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维度看德日二国对侵略战争截然不同的认知

第一篇：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维度看德日二国对侵略战争截然不同的认知

从哲学和宗教的维度看德日两国对二战侵略历史截然不同的认知--陈庆权

2003年9月，在马克思的祖国－德国进行了一场“最伟大的德国人”的评选，第一名是获得57万张选票的康拉德·阿登纳，(感谢他“为德国人民所做的一切”和他“勤奋、刚直”的品格和求实态度，他的政敌也赞赏他的“真正领导者的素质”。西方评论界普遍赞誉他“以他的铁肩支撑危局，使一个战败的、几乎气息奄奄的民族经受住了考验”。)第二名是马丁·路德，他获得52万张选票，马克思以50万张选票获得第三名。除了阿登纳、马丁·路德和马克思之外，另外七位是：兄弟战士索菲·斯谷尔和汉斯·斯谷尔（他们因反对希勒特而遭到纳粹屠杀）、著名音乐家巴赫、发明西方印刷术的约翰斯纳·古登堡、“铁血首相”俾斯麦和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等。

（一）每一个民族在其漫长的历史与文明的发展过程 中积淀和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即积淀和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民族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文字、独特的哲学、独特的文学艺术、独特的宗教信仰、独特的服饰、独特的饮食、独特的习俗等等，而国民性则是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最为重要的标志。国民性是一个民族的群体人格，是一个民族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各种心理和行为特征之总和。它赋予了民族心理以质的规定性，这种质的规定性足以将一个民族和他民族区别开来。所以，我们从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的维度，从一个民族国民性的维度，从一个民族的哲学和宗教信仰的维度，我们就可以追溯到这个民族精神的根源、思想的渊源和情感的脉络之底蕴。自然，德国和日本也不能例外。

在近代以来，德国、日本两国具有较多的共性：都是在十九世纪的下半叶开始崛起并迅速成为强大的军事帝国主义国家，而且都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做事认真精细，讲究秩序，追求完美，崇尚彻底、极端甚至残酷的审美价值。无论是从他们的科学技术、电子产品、还是汽车制造、医学技术，抑或文学艺术作品中都可以看出这种价值追求。由于日本伊藤博文时代的明治维新运动就是主要向德国学的，所以，有人甚至把日本比喻为“东方 的德意志”。同样，德国和日本在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上也有某些相似之处：第一，他们都是单一的民族国家，德国是单一的日耳曼民族的国家，日本是单一的大和民族的国家；第二，德日二国都有较长的封建专制和君主极权的历史。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德国长期由容克地主统治，而日本主要由带有明显封建主色彩的武士道集团统治。第三，都有比较强烈的、狭隘的、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倾向。

德国尽管位于欧洲的中心，但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路径却与欧洲的其他国家迥异，有其独特的的发展脉络，较少受到古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的影响。在十九世纪中叶前，欧洲其它国家如意大利、荷兰、英国、法国等都纷纷完成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而德国还处在四分五裂的封建容克地主的专制统治之下，所以，德国人在文化和精神上曾几乎长期游离于欧洲的传统之外。但在欧洲文明的强大辐射下，德国人有强烈的自卑感和屈辱感，然而擅长于精神探索和哲学思辨的的德国人又自信满满地认为自己绝不逊于欧洲任何其它民族，加上自康德、莱布尼茨以来，德国确实产生了比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民族多得多的星光璀璨的哲学家和哲学思想，以及自海顿、巴赫以来又产生了比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民族多得多的星光熠熠的音乐家和交 响乐（如贝多芬、勃拉姆斯、瓦格纳等）因此，德国人又有其民族的自大感（自豪感的膨胀），托马斯。曼把德国比喻为“永远是欧洲的精神战场”。这种自卑和自大相纠集的康德二律背反式的性格，往往使德国极易走向极端的民族主义，如点燃一战和二战的导火索就是一个明证。

日本虽然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但由于偏居东亚一隅，面积狭小，资源贫乏由于其相对封闭的岛国环境，从未受到外族入侵的绝对自尊，使其又发展出了武士道和神道及皇道的传统。加上台风和地震的不断袭击、日本沉没的危险、地域的狭小和资源的匮乏、与邻国充满恩怨的关系、曾经的“战胜”的“荣光”和战败的“屈辱”诸多因素综合起来，使得日本民族充满着相当程度的恐惧感和一定程度的自卑感的二重性矛盾心理。这种民族心理不仅加强了日本人民族的凝聚力和排外倾向，也加强了日本人的扩张意识和嚣张气焰。所以在不少日本人的心理，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敬仰（在历史上曾受到中国盛唐文化的影响并将其化为“大和”文化的一部分）和对近代中国的鄙视非常矛盾地呈现出来，形成了日本人非常极端的民族主义气焰，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的不到半个世纪二次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就是其极端民族主义的表征。

（二）世人都知道，七十多年前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是以日本在1937年7月7日在华发动“卢沟桥事变”，在欧洲是以德国1939年9月1日向波兰发起“闪电战”为起始标志的。在这场由德、日法西斯发动的空前规模的战争中，先后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有20多亿人卷入，给世界人民造成空前的浩劫和灾难。

然而，德日两国如今是如何看待这场战争的？让我们先看看联邦德国的元首是如何反省的？1970年 的12月7日，在波兰首都华沙的广场上，来访的西德总理勃兰特向无名烈士献完花圈后，默默无闻地走到一旁的犹太殉难者纪念牌前，面对600多万被纳粹法西斯杀害的犹太苦难亡灵，突然双膝跪在湿漉漉的冰冷的大理石上，“替所有必须这样做而没有下跪的人下跪！”勃兰特的世纪一跪不仅感动了成千上万的波兰人，也震撼了德国人的心灵，同时还为他赢得了197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无独有偶，1995年6月的一天，作为东西德统一的功臣的科尔总理在访问以色列的耶路撒冷时，再次跪在二战犹太死难者的纪念牌前，向被纳粹法西斯杀害的犹太苦难亡灵深深地谢罪。同 年8月，总理科尔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战胜纳粹德国50周年的活动。他在致词时也表示：“我向死难者你们请求宽恕。我们在莫斯科缅怀遭受过希特勒造成的种种灾难的俄罗斯人以及前苏联其他民族的人。”

刚战败不久，面对一个满是废墟的伤痕累累的国家，联邦德国战后的第一任总理阿登纳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曾经的“宿敌”法国进行真诚的道歉。第一位总统特奥多尔·豪斯在1949年12月7日的一次集会上谈到纳粹对犹太人的罪行时说：“这段历史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全体德国人的耻辱。”同样，1985年5月8日，联邦总统魏茨泽克在二战结束4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说：“我们德国人醒悟到，历史问题是无法超越的，是难以洗刷掉的，也是不能回避的。无论我们大家有罪与否，也无论我们是老是少，都不得不接受历史。我们大家都受到历史后果的牵连，都要对历史承担责任。”紧接着，1994年8月1日，统一后的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在波兰纪念反法西斯纪念大会上，再次向波兰人民谢罪。他说：“我在华沙起义的战士和战争受害者面前低下我的头，我请求你们宽恕德国人给你们造成的痛苦。”1998年11月，赫尔佐克在纪念犹太人惨遭纳粹屠杀和迫害的大会上指 出：“60年前，对犹太人的屠杀是德国历史上最恶劣、最无耻的事件，国家本身成了有组织犯罪的凶手”。“清算过去”、“永远不再由德国发动战争”，是德国战后最常见的政治口号。上至国家元首，下至普通百姓，对德国历史上曾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罪行都有深切认识，他们对受害国人民怀有一种深重的历史负罪感。德国的主流社会、朝野主要政党，特别是政府政要，在对待战争罪责的立场和态度上始终如一。他们敢于直面历史，勇于承担历史罪责，利用一切机会向受害国人民认罪，并以实际行动清算过去，赢得了过去受害国政府和人民的谅解和信任。事实上，自二战结束以来，德国的历届总统和总理都在不同的场合和时机代表德国人民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道歉和忏悔，从来没有为纳粹的侵略行径和屠杀行为进行过辩解。

不仅国家政要如此深刻地反省、虔诚地忏悔、真诚地道歉，宗教界人士也不例外。斯图加特教区的主教说：“我们给世界人民和国家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我们谴责自己。在一个民族的生命中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赎罪是惟一可能的态度，从而也是这个民族的历史行为。”

为了让纳粹的历史不再重演，德国还以法律形式规定：凡喊纳粹口号、打纳粹旗帜和佩戴纳粹标志均 属违法，都要受到刑法的处罚。德国人下跪忏悔还不算，在经济刚刚复苏之际，自己勒紧裤带，非常真诚地对受害国进行物质赔偿。阿登纳总理在1951年9月27日发表的一项政府声明中表示：“新的德意志国家及其公民只有感到对犹太民族犯下了罪行，并且有义务作出物质赔偿时，我们才算令人信服地与纳粹的罪恶一刀两断了。”从第一任总理阿登纳开始至今，德国已向以色列、波兰、法国、希腊、俄罗斯等国家支付了711亿马克二战赔款，而对受害犹太人的赔偿也达到550多亿欧元。

德国在战争罪责问题上坦诚和自觉的反省态度，赢得了世人的理解和信任，为它在战后融入国际社会，在国际舞台发挥更大作用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今天已经不再有多少欧洲人对德国曾经对自己造成的战争伤害耿耿于怀，倒是德国人自己在不断地进行批判和反思这段历史，牢记那段历史，并用实际行动告诉世人：当今的德国已经与过去彻底划清了界限。

反观日本，对于侵略战争的历史，上至政府的内阁成员，下到民间的右翼势力则是多方否认，屡屡开脱战争责任，甚至美化侵略战争。日本文部省的历史教科书中把日本的侵略战争给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人民等造成的巨大的人员伤 亡和战争创伤只字未提，反而将它写成是日本军队将亚洲国家从白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圣战”，称朝鲜、中国的慰安妇是“自愿献身”的，把对中国的血腥洗劫写成“日本军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和中国军人打仗”，把太平洋战争结束写成“大东亚圣战终战”，将美国轰炸东京及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后留下的废墟照片进行大肆宣传，俨然把日本装扮成二战的受害国。特别是应该作为侵略战争第一责任人的裕仁天皇，其生前从未因战争的罪行向被侵略国的人民和政府公开道歉过。更令亚洲各国人民愤慨的是，在战后的历届政府的内阁中，几乎年年都有内阁大臣及众多的议员甚至多名首相崇拜供奉东条英机等战争魔王的靖国神社。就连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有功之臣”田中角荣首相1972年访华时也只称“过去日本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麻烦”。1998年的日本首相竹下登更狂妄地认为“上次战争（即日本对朝鲜、中国等亚洲国家的侵略战争－笔者注）是否是侵略战争，应当由后世的历史学家来做评判。”

有一个美国学者曾经说过：日本作为一个民族，从来就没有讲过信用。言而无信，口蜜腹剑，这是日本人惯用的伎俩。虽然国共两党政府先后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款，但中国人的诚意举动是否感动了这个 “一衣带水”的近邻呢？回答是否定的！没有！绝对没有！日本至今非但没有主动对中国支付过一分钱的战争赔款，而极右势力的代表人物，原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公开叫嚣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造的故事。这个故事破坏了日本人的形象，它全是谎言。”1994年5月羽田孜任首相时的法务大臣永野茂门也说“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更有甚者，作为南京市的友好城市的日本名古屋市的市长河村隆之在2012年2月20日会见南京市的代表团时竟然也称“没有发生过南京事件”。不仅如此，他们还把日本侵略战争期间强征的朝鲜和中国慰安妇的行为说成是她们自愿的行为。这种死不认罪的岛国文化心态，能不令人愤慨吗？时至今日，日本政府在与邻国的领土关系问题上也一而再再而三与中国、韩国、俄罗斯在钓鱼岛、独岛和北方四岛等产生领土争端。尤其是在中国的钓鱼岛问题上不断挑衅中国人民善良的神经和耐心，日本政府不仅无视钓鱼岛自古以来是中国神圣的领土，而且在一年以前出演的购岛闹剧更是激怒了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更有甚者，安蓓内阁还试图通过修改《和平宪法》将日本自卫队改造成为国防军，以再次图谋军事帝国主义大国的企图与梦想。

与德国政府的行为相比，日本政府的这种对战争 责任的冥顽态度，其境界和差距相差的何其远耳！

（三）对于侵略战争的认知，可以说德国和日本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即面对相似的侵略历史所呈现出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认知态度。二战以后，德国的政府和人民对战争的责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反省。在德国，承认、反省、铭记纳粹的侵略历史（特别是屠杀600多万犹太人的那段历史），绝不允许侵略的历史重演早已称为整个德国社会的共识。为了让年轻的一代牢记这段历史，德国还制定了严格的、系统的、完善的历史教科书，通过学校的教育，培养年轻人正视历史、直面历史的正确的历史观。而日本的政府和极右势力恰恰相反，其不但无法正视历史、直面历史、反思历史，甚至利用教科书美化日本的侵略历史，无法让日本的年轻一代获得真实的历史，自然也无法培养他们正确的历史观，因而也无法取得中韩等亚洲人民和政府的原谅，也一直被世界所警惕和诟病。

德日两国对于二战的侵略历史之截然不同的认知，其原因何在？我认为从宗教的和哲学的维度就可以揭示出这两个国家不同的民族心灵及民族境界。

我们说：忏悔是良心的自省，是对自身罪恶的救赎。对于个人而言，宗教信仰是可以养护人的心灵，净化人的灵魂的；同样，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宗教信仰也可以养护民族的心灵，净化民族的灵魂。由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日耳曼民族的德国，由于深厚的宗教情怀以及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后所具有的新教伦理精神，加上对上帝和基督的敬畏与信仰，使得这个民族具有历史的负罪感（原罪意识）和现实的罪恶感，所以，这个民族在二战结束后能够虔诚地跪倒在上帝和耶稣的面前进行深深的忏悔与赎罪。事实证明战后的德国民族通过在上帝和神的面前深深地忏悔，并用实际行动完成了整个民族的自我救赎。而作为“大和”民族的日本，由于没有深厚的宗教情怀的积淀（在日本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日本的佛教由于世俗化太重显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神道教也不是宗教，），只有顽固的武士道的传统（武士道更不是宗教），所以这个民族只有羞耻感，而没有罪恶感和负罪感的。在日本的历史中，“他们只有祈祷幸福的仪式，却没有祈祷赎罪的仪式”。由于这个民族是绝对不会在上帝和神的面前进行忏悔与赎罪的，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在1937年的南京，为何日本军队能够对中国军民进行无所顾忌甚至肆无忌惮地大肆屠杀而丝毫没有任何良心上的不安！因为，在日本人潜意识里：国家的侵略不是侵略，集体的杀 戮不是犯罪。之所以他们完全可以无所顾忌，恣意妄为地对中国人、朝鲜人等进行的屠杀并且不需要对此承担任何责任，是因为在日本人的潜意识里是没有罪恶感和负罪感的。一个没有罪恶感和负罪感的民族是绝对不会敬神的，也是绝对不会在上帝和神的面前进行忏悔与赎罪的，而只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到靖国神社去拜鬼，对历史上杀人如麻的所谓武士道的英雄（武士）和二战时期的战争魔王进行顶礼膜拜。

冯友兰先生认为，哲学是提高人的境界的学问。对于个人而言，哲学可以提高一个人的精神境界和道德境界；同样的，对于国家和民族而言，哲学也可以提高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境界和道德境界。所以，一个具有深厚的哲学传统的国家-德国，一个具有深厚哲学传统的民族－日耳曼民族，自近代的康德和莱布尼茨以来，德国在哲学上产生了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更多更光辉灿烂的哲学和哲学家“Heute Schon Philosophiert?”（今天你哲学了吗？像哲学家一样地思考反思与批判是德国人的家常便饭。），以及古典音乐和音乐家（雨果说：“音乐是思想的艺术。”音乐是用乐音呈现的哲学思想，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受哲学和音乐的影响，形成了德国人崇尚哲学和音乐、崇尚理性的民族传统，即形成了德国人的“浮士德”式的抽象求索精神，故而德国人在气质上有一种凝重、沉思，讲求规则与秩序的理性主义文化特质。反思是思想的升华，批判是哲学的灵魂。由于长期的哲学滋养和熏陶及浸润，加上德国哲学固有的批判精神和反思传统，所以，德国民族能够用哲学的批判精神与反思精神，对侵略战争进行深刻的批判与反思。就像法国哲学家、文艺批评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所写的那样：“德国人他们感觉不太敏锐，所以更安静更慎重。对快感的要求不强，所以能做厌烦的事而不觉得厌烦。感官比较粗糙，所以喜欢内容过于形式，喜欢实际过于外表装饰。反应比较迟钝，所以不容易受急躁和任性的影响。在他们身上，理智的力量大的多，因为外界的诱惑比较少，内心的爆炸比较少。普通人贪逸恶劳的本能，有教育的人不愿意劳动的可笑的虚荣，都被日耳曼人清醒的头脑和坚强的理性克服了。”

罗曼·罗兰在《音乐在通史中的地位》一书中说过：“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不过是它存在的表面特性；无论探明它的内在生命，即它种种活动的源泉，我们必须深入探讨它的灵魂，哪就是要研究它的文学、它的哲学、它的艺术，因为所有这些都反映了这个国家人民的观念、感情以及他们的梦想。” 而所谓的“大和”民族的日本，由于这个国家没有深厚的哲学的传统，在近代又没有进行较为深入的启蒙思想的洗礼和 熏陶，所以，这个国家的上至元首下至国民，它不可能对战争的罪恶进行理性的批判和深刻的反思。非但如此，它还美化侵略战争的历史，为战争的魔王们开脱罪责，甚至把他们放供奉在靖国神社里，对他们顶礼膜拜。

宗教信仰告诉我们“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神面前人人平等”。由于宗教信仰（基督教或天主教）深入每一个德国人的灵魂（德国有97%以上的人信仰宗教），所以，二战以后的德国，从政府政要到民间百姓，都能够虔诚地面对神或上帝进行深刻地谢罪和忏悔。由于在日本几乎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只有世俗的武士道传统，所以，他们无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只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并且对权威与强权具有极度的敬畏和服从。他们媚上欺下，对强者盲目祟拜和服从，对弱者缺乏同情心，鄙视弱者，甚至根本不把弱者当作人来看待。受武士道的影响，日本人还把强烈的等级观念也投射到与其它国家和民族的关系上。他们把世界上的国家排列成一个强弱分明的序列。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认为在亚洲，自己是第一号的强国，所以，它傲视一切亚洲国家，它欺凌一切亚洲国家。因为在他们眼里，只有强者才可以被尊重，弱者就应该被践踏。之所以如此，他们才会对亚洲的其它国家进 行肆无忌惮的侵略、对其它国家的妇女（包括慰安妇）进行丧尽天良地蹂躏，对其它民族的人民进行毫无人性地杀戮，对其它民族的财富进行贪得无厌地掠夺。

哲学是关注人类命运的学问，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思想体系，即一种“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的精神、境界和情怀。大凡历史上的国家侵略、殖民统治、种族歧视、种族屠杀、种族压迫都是反人类的，都是违反哲学的人道主义精神、违背哲学的人道主义境界的！从这个意义而言，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对欧洲其他国家的侵略，特别是对犹太民族的大肆杀戮，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的侵略和杀戮，都是对哲学的人道主义的违背和亵渎。哲学的人道主义宣扬“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有其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任何人都不能剥夺和取代其他人生命的存在和价值”。在德国，这种平等的价值理念是从康德、黑格尔等的德国古典启蒙哲学家那里传承下来的理性主义传统，也是当代德国政府和人民高扬的旗帜，而深深地镌刻在所有德国人的心灵里。然而，在日本人的意识里是绝对没有这样的平等观念的。在他们的意识里，只有强者才有生存的权利，只有强者才有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而弱者是根本没有生存的权利，也根本没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所以，它才会在侵略战 争中，对其它民族的人民进行毫无人性地杀戮而丝毫没有任何的罪恶感，对其它国家的妇女（包括慰安妇）进行丧尽天良地蹂躏而丝毫没有任何的羞耻心。然而，当美国人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在长崎和广岛的上空弥漫之后，日本天皇则宣布无条件投降。于是，他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美国是真正的老大，美国人是真正的强者，所以，日本应该对美国俯首称臣，对美国人顶礼膜拜，这是天经地义的事。直到今天，日本的对外关系仍然受这种等级观念的影响。日本总是跟在美国人身后指手画脚，完全是美国的应声虫的模样。

（四）总之，无论是从德国人哲学中批判精神，还是从日本人理念中的等级意识；无论是从德国民族宗教情怀的敬神意识，还是从日本民族武士道的拜鬼传统；无论是德国人深刻地反思与批判，还是日本人百般地抵赖与否认；无论是德国政府对侵略战争真诚地反省与忏悔，还是日本政府对侵略战争竭力地美化与拜鬼；无论是德国民族自觉地赔款，还是日本民族的分文未赔；无论是德国政府不断改善与邻国的和睦关系，还是日本政府不断地与邻国发生领土的磨擦与争端；无论是德国政府用刑法的规定防范纳粹阴魂死灰复燃，还是日本内阁试图修改《和平宪法》以重温帝国主义 的美梦，如此等等。。，德日两国走上了二种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对侵略战争截然不同的认知态度，让我们观照和明白了这样的事实：当今的德国已经与过去彻底划清了界限。德国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世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勇于自我反思和自我反省，直面历史，以史为鉴，付诸行动，方能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可、信任与尊重。而日本人也用他们的行为告诉世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法正视和直面二战的侵略历史，无法真诚地向邻国赔礼道歉，又无法对战争责任进行深刻地反省，反而美化侵略战争的历史，甚至还将侵略战争中罪恶累累的杀人魔王供奉在靖国神社进行顶礼膜拜，而且还屡屡在领土问题上挑起事端，不断恶化与中韩等邻国的关系，这样的所作所为不仅不能得到我们的原谅，而且会更加引起中国人民、朝鲜人民和世界各国其他人民的警惕和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