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椎心泣血写细节,痛彻肺腑抒悲伤
椎心泣血写细节，痛彻肺腑抒悲伤
《记念刘和珍君》是为纪念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二位烈士而写，全文以议论抒情为主，叙述的地方不多，而细致的描写仅有一处，在第五部分，文字不多，兹全录如下：
“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这段描写给人的感觉总有些摸不透，一般而言，人们对亲友离世前的痛苦状况，尤其是疾病之外的非正常死亡，是非常悲伤痛心的，谁愿再提起呢？可鲁迅先生为何要那么细致地写出两位烈士牺牲的过程呢？刘和珍是他喜爱、尊重而至钦佩的学生啊！他为什么把这悲惨的一幕条分缕析毫厘不爽地再现出来呢？仔细探究之后，我们不难从鲁迅先生的安排中，了解到更多的信息。
首先，我们感受到的是极其冷静的叙述口吻：刘和珍“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杨德群“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这甚至有些象是在听法医的验尸报告，客观，冷静地从生理学、解剖学的角度作出了十分准确的科学判断。哀莫大于心死，“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沉勇而友爱的”的杨德群，“当时是欣然前往的”，“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竟在府门前中弹了”，一场普通的请愿而已，何至于造成死47人，伤近200 人的屠戮？“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被人利用的”，“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烈士牺牲时的惨景在先生的脑海中一遍一遍地重复着，挥之不去，时时刻刻啮噬着他痛苦而悲伤的心，他的心已经冷透了，但作者也并未沉浸在无边的悲哀中不能自拔，他不惜再让自己的心流一次血，泣血流泪描摹两位烈士牺牲时的情形，用以揭示事件的真相，让人们认清北洋军阀政府凶残的本质。
第二，这段描写细致准确地交待了两位烈士身体受创的部位：刘和珍中弹时，弹“从背部入，斜穿心肺”；杨德群中弹时，“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随后“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心”、“肺”、“胸”被击穿，“头部”及“胸部”被猛击，都是要害部位，都是致命的伤害，可见执政府卫队接到的命令就是置学生于死地。不然，如果仅仅是为驱散队伍，朝天上放枪就是了，不！他们是平射！平射就选择不能致命的地方如四肢就是了，不！是“心”、“肺”、“胸”！是距离远而误射吗？不！“其一是手枪”，手枪可是近距离发火的武器，而且置杨德群于死地的“头部及胸部”的两下棍击是不能再近的距离，打的不是四肢，而是“头部及胸部”，并且是“猛击”！这些都表明执政府卫队的目的就是要从在肉体上消灭学生。朱自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而写的《执政府大屠杀记》中有一段话这样说：“府门前站着约莫两百个卫队，分两边排着；领章一律是红地，上面‘府卫’两个黄铜字，确是执政府的卫队。他们都背着枪，悠然的站着：毫无紧张的颜色。而且枪上不曾上刺刀，更不显出什么威武。„„他们的荷枪挟弹与不上刺刀（故示镇静）与放群众自由入辕门内（便于射击），都是表示他们‘聚而歼旃’的决心，冲进去不冲进去是没有多大关系的。证以后来东门口的拦门射击，更是显明！原来先逃出的人，出东门时，以为总可得着生路；那知迎头还有一支兵，——据某一种报上说，是从吉兆胡同来的手枪队，不用说，自然也是杀人不眨眼的府卫队了！——开枪痛击。那时前后都有枪弹，人多门狭，前面的枪又极近，死亡枕藉！”可见他们是早有准备，先围后堵，只为对学生赶尽杀绝。
第三，这段描写交待了两位烈士受枪击的方向和角度：刘和珍的受创是“从背部入”，是从背后受到的打击，是在撤退中受到的打击。据朱自清先生的《执政府大屠杀记》，“到这时才有一两处的嚷声了：‘回去是不行的！’‘吉兆胡同！’‘„„’忽然队势散动了，许多人纷纷往外退走；有人连声大呼：‘大家不要走，没有什么事！’一面还扬起了手，我们清华队的指挥也扬起手叫道：‘清华的同学不要走，没有事！’这其间，人众稍稍聚拢，但立刻即又散开；清华的指挥第二次叫声刚完，我看见众人纷纷逃避时，一个卫队已装完子弹了！”学生发现了危险的苗头，纷纷散队回去了，卫队为什么还要开枪？张静淑和杨德群是同刘和珍一同撤离的，刘和珍中弹倒地，张静淑去扶她，一霎时“中了四弹”，可见弹雨之密集！杨德群又去扶刘和珍，这样她的侧面就受了枪，“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可见开枪者是在极近的距离内自上而下开的枪，并且她紧接着又受到了致命的棍击。也就是说，从刘和珍倒地，到张静淑倒地，再到杨德群倒地，荷枪实弹的卫兵们一直在疯狂追杀，边追边开枪，瞄准的全是致命的要害部位，步步紧逼，直至可以挥起大棒的距离。置之死地而后快，对这样的弱女子下这样的毒手，不是“虐杀”是什么？这些执政府卫队的士兵真是“勇武”得很哪！
第四，鲁迅先生描写的只是这场屠杀中的一个极小的角落，整个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参加这次请愿的约有二千人，他们到了执政府前之后，散开在府门的小广场上，派了五位代表进府交涉，却发现府内空无一人，这明显是一个罗网，府门前布置的二百多名士兵，先是装作若无其事，突然在一声哨音的命令下开了枪，“共放了好几排枪；司令的是用警笛；警笛一鸣，便是一排枪，警笛一声接着一声，枪声就跟着密了，那警笛声甚凄厉，但有几乎一定的节拍，足见司令者的从容！后来听别的目睹者说，司令者那时还用指挥刀指示方向，总是向人多的地方射击！”（朱自清《执政府大屠杀记》）这是执政府门前小广场上的情形，那么逃出来的人就安全了吗？“卫队既在场内和门外放枪，还觉杀的不痛快，更拦着路邀击；其泄忿之道，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了！区区一条生命，在他们眼里，正和一根草，一堆马粪一般，是满不在乎的！所以有些人虽幸免于枪弹，仍是被木棍，枪柄打伤，大刀砍伤。”（朱自清《执政府大屠杀记》）层层设伏，层层堵截，非要赶尽杀绝不可。
显而易见，这是段政府蓄意组织的一场谋杀，让刘和珍们“立仆”、让杨德群们“于是死掉”正是这场谋杀的最终目的。惨案发生后，段政府为开脱罪责，发布了所谓“通电”，造谣说这次惨案是李大钊等人“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各军警正当防御，致互有死伤。”并且煞有介事地通缉“率领暴徒”之徐谦等五人。鲁迅先生这段客观冷静的描写，以铁的事实，有力地戳穿了段政府对死难横加的种种罪名，揭露了它们凶残而卑怯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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