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乱的年代--《三国演义》读后感

第一篇：战乱的年代--《三国演义》读后感

战乱的年代--《三国演义》读后感

初二八班吴国琰

《三国演义》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这是一部白看不腻的书。俗话说“少看三国。”我就十分喜欢看，每一看都有不一样的感受。

三国时期是一个天下分裂的年代，战火四起，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作为靖王之后的刘备就想平定战乱、一统天下。后来刘备、关羽、张飞三人情投意合就有了以后的桃园三结义。

想要在乱世中称霸，那就要有一个足智多谋的人来辅佐。而被称为“卧龙”的诸葛亮就是最好的选择。虽然三国里面没有记载，但相传曹操也派人请过诸葛孔明，不知为何没有成功请他出山。刘备可是非常赏识孔明的才华，于是就亲自前往请诸葛亮出山。刘备在距离诸葛亮的茅庐十里地的地方就下马步行前往。但是想请人才出山可没那么简单，于是刘备一连三次去请诸葛亮，诸葛亮才出山。但是张飞和关羽并不服气，于是诸葛孔明用他的实际行动来塞住了关、张二人的嘴。稳稳当当的坐在了军师的位置上。从这一连串的故事我想到，一定要以诚待人。你以诚相见，别人才会对你以诚相见。其实其他人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你自己做的事情是对是错都可以通过别人的反应来看。你对别人微笑，意外的话别人也会对你微笑。可你对你个人发脾气，别人铁定是会对你发脾气。还有就是事实胜于雄辩。别人都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可见事实比传言更可靠。如果只凭刘备和诸葛亮的一张嘴，就是把嘴皮子都说破了张飞也不一定信。孔明的智商就是比刘关张三人加起来的智商都高。一句话不说，用战役就堵住了他们的嘴。

我读过几遍《三国》以后，对关于这个任务的认识一次比一次深。一开始只觉得他是一个忠义之人。但读了几遍以后，就觉得关于这个人的性格很差。特别是到了后半部分。败走麦城是因为他太轻敌，才中了庞统的毒箭。其实大意失荆州等一系列的失误都是从败走麦城开始的。关羽失荆州有一部分是因为吕蒙的才华超群。另一个原因就要追溯到开战以前了。当时孙权想要通过联姻的方式加深蜀吴同盟，又方便控制荆州。因为大家都知道荆州是刘备从孙权手里坑来的。一直借着不换。但是关羽的一番话把东吴的使臣说的心中发狠。使臣一开口，就被关羽回绝了。原话是：“虎女岂能嫁于犬子。”使臣把这句话原封不动的反馈给孙权。于是孙权就下令强攻荆州。所以一个人的性格可能会决定一件事的发展方向。真希望关羽的性格可以好一点，说不定就不会死得那么冤。

《三国演义》清楚地记叙了三国时期的典故。给了我们现代人很多的启示，而且作者的手法也非常精致。把每个角色的性格都很充分的体现出来。给了我们深刻的印象。

第二篇：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

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

转贴自：中国青少年新世纪读书网

长期以来，学术界公认《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不满足于“元末明初“的笼统提法，对《演义》的成书年代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提出了五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1．“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说。持此观点者主要是周邨。他在《〈三国演义〉非明清小说》（载《群众论丛》1980年第3期）一文中，就江夏汤宾尹校正的《全像通俗三国志传》提出了三条论据：（1）该书在《玉泉山关公显圣》一节中有“迄至圣朝，赠号义勇武安王“一句，而关羽封赠义勇武安王是在北宋宣和五年（1123），因而此句“只能是宋人说三分的口吻”。（2）该书“记有相当多的关索生平活动及其业绩“，而“关索其人其事，辗转说唱流传时代，应早在北宋初，也可能更早于北宋初年，在唐五代间。而这也可能是《三国演义》成书远及的时代。”（3）该书的地理释义共14条，计17处，其中15处可以推断为宋人记宋代地名；其中也有2处是明初的地名，但这可能是传抄、传刻过程中后来加上的。此说完全忽视了《三国演义》吸取元代《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三国戏内容的明显事实，难以成立，因而至今无人赞同。

2．“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持此说者以章培恒、袁世硕为代表。章培恒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第三部分，根据书中小字注中提到的“今地名”进行考证，指出：“这些注中所说的‘今时’何地，除了偶有误用宋代地名者外，都系元代地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曾将建康改为集庆，江陵改为中兴，潭州改为天临；“然而，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却仍然把建康、江陵、潭州作为‘今地名’，而不把集庆、中兴、天临作为‘今地名’，这是否可以理解为该书写作时还没有集庆、中兴、天临这样的‘今地名’呢？”文章由此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似当写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前“，其时，罗贯中当在三十岁以上。袁世硕在《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乃元人罗贯中原作》一文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元代中后期，约为十四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其主要论据是：（1）书中共引用330余首诗来品评人物，收束情节，这“与宋元间的平话是很近似的”。书中所引诗词，“不署姓名的泛称，多用‘后人’、‘史官’，‘唐贤’一词用了一

次，‘宋贤’一词用过十多次，却不见‘元贤’一类字眼。这可以视为元人的口吻，表明作者为元人。“而署名作者基本上是唐宋人，也表明《演义》作者为元人。（2）书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除了几个笔误之外，“其余的可以说是全与元代之行政区名称相符“。其中，江陵、建康、潭州均为元天历二年（1329）以前的旧地名。“据此，有理由将作注的时间断为这年之前。如果考虑到人们在一段时间里仍习惯于用旧地名，那么将作注时间往后推几年、十几年，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可以将作注的时间断为元代的中后期，约为十四世纪的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而书中的注绝大多数出自作者之手，因此，《三国志通俗演义》即应成书于这一时期。不久以前，杜贵晨发表《〈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载《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2期），为“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提供了新的论据。他发现，明初瞿佑的《归田诗话》卷下《吊白门》则在引述南宋陈刚中的《白门诗》和元末明初张思廉的《缚虎行》时，有“布骂曰：‘此大耳儿叵奈不记辕门射戟时也’”一语，而张思廉的《南飞鸟》诗中则有“白门东楼追赤兔“一句，二者既非来自《三国志》、《后汉书》等史籍，又非来自《三国志平话》，而是出自《三国志通俗演义》。再参酌章培恒、袁世硕二先生的意见，他认为《三国志通?⒆谥林稳辏?323）至元文宗天历辏?329）之间，即泰定三年（1326）前后。

3．“成书于元末”说。陈铁民在《〈三国演义〉成书年代考》（载《文学遗产增刊十五辑》，中华书局1983年9月第１版）中认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无疑是今存最早、最接近原著面貌的刻本，利用其注释来考证《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是可靠的。根据嘉靖本注释中有评论和异文校记，以及有不少错误等情况判断，这些注释不大可能为罗贯中自作，而是《演义》的抄阅者和刊刻者零星写下，逐步积累起来的，其中有的作于元末，有的作于明初。既然有的注释作于元末，那么《演义》的成书年代自然也应在元末；即使根据一些作于明代洪武初年的注释，也可推知《演义》成书应在元末，因为只有在《演义》写成并流传之后，才有可能出现《演义》的注释。周兆新在《〈三国志演义〉成书于何时》（载其主编之《三国演义丛考》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第１版）中指出：联辉堂本《三国志传》中有“圣朝封赠（关羽）为义勇武安王“一语，汤宾尹本《三国志传》亦有相似语句，两本在提到“圣朝”之前，均曾提到“宋朝“，二者对举，可见“圣朝”不可能指宋朝；而明初洪武至永乐年间均无封赠关羽之事，可见“圣朝“也不可能指明朝。这样，它只能指元朝。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曾加封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4．“成书于明初“说。持此说者较多，如欧阳健在《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一文（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中认为：周楞伽、王利器先生根据元代理学家赵偕的《赵宝峰先生集》卷首的《门人祭宝峰先生文》等材料，认为罗贯中即门人名单中的罗本，这是可信的，按照门人之间“序齿”的通例，可以推算罗贯中的生年约在1315—1318年，卒年约在1385—1388年；再根据对《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小字注所谓“今地名“的分析，可以判断：《三国志通俗演义》可能是罗贯中于明初开笔，其第十二卷的写作时间不早于洪武三年（1370），全书初稿的完成当在1371年之后。其时，罗贯中在五十五岁左右，其知识和阅历都足以胜任《演义》的写作。任昭坤在《从兵器辨〈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1期）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里叙述描写的火器，绝大多数在明初才创制，或才有那个名称，这证明《通俗演义》成书于明初。《通俗演义》描述的火器，使用者都是孔明，可见在作者心目中，只有孔明那样智慧过人的人才能创制使用先进火器，这说明作者所处时代是以冷兵器为主的，这也与明初的兵器实际状况相吻合。

5．“成书于明中叶”说。张国光在《〈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中叶辨》（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亦收入《三国演义研究集》）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以《三国志平话》为基础的，现存的《三国志平话》刊于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代表了当时讲史话本的最高水平，然而篇幅只有约8万字，文笔相当粗糙、简陋；而《三国志通俗演义》篇幅约80万字，是《平话》的十倍，其描写手法已接近成熟，因此，其诞生不能不远在《平话》之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第一个成熟的《三国演义》版本，它不是元末明初人罗贯中的作品，而是明代中后期的书商为了抬高其声价而托名罗贯中的，为此书作序的庸愚子（蒋大器）很可能就是它的作者。九十年代以来，张志合的《从〈花关索传〉和〈义勇辞金〉杂剧看〈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河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李伟实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弘治初

年》（载《吉林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也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代中叶。

面对上述诸说，沈伯俊提出：要确定《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对作者的生平及其创作经历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尽管一些学者对罗贯中是否元代理学家赵宝峰的门人罗本、罗贯中与张士诚的关系、罗贯中与施耐庵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积极的探考，但因资料不足，见解歧异，尚难遽尔断定《演义》成书的确切年代。第二，确认作品的原本或者最接近原本的版本。上述诸说，大都把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视为最接近原本面貌的版本，甚至径直把它当作原本，在此基础上立论。然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嘉靖元年本乃是一个加工较多的整理本，而明代诸本《三国志传》才更接近罗贯中原作的面貌（详下）。这样，以往论述的可靠性就不得不打一个相当大的折扣。第三，对作品（包括注文）进行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有的学者通过对书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来考证《演义》的成书年代，这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是，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必须证明小字注均出自作者之手，否则，其价值就要大打折扣（按：陈铁民已经指出小字注并非出自罗贯中之手，王长友在《武汉师院学报》1983年第2期发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是作者手笔吗？》1994年第6期发表《〈三国演义〉中的小字注非一人一时所加》文，也指出“罗贯中决不可能就是嘉靖本的原作者，当然也决不会是其小注的作者。”这些小字注也不是出自某一时某一人之手，而是伴随着《三国演义》的成书和流传过程而存在的。）；其二，对小字注的考察，应当与对作品各个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可靠的结论，而以前对此所作的努力还很不够。结合以上各种因素，目前比较稳妥的说法仍然是：《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而成于明初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校理本三国演义〉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

第三篇：《革命年代》读后感

读《革命年代》有感

——浅谈近代历史

“革命年代，意味着大震动、大改组、大破坏，也意味着风卷残云、摧枯拉朽，期间有血泪、痛苦、死亡，也有激情和理想。”——这是作者写于本书开头的一句话。这句话很恰当的概述了当时社会的状况和国人的抗争。我本人是一名非史学类专业的大学生，不能像史学类专业的同学那样有更好的机会和精力去探索，进而更深入的了解整个近现代史。我所认识的近现代史大多来源于中学和大学的课本。这些客观条件造成我对历史只有非常片面的、粗浅的认识，读完高华先生的这本书后获益匪浅。

1840年英国用大炮轰开清政府的国门后，社会就开始了被迫并且缓慢的转型，这期间的经验教训书中都有很好的叙述。从那时起无数仁人志士不断奔走探寻救亡图存的道路，他们有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革命事业。这期间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试图挽救国家的危亡。有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及戊戌变法等等。但这些都没能挽救内忧外患的国家。1991年10月10日爆发的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清王朝岌岌可危的统治，创立了中华民国，这是当时亚洲的第一个效仿美国“三权分立”制度的共和国。这可以算作近代中国社会一次非常重要的转折，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很大程度的进步，人们思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由于确立的是+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使得新兴资产阶级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会。但这些发展很快受到阻碍，这其中的原因有来自外部的，也有内部社会弊病造成的的。外部是列强并未放松对中国的欺压，为了获得更大利益阻止中国的发展壮大；内部各种原因复杂交错，儒家思想的长期影响，统治阶级的苛捐杂税，土豪劣绅的剥夺，中心城市工人的大量失业，社会矛盾的激化等等。

孙中山先生为中国的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革命成果却被袁世凯窃取，北伐战争后蒋介石又采取独裁统治，完全背离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广大民众依然处在水深火热中。1928年国民党统治中国后，蒋介石试图以三民主义幌子，掩盖他的以军队为依托的独裁统治。建立“特工总部”、“三民主义力行社”和“中华文化协会”等组织。一方面大肆宣扬蒋介石的个人权威，另一方面绑架、暗杀共产党员和其他民主派人士。1928——1937这十年间中古哦现代化虽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国民党统治的不稳定性又延缓了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本书作者动用了大量笔墨来论述“太子”孙科。作为孙中山先生唯一的子嗣，受父亲影响很早就才能加了革命。他给我的最深印象就是政治立场多变。这可能与他的性格有关，也可能迫于当时的形势。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孙中山先生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孙科当时也参加了一大，但对联共的政策持反对态度，受到了其父孙中山的严厉批评。孙中山病逝后，“太子”孙科虽然不能再依赖其父亲的声望来扩大自己的势力，但缺少了其父的限制，可以肆无忌惮的反共。当时孙科和国民党的右派结合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共行动，这些使得孙科在国民党内的声望大涨，并且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委。1927年孙科的政治态度突然发生重大变化，开始拥护国共合作，成了国民党内左派重要的领导人物。随着北伐的胜利，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加紧了投靠帝国主义，左右派开始分化。孙科从小受其父熏陶，思想中带有反帝反封建的的特点，对工人运动一直持积极的态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孙科对蒋介石的独裁越来越不满，想要联合一切力量跟蒋斗。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削弱了国民党内文职官员的地位，孙科感到只有联合所有力量才能同蒋介石抗衡。孙科当时政治立场的转变不仅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也和当时的革命形势有重要的关系。当时孙科各

处演讲，到处发表文章，猛烈抨击蒋的军事独裁。

孙科再次“右转”是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由于孙科处处维护国民党的领导权，和共产党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蒋的加速叛变革命造成的形势逆转和共产党的一些左倾错误最终把“太子”推向了右倾。孙科又开始各处抨击共产党。1927年国共分裂后，国民党内权利开始了新一轮重组，蒋凭军事力量很快占据权力中心，孙科开始同蒋等人争夺政治权利，创办《再造旬刊》呼吁再造国民党。孙科列举出国民党的种种弊病，指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已经断送了国民党的前途，背离了“国父”的三民主义。直到1928年9月，孙科重返国民党权力中枢后，又开始了与蒋的合作。但这种合作几乎完全是以蒋为主导的，由于孙科不能完全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这种合作很脆弱。1931年初，蒋介石扣押胡汉民后，孙科开始反蒋，前往广东参加了反蒋阵营中。孙科此时发表了大量言论，抨蒋搞“党专政”，斥蒋独裁专政导致国家建设无望，责蒋使国民党失去了人民“信仰”。孙科主张“以党治国”，“用分权代替集权”，鼓吹地方自治，主张改善国民党与人民的关系等等。孙科虽反蒋，但在反共和维护国民党统治方面，这两人是相同的，孙科的反蒋行动只可以看做是党内的斗争，在维护国民党统治地位方面两人还是高度一致的。所以当1933年孙科出任立法院院长后，二人又开始了合作。

受民主政治思潮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孙科又提出实施宪政，放弃了以党治国的政治主张。当时抗日救国成了中国最重要的事情，孙科认为党内党外都要团结起来，一同抵抗外辱。孙科寄希望于宪政能使国民党拥有自我调节的能力，改掉一些积累已久的弊病，改善国民党的形象。孙科开始带领起草《五五宪章》，但由于各派别的相互施压妥协，1936年最终公布的《五五宪章》充满了专制色彩，使得孙科在民主追求方面发生了倒退，极大的向蒋妥协，这可以看做国民党内知识分子的软弱。

1932年国民政府恢复了与苏联的邦交，在对苏联的外交方面，孙科一直处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上。在中日矛盾急剧激化时，孙科提出了“联美”“联俄”的外交策略。1935年蒋介石迫于形势开始与苏联接触。孙科为了去的苏联的支持，开始反对内战，主张同共产党合作。抗战初期孙科作为中国政府特使三访莫斯科，争取到了苏联为中国提供的大量军事援助，坚决支持中国抗战。孙科成功争取苏联的军援后，不仅加强了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同时也提高了他的社会声望。孙科发表了大量亲苏言论，高度评价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随着国共关系的紧张，孙科开始反共“联苏”。到1944年，为了进一步争取苏联的支持，又开始主张有好的和共产党解决关系。在国内问题是又开始公开批蒋，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1945年蒋开始起用亲美的宋子文和蒋经国经办对苏外交，孙科彻底退出了对苏外交舞台。后来孙科与蒋又有合作和对立，知道国民党兵败退居台湾，孙科因失意退隐。晚年又回到了台湾从事一些政治活动。

孙科作为一个具有鲜明民主主义特色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革命中一直运用灵活巧妙的策略手段，迎合了时代的潮流，孙科为中国民主革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孙科的各种政治活动多借助其父孙中山的名声进行的，其本人在国民党内并不属于实权派，所以只能迫于形势和蒋的压力经常转变政治立场来实现他的追求。

高华先生在书中提到了关于红军长征的一些叙述，简要的介绍了《红军长征记》的总编辑徐秋梦。徐秋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作是红色历史学家，但他确是一个悲剧的人物。他在红军长征过雪山时冻坏了双腿，1942年被特务抓捕后却投降了国民党。导致建国后被长期关押。《红军长征记》的编辑思想上未收到条条框框的限制，因而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红军长征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抗战前夕延安发生了一政治争论。毛泽东和洛浦政治结合，反对博古等人的左倾错误，开始带领党和红军走正确的路线，后来毛泽东又和刘少奇政治上相结合，从此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毛泽东在政治上是十分睿智的，对形势有很清醒的认识，对党内的错误有很敏锐的洞

察力，善于用政治有段解决问题。他本人的伟大抱负同中国的民主革命深深的结合在了一起。

对于高华先生的这本《革命年代》我只是大概理解了表层的意思，很多深层次的问题还有待我慢慢研究，所以这篇读后感中很多观点可能都不恰当合理，所以不敢苛求别人认同。

第四篇：革命年代读后感[范文]

读《革命年代》有感

———尊重真实的历史

读了高华的《革命年代》，对我们的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忽然有了一种别样的感觉。历史，有人认为它厚重，记录了一个乃至几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也有人认为它趣味十足，可以当做故事把玩。而我则对历史报以敬仰的态度，就像唐太宗李世民说的一样，历史是一面镜子，不过与普通的镜子不一样的是，我们既可以通过它看见过去的方方面面，也可以对照现在的点点滴滴。因此，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敬仰它，尊重它。

《革命年代》的作者高华老师，生在历史氛围厚重的城市南京，从小在革命年代的风雨里激荡。“文革”“反派”“黑五类”等政治的历史名词，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高华老师，自幼喜爱读书，尤其是历史文学方面的图书。他在“文革”期间做过工人，后来考入南京大学，学习历史，因此他对历史既有现实的认识，也有专业的认识。所以他的作品是值得好好读一读的。

“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最初由学生发动，后来工人成为主力军。在这次运动中，中华民族的工人阶级第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从此中国的革命的性质开始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面貌也开始新鲜起来，虽然革命的道路依然很长，但是革命的前景却比以前更加明朗。

“五四”时期，也是思想的大变革时期。青年学子们开始高举“德

先生”和“赛先生”的大旗，向西方学习科学文化，同时也学习道德思想。但是却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激进主义的催促下，全面否定我们的民族文化，不论良莠，一律批判。这就导致了一部分人的民族文化的缺失，民族自豪的缺乏，进而导致民族精神的丢失和民族传统道德的缺少。这样来说，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的负面影响。然而借古看今，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之间的政治、文化交流也日愈强烈。尤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他们的文化充斥了我们身边的角角落落，更有甚者少年儿童对我们本民族的文化知之甚少，却对西方的文化异常熟悉。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了。缺失民族文化的民族是很难在世界民族之林站稳脚跟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必须以五四激进主义为鉴，在引入西方文化的同时，必须加强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必须采取措施让优秀的民族文化成为人们主动去吸取的精神食粮，只有这样，我们的精神世界才不会空虚，我们的才能拥有健全的心智。

革命，是破旧立新，是向前发展之意。革命时代，是历史演化，是文明进步的时代。它就像一台冲锋舟，是在历史的长河中飞速向前进，无人能挡。他充满力量，也充满了希望。在革命年代，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国民党创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宣扬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本初是好的，但是在北伐革命的过程中，国民党内部的一些野心家发动反革命政变，残杀共产党人，也残害无辜民众，这就与他们的“三民主义”背道而驰了。从清朝灭亡到北伐运动，历史一次次的验证了，只有以民族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为老百姓做事，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相反如果

搞独裁反动统治，则势必被历史的巨浪所拍倒。而国民党的种种作为则显然表示他们没有认清这一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党越来越腐败，虽然依然掌控着全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大权，但是他的民心渐渐丧失殆尽。一直到南京国民政府被人民解放军所占领，国民党也就结束了他在中国的统治，这是历史的大势之趋。分析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一是资产阶级自身的局限性，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家随时面临被侵略的危险，人民不可能会信任一个只考虑自身利益的政治集团。二是国民党搬用西方国家的表面的民主政治体制，而实际上仍是独裁和封建，对广大的人民依然是压迫。尽管换了不同的形式，但对人民的压迫依然没有减少，这就导致最终民心的丧失。通过如此，也恰恰说明了资本主义在中国走不通。

高华老师在著作中还突出强调了“长征”。其实，长征是一种文化，更是当时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代名词，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对长征保持着高度的追忆和崇敬之情，而长征精神也已经成为我们的民族精神中甚为重要的一部分了。长征不是只有在中国出现过，很多国家其实都有过，但惟独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长征胜利了。这在国际上是一种威望的代表，也是代表中国革命年代的一个重要代表。

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不仅粉碎了敌人的“消灭红军”计划，而且也为人民军队锻炼出一批中坚力量。经过长征洗礼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能够更加英勇，更加顽强。

长征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召开过知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被史学界称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命运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次会议挽救了红

军，挽救了党，确定了毛泽东军事理论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也基本确定了从此以后的党内的领导人。因此，这次会议让中国共产党逐步走向成熟，也进一步地走向强大。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比较准确的把握当时中国的国情，认清当时的革命斗争形势。所以说，“遵义会议挽救了红军，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是一点也不为过的。而包括遵义会议在内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所代表的艰苦奋斗，永不言败的民族精神则是更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中国的历史上，曾出现过一场“有名的”的“大跃进”运动。总的说来就是党和人民希望迅速的实现生产的现代化，发动了一场“生产的革命”。“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瞎指挥”是这一运动的代名词。这一运动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有独特的时代背景。

在成立新中国不久，党和人民借着胜利的喜悦，本着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发挥人民首创精神的思想要大干一场，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赶美超英”不仅是对共产主义道路的信心和肯定，也是对资本主义的蔑视。但是由于党没有把握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盲目地在全国上下搭起缸炉，大炼钢铁。这一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只能以失败来告终。不仅浪费了资源，也耽误了农村的农业生产，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停滞不前。

“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这一历史时期犯下的历史错误。在当代，我们则要以批判的，全面的，一分为二的眼光来看待它，来评判他，来借鉴它。在经济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不断发生的今天，经济形势瞬息万变，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也日

趋复杂。我们必须以冷静的态度来分析经济形势，把握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结合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的客观情况，保持充足的民族和国家自信，为实现国家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而不懈努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地以史为鉴，立足当下，才能真正的在实现幸福生活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历史的车轮一刻不停地在向前滚动，我们的今天也终将成为后人阅读的历史。其实，革命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我们也必定处在历史革命的时代。只有认真阅读历史，尊重真实的历史，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革命年代，也才能适应新的革命年代。

第五篇：《三国演义》读后感

《三国演义》读后感

五、2 杨逸恒

我读了少年版的《三国演义》这本名著，它使我受益非浅、思绪万千。

这本书讲述的是三国时期魏、蜀、吴之间的战争，最终晋国夺取天下的故事。这本书中刻画的个个都是英雄豪杰，但书中令我有深刻感受的只有几位。

首先是诸葛亮。他本是山中的一个隐士，后来经过刘备的三次真诚邀请，才出山担任刘备的军师的。他出山后，一直为刘备出谋划策，每次蜀国经典的战役都是经过他的指挥才会成功的，比如草船借箭、火烧赤壁、空城计等等。

第二是赵云，当年曹操带领百万大军袭来，他为了能保住刘备的家人安全，不惜用他那强大的武器，单枪匹马，杀死曹军数位猛将，几十位兵士，令曹操看了不禁赞叹说：赵云真是势不可挡呀！

再就是曹操了,虽然为了突出刘备的仁义,他被写成奸诈之人,但是他的军事才能令人大为欣赏，连少数民族都臣服于他。他是三位君主中最有才干的,魏也是三国中最强盛的,他奠定了魏国的基础,后来晋国才能统一天下,所以他是一位真真正正的英雄。

通过读这本书令我明白了许多：只要取长补短，就能战胜一切的拦路虎！辅导老师：高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