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各阶层调查报告

第一篇：农村社会各阶层调查报告

农村社会各阶层调查报告

调查目的：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在中国的农村。农村社会已经从全农社会向多元的方向发展着，形成了农业劳动者、农民工人、农民个体工商者、农民私营企业主、农民知识分子、农民企业家、农村管理者等不同的群体。运用毛泽东《中国农村社会各阶层分析》一文中的原理，分析农村社会各阶层的状况。

调查对象：农村社会各阶层，包括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农雇工阶层、知识型职业者阶层、个体工商户和个体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村集体企业管理者阶层、农村社会管理者阶层。

调查时间：2011年7月26日-2011年7月31日 调查地点：河南省信阳市淮滨县王家岗乡的几个村 调查方式：采取问卷访谈相结合的方式

调查过程：7月26日上午，我分别到了几个村庄村长的家里，然后，我详细的说明了我的来的目的。他们把各个村庄的总人数告诉了我。这次我打算采取随机问卷调查的方式，因此，我到了打印出打印了1000份问卷。问卷的内容包括被调查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和财产状况等。

7月27日，我带着1000份问卷一一来到了几个村庄，根据每个村庄的住户数和每家住户的人数发放问卷。然后，我告诉了他们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填写这些问卷。

由于7月28日天正在下雨，我没有去收那些问卷，7月29日我又分别来到了发放问卷的几个村庄，一一收完了所发放的试卷，我发现试卷填写的还算完整，只是有点问卷还是白卷，因为有很多家庭里的年轻人都不在家。

我想如果只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并不能达到这次调查的目的，于是，我打算7月30日再到问卷没有填写的家庭里走一趟。我想通过采访的形式向那些青年人的父母，爷爷和奶奶等询问关于那些青年人的工作和职业等。然后，分别记录下来他们的情况。

7月31日，我对1000份问卷和采访的记录经行了整理、归纳和分析，然后，我又结合了农村社会各阶层的情况的出了一些结论。

调查结果和数据分析：改革以来我国农村社会各阶层的现状1978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后，长期以农为本缺少变化的农民阶层内部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分化，农民从原来静态和固定的传统身份向流动的、多元的方向发展着，形成了农业劳动者、农民工人、农民个体工商者、农民私营企业主、农民知识分子、农民企业家、农村管理者等不同的群体。

（一）农业劳动者阶层

这是一个以承包集体耕地、以农业劳动和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村劳动组成的社会群体。这个阶层在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中是最大的一个人口群体，在农村阶层结构中，农业劳动者所占比例大约为70%。这个阶层整体文化水平较低，占有的生产资料人均规模较小，以分散经营为主，有较大的独立性与自主权，在农村社区等级体系中属于被支配和被领导者。这个阶层承担着重大的社会责任--提供农产品商品，承受着深重的社会负担，是现阶段农村中最苦、最累、收入最低、社会地位最低的群体。这一阶层不仅是农村中的主体，也是农村其它阶层的母体，仍处于分化之中。

（二）农民工阶层

这是一个以在农村集体企业、城市二、三产业中从事非农业劳动为主的社会群体。他们对集体生产资料具有所有权与使用权，一般还经营部分土地。这个阶层的人数仅次于农业劳动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离土离乡的农民，他们在城市的厂矿、机关、商业、服务行业劳动，也有一些流动到经济发达地区的乡镇企业做工。他们多从事体力劳动，不享受城镇居民的各种补贴，不享受国家或企业的各种劳动待遇和社会保障。另一类是离土不离乡的农民，他们在本村的乡镇企业里工作或者在附近城镇的工厂、商店、机关等单位里工作，早出晚归，住在农村的家里。这类民工目前是农民工中的主体。

农民工一方面接受了工业文明训练、熏陶，掌握了一定的现代生产技能与专业知识；另一方面，还没有割断同小农经济的脐带，同土地、乡村农业有着密切的联系，兼有工人和农民职业的特点。这是我国农村转型时期的一个特殊现象。

（三）农雇工阶层

这是受雇于农村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以提供劳动能力而获得工资收入的农村劳动者组成的社会群体。他们对生产资料没有所有权，但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佣工人又有本质区别。他们不是“除两只手外，自由得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而是在家中拥有一份属于自己所有的生产资料，但数量不足。他们受雇佣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养家糊口，而是为了增加收入，学点技术，看看“外面的世界”。他们与农村其他社会群体一样，享有一定的择业自主权，可以相对自由地流动，而且其雇工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天的雇工，明天的雇主”是常有的事。同农民工相比，在很多方面相似。但他们的社会地位一般比农民工低，职业压力和劳动强度比一般乡镇企业的农民工高，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也较大。

四）知识型职业者阶层

这是一个具有一定专门技能，从事农村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等智力型职业的农村劳动者所组成的社会群体。他们绝大部分属于回乡知识青年，在失去跳出农门继续升学机会后，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一条有别于一般农民体力劳动但又脱离不了农村和农业户口的道路。他们是农村现代化与农村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支重要的文化技术力量。

（五）个体工商户和个体劳动者阶层

这是一个生产资料归劳动者个人所有，以个体劳动和个体经营为基础、劳动成果归劳动者个人占有或支配，具有专门的技艺或经营能力，从事某项专业劳动和自主经营小规模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饮食业、修理业、服务业等的群体，多为农村中的能工巧匠。他们的经营活动与方式有很大差别。这个阶层成员的思想及其活跃，多为守法经营，凭本事、凭力气赚一点批零差价、地区差价或少许的劳务费，他们对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就业门路、方便人民生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六）私营企业主阶层

这是一个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由营利性经济组织主要经营者组成的社会群体。他们拥有对企业的人、财、物的支配权、生产经营决策权、指挥权与企业内部的分配权，他们的经济收入较高，但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不一定很高。这一阶层内部现正面临着新的挑战和组合过程，其经济实力、经营范围与社会影响还在不断扩大。

（七）乡村集体企业管理者阶层

它包括乡、村集体企业的厂长、经理、会计、主要科室负责人与供销人员。他们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有决策权、指挥权，与企业职工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他们对企业的兴衰、盈亏负责，承担的风险较大，经济收入、政治地位与社会声望都较高。随着乡镇企业进一步改革，这一阶层有逐渐转化为私营企业主的趋向。

（八）农村社会管理者阶层

全国740150个行政村里共有村干部400余万人。他们是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主要组织者，是集体财产所有权的主要代表者，是党和政府各项方针、政策在农村基层的具体执行者。他们具有双重身份，既代表国家的整体利益，行使行政职能，又代表农民的局部利益，维护社区权益。他们的地位与收入水平在不同社区之间因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而有很大差别。他们对社区经济发展、社会起着关键作用。（郭玉亮）

--《调研世界》2007年第9期

新农村建设虽已确立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样的总体目标，但是，作为一种社会实践过程，要顺利推进新农村建设以达到这一总体目标，弄清建设的对象和建设的主体这两个基本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传统乡土社会的结构特征发生了巨大变化，高同质性、低流动性的乡土特征正朝着阶层分化、高流动性方向发展。因此，究竟建设怎样的新农村以及由谁来建设新农村，是农村社会结构转型提出来的问题。应对这样两个基本问题，不能脱离问题提出的宏观背景，否则我们难以找到问题的真正答案。

对农村社会各阶层进行分析，目的在于把握农村社会结构的分化与变迁现状，把握在结构变迁中各阶层的社会需要特征，由此去分析各阶层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从经验分析的结果看，与改善农村教育、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三类社会需求，已成为农村各阶层的普遍性需求。这一结果与当前农村在这三个方面的滞后发展的现实是吻合的，同时也预示了新农村建设的公共资源所要重点投向的领域以及国家建设力量的重点任务所在。在农业补贴、增加收入来源和减轻负担这三类需求方面，存在着阶层的差异，反映出中层和中下层对农业收入增长的期望比农村底层更为强烈，这对他们参与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的信心和积极性将产生重大影响。

农村阶层的分化意味着不同阶层在农村建设和发展中的地位及角色在发生变化。就现实而言，农村中下层及底层群众已成为当前稳定农业和农村的主要力量，他们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也是新农村建设最需要得到发展的阶层。

二、农村社会各阶层的基本状况

农村社会并非只是由农民阶级构成的单一结构，而是由复杂的阶层结构构成的。尤其是在社会转型和社会流动加快的大背景下，乡村社会的阶层分化程度也在提高。就职业分层来说，乡村社会主体可以分为：非劳动力、纯农业劳动者、半农业劳动者、外出打工者、乡镇企业工人、乡村知识分子、乡村工商业经营管理者、乡村管理干部等阶层。

而如果按照社会分层的层级来划分，也可以将农村社会阶层分为五个层级。根据调查结果，乡村居民的阶层认同分布情况是(见表1)：只有2·3%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上层以上，认同为中层的占22·9%，27·5%认同为中下层，47·4%的人认为自己归属下层。由此可见，多数农村居民具有“中下层以下”的阶层意识。

就农村各阶层的受教育情况而言，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总体偏低(见表2)，超过1/2的人仅接受过小学以下的教育，88%的人的受教育水平在初中以下，仅有1·5%的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从五个阶层的受教育情况来看，阶层越低，平均受教育水平越低。特别是农村的底层，近60%的人受教育程度在小学以下，超过92%的人受教育水平为初中以下，几乎没有人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相对于中层以下的人来说，农村中上层以上的人在受教育水平方面明显高于中层以下，他们中接受高中(中专、中技)和大专以上教育的比例显著升高。

农村居民的初中以下受教育水平与他们的“中下层以下”阶层认同有着较强的相关性，农村社会各阶层受教育水平总体偏低，既反映出当前农村教育存在相对滞后的问题，也说明较低的文化层次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民的发展及地位的提高。多数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在初中以下，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因素可能还在于农村教育体制。现行农村教育体制虽然对9年义务教育给予了较多投入，但与此同时，高中以上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则并没有得到体制的重视。一些地方尤其是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地区，高中以上教育可能还以不同的方式遭到削弱。因为高中教育的录取和收费制度让很多家庭经济状况不好的农户，不得不放弃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从而出现多数农村学生在完成初中义务教育之后，会选择外出打工，而选择继续升学的人数就相应减少。在经济收入方面，农村底层的平均家庭年收入在11 500元左右，中上层的平均家庭年收入最高，达到27 500元左右。按照全国农村户均规模4·08人计算，农村社会底层家庭的人均纯收入在2 800元左右，低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村人均年纯收入3 255元[11]，中下层的收入水平与之相当。农村中上层家庭的人均年收入达到6 700元，但仅与城镇家庭中等偏下收入水平7 177元相当。总体来看，除中上层之外，农村社会各阶层的平均收入水平较低，而且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分化也已出现。

从经营活动情况来看(见表3)，目前农村有近83%的人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17%的人不从事农业。具体到各个阶层，中间阶层当中从农业生产向外转移的比例最高，近21%的人已不再从事农业生产。在外出经营或务工经历方面，农村的上层和中间层比例较高，而中上层比例相对较低，为28·8%，这可能说明，改革开放后，农村社会约2%的人通过发展农业专业化、现代化经营，成为农村专业户，经济收入水平得以大大提高，从而在农村处于相对较高的阶层地位。

目前，就人们主观阶层认同的情况看，农村的阶层结构虽有一定分化，但有97·7%的人皆认同为中层以下，这与当前农村社会各阶层的受教育水平和经济收入水平总体偏低有着一定的关联。

三、农村社会各阶层对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和期望

当前农村究竟哪些方面需要建设？需要怎样的建设呢？弄清这些问题是明确新农村建设对象和建设任务的重要前提，否则一些建设实践将可能脱离农村现实需要，不能真正满足农村社会各阶层的生产和生活需要，难以对农村社会的发展真正起到推动作用。

在2006CGSS的调查问卷中，我们设置了“您希望政府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为农村提供什么”这样的问题，以了解农村居民究竟期望新农村建设怎样推进。关于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需求，我已从期望性需求和相对剥夺性需求两个方面进行了总体分析。[12]在这里，将从阶层分析角度来考察新农村建设的需要问题，以便更加具体地认识农村社会各阶层需要怎样的新农村建设。

表4列出了6类主要的新农村建设需求，这是从对多项选择中汇总归类得出的，并对各类需求与农村各阶层进行了回归分析，目的在于进一步认识各阶层之间的需求是否存在差异。

从统计分析结果看，增加农村教育或培训机会、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这三种需求与阶层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说明各个阶层对这些方面的建设都有相当的要求，不存在阶层间的差别。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三类新农村建设需求属于普遍性需求，因而它们也可能就是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对象。

在增加农业补贴需求、增加收入来源需求和减轻负担需求三个方面，阶层之间存在着一定差异，属于差异性需求。相对于农村下层群众，中层和中下层对增加农业补贴产生需求的概率更大，其中中层比下层高出52·2%、中下层比下层高出24·5%。在增加收入来源方面，农村上层、中层和中下层比下层的愿望更为强烈，上层比下层高出336·7%，中层和中下层产生此类需求的概率比下层分别高出64·3%和26·5%。至于减轻负担的需求，主要包括：一是减轻农业税费负担，二是减轻农业生产成本上升的负担。相对于农村下层群众，中层和中下层的人产生此类需求的可能性更高，分别高出22·8%和15·1%。

农村社会不同阶层在增加农业补贴、增加收入来源和减轻负担三类需求上的差异，一方面反映出不同阶层对这三个问题的主观感受和要求程度存在差异；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三类需求是农村社会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因为有更多的阶层比底层群众更可能产生这些需求，意味着这些需求也具有广泛性和特殊性。因此，满足三类差异性需求也将是新农村建设的任务构成，而且需要根据不同阶层的特殊需要，通过不同路径和方式来实现建设的目标。

农村社会各阶层之所以形成对教育培训、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普遍性需求，与现实的客观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88%的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为初中以下，这反映了农村教育发展的普遍滞后性。而在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文化教育程度已成为个人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本，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的农村居民自然会对教育和职业培训机会产生越来越强烈的需求。其次，在社会保障方面，当前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村居民获得公共保障资源的机会非常少，尤其在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险方面，农村居民主要还是依赖家庭和个人。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和生计风险在不断加大，仅凭个人和家庭的保障已经明显不够，因而人们对社会保障的需求也日益普遍和强烈。最后，农村各阶层之所以普遍要求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因为：一方面，人们认识到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村发展的最重要的社会资本或基础条件，一个地方能否得以发展，交通、通讯和其他生活设施建设是否发达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农村改革后，家庭经济快速发展起来，但公共领域尤其像水利、环境、乡村道路等基本建设在集体经济衰退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们所忽视，而且在后农业税费时代，农村基本建设依然面临资金支持问题，而对于经济收入水平不高的农村居民来说，要承担起这些建设任务必然加重自己的负担，因此，人们期望国家通过公共财政支出途径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至于三类差异性需求的成因，可能主要与当前农民偏低的经济收入水平有关。人们无论是期望获得农业补贴，还是希望获得增收机会或是降低生产生活成本，实际上都是期望经济收入水平得以提高。中层和中下层对这类需求更为强烈，表明他们对当前农村居民的总体收入状况不太满意。一方面，农民经济收入的绝对水平虽然得以大大提高，但并未达到理想水平；另一方面，与城镇居民收入相比，农村收入水平与之差距越来越大，而且农民收入增长近年来有减缓趋势。因此，农村居民特别是中层以下的人对农业补贴、增收和减负形成越来越强烈的需求。

四、农村社会各阶层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角色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虽然主要依靠国家的力量和资金去推进，但由于新农村建设是乡村现代化发展过程的组成部分，因此离不开乡村社会主体的参与，而且建设的根本目标就在于促进乡村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以更好地满足农村各阶层的社会需要。有农村各阶层以适当的角色广泛参与的新农村建设过程，将是把国家在农村的现代化建设中应发挥的作用与农村社会治理有效结合的最优途径。

解决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建设与治理的关系问题，仅靠村民自治制度是不够的，关键在于如何让农村公众以恰当的角色及合适的方式参与到建设过程之中。这样一方面可以发挥公共力量对促进农村发展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也能调动农村社会各阶层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农村各阶层究竟以什么样的角色参与新农村建设，又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呢？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阶层地位特征及社会需求结构。如果按阶层分析的方法将农村社会结构分为五个等级阶层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五个阶层的现实经济与社会特征以及社会需求来分析他们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位置与角色。

农村社会上层的人数不多，主要由农村非农职业者如乡村干部、一般职工和知识分子等构成，他们具有相对较高的学历和社会声望，以及较为稳定的职业岗位，但他们的经济收入并非为农村最高水平。这一阶层虽然可能并不以农业生产为主，但他们是农村社会较为稳定的居民，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他们将在领导、动员、协调，尤其是在农村文化和教育建设等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是构建完整、和谐、稳定的乡村社会生活和秩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要提高这一阶层的经济收入水平，以促进该阶层的全面发展，充分发挥其在农村社会中的管理、教育和稳定功能。

农村中上层主要包括那些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先富裕起来的家庭，有发展现代化农业或规模经营的专业户，也有经营乡村工商业的个体户。这一阶层的生活水平相对较高，基本达到小康状态。这一阶层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对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发展现代农业以及农村多种经营、活跃农村市场和带头致富等方面产生积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保持可持续发展，二是如何规避和应对市场的风险。所以，在新农村建设中，他们将是政府推进制度创新，以及创建农业信息化服务和技术培训服务平台的积极探索者和实践者。

农村社会的中间层主要由农村的年轻人构成。目前，他们的经济活动主要是外出务工，收入的大部分来源也是非农业经营活动。中间阶层实际上是农村社会中流动性、不稳定性较高的一个阶层。一方面，他们希望从事农业能获得更多的补贴及更高的收入，另一方面，他们从农业转移出去的可能性又是最大的，因为他们中许多人已经不善于农业劳动，也可能不习惯一直守在乡村的生活方式，尽管他们可能还离不开乡村。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中间层是主要的转移和稳定的对象。转移就是通过社会体制改革促进农村中间层的一部分有序地向农业外或城镇转移，缓解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压力；稳定就是要通过农业政策调整来改变农业生产的收益结构，以稳定部分中间层，使他们能够安心于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为农村建设和发展作贡献。

农村的中下层是乡村社会的重要构成部分，他们既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之一，又是城市建设中的真正农民工。他们兼顾农业和非农业，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来回摆动，但其根基依然在农村。虽然他们作为农民工的收入可能超过农业收入，但他们的家庭并没有放弃农业，而且也会把农业和农村作为自己的最终归宿。所以，中下层依然是农村社会的稳定成员，他们向外转移的可能性较小，因而也希望新农村建设能够改变他们所生活和依靠的农村的生产与生活条件。同时，他们也是参与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因为农村面貌的改变与他们的切身利益需求紧密相关。农村中下层最为关心的可能是农业生产收益的增长问题，即如何从农业生产中获取更高的收入，以及如何在农村寻找到更多的收入来源。在新农村建设中，调动和动员这一阶层的积极性，主动地参与农村建设和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无论从夯实农业基础地位还是从推进农村新发展的角度看，发挥这一阶层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

农村社会的底层是农村社会的基础，也是当前农村经济与社会生活的主要支撑，他们由普通农民大众构成。目前，这一阶层已成为坚守农业和农村的主要力量，也是农村家庭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承担者。由于乡村社会的流动性越来越大，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只有部分老年人和妇女维持着平常的农业生产和家庭生活，因此，农村底层阶层的生产和生活形态构成了当前农村社会发展的基本形态特征。因此，新农村建设要重点关注这些长期生活在农村的普通农民。一方面，国家建设要使这些为稳定农业基础地位和农村社会生活作出贡献的阶层得到合理的收入回报和相应的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以使他们真正享受现代化发展带来的收益。另一方面，在促进乡村社会发展过程中，如何使农村底层阶层得以发展则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既是农业和农村的主体力量，又是发展中的“短木”。这一阶层得不到发展，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都会受到制约。

综上所述，在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农村社会的分化也在加速。因此，推进新农村建设，就必须考虑不同阶层在其中的地位和角色。从现实情况看，农村中下层以下阶层已成为当前农业和农村的真正主体，因而他们是新农村的真正建设者和实践者，新农村建设更需要关注他们的需要、调动他们的建设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二篇：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各阶层分析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各阶层分析

——探寻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社会的阶层基础

杨华

【摘要】当前农村社会被分化成精英阶层、富人阶层、中上阶层、中农阶层、中下阶层、贫弱阶层和灰色势力等7个不同的阶层，它们有着各异的构成、职业分割、利益取向、关系重心、价值观念和政治态度，对农村政治社会的影响差异也很大。说明农民不再是铁板一块，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阶层基础也不再是所有均分土地、居住在农村的“农民”。通过对不同阶层的秉性、功能和利益关系的分析，本文认为中农阶层是农村政治社会稳定、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阶层基础，是坚强的依靠力量；中下阶层是中农阶层的盟友，是可以团结的对象；贫弱阶层是救济、扶助的对象；切忌将中上阶层对土地私有化的想象变为土地制度变革的方向；应该警惕富人阶层渗透进党和国家政权内部，慎言“富人治村”；谨防政治精英与富人阶层、灰色势力同流合污，结成利益联盟；要求严厉打击灰色势力对农民的侵害和对政权合法性的侵蚀。并主张，在农村社会高度分化的今天，只有认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才能制定正确的政策以团结真正的朋友，攻击真正的敌人，巩固党和国家政权。

【关键词】农村；社会阶层；中农阶层；社会资源；政权基础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之一是农民由原来清一色的从事农业劳动、收入水平相对平均的群体，分化成为经营多种职业、收入差距不断加剧的不同阶层。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是指固守在土地上的农民大量转移到国民经济的其他领域，从而改变自己的社会身份，成为其他身份主体的过程。[①]这个过程从分田到户之后就开始出现，但前十年分化并不明显，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各阶层才开始明朗化、清晰化，也就从这一时期起，学术界对农民分化问题的大量研究成果也次第出现。

一般认为，农村社会阶层分化不是社会封闭机制限制社会流动的结果，而是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变迁带来的社会流动机会的增加，促成了我国农民从计划经济时期的相对均等化向阶层分化的转变。具体而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是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重要前期，它促成了农民在农业部门内的最初分化，之后出台的鼓励农民向非农产业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系列政策，使农民的职业分化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而城乡户籍制度的松动，则使农民的身份转变有了可能，另外，对外经济开放加速了我国农民分化的历史进程。[②]近来又有研究表明，土地流转对农村社会阶层分化与重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③] 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使农村社会的利益主体和利益来源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矛盾明显化，形成了极其复杂的利益新格局和社会矛盾新体系，从而给社会利益协调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提出了新的课题，特别是非农化过程中出现的阶层间的利益矛盾，如若处理不当，就有可能演变为社会冲突，危及社会和谐发展。[④]因此，之所以要研究农村社会分层，就是要通过客观描述农村现实生活中农民之间因拥有各种资源的不同而形成的实际差别，揭示资源配置、地位获得的社会机制，分析农民之间差异的社会影响、社会意义以及社会对这种差别应有的价值判断，并为应对这种差别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而制定适当的社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⑤] 如此一来，为了更好地研究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明确研究的问题意识，面对一个分化的农村社会在逻辑上就应该追问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分化后的农村社会各阶层的实际状况、特性是什么，它们有什么样的政治态度、价值观念，各阶层相互之间关系的性质如何，以及它们作为分化主体的实践对农村社会将产生什么样的政治社会效应？

第二，为什么当前农村社会出现阶层的高度分化，农村人财物不断地大量流入城市，而农村却并未出现人们所预想的社会动荡与道德混乱。除了基层党和政府有所作为外，农村内部是否有分化出来的接应力量，有稳定的中坚力量存在？ 第三，如果说在农村改革之初、农村社会分化较小的情况下，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基础是均分土地、普遍受惠的所有农民的话，那么在农村社会阶层高度分化、利益高度不一致、人员高度流动的今天，农村中的哪个（些）阶层会是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基础和坚定的支持力量？

第四，按照一般逻辑，一个社会既然有分化的机制，就必然会有其整合的机制，在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在其阶级、阶层高度分化的情况下，中间阶层（中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它的“中间价值”——预留社会政策调整空间，以缓解上、下两层的矛盾冲突，起到了社会整合的效用。[⑥]那么，在我国农村，有没有一个主导的阶层会作为农村社会阶层分化之后的整合力量而存在？

然而通观既有研究，它们较少涉及上述根本问题，于是不可避免的会有如下缺陷，一是对农村社会各阶层间的关系及其对农村政治社会的影响泛泛而论，多未论及到实质；二是，将农村社会各阶层当作均质主体来论述，平均着墨，不愿意看到农村社会分化后的主导阶层及其主导作用；三是，问题意识多来源于西方社会阶层理论，而没有从我国农村的实际问题出发，更没有站在党和国家政权基础的高度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四是，意识不到阶层（阶级）分化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源于西方社会的历史经验，而我国农村社会的分化自有其内在的逻辑，因为自然村落社区内的农民不仅生活在一个“人地”持续紧张的关系中，也不仅生活在一个阶级剥削的关系中，还生活在一个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熟人社会中，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冷冰冰的纯粹经济学意义上的关系，还是血缘亲情、人情面子的文化网络，[⑦]等等。因此，既有研究虽然在农村社会分层上下了很大功夫，也做出了很多成就，但总体研究水平并不尽人意，且有生搬硬套西方理论、简化切割中国经验的嫌疑，中国本身的问题意识不明确，研究成果难能服务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本土社科理论的建构。

鉴于此，本文抛砖引玉，从上述问题意识出发来探讨我国农村社会阶层分化问题，寻找农村社会的主导阶层，探索农村阶层分化后党和国家政权的基础和基本支持力量。本文将从社会资源、尤其是土地占有与耕种的角度将农村社会划分为精英阶层、富人阶层、中上阶层、中农阶层（中等阶层）、中下阶层、贫弱阶层、灰色势力等7个阶层，并在分析各阶层特性、相互关系的基础上，论证“中农阶层”作为当前农村社会的主导阶层，在分化的各阶层中发挥着润滑和整合的功能，是农村政治社会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稳定器，同时也是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基础。

二、农村社会分层的标准：以土地耕种为线索的考察

西方关于社会分层的研究迄今为止建构了三大理论传统，即马克思的阶级理论、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与布迪厄的消费分层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划分为阶级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决定的，而社会生产与生活中的地位差别，构成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事实，对这种事实的把握和认识是社会学认识和理解社会结构及其运动规模的重要路径之一。[⑧]韦伯及其尊崇者的多元分层理论将财富、权力和声望作为三位一体的标准将人们分成不同的层级，在研究中则主要以“职业”为操作手段。布迪厄在上述二者对立的基础上另辟蹊径，认为将人们划归为不同的阶层不在于其占有财富的多寡，更重要的是他们消费了什么，消费了哪个阶层的物品。[⑨] 具体到我国农村社会阶层分析，抽取职业为标准的多元分析理论运用得较为广泛。影响较大的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陆学艺、张厚义依照职业、使用生产资料的方式和对所使用生产资料的权力，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民分为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农村管理者阶层等8个阶层，这一划分由于比较切合当时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得到了多数的认可。[⑩]进入九十年代，陆学艺又随着农村社会的发展变化修正和调整了对农村社会阶层的划分，将农村划分为10个阶层：农村干部、集体企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个体劳动者、智力型劳动者、乡镇企业职工、农业劳动者、雇工、外聘工人、无职业者等。[11]另有，林后春依照农民从事不同职业及其特点将农民划分为17个阶层，分别是单纯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兼业为辅的Ⅰ兼业农阶层、以兼业为主的Ⅱ兼业农阶层、不稳定兼业农阶层、农村工人阶层、城市农民工阶层、农民企业家阶层、农村文化阶层、农村技术阶层、农村乡务管理者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个体劳动者阶层（包括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宗教职业者阶层、游民阶层、反社会阶层、准社会阶层等。[12] 相对于多元理论分析路径，以阶级理论分析农村社会阶层的研究较少，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意识形态的缘故。陆益龙依然主张，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构成，阶级阶层分析法为人们认识和理解社会提供了一种极为实用的工具，即便当今时代阶级斗争不显得那么重要，但对阶级阶层结构的把握依然是认识社会现实的重要切入点。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法，研究认为新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在60年的变迁过程中，阶级阶层结构经历了从制度变迁型的平等化结构到政治运动型的平均主义化结构，再到市场转型的多云分化结构的转变，并发现改革开放后尽管农村内部的阶层分化加大，但并不存在矛盾的、对立的阶级阶层关系。[13] 随着农村消费结构的变迁与分化，不少研究也开始从农民的消费结构切入对农村社会分层的研究。例如，陈文超研究发现，农村社会中不仅存在消费分层，还存在着一种消费分层机制，即农民的主动消费与被动消费，从而相应产生了在消费社会中处于主动与被动地位的消费阶层现象，他为此将当代中国农民划分为炫耀型消费阶层、攀比型消费阶层、实用型消费阶层、生存性消费阶层、贫困型消费阶层等五大阶层。[14] 对上述几大大传统研究径路并非没有批评者。毛丹、任强就曾指出，一方面整个多元分层理论本身就存在理论上的张力，另一方面认为农村还不具备进行职业分层的条件，因为在市场经济、较高的社会流动率和社会流动的自由、社会的工业化程度较高这几个方面农村都是不成熟的。而这些都是职业分层标准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同时，以职业作为分层标准忽视了马克思分层理论中的社会分层的积累性的问题。所以他们主张从社会资源的角度研究我国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更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与包容性。社会资源包括经济资源和象征性资源，它对于农村分层研究而言应该更具有解释力。[15]而从消费角度切入分层的最大困境在于，广大的中西部农村的消费分化现象并未凸显出来，并且强有力的村庄规范抑制了人们的消费膨胀和炫耀性竞争，因而各阶层的消费冲动都被限制在一个中等的水平线上，无法彰显分化效应。[16] 本文拟采用社会资源的视角研究农村社会分层。按照毛丹等人的定义，经济资源是指获得经济报酬的能力，象征性资源包括所有潜在的和现有的能够对自己或别人的生存、发展机会产生影响的资源，比如知识、权力、社会关系、身份地位等。经济资源与象征性资源可以相互转换。[17]但是，毛丹等人在阐述社会资源时，并没有把农村最重要资源的“土地”纳入分析的视野，也就是说在研究农村社会分层过程中忽略了土地的影响因素。而事实上，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之后，土地的占有与耕种，无论在质还是量上，都对农民的经济资源与象征性资源产生着重要影响。土地的占有与耕种应该作为农村社会分层的一个基础性标准，具体来讲有以下几点理由：

其一，土地占有与耕种的多少与收入多少成正比。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这段时期，由于分田到户调动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加上集体时代兴修的水利设施发挥作用以及化肥、农药、良种的普遍使用，农民在这段时期是增产又增收；但从80年代末开始，由于农民负担日益加重，许多地区的农民不堪重负，种地不划算，于是出现大量土地抛荒现象，村社内土地自发流转也在这一时期开始；2004年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不但不再向农民收取任何税费，反而还向农民发放各种补贴和实施各项支持力度越来越大的惠农政策，种田逐渐变得有利可图，并且如果耕种一定规模的土地，家庭纯收入还十分可观。

据我们在湖北江汉平原、安徽芜湖农村等地调研情况来看，一个家庭耕种8—40亩土地，无需兼业或外出经商务工，年纯收入可大1.2—2万元，如果耕种40—100亩土地，年纯收入可达3—4万元，而耕种超过100亩土地，则很容易亏本。在农村，一笔拥有2万元左右的年收入，可列入中等略偏上水平，家庭生活就会过得悠闲、惬意而没有生存的压力和竞争的压力。[18]因此，如果农民占有与耕种8—100亩土地，其收入就会随着土地耕种的增加而增加。

其二，土地占有与耕种的多少与村社内部关系质量成正比。农民在村社内部的关系网络的质量是其社会资源（象征性资源）的重要衡量标志——一般情况下，关系越广、质量越高，说明他在村社内的地位越高，可支配、利用和调动的资源越丰富，他在农村社会的层级中位置就高，反之则低。

当前农村的普遍特点是，农民的职业分殊严重、流动性越来越大，这就造成两大普遍现象，一是村社内部自发土地流转频繁，二是流动、外出的农民在村时间越来越短，即农民之间在村时间的不一致性。结果是，大量土地流转至一部分农民手中，这部分农民耕种8—100亩不等的土地（且多为20亩左右），而无需再外出务工经商而能收入可观，因而在村的时间比其他农民要多。

按照农村内部的逻辑，之所以村社土地会自发流转到这一部分人手中，而不是其他人手中，是因为这部分人一是在村里家族、亲戚、朋友多，后者按照“差序”原则将土地流转给他们，二是这部分人在村里本来就人缘广、好为人、道德高尚，外出的人放心将土地流转给他们，而不担心会有不良后果。从调查的情况来看，耕种土地越多的农民，这两个方面都比较突出。

另外，耕种土地越多，留在村里而不外出兼业、务工或经商的时间就越多，他们充分利用这部分时间与其他农民交往，关心、扶助因人口流动带来的留守老人、妇女和小孩，因而这部分农民较外出人员与村社其他家庭的关系要深刻和厚重得多。且因为耕种土地越多，利益关系就越束缚在土地上，就越希望土地耕种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备，就越需要与他人合作共同建设与维护，因此就越需要与其他农户建立良好的关系。

总之，无论是从获得土地的方式来讲，还从在村时间来讲，土地耕种越多的家庭，其在村社内部的关系质量都比土地耕种较少或不耕种土地家庭要高得多，两者呈正相关关系。

其三，土地占有与耕种的多少与超村社关系网络大小成正比。现代性进入农村后，农村社会也逐渐开放与活跃起来，超出村社的关系网络对于农户的生产、生活和交往也变得十分重要，因而超出村社的关系网络也是评判农民社会资源多寡的重要标准。土地的占有与耕种在以下几个方面与超村社关系网络相关：

一是耕种的土地越多，农民在土地上的生产要素投入就越多，就越要与农业生产资料等供应主体打交道，如与农机商、农技结构、农药化肥销售商的来往频繁； 二是与粮食收购商有密切往来，及时掌握粮食等商品的供销情况，否则就会导致信息不对称，耕种的土地越多就越要往这方面花功夫；

三是这部分人耕种的土地，有很大部分来自他们在外工作、经商、定居于城市的亲朋好友，后者多是农村出去的“成功人士”，能够给在村种地的人提供资金、信息和其他关系资源。

这样，土地占有与耕种的多少就会同超村社的关系网络的大小成正相关关系，而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留在农村种地的人都是“老弱病残妇幼”[19]。“老弱病残妇幼”只是耕种土地较少，因而超村社关系网络较小的那部分人。其四，土地占有与耕种的多少与接近乡村政治权力程度成正比。在我国政治权力依然集中大部分资源的客观环境下，跟政治权力越接近的人，毫无疑问，其社会资源、尤其是象征性资源也将是越多的人，这部分人定然会处在较高层级。在农村，接近乡村干部群体，就意味着接近乡村政治权力，与乡村干部群体越是强关系，就说明越接近乡村政治权力。乡村干部、特别是村干部主要是与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打交道，二者打交道的频度和深度与农户耕种土地的多寡有很大的关系：

一方面，农民耕种土地越多就越关心土地上的收益，也就越在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与完善，同时也越在乎国家的惠农政策、越关心国家土地制度安排的动向，而这些情况都与乡村干部有莫大的关系，因此这部分农民就会主动与村干部建立强关系；

另一方面，乡村两级在农村的主要工作是保障农村社会安定、农业生产安全，搞不好就会被“一票否决”，而耕种土地越多的农民在村时间越长，也就越了解农村情况，也最懂得农业生产的安全风险所在，因此乡村两级的农村工作还得仰赖这部分农民，因而也会主动与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

甚至，许多耕种土地较多的农民会被安排为村民小组长，直接服务于乡村两级组织，与乡村政治权力就更接近了。之所以让这部农民担任小组长，是因为他们不仅在村时间长，了解农村情况，而且重要的是他们农业上的收入可观，生活无忧，有充足的时间去做上级安排的事务和处理农村驳杂的琐事。因此就一般情况而言，土地占有与耕种越多，农民跟乡村干部的关系就越近，其获得的政治资源及由此而来的经济资源、象征性资源也就越多，二者呈正相关关系。

综合上述四点，土地能够在农民获得经济资源与象征性资源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占有与耕种土地较多的农民能够获得较多的经济资源与象征性资源，反之则少。当然，除了土地的占有与耕种之外，在农村要获得经济资源与象征性资源还有其他的方式，诸如经济、权力、知识与社会关系，在阶层分析中不得不考虑这些因素。

三、当前农村社会各阶层状况及其特点

以下的论述将以土地的占有与耕种为基础，结合经济、权力、知识和社会关系等获得社会资源的方式，将当前农村社会划分为精英阶层、富人阶层、中上阶层、中农阶层（中等阶层）、中下阶层、贫弱阶层、灰色势力等7个阶层。

1、精英阶层。精英阶层是指直接握有社会资源的人，他们的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都会得到最充足的保障，[20]包括政治精英、知识精英与经济精英，其中经济精英在当前党和国家的政策里具有独特的政治意涵，下面会将它单独作为一个独立阶层来考察，即富人阶层。

政治精英主要由现任村两委干部、退休村干部以及村民小组长组成，他们是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主要组织者和管理者，是党和国家在乡村的代理人和方针政策的执行者，约占农户数的1-3%。政治精英的主要特点是：首先除小组长外，他们大部分的经济利益不从土地上获得，而是依靠科层体系内固定的工资收入（或退休工资）以及丰厚的灰色收入，这样一方面他们摆脱了经济压力，生活较为宽松富裕，另一方面他们的利益关系在村社之外，从而使得他们无需对村社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与情感；其次，由于政治精英的利益关系、发展机会不在村社内部，因此他们社会关系网络也主要是超出村社之外，他们交往的层次要高于普通村民，而与村社内部的关系较弱，尤其是取消农业税之后，乡村干部基本上“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21]不再与普通村民打交道；最后，除了小组长外，他们基本上不再耕种土地，而将土地流转给他人耕种，他们作为农村管理者对辖区内土地上的建设与投资不再热心。

知识精英是指居住在农村从事技术服务、文化教育的人，主要包括农技员、教育工作者、医务人员、传统文化人（如主持仪式的老礼生），约占农户数的1-3%。这部分人的文化素质和政治素养都比较高，他们不耕种土地或耕种较少土地，依靠其文化技术使家庭经济收入较为稳定，掌握一定的社会资源与象征性资源；他们对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较为关心，有极大的参政议政、建设农村的热情，也有较强的正义感和道德优越感，敢于对农村政务和不良现象发表意见。但是由于农村参政议政的渠道越来越封闭、农村社会“人心不古”、金钱主义逻辑当道，使他们的意见无法表达、他们的热情被泼冷水，从而极大地挫伤了他们的政治热情，产生政治无力感，因而这部分人在人际关系上逐渐退出农村社会，与普通农民的交往越来越浅、不再关心村社事务。

2、富人阶层。指农村通过经商、投资办实业及其他门道而拥有数十万到数百万不等的年收入，这部分人在东部沿海农村较多，在内地农村较少，一般在农户数的1-3%之间。虽然人少，但是作为一个拥有庞大资产的阶层却富含极大的政治意义，因为近三十年来党和国家在农村的政策都鼓励由富人出来担任村干部，以带头致富和带领群众致富，简称“双带”。这种村治现象被热捧为“富人治村”。富人阶层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不再耕种土地，或将土地流转给他人，或撂荒；二是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利益关系不在村社内部，而拥有广泛的超社区关系网络；三是与农村其他阶层关系较为淡薄，不太关心普通农民的生产、生活和交往状况，也缺乏建设村社、融洽村社关系的兴趣和热情；四是有极大的参政议政的热情，与县乡村干部有密切关系，不少人被推选为村干部，或县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五是不关心党和国家在农村的方针政策，但热衷于向党和国家索取有利于他们的政策和措施，等等。

因此，富人阶层虽然居住在农村，或拥有农村户口而居住在城市，但他们的关系网络、利益关系、精神归属、社会关照早已不在农村，即便担任村干部，或者名义上作为农村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但他们的阶层属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代表真正的农民，不可能作为建设农村的力量、维护农民利益的代言人而存在。从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调研情况来看，所谓的“双带”富人干部，也极少起到了真正带领群众致富的作用，相反，他们恰恰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农民身份谋取私利、排斥其他农民参与农村政治。[22] 这个阶层不会轻易脱离“三农”身份，而只有当利用这个身份将农村利益攫取一空之后，才会彻底脱离农村，否则他们会一直将“农民”扮演下去。他们是农民中的“伪装者”。

3、中上阶层。这部分农户主要是举家外出经商农户，占农户数的10%左右，年收入在3万元至10几万不等，他们是外出经商的成功者，他们的经济资源较为丰厚，也拥有一定的象征性资源。这个阶层的主要特点是：首先他们不再耕种土地，将承包的1—3亩土地全部转出，基本上不会再回村耕种土地；其次，他们全家、全年在外经商，利益关系在村外，家庭主要成员都较少在农村生活、居住，因此与村社内部的关系较为淡薄，也不熟悉农村的情况，他们甚至认为贫弱阶层也与他们一样生活在温暖的雨露中；再次，如果有老人留在农村，他们会与农村中的中农阶层搞好关系，希图后者照料，而与其他阶层较少来往；又次，他们与村干部接触并不紧密，没有参政议政的热情，既不关心农村建设，也不关心农村的人情世故、世风道德；最后，他们不关心党和国家在农村的政策，也没有希望政策向他们倾斜的企图，等等。

这个阶层是农村中的“独行侠”，当他们与农村没有任何瓜葛之后，最终将完全脱离农村。所以他们甚至希望农村土地能够自由买卖，这样他们就可以将土地卖出去，而不是廉价或无偿转出去。据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在湖北沙洋、京山、南漳等县农村调查，占当地农户8%—11.5%的中上阶层不再占有与耕种土地，或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农民负担沉重的时候直接丢掉土地，或近些年通过“搭地卖房”的方式，将土地卖给他人，从而脱离与农村的关系。[23]

4、中农阶层。这部分农户不仅在土地耕种上是中等规模，土地上的收入在农村也是中等水平，因此是农村的中等农户阶层，简称“中农阶层”，占农户数的15-20%左右。中农阶层是土地流转时代的创造物，大概而言，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由于人口流动和职业分殊，农村自发土地流转开始频繁出现，经过15年左右时间的实践与沉定，农村土地逐渐流转到一部分农户手中，他们耕种着村社的60%—80%的土地，每户耕种13—100亩不等，收入在1.5万—4万元之间，但多数耕种在20亩左右，年纯收入在2万元左右。

自己原有6—8亩土地，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中期开始转入土地，到取消农业税后，其耕种的土地在13亩—40亩不等。夫妻两个都在家务工，两个劳动力加一台拖拉机，就能将这些田地精耕细作地种好，除了收割要请大型机械外，一般不用另请劳动力帮忙。这部分农户的收入在1.5万—2万之间。这个收入在农村算是中等以上，有了这个收入，家庭生活就比较殷实、从容，孩子的学费、建房子娶媳妇、老人的赡养都不成问题，因此即便冬季农闲时间，男子也不再需要外出务工，而是留在家里享受悠闲的生活。

这部分农户可以不再转入更多的土地，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如60岁以后就种不了太多的土地了，便开始转出土地，直到没有劳动能力时将土地完全转出。如此，中农阶层耕种相对较多（中等规模）的土地，且大部分利益诉求在土地上和村社内部，按照上文详述的“土地占有与耕种”的标准，他们将具备以下禀赋： 第一，经济收入高，家庭生活殷实，日子过得无忧无虑，不用为生计操心、没有竞争压力，因此总是精神抖擞、精力充沛、心态乐观向上。

第二，生活比较悠闲，空闲时间较多，可以用于社会交往的时间也就较多，他们的交往能够活跃大量“人财物”流出后的小农村社。

第三，土地耕种较多，在村时间就多，对村社内部方方面面、各家各户都比较熟悉，这样就便于照顾那些因人口流动带来的留守“老弱病残妇幼”，可为外出务工、经商人员营造一个稳定的、无后顾之后的“大后方”。

第四，主要工作是务农，因而时间安排就较为灵活、机动，这样的人适合于担任工作时间不固定、事务繁复驳杂但角色很重要的村民小组长，以及乡村两级组织在农村的代理人。第五，利益关系主要在村内，经济关系主要在土地上，因而乐于见到村社内部各阶层、各户关系融洽，也乐于带头解决村内矛盾、纠纷，带头履行社会责任，如修建农田水利基本设施等。

第六，中农阶层之所以会转入人家的土地，本身说明他们既是家族、兄弟、亲朋较多的人，即势力大，也是村社内部道德较为高尚的人，即能够以德服人，因而他们敢于介入各阶层矛盾，协调各阶层利益关系，甚至敢于抵御混混等灰色势力对普通农民的侵害。

第七，中农阶层与政治精英有互相借用的关系，并需要经常向知识精英请教相关的农业技术知识问题；其他阶层中的外出务工户、经商农户、半工半农户、兼业农户等，因为留守有家庭、老人、妇女、小孩、病号等需要中农阶层全程照顾，因而有交好于中农阶层的理由；中农阶层在农村家族、亲朋势力大，连乡村混混都要敬畏他们三分，轻易不敢惹；富人阶层若要选任村干部、被推选为县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要交好于中农阶层，因为中农阶层往往“握有”大量选票，以及拥有或多或少的建议、推荐权。因此，中农阶层在村社内部几乎与各个阶层都有交情，上下关系融洽，左右逢源、八面玲珑，这样的人适合于做阶层之间“中间人”和“调处人”。

第八，中农阶层超社区的关系网络较广，能够代表下层农民完成某些超社区的交往，如作为担保人向银行借贷、向农资商家赊账，以及作为中间人、搭桥人与县乡村各级政府打交道，等等。

第九，中农阶层接近乡村政治权力，与村干部关系交好，他们既受惠于这层关系，也可以充分利用这层关系为下层农民谋福利，传达农村、下层农民的实际需求，亦向下层农民传达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从而可以作为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连接人。

第十，中农阶层的利益关系几乎完全在农村、在土地上，最知情农民缺什么、农村需要什么、农业到底怎么搞，也最关心党和国家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因此他们状况应该成为农村政策评估的晴雨表，他们的诉求、心声应该作为政策制定的主要依据。

总之，中农阶层是农村中独立、自主、自为的阶层，因而是农村中的主导阶层。

5、中下阶层。这个阶层包括四部分人，一是举家外出务工农户，二是半工半农户，三是以兼业为辅的Ⅰ兼业农户，四是以兼业为主的Ⅱ兼业农户，占总农户的50%左右。夫妻俩外出务工农户承包1—3亩土地，将土地全部转出去，务工收入在5千—1万元之间；半工半农户和以兼业为主的Ⅱ兼业农户承包4—5亩土地，既不转出也不转入土地，而自耕，家庭年纯收入在5千—1.2万元之间；以兼业为辅的Ⅰ兼业农户承包6—8亩的地，再转入他人3—4亩，一般耕种8—12亩地，收入在1.2万—1.5万之间，很少达到2万元。这个阶层的主要特点有： 首先，他们拥有少量经济资源和社会关系网络，尤其是超社区的关系网络。其次，除了举家外出务工不耕种土地外，其他农户都耕种少部分土地，并且在村居住一段时间，他们有部分利益关系、社会关系在村社内部，但他们也有很大部分利益关系在村外，因而他们关心村社、建设村社的热情没有中农阶层高。再次，他们的主要劳动力要外出务工、经商或兼业，其留下来的家庭其他成员，尤其是“老弱病残妇幼”就需要在村的中农阶层照应和扶助，因此他们就要交好和受制于中农阶层——按照中农阶层定义的村社规范行事、不破坏中农阶层营造的村社共识，否则外出的“大后方”就不稳当，就不放心外出。从这点讲他们是不独立的阶层，可视为中农阶层的同盟军——笼络了20%的中农阶层，就等于团结了45-50%的中下阶层。

又次，他们经济收入不高，要为生计奔波、为稻粱谋，因此他们没有闲情逸致、精神不充沛、生活不从容，因而对农村政治事务、村社事务既没有时间关心，也没有那份热情。

最后，由于目前他们的很大部分利益关系在村外，他们不太关心党和国家在农村的方针政策，对农村政策的变动不敏感、不在意。这个阶层是农村中的“冷漠者”，他们除了要极力讨好中农阶层外，与其他阶层的关系半冷不热，但他们终究不是独立的、自为的、能够影响农村政治社会事务的阶层。

6、贫弱阶层。根据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在湖北江汉平原、安徽芜湖农村的调研来看，这个阶层占农户的7.3%—12%之间。[24] 这部分人耕种较少的土地，一般在1—3亩的样子，不转入人家的土地，有的家庭甚至还因故转出土地，因为鳏寡孤独、既缺少技能又缺少劳动力、好吃懒做、常年有病号等缘故，他们不仅土地上收入较少，而且无法（没有）外出务工、经商，基本上没有多少社会资源可以利用，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也受到威胁，他们是农村社区中的边缘人口。[25]他们在村社内部的关系网络如此之狭窄，以至于中上阶层甚至不知道有这么一群人，更不用说他们能够影响、结交其他阶层，只有中农阶层会向他们伸出橄榄枝。

贫弱阶层有时会利用“弱者的武器”[26]、上访等向乡村组织要补助、救济，以至威胁村干部，多数时候则是通过“中间人”——中农阶层向乡村组织反映自己的问题和需求，因此也常常交好和尾随于中农阶层；他们是农村基层组织照顾的对象；因此，他们不是一个自为的、有力量的阶层，而是依附于其他阶层、特别是中农阶层的弱势群体；

7、灰色势力。这部分人主要是指农村中的“混混”，在普通农民看来他们是不务正业，以暴力或欺骗手段谋取利益，危害农民人身和财产安全，扰乱乡村生活正常秩序的群体。[27]灰色势力人数不多，一般不会超过村社人口的1%，但能量很大，他们侵入农村基层组织体系，与乡村干部结成利益联盟，从中截取国家和集体的大量资源。这不仅影响到农民对自身的安全感受和对国家政权性质的判断，稀释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的合法性；而且，还带来了新一轮的政权和治理的“内卷化”，即国家本是希望通过向乡村社会输入资源来“购买”合法性，不料资源输入越多，灰色势力与乡村干部合谋截取的资源也就越多，国家资源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流失得就越多，形成恶性负反馈。[28] 农村灰色势力一般不耕种土地，以在灰色地带谋利求取生存，拥有相当的经济资源。他们多是欺软怕硬、攀附权势、贪图钱财之徒，一方面与政治精英、富人阶层关系暧昧，甚至结成利益联盟，另一方面尽量不去招惹中农阶层，乃至给后者面子，而如若与其他阶层发生利害关系，就会拳头相向，以暴力解决问题、获取最大的利益。他们超社区的关系网络较大，与村社外的混混结成“乡村江湖”，多混迹于城镇，一旦农村出现流动资源（如土地开发、征用，国家惠农工程、资金输入，等），他们就会集聚而上以暴力攫取。尽管灰色势力在江汉平原农村为人们所艳羡，甚而将自己的子弟送至混混团伙以趋利避害，[29]但他们在大部分农村尚不具有道德上的合法性，没有群众基础，一旦国家政权机关下力气打击，就会得到群众的拥护。

总结以上分析，农村社会各阶层在村社内关系质量、在村时间、超社区关系网络、利益关系、与其他阶层的关系、接近政治权力程度、对农村政策的态度等方面，都存在着还在拉锯和扩大的差别，而且这些差别的确与“土地占有与耕种”标准密切相关——土地占有与耕种较多，则上述指标正向增高，反之则低（见表1）。这些差别足以说明农村社会的阶层结构、利益格局、社会关系、矛盾性质等发生了剧烈的变迁，进而意味着农村政治社会稳定、党和国家政权的阶层基础有了新的变化。

表1 农村社会各阶层状况

所占农户比例耕种土地面积在村与否村内关系超社区关系利益来源与利益关系与村干部关系政治社会态度经济资源（年收入）象征性资源

精英阶层政治精英1-3%无，转出在村弱很强村外；科层体系内部——蜕变为基层特殊利益集团≥2万，灰色收入多多

知识精英1-3%无，转出在村强较强教育体系内部；关心农村弱拥护党的领导，但对基层干部不满≥2万多 富人阶层1-3%无，转出有时在村很弱很强村外，利用农民身份谋取政治利益很强利用党给的地位谋利，进行政治投机≥20万多

中上阶层约10%无，转出不在村最弱较强村外，不关心农村无希望土地私有化，不关心其他农村政策2-20万较多

中农阶层15-20%13-40亩全年在村很强强全部在村社、在土地上较强关心和拥护党的农村政策2万左右较多

中下阶层45-55%或转出；或4-12亩部分时间在村较强较弱部分在村社、在土地上，部分村外较弱不太关心农村政策，在政治态度上跟着中农阶层走5千—1.5万较少

贫弱阶层约12%1-3亩全年在村较弱很弱全部在村社、在土地上很弱不关心农村政策，跟着中农阶层走≤5千缺少

灰色势力1%无，转出部分时间在村弱较强村外，谋取国家、集体和农民的资源强关注国家输入资源政策，以谋取私利≥2万较多

四、农村社会各阶层的政治社会态度

面对一个利益主体和利益来源日益多元化、利益关系加速复杂化、利益矛盾逐步明显化的农村社会，已难再笼统地说农村政治社会稳定、党和国家政权的基础是包括所有农村社会成员在内的“农民”。那么，当前农村社会各阶层中，哪个（些）阶层会是农村政治社会稳定、党和国家政权的阶层基础呢？下面对每个阶层逐一进行考量。

精英阶层中的政治精英是农村政治社会事务的组织者和领导阶层，是党和国家政权体系的组成部分和基层治理的代理人，他们占农民的比例极小，他们掌握党和国家在农村的政权机构，是维护农村政治社会稳定的基本力量，但不构党和国家政权的基层基础。更何况，农村的政治精英正在加剧蜕变为脱离农村社会、攫取国家和农村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团，严重影响党和国家在农村的形象及政治合法性。

知识精英在参政议政、介入农村社会事务中不断碰壁之后，要么噤声、关起门来两耳不闻窗外事，要么成为农村中的“怨妇”，整天抱怨社会、埋怨农村党政干部，越来越难以发挥积极作用。但是，如果给予他们以“平台”，建构让他们参政议政的政治机制和社会导向，以他们的秉性和知识分子的士人情结，知识精英就能成为党和国家在农村可资利用的积极、正面因素。

富人阶层的利益来源不在土地上，利益关系不在村社内部，且与除村干部群体外的其他阶层没有多少来往和利益瓜葛，即便他们担任村干部或代表、委员之类的公职，也不能代表农民的利益，没有群众基础和社会威望，无法调动和带动其他阶层的农民。他们担任公职之后，往往阳奉阴违，以公谋私，扩充自己的财富基础。[30]更重要的是，富人一旦以炫耀财富而出任村干部等公职，就会在农村社会形成政治排斥机制，即形成只有“有钱人才能担任村干部”的道德舆论，使其他阶层的人丧失了参与村庄政治的道义基础，使农村出现富人阶层的“寡头统治”，最终将导致农村社会阶层间的矛盾、隔阂扩大和激化，造成农村政治社会的分裂和不稳定。[31]因此，富人阶层不但不是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阶层基础和可以依靠的力量，而且是党和国家要提防乃至严控的阶层，在政治和治理层面要谨防“富人治村”。

中上阶层（即外出经商阶层）所有的利益关系、社会关系几乎都在村外，他们已经或者将要完全脱离农村而在城市定居。因此，这部分人一般不牵涉到任何农村政治社会事务，也无法影响农村政治社会事务，农村政策的制定和调适无需考虑这部分人。但是，这部分人的土地还在农村，他们主张更激进的土地私有化政策，以使土地能够自由买卖，这样他们就能将土地高价卖掉，或者留在农村等着升值，或者放在那里作为乡愁，或者成为不在村地主，[32]等等。而且恰恰这部分人在城市离新闻媒体近，有能量表达自己对土地的私有化想象，进而被媒体放大为所有农民的心声。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要警惕这部分不在村农民，切不能以他们对土地制度的想象来安排农村土地制度。

中下阶层奔波于生计、忙里偷不了闲，无心于农村政治社会事务，是农村政治冷漠的阶层。尽管如此，一方面他们有一部分利益关系和很大部分社会关系在农村、在土地上，最终还得回到农村、回到土地上，而且有一部分中下阶层可能会逐渐转入土地而上升至中农阶层，因此他们对农村政治社会事务、对党和国家的政策有一定的关切热情；另一方面他们是不独立的阶层，有求于因而受制于中农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将听令于中农阶层的调遣，而中农阶层则因其利害关系、禀赋而最关心农村政治社会事务和农村政策，因而在这两个方面中农阶层将对中下阶层有引领作用。如此一来，如果中下阶层不是农村政治社会稳定、党和国家政权的阶层基础的话，那么这部分占农户45-50%的人群也是可以团结的对象。贫弱阶层在经济资源和象征性资源都处于农村的最下层，他们在生存、人格、地位以及社会影响上都依附于中农阶层，难以对农村政治社会事务产生独立影响。但在极端的时候，他们会通过“弱者的武器”、上访、死缠烂磨等方式要挟农村基层组织，产生不良政治社会后果。贫弱阶层是党和国家政策救济、扶助和安抚的对象，在政策上对他们的倾斜最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灰色势力是近年来破坏农村政治社会稳定、扰乱人心、教唆他人上访、攫取国家利益、腐蚀干部队伍、消解农村基层组织合法性的罪魁祸首，理应是党和国家政权严厉打击的对象。但近年来农村基层组织却与乡村灰色势力结盟，企图通过灰色势力治理农村和攫取国家输入农村的资源。这是引狼入室之举，不及时纠正，终将危及党和国家政权的根基。

上面分析了农村七大阶层中的六个，既有打击的对象，也有扶助和利用的对象，亦有团结的对象，唯独尚未论及依靠的力量，即阶层基础。只剩下中农阶层未及叙述，那么中农阶层能否堪当此重任？

在农村社会阶层结构中，阶层之间并不是均质存在的，有主要关系和次要关系之分，而主要关系是农村社会结构内部的关键变量，它制约着其他方面的关系。从上一节对中农阶层“十大禀赋”的叙述中，可知中农阶层几乎与其他每个阶层都发生着较强的关系，这些关系的变化会影响农村社会阶层的整体结构，它是个阶层相互关联的结点。然而在地位上，中农阶层与其他阶层不能等量齐观，它是农村社会中的主导阶层。但是，主导阶层是否就可以成为农村政治社会稳定、党和国家政权的阶层基础？

五、中农阶层是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阶层基础

以下从中农阶层在农村各领域中扮演的角色，及由其禀赋释放出来的价值来阐述这个问题：

1、中农阶层营造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的“大后方”。由于中农阶层的存在，农民流动时代的村社才依然是伦理与生活的共同体，才是外出经商人员的“大后方”。中农阶层在以下几个方面完成了村落伦理与生活的重构，一是他们的身影活跃了农村。诚如上文所言，中农阶层是个很悠闲的阶层，既不为“五斗米”发愁，又有大量闲暇的时间，因此他们打发时间的一个重要渠道是走门串户，“今天到这家打麻将，明天到那家打牌，要不然就是无所事事地闲聊”。甚至只有他们，才能够活跃村落公共生活和文化生活，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够在村落里到处跑、各家跑——老人走不动了，小孩走也没用，妇女因为禁忌不好到处走，年轻人没时间走，打工回来一段时间就走了，对村子也不熟悉。

二是他们有时间、有热情照顾在村的老弱病残妇幼，为在外打工的农民营造一个稳定、安全、没有后顾之忧的“大后方”。举家外出经商、务工，或者家里的男子外出务工的家庭，许多事情都需要其他人的照应、帮忙，比如房子、老人、妇女、孩子留在家里需要人照顾，尤其是老人，以及诸如架电线、修电器、调解纠纷、干比较重的活、拉水泥、建房子、割稻子、斥责坏习惯、找乡村干部办事„„老人、孤儿寡母的搞不成这些事，那么就需要在家的中农阶层去接应、处理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处理好了，一方面外出务工的人就放心将老人、孩子留在农村，安心地在外工作，另一方面也使农村变得安定和谐、有人情味和富有道德意涵，伦理和生活共同体才依然存在。

总之，正因为中农阶层留在农村，才使得农村富于生机与活力，富于道德与传统，也因此外出经商、务工的人还对它有想往和牵挂，也因此对农村有份敬畏，还想着要回来，也回得来，同时也还对之投以情感，而不是蔑视，更不是回来搞破坏，回来占便宜。

2、中农阶层是农村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润滑剂、缓冲器和整合力量。农村社会利益关系如此复杂、阶层分化如此剧烈，农村却并未出现阶层之间巨大的冲突，更没有所谓的“阶级矛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农阶层在各阶层之间扮演着润滑剂、缓冲器和整合力量的角色，它使得分化的农村社会在另一个层面上重新整合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中农阶层及时调处各阶层、家庭之间的摩擦和纠纷。农村社会分化之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阶层间的摩擦、矛盾与纠纷，如普通农民与政治精英因后者的腐败、不作为等缘故产生互不信任、工作中的正面冲突；下层农民与富人阶层因价值观念、生活习惯以及相互鄙夷等缘故产生的矛盾、冲突；知识精英因道德优越感、正义感等秉性与政治精英、富人阶层摩擦出的各类火花；富人阶层、中上阶层因土地流转与转入土地的农户之间矛盾；以及各农户之间日常性的摩擦；灰色势力见利忘义，欺占下成农民的利益，等等。中农阶层与各个阶层都存在着某种强关系，而且他们本身具有道德性以及家族等势力，因而有能力在各阶层间来往穿梭，从中斡旋，将各类矛盾纠纷摩擦及时解决。

二是中农阶层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农村社会分化之后，利益关系是各阶层之间最重要的关系，这个关系处理不好就会出大乱子。农村的利益关系主要表现为公共利益的分配与贫富差距问题。在公共利益分配问题上，中农阶层会极力主张向中下阶层和贫弱阶层倾斜，缓和政治精英、富人阶层以及灰色势力从中攫取的程度，以平衡利益分配。贫富差距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无法通过劫富济贫达到平衡，但中农阶层可以说服上层人通过让渡一部分利益的方式，使下层农民也受惠，从而消除上下层的紧张关系。典型的如，富人阶层经商、开矿、搞工程、搞建设等，则可通过中农阶层的中介，将业务交给下层农民去做。

三是中农阶层沟通下层农民与精英阶层、上层人士的关系。中农阶层是沟通中下阶层、贫弱阶层与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富人阶层以及中上阶层的桥梁。下层农民因其经济资源、象征性资源的严重缺失，在社会交往中往往被排斥在上层人士的交往范围之外，无法与后者建立联系以获取相关的经济资源和象征性资源。如果按照这个刚性结构发展，就很可能造成下层农民与上层人生的隔离，以及出现社会资源上的“马太效应”，富者恒富，贫者恒贫。但是因为有中农阶层这个桥梁在，上下就可以交流，下层就有机会借助上层的社会资源上升至上层，形成良性社会流动。例如，贫弱阶层可以通过中农阶层的中介，达到与政治精英接触以获取救助的目的，或与富人阶层发生借贷关系以救急或缴纳子女学费；中下阶层可以借助中农阶层的关系，转入上层人士要转出的土地，从而上升至中农阶层；下层农民可以通过中农阶层向政治精英表达政治态度及对农村公共品需求的表达；而政治精英则可以通过中农阶层的人脉关系，笼络下层农民，博取选票，等等。

四是中农阶层定义竞争规范，使农村社会竞争保持在一个各阶层都能接受的程度。农民尽管分化成不同的阶层，但是大部分农民依然还共同生活在一个社区内，那么哪个阶层的竞争规范、价值标准会成为整个社区公共的行为准则呢？在大部分农村地区是中农阶层的行为准则具有共公性。这可能源于它既是农村社会的中间阶层，又是主导阶层。就前者而言，中农阶层在经济上较为充裕但不是富得流油，因此没有消费的焦虑，却也不会过分消费，由它定义的竞争规范和标准（典型的如办酒席的规模与档次），中下阶层能够承受得起，贫弱阶层虽然有难言之隐，但达不到也不会觉得丢太大的脸，而上层人士按中农的标准去做，也不会觉得太掉身价，依然能够获得面子和声誉。就主导阶层而言，中农阶层能够通过他们的行为、力量、德行将自己的规范、价值贯彻到农村社会生活中去。因此，中农阶层定义的竞争规范和标准，是各个阶层都能够接受、又能体现差别的公平的规范，因而能够整合各个阶层，而不会引发阶层之间的恶性竞争、妒忌成性、相互鄙夷，导致社会各阶层的分裂。

假设农村社会的规范是由富人阶层定义的话，那么广大下层农民根本无法达到标准但又必须参与竞争，因此不能在竞争中获得社会地位、面子和荣耀，会产生人生的失败感和无意义感，并可能将之归结为富人阶层，阶层之间的“气”就此生发出来，就会产生或明或暗的阶层斗争，如暗地里报复富人阶层、阻挠他们的发展、破坏他们的声誉，等等。富人定义的社会规范，是对大部分人不公平的行为准则，应尽量避免它上升至村社公共层面。

3、中农阶层最愿意承担社会责任，是农村社会的主要建设者和维护者。中农阶层不仅有稳定和建设农村的需求，而且有能力维持农村稳定和建设农村。就前一个方面而言，中农阶层是农村的常住者，他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都在农村，农村的不稳定，就意味着他们的家庭和生活不稳定，农村建设不好，意味着他们的生产、生活和交往都要受到很大的阻碍，利益损失较大。例如，他们不希望农村的生活受到外来混混的干扰，因而对外来混混有很强的抵触情绪；还如农田水利建设方面，他们是最积极的建设者和响应者，他们不会做钉子户和落后分子，因为他们所有的利益都捆绑在土地上；又如，中农阶层在兴修道路、机耕道的工程上，都是积极的出钱、出工和出力者。

在维稳和建设的能力方面，中农阶层不但有相对丰厚的资金，能够出得起维稳和建设方面的费用，不为这些费用发愁。另外，正如上文所言，中农阶层在农村血缘、亲情、朋友众多，其本身就是一股很大的势力，这股势力向稳定方向发展本身就是稳定的基础，同时它又有能力控制、阻挠乃至熄灭不稳定因素、力量的孳生和蔓延。例如，中农阶层敢于干预农村打架斗殴、敢于斥责阻止破坏行为、敢于与外来混混做斗争、敢于介入农村社会家庭矛盾，等等，从而使农村维持在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中。在建设方面，中农阶层带头做榜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并且有能力和威望制止搭便车者。

4、中农阶层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连接点。中农阶层是村组干部的最佳候选人，或者是乡村干部与农民的中介人。

在农村做非脱产的村组干部，尤其是小组长——这个角色工资低、地位低，但很重要，一般需要四个基本条件：一是有时间，二是有精力，三是有责任，四是对农村情况熟悉，五是有能耐。小组长的工作时间不固定，随时都有人找，因此充任者不仅时间要充足，而且要机动，因此举家外出经商、务工农户做不了小组长，兼业农户的时间也不太机动，只有中农阶层有完全的时间而且很机动，他们充任小组长最合适。有精力是指不因为经济问题、家庭琐事而烦恼，否则的话就无法将农村细小、发杂的事务完成，如调处矛盾、做工作等，虽然技术性不强，但都需要有足够的精力和耐心。中农阶层不愁吃不愁穿，不为钱粮烦恼，家庭也因此和睦，所以精力比较好。有责任是指有承担维护农村稳定、建设农村、解决农户问题的责任，在农村各阶层中，中上阶层处村外，对村落责任心不强，中下阶层在忙乎着自己的家务事、户口吃饭的事，无意关心他人和村落里的事，贫弱阶层更无心无力关注他人，只有中等阶层的有这份责任。上文所言，中农的一切都在农村里，因而有对农村稳定、建设的关切需求，有对农村人际关系、邻里和睦的关切心理，因而有较强的责任去建构这些目标。

就对农村情况熟悉而言，外出务工农户只有过年过节才返乡，且呆得时间短、交往范围窄，有的甚至数年、十数年不回家，对农村情况不甚了了，而在家的贫弱阶层和中下阶层，则因为忙于生计而与他人交往较少，只有中农阶层因为悠闲的生活而能够走家串户、与他人有密切往来，因而不仅对农村的基本情况了然于心，而且就是人家的私人生活、酸甜苦辣也摸了个八九不离十，他们是农村的知情人。就能耐而言，除了个人的禀赋外，最主要的是能够服人和有能力做好群众的工作，诚如上文所言，中农阶层是农村的道德模范，本身具有群众威望，而且他们拥有庞大的血缘、亲情、朋友群体，他们能够带动和说服这些人。

中农阶层满足以上数个基本条件，他们也就理所当然地被任命或选举为村组干部，或者协助村组干部干工作，成为基层组织与农民联系的中介人和可倚赖的力量。

5、中农阶层是现行制度和政策的受惠者，最支持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中农阶层是在土地流转中形成的农村新兴阶层，是国家土地制度和现有政策的受惠者，也就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最支持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最支持政府稳定农村、建设农村的措施，因此他们是农村中的保守力量，他们希望保持现有制度、政策的稳健与持续，而不主张巨大的变革、更不欢迎农村的动荡。因而，强大、稳定的中农阶层的存在，是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稳固基础，也是其合法性的源泉。稳住了中农阶层也就等于稳住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稳住了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大后方。

综上所述，中农阶层在农村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释放出其他阶层无法比拟和替代的价值（见表2），不仅是农村政治社会稳定的阶层基础，而且是党和国际政权在农村的阶层基础，是党和国家在农村各项工作、巩固政权根基要坚定依靠的对象。废此，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必将根基不牢，地动山摇，亦无法再找到类似强大的替代性阶层基础。

表2 党和国家政权与各阶层关系的理想图式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如何正确认识与对待农村社会各阶层？ 精英阶层政治精英农村社会的组织者和管理者政治精英是党和国家在农村的代理人，谨防其蜕变，与富人阶层、灰色势力同流合污，结成利益联盟

知识精英利用对象搭建知识精英参政议政的平台，以有效利用其政治热情、正义感、士人情结和对农村建设的积极性

富人阶层警惕对象警惕富人阶层渗透进党和国家政权，以免其腐蚀乡村干部、谋取私利，并将广大农民排斥在农村政治之外；慎言“富人治村”

中上阶层（举家外出经商阶层）警惕对象切忌中上阶层对土地私有化的想象成为土地制度变革的方向

中农阶层依靠对象，农村政治社会稳定、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阶层基础引导土地适度向中农阶层集中，培育中农阶层，赋予其社会责任与义务；党和国家在农村的政策，应以中农阶层的价值观及其行为准则作为调整农村利益结构的基点 中下阶层（举家外出务工、兼业、半工半农阶层户）团结对象，中农阶层的同盟者在城镇完善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使半工半农阶层能够有良好的工作环境；营造外出务工人员“大后方”

贫弱阶层救助对象，中农阶层的跟随者加大对贫弱阶层的扶持力度，加快低保、社保等制度的建设与普及

灰色势力打击对象严厉打击灰色势力对农民的侵害和对政权合法性的侵蚀

六、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合上文分析，得出本文的几个基本结论：

结论一，当前农村社会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分化成不同利益取向、社会关系、价值观念和政治态度的7大社会阶层，各阶层拥有不同的禀赋和特点，农户之间原来固有的政治社会一致性被打破，阶层之间摩擦开始显现化，但阶层间的关系并不是刚性不可调和的，上下层农民通过中农阶层发生一定程度的良性互动，协调彼此间的利害关系，因此并没有出现所谓的“阶级矛盾”。

结论二，在农村社会分化的7大阶层中，只有中农阶层因其独特的禀赋和价值，能够起到润滑阶层结构、协调阶层利益、整合分化的农村社会的作用。农村社会以中农阶层的价值观念、政治态度为基本行为准则，使得我国在近三十年，尤其是最近十五年的现代化的社会进程中，得以获得一个庞大的“稳定器”。党和国家在农村的政策，应该以中农阶层的价值观及其行为准则作为调整农村利益结构的基点，只有这样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才有预留和调整的空间。

结论三，在农村社会高度分化的今天，“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党和国家保持农村政权稳固的首要问题，不能回避、不能打马虎眼，理应再度被明确地提出来，以厘定哪个（些）阶层是党和国家政权依靠的力量，哪个（些）是团结的对象，哪个（些）是需要警惕或谨防或打击的对象，只有这样才能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以团结真正的朋友，攻击真正的敌人，巩固党和国家政权。

结论四，当前农村政治社会稳定与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基础，不能再笼统地说是均分土地、居住在农村的“农民”，这个“农民”已被分化在7个不同的阶层中，各自有不同的政治社会态度和功能。只有中农阶层因其独特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和功能，能够承担起作为农村政治社会稳定、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阶层基础的伟大历史使命。

结论五，在农村社会高度分化的今天，中农阶层是农村政治社会稳定、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阶层基础，是坚强的依靠力量；中下阶层是中农阶层的盟友，是可以团结的对象；贫弱阶层是救济、扶助的对象；知识精英是可资利用的对象；切忌将中上阶层对土地私有化的想象变为土地制度变革的方向；应该警惕富人阶层渗透进党和国家政权内部，慎言“富人治村”；谨防政治精英与富人阶层、灰色势力同流合污，结成利益联盟攫取国家、集体和农户利益；要求严厉打击灰色势力对农民的侵害和对政权合法性的侵蚀。鉴于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在农村稳定现有的土地制度安排，规范村社自发土地流转，调处土地流转中的矛盾，引导土地适度向中农阶层集中，从农村政策、制度上培育和扶持中农阶层，赋予其社会责任与义务；

第二，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高度，加大对贫弱阶层的扶持力度，加快低保、社保等制度的建设与普及；

第三，在城镇完善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使半工半农阶层能够有良好的工作环境； 第四，严禁政治精英、富人阶层与灰色势力结成特殊利益联盟，截断它们盘剥农民、攫取国家和集体资源的渠道，打击灰色势力对农村各阶层的破坏与欺压； 第五，停止地方政府推动的、必将消解中农阶层的、荒唐的大规模土地流转，已推动的大规模土地流转可以以100亩以下为单位发包给中农阶层，切忌人为制造耕种数百上千亩土地的“种粮大户”。因为耕种超过100亩以上土地的“种粮大户”必将使粮食减产、粮价提高，从而威胁我国粮食安全和粮价稳定战略。[33]

[①] 卢倩云：《当地啊中国农民阶层分化与现代化关系的社会学探视》，《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②] 万能、原新：《1978年以来中国农民的阶层分化：回顾与反思》，《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4期。

[③] 陈成文、罗忠勇：《土地流转：一个农村阶层结构再造过程》，《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4期；陈柏峰：《土地流转对农民阶层分化的影响——基于湖北省京山县调研的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4期。[④] 卢福营：《中国特色的非农化与农村社会成员分化》，《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⑤] 渠桂萍：《华北乡村民众视野中的社会分层及其变动（1901—1949）》，第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⑥] 张宛丽：《对现阶段中国中间阶层的初步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⑦] 渠桂萍：《华北乡村民众视野中的社会分层及其变动（1901—1949）》，第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⑧] 陆益龙：《中国农村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六十年的变迁：回眸与展望》，《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6期。

[⑨] 侯麟科：《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背景下的中国农村社会分层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10年第1期。

[⑩] 陆学艺、张厚义：《农民的分化、问题及其对策》，《农业经济问题》1990年第1期。

[11] 陆学艺：《当代中国农村与当代中国农民》，第45页，北京：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12] 林后春：《当代中国农民阶层分化浅析》，《社会主义研究》1991年第1期。

[13] 陆益龙：《中国农村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六十年的变迁：回眸与展望》，《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6期。

[14] 陈文超：《消费视野下农民阶层结构的分析——基于一个村庄的研究》，中国社会学学术年会论文2006年。

[15] 毛丹、任强：《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研究的几个问题》，《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16] 宋丽娜：《河南农村的仪式性人情及村庄社会基础——深化理解村庄社会性质的新视域》，《民俗研究》2010年第2期。

[17] 毛丹、任强：《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研究的几个问题》，《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18] 杨华：《土地流转时代的中农阶层：形成于瓦解——对农村政治社会稳定之中坚力量的一项考察》，待刊稿。

[19] 陆益龙：《中国农村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六十年的变迁：回眸与展望》，《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6期。

[20] 毛丹、任强：《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研究的几个问题》，《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21] 欧阳静：《村级组织的官僚化及其逻辑》，《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22] 欧阳静：《富人治村与乡镇的治理逻辑——基于江西桔镇的一项实证考察》，待刊稿2010年。[23] 陈柏峰：《土地流转对农民阶层分化的影响——基于湖北省京山县调研的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4期；余练：《土地权属：国家建构与地方性建构——论集体产权在乡土社会中的实践》，华中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24] 陈柏峰：《土地流转对农民阶层分化的影响——基于湖北省京山县调研的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4期；杨华：《土地流转时代的中农阶层：形成于瓦解——对农村政治社会稳定之中坚力量的一项考察》，待刊稿2010年。[25] 毛丹、任强：《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研究的几个问题》，《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26] 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

[27] 陈柏峰：《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8] 杨华：《重塑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责任——理解税费改革后乡村治理困境的一个框架》，待刊稿2010年。

[29] 陈柏峰：《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0] 欧阳静：《富人治村与乡镇的治理逻辑——基于江西桔镇的一项实证考察》，待刊稿2010年。

[31] 袁松、陈锋：《“气”与分化背景下的“富人治村”》，《中国研究》2010年春季刊。

[32] 贺雪峰：《地权的逻辑——中国土地制度向何处去》，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3] 陈洁、刘锐、张建伦：《安徽省种粮大户调查报告——基于怀宁县枞阳县的调查》，《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4期；湖北省委农办课题组：《湖北省农村土地规模经营情况调查》，《湖北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第三篇：农村社会调查报告

农村社会调查报告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需要使用报告的情况越来越多，其在写作上具有一定的窍门。其实写报告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农村社会调查报告，欢迎阅读与收藏。

俗话说的好：“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是希望，是花朵…”。所以，城里的大人们千方百计地为“希望们”能茁壮成长创造最佳的条件：小学生负担太重，该给他们的书包“减减肥”;中学生的知识面不宽，要大力提倡素质教育;很多孩子娇生惯养，生活能力差，要让他们多接受“磨难教育”。

我国有80%的居民生在农村，那里的孩子也是父母的命根子，那么，那里的小学生也有很多压沉书包的参考书吗?他们的全面素质如何?样样农活都能干，他们还需要“磨难教育”吗?

走向田野，看看那些“花朵们”在干什么，听听那里的同龄人说些什么，再拿我们自己与他们作个比较，或许能引起我们大家的一些思考……

我的家乡江苏省灌云县东王集乡离县城不过二十里，那里没有城市高楼林立的压抑，也没有马路上的喧嚣，这或许是与城市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

带着看看农村孩子受教育情况，问问他们今后的打算及他们与城市差距何在等问题，我选择了本村十个组中的两个组进行了调查，调查对象主要是10—20岁的年轻一代，主要以谈话或间接询问等方式进行了解，具体情况如下：

小学(10—13岁)初中(14—16岁)高中、职专及其他(17—21岁)

47(人) 34(人) 34(人)

对于小学生，我并没有很深入地去问，只是从表面上进行了了解，比如：“上学累吗?”“想不想上学”“作业多不多”，当问到将来想不想上大学等，结果有90%以上的孩子很想留学校里，他们根本没有城市里孩子的那么多课外习题，更不用去什么补习班，是真正的“无忧无虑”的童年，而每个孩子都能流露出对“成为大学生”的向往，家长们也有80%左右希望孩子们能接受高等教育，问其原因，无非是“将来出息会大一点”;“将来不再去忙土地”。这些孩子年龄尚小。家长也尚未在真正意义上考虑孩子的将来，没有一个家长有超前教育的想法。也许是条件、思想上的多种因素，被问及有没有想过让孩子早点学外语，或者学一样“乐器”时，他们的回答是：“到哪里学呀?他(孩子)也没想学。”

对于初中生，也只问问他们“学校老师上课好不好”、“有没有搞素质教育”。了解他们现有知识的广度。课余都干什么及毕业后的打算。50%的学生觉得，虽然老师上课讲时能听懂，但有时看书却看不懂;另一半同学甚至听课都有些吃力。对于素质教育实施情况的调查令人失望，只有十多个同学从电视上听说过有这回事。34名学生中只有三四个对四大名著有所了解，他们家中没有购买很多好书的经济实力，便互相交换着看或去老师家借书看。大部分同学读过的课外书只有小说。对于为什么不看名著的回答，有20%的同学反映“看不到”，而80%的学生竟说没意思、不喜欢。95%以上的同学平时不关心国家大事，对于世界局势则更无从说起。那他们平时都在干什么?在被调查者当中，有90%以上的学生回家要做家务，其中有一半的同学却并不是这样，听其他人讲，许多人都是地地道道的网虫，据调查，有些家长是“赌王”，天天都坐在牌桌上，久而久之，孩子们也学会了，真是“无师自通”。其中竟有一位18岁的女孩，这是一个本该不倦汲取知识的年龄，可孩子们却走向与自己不相称的赌桌，真是让人痛心疾首。

初中生34人上高校继续就读14人

上大学4人上高中10人

毕业后打工14人

已成家5人

因身体状况欠佳辍学1人

说起将来的打算，每个人开头都是“也想上高中”，但是家长们考虑的更多：“孩子不是读书的料”、“供不起”、“还是早点儿有份安定的工作吧”、“中专也可以转城市户口”……。当然，孩子们也很体谅父母：“家里田多”、“上高中，大学要很多钱”……。结果表明，经济因素是农村孩子无法接受高等教育的最主要、也是最直接的原因。令人欣慰的是，仍有一部分学生坚定地要圆“大学梦”。这不是小孩子的幻想，而是真真切切的理想，他们对自己充满信心，对未来充满希望。其中有的学生家里并不富裕，一进屋我就担心，他们能负担得起今后的学费吗?但是当我听到家长的话时我才知道原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现在社会上竞争厉害，多学点文化总会有好处的，我们没有盖楼房，留着钱给他(她)读书呢!他们始终坚信，有了文化才会有出路。能看到自己辛辛苦苦拉扯大的儿女们学成归来是他们一生最大的幸福。

17—21岁被调查者是我们的同龄人，34人中有6人上高中，33%的人读大学，1人读中专，还有的就是已经“毕业”了，在所有上高校者中，每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就业压力大，社会竞争太激烈。

被调查的学生中，大多数舍不得拿钱去买漂亮的文具，新款的书包。在他们当中只有2个人家中有电脑，只有5个人吃过“肯德基”……

他们是我们的同龄人。

教育上，农村与城市的差别究竟有多大，怎么缩短呢?

再穷不能穷教育，学校教学设施不全，教学水平不高，可以由乡、市、政府出钱改善教学设施，提高教师水平。的确，我看到最漂亮的房子是小学校舍，乡里还投资盖好了教师楼，现在再有个像样的图书馆，让同学们都能看到想看的书，想看的.好书。

再苦不能苦孩子，这里的苦是经济上的贫穷，对于不能上学的孩子，政府应该重视;考上高校的学生，政府应该为其贷款，使他们能顺利完成学业，这样等他们不久学成归来又可以带动村里的发展，这将是一笔不小的投资啊;这里的苦还有知识上的贫乏，学校老师是否能根据学生的具体水平，制定一个合理的课程计划，确定适中的授课难度，并且在课外给确实有困难的同学“开开小灶”。在城里各学校相继进行素质改革时，村里的老师是否也能加点儿紧，哪怕是赶末班车，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让他们多听听新闻，多看些好书。

无力为困，无计为困，无智为困。困则穷，穷又困……，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再困不能困家长，家长的教育对子女的学习，以及今后人生道路方向的选择上起了很大的作用。10—20岁的学生自觉性本来就不强，若家长再不加以正确引导，“任其自然”，那怎能奢求其“努力学习”呢?我认为应该对家长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教育，让其参与到教育行列中去，并为他们进行“教育交流”创造条件，使一部分家长“以教育为本”的想法为其他父母所接受。若能把牌桌上不良“竞争”转变为“看谁能把子女教育得更好”

我们提供了若干个岗位，一个企业“以人为本”，人人都把其当作是自己的一部分，那企业的魅力是怎样的大啊。

暑期的实践生活虽然不长，只有那仅仅的两周，但却为我的人生刻下了一段铭心的经历。我不知道别人是如何看待这次的实践生活，但对我来说却是意义非凡的。使我在享受生活的同时也品尝到了生活的艰辛。想要经营一个企业不是容易的，靠蛮劲和热血是无法解决的，谁能保证这些有效期有多长。

第四篇：农村社会调查报告

正文

结合“三个代表”指导思想针对当地村民自治问题展开调查，现将课题组对狼窝铺村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议、民主监督四方面情况的调查总结如下：

一．民主选举是村民自治的基础问题，关键要克服瓶颈制约，找准平衡基点，整体推进。

村委会民主选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村委会由全体村民选举产生，经“海选”产生候选人，然后进一步选举出村委会领导班子成员。但是，调查问卷显示，村民虽然都对民主选举这一举措表示赞成和肯定，但村民的法律意识普遍较差，民主选举的主动性和优越性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在调查过程中，该村表现出来的问题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主选举中的瓶颈制约：

1、法律规定的前瞻性与文化传统的滞后性矛盾。一方面，在我国，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革的情况下，客观形势亟需法治民主的深化；另一方面农民的民主参与意识的滞后性有着较深的传统文化根基。反映在村委直选中，不少选民对村委班子成员的选择并非出于他们的主动，而往往是被“塑造”出来的。对候选人要素重要性的认识远远低于对利益分配的关注或者政治象征背景的联系和与自己的亲疏远近，有的地方甚至还出现“卖票”现象。因而，村级民主选举的规定与选民本身的需求明显地相背离，选举中投票率的高低并不能完全反映选民民主意识的强弱。

2、法律规定的有限性与实际操作的复杂性矛盾。我国农村的民主法治化进程与改革开放同时起步，各种社会关系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具有不确定性，这一环境下形成的民主选举制度还是初步的，它需要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因此，《村委会组织法》对民主选举的条文规定不可能顾及全面。虽然地方法规的《选举办法》能给一定配套，但也有不少局限性。在法律法规与实施细则，原则规定与具体措施之间的空隙较大，有的规定过于原则，不便操作；有的虽有行为模式，但没有法律后果；有的内涵模糊，不好统一理解等。

（二）整体推进民主选举中的对策措施：

1、在引导与磨合中，强化村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水平。增强村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水平，是农村民主自治的软环境。1

没有广大农民群众的这种理念与思想，再好的民主选举的法律规定也会走样变形。不断丰富的村级民主选举实践，是营造民主法治环境的大课堂。对于广大村民来说，只有他们认识到自己由权力的对象不同村里不同的条件所决定。对于实行民主管理，首先要坚持和完善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其次，要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结合本地实际，明确规定民主议事的内容，凡属村务管理的重大事项以及农民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的处理，都应先召集党员大会讨论，再分别提交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征求党内外群众意见，按大多数人的意见实行民主决策，坚决纠正不顾群众意愿而由几个干部自行其是的做法。要实行民主管理，还要切实加强群众对村干部的民主监督。

（三）为使我们的调查更加完整，我们用问卷的方式从村民口中了解一些情况。通过这个问卷，增加了村领导所采取的一系列做法的真实可信程度，同时也从村民的看法中发现一些存在的问题。调查的一些数据如下：

（1）有42.1%的村民说没有开过全体村民大会，有36.8%村民不清楚这点,其它的说开过一两次。

（2）有58.8%的村民认为开会的内容是传达中央文件，讨论村内大事，有35.3%的村民认为开会无实质的内容，走形式。

（3）有76.2%的村民不知道中央要求实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政策，只有23.8%的村民知道这一点。

（4）85.7%的村民认为没有乱收费的现象，只有14.3%的认为有乱收费。

（5）农民遇到不合理的负担项目，有50%的人士向上级领导，部门反应，有38.9%随大流，有11.1%选择了拒收，几乎没有人知道会向法院起诉。

（6）村民比较愿意统一搞，占了44.4%,另外还有33.3％愿意干部群众干部带头，农民志愿，有22.%的是乡村起头，农民志愿。实际上的时候有一些看法与这个基本相近。

从以上的这些数据可以表明，农民对村里的村务公开等等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甚至还有些人不知道。以后应该是农民们对这些事情多了解了，也是有很大的好处的。总体上村民对本届的村委会还是挺满意的，唯一不足指出，要多对本村，以及中央及地方的文件精神进行宣传，使村民更加的了解其内容，从而可以更好的进行村民自治，取得更好的效果。

二．民主决策在村民自治体系中起着关键作用

我国有八亿农民，实现村民自治是农民当家作主的一种体现，而民主决策在村民自治体系中起着关键作用。首先，决策关系重大，决策失误带来的损失最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影响决策的因素更为复杂，民主决策可以将决策失误的风险降到最低点。民主决策对农业更具特殊意义，农产品的生产周期长，往往是一着不慎，几年难翻。其二，决策是群众关注的热点。需要民主决策的事，一般是比较重大的问题，不可能把一些琐事拿来“民主”一番。既然是比较重大的问题，没有群众民主参与，村民自治就失去重心。其三，民主决策影响其它三个民主。决策是否民主，是对民主选举质量高低的检验，所选的村委会成员素质高，决策一般会民主，反之，民主决策就会走形；民主决策是民主管理的先决条件，民主决策才能使决策科学，而科学的决策是有效管理的前提；民主决策是民主监督的重点，如前所述，民主决策对重要事项的决策，当然就是民主监督的重点了。

在这次社会实践活动中，我们狼窝铺村随机抽选的60位村民做了问卷调查。对“民主决策”所问的5个问题中：

（1）知道本村开展过村庄规划的占53%，其余对此不了解；而对村镇规划75%的村民表示满意，19%村民不满意，其余的则表示无所谓。

（2）对于村里的重大决策应该如何做出？有39%和35%的村民认为应该有村里的领导决定或由全体村民讨论后由领导人决定：另有17%和9%的村民认为应由村民代表或全体村民决定。

（3）在74%的村民眼中在乡村工作的干部是最有影响力的，其余则认为有能力在外面的人。

（4）48%的村民觉得自己在村里的地位一般；38%的村民认为没有地位；另有14%的认为有一定的地位。

（5）50%的村民偶尔被邀请参加村里的重大问题决策；14%被经常邀请；有36%的村民从未被邀请。

应当指出，农村的村务决策均已在一定程度的民主基础上运作，但离有关法律制度规定的民主决策的要求和原则还有一定的距离。以上数据表明，并非所有重大村务都由村民群众直接参与决策。在村级事务决策的实际运作过程中，重大村务事实可被区分为二类，并分别采取不同的决策方式。一类为重要村决策，主

要由村社区领导集团集体决策。另一类是特大村务决策，分别以不同的方式、一定程度地吸纳了村民群众直接参与议决过程。但是，这种参与的机会不多，而且对决策的实际影响程度非常有限。根据国家制度规定，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是村民直接参与本村重大村务民主决策的主要形式。但在村务决策实际运作过程中，无论是村民会议，还是村民代表会议，均没有实质性的决策权力。村领导集团决策村务对民主决策制度原则有一定的偏离。

从村领导集团决策的形成和倾向看，未能充分反映村民群众的意愿。按照有关制度规定，村领导集团应在广泛吸纳村民群众意见的基础上进行决策。从村领导集团决策的实际状况看，首先应当肯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决策确实是以村民群众的意愿为基础的。然而，从决策形成和决策倾向的角度进行分析，村领导集团的决策是各种机构、组织、群体或个人交互作用和影响的结果，其所作的每一项决策总是代表着一定的利益倾向。不可否认，现实中相当部分的重要决策并不一定反映和代表多数村民群众的意愿和利益。

据文卷调查结果显示，81％的村民对现任村委会表示满意，对村委会干部表示相当的信任和支持。与此同时，数据表明，在三官村有61.9％的村民对当前的村务不太清楚，47.6％的村民不清楚村里是否有村务公开栏或村务公开室。而据村委会干部介绍，村里有相应的民主监督政策及举措，实践分队的同学们也在村委会办公室的楼下看到了内容详尽的村务公开栏，这一现象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民主监督存在的问题。民主监督是村民自治制度的重要内容，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村民民主意识、监督意识有待进一步的提高。

三．结论

目前农村现状显示，村民委员会所具有的集中管理权，与分散的监督权呈现出非对称性，而这种非对称性往往又导致管理者权力意识的膨胀，引发与民主制度背道而驰的一系列问题。虽然，农村基层党组织肩负着监督的职能，但是这种监督在党支部与村委会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上有待于进一步理顺的现实情况下，其监督作用的发挥是受到一定影响的。针对这一现状，农村民主监督的发展应抓好村务公开的普遍实行、村民民主理财小组的积极作为、村民罢免权的切实行使及对村委会成员实行工作过失追究制度等。从三官村村民自治现状来看，民主监督已经从抽象的“纸上权利”变成了实际行动，对于制约村干部的用权行为起到了

一定作用，在此基础上，提高村民民主意识、监督意识，使民主监督进一步深入人心，使加强农村村民自治的重中之重！

第五篇：农村社会调查报告（范文）

三官村村民自治问题调查报告

电子信息学院暑期社会实践课题组

6月29日，我校电子信息分院大学生实践“三个代表”小分队一行10人在 老师的带领下，结合“三个代表”指导思想,前往安吉市地铺镇三官村针对当地村民自治问题展开调查，现将课题组对三官村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议、民主监督四方面情况的调查总结如下：

一、民主选举是村民自治的基础问题，关键要克服瓶颈制约，找准平衡基点，整体推进。

村委会民主选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诸如选举的理念、选举的功能、选举的技术、选举的程序等构成了一系列民主选举中的理论和实践网络。据三官村村委会领导介绍，三官村村委会由全体村民选举产生，经“海选”产生候选人，然后进一步选举出村委会领导班子成员。但是，调查问卷显示，村民虽然都对民主选举这一举措表示赞成和肯定，但村民的法律意识普遍较差，民主选举的主动性和优越性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在调查过程中，该村表现出来的问题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主选举中的瓶颈制约：

（1）法律规定的前瞻性与文化传统的滞后性矛盾。一般说来，法律规定总是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的，与客观现实需求相适应。我国的村级民主选举，本身是一种法治民主的助推剂，它既是对广大农民的培训，也是对整个社会的培训。正是这种自下而上的、带有一定超前性的民主选举制度，推动着我国社会的民主进程。然而，这种推动作用是个渐进过程。一方面，在我国，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革的情况下，客观形势亟需法治民主的深化；另一方面农民的民主参与意识的滞后性有着较深的传统文化根基。反映在村委直选中，不少选民对村委班子成员的选择并非出于他们的主动，而往往是被“塑造”出来的。对候选人要素重要性的认识远远低于对利益分配的关注或者政治象征背景的联系和与自己的亲疏远近。《村委会选举办法》规定的三种投票形式，流动票箱投票仅作为一种辅助形式，应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但在具体实施中，大多数村没条件进行大会集中投票，而不少村民又不想去固定的投票场、投票站投票，有的地方甚至还出现“卖票”现象。因而，村级民主选举的规定与选民本身的需求明显地相背离，选举中投票率的高低并不能完全反映选民民主意识的强弱。

（2）法律规定的有限性与实际操作的复杂性矛盾。我国农村的民主法治化进程与改革开放同时起步，各种社会关系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具有不确定性，这一环境下形成的民主选举制度还是初步的，它需要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因此，《村委会组织法》对民主选举的条文规定不可能顾及全面。虽然地方法规的《选举办法》能给一定配套，但也有不少局限性。在法律法规与实施细则，原则规定与具体措施之间的空隙较大，有的规定过于原则，不便操作；有的虽有行为模式，但没有法律后果；有的内涵模糊，不好统一理解等。这里仅列举几点，以见一斑：一是村委会成员候选人标准难把握。《村委会组织法》十二条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村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村委会选举办法》第十三条对候选人的推选条件作了细化。如果选举委员会资格审定时，认为虽有被选举权但不符合推选条件的人被海推为候选人后，他可否被确定为正式候选人就比较难把握，尤其是在选举委员会与选民有较大意见分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二是选举中的“拉票”现象难处理。拉票行为，既有正常、合理的行为，也有不合理，甚至带有“贿选”等痕迹的行为，同时又会有两者兼之的。如何界定它们之间的区别加以妥善处理，法律依据不足就带来了选举中的杂音。三是选举结果的有效性难认定。在一些细小环节上难免出现偏差或不妥，有的可以即时得到纠正，有的却事后难以操作，一旦选举结果产生后，如何认定其有效性就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2、民主选举中的平衡基点：

村民直选法律运行的整体功能的有效发挥，关键在于其在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中求得自身内部结构的相互协调。因而，在实际中应重点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1）需求与可能。任何社会关系都需要相应的社会规范加以调整，以维护正常秩序。村委直选的有序性也必须根据农村的客观需要，在“收支”平衡的运行中加以实现。一方面，村委直选具有通过一定法律规范实现广泛的利益需要。另一方面，乡村客观现实应具有支付法律运行成本的能力。因此，在规范民主选举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农村社会需求的各个要素对法律规定的制约作用及相互关系。有时候，就当地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而言，具有规范某个法律行为的需要，但不一定具备其相应的成本支付能力。

（2）效益与成本。在社会支付能力相对不变的情况下，法律的运行成本越低，那幺它的效率越高。村级民主选举的法律效益，应以最低的运行成本来获取最佳的选举目的。使一大批素质较好、群众信赖的农民走上村委会工作岗位，是民主选举最直接的目的，从而来辐射农村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以实现长远的整体效益。在村级民主选举的法律运行中，如何求得成本与效益的相对平衡，有不少方面值得进一步探讨。

（3）周密与简便。于法周密和于法简便相结合的原则，是农村民主选举中法律运行的内在要求。村级民主选举的整个过程必须一环扣一环，法定的程序不能变，规定的步骤不能少，不能怕麻烦，图省事，更不能走过场。但是受农村客观环境和村民文化心理素质的影响，从选举实践看，能达到同一选举目标，村民更乐于接受简单易行的选举方法。在有些地方推行的无候选人直选，之所以受到农村群众的欢迎，并且取得成功，组织严密、形式简便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3、整体推进——民主选举中的对策措施：

（1）在引导与磨合中，强化村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水平。增强村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水平，是农村民主自治的软环境。没有广大农民群众的这种理念与思想，再好的民主选举的法律规定也会走样变形。不断丰富的村级民主选举实践，是营造民主法治环境的大课堂。对于广大村民来说，只有他们认识到自己由权力的对象不同村里不同的条件所决定。

对于实行民主管理，首先要坚持和完善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制度。通常人口少且居住集中的村采用村民会议，而人口多且居住分散的村采用村民代表会议。明确规定村民代表会议的人员组成及其条件、职责、权利制定议事内容和议事规则，确定活动方式，活动程序和活动时间，并按规定严格执行。其次，要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结合本地实际，明确规定民主议事的内容，凡属村务管理的重大事项以及农民关注的

热点、难点问题的处理，都应先召集党员大会讨论，再分别提交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征求党内外群众意见，按大多数人的意见实行民主决策，坚决纠正不顾群众意愿而由几个干部自行其是的做法。要实行民主管理，还要切实加强群众对村干部的民主监督。

调查中发现，三官村在自治方面做得比较好。一走进他们村委会的办公室，就能看到整整齐齐挂在墙上的各

种规章制度，就如治保调节委员会成员，治调干部规定，治保调节信息员职责、帮教小组及其职责、护村队及其职责、禁毒禁堵宣传小组及其职责等等。从这上面来看，确实三官村的自治制度是比较完善的，而且操作起来还是比较规范。村里的负责人对我们介绍了他们平常的工作方式，方法。三官村是一个很大的村，总共有600多户，共2800多人，整个村的座落是比较狭长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要召开村民大会是很不容易实现的，因此村里决定什么大事情就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来参考。三官村总共分成16个小分队，每一个小分队的队长要管理人员几十致上百人不等。队长是从他们队下由村民推选上来的，这点做得很民主。村里决定或是传达事情就是通过村长，书记等向队长们来共同探讨，具体的再由队长去负责实施他们队里的细节工作。在三官村村委会的外面有一个醒目的村务公开栏，上面详细具体的把村里的各项计划以及许多村里的开支，收入公布在上面。

为使我们的调查更加完整，我们用问卷的方式从村民口中了解一些情况。通过这个问卷，增加了村领导所采取的一系列做法的真实可信程度，同时也从村民的看法中发现一些存在的问题。调查的一些数据如下：（1）有42.1%的村民说没有开过全体村民大会，有36.8%村民不清楚这点,其它的说开过一两次。（2）有58.8%的村民认为开会的内容是传达中央文件，讨论村内大事，有35.3%的村民认为开会无实质的内容，走形式。（3）有76.2%的村民不知道中央要求实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政策，只有23.8%的村民知道这一点。（4）85.7%的村民认为没有乱收费的现象，只有14.3%的认为有乱收费。（5）农民遇到不合理的负担项目，有50%的人士向上级领导，部门反应，有38.9%随大流，有11.1%选择了拒收，几乎没有人知道会向法院起诉。（6）村民比较愿意统一搞，占了44.4%,另外还有33.3％愿意干部群众干部带头，农民志愿，有22.%的是乡村起头，农民志愿。实际上的时候有一些看法与这个基本相近。

从以上的这些数据可以表明，农民对村里的村务公开等等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甚至还有些人不知道。以后应该是农民们对这些事情多了解了，也是有很大的好处的。总体上村民对本届的村委会还是挺满意的，唯一不足指出，要多对本村，以及中央及地方的文件精神进行宣传，使村民更加的了解其内容，从而可以更好的进行村民自治，取得更好的效果。

三、民主决策在村民自治体系中起着关键作用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的活力和团结统一”。实行民主决策，是民主集中制在党委决策上的本质体现；加强民主决策，是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这个重大课题中应有之义，只有提高党委民主集中制的质量，才能更好地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促进各项工作的落实和经济建设快速发展.我国有八亿农民，实现村民自治是农民当家作主的一种体现，而民主决策在村民自治体系中起着关键作用。首先，决策关系重大，决策失误带来的损失最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影响决策的因素更为复杂，民主决策可以将决策失误的风险降到最低点。民主决策对农业更具特殊意义，农产品的生产周期长，往往是一着不慎，几年难翻。其二，决策是群众关注的热点。需要民主决策的事，一般是比较重大的问题，不可能把一些琐事拿来“民主”一番。既然是比较重大的问题，没有群众民主参与，村民自治就失去重心。其三，民主决策影响其它三个民主。决策是否民主，是对民主选举质量高低的检验，所选的村委会成员素质高，决策一般会民主，反之，民主决策就会走形；民主决策是民主管理的先决条件，民主决策才能使决策科学，而科学的决策是有效管理的前提；民主决策是民主监督的重点，如前所述，民主决策对重要事项的决策，当然就是民主监督的重点了。

在这次社会实践活动中，我们对安吉县三官村随机抽选的60位村民做了问卷调查。对“民主决策”所问的5个问题中：

（1）知道本村开展过村庄规划的占53%，其余对此不了解；而对村镇规划75%的村民表示满意，19%村民不满意，其余的则表示无所谓。

（2）对于村里的重大决策应该如何做出？有39%和35%的村民认为应该有村里的领导决定或由全体村民讨论后由领导人决定：另有17%和9%的村民认为应由村民代表或全体村民决定。

（3）在74%的村民眼中在乡村工作的干部是最有影响力的，其余则认为有能力在外面的人。

（4）48%的村民觉得自己在村里的地位一般；38%的村民认为没有地位；另有14%的认为有一定的地位。

（5）50%的村民偶尔被邀请参加村里的重大问题决策；14%被经常邀请；有36%的村民从未被邀请。

应当指出，农村的村务决策均已在一定程度的民主基础上运作，但离有关法律制度规定的民主决策的要求和原则还有一定的距离。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村民群众对重大村务决策的直接参与远未达到法律和制度规定的要求

首先，按有关法律和制度规定，村民群众拥有自主决定本村重大事务的权利。以上数据表明，并非所有重大村务都由村民群众直接参与决策。在村级事务决策的实际运作过程中，重大村务事实可被区分为二类，并分别采取不同的决策方式。一类为重要村决策，主要由村社区领导集团集体决策。另一类是特大村务决策，分别以不同的方式、一定程度地吸纳了村民群众直接参与议决过程。但是，这种参与的机会不多，而且对决策的实际影响程度非常有限。其次，根据国家制度规定，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是村民直接参与本村重大村务民主决策的主要形式。但在村务决策实际运作过程中，无论是村民会议，还是村民代表会议，均没有实质性的决策权力。村民会议特别是议决重大村级事务的决策性全体村民会议，因各种不同的原因基本不召开，当遇到与全体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特别重大、复杂的村级事务，往往通过召集村两委会和村民小组长、自然村长联席会议，或村两委会和党员联席会议，有时也召集村干部和村民小组长、全体党员联席会议进行决策。、村领导集团决策村务对民主决策制度原则有一定的偏离

从村领导集团决策的形成和倾向看，未能充分反映村民群众的意愿。按照有关制度规定，村领导集团应在广泛吸纳村民群众意见的基础上进行决策。从村领导集团决策的实际状况看，首先应当肯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决策确实是以村民群众的意愿为基础的。然而，从决策形成和决策倾向的角度进行分析，村领导集团的决策是各种机构、组织、群体或个人交互作用和影响的结果，其所作的每一项决策总是代表着一定的利益倾向。不可否认，现实中相当部分的重要决策并不一定反映和代表多数村民群众的意愿和利益。

村级民主决策是村民自治的首要环节，但是，正是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村级事务决策的实际运作总是在具体的村治环境中进行的。受环境因素影响，村级事务决策的实际运作难免发生对民主决策制度安排的偏离。在现阶段，中国农村的村级民主决策，多数表现出“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特点。村级事务的决策权实际上主要掌握在少数人，特别是村第一把手（一般为书记）手里，与民主决策的制度要求尚有一定的距离。这种决策机制或许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但有可能因决策权过于集中而容易出现决策的重大失误、决策脱离群众。笔者认为，现阶段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