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聊斋志异》的讽刺艺术5篇

第一篇：浅析《聊斋志异》的讽刺艺术

浅析《聊斋志异》的讽刺艺术

摘要 《聊斋志异》刻画高尚的人物形象的同时还刻画了一系列极具讽刺意味的人物，想象力丰富、构思奇特，蒲松龄借志怪的名义暗讽封建统治社会的黑暗。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述其讽刺艺术。

关键词 阴暗残酷

至任至义

罪恶本质

根深蒂固

前言

《聊斋志异》是一部具有独特的思想风貌和艺术风貌的文言文短篇小说集，深刻反映社会现实、反映人民生活。作者蒲松龄爱人民之所爱、恨人民之所恨，阴暗的现实激起了他满腔的孤愤，发而为文，或悲悯、或讽刺、或鞭挞，处处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相通。《聊斋志异》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讽刺意义的人物形象，对当时黑暗的现实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对其讽刺的内容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浅略的分析：

(一)对统治者、官吏的昏暗狠毒的揭露

《聊斋志异》带着对现实社会的悲愤情绪，揭露嘲讽贪官污吏、恶霸乡绅贪婪狠毒的嘴脸，笔锋尖锐的刺向封建政治制度。《促织》大胆的指出现实社会的不公平现象。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官吏的阴狠滑黠以及民不聊生的社会现象。只因为“宫中尚促织之戏”便让官吏向百姓征收蟋蟀，使百姓苦不堪言，“辄倾数家之产”“惟思自尽”。作为一方土地的管理者，不为百姓生活操劳，却因为巴结讨好上官使百姓的生活艰难困苦。蒲松龄大胆的暴露了统治者荒淫无道和官吏狠毒自私的嘴脸，善良无辜的百姓只能成为统治者玩乐、贪官污吏压迫下的牺牲者。成名一家的遭遇正是印证了这一点。成名本是一名忠厚老实的普通百姓，因捉不到蟋蟀而遭到官吏的严厉惩罚，转侧床头，惟思自尽。在女巫的帮助下捉到俊健的蟋蟀而举家庆贺，虽连城壁不啻。由此可见，朝廷向百姓征蟋蟀比肆无忌惮的向人民征收赋税、征敛粮食更让人害怕！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在统治者、官吏的眼中竟然比不上一只蟋蟀。成名儿子只因为不小心打破养蟋蟀的罐子，就使全家陷入绝望，吓得投井自杀，灵魂变成一只蟋蟀，解救了父母。因这只蟋蟀战无不胜，能闻琴瑟之声应节而舞，讨得帝心大悦，成名一家所受赏赐颇多，“屡得抚军殊宠，不数岁，田百顷，楼阁万椽，牛羊蹄躈各千计。一出门，裘马过世家焉”①，真正杀死孩子的是封建统治严峻的压迫。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孩子不堪忍受黑暗的社会，灵魂幻化成蟋蟀供统治者和上官消遣取乐，使父母获上官赏赐无数。这正是尖锐的讽刺了统治者的昏庸无道！这篇小说以跌宕起伏的情节，紧扣人民在黑暗残暴的封建政治制度下无路可走的主线，更加辛辣犀利的突显了封建统治机构的阴暗残酷；贪官污吏的放肆压迫欺诈百姓、巴结讨好上级官员，使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异史氏曰：“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①这也正是蒲松龄对下层人民的苦难与愿望的理解，对贫苦百姓的同情以及对阴暗的封建统治的不满。运用幻想性与现实性相结合的艺术手法，更加犀利的突出皇帝的昏庸荒淫、里胥的滑黠、宰相的嚣张跋扈、抚军的昏聩。这就是统治百姓的封建阶级系统，百姓根本不能在这种恶略的环境下生存下去，都足以发人深思。

(二)对封建科举制度的鞭挞

在蒲松龄笔下，塑造了一系列有血有肉、真实的人物形象，受科举制度毒害、灵魂受到腐蚀的、怀才不遇的士子形象就是其中一类。在《聊斋志异》中对封建科举制度的弊端、仕途的黑暗的揭露讽刺正是作者内心强烈愤慨的抒发。《司文郎》这篇文章运用了高度夸张的艺术手法，尖锐的讽刺了封建科举制度的黑暗与不合理，以及主考官的愚暗昏聩。余杭生狂悖，自认为才华横溢，其实胸无点墨，当他把自己的文章给瞎眼和尚鉴别的时候，“僧嗅其馀灰，咳逆数声。曰：‘勿再投矣！格格而不能下，强受之以隔，再焚，则作恶矣。’生愧而退。数日放榜，生竟领荐”②再次找了瞎眼和尚。“僧曰：‘我所论者文耳，不谋与君论命，君试寻诸试官之文，各取一首焚之，我便知熟为汝师。’生焚之，每一首，都言非是，至第六篇，忽向壁大呕，下气如雷，众皆果然。僧拭目向生曰：‘此真汝师也！初不知而骤嗅之，刺于鼻，棘于腹，俯眈所不能言，直自下部出矣。’”②文章极尽夸张的手法，把矛头指向腐朽昏聩、好坏不分的试官们，痛斥试官连瞎眼的和尚都不如。这篇小说虽运用了夸张的艺术手法却与现实社会情况相符合，统治者荒淫无道、考官昏庸无耻，贪婪成性，黜佳士而进凡腐，导致真正的人才被埋没和摧残，封建统治阶级更加阴暗腐朽。狂妄无知的余杭生中了举人，忠厚宽容德才兼备的王平子却落榜了，更是变相的讽刺，也表达了蒲松龄内心对怀才而落榜的举人的同情，以及作者内心的愤愤不平。纵然有才华，生不逢时，没有贤明的君王、清正廉洁有才华的官员，正如千里马不遇伯乐，只能做一匹普通的马，碌碌无为度过一生！“去年上帝有命，委宣圣及阎罗王核查劫鬼，上者备诸曹任用”②通过现实的仕途与虚幻的阴间仕途相对比，辛辣的讽刺批判了现实的统治阶级的腐朽、士子仕途道路的黑暗，对阴间考取官职的方式也正是广大才子内心所向往的。

《王子安》刻画的是一个灵魂受到腐蚀的酸腐士子形象。通过狐狸对他的调侃描写了王子安的窘态。“近放榜时，痛饮大醉，归卧内室。忽有人白：‘报马来。’王踉跄起曰：‘赏钱十千’”③“又有入者曰：‘汝中进士矣！’王大喜，起而呼曰：‘赏钱十千’”③王子安中举屡次打赏通报者，表达了他对科举制度的热衷以及对名利的渴望。“久之，王自念不可不出耀乡里，大呼长班，凡数十呼无应者”③“又久之，长班果复来。王捶床顿足，大骂：‘钝奴焉往！’”③犀利的描写了王子安中举以后追求的名利姿态。对长班的恶劣态度也暗指他名利双收后的傲慢。“王醉亦稍解，忽如梦醒，始知前此之妄”③酒醒之时也就是他科举梦破之时，“昔人为鬼揶揄，吾今为狐奚落矣”③这篇小说情节大胆而又奇特，一日尝遍人生的酸甜苦辣，由中举到梦破，情节跌宕起伏，虽篇幅较短，却能入木三分的揭露和嘲讽科举制度对士子灵魂的锈蚀。“异史氏曰：王子安方寸之中，顷刻万绪，想鬼狐窃笑已久，故乘其醉而玩弄之”③蒲松龄不仅是塑造这样一个士子形象，更深一层的含义是揭露科举制度之弊，把秀才的悲惨遭遇描绘成似丐、似囚、似秋末之冷蜂、似出笼之病鸟、似被絷之猱、似饵毒之蝇、似破卵之鸠，运动精妙的比喻字里行间充斥着作者对士子的同情与无奈，控诉坑害文人的封建科举制度。

（三）对狐鬼与人的对比讽刺现实

蒲松龄除了塑造现实社会中的人物外，还运用浪漫主义手法塑造了很多狐鬼形象，这类角色虽是虚幻，却贴近生活，颇具人情味。《小翠》中的主人公狐仙小翠为替母报恩嫁给王家的痴傻儿子王元丰，王侍御偶然来看元丰，被球砸中脸“王以告夫人，夫人往责女，女俯首微笑，以手刓床”④事后，小翠憨跳如故，“以脂粉涂公子，作花面鬼④”夫人“怒甚，呼女诟骂。女倚几弄带，不惧，亦不言”④小翠装扮成宰相的样子“夫人怒，奔女室，诟让之，女惟憨笑，并不置一词”④面对公婆屡次责骂，她既不生气也不解释，憨笑如常小翠这种戏谑的性格正是她对封建家庭、封建社会的反抗，然而这种反抗在封建人眼里确是疯癫的。王侍御在尔虞我诈的官场与同僚相斗，在小翠的帮助下才战胜政敌，对王家来说，她神机妙算是最大的功臣，但她从不邀功。终因失手打破一玉瓶受到公婆严厉斥责盛气而出。小翠尽心尽力帮助王家与王侍御夫妇的卑劣行为相对比。正是美与丑、善与恶的对比，人当真是不如狐的。小翠没有受到封建思想的荼毒，保持着自己的“真”，在生活中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敢作敢为，也因报恩涉入官场，隐含着对现实社会勾心斗角的官场的戏谑与讽刺，官僚之间相互栽赃算计，明争暗斗只为自己的权益，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矛盾的黑暗现实。通过对小翠报恩过程中性格变化的描写，表明封建家庭对小翠的反抗的不能容忍，这样憨直可爱的人与当时的封建礼教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导致她的出走。“异史氏曰：月缺重圆，从容而去，始知仙人之情，亦更深于流俗也”④表明了蒲松龄对现实社会中人的讽刺批判，通过人狐对比抒发对人性的鞭挞、鄙夷和讽刺，以及对狐鬼爱憎分明的褒扬之情。

《红玉》中狐仙红玉与书生冯相如暗中相恋私定终身，被冯父知晓后并未得到认同，反而被斥责“女子不守闺戒，既自玷，而又以玷人。倘事一发，当不仅贻寒舍羞！”⑤这严厉的羞辱令红玉羞愧不堪，冯相如却相当懦弱“父在不得自专”⑤红玉决心离开，并在离开前为冯生觅得佳偶。多年后，冯生家破人亡，穷困潦倒之际，红玉再次出现帮助冯生，“约半年，人烟腾茂，类素封家”⑤“时年三十六，腴田连阡，夏屋渠渠矣”⑤，冯生与红玉只相处了半年，却一生受到她的庇护与帮助，体现了红玉富有人情味、重情重义的人格魅力，她为冯生不断付出，却因为冯生的卑微怯懦、胆小怕事而得不到回报。当冯生面对宋氏的羞辱，“思势不敌，敛怒为笑，归告翁”⑤致冯妻与冯父毙；当义士为他报仇时，“生惧祸及，抱子亡去”⑤最终被官府捉到大牢；红玉夙兴夜寐为他改善家境时，他当成理所应当，冯生虽善良却得寸进尺、软弱无能，与红玉的至仁至义、执着相比显得更加不堪。“异史氏曰：然官宰悠悠，竖人毛发，刀震震入木，何惜不略移床上半尺许哉？使苏子美读之，必浮白曰：‘惜乎击之不中！’”⑤通过善恶下场的对比，暴露了社会上丑恶庸俗的现象，表达了表达了蒲松龄对邪恶势力的厌恶与希望善良的人得到帮助，惩恶扬善的思想感情。

（四）对封建礼教下女子命运的愤慨

在封建礼教的影响下，有很多女子被父母包办婚姻痛苦一生，蒲松龄借助封建家庭中所产生的悲剧事件，塑造了一系列令人悲悯的女性形象。其中《云翠仙》表现了父母包办婚姻对子女的影响，就算知道对方是个泼皮无赖也只能听从母亲委身于他。小说的开头就描写了梁有才的卑劣行为，“诈为香客，近女郎跪，又伪为膝困无力状，故以手据女郎足”以及云翠仙对他的厌恶“渠寡福，又荡无行，轻薄之心，还易翻覆。儿不能为遢伎儿作妇”⑥在母亲的坚持下与他成亲，给与他富足的生活，梁却不思进取、乱交滥友、沉迷赌博，把财产输光，云翠仙只能“惟严守箱奁，如防寇”⑥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无疑是痛苦的，但她只能遵循封建礼教从一而终，但痛苦并不仅如此，丈夫居然想把她买为妓女，连婢女都感到愤慨“不如杀却，何须复云云”⑥“众眦裂，悉以锐簪、剪刀股攒刺胁腂”⑥这才是令人感到可笑的，对梁这种道德沦丧得人的讽刺鄙夷的意味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面对如此丈夫，她不得不背弃封建礼教，打破束缚愤然与之断绝关系。本篇从封建社会现实出发，剖析了封建礼教对女子的束缚及梁不择手段的剥削阶级的思想的批判，在此前提下揭露封建思想的罪恶本质。梁有才的罪有应得就是蒲松龄内心愤愤不平情感的抒发，梁最终杀了引导他卖妻的损友，也是事情发展的需要，教唆人犯错的人比实施的人更令人气愤。

《恒娘》讲述的是一个妻妾争宠的故事，洪大业有一妻一妾，妻朱氏貌美，妾宝带貌远逊于妻，洪却偏爱妾，在这剑拔弩张的形态下夫妻二人“辄以此反目”“然益劈宝带，疏朱”⑦朱氏确认为“予句谓良人之爱妾，为其为妾也，每欲易妻之名呼作妾”⑦由此可见，封建伦理道德根深蒂固，对女子毒害之深，身为正妻为得宠爱不惜为妾。后被恒娘教予驭夫之术，知晓了丈夫疏远自己的缘由与重获荣宠的要点。“朝夕而絮聒之，是为丛驱雀，其离滋甚耳！其归益纵之，即男子自来，勿纳也”⑦这便是欲擒故纵、以退为进；“归毁若妆，勿华服，勿脂泽，垢面敝履，杂家人操作”“尽去敝衣，袍裤袜履，崭然一新”⑦使朱氏的前后装扮对比，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即新鲜感；后恒娘又教予她魅惑洪大业的方法“洪大悦，形神俱惑，惟恐见拒”⑦同时宝带失宠“洪益厌怒之，渐施鞭楚。宝带忿，不自修，拖敝垢履，头类蓬葆，更不复可言人矣”⑦此篇小说正面是称赞恒娘驭夫有道，并帮助朱氏获得宠爱，细细品读就会发现，朱氏虽然是这场妻妾之争的胜利者，却也是一名失败者，作者暗讽封建社会女子地位低下，只能依附男人生存，以小见大，揭露了封建伦理道德对女子的压迫，使得女子依附人格的形成，鲜明的体现了丈夫对妻妾的绝对统治权。朱氏对此并不加以反抗而是努力学习怎样去迎合封建思想的桎梏，可见封建思想对女性精神压迫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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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鲁迅曾指出：“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怪诞而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非复人。”⑧蒲松龄善于在生活中取材，捕捉生活中现象与本质矛盾、不协调的事物，加以艺术加工，塑造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讽刺意味的艺术形象，进而剖析人性与封建社会。表面上是志怪，实则揭露、讽刺当时的社会礼教的束缚、危害。抒发了蒲松龄劝善惩恶的生活理想。他或借幻化的情节表达讽刺之意；或以极其夸张的漫画是笔法进行讽刺；或以善恶对比加深讽刺含义；或以剖析人性自然而然流露讽刺之意。讽刺方法多种多样，运用生动传神的笔墨勾勒出一个个丰满的人物，针砭封建社会之弊，让读者心领神会、回味无穷。

注释

① 蒲松龄.聊斋志异.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2007（05）197页 ② 蒲松龄.聊斋志异.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2007（05）418页.419页 ③ 蒲松龄.聊斋志异.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2007（05）470页.471页 ④ 蒲松龄.聊斋志异.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2007（05）377页.378页.379页 ⑤ 蒲松龄.聊斋志异.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2007（05）99页.100页 ⑥ 蒲松龄.聊斋志异.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2007（05）288页.289页 ⑦ 蒲松龄.聊斋志异.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2007（05）534页.535页 ⑧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952,22篇

参考文献

[1] 李厚基 韩海明.人鬼狐妖的艺术世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03）[2] 卢今.聊斋志异名篇欣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1987（03）[3]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 [4] 马瑞芳.狐鬼与人间.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5] 蒲松龄.聊斋志异.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2007（05）[6] 蒲松龄研究集刊 第三辑.齐鲁书社出版发行.1982（07）[7] 周先慎.聊斋志异欣赏.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08）

文献综述

前言

近年来，有很多学者对《聊斋志异》进行了研究，范围涉及到蒲松龄的生平、著作、创作动机、哲学宗教思想、艺术手法、人物形象等方面。《聊斋志异》是一部深刻反映现实、反映人民生活的独特小说集，同时还广泛收录了民间传说，浪漫惊异虚幻世界是故事发展的前提。内容涉及封建政府、残暴官吏、科举之弊、封建思想、女子社会地位、狐鬼花妖的人性等。

一、高宝立对《聊斋志异》的讽刺散论

蒲松龄所著《聊斋志异》是一部充满强烈批判精神的孤愤之书，对当时的政治弊端、科举制度的黑暗以及社会风气的颓败，都有深刻的揭露和抨击，批判社会现实，抒发作者的不平之气，构成了《聊斋志异》讽刺的主要内容。它在讽刺艺术的表现上又有其鲜明的特色。这就是：幻想的奇异性、内容的喜剧性、情节的突然性、语言的幽默泼辣、表达方式的抒情直露以及较高的讽刺格调。

二、李云峰对《聊斋志异》讽刺手法的理解

《聊斋志异》讽刺笔法娴熟，深化主旨、发人深思，增强了艺术魅力。对讽刺手法的理解即双关，表面是写鬼写妖的志怪故事，实则抒发自己对黑暗现实的孤愤悲怆；夸张，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对事物进行极端的的描述，讽刺意味也就越强烈；反语，在双关的基础上说反话，强化了讽刺效果；对比，通过对比，有力的讥笑社会的颓俗之风、恶德败行，加深文章讽刺意味。

三、梅显懋对《聊斋志异》讽刺艺术的管窥

他认为《聊斋志异》运用讽刺的笔法鞭挞贪官污吏、抨击科举制弊端、讥评颓风薄俗恶德败行，或幽默诙谐妙语解颐；或辛辣犀利发聋振聩；或嬉笑怒骂痛快淋漓，或以嘲讽谑笑之笔墨抒发内心深沉的悲哀。运用的讽刺艺术分为寓讽刺于精心构造的幻化情节中；捕捉生活中现象与本质矛盾的事物，构成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艺术形象；画龙于壁，点睛即飞和漫画的笔法。

四、张成文对《聊斋志异》中讽刺小说研究

《聊斋志异》从内容上可分为悲剧性的揭露讽刺小说和喜剧性的劝戒讽刺小说。蒲松龄善于选取“小题材”来反映、揭露黑暗社会的“大现实”。也即以小喻大，讽刺时弊。张成文认为，它的揭露性讽刺小说主要为两类。一类是揭露科举制度的弊端及其对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毒害，抨击八股取士制度的腐朽性和虚伪性的科举批判小说，这些篇章大都凝聚着作者浓厚的感情。另一类揭露性讽刺小说主要是暴露封建政治的黑暗腐败，谴责封建统治着和邪恶势力压迫人民的罪行，同情被压迫者的不幸遭遇并歌颂他们的复仇、反抗。

结语

通过对他人论文的研读，我知道《聊斋志异》是我国文学史上颇有成就一部文言小说集，它犀利的揭露现实社会，运用讽刺的笔法指桑骂槐抒发自己内心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愤懑不满。我的论文将从小说集中挑出几篇不同方面的小说进行分析琢磨，从揭露封建统治者官吏的狠毒、鞭挞封建科举制度、人鬼花妖与人对比、暴露封建思想对女子的荼毒这四个角度进行分析《聊斋志异》的讽刺艺术。

参考文献：

[1] 高宝立.《聊斋志异》讽刺艺术散论.蒲松龄研究.1995 [2] 李云峰.浅谈《聊斋志异》的讽刺手法.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期.2008(07)[3] 梅显懋.《聊斋志异》讽刺艺术管窥.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5 [4] 张引群.《聊斋志异》的讽刺艺术.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02)

第二篇：儒林外史与聊斋志异讽刺艺术之比较

《儒林外史》与《聊斋志异》讽刺艺术之比较

――寒假作业之读书笔记

“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儒林外史》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高超的艺术技巧,为我国讽刺文学的典范。“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精练地概括了《聊斋志异》在讽刺艺术方面的高超成就。二者一个以“儒林文人”为对象，进得行辛辣的讽刺，一个以鬼神妖怪的世界来映射世人；一个冷峻，给人以悲剧感觉，一个热烈，给人以喜剧的印象。但二都虽都是从现实出发，通过夸张变形，借以批判现实，但所达到的艺术效果却是不同的。

首先，在题材的选取上，《儒林外史》着重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题材，而《聊斋志异》则选“小”题材，以小见大，讽喻时弊。

《儒林外史》所写尽是“儒林中人”，天下儒生何止千万，这样选择有有代表性的题材极其重要。许多人情世态也都是当时社会上常见的,作者抓住了这些材料,加以典型的概括, 例如，范进在发迹前受尽冷落,向胡屠户借钱, 被胡屠户一口唾沫啐在脸上, 骂了个狗血淋头, 一旦范进中举,胡屠户马上改口他为“贤婿老爷”, 还夸奖他“才学高,品貌好, 就是城里头张府、周府那些老爷, 也没有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前倨后恭，刻划出当时的世态。蒲松龄善于选取“小题材”反映、揭露黑暗社会的“大现实”。《促织》就是最杰出的一篇。因“宫中尚促织之戏, 岁征民间”, 于是层层官吏借此敛财。最后落到里正成名身上。他捉不到促织, 又“不敢敛户口”, 被抓去打得“浓血流漓”,“惟思自尽”。后经“巫”指点, 幸得金翅促织, 又被子弄死, 子惧投井。然而, 其子魂化促织, “轻捷善斗”,遂献宫中,“上大嘉悦”, 成名因而暴富, 竟“裘马过世家”。情节跌宕起伏, 惊心动魄。作品通过一个小小的促织, 把皇帝的昏庸, 社会的黑暗, 官吏的谄媚, 人民的疾苦, 反映得淋漓尽至, 这已不是一般的刺贪,而是直刺最高统治者——皇上。其次，在讽刺手法的运用上，也有不同。《儒林外史》采取广泛而又强烈的艺术对比手法, 从正面进行讽刺抨击。《聊斋志异》则采用较为曲折的方法，讽刺的力度更强。

通过对比使作品思想十会尖锐，针针见血。在刻画人物时, 常常不直接说明自己的意图, 而是通过鲜明的对比, 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深刻的含义, 引导读者一道爱其所爱,憎其所憎。王冕、杜少卿等是作者理想中“振兴世教”的人物。其中王冕在第一回出现,成为衡量全书人物的尺度, 力求达到“敷陈大义”和“隐括全文”的目的。杜少卿是“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的官宦人家的后代,却是

封建统治阶级的“叛逆者”。这些人物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功名富贵采取否定的态度, 并敢于蔑视封建统治阶级的权势。他们的对立面,就是匡超人、牛浦郎以及权勿用、杨执中等一批堕落的儒林人物。匡超人伪造文书、代人考试、修妻再娶、忘恩负义。牛浦郎为了结交官府, 贪图名利, 竟冒名牛布家, 进行招摇撞骗,后来原形毕露。通过对比,说明这类人物是当时社会环境的必然产物, 从他们身上可以看见功名富贵腐蚀人心的恶劣影响。地主盐商的丑恶言行与市井细民的高尚品德的对比, 显得泾渭分明。严监生和胡三公子, 他们食而无厌地聚敛钱财,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盐商宋为富恬不知耻地宣称:“一年至少也娶七八个妾”,并且飞扬跋扈, 只要一个诉呈, 打通关节, 立即就能取得诉讼的胜利。第五十五回写了四个自食其力的奇人:会写字的季遐年, 卖火纸管子的王太, 开茶馆的盖宽,做裁缝的荆元。他们都不是科举场中的人物, 但他们自食其力, 品格高尚, 与前者形成显明的对比。

而《聊斋志异》刚指桑骂槐，含沙射影即明指甲而真意骂乙, 是一种非常隐晦曲折的讽刺手法。它含沙影射, 不露痕迹, 满清王朝无可奈何, 而读者心领神会,彼此心照不宣, 所以其“杀伤力”极强。请看《画皮》。太原王生, 路遇女郎,竟领入家中“寝合”, 道士告诉他是妖,他将信将疑。后来,他“窗窥之,见一狞鬼,面翠色„„铺人皮于榻上,执彩笔而绘之;„„披于身,遂化为女子。”最后,女鬼终将王生害死。作品明写女鬼, 实则暗骂那些衣冠楚楚、高居显位、光环照人的达官贵人, 他们搜刮民财、荼毒百姓,都是一群披着“画皮”的恶鬼。《梦狼》也是此种讽刺手法之精品。在阴间的官府上,只“见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也。入视墀中,白骨如山。”“忽一巨狼,衔死人入。”竟“聊充庖厨。”作者用阴间恶狼当道的衙门, 影射贪官污吏残害百姓的社会现实, 在那个想说不能直说,想写不能直写、文网密布的反动王朝,读来实在令人痛快淋漓、妙不可言。

第三，在人物的塑造上，《儒林外史》及成功地塑造出性格复杂的典型人物。《聊斋志异》则塑造出分形象生动的人物。

《儒林外史》这种对人物揭露正反面复杂特征的描写是罕见的。正面人物并不都好,反对人物并不都坏。如马二先生,瑕瑜互见,若不是就全书批判的主要倾向而论,很难说他是反面人物。他作为一个“选家”,热衷科举,专研制艺, 言必称朱熹,对科举制有一系统的理论,一心想做官发财。特别是马二先生游西湖, 遇到女人不敢仰视;见到皇帝的字, 慌忙磕头;他赞美西湖的美景时,用了《中庸》中的一句话, 牛头不对马嘴;看到酒店里的鸡鸭鱼肉,直咽唾沫。马二先生的迂阔、无知、鄙俗, 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可马二先生在朋友蘧马先夫急难的时候, 倾囊相助,免去其一场官司。连敲竹杠的公差也为之感动, 小说借一个人物的口, 称赞他是有义气、有肝胆的骨肉朋友。在马二先生的身上,缺点这样突出,优点亦如此。

可见吴敬梓没有把马二先生简单化, 他也是性格复杂的典型人物, 作者运用这种极为“不协调”的笔法, 逼真地予以描绘,就形成强烈的讽刺。《儒林外史》往往描写丑的事物自认为美或冒充为美, 同时又巧妙地戳穿其美的外衣,让读者看到其丑陋不堪的本质, 其讽刺手法极为丰富多变, 鲁迅称它为“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 是非常恰当的。《儒林外史》的问世, 体现了现实主义讽刺艺术的高度成就。

《聊斋志异》大量栩栩如生的人物更是要人叫绝。《劳山道士》,慕道入山求仙的王生, 生性娇惰, 经受不住艰苦生活的考验, 入山不久便“不堪其苦,阴有归志”。但又不甘空手而归,便向师父提出“略授小技”的请求。师父传授给他穿墙之术, 并让他当场试验, 果然“虚若无物”。王生大喜, 回家之后便迫不及待地在妻子面前吹开了, 说自己“遇仙,坚壁所不能阻”,并且当场“去墙数尺,奔而入”。结果却“头触硬壁,蓦然而踣”。《王子安》中的王子安,屡试不售,“入闱后,期望甚切。”近放榜时, 醉入梦乡。忽闻“报马来”,王踉跄而起:“赏钱十千!”家人因其酒醉, 便骗他说:“但请自睡,已赏之矣。”美梦便继续做下去。一会儿又有人来报:“汝中进士矣!”王大喜,起而呼曰:“赏钱十千!”家人骗之如前。最后梦见自己殿试翰林, 便“自念不可不出耀乡里”, 于是大呼长班,长班稍稍来迟,他便破口大骂, 甚至大打出手。结果倾跌床前,妻儿“粲然皆笑”, 方才“忽如梦醒,始知前此之妄。”这两个人物就非常形象，使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同时也增强了作品的讽刺力度。

第四，两部作品所形成的气氛不同。

《儒林外史》在他的讽刺人物的喜剧性行动背后,几乎都隐藏着悲剧性潜流,只不过吴敬梓喜剧中的悲剧笔触不像一般悲剧那样浓烈、哀恸欲绝,慷慨悲歌,而是一种辛酸的,悲怆的哀怨之情。如范进因中举而发疯时的种种丑态，让人感到好笑的同时还有一种酸楚。《聊斋志异》有高度的艺术性,充满了幽默和诙谐, 在令人喷饭之余又拍案叫绝。从而达到针砭时弊、抑恶扬善之目的。如《骂鸭》全文仅一百二十三字,就痛快淋漓地惩罚了一个盗鸭者。某民盗邻鸭,烹之,至夜,肤生鸭毛,触之则痛。入梦,有人告曰:须得失者骂方愈。而邻翁素雅量,不骂,再三劝说,“翁乃骂,其病良已。”那盗鸭者受到恶报的丑态,实在大快人心,是对一切贪官污吏的讽刺和警告。整部作品喜剧气氛很浓。

通过上面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儒林外史》与《聊斋志异》同是讽刺性作品，但是它们的风格是不同的。虽然运用相似的手法，可是达到的艺术效果也是不同的。但它们无论怎样都是我国古典小说中讽刺艺术的高峰，给我国的文学史添上的精彩的两页。

2006年2月

第三篇：《聊斋志异》讽刺官府

在《聊斋志异》之中，讽刺官府的故事是数不胜数。在这里我就不一一例举了。但是，无一例外，这些故事都讽刺了一个事实，当时的官府都十分的昏庸无能。在当时的官场上，惟利是图的小人遍地都是，并且个个都是有奶便是娘。

《促织》便是一个讽刺官府的好例子。这个故事讽刺了当时社会的昏庸、腐败。一只小小的蟋蟀，可以远远超过一个小孩的生死性命；一只小小的蛐蛐，既可以让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也可以让人受尽荣华富贵，几世不愁吃穿。故事中，成名之前屡试不中，但是当他献上了一只好蛐蛐时，皇帝龙颜大悦，县官不但免去了他的苦差事，而且还想方设法让他成为了秀才。从这儿，县府的昏庸也就可见一斑了。蒲松龄借此强有力的讽刺了当时封建社会的残忍、堕落、昏庸、无情。

作者出生在满清中期。那时的官府对底层人民的压迫极重。皇帝和官吏找尽各种方法来搜刮民脂民膏。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民苦不堪言。当时，蒲松龄经历了家族的由兴到衰的过程，此经历让他深深感受到当时在底层生活人民的艰辛和不易。并且他也是屡试不第，心中早已对官府萌生了恨意。但他有恨却不能随意发泄只有在书中披露官府的所作所为来讽刺官府的腐败、昏庸。

蒲松龄在讽刺官府之时，也向我们揭露了当时社会现象。封建社会是等级分明的，各个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差距极大，层次分明。在朝廷之上，人们又勾心斗角，实在让人不忍直视。

第四篇：浅谈《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浅谈《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罗高

（中文081，070811102）

摘要：《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作品。在讽刺方面，主要体现在基于现实的讽刺，加之吴敬梓巧妙地运用夸张和对比手法，突出了强烈的讽刺效果。全书竭尽讽刺之能事，奠定了我国古代讽刺小说的基础，为以后讽刺小说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关键词：儒林外史，讽刺艺术，对比，夸张，诙谐的讽刺与严肃的写实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卓越的揭露封建科举制度弊端的现实主义长篇讽刺小说。全书共五十六回，描写的人物众多。吴敬梓运用朴素、灵活、幽默的地方性语言，假托明代，实际反映的是康乾时期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功名和生活。他以独特的视角，对封建统治阶级用以禁锢人们思想而死板乏味的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可以说，吴敬梓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批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深度。

《儒林外史》问世之后，以其高超的艺术水平受到人们的喜爱和赞扬，尤其是它婉转诙谐的讽刺艺术，更是令人叹为观止。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评价道：“迨《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谪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 ”，甚至认为 “讽刺小说从《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谓之绝响。”

吴敬梓在继承中国古代讽刺艺术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加以自己的创造，把中国古代讽刺艺术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作者的见解并不是直接列出来硬塞给读者，而是在具体形象的塑造中阐明。周进和范进的中举，匡超人的转变，杜少卿的豪举，马二先生的迂腐，这一切都是通过具体的情节来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吴敬梓并没有直接向我们褒贬什么，但每个形象都饱含着巨大力量的褒贬，传达着作者明确的正义观。

下面将就《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特征作三点进行一个粗浅的探析。

一、对比的讽刺艺术

对比是这部小说的为了突出讽刺效果常用到的手法。

如胡屠户对范进中举前后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的对比。中举前称他为“现世宝”、“癞蛤蟆”，中举后称他为“贤婿老爷”、“天上的文曲星”；对他外貌的描述也不同，中举前说他“尖嘴猴腮，不三不四”，中举后夸他“才学高，品貌好”；两次的贺礼也不同，中举前是“一副大肠和一瓶酒”，中举后是“七八斤肉，四五千钱”；离开范进家的动作神态也不同，中举前离开时是“横批了衣裳，腆着肚子去了”，中举后离开时是“千恩万谢，低着头，笑咪咪地去了”。通过对比，使他的前倨后恭、嫌贫爱富、趋炎附势、庸俗自私的典型市侩形象跃然纸上。还有对众乡邻的对比：范进中举前对范家揭不开锅，在死亡线上挣扎而不闻不问，范进中举后赶紧送酒送肉，搬桌拿椅。作者对他们嫌贫爱富的心态，进行了强烈的讽刺。对比之中写出人性淡薄和世态炎凉，极富讽刺意味。

除了同一个人物的前后对比，作为一部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还塑造了一批体现作者理想的正面人物与体现社会腐败的反面人物进行对比。正面人物有王冕、杜少卿、虞育德、庄绍光、迟衡山等，反面人物如前面提到的胡屠夫以及众多贪污腐败的官僚们。这一鲜明的美丑对比，大大地增强了小说的讽刺效果，越是正面人物就越显出反面人物的丑陋，以美烘托出丑的极致。

二、夸张的讽刺艺术

在小说中，吴敬梓对人物最富于特征的细节加以适当的夸张，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显目的特征上，再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即把否定的东西加以放大来产生极强的讽刺效果。

吴敬梓在真实的基础上，透过夸张这个放大镜，把生活的黑暗扩大化，把一件小事上升到人物的精神层面，反映出最深刻的内涵，让讽刺显得犀利而深刻。

如人人皆知的范进中举后因惊喜过渡而发疯的这一幕，这种夸张的讽刺艺术可谓达到了极致。当范进面对突如其来、从天而降的大喜时，他那颗因饱经辛酸折磨而变得麻木的心灵，承受不住这强烈的刺激。于是，“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将几口开水灌了过来。他爬将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噫！好了！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作者从范进几十年的辛酸悲苦来写这极度兴奋的一瞬，把看似荒唐的现象表现得如此合乎生活的逻辑，将当时的读书人热衷“科举”，一旦功名到手就如醉如痴，惊喜若狂，乃至发疯这种社会现实加以夸张的描写，从而达到了尖锐的讽刺效果。第五回中，写严监生之死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临时了还不忘灯盏里点的两茎灯草，唯恐费了油，直到赵氏挑掉一茎才断气。透过这样的细节描写，恰到好处的夸张，把严监生那贪婪吝啬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活灵活现。

三、诙谐的讽刺与严肃的写实

小说在讽刺过程中，把诙谐的讽刺与严肃的写实结合起来，挖掘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从而在讽刺过程中起到对社会制度进行批判和反思的目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它所写的事情是公开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足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习惯了，虽也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经它特别一提，就动人。”

吴敬梓以客观的态度去处理事情，不以主观偏见去遮盖对象的丰富内容。整篇小说虽以描写反面人物、揭露反面现象为目的，但并没有因要显露出描写对象的戏剧性，而忽视人物的客观真实性。在他笔下，讽刺对象并不是无恶不作的坏人，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着综合因素的人物，恰恰是这样，讽刺才更真实、深刻。

而讽刺这一创作手法，它本身就有着严肃性。作者必须对社会、人生作出认真的观察和思考。在这点上，吴敬梓对他所生活的社会现实有着敏锐的感受和深刻的理解，他的品德和见识，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那些儒林人物。他认识到封建科举制度的腐朽弊端和是非颠倒的社会风气，认识到生活在这一现实中的卑劣人物以及人们的一些病态心理。

同时吴敬梓的创作态度也是非常严肃的，既不是人身攻击，也不是随意嘲笑，而是把这司空见惯的不合理现象进行提炼、概括、典型化，从人性被压抑、被扭曲中去看丑恶本质。他是怀着一种悲愤的心情去揭示人的性格的变态过程。可以说作者是站在高处来俯瞰人生，以喜剧的形式来表现悲剧的内容。

综上所述，《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是多种多样的，丰富多彩的。在喜剧的背后，作者把犀利的笔锋伸进人物最深的精神层面中，从而揭露这些悲剧性的社会原因，启发读者，尤其是读书人对人生价值、对生活、对社会的深刻思考。笑中带泪，是这部小说讽刺艺术的精华所在。

参考文献：

[1]吴敬梓.儒林外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3]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李孝金.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1.(3)

[5]周腊生.试论《儒林外史》讽刺艺术中的对比手法[J]

第五篇：《灯下漫笔》讽刺艺术

《灯下漫笔》的讽刺艺术

鲁迅一生写了大量的杂文，他的杂文特点是诗化的政论，是政论化的诗。其中讽刺艺术是杂文中的重要特征，语言简洁峭拔，充满幽默感。

在《灯下漫笔》中，鲁迅以讽刺的艺术手法，揭露了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在《灯下漫笔》中，鲁迅用讽刺艺术之一是反语，从表面上看是肯定和赞美，而实际上是否定和讽刺，这种手法往往用来表达憎恨和愤怒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效果。他说：“我因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例如“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很平坦的把国民的阶级性反映了出来，又具有幽默简单的语言讽刺了当时人们的无知与惰性。鲁迅说过“讽刺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

《灯下漫笔》反映了北洋政府时代生活中一件大家时都曾遇到的小事，所以鲁迅用讽刺艺术手法之二是比喻。他的杂文虽有政治的特点，单往往不是象政治那样全面系统地进行论证，而是经常用比喻的方法，含蓄的表达自己的态度，运用比喻进行讽刺，比抽象的说理更鲜明、更生动、更深刻。如“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正是穷人和不屈服者的生命和鲜血成就了阔人们的幸福生活，这样的社会怎能让它继续下去！可惜，中国的民众还不觉悟，还在那里鉴赏杀人的盛举，或者企图借先行者的血来疗就自己的疾苦，自觉不自觉地维护者吃人的社会，甚至自觉不自觉地跟着吃人。要改变这个病态的社会，其艰辛和代价可想而知。这一比喻不在于形似，更重要的是反映了鲁迅先生思想的深刻和忧思的深广。

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之四是语言富有力度，他的语言具有无比的力度，像匕首，似投枪，刺向敌人，无法招架。在《灯下漫笔》中他将中国人两个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总共20个字，就道出了千百万中国人所经过的历史；它高度浓缩，胜过某些史学家的“巨著”；语言力度还表现在用字用词上，如“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的“溜”字，“历来所闹的就不过是这一小玩艺”的“闹”字，“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中立”等字词在作品中俯拾即是，它们准确形象，入木三分，概括了现象，揭示了本质，显示了语言的威力。纵观鲁迅的杂文，讽刺艺术的巧妙运用，使得文章的主题淋漓尽致的发展下去，同时使得鲁迅的杂文在中国社会思想上有了深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