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名称权及其民法保护(杨立新 吴兆祥)五篇范文

第一篇：论名称权及其民法保护(杨立新 吴兆祥)

论名称权及其民法保护

杨立新

吴兆祥 上传时间:2001-6-13

一、名称权的基本含义和范围

名称权是法人、个体工商户和个人合伙的一项重要的人身权，其客体是法人、个体工商户和个人合伙的名称。

法学界的学者们对名称权的认识不尽相同。有的认为，名称是社会组织相互区别的标志，是使该组织特定化的符号，它起着与自然人的姓名同样的作用。有的认为，名称是指非自然人的权利主体在社会活动中用以表现自己并区别于他人的标志。还有的认为，名称又称字号，是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等民事主体之间相互区别的特定标志，是它们享有独立人格的基础。这些定义，虽然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名称这一概念的内涵，但仍有一定缺陷，前两个定义对名称的主体界定不够准确，后一个定义对名称特征的表述略嫌不足。

我们认为，名称是指法人及特殊的自然人组合等主体在社会活动中，用以确定和代表自身，并区别于他人的文字符号和标记。名称并不是自然人的文字符号和标记，而是法人或特殊的自然人组合的文字符号和标记。特殊的自然人组合，是指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等不享有法人资格，但又不是自然人个体的其他组织，增加其弹性容量，以涵括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以外的非法人组织，如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私营企业等。名称的基本作用在于使上述主体在社会活动中确定自身的称呼，以代表自身，并区别于其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名称是一种文字符号和标记，不是图形，也不是形象，这一点是与姓名相同的。

研究名称，还应当弄清名称与字号、商号的关系。

字号，在中国古代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以文字作为编次符号；二是指商店名称，旧时商店标牌皆称字号，开设商店，亦云开设字号。现代语义学称字号为商店的名称，已不再使用原第一种含义。在现实生活中，字号不再局限于商店的名称，还扩展到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所使用的名称；此外，字号往往具有“厂店合一”的特点，往往采取前店后厂的形式，店、厂使用同一字号。

商号，亦称商业名称，是商业主体依商法申请登记，用以表示自己营业之名称，亦即商业主体在营业上所使用的名称。它的特征是：商业主体享有，依法登记，在营业上使用。在英国商法，区分商行名称和营业名称。相互之间结成合伙关系的多个人的集合称为商行，商行名称是指全体合伙人姓名的简称；而营业名称是独资商、合伙或公司以其真实名字以外的名称从事经营，称之为商号。这种立法值得借鉴，以明确商号是商业主体在营业时使用的名称这一法律特征。

字号和商号均为名称之一种，并不是名称的全部。名称除字号和商号以外，还包括非商业主体法人的名称，如机关法人、事业法人以及其他社团法人等。字号与商号之间的差别在于：（１）主体种类有所不同。字号的主体不包括法人，一般是指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等特殊的自然人组合；商号事实上是由企业法人在营业时使用，主体是从事商业活动的企业法人。但是这一区别并不是绝对的。历史上沿用下来的老字号，经工商登记仍然使用，既是字号，又是商号。（２）确立形式不同。确立字号，采取自由主义，可以登记，也可以不登记； 1 确立商号，则非经登记不能取得。（３）使用范围不同。字号既可以称其个体工商户或个人合伙的自身，也可用于商业营业；商号则仅指商业主体在营业时使用的名称。

由此可见，名称概念的外延，包括字号、商号和非商业主体法人的名称这样三个部分。

二、名称权及其内容

名称的起源晚于姓名，但确认其为权利，却与姓名权几乎为同时。名称起源于合伙，作为合伙的字号而广泛使用。但这只是一个事实，在法律上并不认其为权利，亦不受私法的保护。纵观古代罗马法和日耳曼法，对合伙认其为契约，并无名称的规定。至中世纪，公司在意大利沿海都市兴起并在后半叶迅速发展，公司的商号广泛应用，但仍未作为私法上的权利予以法律保护。

在近代民事立法中，各国法律开始对商号权予以重视，并采取私法方法对其进行法律保护。采取民商分立的国家，率先在商法中确认商号权。１８９０年公布、１８９９年施行的《日本商法》设专章规定商号，认定商号权是指商人对其商号所具有的权利，包括不妨碍他人使用商号的权利，即商号使用权和他人以不正当的目的冒用其商号时可以请求制止使用的损失赔偿权利即商号专用权。采取民商合一立法例的，则将商号权概括在姓名权中，一并加以保护。在旧中国，国民政府制定民法典，采民商合一制，对姓名权扩大解释，将商号权概括在姓名权中，采取同一的法律保护。司法解释确认他人冒用或故用类似他人已经注册之商号，比照民法第１９条关于姓名权保护规定，受害人得呈请禁止其使用。在英美法国家，名称与姓名为同一概念，确认姓名权，即确认名称权。

在我国立法者看来，名称与姓名是两个概念，名称权与姓名权不能混同；商号仅是名称的一种，不能概括名称的全部外延，不能用商号权替代名称权。故在制定民法通则的时候，在９９条第一款规定了公民的姓名权以后，设立第２款，规定：“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享有名称权。企业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有权使用、依法转让自己的名称。”这一立法例，开创了认名称权为民事权利的先河，将字号、商号权的范围予以扩大，包含了更多、更广泛的内容。

关于名称权概念的界定，我国民法学界的研究不够深入。有代表性的定义，如认为“名称权是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依法享有的决定、使用、改变自己的名称，并排除他人干涉、盗用、冒用名称的权利”； 认为“名称权是社会组织依法对自己名称享有的专用权”；认为“名称权是指企业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依法决定、使用和改变自己名称的权利，是它们重要的人格权”； 认为“法人、个体工商户和个人合伙的'姓名权'称为'名称权'”。

上述定义，均有不当之处。在主体上，仅包括企业法人和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显系不当；在权利客体上称名称权是法人等主体的姓名权，更为不妥；在权利的内容上，没有容纳名称权的转让权，则为重大疏漏。

我们认为，名称权是指法人及特殊的自然人组合依法享有的决定、使用、改变自己的名称，依照法律规定转让名称，并排除他人非法干涉、盗用或冒用的人格权。它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１．名称权的性质是人格权，具有人格权的一切基本属性。因此，名称权是绝对权、专属权、固有权、必备权。概言之，名称权是法人、个人合伙、个体工商户等之所以为主体的基本权利之一，不享有名称权，民事主体不能成立。

２．名称权的主体是法人和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等特殊的自然人组合。法人应包括企业法人和其他非企业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均是特殊的自然人组合，也包括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私营企业及其他类似的组织。

３．名称权的客体具有间接的财产利益因素。人格权以不具有直接的财产因素或不具有财产因素为基本特征，名称权属于前者。这主要表现在商业名称上，老字号、老商号、名牌企业效益好、信誉高，因而其名称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基于此，名称权具有可转让性这一显著特征，以区别于其他人格权，也区别于姓名权。

关于名称权的具体内容，有些学者依据民法通则第９９条规定，认为只包括名称使用权和名称转让权。这是不完整的。我们认为，名称权包括以下４种具体权利。

１．名称设定权。法人及特殊自然人组合享有名称权的最基本内容，就是为自己设定名称的权利，他人不得强制干预。对于名称的设定，各国采取不同做法，一是采取自由主义，法律不加限制，可以自行选定自己的名称；二是采取限制主义，法律规定商号、法人的名称应当表明其经营种类、组织形式，非经登记不发生效力，甚至规定对未设定名称的，“法院因利害关系人或检察官的请求，应予以规定”。对此，我国立法采折衷主义，即对法人尤其是企业法人，必须设定名称，并且依照法律的规定设定，非经依法登记，不发生效力，不取得名称权。对于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等自然人组合，依其自愿，可以设定名称，也可以不设定名称。

２．名称使用权。名称权主体对其名称享有独占使用的权利，排除他人非法干涉和非法使用。名称经依法登记，即产生名称权主体的独占使用效力，法律予以保护，在登记的地区内，他人不得再登记经营同一营业性质的该名称；未经登记而使用者，为侵害名称权。在同一地区内，数个单位曾使用同一名称，其中一方经登记后，其他单位不得再使用该名称，否则亦为侵权。名称使用的范围，应以其登记核准的范围为限，限于在本省、本市、本县以至本镇内使用，在核准使用的范围内，该名称独占使用。国家级企业的名称，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其它单位均不得在国内使用同一名称。名称的独占使用，限于同一行业，不排除不同行业使用，但使用时必须标明行业的性质，如东海商厦与东海制药厂。

３．名称变更权。名称权主体在使用其名称的过程中，可以依法变更自己登记使用的名称。名称变更，可以部分变更，也可以全部变更。变更名称必须依法进行变更登记，其程序与设定名称相同。名称一经变更登记后，原登记的名称视为撤销，不得继续使用，应当使用新登记的名称进行经营活动。名称变更应依主体意志而为，他人不得强制干涉。

４．名称转让权。依民法通则规定，企业法人、个人合伙、个体工商户有权转让其名称，非企业法人的名称不得转让。名称转让可以是部分转让，即将名称使用权转让于他人使用；也可以是全部转让，即将名称权全部转让于他人享有。部分转让者，名称权人仍享有名称权，仍得自行使用名称，但名称使用人依其使用权的转让，而依约定使用该名称。全部转让者，原名称权人丧失名称权，不得继续使用；受让人成为该名称的权利人，享有专用使用权及名称权的一切权利。

三、名称权的转让

各国立法均承认商号等名称权的转让行为为合法行为，准许名称权主体依一定程序全部或部分转让其名称权。我国民法通则亦承认企业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享有名称转让 3 权。

名称权的转让，包括名称使用权部分转让、名称权让与和名称权继承。

（一）名称使用权部分转让

双方当事人对名称使用达成协议，准许名称权受让人部分使用该名称，即成立名称使用权部分让与行为，对双方当事人发生法律约束力。

名称使用权部分转让行为的性质是什么？国外学者一般称其为商号借贷契约。如日本学者认为，允许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或商号进行营业的契约，为姓名商号借贷契约，也称为名义借贷契约或字号借贷契约。其内容是，有信用的人准许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取得营业许可者把名义借贷给未取得许可者使用。其性质至为明显。

我国民事立法称名称使用权部分转让行为为名称借贷契约或合同，不甚恰当。其理由是：

一、部分转让名称使用权行为与借贷主旨不同。依我国民法理论，可资借贷者，为物，名称权属于人格权，非借贷之标的。

二、部分转让名称使用权，不仅包括将名称权准予无营业名义之人使用，也包括准予有其他名义之人使用该名称。前者如无工商登记的合伙等“挂靠”有名称权的经营单位而营业；后者如同类企业使用同类知名企业名称为联合生产同类产品者。这两种情况，依借贷合同则无法包容。

我们认为，部分转让名称使用权行为的性质，为名称使用合同。首先，该种行为的性质是合同，因其符合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设立、变更或消灭民事法律关系，在平等、自愿基础上进行，约定对双方均具有法律拘束力等合同的基本特征。其次，该种行为的内容是使用名称，而非借贷。名称使用，可以有偿使用，亦可无偿使用，依当事人约定。称其使用，更贴切，且符合我国法律用语的习惯。再次，能够确定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纠纷，亦可依约定和合同法的原则处理。

名称使用合同的主体只能是名称权人和名称使用人，其他人不能成为该合同的主体。就使用第三人的名称而达成协议，不成立名称使用合同。名称使用合同的客体是对名称的使用，名称权人把自己的名称使用权部分地转让给使用人，使用人在约定的范围内使用该名称。此种约定，须采明示方式，默示不发生效力，名称使用合同的内容依双方约定，有偿的名称使用合同，为双务合同，双方就名称权的使用及报酬进行约定，互享权利，互担义务；无偿的名称使用合同为单务合同，使用人享有使用名称的权利，名称权人负有准许使用人部分使用名称的义务，使用人违反约定，名称权人享有合同解除权。名称使用合同是诺成性的要式合同，双方意思表示一致，采书面形式，并经登记而发生合同效力。应当强调指出，名称使用合同具有人身权让与使用的性质，承诺使用人使用自己名称的名称权人，对于误认使用人为名称权人而为交易者，就交易产生的债务，名称权人与名称使用人员连带清偿责任。

（二）名称权让与

名称权让与是名称权人将其享有的权利全部让与受让人，其效力是受让人成为该名称权的主体，出让人丧失名称权。

名称权让与，历来有两种学说。一是绝对转让主义，认为名称转让应当连同营业同时转让，或者在营业终止时转让，名称转让以后转让人不再享有名称权，受让人独占该名称权。各国商法典一般采此学说。二是相对转让主义，又称自由转让主义，即名称转让可以与营业分离而单独转让，并可以由多个营业同时使用同一名称，名称转让以后，转让人仍享有名称 4 权，受让人亦取得名称权。我们认为，绝对转让主义更符合名称权让与的本质，有利于维护商业秩序和民事流转秩序，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故应采纳之。相对转让主义容易造成名称使用、管理上的混乱，不宜采纳，如仅系名称使用权转让，则应依名称使用合同确立名称使用权部分转让的法律关系。

名称权让与为名称权的绝对转让，因而，名称权人在转让其名称时，只能将名称与其营业一起转让，或者在其终止营业时将名称权转让。在民间，个体字号连同营业一并转让，常称之为“兑”，即为前者；后者则是营业主体在停业清算后，仅将名称转让给受让人，营业并不转让。

名称权让与后，出让人丧失该名称权，在该名称登记的地区，出让人不得再使用该名称，也不得再重新登记该名称，否则为侵权行为。至于名称权与营业一起转让者，是否可以在同一地区再经营同一营业，日本商法为防止不正当竞争，规定当事人如无另外意思表示，则转让人在２０年内不得于同一市镇村内或相邻市镇村内经营同一营业；转让人有不经营同一营业特约时，该特约只在同一府县内及相邻府县内，在不超过３０年的范围内有效。目前我国立法对此没有限制，似应参照日本立法，做出适当规定，但不应限制过严，期限也不亦过长。

名称权受让人承受名称权后，得继续使用该名称，并成为名称权人。受让人承受该名称权时，应就原来营业的债权、债务关系与原名称权人协商处理办法，有明确约定的，依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无法执行的，营业与名称一并受让的受让人，对于转让人因营业而产生的债务，亦负清偿责任，转让人的债权人就转让人因营业而产生的债权向受让人实行清偿时，以清偿人系善意且无重大过失情形为限，其清偿为有效；受让人清偿债务和受领清偿之后，可以将其后果转移给转让人。

（三）名称权继承

对于名称权可否继承，也有不同意见。肯定说认为，名称权虽为人格权，但因其具有无体财产性质，可以发生继承，但限制于个体工商户和个人合伙，法人不发生名称权继承问题。否定说认为，名称权为人格权，不是无体财产权，不能发生继承问题。

我们认为，名称权是人格权，虽然不是无体财产权，但却具有某些无体财产权的性质，其可转让性，就是其特征之一。同时，对于非公有制的企业法人，以及特殊的自然人组合的营业实体，是以自然人及其团体为其特征，当营业实体的自然人死亡后，其财产应当由其继承人继承。当继承人继承该营业时，当然发生名称权的继承问题。我们赞同肯定说的主张，但对于继承的主体范围，则应适当扩大，不应只局限于个体工商户和个人合伙，还应包括私营企业等以自然人身份开办的各种营业实体。对于公有制企业法人，因其公有性质，不具有亲属法上的身份权，因而不发生继承名称权问题。当一企业撤销而另一企业承受该名称时，其性质是名称权的让与，而非名称权继承。

名称权继承，一般应连同营业一并继承，也可以在营业终止时继承。在营业终止后的一定时期内，继承人未声明继承并进行继承登记的，视为放弃名称权的继承，该名称应停止使用。名称权继承以后，在一定时期内，继承人不再继续营业也未转让他人使用的，则丧失该名称权。

名称权继承应当进行继承登记。商业主体死亡后，由继承人依法继承营业时，应依其继承事由，申请继承登记。商业继承登记，不仅为商业之继承登记，而且包括商业名称之继承 5 登记在内。经过登记，继承人便取得该名称权。名称权主体在终止后，其字号、商号等商业名称只有其继承人有权使用，他人未经继承人同意而使用该名称的，构成对名称权的侵权行为。

四、名称权的民法保护

侵害名称权的行为为侵权行为，并责令侵权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等民事责任，是民法保护名称权的基本方法。确定侵害名称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仍须具备侵权民事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即具备侵害名称权的违法行为、名称权有受损害的客观事实、该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和主观上的过错。

以下侵害名称权的行为，构成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１．干涉名称权的行为。这是指对他人名称权的行使进行非法干预的行为。非法干预，包括对名称设定、专有使用、依法变更和依法转让的干预，具备其中之一，即为非法干涉。干涉名称的行为大都为故意的行为，如强制法人或其他组织使用或不使用某一名称，阻挠名称的转让、变更的行为。非法宣布撤销他人的名称，也属于干涉名称权的行为。

２．非法使用他人名称的行为。是指未经他人许可，冒用或盗用他人登记的名称。盗用名称是未经名称权人同意，擅自以他人的名称进行活动。冒用名称是冒充他人的名称，以为自己的目的而行为，即冒名顶替。盗用和冒用他人名称，即为非法使用，各国立法均认其为侵权行为。在名称登记范围内，同行业的营业不得以不正当竞争目的而使用与登记名称相似或易于为人误认的名称。此种行为为名称的混同，也是非法使用他人名称的侵权行为。

３．不使用他人名称的行为。应当使用他人名称而不使用或改用他人的名称，同样构成对名称权的侵害。如甲商店出售乙厂的产品，却标为丙厂的名称，甲对乙名称的不使用，构成对乙厂名称权的侵害。

构成侵害名称权，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最主要形式是赔偿损失。根据损害名称权行为的特点，其赔偿损失的基本方法包括以下几种，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使用：

１．以受害人在名称权受到侵害期间的财产利益损失为标准，确定赔偿数额。名称权受到侵害所受到的直接损失，其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就是受害人在侵权期间所受到的财产不利益，即受到的损失。当这种损失很明显，具有可计算的因素时，采用这种方法计算受害人的财产利益损失并予以赔偿，是最准确的赔偿数额。其计算公式是：W=(P－C)×(A［，１］－A［，２］)其中W是损失数额，P是单位产品（或服务）的价格，C是单位产品（或服务）的成本，A［，１］是指在侵权期间受害人应销售的产品量（或提供的服务量），A［，２］是在侵权期间实际产品销售量（或服务量）。依此公式，即可计算出受害人在侵权期间应得的财产利益和实得的财产利益之间的差额，即为财产损失数额，亦为赔偿的数额。

２．以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而获得的财产利益数额为标准，确定赔偿数额。侵权人因侵权行为所获得的利益，是不法所得，是通过侵害他人名称权，使他人财产利益受到损害而获得的。如果受害人损失的财产利益无法计算或不易计算，以侵权人在侵权期间所获利益推定为受害人所受到的损失，至为公平、合理。其计算公式是：W＝A×(P－C)W是所获利益额，A是侵权人在侵权期间销售的产品量（或提供的服务量），P为单位产品（或服务）的价格，C是单位产品（或服务）的成本。依此公式，即可计算出侵权人在 6 侵权期间所获的不法利益，推定其为受害人的财产利益损失额，依此确定赔偿数额。

３．在受害人的财产利益实际损失或侵权人在侵权期间所获财产利益均无法计算或不易计算时，可以采取综合评估的方法确定赔偿数额。这就要根据侵害名称权的具体因素，综合评估，推算合适的损害赔偿数额。考虑的因素，包括侵权行为的程度和情节，侵权期间的长短，损害后果的轻重，给受害人造成的经济困难程度，以及侵权人的实际经济状况。将以上因素综合考虑，确定一个适当的数额作为赔偿的数额。应当注意的是，适用这种方法计算赔偿数额，一般不应当超过最高限度，该限度即为该名称使用权转让费的数额。此种方法，主要适用于非法干涉名称权和不使用他人名称等场合。

对侵害名称权的行为人确定民事责任，还包括除去侵害的方法。

侵害他人名称权，首先应负有停止侵害的责任，使正在进行的侵害行为彻底终止。同时，对于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影响应予以消除，权利人要求赔礼道歉的，还应当予以赔礼道歉。除去侵害是侵害人身权的必要的责任形式，对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原载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法学1995年第1期转载）

注释：

1、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９９条第２款。

2、王利明主编：《民法·侵权行为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０８页。

3、关今华等：《精神损害赔偿实务》，人民法院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２２７页。

4、王冠：《论人格权》，《政法论坛》１９９１年第３期。

5、刘清波：《商事法》，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１页。

6、董安生编译：《英国商法》，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１１页，第２１２页。

7、（日）《新版新法律学辞典》，中国政治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４８２页。

8、参见黄宗乐监修《六法全书·民法》，台湾保成文化事业出版公司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６页

9、。

10、王冠：《论人格权》，《政法论坛》１９９１年第３期。

11`、王利明主编：《民法·侵权行为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８０页。

12、马原主编：《中国民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４９０页。

13、孟玉：《人身权的民法保护》，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８页。

14、《日本民法》第４０条。

15、（日）《新版新法律学辞典》，中国政治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７４３页。

16、王利明主编：《民法·侵权行为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８２页。

17、刘清波：《商事法》，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８页。

王利明主编：《民法·侵权行为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８２页。

第二篇：论安乐死合法化的民法基础(杨立新 刘宗胜)

论安乐死合法化的民法基础

杨立新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 刘宗胜 国防科技大学 讲师

上传时间:2007-10-13 关键词: 安乐死/自主权/生命的本质/最大利益

内容提要: 关于安乐死问题,是一个涉及到诸多学科的复杂问题。目前法学界对此问题的讨论多集中在刑法学界,专门从民法角度探讨该问题的尚不多见。从民法角度研究安乐死,主要涉及到生命权的自主权、生命的本质和被实施安乐死者的最大利益三个方面。

迄今为止,安乐死还是一个充满激烈争论的课题,然而,“安乐死”始终没有一个明确和统一的定义。对安乐死的理论研究必须首先明确和统一安乐死的定义,使有关讨论能够在同一标准、同一前提下进行。[ 1 ]

一、安乐死的应然定义

目前,学术界对安乐死主要有如下定义: 1．安乐死是指身患绝症并处于晚期的病人因无法忍受病痛折磨而请求医生用人道的方法在无痛苦的状态中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 2 ] 2．安乐死是指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危重濒死状态时,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或家属的要求下,经过医生的认可用人为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而终结生命全过程。[ 3 ] 3．安乐死是指身患绝症濒临死亡的病人,为解除其极度的痛苦,由病人本或家属要求,经医生鉴定和有关司法部门认可,用医学方法提前终止其生命的过程。[ 4 ] 4．安乐死一般是指对于患不治之病症,且遭受无法忍受痛苦之患者,按病患者的最佳利益考量下,并依其要求,以积极或消极的作为,以最少痛苦的方式,结束该病患生命的行为。[ 5 ] 5．世界医药协会对安乐死的定义为:安乐死者,乃系指主动终结病患生命之作为。[ 6 ] 6．台湾大学哲学系孙效智先生、香港善宁会以及美国学者丽塔.L.马克将安乐死定义为:为了消除或减轻超出自身所能承受的痛苦而有的作为或不作为,意图导致死亡,或作为、不作为本身导致死亡。[ 7 ]上述定义对安乐死的实施对象、行为实施者、行为方式和有权申请实施安乐死的主体有不尽相同的见解。(一)安乐死的实施对象

前面四种安乐死的概念虽然表述文字不一,但是它们在实施安乐死的动机、实施者和患者所患病的性质及实施的对象上具有相同之处。但是,对安乐死的对象,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安乐死的对象主要有三类:植物人、脑死亡者、身患绝症濒临死亡而又极度痛苦者。[ 8 ](P45)也有人主张安乐死的对象主要是两种病人:一是身患绝症并处于晚期而极度痛苦的病人;二是有严重残疾,生命质量和生命价值极其低下或已丧失的病人,如为不可逆的植物人状态或已发生脑死亡者,严重畸形且医学上无法治疗的胎 儿、新生儿等。[ 9 ]第五种和第六种定义,对于安乐死的实施对象并没有限制。

对于安乐死的实施对象的分歧,主要是因为纳粹德国历史上曾经实施过所谓的“安乐死”计划,给人类造成了沉重的灾难。

法国人戈宾在《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一书中,竭力鼓吹“人类天生不平等”的理念。1 宾丁(B inding)和侯贺(Hooch)在《授权毁灭不值生存的生命》一书中也鼓吹“毁减不具生命价值的生命”。上述思想与纳粹的种族主义同流合污后被全面制度化。希特勒籍此主张将以残废人、犹太人和吉普赛人为对象的优生型“安乐死”计划全面启动。[ 10 ](P49)由此,可以看出,纳粹德国所实施的“安乐死”最值得我们警惕的就是它是由国家强制执行的,丝毫没有考虑到被实施者的权利和意愿。直到1958年, L.Loeffler才将“安乐死”出离于为纳粹所滥用的意义。[ 11 ]在现代社会,人们一般认为,为了防止历史的悲剧重演,对于残废人和严重的疾呆患者以及严重畸形且医学上无法治疗的胎儿、新生儿等,不能实施安乐死。所以,安乐死的实施对象应限制为身患绝症并处于晚期而极度痛苦的病人和植物人。(二)安乐死的行为实施者

关于安乐死的行为实施者,前四种定义都认为必须由医生来实施,后两种概念则对于此问题没有界定。我们认为,从安乐死的对象来分析,安乐死的行为实施者应当必须由医生来进行。因为安乐死的对象要么是意识尚为清晰但已经丧失了行动能力,要么是已经没有意识的植物人,必须要借助外力的帮助才能达到“死亡”的目的。所以第五种定义中的“主动终结”和第六种定义中的“作为、或不作为”都应当是指医生的“主动”和“作为、或不作为”。(三)申请安乐死的主体

对于有权申请实施安乐死的主体,第一种、第四种定义认为,只有病人本人才能申请实施安乐死。第二、第三种定义认为,病人和其家属均有权申请实施安乐死。而第五、第六定义对此则没有论及。对于有权申请的主体,我们必须在对目前学者们对安乐死的分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才能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对于安乐死的分类,有人认为可分为: 11自发性安乐死,或称本意性安乐死,是指在病患者有意识能力,且充分知晓其病情而自愿为之,自发性同意以安乐死结束其生命;21非自发性安乐死,是指无法了解获得病患之意愿,而由其他人决定对其实施安乐死的情形;31非本意性安乐死,是指病患者有意识能力,但未为安乐死之表示,而在违反其意愿的情况下,或是未为征询其意愿之情况下,迳予结束其生命之情形。[ 6 ] 有学者把安乐死分为“自愿安乐死”与“非自愿安乐死”[ 7 ]“自愿”有两种形式,一是病危时为之。这必须以病人意识清楚,能自己决定为前提;另一则是事前表明。“非自愿安乐死”包含两种情形,一是当事人没有表示或无法表示意愿的“无意愿安乐死”;一是违反当事人意愿之安乐死。也就是说,第二种分类中的“自愿安乐死”包括了第一种分类中的“自发性安乐死”,但它还包括了第一分类中所没有的通过“预留医疗指示”、“生存意愿遗嘱”或“预立代理人”等形式事先表明将在某种情况下实施安乐死的情况。第二种分类中的“非自愿安乐死”包括了第一种分类中的“非自发性安乐死”和“非本意性安乐死”。

上述分类中,非本意安乐死,即违反当事人意愿的安乐死,是指违反病患者的意愿,或是未征 询病患者意愿的情况下,强制实施安乐死。不论在道德上,或法律上,均应予非难,而且与《世界人权公约》有违,（世界人权公约第6条第1项:“Every human being has the inherent right to life.This right shall be p rotected by law.No one shall be arbitrarilydeprived of his life.”）自然不在合法化考虑的范围之列。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把安乐死分为“自愿安乐死”、“非自愿安乐死”,还是把安乐死分为“自发性安乐死”、“非自发性安乐死”和“非本意性安乐死”学者都认为,除了病人本人以外,其“家属”也有权申请实施安乐死。

2(四)安乐死的实施方式

对于安乐死的行为方式第五种定义只承认“主动”方式,第四种和第六种定义认为“作为,或不作为”都可以,其他几种定义对此则未有涉及。有学者认为,从实施安乐死的方式来看,安乐死可分为:主动性安乐死和被动性安乐死两种。[ 6 ]前者系指以积极或主动性的介入行为,达到病患者缩短生命的结果。后者则指消极或被动性的不作为而使病患因为其疾病而产生自然死亡的结果。对于这种分类,我国大陆学者也多有赞同者。[ 12 ]但是,这种分类却存在不妥之处:其一,所谓“被动安乐死“是指用中断医疗或中断基本照顾等不作为的方式,让病人自然死亡。但有人认为,末期病患者应有权选择不接受无效的、无意义的,只为延长性命的治疗。不为末期病人提供无用的治疗手段,是为了让其自然死去,而非刻意延他们的生命,因此并非采用“安乐死”手段,因此应避免把不为病患者提供无效的治疗称为“被动安乐死”（香港善宁会的安乐死立场,见http://www.hosp icecare.org.hk）其二,无论是主动性安乐死还是被动性安乐死,其选择权均应在患者一方而决不在医生一方,患者的安乐死既可用主动方式来进行,也可由被动方式来进行,医生根据患者的这种选择权采取主动或被动方式来为他实施安乐死。因此,严格的说,现实中的所有安乐死行为都属于主动的安乐死行为,而不存在被动的安乐死。因为患者提出自愿安乐死的要求是医生实施行为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在患者或其家属的要求提出后,医生才能“采取措施”或“中止措施”从而达到患者死亡的目的。[ 13 ]其三,“一项性质消极的行为也可以用积极方式来表述,例如不给,或忘记给一定状况中的某人提供食物,同使挨饿这个积极的词是一个意思。”[ 14 ](P124)因此,根据行为方式的不同,我们应当把安乐死分为作为安乐死和不作为的安乐死。而不能把它称为“主动安乐死”或“被动安乐死”。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把安乐死定义为:身患绝症并处于晚期而极度痛苦的病人和植物人,在病人本人或其家属的要求,由医生用人道的作为或不作为方式,结束患者生命的行为。

二、安乐死合法化的民法基础——生命的自主权(一)生命权的内容

任何自然人都享有生命权,这是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但是,对于生命权中是不是包含生命利益的支配权,存在不同的意见。反对者认为,生命权是自然人以其性命维持和安全利益为内容的人格权, [ 15 ](P8)或者认为生命权的内容包括自卫权和请求权, [ 16 ](P24)但是都认为不存在对生命利益的自主支配权。赞成者认为,生命权的内容包括生命利益支配权, [ 17 ](P468)尽管这种生命利益的支配权是适度的、适当的,但是它毕竟也是支配权,因此生命权的支配权是有限的支配权。[ 18 ] 不承认生命权中包括生命利益支配权的观点主要有两个论据:第一,认为支配权是一种无须他人同意即可自主支配,并排斥一切他人干涉的权利,如果承认献身是行使生命支配权,难道说那些在战场上阻止战士无谓牺牲的人是侵犯了战士的生命权吗? 我们认为承认自然人的生命支配权,并不意味着对阻止战士作无谓的牺牲就是侵犯了战士的生命权,因为对于人们正当行使权利的行为,他人也可以根据自己对此行为是否符合该行为人利益的角度,对该行为人行使权利的行为进行劝阻。第二,认为对于现实生活中的自杀等对生命支配的行为,我们根本在民法上无法予以救济,所以对生命的支配不能形成民事权利。如果承认生命利益 3 的支配权,就等于鼓励自杀。这种理解也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所说的救济,是针对权利受他人侵害而言的。自己对自己权利的抛弃,法律上并无救济的必要。认为自然人对生命只是有限的支配权的观点,无法解释其有限性体现在何处? 在美国、英国,以及大部分的西方国家里,自杀不再被视为犯罪。[ 19 ](P206)也没有哪些国家公开宣称自杀是非法的。所以我们认为,生命权的内容包括生命维护权和生命支配权。既然自然人对其生命享有支配权,也就意味着他可以对自己的生命处分享有自主权。(二)生命自主权

对于身患绝症并处于晚期而极度痛苦的病人而言,安乐死是其生命自主权的体现。（Magnusson,“The Future of the Euthanasia Debate in Australia , ”op.cit., note5, at 1109, 1112&1127.）所谓自主权,是指决定者得以作出关乎自己生命的重大决定的权利。洛克认为:“人有权决定其行动和处理财产和人身的天然权利,无须得到任何人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20](P6)休谟也认为,如果人类可以设法延长生命,那么人类也可以缩短生命。换言之,生与死都是人的权利。”[ 21 ](P188)近年来美国的案例,法院之见解多以为“求死权”之内容,若就个人对于其身体之支配方面考虑,此一权利应有免受侵扰的自由。[6] 现代社会对私人事务进行干涉和强制根据主要

包括以下方面: [22](P45-46)第一,损害原则:即为了防止个人自由损害他人或对公众利益造成损害;第二,冒犯原则:即为了防止个人对他人的冒犯;第三,统治原则:即为了防止个人自由对自己造成损害或为了使自己受益;第四,合法的道德原则:即为了防止或惩罚罪恶;第五,福利原则:即为了使他人受益。从第一个原则来看,安乐死是基于已经保障了病患者知情权的前提之下的同意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同意是一种基于,而且病患者身患绝症处于晚期并极度痛苦,对其实施安乐死也并不侵犯社会公众的利益。从第二个原则来看,“冒犯是这样一种行为,由于它的作用能引起别人极大的精神状态混乱”,这种精神混乱主要是指“无损害但令人厌恶”的情感。判断是否构成冒犯的标准有两个: [23]一个是普遍性标准,即不管地区、宗教派别、种族或性别如何,随便从全国选一个人都会作出一种厌恶的反应;其二是合理回避的标准,“人们只要作出合理的努力或者并无什么不便就能有效地避开这些经验, 那么人们就无权要求国家的保护。”[22](P46)很显然,安乐死并没有冒犯的普遍性标准,对于医生而言,也可以合理地回避,选择不去实施安乐死。从第三个原则来看,统治原则的一个限制是,当受害者完全自愿从事自我伤害行为时国家不应当去干涉。所谓完全自愿是指:如果一个人自我伤害是在明白一切有关事实和可能偶发的事件的情况下进行的,并且没有任何强制性的压力或强迫,那么他就是完全自愿地去从事自我伤害。对于身患绝症并处于晚期而极度痛苦的病人而言,他还有着充分的意识,而且已经保障了病患者知情权,因此,国家也不得干涉病患者选择安乐死。从第四个原则来看,合理的道德主义是主张对人们的不道德行为进行限制。安乐死是在病患者身患绝症忍受着巨大痛苦的情形下实施的,对于这样的患者,其生命的实质意义已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对病患者实施安乐死是合乎人道的。[24]从第五个原则看,限制自由的最后一个原则是福利原则,即为了公众利益而限制自由。该原则更有利于安乐死的合法化,而不是禁止安乐死。为了一个无意义的生命而占有、消耗相对短缺的社会经济、医疗资源是不值得的,应将这些有限的社会资源节约下来,用于急需的有意义的人,这对家庭、对社会都是有意义的。[25] 4 生命自主权除了意味着可以在濒临死亡且意识清晰之时做出申请安乐死的决定之外,还意味着自然人可以在身体尚健康之时,为了以后可能会出现的身患绝症且又面临极度痛苦时,授权其家属作出是否为其实施安乐死的决定。对此,澳大利亚的南澳洲在1983年就通过了《自然死亡法》,该法律允许有意识能力的成年人可以在另外两人的见证下,签署一份预先放弃医疗同意书,说明如果自己以后身患绝症,可以选择不愿意依赖医疗维生仪器的功能,作为存活的方式。此一放弃医疗同意书,告之将来的诊断医生,依据当事人的自愿,放弃为其施用维生仪器的医疗。这一放弃医疗同意书亦称为“存活遗嘱”, 1990年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洲也通过了《医疗(代理)法修正案》,该法案允许病患者预先指定代理人,在该病患者无意识能力时,可以代理其决定是否拒绝接受医疗。如今,美国所有的州,或承认“生前预嘱”的效力, 或承认“预立医疗委任代理人委托书”的效力。[ 19 ](P212)我国台湾的《安宁缓和医疗条例》也确认了“预立医疗委任代理人委托书”制度。

现有安乐死立法例的国家中,多以认可自发性安乐死为主,就其施用方式而言,则绝大多数立法仅允许不作为安乐死的情形。1995 年,澳大利亚北领地议会通过了《北领地末期病患权利法》,允许主动性(作为)安乐死的实施,但在1997年被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废除。目前,只有荷兰和日本没有禁止“主动(作为)安乐死。其实,只要安乐死的实施是充分尊重了病患者的自主权,不管是以作为方式还是不作为方式实施安乐死,均应允许。因为主动、自发性安乐死和不作为、自发性安乐死的主要差异,只在医生的作为或不作为的医疗方式而已,而两者的结果与目的则相同,若不作为方式能为立法者所接受,则以作为形式的安乐死的可归责性的基础又是什么?

三、安乐死合法化的民法基础——最佳利益

对于意识尚清晰,还能作出意思表示的身患绝症的病人而言,其安乐死合法化的基础为生命的自主权。对于那些在意识清晰时没有作出实施安乐死的意思表示,就已经陷入深度昏迷的“植物人”而言,其家属代他作出实施安乐死的民法基础又何在呢? 我们必须对“非自发性安乐死”的民法基础作出解答。在“非自发性安乐死”的情况下,我们无法了解病患者的意见,但从最佳利益的角度,我们认为其家属可以代其做出实施安乐死的决定。这就涉及到利益衡量问题,“当一种利益与另一种利益相互冲突又不能使两者同时得到满足的时侯,应当如何安排它们的秩序与确定它们的重要性? 在对这种利益的先后次序进行安排时,人们必须作出一些价值判断,即’利益估价’ 问题。这是法律必须认真对待和处理的关键问题。”[ 26 ](P218)对植物人而言,其生命的价值几乎等于零,而同时该病人的生命价值与他人的价值发生了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从社会角度而言,植物人往往需要大量的珍贵稀缺药品和众多的医疗人员,而在医疗资源十分紧缺的现阶段,允许植物人的家属代其作出安乐死的决定,可大幅度地节省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引导资源优化配置。从病人家庭角度而言,病患者的病情会牵动其亲人的心,徒劳的治疗和无恢复希望的痛苦延续不但折磨本人,同时也给病人亲属造成巨大的精神痛苦,影响其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虽然植物人安乐死后,会给其家属造成一定的精神创伤,但总胜过在长期绝望的煎熬中无助地等待所造成的身心摧残。

除此之外,对植物人实施安乐死还涉及到生命的实质和尊严问题。

四、安乐死合法化的民法基础——生命的实质和尊严

所谓生命权,不仅指肉体方面的权利,而且还包括与肉体不可分离的精神方面的权利。肉 5 体只是生命的现象,而精神才是生命的实质核心。[ 27 ]西方也有学者认为:“生命是情感、关系、经验的生物载体,正是由于这些因素,人的生存才有尊严和意义。”[ 28 ](P65)所以,不仅要从生理上理解生命,还要从道义和精神上理解生命。对安乐死持肯定见解的澳大利亚学者也认为,安乐死中的“求死权”实质上是生命权的延伸,他认为,生命权是指权利主体对于外力侵害的维护,而其权利维护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人格,另一个是躯体。躯体乃个人之外在形体,人格者,乃个人在世之精神表征,或称自我之形象。人格与躯体两者乃一体之两面,缺一不可,否则生命权失所依附。所以,个人生命权若因疾病或其他事故,导致人格之丧失(如植物人之情形),该个体之生命权实已遭受侵害,单纯躯体之保存并无意义。所以安乐死之行使,乃在于求人格与躯体权益的完整性。也就是说,“求死权”所维护的,乃是一完整的生命权。

所谓“尊严”,是指人们有权不受到侮辱,也就是说,人们有权不受到在他们所属的文化或是社群中被视为不敬的举动。尊严是个人的本质属性和基本需求。在人道主义者看来,人的尊严在于对动物式盲目生活的超越,在于能自觉地追求真善美、追求自由、创造价值,树立主体意识,确立人格思想。[ 29 ](P179)一个植物人,身上到处插着输液管,失去了与人交流的能力,身体严重变形。并且生活完全失去了自理能力,需要依托别人的料理和照顾,从而彻底失去了自己的行动能力,也被视为失去了尊严。因此,尊严的终极含义在于能够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念,主宰自己的命运

而受到尊重。[ 30 ]对一般人而言,都不愿让人看到自己处于这种失去尊严的状态中。对于植物人而言,其人格尊严已经急剧下降,其生命乐趣也已经荡然无存,只留下一个毫无安全保障的生命躯体。在这种下,允许其家属代为作出安乐死的决定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利用这种办法在消灭病人痛苦的同时,却保持了人的尊严,维护了病人的隐私。而从美国近年来的有关安乐死的案例,可得知英美法的传统观念中,对于安乐死适法性的争论,多系导源于隐私权而来。[6]因此,人的尊严具有最高价值,尊严使人有选择的自由,包括结束自己生命的自由。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就回归到了安乐死的最初含义(最早源于希腊文euthanasi,“尊严死亡”。[31](P21)注释: [1]李惠.安乐死法律定义之思考[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2002(4).[2]黄新春.我国实施‘安乐死’的可行性探讨[ J ].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1(5).[3]吴海梁.安乐死合法化的法律探讨[ J ].行政与法, 2004(3).[4]张玉堂.我们有死的权利吗-对安乐死争论的法理学思考[ J ].法学, 2001(10).[5]D.Humphry &A.Wickett: The Right to Die[ J ].op.cit., note 2, at 3.[6]邝承华.澳大利亚安乐死法律之探讨[ J ].台大法学论丛,第27卷1 [7]楼兰主人.安乐死立法研究[N ].古国网,访问时间为2003年6月7日.[8]徐宗良.大学生人文素养讲座:当代生命伦理的困惑[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0.[9]陈霆宇.安乐死几个相关问题探析[ J ].政法论坛, 1998(2).[10]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6 [11]孙效智.安乐死的伦理反思[ J ].台湾大学文史哲学学报,第45期.[12]欧阳涛.安乐死的现状与立法[ J ].法制与社会发展, 1996(5).[13]王晓慧.安乐死问题研究[ J ].吉林大学2002届博士学位论文.[14]边泌.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 ].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5]张俊浩.民法学原理[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16]徐显民.公民权利义务通论[M ].北京:群众出版社, 1991.[17]杨立新.人身权法论[M ].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2.[18]陈仲.关于生命权的几个问题[ J ].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3).[19] [ 31 ] 朗诺.德沃金:生命的自主权[M ].郭贞玲、陈雅汝译,台湾城邦文化事业公司发行, 2002.[20]洛克.政府论(下篇)[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4.[21]冯泽永.生命迷案[M ].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9.[22]范伯格.自由、权利和社会正义[M ].贵州: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23]刘三木.安乐死的合法性问题初探[ J ].法学评论2003(2).[24]仲崇玉、刘惠娟.安乐死的人格权解读[ J ].东方论坛2003(4).[25]念九州.价值冲突:安乐死合法化的根本障碍[ J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1).[26]张文显.法理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7]周莉华.安乐死的法律思考[ 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1).[28]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M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0.[29]陈刚.人的哲学[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2.[30]许国平.西方关于安乐死法律地位争议的思考[ J ].中国医学伦理学, 1996(6).[31]楚东平.安乐死[ J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第三篇：论死者人格利益的民法保护

论死者人格利益的民法保护

作者：金锐 指导老师：王敏

(山东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 泰安 271018)

【摘 要】随着近年来对于尸体进行侮辱的事件越发变多，关于尸体维权事件的频发，人们对于如何保护死者权益的问题考虑也更加认真，对死者权益的保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以资料分析、案例解析、文献借鉴等方法对于如何界定死者的性质（包括社会属性，自然属性），死者人格权益保护的渊源，死者人格权益保护的现状，社会必要性等方面进行了简单地探究。试图通过这几个方面的探究，能够归纳出些许关于死者人格权益保护的方法及经验，对于以后处理死者人格权益案件发挥其借鉴意义。

【关键词】死者

人格权益

社会影响

民法保护

性质

民法通说认为，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自然人享有的各种人身权在其出生时即享有，这是法律赋予人们最基本的权利，也是法律对人的人身权益予以保护的重要体现，这些权益伴随人的一生，在人生各个阶段予以人必要的保护和限制，但是在其死亡以后这些最基本的人身权利是否一定随着死亡消失不见，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毕竟人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其社会属性的重要性必定是不能忽略的，究其某些人身权益在其死亡后我们是否应当予以必要的保护，值得我们考虑。我们不可否认一个人的某些权利随着其死亡进而消失，但并不是其有所的权利都消失不见。随着近些年在关于死亡的问题上出现的纠纷的增多以及某些个别侮辱尸体案件的发生。关于死者人格权益的保护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找到合适的方法去解决这些争端也就变得十分必要了。保护死者人格权益的历史渊源

1.1社会对于法律的影响

人格不仅仅只具有法律学上的含义，而且在伦理学、哲学、心理学上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人格权是指主体依法固有的，以人格权益为客体的、为维护主体独立人格所必备的权利。[1]这是王利明教授在《人格权法新论》中关于人格权的定义。人格权是法律赋予 1

人们的权利，每个人依法享有并受到法律的保护，而且是一种必备的权利。自然人理所应当的享有人格权益，那么死者是否享有与自然人同等的人格权利呢？本人认为死者在某些方面应当享有与死者同等的人格权益。例如，姓名权。二零零一年《江南时报》曾报道了在二零零零年某公司使用鲁迅姓名用于申请“鲁迅”商标。报道称，鲁迅先生的故乡浙江绍兴的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经鲁迅先生之子周海婴先生授权同意，讲在先生一百二十周年诞辰之际推出“鲁迅酒”。然而，国家工商总局正式告知媒体，周海婴向其申请注册“鲁迅酒”商标一案，经初审予以驳回，正式文案将随后送达相关人士。据国家工商总局审查处的具体经办“鲁迅酒”一案的人士表示，“鲁迅酒”商标注册申请目前已被驳回。据称，名人商标是一种特殊的商标，要考虑社会影响。根据我国《商标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九项的规定，商标容易引起社会不良影响的不予以核准通过。就本案来说，鲁迅先生是名人，是一代大家，把他的名字作为商标用在商业活动中是不太合适的。遗嘱的效力是指遗嘱人设立的遗嘱所产生的法律后果。遗嘱作为一种法律行为，只要遗嘱人单独的意思表示就可以成立。[2]这也是对死者的民法保护的体现。此次事件明显地显示出了人格权运动社会性在法律中的影响。也 揭示了死者的姓名权在法律应用中应与自然人的姓名权等同对待，侵犯死者姓名权所受到的法律制裁同等于侵犯自然人的姓名权。但是心的问题又出现了，著名人物的姓名权在其死亡后是否可理解为其转化成财富，由其后代继承？这些死者人格权益的商业化问题都值得考虑。1.2儒家文化渗透于我国法律体制之中

对于死者的人格权益保护体现于法律法规等文本之中。儒家思想包含内容丰富的以“礼治”和“德治”为核心的法律思想，随着古代礼法关系分立，对立想合一的演变，中国法律在礼法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鲜明的特色。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确立了其在封建正统思想中的权威。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以之为开端，儒家思想在官方的认同和儒学大师的推动下全面灌注到法律中。中国法律儒家化从两汉发端，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深入发展至隋唐时期最终完成，对中国法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尊重生命，敬畏生命是儒家学说的基本思想，儒家文化就是围绕着人而展开的，儒学即入学。生命是宝贵的，必须予以重视。孔子曾旗帜鲜明地指出：“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孝经》第一章还明确规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也。”充分体现了儒学文化对身体完整的尊重。孔子把“祭祀”作为治理国家的四件大事之一，祭祀的核心是要“敬”，“祭思敬”，要“慎终”，谨慎地对待父母的死亡，2

即装殓。保护尸体的完整性，尊重尸体，敬畏死者。作为当时法律准绳的儒家文化对于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的思想已经十分鲜明，儒家文化在法律中的渗透式民法上对于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渊源。

1.3世界各国对于死者的人格利益保护的法律不尽相同

世界上当代存在的法律可大致分为三大法系，分别是：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虽然法系各不相同，但是三大法系在关于死者的人格利益保护方法却是贯通的。《匈牙利民法典》第八十六条规定：死者名誉受到侵犯时，可由死者的亲属和死者遗嘱受益人提起诉讼。德国法第一条，仅规定公民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的完成，却没有规定公民权利能力的终期，这对于民事主体死亡之后的人格权的维护提供了余地。德国十八世纪末注明的思想家康德在其晚年的代表作《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一书中指出“一位好名声的人死后继续存在的权利”的学说，此学说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在对于死者的名誉权应当予以保护的思想。对死者人格权益在民法上予以保护的社会必要性

2.1对死者近亲属的心理安慰

人一旦死亡便不再能够感受到痛苦，对其人格精神利益的侵害，对死者而言并不能发生损害结果。侵害死者人格精神利益，真正遭受损害的是与死者生前有密切关系的人，尤其是与其有密切生活联系的近亲属，一般情况下，其配偶、父母、子女是直接受害人。此外，在某些情况下，其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也是受害人。加害人对死者人格精神利益的侵害，首先侵害了近亲属对死者的感情，这是一种典型的基于一定身份关系而产生的法律上的利益，即使该利益还不能上升为法律上的权利，但是也有值得法律保护的价值。

此外，虽然死者并无精神痛苦可言，但是侵害死者的人格精神利益也是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侵害，违反社会良好的道德情感和善良风俗。因此，可以这样概括：侵害死者人格精神利益的行为侵害了近亲属对死者美好情感的法律上利益，因此，对该类案件的保护首先是保护近亲属。

值得注意的是，死亡的人享不享有名誉权的问题。对死者名誉侵害，侵害的是死者

[3]近亲属的精神利益，其近亲属有权提起诉。每个人在社会中生活并不是孤立的,人的社会属性也正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更不能脱离家庭这个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个人的名誉好坏对于所在家庭的其他人员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家庭名誉实质上是所有成员名誉的集合,是一个抽象概念,其具体是指除被侵害的个人名誉之外的所有家庭成 3

员的名誉。因某一成员的名誉受到侵害而使其他每个成员的所有名誉受到影响,也就是整个家庭的名誉都受到了侵害,这种逻辑是部分对整体的关系,个人名誉是家庭名誉的充分但不必要条件,逻辑并不复杂。对死者人格权益的保护对于维护近亲属的名誉有着极大的影响，对死者的人格权益在民法上予以保护是对死者近亲属心理上一种极大的安慰。

2.2对死者人格权益的保护也是对社会道德的保护

我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五千年的文明早就了今天的社会道德准则，对死者的人格权益的保护也就是对人的权益保护。公民生前人格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等)死后仍受保护，保护的目的在于维护与死者有关的人和社会的利益。[4]例如曾经轰动一时的“荷花女”一案。在《民法通则》确定了对自然人的人格权进行民法保护原则之后，对人格权民法的一系列问题就在实践中不断产生，对死者名誉利益的保护问题，就是在其实施后遇到的重大问题之一。经过天津市“荷花女”一案后，最高人民法院在集中了学术界和司法界的意见之后，做出了规定对侵害死者名誉权的，受害人的近亲属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民法保护的司法解释，这对于维护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对个别死者保护的案例到制定司法解释，对于保护死者利益有着重大影响。有了相关保护死者人格权益的各项法律制定对于维护社会道德的稳定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贬损死者人格会损害生者对死者的敬爱追慕之情，因为死者本来余存的良好形象被破坏了，此种敬爱追慕之情亦属生者之人格利益，法律应予保护。[5] 2.3对处理侵犯死者人格权益案件的现实意义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晚，在尉氏县，将前妻母亲的坟墓挖开，并将汽油泼在棺材上，点燃后离开。造成棺材及尸体部分被焚烧。经查明，开封市尉氏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吴成在挖掘他人坟墓，并焚烧棺材尸体，有损社会风化，其行为已构成侮辱尸体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予以支持。被告人吴成系初犯，当庭认罪态度良好，可酌情从轻处罚，判处被告人犯侮辱尸体罪，判有期徒刑一年。

法律明确了有关侮辱尸体的具体行为，有利于法律的实践，有利于促进社会对于死者的权益保护，对于处理由于报复行为的杀人行为后的对尸体侮辱的行为。以及对某些个别在处理自然灾害，社会暴力事件所导致人员伤亡后尸体的搬运行为的规范有积极的影响。明确死者人格权益的各项规定对于惩治盗卖尸体器官，盗墓等行为有着深远的意义。

2.4对于完善我国民法体系的意义

我国于一九九九年进入法治社会，法制的发展仍有不完善的地方，各项规定已能基本处理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案件。民事主体在出生前和死亡后，仍存在着人格权利，只是这种权益与自然人的人格利益不尽相同，将这种利益写入法律之中，对于我国已经基本成熟、完备的对死者人格利益保护问题将有着进一步深化的作用。

《捷克民法典》第十五条规定：“公民死亡后，请求保护她的人格权益属于配偶和子女。没有配偶和子女的属于父母。《法国民法典》中关于死者即尸体的规定为：“人体所生之物”或者“出自人体之物”，诸多大陆法系的学者们对于死者人格权益的保护持支持态度，认为死者在某种意义上将仍具有相应的人格。《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152条第1款规定：“公民有权通过法院要求对损害其名誉、尊严或商业信誉的信息进行辟谣，除非传播这种信息的人能证明它们属实。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要求，也允许在公民死后保护其名誉和尊严。”[6] 《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30条规定：当其肖像被展览或售卖的人已死亡或处于不能表达意志的状态时，如果该展览或售卖行为在性质上会导致对死者荣誉与名声的损害，则其权利将授予死者亲属。[7] 《匈牙利民法典》第86条规定：死者名誉受到侵犯时，可以由死者的亲属和死者遗嘱受益人起诉。如果损害死者声誉的行为同时也损害社会利益，则检察长也有权起诉。[8] 《葡萄牙民法典》第71条规定：人格权在权利人死亡后也受到保护。属上款所指之情况，死者之生存配偶或死者之任一直系血亲卑亲属、直系血亲尊亲属，兄弟姐妹、侄甥或继承人，均有请求采取上条第2款所指措施之正当性。[9]这些法律文献以及思想家的理论对我国民法体系的发展有着积极地借鉴作用。世界各国对于死者人格权益的保护现状

3.1对于死者的存在性质定论尚不一致

人在死亡以后的存在，即以尸体的形式存在时其性质上是以物质的形态存在还是以其他以物质的衍生物或者被赋予某种情感的物质形态存在予以看待的观点尚不统一；杨立新教授曾提出“人体变异物”理论，认为“人体变异物”属于物的特别类型，不能将其与一般的物一概而论。《法国民法典》对此将其称为“出资人体之物”。其第十六之一条第三款规定：“人体、人体各组成部分及人体所生之物，不得作为财产权利之标的。”当然，此处“人体”包括自然人与尸体，而黑格尔称“人格权本质上就是物权”，这与《法国民法典》不谋而合，也进一步印证了人体变异物不能以一般物的存在。目前来看，德国通说采用死者“人格残存说”来确定对于尸体的权利规则，德国基本法第一条确定的人格尊严和第二条确定的人格发展自由在法律上保留了死者的人格，其可作为通说的 5

法律基础。基于此，对尸体的权利是源自活着的人对自己身体享有的消极的不受侵害和积极地进行处分的权利，对于死者而言，其积极的进行处分的权利已经不能行使，单并不能说其消极地不受侵害的权利也随之消失，即其仍保留部分的人格权利。德国亦有认为死者为无的观点，但仍不能准确地规定尸体为何种意义上的物。梅迪库斯教授认为，由于现代社会中输血和器官移植的行为的增多，必须承认捐献的血液及取出的、可用于移植的器官为物，而且其被移植到新的生命体上之后即不存在物的性质，从而与新的生命体合为一体，成为一个新的生命体。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已必须要考虑移植器官的法律问题。近期著名歌手姚贝娜的去世以及死后捐献眼角膜的事件，让人们更加重视移植器官的法律问题，法律规定自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起，死者捐献成为器官移植的唯一来源，这也充分保障了死者的人格权益。脑死亡是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该生命体已经失去生命，算作死亡人呢？世界各国学者有着不用的看法，我国仍采用以呼吸停止等生理特征来认定人体死亡。

日本学说多将“非人格性”作为法律上物的要件，因此很多学者否定了脱离人体的器官组织等具有人格权属性，但也有很多学者强调，脱离人体器官组织等得以为物，应以不违反公序良俗为限制条件。对于尸体的性质，日本学者多数意见认为主体死亡后丧失人格性。人的身体只是转化为物，成为所有权的客体，而像德国一样采用死者人格权残存说的属于少数。而日本学者大谷实在其《医疗行为与法》一文中称：“脑死亡患者已经失去了人所具有的人格，是处于‘生于死之间’状态的人，在具备本人生前遗嘱等条件时，摘取其器官移植给患有严重心脏病或者肝脏病的患者，这作为一种医疗措施被认为具有社会相当性”。其文中也透露出对于死者的人格权益即人格尊严的一种保护。

法国学说对尸体的性质确认上并不十分果断。其表现在其民法第十六之五条规定：“任何赋予人体之各部分以及人体所生之物以财产价值的协议，均无效。”第一三八六之十二条规定：“如果损害是由于人体之部分或出自人体之物所造成，生产者不得主张第一三八六之十一条第四项的免除责任之规定”，既不能以“在其产品投入流通是，现有的科学与技术知识并不能够发现缺陷的存在”，条款作为免责事由。显然对其物的属性又有所怀疑。此外，法国与英美国家一样，不承认尸体是所有权的对象，认为人死后对其尸体享有的是本人生前权利的残存。

以加拿大、英国、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同受基督教教义的影响基于固有普通法传统移植坚持人体组织的非财产化，不承认尸体成立所有权。对于尸体的处理受宗教法和教会规则的约束。这与中国法律受儒家文化影响有相似之处，宗教或者传统文化对于法 6

律的影响，特别是对于人在死亡之后的权利问题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没有信仰的国家是可怕的。

王泽鉴教授认为：“人的身体，虽不是物，但人体的一部分如已分离，不问其分离原因如何，均成为物（动产），由其人当然取得其所有权，而适用物权法的一般规定（得为抛弃或让与）。”史尚宽教授认为，人身之一部分，自然地由身体分离之时，其部分已非人身，成为外界之物，当然为法律上之物，而得为权利的标的。虽然社会各界对死者的物的性质定论不一，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死者之物仍具有一般物不同的权益需要民法保护。3.2法律实践存在困难

刚才我们讲过，在死者的物的性质定论尚不统一，这就给制定法律带来了不便，无法准确地对死者的性质进行定位，就无法准确滴在事件发生时适用相对应的法律。例如在美国俄亥俄州发生的奸淫尸体案件，十六年间奸淫女尸上百具，在判刑时只判了监禁18个月，这与强奸罪的刑罚相差甚远。前面我们讲过，死者在死亡后仍拥有消极地不受侵害的权利，对待死者的权益保护应加大力度。这虽然是在刑法上的惩罚，但在民法上对于死者的权益保护仍应正确、准确的定位，为保护死者人格权益提供相应的法律文书，能够更加具体化，更加法制化。理论的研究是为了推进实务的进步。当我们在理论上明确了保护死者人格权益的依据之后，就必须在法律上建立和完善一套保护机制，针对我国目前法律规定的不足，仅用司法解释的形式进行补救，既不具有法律上的权威，又不够全面。具体的讲，死者人格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请求刑事保护、行政保护和民事保护，现在司法实践中以民事保护为主体，因而死者人格权益保护的机制也应当以民法为主。

我国《民法通则》第九条规定：“公民从出生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依据法律规定和法理，公民出生前和死亡以后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不享有民事权利，当然也无法承担民事义务。民事权利能力即民事主体依法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仅就《民法通则》第九条规定来看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问题，实为公民作为民事主体的资格或身份问题。《继承法》第二十八条对胎儿的集成的问题作出了特别的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障胎儿的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公民死亡，民事权利能力终止不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不能继续享有民事权利。因此依照民法学理论，胎儿和死者不是民事主体，但是上述法律条文，司法解释却对人们的传统观念也认为应当予以保护，于是，7

权利主体的确定成了理论上的难题，某种程度上是立法实务反而对理论研究造成了严重的干扰，一九九三年、二零零一年司法解释有意删去了“权”字，只剩下“保护死者姓名，名誉，荣誉”。只规定死者“名誉”、“肖像”等的法律问题，致使关于死亡后能否继续享有人身权的问题，成为学术争论的对象。但是对于如何就侵犯死者人格权益的民事赔偿问题并未能做出明确规定。考虑到民事权益多种多样，立法难以穷尽，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还会不断有新的民事权益纳入到《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因此《侵权责任法》没有将所有的民事权益都明确列举，但这并不代表这些民事权益就不属于《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对象。[10] 3.3人格权益的延伸保护

民事主体人格权延伸保护，是指法律在依法保护民事主体人格权的同时，对于其在诞生前或者消灭后所依法享有的人格权益，所给予的延伸至其诞生前和消灭后的民法保护。上文曾说到，康德的“一位好名声的人死后继续存在的权利”的学说。他认为：“一个人死了，即使他不存在于世上的时候如果从法律的角度上看，认为他还能够去占有东西是荒谬的，这里讲到东西都是有形的，以物质形式存在于世上的。但是，好的名声却是能够在精神上是天生的和外在的占有，它不可分离地依附在这个人的身上”，“我们看待人仅仅是根据他们的人性以及把他们看做有理性的生命。因此，任何企图他一个人的声誉或好名声在他死后加以诽谤或污蔑，始终是可以追究的”。其支撑着它的原因是“抽享就是撇开一切存在于空间和时间的那些有形的具体条件，于是，考虑人时，就逻辑地把他和附属于人体的那些物质因素分开”，“这种情况下，他们有可能确实受到中伤者对他们的伤害。”关于人格权延伸保护主要有权利保护说、近亲属利益保护说、家庭利益保护说、近亲属利益保护说主要、利益保护说。权利保护说主要认为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的观念已被突破，死者有可能成为名誉权等权利的主体，进而应当予以法律的保护。近亲属利益保护说主张人格权延伸保护的实质是保护死者近亲属的利益，在我国的现实环境下，保护死者的名誉等人格，其作用主要是维护近亲属的名誉。认为侵害死者名誉就是侵害近亲属的名誉。家庭利益保护说跟近亲属利益保护说大体相同，主要是保护的客体由近亲属变为了家庭。利益保护说认为法律保护的不仅仅是自然人所享有的权利，而且对于正当的合法利益也应当予以保护，对于死者人格权益的保护更是对社会利益的保护。因此，死者的人权益作为一种合法正当的利益存在，并受到法律的切实保护。延续人格利益保护范围远比先期人格利益延伸保护范围宽，主要包括延续姓名利益和延续名称利益，公民死亡后，其姓名权转变为延续姓名利益，得为延伸保 8

护；延续肖像利益；延续名誉利益；死者名誉的延伸保护，已成为民法上的通说；延伸荣誉保护，荣誉一经取得，终身享有；延续隐私利益；延续身体利益，关于死者遗体的法律保护，近年来学者提出肯定的主张，根据宪法“公序良俗”的原则，也应当予以保护。

保护期限—不宜规定统一时限。此问题其实与行使主体这一问题紧密相连。有学者提出，以死亡人近亲属提起诉讼，限定人身权延伸保护期限，是国外立法通例，并认为

[11]我国保护期限大约在50年左右应属适当。德国法律对死者人格保护在时间上并非无限制，保护的时间跨度依具体案情确定。在这一问题上，起主要作用的是损害的强度以及死者人格形象的知名度和重要性。[12]请求权人自己不能直接去的作为权利内容的利益，二无比通过他人的特定行为间接取得。[13]死者的人格权益应当得到民法的保护，这个结论在今天已经是不正的结论，这个结论的得出，却经历了长期的实践和理论探索的过程。死者人格权益的保护方法及范围

个人性基本权利在西方宪法文本中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1）人身完整的权利，主要指出生命权；（2）人身自由 与人身安全，这其中包括人身及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免受奴役，迁徙自由，通讯自由，保有私生活秘密，住宅不受侵犯的权利；（3）人格 尊严的保护；（4）宗教信仰的自由。我们主要讨论人格尊严和人格利益的保护。在一九九三年八月七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五条规定：死者名誉受到损害的，其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著作权法》、《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费的若干问题的解释》都对于死者的人格权益进行了保护。个人认为，应从以下几点考虑：

4.1在关于民事权利能力的立法上

应当坚持《民法通则》第9 条“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规定，在所有立法和司法解释中不出现诸如“死者名誉权” 等容易产生误解的用语，将理论的研究成果落实到实务中。4.2在著作权保护的立法上

《著作权法》第20 条与《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0 条的用语应作修改，建议修改为如下条文：“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在作者生存期间受法律保护。作者死亡后，其近亲属有保护其作品之署名和作品完整性并排除他人非法侵害的权利。”“自然人和法人有侵害死者作品署名和作品完整性行为的，应当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并 9

向死者近亲属赔礼道歉。”在最终判决做出前，法官还可以做出预先裁判，责令行为人停止出版、禁止发行流通，或责令将出版物全部或部分予以查禁。4.3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采取财产方式和非财产方式并重“双轨制”。在保护死者人格利益的责任方式下，也应适用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因为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侵害，往往也侵害了死者近亲属的精神利益，所以此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是对死者人格利益损害的补偿，也是对其近亲属精神利益损害的一种抚慰。但我国民法通则在精神损害的责任方式上虽也采用了“双轨制”，但非财产方式和财产方式是一种“主次适用型”的关系，而是不并重关系，这不符合人格利益保护的发展趋势。实践中主要是名誉、隐私、姓名、肖像，《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几起案件均为对死者名誉的侵害。有学者提出，保护范围仅限于姓名、名誉和肖像。披露死者隐私并不因此损害死者名誉，则不应使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15]本人认为，是否承担侵权责任还需具体分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对人的评价，不仅注重道德的评价，而且注重经济价值的评价。从世界各国的立法来看，大都采用财产方式和非财产方式并重的责任方式，值得我国借鉴。4.4关于保护死者人格利益的期限问题

请求保护死者人格利益的期限不能是毫无限制的，具体情况应当具体分析。笔者认为这需要从两方面来考虑：

1、当侵害死者人格利益损害死者近亲属利益时，应该有期限限制。比如设定为正常的三代人的时间距离。2、当侵害死者人格利益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时，比如侵害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朱德的肖像时，提请侵权损害赔偿请求诉讼可以不受时间限制；如果侮辱死者将构成对历史的玷污、伤害全体国民的感情, 即使是死者年代久远，也应当允许有关国家机关或者个人提出诉讼。

我国对于死者人格利益的法律保护,还处于探索之中,虽然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总的来说,我国死者人格保护立法还不完善。无论学术界还是司法实务界都在为完善我国法律体系而不懈努力,相信死者人格利益在不久的将来会得到完善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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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王利明，《人格权法新论》，法律出版社，2013年6月，第109～111页。[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配套解读与案例注释》，2013年5月第一版，139页。[3] 王利明，《家事法》，法律出版社，2013年6月第一版，449页。

[4] 佟柔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8～99页。

[5] 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

[6] 黄道秀等译，《俄罗斯联邦民法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77～78页。

[7] 薛军译，《埃塞俄比亚民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8] 马晓龙，《我国死者人格法律保护的理论研究》，重庆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5页。

[9] 唐晓晴等译，《葡萄牙民法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10] 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解释与立法背景》，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

[11] [奥]考次欧等，于佳楠等译，《针对大众媒体侵害人格权的保护：各种制度与实践》，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170页。

[12] [德]马克西米利安·福克斯，齐晓琨译，《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8页。

[13]王利明，《家事法》，法律出版社，2013年6月第一版，147页。[14] 赵中孚主编，《商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15] 梁慧星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侵权行为编、继承编），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页

致谢词

我的毕业论文是在王敏老师的精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完成的，老师渊博的知识开阔的视野给了我深深的启迪，论文凝聚着老师的汗水，王老师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敬业精神深深的感染了我对我的工作学习产生了深渊的影响，在此向王敏老师表示衷心的谢意。

这三年来感谢山东农业法学文法学院法学专业的老师对我专业思维及专业技能的培养，你们在学业上的心细指导为我工作和继续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这里我要像诸位老师深深的鞠上一躬！特别是我的指导老师王敏老师，这三年来，在思想以及生活上给予我鼓舞与关怀让我走出了很多失落的时候，“明师之恩，诚为过于天地，重于父母”，对王敏老师的感激之情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在此向王敏老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真诚的谢意！

感谢这三年来我的朋友以及法学（双）7班的四十多位同学对我的学习，生活和工作的支持和关心。三年来我们真心相待，和睦共处，不是兄弟姐妹胜是兄弟姐妹！正是一路上有你们我的求学生涯才不会感到孤独，马上就要各奔前程了，希望你们有好的前途，失败不要灰心，你的背后还有法学（双）7班这个大家庭！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你们生我养我，纵有三世也无法回报你们，要离开你们出去工作了，我在心里默默的祝福你们平安健康，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会好好工作回报社会，为祖国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金锐 2015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