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主义者的抉择1949年,储安平为什么留在大陆

第一篇：一个民族主义者的抉择1949年,储安平为什么留在大陆

一个民族主义者的抉择1949年,储安平为什么留在大陆

2015年5月18日，原《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的衣冠冢在故乡江苏宜兴龙墅公墓落成，笔者受邀参加了仪式。1957年夏，储安平因为“党天下”发言折戟沉沙，被钦点为特大右派，最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如今，储安平以衣冠冢魂归故里，不由得让人对他一生的传奇命运和悲惨结局唏嘘不已。很多人不能理解的是，1946年，储安平评点中国政局，曾下过关于国共统治下自由的“多少”和“有无”的判断，既然有如此认识，为何却在1948年末主动投奔北平解放区，执意留在大陆协助中共的建国事业？对很多人而言，这是一个不解之谜。实际上，种种缘故，需要到他早年的思想脉络中寻找答案。其中最清晰的一条脉络就是民族主义。

领导爱国运动的学生领袖

学生时代的储安平有着激进的民族主义观念。1928年5月，储安平发表过一篇名为《血之沸腾》的文章，讲述的是工人要求加薪被资本家殴打，并寻求抗争的故事。储安平借剧中人之口抨击资本家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现在一般帝国主义的走狗，简直狗都不如，狗都配不上！他们只晓得奉承外国人，他们的神主！”1929年的双十节，储安平又写了一篇名为《双十节在我们的心头》的文章。他重提五卅，认为惨案给中国人的意义，是“帝国主义的压迫横暴”，让中国人看到了“他们对于弱小民族的侵略欺侮”，因此，中国人必须团结力量与“帝国主义”誓死抗争。显然，此时的储安平，将中国与西方“帝国主义”对立起来，字里行间颇能读出一种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

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成为中国首要的威胁，储安平眼中“帝国主义”的代表，开始由英美转变为日本。“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储安平的主导下，光华大学学生成立了“光华抗日救国会”。其后，作为上海的46名学生代表之一，储安平前往南京国民政府请愿。蒋介石接见学生，表示政府正在积极筹备应付日本，要学生勿干涉国事。不久，后续请愿学生5000余人再度晋见蒋介石。蒋介石一改温和面孔，严厉斥责学生回校。就在此时，储安平挺身而出，当场反驳蒋介石。一份资料记录道：“蒋主席训话已毕，将要走出礼堂时，突然有一个学生在人堆中，提高了喉咙，责问政府为什么不立即出兵东北？这个学生就是储安平。”又有文章讲：“临散会时，突然有一个人站起来讲话，态度很从容，声调很高亢，博得全场学生的注意，连到军校职员跟随蒋委员长的随从都很欣赏这个人，这个人就是储安平。”然而，储安平的抗议无效，政府派出专车，将上海学生遣送回校。

一份收藏于台北的档案记录了储安平归程的趣事：“上了车之后，光华同学发现不见了储安平，一时议论纷纷，以为储安平一定为政府所拘捕，许多人义愤填膺，要求全体请愿学生，联合营救储安平，一时车上秩序大乱，抗议政府非法逮捕爱国学生，有人高呼储安平万岁，但因为火车沿途不停，无法采取行动。车到苏州时，各校代表集合开会，商议转回南京，除非政府释放储安平，决不回上海，有人主张在苏州拍发电报，通告全国，谴责政府之非法行为。光华学生更痛哭流涕，愿回南京陪储安平坐监。会议开得正热闹时，突然储安平自行从卧铺座位下钻出来，精神颓丧，神色仓皇，看到大家就问现在车到什么地方，别人告诉他到了苏州，储安平才长吁一口气，放下心，庆幸逃出虎口。”

这则资料近似戏说，有些丑化的意味，却也比较合理。一位20岁出头的学生，出于激愤当场顶撞国家领导人，事后的惶恐可想而知。不过，老蒋远比他想象的宽容，并未继续追究。

宣传国家意识的党报喉舌

1933年秋，储安平进入《中央日报》工作。这一时期他的言论包含着明显的民族国家意识。他曾推崇新生活运动：“近年来我们的民族精神，日趋颓唐萎靡，社会风化，日见堕落幸薄。我们需要一个广大的纠正运动，实不容缓。新生活运动的内容，虽然极平常，极简浅，然而努力推行，实可挽救民族的危机。”他认为，蒋介石对一切事情都主张实干快干，恰是针对中国的这种风化堕落的病症而发。目前国难如此严重，必须有这样一个彻底的改革运动，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

对此时的储安平而言，一切可能危害国家利益的学术或观点，都应该予以反对。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他对大学时历史老师吕思勉的批评。吕思勉出版有《白话本国史》，认为宋金议和在所难免，秦桧因主持议和而背负恶名，实在冤枉至极。吕思勉的言论是正常的学术观点，在国难背景下被别有用心者扩大发酵，甚至告上法庭，视为汉奸言论。储安平约同学谢元范在自己的版面上发表了一篇《岳飞与秦桧，对于吕诚之先生白话本国史的一点抗议》，以表达对吕思勉观点的不满。储安平所秉承的，是一种“吾爱吾师，吾更爱国家”的态度。

1936年6月，储安平跟随中国奥运代表团采访柏林奥运。在报道中，他不遗余力地赞叹德国民众的爱国精神。他肯定德国人对元首希特勒的拥戴：“他们内心里最大的冲动，还是要来拜谒他们元首所在的京都。他们对于他们的国家是何等关切，他们对于他们的元首是何等崇仰……德国的人民，喊着那样恳切、勇敢、崇仰的声音来欢迎他们的元首。我们只看见几十万条粗壮的臂胳，像铁一样直的平伸着，没有一点颤动，没有一点下斜，他们德意志国民的精神那时就完全在这一条臂胳上，直到希特勒初坐了下来。这几十万条粗壮的臂胳才放下了。”

在他看来，此种 “日耳曼精神”是德国从弱转强的关键。德国在一战中战败，受《凡尔赛和约》制裁，国家在艰难中挣扎。然而，由于希特勒和纳粹党强大的动员能力，民族凝聚力达到顶点，国力亦随之突飞猛进。储安平赞叹德国这种飞速的进步：“我们看，我们看今日的德国又是如何一个局面！今日的德国还是一九一八年时候的德国吗？再也不是，再也不是了。二十年，二十年！仅仅二十年！今日的德国再也不是忍气吞声接受凡尔赛和约时的德国了，希特勒先生振臂一呼，世界各国不能不瞠目相视，而让德国仍一继而恢复了他世界头等国家的地位了。”

储安平歌颂纳粹德国，实际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屡遭列强欺辱。中国欲摆脱此种命运，必须效仿德国，出现一个希特勒式强有力的领袖。中国人也应该振作起来，像德国人一样热爱领袖、热爱国家，唤醒民族意识，调动国民力量，应付日益危机的列强侵略。由此，当他看到德国的强盛，很自然发出了“德国解放了，我们中国如何”的感叹。储安平将德国纳粹的侵略扩张说成“解放”，虽然十分天真，却十足表现出他爱国的一面。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正在英国留学的储安平坐立难安，时刻关注战况。当年冬天，他起身归国，重回《中央日报》配合政府宣传抗战。1938年7月7日，抗战爆发一周年，他发表了长文《永远忘不了的一天》，认为七七是一个伟大神圣的日子，是中国遭遇空前苦难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一个起点。储安平的意思是，近代中国一直忍气吞声，成为末等国家。这次东方的睡狮终于惊醒，拿起了武器开始抵抗侵略者。抗战的胜败是一回事，但这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行动，这种誓死抵抗、永不屈服，向世界昭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储安平甚至不希望抗战很快结束。他看到，抗战之于中国并不都是创痛。首先，抗战使国家民族观念深入人心。其次，抗战引发工厂内迁，大后方的经济有了一次再造的机会;大学播迁内地，西部各省的文化在一年之内走完了过去二十年的路程。第三，抗战前全国政令军令不统一，抗战后地方实力派都拥护中央，解决了辛亥以来军政分裂的问题。由此，储安平甚至觉得，中华民族经历的抗战苦痛还很短，苦痛越短，越容易遗忘。他希望战事延长，让国家民族观念在民众彻底植根，让后方的工商业和文化彻底发达，让中央政府的命令在西部畅行无阻成为常态。总之，储安平念念不忘的是，通过抗战打造出一个全新的中国，其思考的落脚点，始终和民族国家的富强有关。

1938年8月，武汉保卫战打响。储安平主动要求代表《中央日报》去前线采访战争。在武汉，他给《中央日报》发回了关于战地前线的第一手报道。他将陈诚兢兢业业指挥作战、士兵前线奋勇抗敌、民众积极支持后勤的报道刊登在《中央日报》上，无疑对鼓舞后方民众增加抗战必胜的信心起到巨大作用。

国家重于自由的著名报人

1940年，储安平离开《中央日报》，从此彻底告别国民党文宣系统。不过，由于他爱国，仍然主动延续了一个战争鼓吹者的身份。他仍对领导抗战的国民党表示支持与肯定：“抗战以后，中国国民党以外的三个政党，宣言拥护现政府及其政策，与执政的中国国民党携手合作。……现政府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强有力的一个政府，现在全中国有志行的人民，无不拥护当今政府及其所施行的国策。”他津津乐道的例子是连小学生都“拥护蒋委员长”：“据传汉口伪政府地方派员在各小学训练小学生。汉奸先问：‘我们打倒谁’，嘱咐小学生答：‘打倒国民政府’。问：‘我们拥护谁’，答：‘拥护日本帝国’。训练三月，预备欢迎某某敌酋，但到了那一天，指挥的人问：‘我们打倒谁时’，小学生异口同声地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问拥护谁时，都答‘拥护蒋委员长’。”

当然，与其说储安平支持一党一派，不如说他支持在强有力政府领导下的中国统一。在他看来，历史上没有一党可以万世执政，但若某党在位执政，便具有执行全国事务的权力。无论政府的性质如何，中央政府必须具有执行国家一切命令的最高权力，这样才能集中力量领导抗战建国，使中国成为一个在政治走上轨道的国家。由此，储安平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增强这一个中央政权的向心力，消除一切对中央权力的离心作用”，这对中国的抗战建国而言关系重大。

不过，随着抗战胜利的来临，国民党的专制腐败也日益严重。尤其是抗战胜利后，政府不顾人民的意愿，坚持与中共兵戎相见，将共同建设新中国的承诺抛诸脑后。国难仍在继续，谁来挽救国运？储安平认为，唯有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为国家建立独立、健全的舆论，影响政府决策。由此，他将主办《观察》上升到“挽救国运”的高度。

他曾概括自己办刊的目的：“我们做的是一种影响思想的工作，这个工作是替国家做的，不是为了我们做的，我们绝无意思要本刊的读者成为我们的群众。我们的目的乃在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因为我们认为替国家培养这些种子，就是替国家培养元气。”甚至在他生病住院，被施麻药即将昏迷的一刹那，心中想到的竟然也是国家不是其他：“有关利害或感情的思念，只有一项，在当时曾经占据过我的心灵，就是关于国家的前途。我当时曾经确切地感到，万一我此去一闷不醒，最使我不能瞑目的，实莫过于今日我们的国家还没有走上轨道的一点。”

储安平在爱国方面从来不回避自我标榜，也不怕高调。他宣称：“滔滔今日，有多少人能一往直前地为理想而生活，有多少人能咬紧牙关从事这样一种清寒艰苦的事业。我们愿在这儿毫不害羞地向广大的社会宣告：我们认为我们今日所做的一种工作，就是一种真正的建国事业！”

此时的储安平也不再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协助政府增强中央政权的向心力，而是开始将党和国家逐渐隔离开来，站在国家的角度批评党。他最不能容忍的是，国民党亲美崇美的行为。因此，他主办《观察》期间，对美国的抨击尤为激烈。

1947年10月，美国前驻苏大使蒲立特访华，在美发表万言访华报告。他建议，美国政府必须对国民政府进行全盘援助，给予军事支持和贷款，将共产党驱逐出去，防止苏联霸占中国。储安平异常愤怒于蒲立特的报告，认为蒲氏不愿中国沦为苏联的附庸，其实是希望把中国沦为美国的附庸。他说，从事实来看，美国控制中国的色彩远比苏联浓厚。美国在各方面牢牢地威胁着中国的独立与自主，已经成为一个世人共同感觉的事实。

储安平宣称，反对任何一个国家过问中国的内政。然而，国民党没有治国能力，将中国搞得如此混乱，不得不要美国来调节中国的内政，把中国的脸都丢尽了。储安平批评美国人在中国“任意殴打学生，调戏妇女，碾死行人，简直目无中国”。他批评中国政府在外交上，一味地跟着美国走，在经济上，没有钱就向美国要。储安平夸张地认为：“今日中国在精神上实已亡于美国了！”

储安平的此种见解是否正确，可谓见仁见智。但国民党的亲美崇美，显然是储安平思想转向的原因之一。他认为，若国民党继续执政，中国必将成为美国的附属国。他心中理想的蓝图，是一个独立自主富强的新中国。所以，他逐渐开始了解中共。与此同时，中共也开始对其进行统战。1948年末，储安平遭受国民党通缉，他遂主动投奔北平，迎接中共建国。此时的储安平更坚定地认为，只要中国强大了，所谓自由的多少或有无，并不成为问题。因此，相对于被捧上神坛的自由主义者储安平，实际更接近真相的是一个激进民族主义者的储安平。

（作者韩戍，2015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学术著作《储安平传》，共26万字，系海内外第一部全面介绍储安平生平与思想的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