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说太原第十三碑 边塞诗风,壮色太原

第一篇：史说太原第十三碑 边塞诗风,壮色太原

史说太原第十三碑

边塞诗风，壮色太原

盛唐边塞诗的价值，首先在其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热爱自己的祖国，向往和平安定的生活环境。一旦祖国遭到外来侵凌，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为了祖国就是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孰知不问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中国文史百科·文学卷》

盛唐的边塞诗和边塞诗风、边塞诗派，形成于武则天临朝称帝至玄宗李隆基的“开元盛世”。当是之时，东起辽东，西至青海、新疆，万里烽烟，战事频仍。就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边塞诗”应运而生。这种诗、诗风，乃至于诗派，最突出的当世价值与历史价值，在其豪迈的英雄主义色彩和爱国主义精神，展现了盛唐时期所出现的以身许国的文人情结，以及描写和揭示了边战的壮阔和悲凉。同时也揭露了统治者穷兵黩武，征伐好战，不惜民生的一面。唐代太原籍诗人王翰、王之涣、王昌龄，或为边塞诗派之先驱，或为边塞诗派中之中坚，或为边塞诗派中之圣手。他们创作的边塞诗，构成盛唐时期的一股强劲诗风，成为当时的一个豪迈诗派，不仅为唐代的文化，尤其是诗歌，作出了重大的奉献，也为他们的故乡——北都太原，大壮声色。有研究者称这三位“太原王氏”之裔，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为盛唐的边塞诗派的形成、发展壮大，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为太原的历史文化留下了丰厚的遗产。边塞诗派先驱者王翰王翰是盛唐边塞诗派的先驱者，唐北都太原晋阳（今晋源）人。生于武氏则天称帝前的垂拱三年（687），卒于玄宗开元十四年（726）。他开启盛唐苍凉悲壮、豪迈壮阔之诗风，以长于边塞诗而名满天下，著名于史的《凉州词》便出于他之手，“一曲凉州，千载饮誉”，便是对他边塞诗作的最准确的评价。他的诗作，存史不多，虽有文集十卷遗世，却失传。今可见到的也只有寥寥十四首，收于《全唐诗》。他正是以这十四首诗作而名标青史，壮色唐诗，壮色太原。史称，王翰出身望族名门“太原王氏”之族，家资豪富巨贵，“枥多名马，家有妓乐”。少年时代的王翰，敏有逸才，举止放浪，常出礼法绳墨之外。逮至长成，更是嗜酒纵马，性格豪放，长于诗赋，善舞能歌，从不受世俗礼矩之约束。是时在太原作长史的张嘉贞，极为赏识其才华性格，相待甚厚。这使王翰异常感激，曾撰写乐词抒发知遇感戴之情，并在宴筵之上，自唱自舞，洒脱开放，神气豪迈，一时在太原城中传为美谈。可能正是在张嘉贞的举荐下，约于中宗神龙年间（705-707），王翰尚未得功名，便从军塞上，客游河西（今甘肃河西走廊）。在边塞，十七八岁的王翰，身临朔气金铎，寒光冷月，流汗洒血，挞伐征战，写下了苍凉悲壮，笑看生死，酣畅淋漓，脍炙人口的传世名篇《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所谓《凉州词》，属宫调曲，即“凉州歌”的唱词。古之俗称为“凉州破”，是西晋末季，西凉一带传唱的融汉末魏晋时之汉族旧乐与西部羌胡之声于一炉的曲调，因其广传于汉羌杂居之凉州，故称“凉州破”。王翰的这首《凉州词》，既没有正面描绘边塞的肃杀悲凉，也没有正面描绘战场的刀光剑影与血溅尸横。而是独辟蹊径地描述了战后军中的饮酒场面。葡萄、美酒、夜光杯，一连三个名词词组，色彩斑驳的美酒，别具一格的酒杯，如此和谐、优美的饮乐，引人入胜，哪有一丝刀光，哪见一缕剑影？然而，笔锋一转，一个“欲饮”，告诉我们，酒并没有喝到口中，却传来了“马上”的“琵琶”声。过往多人将“欲饮琵琶马上催”一句，释为：琵琶声在催促征战之人入帐宴筵。我却以为这种解释，望文生义，误解了王翰此句诗的本意。试想，催人入宴，何用“马上”的“琵琶”，应该是帐中琵琶或营中琵琶。王翰此时是匠心独用，他要用“马上”的“琵琶”声，催人征战，“马上”的“琵琶”声，不是饮宴的“乐曲”，而是征战的“号角”。当日的边塞战斗频仍，刚刚结束战斗，刚刚举起酒杯，但是，酒尚未入口中，新的战斗又来了，“马上”的“琵琶”声，催人带酒参战。于是，才有了“醉卧沙场”，而不是“醉卧军帐”；于是才有了“君莫笑”，才有了全诗之“眼”，“古来征战几人回！？”边塞诗前驱王翰，全诗无丝毫争战之气氛，无丝毫争战之痕迹，无丝毫争战之场景，却在“葡萄美酒”“夜光杯”和“琵琶”声中，隐喻了战事的紧张、急迫、频仍；在“醉卧沙场君莫笑”中，表达了边关将士豪迈中的悲凉，视死如归中的哀伤。尤其是末句“古来征战几人回”的试问，笔锋直指，所向披靡：罪恶嗜血的战争何时才能结束？活脱脱地展示出唐代太原人豪放落拓的性格，坦荡无忌的胸怀。边塞诗派巅峰王之涣仅小王翰一岁左右的王之涣，成名稍晚，没有王翰幸运。他出身于唐代中下层官吏之家，从曾祖到之涣，四代为官，除曾祖王隆官秩较高为后魏绛州刺史外，其他或为县令，或为主簿，均属中下层小吏。青年时代的王之涣，受太原世风影响，读书舞剑，酷喜优游。《唐才子传》说其“少有侠气，所从游皆五陵少年，击剑悲歌，从禽纵酒”，备受太原乡风熏冶，颇有并州豪爽风度。至于诗文则“情致雅畅，得齐梁之风。每有作，乐工辄取以被声律”，传之域中。然而，仕途却颇为不顺，终因生性爽直，不曲意逢迎，而被上司轻蔑，并遭同行忌陷，难以立足官场，最终愤然辞职，行奔江湖。他在游历蓟北辽西时，与边塞诗派著名诗人高适，适在蓟北的同乡诗人王昌龄，惺惺相惜，深交为友，击节高歌，相唱互答；饮酒赋诗，狂吐块垒。留下“旗亭画壁”的千古佳话。《集异记》所载，某日天寒微雪，三人共诣（聚）旗亭（酒楼），贳（赊）酒小饮。俄有妙妓四人，寻续而至，旋则奏乐，皆当时之名部（曲）也。三人私谓之：“我辈各擅诗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可密听诸伶所讴，若诗人歌辞多者，可为优胜。”一伶拊节而唱，乃昌龄之《芙蓉楼送辛渐》；又一伶唱，为高适之“五言古绝”《哭单父梁九少府》。昌龄、高适先后以手画壁。之涣自以得名已久，便对二人说：“前为潦倒之乐官，所唱皆‘下里巴人’……”乃指诸伶中穿紫衣、貌最美之伶官与昌龄、高适赌说：“若其不唱我之诗，此生不再与二位争高下，若唱之，则请奉我为师。”果然这位紫衣美伶，引吭高歌，所唱正是王之涣之《出塞》，且婉转流莺，前二伶所不如。这首《出塞》，正是被誉之为唐诗七言绝句的压卷之作；被称之为边塞诗的巅峰绝唱；是诸多“凉州词”中的至尊之品：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寥寥二十八字，滚滚东去的黄河之水，与天边的白云和蓝天衔连；遥远的边塞之城，像万山之海中的一片孤叶；悲咽的羌笛啊，莫要埋怨“折杨柳”之曲的哀婉；这一切都是因为和煦的春风，吹不到荒凉肃杀的玉门关。借喻、比兴、曲述，王之涣用他手中之笔，妙语双关地道出“玉门关”对“春风”的渴望，“羌笛”对“杨柳”的“埋怨”，正是久戍边关的将士，苦盼何时才是归期的希冀。一个“何须怨”，宛转深沉，含蓄蕴藉，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穷兵黩武，边陲将士的绝望凄苦。这正是王之涣所生活的那个世代对他的冶锻、熏陶之结果。当是之时，正值唐王朝文治武功的极盛时代，统治阶级热衷于开疆拓土，扩实国力。随着连绵不断的战争，国人对边塞情况日渐关心，原本就处于国之边陲的太原，年久积习，养成一方水土，重文尚武，豪爽直率，敏行讷言之民风。特别是一些失意官场，寻找仕途新路的太原诗人，把奔赴边塞，勇立战功，作为表现自己才华的新途。王之涣作为其中之一员，奔行边塞，把描写边塞生活，将士疾苦，战争残酷，作为自己诗作追求的主题，才创作出“吟行军、歌出塞”，大多脍炙人口，流传极广的不朽名篇。他的边塞诗是这样，其它诗也是这样，那首千百年来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完全称得上：神采斐然，意境高远，哲理隽永，文思敏捷。是传千载而不朽，与时光共存的绝响。太原为能有这样的诗家而骄傲，而自豪。█ 颧雀楼上的王之涣塑像

边塞诗派中坚王昌龄在唐代诗坛，太原王昌龄，以绝句而称雄，尤以“七绝”而饮誉天下，号称“七绝圣手”。王昌龄之家世生平，因史失阙，难觅全貌，唯可以从他《上李侍郎书》中自述的“久于贫贱”“力养不给”“是以多知危苦之事”，窥知他家世贫寒，早年便生活在饥寒困顿之中。太原虽是国之北都，但生存环境与自然条件，远不能与长安、洛阳，同日而语。为摆脱困厄处境，昌龄多方奔走，希冀得到一官半职。然而，仕进又谈何容易。终因四处碰壁，失望苦恼，二十岁左右的两三年中，年方弱冠的王昌龄涉水翻山，遁入中岳学道求仙。但是正值热血沸腾的年龄，身怀学识的有识之士，如何能做到“闲云野鹤”“无所作为”呢？诚如他所作《就道士问周易参同契》一诗中所述：“嗟余无道骨，发我入太行。”不到一年的学道生涯，反而更激发了昌龄向生活挑战的勇气。他愤然别嵩山，返太原。刚刚返回故乡的昌龄，正逢玄宗李隆基巡幸太原，升太原为北都，在大唐龙兴之地，宴父老，赦罪犯，镌碑石，记功绩，遂大受激励，走上了从军边塞，效命疆场的道路。王昌龄诗作极多，名篇佳作亦不少，不似王翰遗世之作鲜见，亦不似王之涣，只寥寥六首。他的诗路很宽，主要三大类，边塞诗、送别诗、宫怨诗，而尤以边塞诗称著。昌龄在他从军边塞的年代，赴陇右、出河西、过玉门、达青海，戎马倥偬、金铎朔气，一扫往日之沉闷、彷徨。边塞的大漠、飞沙，关山的壮丽、雄浑，战斗的激越、悲壮，凯旋的兴奋、高歌，将士的厌战、思乡，人生的坎坷、沧桑……都成为他创作的源泉。他身临其境，置身其间，心领神会，感悟深切，笔触和诗作，深入到边塞的各个角落。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写出了边塞沙场的肃穆，写出了战前战中的苍凉。无一字写将士的悲壮、骁勇，却处处流溢着嘶声、杀声。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土谷浑。只写了战斗的时间、地点，获胜的喜悦、激奋。无一字写战事过程，无一处写战场惨烈，却处处流溢着激昂、亢奋。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是边塞将士与敌喋血奋战的誓言，这是边塞将士抱定不灭敌酋死而不返的誓言。但仔细品味，个中却流溢着对久在沙场，连年苦战，归期遥遥的悲叹。对于王昌龄来说，他的边塞诗最有豪气，最为壮色者，还数《出塞》二首：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城头铁鼓声犹震，匣里金刀血未干。前一首是古今名篇，是昌龄边塞诗的代表之作。诗人借古喻今：依旧是秦汉时的明月，秦汉时的关隘，却没有秦汉时的龙城飞将。无能的唐将难御强敌，所以战火遥遥无期，征人难以得胜回还。太原男儿王昌龄，血气方刚，以诗为武器鞭剖当代，“思古正以讽今”。开元十五年（727），年近三十的王昌龄，告别军旅生涯，由边塞返京师，考中进士，补任尚书省校书郎。第二年又应博学鸿词科及第，迁汜水尉。而立之年的他，已是海内闻名的诗家，佳作名篇争唱于旗亭、乐馆，遍及皇都、州县、边塞、肆野。其中，以七言绝句成就最大，古往今来，评价极高，所谓“七绝圣手”之誉，绝非妄言。他的诗多，诗好，最好的莫过于边塞诗，成为盛唐边塞诗派的中坚。他的诗名愈来愈大，尤其是他的边塞诗；他的日子则越来越难过，多遭贬谪，多遭忌陷。逮“安史之乱”时，厌倦官场的王昌龄，弃官北归，在返还故里太原途中，为谯州刺史阎丘晓所害，一代著名诗人，就这样惨死在恶吏手中。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唐·王维《渭城曲》 碑前链接：诗家辈出百载不乏的古都 政治上的突显，军事上的持重，往往会带来文化上的繁荣。有唐一代之太原，由于是王朝的“龙兴之地”，所以，成为举国“三都”之一，政治地位大大提升。而太原与生俱来自古便为兵家必争的战略性军事地理位置，在唐时，更成为京都长安、东都洛阳的北部屏障，对于防御北方及东北方向的异族势力，保证国家北陲的安稳，尤显攸关。在政治和军事的支撑下，唐代太原的交通也至为发达，南达两都，北通蓟范，中衔中镇河中（今永济），通衢遍达。这一切都为唐代太原的文化发展，增添了动力。唐代以诗为盛，北都太原在整个唐代三百年间，可谓诗家辈出，数百载不乏其人。从诗风流派上讲，也是“田园诗”“边塞诗”“新乐府”“闺怨诗”及至于晚唐的“花间词”，应有尽有，且多为“领军”“先驱”人物。“田园诗派”全称“山水田园诗派”，其领军人物便是太原祁人王维。他是一位在当时名压李白，不逊杜甫的杰出诗人。所谓李杜胜过王维之说，乃生之于唐宋之后的事情。王维是一位文化艺术全才，他不仅是田园诗派的领军，而且还是我国“文人画派”的开山鼻祖，饮誉“南宗之祖”盛名。说到诗，王维之诗路极宽，不仅田园诗首屈一指，举凡“送别诗”“闺怨诗”“边塞诗”也均有佳作遗世，在各个诗派中，都属佼佼者。史称，王维幼年聪慧多才，对音律尤为敏感，九岁即显露才华，十五岁优游京华长安、洛阳，写下《过秦王墓行》《洛阳儿女行》，受到上层社会的青睐。年方十七时，便以《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扬名域中，享誉盛唐：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千古吟，传至今，乃为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绝唱。王维之诗，绝在于“诗中有画”；王维之画，绝在于“画中有诗”。一首《鹿砦》：“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天成自然，语言质朴，恬情淡雅。他的山水田园诗，数量等身，为其一生各类诗篇之最。他之所以能把田园的生活描写得那么恬静、安闲，仿佛并非人间，而是“世外桃源”，产生不同凡响的诗境，风格独具的诗风，诸多研究者，多认为正是他从小受到母亲“尊佛”的熏陶和后来喜爱佛学的影响。被世人称之为“诗佛”。闲适自得的《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由“独坐”到“弹琴”，从“幽篁”至“深林”，有情有景，情景交融，尤其是末句“明月”“相照”，使“独坐”进入月下，使琴声传入月中，使“幽篁”更“幽”，使“深林”愈“深”，把静境变成了动境。看似平淡，独具匠心，使人心曳。唐诗极重用典，而看似平恬的《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全诗不用一典，淡淡随意数笔，将辛夷坞的幽静、清境，烘托于每一个读者的面前。“开且落”“寂无人”，花便是人，“开”和“落”，便是人的一生。平恬中揭示了王维的“心路”，他追求自然而然的人生。还有《渭川田家》：“斜阳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落日之余晖夕照，陋巷之归来牛羊；惦念牧童之野老，农家小院之荆扉……诗中有画，画面生动，形象逼真，栩栩如生。“落日”“陋巷”“野老”“牧童”“牛羊”“荆扉”，俨然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农家生活民俗画卷。再如《春中田园作》：“屋上春鸠鸣，村边杏花白（古韵 bie）；持斧伐远杨，荷锄觇泉脉（mie）；归燕识故窠，旧人看新历（lie）；临觞忽不御，惆怅远行客（kie）。”初春之一派生机，通过“鸠鸣”“燕归”，通过“故窠”“新历”，通过伐木的“铎铎”声，流泉的“潺潺”唱，跃然纸上，动人心弦，使浪迹江湖的游子，顿生远行之“惆怅”。真是寓情于景，寓景于声，寓声于画，寓画于人，寓人于诗情。艺术上的成就，令古今叫绝。王维不仅在田园诗的造诣上己树一帜，标新立异，还独辟水墨渲染法山水画蹊径，创立了中国美术史上的“文人画”南宗画派。史称，“笔踪措思，参于造化，而创意经图，即有所阙，如山水平远，云峰石色，绝迹天机，非绘者所及也”。他的这种绘画特色，与其诗的“空山深林，明月斜日，幽篁花草”，水乳交融在一起，达到前无古人之境界，深受时贤后人之赞叹。唐代宗对他曾有御评：“天下文宗，位列先朝，名高希代，抗行周雅，长揖楚辞。”个中虽有过誉，但从艺术成就来说，王维无愧于一代卓然大家。他为太原争得了历史的荣誉。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祖籍太原。虽祖上为官宦，离故乡数代，但始终自称自署“太原白氏”“太原白公”“太原白居易”。唐代诗坛，名家辈出，各领风骚，佳作洋洋。白居易以其千古不朽之名作，飞舟击浪，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并驾齐驱，共誉天下。白居易之诗，求实、求俗、重现实、重客观，独辟一径，主张诗“为时而著，为事而作”，终成“新乐府运动”之领军，与元稹共为主盟。有佳话传，白居易初出茅庐之时，便诗作不凡。当是之时，京都长安人才济济，青年白居易为求深造，求教于当时名士、著作郎顾况，希冀得到顾氏的赏识、指教和提携。当顾况见到白居易时，见其一介青年书生，遂不以为然，打趣说到“长安米贵，‘居亦弗易’”。幽默诙谐与才思敏捷，尽在其中。然而，当他打开白居易奉上的诗篇，看到那首《赋得古原草送别》，读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联时，不禁拍案叫绝，赞赏不止，即刻对白居易刮目相看，喜悦地说：“道得个语，‘居’亦‘易’矣！”由于深得顾况之赞誉，更因为自己所具有的才识，白居易顿露头角，诗名大震，一时轰动京师文坛。白居易二十七岁步入仕途，为宦一生，漂泊一生，赋诗一生，名篇巨制，枚不胜举。长达一百二十句的长篇爱情叙事诗《长恨歌》，深刻反映农夫“力尽不知热，但希夏日长”的《观刈麦》，倾吐心中块垒的《琵琶行》，控诉“宫市”制度黑暗的《卖炭翁》，谴责“进奉”制度的《红线毯》，怒斥统治阶级的《杜陵叟》……篇篇切中时弊，首首揭露黑暗，有力地抨击和揭露了中唐以后丑恶的社会现实，都是具有高度人民性的现实主义鸿篇，是为人民而歌的千古不朽之作。最难能可贵的是，白居易为官一生，清廉一生，为民请命一生。在忠州刺史任上，他面对地处荒僻，民生凋敝之现状，简政安民，劝农垦荒；增加豪富税额，减轻贫民负担；亲自领民在荒山秃岭，植树造绿，改善环境。因而忠州百姓捐建生祠“白公祠”，永久地纪念他。在杭州刺史任上，他率众治理钱塘，兴办水利；引导湖水，灌田抗旱，所筑之西湖“白堤”，至今犹存，千年以来百姓以其姓而名堤，以示怀念。在苏州刺史任上，白氏“简条科，均赋税”，化简政事，削减工役，使苏州吏民休养生息，仅仅在任一年，因病离任时，“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晚年定居洛阳后，还“心中为念农桑苦”，为便于舟船行驶，减轻船工役苦，个人出资开凿了龙门滩的两处险滩。以至于他谢世后，洛阳百姓和游客“每至龙门滩，思念白乐天”。出将入相的中晚唐著名诗人令狐楚，究竟何方人氏，旧说颇纷。《唐才子传》云其“敦煌人也”。《全唐诗》又云：“宣州华原（今陕西铜川）人也。”然而，令狐楚却自云其是太原人。《全唐文》五百四十三卷所收录的令狐楚作《盘鉴阁铭记》之文末题署“太原令狐楚”便是明证。此文为宝历二年（826），令狐楚为宣武军节度使时，作于汴州（今河南开封）。而《唐才子传》出自元人之手，《全唐诗》更为清人编撰，如何及本人所述，难以为凭。当然，令狐楚自述也非孤例，《旧唐书·宰相世系表》便载，令狐楚乃唐太原人。令狐楚以其文治武备，留名于史，出道虽早，二十五岁入仕途，但大器晚成，直至五十岁时，出将入相，所任皆有善政。史家评其“为人外严重而中宽厚，待士有礼，门无杂宾”（《旧唐书》），“始自书生，随计成名”（《太原府志》）。无疑，令狐楚的仕途从政是成功的，而他的文赋诗词，亦不为人后，饮誉文坛史册。令狐楚是一位多产的诗人，作品虽多散佚，《全唐文》仍收其文五卷、二百余篇。其唱和诗代表作《游晋祠上李逢吉相公》：不立晋祠三十年，白头重到一凄然。泉声自昔锵寒玉，草色虽秋耀翠钿。少壮同游宁有数，尊荣再会便无缘。相思临水下双泪，寄入并汾向洛川。短短五十六字，状晋泉之声，摹水草之色，形象逼真；述朋友之情，忆旧日之事，细腻入微。捧来一读，“泉声自昔锵寒玉，草色虽秋耀翠钿”，似闻其声，似见其色。轻吟细咏，“相思临水下双泪，寄入并汾向洛川”，思念之情，心飞古国。其闺怨宫词，更知名一时：“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起笔自然，毫无铺陈，浅白比兴，贴切而感人，成为闺怨宫词中的名篇。《宫中乐五首》的“月上宫花静，烟含苑树深”句，一“静”一“深”，含蓄道出“宫门深似海，月烟两相依”。《长相思二首》之“朦胧残梦里，犹自在辽西”句，与“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所感怀之并非一事，却有“似曾相识”“异曲同工”之妙。唐代太原诗人最长边塞曲，令狐楚之边塞之作，堪称精致，一首《塞下曲》：雪满衣裳冰满须，晓随边将伐单于。平生意气今何在，把得家书泪似珠。写尽征人“英雄气”与“思家切”之矛盾心理，完全是一幅“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生动写照。尤其是他的《少年行四首》中“少小边州惯放狂，骣骑蕃马射黄羊”句，活脱脱描绘出自己生于军镇太原，长于军镇太原，陶冶了一身“并州少年”尚武豪爽，狂放无羁的“侠儿”性格。令狐楚身上，满载太原男儿志在四海，友遍域中的爽朗性格，与许多中晚唐诗人关系密切，惺惺相惜。号称“大历十才子”的卢纶，在令狐考中进士，与同榜状元、乡亲尹枢携手回太原时，作《送尹枢令狐楚及第后归觐》诗相赠。“诗豪”刘禹锡与令狐诗文往来四十年，辑令狐所遗诗稿编成《漆奁集》。所谓“少有一身兼将相，更能四面占文章”之誉，就是出自刘禹锡之手。大诗人元稹，尊称令狐楚为“一代文宗”。与杜牧并称“小李杜”的诗人李商隐，追随令狐楚多年，为其幕佐，深得令狐“四六骈”技法真传，曾作《谢书》一诗，衷道忘年之交的感激之情。与令狐楚同时代，年长于其的白居易，盛赞令狐楚“尽解呼为好才子，不知官是上将军”。对令狐仕途之成功，诗文之成就，白氏至为赞叹，有赞诗曰：辞人命薄多无位，战将功高少有文。谢眺文章韩信钺，一生双得不如君。有唐一代籍出太原之诗人，名家辈出，数百载不乏。上举荦荦大家，仅其大端也。最值称道者，则是盛唐时形成的“边塞诗派”中“太原三王”：王翰、王之涣、王昌龄（以卒年为序）。他们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前赴后继，继往开来，以其爱国主义情操，英雄主义精神；以其为祖国而死，义无反顾的大无畏气魄；以其豪迈之诗风，苍凉之诗句，悲壮之诗兴，激励着当时，影响着后代，成为唐代太原籍诗人中，最为雄壮的劲旅。他们为太原的历史和文化，镶嵌了熠熠生光的璀璨之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