难明白，纠缠顾忌。作文正不必太明白也。人所常言不必言，忌大开大合，则意复而长，疏密易难相间，详略之间，详人所略，略人所详，以形其暇。

杨度极为尊崇自己的老师王闿运，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二月一日他在长沙听到南学会开讲，并没有请王师到场，便发了这样一通议论：

今日南学会开讲，熊秉

三、邹沅帆之所作也。问其命意，亦未大谬。问其讲期，则月有四期，取其合于洋人礼拜，不禁失笑。讲学而无湘绮，知其儿戏矣，遂不往与。

从杨度日记的记载可以知道，杨度跟随王闿运，主要地是钻研经学、史学、诗学、文学、书学以及音韵、训诂等，其中尤以《春秋》经学与诗学、书学用力最勤。

据《杨度日记》，杨度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农历二月初到四月初，几乎每天都有抄《春秋》与读《春秋》的记载。四月初五日，他来到王先生山居，专门请教研《春秋》所遇到的问题。这年十一月十一日日记解释“吾道一以贯之”说：“前经致治，《春秋》拨乱。孔家之言，故曰吾道。文旨数千，在前在后，实则一例相贯，归于拨乱反正。”在杨度看来，《春秋》经学所包含的哲理，是用于在乱世来拨乱反正的。杨度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世道急剧变动的乱世，因此，他钻研《春秋》经，一开始就是为了入世应用的。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农历正月初七日日记反映，他明确地劝说这一时期最亲密的好友张正飏改治《礼》为治《春秋》：

与正飏立谈橘园，劝令改治《春秋》，以其精于礼，而礼必在百年平定之后。今之西人亦已富庶，以无礼教，势将日衰。欲抱此以用世，中夏不行，必于外域。宋人章甫，易致越惊。《春秋》则皆拨乱时务之要者也。内外夏夷，六国以后，始有此全球之局。天下日益趋乱，经术将明之势，与前之不明，亦势使然耳。正飏以为然。

这个月二十三日，杨度到长沙王闿运先生宅第，专访传康有为学说的梁启超（字卓如），并与之辩论如何看待《孟子》与《春秋》。杨度说：“《春秋》以治乱世，《孟子》以致太平。余谓孟子生当乱世而无拨乱之用，天下无日不有兵争，而曰‘五亩之宅’云云，乌足及之于正乎？”“论辩甚多，词气壮厉。卓如初犹肆辩，后乃遁词。然而其人年少才美，乃以《春秋》骗钱，可惜！可惜！”

还是这一年的闰三月二日，杨度日记载：

饭毕，夜已深，宿伯隅处。久谈皆不能合，余谓彼迂，彼谓余诞。然余谈《春秋》，彼谓不知，是必以圣人为宋儒，弊正在此矣。不知《春秋》则不知《通鉴》之非，故宋学易以愚人。求用于史而不于经，未有能知其大者也。伯隅有干材而无通识，已成生面，无可改移，而人咸信之。余第一言必招众谤，是亦郢中之歌也。

杨度更于四月四日日记记载，王湘绮师在李砥卿扇面上作书：“处世无经术，虽周公之材，不成一日之治。”十三日杨度又与李砥卿讲说经学说：“不通《春秋》，不知拨乱。”他主张“含垢忍辱，求媚诸夷。如此者三十年，则国中变法行之已久矣，民知有德，又能有勇，有战必克，不待言矣”。杨度光绪二十五年（1899）正月二十九日日记又提到行经学，例如去兵去食之类，其前提条件是“民信足食”，非其时不可行，否则便会陷入“言经术而不通，亦足偾事”。他还说，“相如虽有《上林》赋，不遇良时空自嗟”，这也是小事，“余固不欲以文人名天下”。他的志向在于拨乱而治天下。这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杨度更将自己的政治主张作了完整的表达：

时士动称西学，辄谓朝廷不行，余以为官制、兵制、学校在朝廷也。今之官制、学校自宜更张，亦不必西学也。兵制尤为时论所重，其实治国之末也。工商与农，要其自振，非上所能劝。立会则财聚而力大，西人良法，不妨效之。民不之信，亦非上所能强也。治国之道，足食去兵，处乱之经，万世不变。先自治而后治人，内其国而外诸夏。稍知《春秋》者，必不为康氏之言。四万万人可云庶矣，世有能言富教之术者，吾将从其后矣。

从这些论述可以知道，青年时期的杨度，头脑里装的全是变法之道，他希望行王道，教民富国，发愤图强。杨度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月始学英文，这个月十九日的日记里记载了他批评西学主“人人有自主之权之说”。他说“人人有自主权，则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兄不能使弟，夫不能使妇，朋友不相为，至于人人无自主之权矣”。他引证孔子行《孝经》，在于拨乱反正，是与《春秋》相表里。他“又论《春秋》唯一仁字，以先自治，而后治人”。

杨度经老师王闿运耳提面命，自负有扬雄班马之才，又具通经王佐之气，这些都从他的诗文之作中喷发出来。他有《暮春月夜自云湖骑马还涟西射堂作》，其中这样抒发他的胸臆：

林谷敛昏气，平原豁幽美。岚翠瞩有无，波光玩流止。青军弥远近，发兴凌山水。林开鸟自歌，石涌泉如吹。耳聆物外韵，心悟玄中旨。

三、治学之家

杨度的伯父杨瑞生在外为官，杨家这个大家庭主要就靠他。杨家的固定家产，杨家后人学习的经费支持，多来源于他。

自杨度的祖父杨礼堂以军职殉难，备受朝廷褒奖恩荣，而杨瑞生继起，杨家完全进入了上流社会。这是一个以武功彰显的家族，但就像他们追随着的曾文正公曾国藩那样，文与武几乎是同时地受到重视。这个家族的文武之道，有如一个人的两足一样，是交替并进，缺一不可的。他们追求的目标，一介武夫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武人，而是有勇有谋能文能武的大家。因而，这个家庭对自己的后代自小就进行着这种教育。也由于年龄的原因，他们往往是从文开始切入的。

现存《杨度日记》，开篇于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正月初一日，有着这样的记写：

阴。饭后誊去年末所撰《寄怀璧垣江南岁暮行》、《富贵篇》、《人寿篇》，为内人念母所撰《朔风苦》，并定新婚时所撰《新人赋》。读《八代诗选》。

要知道，这是农历的春节，他一整天都是在学习中度过的。随便打开这本日记，到处都是“读《国策》、《诗经》”、“读骈体文、八代诗”、“读杜诗”、“临颜帖三张”、“写大卷二开”、“观外舅所遗《绎山碑》”、“作寄家伯南阳书”、“钞《春秋》一页”、“读《史记》十一页”、“看《真西山集》”、“夜看《说文》”、“读《汉书·刑法志》”、“走笔为《醉歌行》”、“与重弟论札”、“仲旸来，纵谈对弈”、“赴郭葆生舍”、“入涟市张仲旸舍，刘力唐舍，又至陈梅叟舍”等等。学习之勤，用功之深，涉猎之博，交往之广，都令人叹服。

杨度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七月十九日日记：

近为重子定课读，拟颇力，母意甚喜。余则勤于字课。日中晒帖，暮为重子、仲嬴讲诗。大风，欲雨不雨。夜中起视，朗月照房，蟋蟀吟砌，颇有诗意。

这是一幅动人的乡间讲习图。白天紧张的学习结束了，夜间主人公还沉浸在那种沁人心脾的诗书画境中，蟋蟀鸣阶，明月窥窗，多么和谐的天籁!学习的主人除了杨度、杨钧兄弟，还有杨度的妻子黄仲嬴。

仲嬴，又作仲瀛，是她的字，名叫黄华，湘潭严冲彩（翠）霞湾人。杨度是从归德归来后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末与黄华成婚的。彩霞湾与古楼湾为上下大屋，均是黄氏居所。此支黄氏，由盐埠黄前祉传基巩（神所），基巩传肇馥（郁堂），肇馥生三子：长子润琛（彦廷）、次子润昌（少坤）、季子润珂（沛皆）。润珂，官名黄波，黄华即为其女。黄润琛受赠封中议大夫，墓今犹在古楼湾；黄润昌与黄波在光绪刊《湘潭县志》中均有传。

黄润昌，字少坤，年十六即开馆授徒，为文下笔立成，善草隶，日书万字。后投曾国荃军，隶曾国葆贞干营，积战功官至浙江道员、记名按察使，加布政使衔，赏勇号及银牌。以文士取军功，不乐出仕，告假归乡。为湖南巡抚刘昆、布政使李榕所召，领省城练军，总湖南营务。清同治八年（1869）以记名按察使官阶与道员邓子垣率万余湘军入黔，与苗军作战，为南路统领。1月初进抵贵州青溪；3月10日攻占镇远府、卫两城；4月9日攻占清江厅城。4月30日，黄润昌、荣维善、彭芝亮等部湘军攻占秉施县城，苗军向西撤退。5月1日、2日，由黄润昌、荣维善、邓子垣等率领的湘军1．8万余人占领苗军重要据点白洗寨（施秉南10余公里）和瓮谷陇（黄平东南20余公里）。5月3日，湘军以荣维善为前队，总兵张宜道为二队，总兵苏元春为三队，邓子垣为四队，黄润昌为后队，由瓮谷陇出发，沿山路鱼贯而行。苗军且战且走，退至黄飘，张秀盾、包大度率军万余人设伏于此。黄润昌为山炮击中头部，当场毙命。邓子垣企图救护，也被苗军用乱刀砍死。荣维善率亲兵200余人冲出包围圈，沿山东逃，又被苗军包围全歼。黄飘一战，苗军歼灭湘军万余人，湘军主力荣维善、黄润昌、邓子垣大部被歼，仅苏元春率数千残兵逃出重围。黄润昌赠巡抚衔，谥“忠壮”。湘潭人熟知的“远山翠挹南山南，新沽水汲碧泉碧”的古风诗《潭州行》就是黄润昌所作。

黄波，字沛皆。初佐其兄治军，不肯叙军功，以父兄输金助饷叙府同知。郭松林率军剿捻，黄波为其主粮运，留江苏，以知府、道员用。黄润昌援黔，黄波还湘总粮台。光绪八年，左宗棠督两江，调黄波总营务，不久署扬州知府。后为提学所劾，降级调用。旋随漕督治军福建，侦海口，赈澎湖，奏复原官，留闽补用，掌管浦城运盐局。黄波密捕焚劫县城的魁首周炳兰，后为其弟挟私仇闹事击伤致死，奉诏优恤。杨度与黄氏结婚时，黄波已逝世。杨度于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七月二十九日为岳父撰有《外舅黄中议君家传》。

杨度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十一月二十一日日记：

仲嬴请学七律。小格不足学也，然道无不在。授以玉溪律体百首，以其近齐梁，取建瓴之势。

玉溪，指玉溪生，这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号。不到半个月，杨度十二月四日记载：“仲嬴请学律体，为选玉溪诗百首与之，今日钞毕。”第二天，妻子要回娘家去，杨度特意写了两首律诗相赠，显然，除了传情，恐怕也是以一种特殊的教学方式让她迅速地进入学诗做诗的境界。这两首诗写得很美，这里谨录第一首：

更欲成离会亦愁，夜灯凉雨入朱楼。鸣机旧织伤遥夜，长铗初归叹晚秋。邛市倚楼沉醉久，章台拈笔翠颦收。从兹不羡鸳鸯鸟，日暮江寒比翼游。

这一年里，杨度正月十九日登舟北行，赴京应考，十一月十日才回到家。与妻子重栖不到一个月，此时又要离别，故杨度用生花之笔，写尽了这一年里缠绕着他的离情别意。京闱拈笔，远在湘山的离人也柳眉紧锁；考场榜发，失意人都市倚楼一醉方休。长铗归来，已是深秋。回到了湘中乡下，日暮江寒，但夫妻从此可以比翼，也不能不说是另一种有幸了。聚少离多，如今小别，也难怪杨度会为夜灯凉雨而倍增感触了。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正月初一，杨度记载：

风日清和，乡傩数过，颇有年景。仲嬴卧病，不能出贺。论诗，教以玉台体。即令撰《玉台诗约》一书以为日课，胜于无课也。

妻子有病，自己不能外出贺年，却得到了一个教妻以诗的机会。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学习的勤奋。其实，杨度自己也在受着母亲李氏的严格监督。杨度的母亲教子非常严格，不容杨度稍有松懈。光绪二十六年（1900），杨度已是26岁有家有室的人了，其母还对其施以苛责。这年七月八日日记记载：

数日炎暑辍课，母怒责，遂临帖二百字。母又怒责，以年将三十，迄无成立，闻之悲悚。修名不立，无以为子。日暮步游，出门里许，至溪桥边，山烟向暮，寒水待月，忽觉满目苍茫，欲作穷途之哭。人以我为旷达，不知直以眼泪洗面。士不得志，岂不悲哉！归来闭门向月孤吟，久不能寐。

九月初四日日记又记载：“晨起稍晏，母甚怒，泣谢乃解。”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不努力是不行的。我们熟悉古代“孟母三迁”的故事，今天看来，杨度的成才，与其母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杨度的弟弟杨钧，被他最好的朋友张仲旸收为入室弟子。杨钧得天独厚，他的哥哥与老师都是王闿运的得意弟子，而他本人也经常直接地受到王闿运的教育与点拨。杨度的日记中不时地记载着他们兄弟交谊之深与教学之笃。例如，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七月十九日日记说：

晴，酷热，夜不能寐，移榻出宿，设碧纱厨，与重弟卧其中，觉甚凉也。

而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三月十三日日记说“湘潭课题可作，令重弟为之”。第二天日记更记载：

重弟问课题《頖宫非泮宫》不知所本。盖以泮为鲁水，故谓泮水、泮林，明系鲁地是也。頖、泮一字，頖特后起，以此发问，可谓谬矣。余以为辟雍，在太学之外别为一字，周有而鲁无，泮宫周、鲁所有，诸侯所无，以为等差也。

在杨度的笔下，杨钧经常充满着孩子气，当时他确实还是一个十多岁的孩子。但在这个家庭的严格教育之下，杨钧后来成为了很有造诣的书画家、金石家、诗词家，与齐白石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著有《白心草堂诗集》四卷、《草堂之灵》八卷，他的许多书画作品流传了下来。

杨度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四月五日记载：

与重弟论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流丽超脱，置身其中，不复有烟火气，初唐最佳之作也。然梁元帝《春别应令》中《日暮徙倚》一首，诗仅四语，而绵邈超远，包含无际，若虚不能更生一意，但效其意境，衍成歌行而已；即后来绝句，亦无有流丽于萧作者。

而杨钧后来也写了一首古风诗《春江花月夜》，不过他写的是湘江，“湘江月夜水波连，春草萋萋含细烟。堤边柳树丝丝绿，岸上花枝片片妍„„”写得非常优美。

其实，提起这个家庭，还有一个非常值得一提的女性人物，那就是杨度的妹妹杨庄。杨庄，字少姬，很得王闿运赏识，在其力主之下，终于成为他第四子王文育（派名代懿，字季果）的妻子。

关于杨庄的多才多艺，杨度笔下时有涉及，例如，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四月十三日说“琵琶箫笛，谱以诗词，则少姬固已能之”。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二月二十六日说：“少姬作论，甚于二弟，亦文体异也。”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七月二十二日记载：“少姬作寿文成，文笔古雅，但疏条理，为稍改正。”同年六月十五日更记载：

晴。少姬归，日正午也。问所因，则出游。奇哉！游乎？假得湘绮楼《三国志》校本校毕。少姬论汉末以至三国事变之由，又云治国莫善于法家。女子而知此，又复一奇。又自问诗品，曰：“清辞有余，丽句不足。”

杨庄于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二月六日成婚。此前，杨度特地检出亡父遗留下来的元版《玉台新咏》诗集赠嫁。但是，杨庄与王文育，夫妇甚不同道，摩擦不断。双方父母各责自己的子女，但于事无补。杨度说：“王郎积羞成怒，遂至笞妇。不能知人，是余之过也夫！”“总之，季姬不无恃才，王郎不胜，则以其武。舍其作《古意》诗之风雅，不惜出于黄十一之所为，其自用可笑；不知教妇以礼，而逞其蛮，则又可怜。王师日昨笞子，责其无能而学管妇，抓破面皮，亦以激之。余能教妹，不能教妹婿也。”他甚至认为：“《春秋》于君臣贤曹羁有去之义，来归常事，义绝则去之，无强合之烈女也。自宋学入人深，此论鲜不惊俗矣。”以上文字见杨度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七月二日日记。他主张夫妇不合，则可以分道扬镳。但杨庄终归没有走向离婚，后来她与王文育两人都皈依为佛门居士。

杨度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七月二十七日日记中说：

成昨夜诗，命曰《哀江南》，句曰：“丑妇常美婿，奇女多庸夫。世人虽自媚，安足配彼殊！”得意之句也。近作诸诗，直欲过陆，以能高华也。但无由驾曹，且不及其老到，若纵横奇秀处，当不让耳。前谓陆、阮相反，若学曹则直笼罩嗣宗矣。

杨度对自己的诗作颇为自负，“奇女多庸夫”这一得意之句，是否也包含了对自己爱妹婚姻的概括呢？

杨庄在家庭生活上，在当时那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可能难于作出别的选择，但她内心如何，恐怕终生有着自己的遗憾和忧郁。杨度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四月四日日记就记载过：“少姬寄诗来，忧忧悄悄，恐其伤生，为之不悦一日。入夜风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那位儒学宗师的王闿运，重才甚于爱子，当他发现儿子与儿媳不和，他的情感总是偏在了儿媳一边，甚至悔有此婚。杨度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七月三日日记记载：

王师言悔求婚。又问何不择婿？答曰：“以先生高谊，愿托婚姻，亦以遂季姬读书之志。”王师又谓，还家不宜以禀母，使老人忧。

王闿运终生喜爱着杨庄这位才女，经常对她称道有加。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十一月八日这一天，杨度杨庄兄妹与王闿运同舟游湘江朱亭，杨庄作了一首长诗，深为王闿运称赞。这一天杨度日记记载：

《暮宿朱亭，乘月复至空泠峡作》，王先生谓其鲜韵，为夜游奇语，非苦思不得，又出以自然，斯为佳句。山水二句入理，语亦妙。又谓其人为晋时才女，以鲜、然二韵说理，逼真晋人，非谢公所及也。

直到垂暮之年，王闿运对爱媳的才女之称仍未离口。

杨钧后来在《草堂之灵》一书中这样记写着他的姐姐：

余之女兄名庄，字叔姬，为湘绮楼第四媳。读《后汉书》时，湘绮命作《藏洪论》，批其文曰：“读范史能学范文，可称才女。”于是，湘人皆呼曰才女。诗学谢康乐，韵调极佳。宋元人作，绝不吟哦，故能纯洁若是。近年学佛，扫除文字障，不复从事矣。奉天东北大学教授刘朴撰《清文学史》，称余兄、姊及余为湘潭三杨，承湘绮之正统。余文未成，只可偏安也。

杨庄晚年写过这样一首幽怨的自况诗，道尽了她心中的无奈： 贞柏陵霜茂，幽兰惜露侵。绿衣劳执斧，翠袖好调琴。缣素从他意，糟糠自我心。相如才调少，珍重白头吟。

不过，杨庄晚年与丈夫王代懿同心事佛，关系还是大有改善。杨庄去世后，王代懿还为其整理出版了遗作《湘潭杨叔姬诗文词》并作跋。他在跋中说：

亡室叔姬三十岁以前每作诗文词成，辄呈先君评点，先君以朱墨笔随意书之，顶批旁注，霞绮纵横，自然神妙，六朝风范，至可寻味，诚可宝贵之品也。宣统初，先君命叔姬将所作诗文词自书成册，为之制序，命付石印。端匋斋尚书闻而假观，携之以去，云当为付印，以广流传。旋端公入蜀遇难，写本因而亡失，幸副本犹存，然不备矣。

四、学友情深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春，杨度写了一首诗《雪后送张秀才》：

长林绕屋朔风起，送客开门失山水。雁声嘹唳树阴外，人影飘摇雪光里。迩来共读无世情，山中日见春花萌。五更纵谈复狂笑，山鬼夜瞷栖鸟惊。寒风几日似冬暮，去年忽忆燕郊行。沟柳已见雪中袅，宫莺渐向花间鸣。看花对酒忘时遽，石径山扉任来去。笠屐明朝踏雪还，溪桥没否今行处？

诗中充满激情地描写了杨度与张秀才雪中共读、五更纵谈的无间友情。这里的张秀才，就是杨度乡间最好的学友张登寿，亦即前文提到的张正旸（又作正昜、仲飏）。张登寿同样是王闿运的高足，他还是杨度弟弟杨钧的老师。杨钧后来为他作的传记中说：

先生讳登寿，字正昜，湘潭人也。氏族不著，家本业锻。先生习锻时，即好读书，以无师友，所谈均浅陋。余之故居曰“石塘”，对面山阯，有小铁店，店雇助锻。店为茅屋，有桃一株，白花盛开，忽兴发，得句云：“天上清高月，知无好色心。夭桃今献媚，流盼情何深。”姜畬陈鼎闻而奇之，召之至，曰：“子诗似孟郊，能苦学必大成。”以孟诗与之。于是移写诵读，晨夕不辍。未一年，持诗一卷诣陈鼎。陈大惊曰：“子诗成矣！无一字一句不似孟郊。余不足为子师。王湘绮先生，今之大儒，曷往造焉。”

这个张铁匠，后来果然有造化，他不但通晓《三礼》、《春秋》、《尚书》、《诗经》，撰写过《诗经比兴表》、《礼经丧服表》，而且还曾为主讲王船山学的王闿运师代笔作题旨。他后来出外开馆，王先生家及湘中贵族子弟多出其门。光绪末年，游学日本，研习法律。归来担任长沙明德、麓山诸校教授，后来还曾宦游，任过攸县及山西泌县知事，做过督军谭延闿的秘书和总司令赵恒惕的执法处官。南北战争时在岳阳战事中逃归，重操教职。但没过多久，于“癸亥上巳”，即民国十二年，亦即公元1923年的农历三月上巳节，忽然无疾而终。此是后话。

张正旸是这一时期杨度最密切最牢固最持久的朋友，二人住地不远，同就师门，关于两人交往与切磋的记载在《杨度日记》中比比皆是。例如：

饭后，肩舆至仲旸家少坐，则已遣迎重弟至，设酒俱饮。仲旸述伯谅言和尚碑字可大可小。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正月四日］

正旸携同颖、仁生来，王师书联来赠：“博闻多学先闻见，切问深思观古今。”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三月二十二日］

正旸步来，留饭。问陆士衡一生学陈思不到，王师自云一生学陆士衡不到，何也？余曰：湘绮诗从齐、梁入手，进学谢、阮，以空灵超妙为主，故其诗灵于康乐而无其大。陈思天才，殆非人力所致。陆苦学之而成朴拙宽和一体，意境大殊谢、阮。学者难兼，道不同也。王为晋、宋名家，邓眉芝则八代以下、三唐以上名家，未易相掩也。将昏而去，望生独送半里许。［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九月十六日］

《饮酒同张秀才作》，示重子、少姬和之。少姬作有佳句。正旸诗犹是孟郊故态。孟郊诗难大难细，故如小家。正旸诗已成体，然所自入者小，难进大家。王师所谓欲学大家，当十年不闻丝竹之声也。正旸问如何乃能凌驾孟郊，余曰：“晋、宋以下，大谢尽写山水，齐、梁诸公，尽写闺阁，以前所无者也。由孟郊而学齐、梁，瘦险而不雅艳，非所宜于美人。惟专述山水，则瘦险无文，在所不嫌。康乐以后，亦无此体，不难并驾齐驱，分作淮南大小山也。”又论湘绮诗曰：“其体空灵，不越齐、梁。若告湘绮，所不悦也。陈伯弢诗专学湘绮，其言曰‘陶诗之清者也，杜诗之任者也，王维诗之和者也，王湘绮诗之圣者也。’是则余所未知，彼盖谓其无所不有。善于祖袭，是明七子之所能也。余以为湘绮妙有诗心，由于天纵，故非明人所及。邓眉之诗则纯乎功力，性情不及唐人，而体格过之矣。”余语正旸稍学八代之体，不必其词，亦邓公之教也。鸡鸣始睡。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十月五日］

杨度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十二月一日日记曾记载：“师之论诗，以铺排为主，不求警策而必自然警动，此诣盖自陈思以后难言之，张华则不警动，陆机则显警策也。”杨度的诗论诗评，是直接师承王先生的，但也凸显了他自己的见解与个性。像这样深刻的讨论，几人可与杨度对话？

望生、重弟与萨鄂俱往涟市访正旸，归述正旸不得意于其妻，情见乎辞，意为之沮，诗以励之：终年闭关对烟壑，忽送山人意辽落。扁舟夜火照山潭，折斤秋树长沙郭。知君此时湘渚边，西望仙山意惘然，孤云落落贵无偶，古来憎爱皆情牵（《送张、干二山人》）。张妻居仙女山下，故云。［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十月七日］

杨度与张正旸的友谊，是知友，也是诤友。他们之间经常也会有不同见解，这恰好是切磋请益的良机。例如，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农历十一月二十日，杨度接到了张正旸的书信，大意是“十年作赋，何如十日通经？乐道尧舜，风云不远”，且以西学为戒，不为杨度所认同。于是杨度于两天后，郑重其事地回了一封长信《答正旸书》，以陈己见。其中说：

度亦非甘心寂蔑，徒行闾井，玩禽卉以怡情，游钓渚以终老也。顾以片言寸论，取上卿之位，握军机之权，书列于报章，声延于欧美，苟非其时，非所敢出。

杨度又阐述了他关于文章与功业的理解：

度幼嗜豪素，文章之事，窃有敝帚之宝焉。作赋云者，亦非欲雕文镂字，缋宫状猎，延洛阳之誉，拓班、左之名耳。乃以贤士通经，以希致用。

这里提到的表面上“缋宫状猎”而实有深意的赋文，指他当年上京应试时写出的《大阅赋》。他的初衷并不是想炫耀自己有曹植、班固、左思等人的赋才，真实的想法还是“贤士通经，以希致用”。

早在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四月十日，杨度即将初赴衡阳东洲书院跟随王先生学习而与正旸杯酒言别时，曾作诗寄意： 老大耻无述，少小能几时？我友谅相好，道我周行驰。翩翩隐君子，游戏湘之湄。骊驹晨载行，驾言远从之。广野萋卉木，走马春逶迟。举酒相慰劳，离意多于辞。千里为德邻，何必无遐思。同方谅可信，燕笑秋为期。

杨度去了衡州，张正旸留在王闿运云湖桥居宅教读王氏子弟，杨重子也在这里求学。可是，杨度总是难以适应在衡州没有张正旸在一起切磋的环境。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六月初四日日记记载：“晚与砥卿言，求学须友，遂欲卜居湘潭。”当然杨度并没有这样做，此后几年里他还是坚持了以在东洲求学为主，但一有时间回到湘潭，或者一有可能与张正旸相见，两人总是研讨不辍。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十二月十九日，张正旸曾来到杨度家，提出在湘潭城里成立诗社的想法，并且力主杨度出任社长，但杨度以为，“诗人不可多求，立社徒标声华，故不必也”。虽然如此，杨度还是非常赞赏家乡的诗人之盛。他在这个月二十七日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

数日目疾，不能诵读。方冥坐，闻笑声，出视，乃少姬归，言云湖桥农人沈箓，字孟阳，隐者也，学陶诗甚佳。抑何湘潭诗人之多也。目疾愈，将往访之。

后来杨度在《〈八指头陀诗文集〉序》中还这样作过评说：

予世居湘潭之姜畬。寄禅师为姜畬黄姓农家子，幼孤贫，为人牧牛，十余岁时，投山寺出家为僧，燃两指供佛，故名“八指头陀”。师长予将二十岁。予幼时即闻乡有寄僧，具夙慧，能为诗。初不识字，以画代书，不知壶字，辄画壶形。其时姜畬铁匠张仲飏及予妹淑姬，皆不学诗而自能诗。邻居三里以内，有此三异，乡人传以为奇。而王湘绮先生隐居云湖，相距才十余里，予辈咸师事之。其地又有老农沈氏，能学陶诗，群呼为沈山人。又有陈梅羹处士，亦居姜畬，博学能诗，不事科举，刻有《陈姜畬集》。一乡之中，诗学大盛，高谈格调，卑视宋明汉魏三唐，自成风气。

关于这一现象，还有“王门四异”的说法。杨钧在所作张正旸传中，也有过类似的记载：

杨钧曰：吾邑有四异人，曰张乌石，曰寄禅，曰沈山人，曰齐白石。四子者，皆余至交，故其事迹特能详焉。夫有异禀者，必有奇功，稽之古人，愈明其义。此四者，乌石无子，贫苦以终；寄禅孤独，披衲而逝；沈以老农，其名不称；白石抛斧执笔，名动公卿，然驰驱南北，仅能自给，其筋骨已劳，体肤已饿，天之大任，果安在哉？

杨度的学友中，有程戟传，湖南衡阳人，其父程商霖，又名奉直、岏樵，亦曾拜在王闿运门下。杨度为其父五十寿诞撰有《衡阳程先生五十生辰宴集叙并颂》，其中叙说师门递传：

湘潭王湘绮先生，耆宿大师，栖隐衡阳，先生请业最早。笃信敏学，兼留情干世，心仪胡、曾；章牍论事，辞无枝叶；师门多材，推为魁宿。然后生悍进，半参廉秀；贡士翰林，后先相属。上嗣戟传，皙参同门，亦掇高科，时称杞梓。

五、赴京应试

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家里为杨度捐了监生。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杨度始游京师。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因为时身在归德，便赴顺天应乡试，中式第五十五名举人。关于这次考试，杨度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五月十六日日记有所涉及：

伯隅述其在江南时，张南洋优礼延见，而究不能用言，因叹即［既］得作一督抚，时事非不可为。余曰：督抚牵碍，何足有为？要须为新王耳。伯隅曰：此言无理，君为新王，余必作《去新王文》以正之。因相与大笑。盖余甲午乡举文曾戏驳《公羊》新王之说故也。

这次乡试，据清制，农历八月初八至初十为第一场，考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十一日至十三日为第二场，考经文五篇；十四日至十六日考第三场，试策问五道。杨度当年的试文，尚由杨家藏有四书文《子夏曰居事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和五经文《征者上伐下也》、《诗曰“衣锦尚絅”》以及应制诗《赋得五色诏初成得成字五言八韵》硃卷。其诗曰：

北阙求贤诏，何人下笔成？绮文初日丽，丝色五云争。两制恩言拟，三清儤直荣。红绫凭草创，青管促花生。脱稿夸鸣凤，宣麻待啭莺。仙才垂露捷，天语烂霞呈。摩殿丁冬韵，挑灯午夜情。明朝颁圣翰，史奏仰休祯。

据杨敞在《皙兄遗墨》一文中记写：

甲午年，兄中顺天乡试后，复从王湘绮先生游，治《春秋》，闻大义，有揽辔澄清之志，惟高视阔步，有狂士风。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二月，杨度再赴京城参加会试，落第。他这一次在京写下了“剌时也”的四言诗《西山篇》和《西门篇》，其中有句： 念我平日，涕下如雨。譬彼荷花，风飘于渚。人之为君，苟亦无预。嗟我盛年，乃殊于古。

杨度这一回进京，正遇上了发生在农历三月二十八日，也就是公历4月22日的“公车上书”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署名“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于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一为在上海刊行的《公车上书记》所作的《序文》中说：

中日和约十一款，全权大臣既画押，电至京师，举国哗然。内之郎曹，外之疆吏，咸有争论。而声势最盛，言论最激者，莫如公车上书一事。初者，广东举人梁启超联名百余，湖南举人任锡纯、文俊铎、谭绍棠各联名数十，首诣察院，呈请代奏。既而福建、四川、江西、贵州诸省继之，既而江苏、湖北、陕甘、广西诸省继之，又既而直隶、山东、山西、河南、云南诸省继之。盖自三月二十八、三十、四月初

二、初

四、初六等日（都察院双日堂期）察院门外车马阗溢，冠衽杂遝，言论滂积者，殆无虚晷焉。书上数日不报，各公车再联十八省同上一书。

这是乙未年（1895）公车上书的大体过程。杨度积极地参与了这一事件，他与任锡纯等数十名湖南应试举人联名上书，提请朝廷拒绝与日本议和。这次上书虽然失败，但使杨度结交了一批士子，初涉了国家大事，锻炼了政治才能。

杨度自京返湘，舟过洞庭时，用心作了《湘君赋并序》，大有曹植《洛神赋》的神韵。其序文曰：

光绪二十有一年，余以弱冠待试公车，旅居燕蓟。于时艽野出师，存恤属国，东夷犯顺，挫我徂旅，侵暴关海。巨臣策和，海内充举，偕计之士，伏阙陈事，优容报闻，已皆罢还。余亦脂车还楚，越海溯江，至于洞庭之君山，帝女湘君之所居也。感于洛浦高唐之事，遂作斯赋。

这一次应试失败，并未在杨度心中留下太大的阴影。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北京将举行会试，对于青年杨度来说，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年份。他正式在高师王闿运门下得了真传，跃跃欲试了。

这一年的正月二十二日，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早饭后，杨度辞别母亲，来到涟水边的姜畬镇。在他的好友张正旸家里，朋友们为他设酒送行。与他登舟同行的是妻家带来的黄望生。此行他要下湘江，过洞庭，泛长江，渡东海，绕道进京，参加会试。途中一个多月。二月二十七日午饭后，杨度在北京正阳门外下了火车，喊了两辆骡车驮上行李，下榻于湘潭馆。后来又应程戟传之约，一同住进了城内的苏州胡同寓所。

三月六日、七日，他与同样是来京应试的同门好友、湖南桂阳人夏午诒（寿田）等出城听了两天戏。八日早饭后便来到了贡院，接签入东右门“淡”字号，同号的便是长沙梁旭东以及同样是湘绮先生高徒、四川的吕雪堂（字翼文）。在号子里用过饭，杨度一觉睡到三更。起来后看到了题纸，考题是《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二章，不诚无物，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三年以前，杨度参加乙未会试，作过八股文。三年之内，他没有作过八股文了。避生就熟，杨度用他最拿手的骈体文完成了首艺，此时天尚未晓。稍卧晨起，一股作气又完成了二、三艺，这才做饭用饭。饭毕倚墙而寐，醒已将昏，又以楷、草两体抄录一遍。此时明月流空，灯光帘影，万户寂然，文场而有武营之象。第三天晨起，诗题来了：《云补苍山缺处齐》，撰成录毕，交卷出场还寓。在这个寓所的考生里，杨度是最先走出考场的。

第四天，杨度再次入场，这次是进“坐”字号，与同年曾经泽同号。三更后，经文的题目来了，但杨度寐而不起。第五天，杨度天明即起，以五篇骈文完成全部经考考卷，一鼓作气，撰完不过日中。做完饭用过，全部又用楷书誊过，直到二更才完卷。第六天一早，杨度便扬长而出。邻号均为北方人，平日里书卷草率，号为极快，今天见杨度一早就交了卷，一片暗笑声。其中有杨度的同年，拿来考卷一看，便没有了话语。这一天，杨度接读家书，知道他的长子出生了。

第七天，杨度饭后第三次入场，邻号是长沙朱和生。傍晚两人共进晚餐。睡至三更，策题来了，杨度依然是照睡不起。第八天，杨度起来，仍然按照这几天的老套，以词章形式作出骈体策论五篇。黄昏时分，他做好了饭菜，又邀朱和生共食。然后将其中的三篇誊正为楷体，纳头便睡。第九天早晨醒起，便誊抄起最后两篇来。策长卷短，便临时删掉二百余字，结果卷无余行，遂待朱和生，交卷同出。这一连九天的科场考试便告结束了。

待杨度回到寓所，程商老丈来访，说十三艺全散与十三艺全骈，都是犯了科场的大忌，这一下他知道自己肯定会落选了。这一天是农历三月十六日。曾伯隅、彭子善来访，他们又一同来到曾寓聊天。之后，杨度长歌踏月而还寓处。显然，他有着失意的落寞与惆怅。二十二日，他写了一封上王师书，告以不复痛苦之意，还呈上了渡海时的诗作：

巨水适游龙，长风响归雁。偶有乘桴志，逍遥倦江汉。抗袂赴穷溟，扬帆当旭旦。俯仰云水合，南北阴霞判。望洋岂无极，惊棹资所便。晓波玩日升，昏流拾星散。茫茫人境远，落落孤怀见。耳存击罄韵，心念周京难。亦知道不行，未作扬波叹。内外迭强弱，见闻殊治乱。瀛寰既无外，夏夷终一变。

连日来，他在京四出拜访师友，其中有他在北边就学与应试时所拜识的彭少师与薛长安师、钟师、杨茂名师、嘉定徐公、翁师傅等。

闰三月十二日，杨度得到了久盼的《题名录》，已经坐实落选了。当日的日记中，对此只有“竟不中”三字，可以想见虽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消息真正到来其冲击还是极大的。第二天，他与程戟传一同到湘潭会馆、湖南会馆，又入城到了吏部，在这里看到了誊录榜。他在日记中写道：

湖南五人，余为第一，中进士仅差一名耳。为四总裁笑！为十五进士惜！

四考官不能识杨度当然可笑！进士中没有杨度，可惜的不是杨度，反而是高中的十五进士！因为他们缺少了一个真正负有才气的同伍！杨度依然是那样孤傲与自负！

杨度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怀才不遇，他马上想到了另一条通达天庭的捷径，向太后与皇上上书。

还在闰三月八日，他便得悉了朝廷谕旨，闰三月要在外火器营校场举行火器营、健锐营、神机营及武胜新队的大检阅，太后与皇上亲自临阅。杨度写道：

所谓去兵去食之时，为筹饷筹兵之计也。余身在此不能无言，而直言极谏宜于明主，昏朝以沽名则可也，不纳则受其殃，止宜曲喻而已。因作《大阅赋》以寓讽谏，班、扬之遗意也，以此尽五就之道。

十三日，也就是确知自己落选的第二天，杨度完成了《大阅赋》，十六日又作好了《大阅赋》序。十八日他到了徐师处，乞请老师代为上奏《大阅赋》，不允。接着，他的日记记载：

午诒自城外函告陈荪石亦不允代奏，恐自此不能得差。翰林可笑如此。相如虽有《上林赋》，不遇良时空自嗟！遂出居城外衡州馆，与戟传俱，午诒亦遣其行李来。［十九日日记］

晨睡未起，李砥卿、廖卓夫两拔贡自湖南来，排闼入呼，喜而跃起。王先生寄言嘱余在京多往来少议论，以谓事无可为，徒以获罪。余知都察上书之非，而欲献《大阅赋》以尽讽刺，是犹不知吾王之不明也。遂不复献。［二十三日日记］

不过，当杨度后来回到湘潭，重新拜见老师时，呈上了别后的诗赋之作，王闿运评价说“赋佳于诗”，并可惜他没有向御驾上呈《大阅赋》。这是后话，但杨度在京时是真的灰心了。二十日日记记载：

至湘潭馆，托鹤农带家书。过王佩初汝赓。饭毕，谒杨师，值其他出。归与午诒、选卿俱游妓庐，更深始归。劝午诒朝殿试后，归从湘绮游。

四月二日，杨度又与高中即将成为新贵的同门朋友夏午诒召妓更饮，这是当时士子的通行作法。杨度赴京应试败绩，心中不免沮丧，他自己进阶无门，竟尔还劝一时春风得意的夏午诒也归从湘绮游。他烈酒穿肠，感触袭来，成诗一首，以示午诒：

金台晚翠隐西山，为此栖迟不忍还。自分谪仙迷世事，长将作客向人间。花明御苑知君醉，月白湘洲任我闲。同赋甘泉未能献，荐雄无客莫相叹。

自己有李白的诗才，可惜迷于世事；自己是再世的扬雄，辞赋盖天下，然而荐贤无客！你夏午诒是“花明御苑”，我杨度则只能“月白湘洲”，“长将作客向人间”了。

他黯然神伤，该南归了。五月初一，他又作《出南·西门诗》一首： 花寒露湿柳丝斜，晓色西门客子车。日下再游空造谤，江南孤往未还家。心闻海岸亲鸥鸟，泪洒江天见落花。不敌洛阳才子客，谪居犹得住长沙。

归途中，杨度专程赴南阳探望在此任军职的伯父。五月二十二日舟泊彭水河，作有《渔父辞》一首，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微变渔父之意，以期自道耳”：

屈原被放游江滨，踟蹰泽畔自伤神。车马初从大夫后，行吟忽似渔樵人。此身宁葬江鱼腹，肯以清高受尘浊？ 柳志含情恋故都，尚冀君心念遗逐。渔父闻言笑且行，世人虽醉君岂醒。长歌鼓枻逐波去，沧浪之水何时清！

雄心勃勃的杨度，以期在二度进京时一展宏图，但时不我济。他也怨世，他也有消极，但是，他毕竟是受业王闿运帝王之学的高徒，他的心远远不会死去，他的前路还长！

六、追求王佐

杨度在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写过一首《醉歌行》：

我今既醉心转多，满堂不语停笙歌。金鞭笑指白日暮，明月迟迟奈乐若何。忆昨青春歌燕市，长安少年气欲死。五侯七贵不与言，日召屠儿笑相视。朝看西山云，暮饮洞庭水。黄金台上拂衣去，啸傲江山从此始。腰间宝剑时时鸣，郢中狂歌被发行。神仙荒唐圣贤陋，世人皆醉何当醒？绿玉杖，黄金羁，呼儿速换酒，夜饮还添卮。平乐酒徒去不返，楼头醉舞当对谁？市井漫问客何为？掉头笑答君不知。

这首诗脱胎于李白的《将进酒》，是青年杨度狂放不羁的真实写照。这是杨度一生为人的一个显著的风格特点，青年时期表现得更为充分。他自己的笔下常常会带着几分自得作出记录。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九月六日，杨度自家中携妻儿前往岳家，衣衫不整，升轿而行，一路上典型的我行我素的名士做派：

晨起，足创益作。长衫不袜，揖而升舁。仲嬴抱儿，周妪舁从。行四十里，至石潭，赤足长歌，世人皆笑。

同年十月十五日，他由祖父墓飨堂乘轿前往易俗河也有相同的情形：

晡时舁行，天阴大风，未暮而至。长歌入市，一市笑骂，吠所怪也。

杨度这种狂放的性格，实际表现了一种不同凡俗的追求，同时也是对自我价值的一种自负式的肯定。这里有学识作为根基，有志向作为动力，有眼光作为凭借。一旦遇到可能来临的机遇，便会自然地生发出一种雄豪与自信。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杨度由长沙乘轮往上海，二月七日日记有载：

终日船不停轮，夜泊东阁老，出视江月，烟波渺然，唱苏东坡《大江东去》，自觉栩栩欲仙。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七月四日，杨度与王伯谅、王文育等自衡阳回湘潭放舟湘江时的一番话语值得注意：

伯谅自谓隘而不恭，谈言微中，而余露才扬己，高视阔步，其道不同是也。其谓：惟己已自成一格，余诚未足为知音。又谓时辈恐终难成，即余才气，藐视康长素一辈人，然恐终不及之。是未知俞荫甫、康长素所著书余此时固已不屑也。余不敢轻量天下士，亦不敢妄自菲薄，有成与否要之皓首而定。其谓各不相知，互相藐视，或其然与？

王伯谅，也就是王闿运长子王代功，认为杨度藐视康有为，露才扬己，恐怕终难成事，而杨度则认为康有为等此时的著作他早已不屑了，一个人有不有成要到老年白首时才能敲定，显然他充满着自信。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正月，杨度启程北上京师，途经长沙，二十三日曾专程往访正在长沙讲学的梁启超，两人就《春秋》、《孟子》有了一番激烈的辩论。梁启超正是康有为的得意弟子。这件事后来被杨度在日记中称为“余在长沙驱梁启超之事”。当日日记记载：

问省中知名者，曰梁卓如，康长素弟子也，主讲时务学堂。正欲闻康氏之学，乃往访之。与论《春秋》，能知圣人之非宋儒，其学盖私受于廖平而不曰王门者，欲为立名地耳。学堂章程，学生各受《孟子》，继读《春秋》，以合公法。余谓公法之不合《春秋》者多矣，即以《春秋》正之，是非虽明，不能行于万国，第欲明其是非，则不合《春秋》，岂独公法一书哉。以此为学，是欲张其门面以骗馆地耳。其论《孟子》皆言太平之世，《春秋》见世以前，无所用之。是乃康氏以《周礼》为伪书，则文武之迹仅有“子舆”一二语可据，故曰《春秋》以治乱世，《孟子》以致太平。余谓孟子生当乱世而无拨乱之用，天下无日不有兵争，而曰“五亩之宅”云云，乌足及之于正乎？况孔氏谓性近习远，孟氏则曰性善。孺子入井，见者恻隐，习也，非性也，孺子乍见孺子，必无此矣。故《孟子》一书，宋儒所宗，一语可以拨倒，又不足以挟持也。论辩甚多，词气壮厉，卓如初犹肆辩，后乃遁词。然而其人年少才美，乃以《春秋》骗钱，可惜！可惜！昏暮方去。

而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杨度是年九月三日在河南甚至还有过这样的议论：

入城，京使来，言八月初五日王照怀密诏令袁蔚亭以兵三千入围颐和园，荣禄夜与敦王入园告太后，初六日黎明入宫，遂有初八日垂帘之诏。康长素出奔英吉利，而四人遂死。果尔，则长素之愚也。当此朝廷而思有为，其不死幸也。余在京时屡欲教以“谁与易之”之道，未果，长素竟败，是余之过也。夫驱爵驱鱼，自此不能为中国惜人才矣。

“谁与易之”，这是《春秋》里孔子使子路问津的典故。桀溺说：“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与易之？且与其从辟人之士，岂若从辟世之士哉！”他的意思是天下大乱，谁也改变不了，不如避世。但孔子听了这个回答却并不赞同，他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孔子的意思很明显，正由于天下无道，所以才用得着我去改变它啊。那么，杨度在京时向康有为进言，究竟是侧重于桀溺的意思呢还是取向于孔子的意思呢？显然，他时当失意，用的正是避世的意思。这个意思其实与杨度终身奉行的准则是相左的。杨度忘记了，也就是在康有为献策之时，他自己也还作过献赋的美梦，只是无人搭桥，此事遂寝。

这年的十一月二十二日，杨度在《答正旸书》中，对梁启超还作过这样的评述：

梁子卓如，与余仅一日之雅耳，惜其才美，讽以盆成之事，今者逋逃海外，当念吾言已乎！

盆成括在齐国为官，孟子说，盆成括必死，后来果真被杀了。孟子的学生问因由，孟子回答说：“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则足以杀其躯而已矣。”杨度将康、梁辈视为小有才，适足杀身。他认为自己应该看得更远。

倒是杨度的伯父，那个任南阳总兵的杨瑞生以自己丰富的人生经验，却真正有着清醒的认识。杨度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九月二十五日日记记载：

南阳君语余曰：“迁拘墨守之士不足以任事，然如康长素、梁卓如虽小有才，未闻大道，适足杀身，亦非任远之器也。大才无不谨慎，岂狂诞大言之谓欤？当此时而思问世，是必名利之徒也。乱世小人自喜，而汝论多激直，大非所宜。积毁销骨，无难以蜚语中之矣。既欲隐居求志，身将隐矣，焉用言乎？余以国家将有兵事，未敢言归，稍待，亦将归老矣。”

这是杨瑞生对爱侄的教诲，我想，杨度肯定是认真听取了的。一年之后，时局动荡，杨瑞生职务迭经变动，他并未实现自己解甲归田的想法，倒是差一点把杨度带了出来。杨度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七月二十七日日记记载：

夕得正定君书，言热河马贼张甚，都统色楞额奏请益兵，诏令荣仲华、裕寿山择将，二人奏以正定君领四千人往，于中道奉檄矣。又欲为予捐主事，令以仲嬴偕出。微禄不足养亲，徒官无所谓也，以此弃养，非所敢出矣。

杨瑞生此时正筹办热河军务，看来他还是想为侄儿找到进身之阶。可雄心勃勃的杨度把这个军中主事的小官根本还没看上，并无出山之意。可是他的母亲，那位有教养识大体的乡下夫人则自有其见解。还在七月十一日，杨度在给伯父的信中就提到了“母命趋山海关随营侍奉”，到了三十日，也就是杨度并无成行打算的第三天，母亲再一次发挥了作用：

母以伯父有抚孤之德，令随侍军中。又以重弟为虑，令携以出。问重弟意，甚乐从。留妇事姑，固是两全之法。

八月初一这一天，杨府特着人下县城，给时在天津的杨瑞生发去电报，说主事官不必捐，杨度愿意到伯父处随营办事，但不携妻为伴，而是携弟出行。到十八日，杨度收到了伯父的回电，答应不再捐官。不过，远游的打算也就取消了。

杨度是一个在政治上有追求的人物，因而不会在乎他人的批评与诋毁。他在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五月三日日记中记载：

正旸来。余颇以法家失乡誉。宋以后以乡愿为圣人。余不能为乡党皆好，抑言必信行必果亦止为硁硁之小人。非君相不得言法家，正旸以为箴，余敬谢之。饮罢而去。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杨度此时就欲以君相为目标，确有一番干大事的志向，至于乡党舆论他是不大在意的。在这里，他实际上提出了自己对圣人标准的看法。他认为宋明理学产生之后，过分强调一种僵化的道德，纯以道德标准来衡量政治家，在一种乱世之中是成不了大事的。只有想做君相的人物才能真正理解法家。

论及湘军，王闿运将胡林翼的才具视作曾国藩之上，而且他把杨度恰恰比作胡文忠：

王师论古今材分不甚相远，胡文忠闻一知二，子贡之流，非曾文正所及也。又谓午诒似曾而余似胡，非所敢望也。然合手办事，知必有济。［杨度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十一月七日日记］

杨度很在乎老师对自己的这一评价。十一天后，他专门再读胡林翼遗书：

看胡文忠遗书，以三十里巡抚而成大功，以湖北一省之地而养兵数万，应援不绝，盖奇才也。是时，曾无尺寸之地，使无胡公，谁为武昌之主？曾亦以此时艰难卓立为不可及。迨曾督两江，克安庆，胡公以薨，于是左攻闽浙，李起苏常，智气发舒，事为其易。王先生为余大父作墓铭，曰“东南之精，毕于此征，自此巧懦，遂成功名”，谓三河之败也。余谓胡公以后，功名亦复如此。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十一月十八日日记］

杨度是说，胡公之后，巧取而懦弱的人便有了成就功名的机会，这正像“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那句古话说的一样。他接着还直接点明左宗棠、李鸿章“登场最晚，皆所谓自兹巧懦遂成功名者也”。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十一月二十一日，杨度在检看《湘军志·湖北篇》时，曾对胡林翼有过详细的评述，他特别看重胡林翼关于“用兵之道，全军为上，得地次之；今日战功，破贼为大，复城镇为下”等用兵思想与用兵策略。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七月二十一日，他在日记中说：

点《全上古文》数卷。与召仙论中兴事，叹今时虽有曾、胡，不能用也。

显然，今时的曾、胡，即夏午诒与他杨度也。这可不是他的自封，这是天下鼎鼎大名的帝王之师的评价。

胡林翼不过是一方大员，可不要小看了这种自我比附。杨度自有他的论人标准。当他沾沾自喜地以胡文忠公为己任时，甚至抹倒了历史上功名盖世的诸葛亮。他在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二月二十七日日记中说：

与二弟论拨乱之道，要非范蠡、诸葛所能及。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八月八日，他对诸子百家以及古代各家的代表人物有一个全面的论列：

正旸来。论九流皆道一偏，专其学者皆可以为伯佐。子房道家，孔明法家是也，自晋以后无其人焉。贾谊则庶几乎近道矣。盖王佐之才，不可偏倚，要必巨细必举，治乱殊道，其道高远，固非荀、孟所能知也。王先生谓儒家不足言孔，康长素谓儒家实创于孔，其说皆新而可并存，其智皆足以知圣人。惟王援道入孔，则无为自治，而名、法皆废；康援墨入孔，则兼爱为体，而尊、亲皆废，是杂家之名言，非尼山之要旨也。余谓儒为孔子创教之名，而七十子没，大义已乖，儒分为八，皆非孔旨矣，故荀、孟以下无足言孔者。宋儒援佛入儒，益失其真。近人谈道，皆宗王、康，而皆倚于一偏，日称孔子而孔旨愈晦，当斯世者，欲不以道自任，不可得也。正旸去，与登望岳峰，坐谈良久乃还。

杨度在这里一反常态，对老师王闿运援道入孔连同康有为援墨入孔以及宋儒援佛入孔一起作了评说，各有微词，最后直斥近人谈道。他认为儒教不过是孔子创了一个名，孔子七十二弟子去世后，儒学分而为八，就都丢掉了真正的“孔旨”了。

一年之后，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七月十二日，杨度给老师写了一封长信，详细阐述了他对时局的分析，倡议练团之法，特别是系统地陈述了他对百家诸子的分析：

度数月以来，遍读九流诸子之书，以为墨偏于仁，名偏于义，儒偏于礼，道偏于智，法偏于信。初读道家，颇疑圣人礼乐之伪，盖以不可为世法，故不得已而托于儒焉。法家但知刑之为刑，而不知礼乐皆刑具也；但知总君子小人而一齐于刑，而不知《礼经》、《乐记》皆以君子之文而防小人之欲者也。故以政不如以德，以刑不如以礼。条教所重之谓德，非儒家感化之谓也。然则孔子乃一大法家也。儒者守其文而陈其意，法家袭其意而失其要，道家知之而略其文，乃谓礼法非为吾辈设，知其为小人而作也，可谓窥圣人之隐矣。然知之而竟弃之，是乃犯法，非悖礼矣。墨但心迹，可师其言，仅可传教，不可用世，最为无用之学，以其能学在下之孔子，并不能知办事之周公也。贯通九流，乃为王佐，少贬其道，出于一偏，则伯业可以操券而得。今乃知管、晏、张、葛，均为器小，不足为矣。是否有合大道？祈示门从。

杨度这时已是二十三四岁年纪，开始走向成熟。这是他习《春秋》的一个全面总结。他认为九流各家学说各有侧重，可以分别用于不同时代与不同环境。如果只偏一家而专其学，或者说在各家学说总其成上稍贬其道，虽伯业可以稳操胜券，亦不过是“伯佐”之才，即成为诸侯之辅佐；而要成为“王佐”，即成为统一天下的首辅，则“不可偏倚”，真正要做到“贯通九流”，“巨细必举，治乱殊道，其道高远”，而这是管子、晏子、荀子、孟子、张良、诸葛亮、贾谊等人都达不到的。杨度这个时期还完全沉浸在以《春秋》治国的理念里，以上两段论说是他治帝王之学心得与诉求的集中体现。

七、欲涉兵事

杨度虽系文弱之身，且久处乡间，却因为以君相自期，故于用兵之法也多所留意。他在日记中曾记载他访客时所见：“无事，惟几上有《三国衍义》，因取观焉。本朝兵书以得天下者也，与赵普《论语》同为古今笑柄。”在这里，杨度对以《三国演义》指导战争与“半部《论语》取天下”都给予嘲讽。那么什么是他的军事主张呢？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四月二十八日，涟水发洪水，杨度去姜畬观涨，与张正旸论及了兵事：

论兵事，因述正定君言：练兵易，训兵难。而王先生以为兵无所谓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