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论》读书报告升级版【西方政治思想史】

第一篇：《社会契约论》读书报告升级版【西方政治思想史】

《社会契约论》读书报告

肖卫 1000016927 摘要：伟大的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社会契约论》于1762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这本书是法国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从他未能完稿的《政治制度论》中采择的一部分整理而成的。他在本书中阐述了社会契约、主权及其权利和政府等内容。

关键词：社会契约 权利 自由平等 利益

人是生而自由和平等的，国家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协议即“社会契约”的产物，如果自由被剥夺，则被剥夺了自由的人民有革命的权利，可以使用强力夺回自己的自由；国家的主权在于人民，最好的政体是民主共和国。本书出版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夕，指导了法国和美国的革命，对于推动历史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第一卷：社会结构和社会契约

卢梭认为“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卢梭认为我们未尝不可以将家庭当作政治社会的原始模型，将父子关系比作原始社会中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不过重要的是，“人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会转让自己的自由的”。卢梭批判了格老秀斯和霍布斯的观点，格老秀斯和霍布斯都主张君主专制，认为人类一切权利都应该服务于统治者。亚里士多德所认为“人根本不是天然平等的，而是有些人天生是奴隶，另一些人天生是统治者”。卢梭反对这种理论，认为这些只是一种君主的理论。第二卷：主权及其权利

主权是公意的运用，不可以转让，不可分割。主权由共同利益所决定和约束，借着法律而行动。法律是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公意的行为。虽然公意总是对的，但是它并非总是能做出明智的判断，因此也并非总能找到共同利益之所在，于是立法者的存在就是必要的。然而立法者本身并没有权力，他们只是指导者，只有主权者才有权立法。

公意在卢梭的政治理论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其社会契约论、主权理论和法律理论等都与之密切相关。为了突出公意，卢梭还进一步严格地区分了公意和众意：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卢梭认为社会契约是基于公意产生的。他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建立的集合体才能体现人民最高的共同意志。第三卷：政府及其运作形式

卢梭认为人们为了自存才不得不让度自己的权利从而组成国家的，所以国家的产生是基于公意的。所以国家的立法权属于也只能属于人民，主权在民。卢梭还认为政府的产生，并不是契约的内容或契约本身的目的而只是手段。政府和主权者往往被人混淆，其实政府只不过是主权者的执行人。政府就是在臣民与主权者之间所建立的中间体，它的职能就是使二者相互适应，它负责执行法律并维护社会的以及政治的自由。第四卷：几种社会制度

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选举模式，如人民大会、保民官、独裁、监察官等，历史上的共和国古罗马、古希腊，特别是斯巴达，教导了我们这些形式的价值。卢梭重点阐述了宗教对于政治社会的作用。宗教是国家的基础，在任何时候都在公民的生活中占主要地位。每个公民都应该有一个宗教，宗教可以使他们热爱自己的责任，这件事却是对国家很有重要关系的。卢梭认为，公民宗教的教条应该简单，条款很少，词句精确，无需解说和注释。我们应该宽容一切能够宽容其他宗教的宗教，只要他们的教条一点都不违反公民的义务。

启发与思考

《社会契约论》一书的思想和观念是多重的，有时呈现极为矛盾的形式。就其逻辑方式而言，卢梭原本提倡注重实际中的现实政治事实，注重人类合法性之历史，但他事实上依据观念进行抽象的逻辑推论，依靠假设来弥补事实的不足，借以融贯整体，使论证的逻辑过程“严谨缜密”。社会契约论、公意、主权等概念都是理想性的范畴，有幻想的性质和成分。卢梭的总体性运思是哲理性的，是政治哲学、道德哲学，而非实证的政治学。本书的理论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这也是书中一些观点出现谬误的根源。

一、卢梭认为公民将权利转让给国家，由法律确定公民的权利，这是不符合“法不禁则归民”的权利归属原则的。

二、卢梭主张小国，认为大国无法实现民主制度。而且幅员辽阔使行政的杠杆过长，体制就会不堪重负。卢梭有生之年并没有看到美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在考虑地域距离对于体制的影响时没有充分考虑科技的进步可以使杠杆缩短。

三、在探讨制度的因地制宜问题上，卢梭的观点绝对化，借用很多臆想的逻辑，甚至引用阿冉松的认为贸易不能给国家带来任何好处的观点，可见其对于经济学知识的缺乏。

四、卢梭对于宗教与政治社会的关系的论证陷入了唯心主义。过分强调了宗教的作用，甚至认为每一个公民都应该有一种宗教，这不仅忽视了唯物主义者的存在，事实上也是在干涉公民不信仰宗教的自由，这与他全书都在论证的“人人生而自由平等”是悖逆的。

五、卢梭在书中过分强调公共利益，而忽视了个人之权益。卢梭深深地意识到当时社会各种弊端和压迫正是由于私有制造成的，为了消灭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制度，卢梭过分地强调了公益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人只有完全把自己纳入到共同体中去，并且消灭自己的个性，这样这个社会才是完美的。因此，他同时也抹杀了个性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对我国宪政建设的启示

社会契约的实质就是解决国家权力来源合法性基础。在现代民主政治国家，政府及其公共权力来源于人民的直接或间接授权，人民与政府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政府享有并行使职权的前提是缔约一方当事人即公民的同意，而不能由政府单方面决定。政府行使其职权的范围不得超出缔约双方的约定，即国家宪法、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同时，政府必须承担不履行法定义务、滥用权力等违约行为的法律责任。因此，法律是人民与政府达成的契约文本。政府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就是履行其与人民的契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地方政府也正面临日益严重的信用危机，存在不同程度的信用缺失，侵蚀着党和政府的合法性。为此，我们要在社会契约的理论基础上，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建设。

第一、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社会契约思想的实践，由于该制度在我国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逐步完善它，加强其救济和监督制度，确保其实施。建立服务性的透明政府，改变传统意义上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从真正意义上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第二、充分发挥听证制度的作用。让有关利害关系人直接参与到与他们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的讨论，而不是使听证制度成为政府决策合法化自编自导的戏剧。让人民得到尊重，并能平衡他们的利益诉求，使他们愿意在实践中配合政府的决策、司法机关的裁决，遵守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在体现人民主权的基础上，保证政府决策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也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

第三、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表达的是公意而不是众意。我国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非常不完善的。制度所确定的权利和义务并没有得到贯彻。只有落实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实现县乡两级代表的直接选举，保证选举的公正和透明，才能保证政权体现的是公意而不是众意，也就是个人利益。

第四、重新解释我国政府与公民的契约。按照社会契约论，国家或者法律的产生，乃是基于人民的合意。到了21世纪，和政府建立这个契约的群体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现在的公民群体并没有参与社会契约的制订过程。我们应该从新的角度解释社会契约，也就是论证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政府仅仅依靠权力掌控国家经济，以经济的发展弥补对自身合法性缺乏信心的方式不是长久之策。政府需要落实公民权力，与公民建立新的契约以获得政权的合法性。否则，目前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都是未经其同意而由政府擅自加于公民的。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所主张的人民主权和社会契约观念成为很多革命的理论基础和政权合法性的理论来源。国家是自由的人们以平等的资格订立契约而产生的，人们只是把自然权利转让给整个社会而不是奉献给任何人，因此人民在国家中是自由的，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主权者拥有立法权，行政权服从于立法权，这使得国家政权的基础必须建立在人民的同意基础上。《社会契约论》中提出的权力制约、公民意识、法治国家等观念成为民主发展的理论基础。卢梭所提倡的理论和观念，即使放在今天也仍然光彩夺目。

参考文献： 卢梭：《社会契约论》，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林蓉：《卢梭<社会契约论>札记》，载《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2009年6月 王辉：《卢梭政府理论的合法性论证》，载《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王宁:《卢梭<社会契约论>之根本的矛盾》，载《文学界·文学评论》

第二篇：《社会契约论》读书报告

与经典为友，以圣贤为师——读卢梭《社会契约论》

与经典为友，以圣贤为师 ——读卢梭《社会契约论》

从前听人说：“读书就是与圣贤进行跨越时空的交流”，总觉得有几分矫情。但翻阅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时，笔者终于能明白这种愉快的、探索的、却又似朝圣般的阅读体验：时而与作者产生强烈的共鸣，时而与作者的观点相左而恨不得与其理论一番，却始终贯穿着对作者智慧的深深敬仰。

一、本书的内容概要

说起卢梭和他的《社会契约论》，总绕不开“天赋人权”和“人生而自由平等”等字句，这是契约论的起点和基础。卢梭尤其强调人的自由权利：“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放弃自己的义务„„而且取消了自己意志的一切自由，也就是取消了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性。”1可见，在卢梭看来，自由是人的本质。

由此，卢梭阐述了自己的国家理论：设想人类曾经处于自然状态，即人人自由平等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遇到了“不利于人类生存的种种障碍”，这种障碍“在阻力上已超过了每个个人在那种状态中为了自我所能运用的力量”。2人们不得不“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3于是，普天之下就默认了一份公约，内容是“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益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

4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不可分割的部分”。在卢梭看来，人们通过这份契约，用“以个人的力量为其界限的自然的自由”换取“被公意所约束着的社会的自由”，5而契约“以道德的与法律的平等来代替自然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身体上的不平等”。6他认为这才是合理的国家起源，而不是家庭起源理论或者暴力起源理论。

公意是契约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卢梭通过公意和众意的比较来表述公意的含 12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页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8页 3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9页 4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0页 5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6页 6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0页 与经典为友，以圣贤为师——读卢梭《社会契约论》

义：“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但是，除掉这些个别意志间正负抵消的部分而外，则剩下的总额仍然7是公意。”笔者认为，公意的含义接近于符合大多数人意志的意志。在卢梭看来，当国家之内不存在派系，并且每个公民都只表达自己的意见时，人民就不会被欺骗，公意就不会犯错误。

卢梭认为，主权是公意的运用，因此是不可转让的，同时也是不可分割的。因此，他认为单一政府——在这个政府中行政权力充分依附于立法权力——本身是最好的，但是单一政府会出现“强力的极限”和“软弱的极限”，混合政府则会产生适中的力量。而事实上，从来没有单一的政府。那么究竟存不存在最好的政府形式呢？在卢梭看来，“每种政府形式总有某一点是与另一种形式相重叠的”8。言下之意，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导致政府的形式各不相同，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因此“没有一种政府形式适宜于一切国家”9。但一般来说，“民主政府就适宜于小国，贵族政府就适宜于中等国家，而君王政府则适宜于大国”10。至于判断政府好坏的标准，就是该政府治下公民的人数繁殖和增长多少。卢梭指出，正如个别意志总是反对公意，政府总是努力反对主权，因此政府不可避免会有这样的倾向——民主制蜕化为群氓制，贵族制蜕化为寡头制，王政蜕化为暴君制，而国家随之解体。为了防止这种倾向，政府的创制就绝不能是一项契约，而应当是一项法律：行政权力的受任者不是人民的主人，人民有权委任或撤换他们。

卢梭还认为，主权是不能代表的，主权者是“一个集体的生命”，所以就只能由主权者来代表自己，意志不能够像权力那样转移。正因为如此，卢梭并不认同现代国家普遍使用的代议制。相反，他鄙夷议员或代表的存在，认为“人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以后，他们就是奴隶”11。他道：“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家里，一切都是公民亲手来做，没有任何事情是要花钱的12（指花钱接受议员或代表的服务）”，因此他最赞同罗马人民的公民大会式的直接民主，以投票的方式进行选举，以维持主权权威。

卢梭指出，社会公约赋予政治体以生存和生命，而立法赋予政治体行动和意 78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5页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0页 9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99页 10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83页 11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1页 12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19页 与经典为友，以圣贤为师——读卢梭《社会契约论》

志。在卢梭的字典里，法律的定义是：“当全体公民对全体公民作出规定时„„人们所规定的事情是公共的„„正是这种行为，我就称之为法律。”13从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法律具有意志的普遍性和对象的普遍性。而立法者，需要绝对的理性、完全为全体人民的幸福着想、同时考虑到长远利益，作者不禁感叹“要为人类制定法律，简直是需要神明”。14而事实上，只有全体人民才能表达公意，唯有公意才能约束个人，因此编订法律的人没有立法权，立法权只掌握在人民手中。与此同时，卢梭还指出宗教作为政治工具的原因：因为一些专业性的深奥术语是无法用通俗语言代替的，智者们难以使俗人们清楚地明白并接受法律。为使民族爱好健全的政治准则并遵循国家利益的根本规律，立法者只有借助宗教，使人民遵守国家法像遵守自然法一样。显然，卢梭赞美的是法治，而批判这种政治手段：“只会搞这一套的人，甚至于也偶尔能纠集一群愚民；但是他绝不会建立起一个帝国，而他那种荒唐的把戏很快地也就会随他本人一起破灭的。”15

总之，卢梭的契约论主要观点就是：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人们通过签订契约，放弃了自然的自由，获得了社会的自由；国家的主权掌握在人民手中，“政府是人民自由意志的产物”16，最好的政体是民主共和国。

二、笔者的个人见解

卢梭作为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最卓越的思想家之一，其光辉的民主思想总是让人心向往之，其隽永的语句又时常令人迷惑不已。笔者水平有限，恐怕未能参透先贤智慧的十分之一。若要笔者谈谈对本书的理解，就得从书中几句深刻的语句说起。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17

这句话的前半部分可以用“天赋人权”来概括。值得注意的是，“天赋人权”的翻译容易引起歧义。中国人所说的“天”是指自然，而不是基督教徒眼中的上帝。在自然状态下，人拥有自然的自由权，不因为别的，就因为他是一个人。换 1314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6页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0页 15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4页 16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修订第三版前言 17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页 与经典为友，以圣贤为师——读卢梭《社会契约论》

句话说，没有自由，人就不成为人。“天赋人权”的“权”，指的是自然的权利，包括追求利益、寻求安全和进行侵犯18。

从天赋人权的理论出发，霍布斯推导出了社会契约论：正是由于人生而自由，自然状态下的人们可以为了自己的幸福快乐做任何想做的事，当然也包括以破坏别人幸福为代价的事。这样导致的结果是任何人都不安全。为了寻求安全，理性使人们趋向合作，并通过契约的签订产生国家。由于霍布斯认为，“作为一个自然的生物，人的自然本性首先在于求自保、生存，从而是自私自利、恐惧、贪婪、残暴无情，人对人互相防范、敌对、争战不已，像狼和狼一样处于可怕的自然状态”19，因此他的理论之出发点和结论虽然与卢梭相近，但推导过程却与卢梭不完全相同。卢梭是性善论者，因此他认为契约的产生并不是源于人们内部的冲突，而是如前文所说，源于外部的挑战。

无论契约的产生是出于什么原因，其结果却是一样的：人们将自己及其全部的自然权利交给国家，由国家来保护人们的社会自由权利。由于这份契约的签订是出于公意，因此人们没有理由不遵从，后果是人们所做的一切都要受到契约的约束，这就是“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但是，契约把人们置于枷锁之中，并非意味着人们因此变得不自由了，反而保证了人们的更大自由。首先，契约的签订以及法律的制定都是由人民自己决定的，他们服从的是他们自己。难道还有比这更能体现自由含义的状态了吗？其次，契约使人们的心中产生道德，从此人开始真正区别于动物，人的自由已经不再局限于肉体而上升到精神层面。这不仅是卢梭的观点，康德也这样认为：人因受理性自身创立的法则支配而具有绝对的价值和之上的尊严，人的最高本质是自由20。可以说，契约的产生丰富了人的自由的内涵。

其实，如果我们辩证地看，“自由”与“枷锁”相伴相生，在一定条件下能相互转化。一个人的绝对自由会导致其他人的不自由，而每个人放弃一部分自有又能带来整体的自由。这实在是一个属于哲学范畴的问题。无论如何，“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句话本身并不存在矛盾。

1819 李步云：《人权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

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出版说明 20 陈金华：《伦理学与现实生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 与经典为友，以圣贤为师——读卢梭《社会契约论》

公民是同意了一切法律的，即使是那些违反他们的意愿而通过的法律，即使是那些他们若胆敢违犯其中任何一条都要受到惩罚的法律。21

除去这一原始的契约而外，投票的大多数是永远可以约束其他一切人的。这就是“多数人的暴政”。这其实是个从多数决制存在以来就困扰人们的一个难题。时至今日，不同国家都为议会席位的组成与分配问题动足脑筋。好在这一问题可以与政府的构成问题形成互补，从而通过各种政治制度的合理组合来缓和问题，但是并没有解决问题，少数人的利益依然得不到有效的保障。然而，卢梭却认为这样的疑问是错误的、没有意义的。卢梭是这样解释的：当人们在人民大会上提议制定一项法律时，他们向人民所提问的，精确地说，并不是人民究竟是赞成这个提议还是反对这个提议，而是它是不是符合公意；而这个公意就也是他们自己的意志。因此，投票的结果如果与某个人的意见相左，只能证明他所估计的公意并不是公意。22他说：“如果不是因为没有一个人不是把每个人这个词都当成他自己，并且再为全体投票时所想到的只是自己本人的话，公意又何以能总是公正的，而所有的人又何以能总是希望他们之中的每个人都幸福呢？”23卢梭过于强调公意，而不重视个人意见。然而，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如果没有每个人为自己考虑的个人意见，那么公意又从何而来呢？

笔者认为，无论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人总是愿意追求自我的幸福的。除非在一定社会中，有着某种具有强烈号召力的意识形态存在或者社会精神发展到一定高度，否则很难要求一个个体永远做到先人后己，不考虑自己的利益而是考虑公意。更何况，就算每个个体为全体人民考虑，根据自己了解的信息去推测公意，但是一个个体又怎么能知道公意是怎样的呢？谁又能保证这样投票产生的所谓公意就符合真正的公意呢？按照作者本人的说法，“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但是，除掉这些个别意志间正负抵消的部分而外，则剩下的总额仍然是公意。”24可见，公意应该是众意相互抵消的结果。既然如此，我们就应当从众意中去寻求公意的答案，而不是通过每个人的主观臆断去判断公意。因此，笔者认为，卢梭对“多数人的暴政”这一问题的回答并不十分科学；并且，卢梭理想中每个个体都要估计公意也是不 2122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36页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36页 23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36页 24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5页 与经典为友，以圣贤为师——读卢梭《社会契约论》

可行的。

只要有人谈到国家大事时说，这和我有什么相干？我们可以料定国家就算完了。25

当看到上面这句话的时候，笔者感到心口被重重砸了一下。与之不同的是，每当“愤青们”批判我国民主进程之缓慢、政治体制不完善时，笔者常常一看了之。他们总是从制度本身或是结合一件社会上的热点事件来评述，评述得固然高妙，却并不贴近普通群众的现实生活，难以引起百姓的共鸣。但是，卢梭的这句话描述的却是我们几乎每天都能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现状，说得似乎云淡风轻，却一针见血。

卢梭指出，国家的体制愈良好，则在公民的精神里，公共的事情也就愈重于私人的事情。26根据这个结论，我国的体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由于这句话出自于《社会契约论》第三卷《论议员或代表》，因此笔者自然联想到我国的人大代表。近年来，人大代表不再只是一个空头衔，人大代表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决策，在表达民意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不过，这无法掩盖我国人大制度的缺陷。

卢梭认为，只有人民可以代表人民，人民没有必要花钱接受代表或议员的服务。从我国的现状看，他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坚持党的领导，就要确保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成为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必须遵守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准则，实现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很显然，我国党政不分，使人大尚未成为具有独立性的有实际权威的代议制机关。甚至在基层选举的时候，党的干部就被内定为人大代表了。这种体制下当选的代表，即便没有私心，也只会“跟党走”，难以真正代表人民的意愿。但是卢梭的理想只适合于小国寡民的情况，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同样也不符合世界上许多大国的国情。洛克为这个困难找到了出口：“当法律制定后，他们（立法者）重新分散，自己也受他们所制定的法律的支配，这是对他们的一种新的和切身的约束„„需要一个经常存在的权力，负责执行被制定和继续有效的法 2526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0页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0页 与经典为友，以圣贤为师——读卢梭《社会契约论》

律；所以立法权和执行权往往是分立的。”27也就是说，必须保持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的独立性。遗憾的是，我国政府已公然宣称“不搞三权分立”，那么怎样完善人大制度就是一个疑问了。

在这样一种现状下，人民对人大代表选举仅仅抱着戏虐的态度，认为人大代表只是花瓶。这种民众的态度又会反过来影响人大代表，使人大代表缺乏认同感，便更不会热衷于代表工作。人大代表的代表性受质疑、政府公信力受质疑等等问题，造成民众对国家大事的漠视，因为民众早已不相信公意能压倒政府。为了防止政府的滥用职权和蜕化倾向，是我们该改变现状的时候了。

安伯托·埃柯说：“一切阅读都是误读。”笔者的理解仅仅是个人的见解，未必符合卢梭的本意，见解本身也未必正确。清人谭献在《复堂词录序》中有言：“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这说明了文本为个性化阅读提供了可能性和自由度。因此，本文若有读者诸君不能认同的观点，还望不吝赐教！

洛克：《政府论 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91页

第三篇：《社会契约论》读书报告

《社会契约论》读书报告

作为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启蒙思想家，以及启蒙运动的卓越代表人物，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阐述了坚持社会契约，建立强调自由平等、反对压迫、反对专制与暴政的理性的资产阶级“王国”的先进主张。《社会契约论》中主权在民、强调公众意志的思想为现代的民主制度铺下了基石，对后来欧洲各国彻底废除君主绝对权力的运动和18世纪末北美殖民地摆脱英帝国统治、建立民主制度的斗争提供了理论依据及思想指导作用。

《社会契约论》分为四卷分别阐述了社会结构与社会契约、主权及其权力、政府及其运作方式、还有对几种社会组织的讨论。

第一卷描述了人类从自然状态过渡到政治状态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制度以及社会契约存在的必要性（“社会制度是一种神圣的权利，是所有其他权利的基础。这并非自然的权利，必须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 社会契约的本质即是公共的意志。“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由卢梭的主张，解决上面提到的问题的方法就是形成一个约定，每一个成员都把自身以及其他所有的权利交给整个社会，每一个成员不再强调他个人的权利，而强调所谓的主权体的权利，在个人彼此将自己奉献给其他人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获得了有别于自然状态下的更大的力量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卢梭由“缔结的盟约”形成联合整体的理论方式抽象地阐述了“城邦”“共和国”“国家”“主权体”以及“人民”“公民”等概念，从理论逻辑的角度否定了奴役制度存在的不合理性，分析论述“第一占有者的权利”（“第一占有者对任何一块土地的权利的符合条件：

一、土地尚无人居住；

二、所占土地不超过生存所需；

三、占有土地需要实实在在的劳作与耕耘”）相比“强者的权利”强调的尊重别人的非属于自己的东西，以及“第一占有者权利”与息息相关的生活、土地、劳动之间紧密的关系。另外，他还提到，“社会契约不会摧毁自然的平等关系，相反，它还会以道德及法律规定的平等取代上天可能给人类造成的任何生理的不平等。”“有了社会契约，人们失去的是其自然的自由，以及他们愿意拿什么就拿什么的绝对的权利；通过社会契约，他们得到的是文明的自由以及对自己所拥有的财务的法定权。” 卢梭所追求的自由并不是自然的自由，他认为道德自由才使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在论奴役的章节中，卢梭由家庭到民族、国家的层次阐明了他尊重人的自由之身、反对奴役的观点，“一个人放弃了自由，就等于放弃了人格，放弃了作为人的权利，也同样放弃了自己的义务。对于一个放弃了一切的人，就不可能再有补救之药了。这种放弃是违背人的天性的；若是丧失了意志的自由，一个人的行为就完全没有道德意义了。”他通过契约论确立自由与平等的价值原理，他认为平等的自由主义应被看成是政治运作的法则而不是道德乌托邦。这种自由平等的思想在启蒙运动中以及后来的法国大革命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二卷论述了主权体被放弃与分割的荒谬性，卢梭引用了日本江湖术士的街头魔术作为比喻抨击主权体被分割肢解后又被拼集起来的荒谬滑稽来讽刺那些为君主剥削人民权利，分割主权体的行为；另一方面他也提到了主权权力的局限性，主权的行为是合法的约定、以社会契约为基础，对众人都是平等的，目的是为了有公共的力量和最高权力作为保障。（“权利的平等性以及它带来的公义概念，全都源自于每个人对自身的关爱，也源自于人的本性。公众意志要做到有名有实，其宗旨和实质都必须是为了公众，必须做到来自公众又为公众服务。”）同时，虽然公共意志总是对的，但是它并非总能作出明智的判断，因此也并非总能找到共同利益之所在，于是推理出立法者的存在是必要的。同时卢梭还在此处强调立法者作为指导者其权力应该被架空以分权来保证公众意志不会被少数人转化为个人意志。（“立法是一种特殊的、崇高的职责，与统治人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治人者不该立法，立法者不该治人。”）这种分权的理念与后来被许多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广泛运用的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如出一辙，分权的目的在于避免独裁者的产生。以前，西方的君主及东方的皇帝以至地方官员都集合了立法、执法（行政）、司法三大权于一身，容易造成权力的滥用。而现代的立法、运用税款的权力通常掌握在代表人民意愿的议会中，司法权的独立则在于防止执法机构滥权，这种基本的政治制度正是来源于卢梭以及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的分权的民主政治思想。在论立法体系中卢梭归纳道，每一法律体系努力的目标不外乎两个重点——自由和平等。强调自由，是因为个体受到限制就意味着国家实力的大大削弱；强调平等，则是由于没有平等，亦无自由可言。他认为权力不能演变为暴力，必须通过权威机构和法律形式权力。同时他也提出各个民族需根据其各自的情况制定只适合于自己的法律，“使自然关系和法律在方方面面都达到和谐统一，使法律看上去仅仅是在保障、辅助和改善自然关系，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才能真正牢固和持久。”

第三卷阐述的是政府及其运作方式。卢梭在第三章中概括，世上主要存在着三种政府形式：民主制，即由全体或大部分人民治理；贵族制，由少数人所治理；国君制，由一人治理。卢梭理解下的民主制需要公民具备勇气和忠诚，他还引用一位总督在波兰会议中说过的话“我宁要动荡的自由，也不要平静的奴役。”“如果有一种神明的人民，他们便可以用民主制来治理。但那样一种十全十美的政府是不适于人类的。”而贵族制具有将主权体与政府分开以及选举行政官的长处。由智者统治民众，并确保他们的统治是为了公益而非私立，那这就是最合理最自然的方式了。当然贵族制包含着某种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应该让功德成为比财富更重要的资格。在对君主制的叙述中，卢梭对其弊端进行了一系列地讽刺，自人类发展史看来，君主制是迟早会随着社会发展被唾弃与淘汰的，此处就不多加引用与评论。在实际中，单一形式的政府是不存在的，政府的形式是混合的，通过这种混合的形式在其中寻求制度的平衡点。

第四卷讨论了几种不同的社会组织的选举方式以及各种选举方式对后世的价值所在。卢梭并没有单一阐述政治制度而是综合性地考虑了在当时具有很大权威性的宗教势力，在前面论立法者的论述中他也提到，“各国的缔造者无不求助于神力，将自己的智慧归结为神谕。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就会觉得应该遵守国家的法律，就像遵守自然法则一样。”

卢梭作为启蒙运动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在《社会契约论》中用其独到而富有逻辑性与说服力的言论阐述了其社会契约理论并从法律、立法、公民、政治制度与体制、社会组织形式等多个方面详尽而富有预示性地描述他对社会政治发展看法与见解。《社会契约论》是第一个提出“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思想的，另外卢梭先进的思想树立了雅各宾派的旗帜，而法国国家格言“自由、平等、博爱”便来自《社会契约论》。他的思想为后世象征性、革命性地资产阶级斗争提供了坚实有力的理论基础，为人类社会阶段性重大思想及政治改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第四篇：西方政治思想史读书报告（范文模版）

《西方政治思想史》读书感悟

摩根索指出，政治，是追逐权力的斗争。无论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它的直接目标。吕亚力曾说过：欲彻底了解和评估政治上的重要大事的现象，必须基于对政治思想史的正确认识。一本良好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是国内读者迫切需要的。因此，作为一个政治专业的研究生，必须要具有通晓中外政治思想的能力以及开阔的视野，作为初级读物，我选择了徐大同主持编著的《中外政治思想史》作为专研国际政治学的开端。整整一个学年，静下心来浅读了一下徐大同老师主编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系列。读的过程中遇到很多不懂，借着查阅其它资料，对于这一套书有了浅显的认识，第一部分：前人研究成果、内容及观点

本书是以西方二千五百年来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和历史为主题，加以活泼流畅的阐释。它是一部见解和写法都与众不同的政治思想史，上起古希腊，中经近代国家的演变，美国的启蒙运动，到自由主义的兴起及自由主义激起的各种反动„„一应俱全，蔚为大观。它激荡着思想的声音，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使读者在思考挑战的刺激中，洋溢着捧卷玩味的乐趣。本文将从《中外政治思想史》这五卷书分别描述的不同的时期中简单陈述每历史阶段的主要内容以及我对每一个时期内政治制度的理解与感悟。

第一卷包括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政治思想，时间跨度大约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476年，主要的代表人物有普罗泰戈拉、安提丰、德谟克里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芝诺、克吕西波、安提斯泰尼、第欧根尼、波利比阿，潘尼提乌、波塞东、卢克莱修、西塞罗、塞内卡、爱比克泰德、奥勒留、查士丁尼等。

第二卷：对西方中世纪(5―15世纪)政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系统的梳理。重点介绍了教父和奥古斯丁、格拉修斯、罗马法学家和布拉克顿、索尔兹伯里的约翰、阿奎那、埃吉狄厄斯、巴黎的约翰、但丁、萨索菲那多的巴托鲁斯、布鲁尼、马西略、奥康的威廉、库萨的尼古拉、福特斯库等人的政治思想。

第三卷分15-16世纪、17世纪、18世纪三个历史时段，重点介绍了马基雅维利、路德、加尔文、布丹、阿尔色修斯、格劳秀斯、胡克、弥尔顿、哈林顿、雷布斯、斯宾诺莎、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潘恩、杰斐逊、休谟、柏克、康德等人的政治思想。

第四卷：19世纪至二战，依据资本主义发展的型态分为两编，主要研究了19世纪初至二战西方政治思想的演变，重点介绍了边沁、詹姆斯・密尔、洪堡、贡斯当、托克维尔、黑格尔、孔德、斯宾塞、狄骥、约翰・密尔、马克思・恩格斯、格林、霍布豪斯、博赞克特、霍布森、罗素、威尔逊、古德诺、杜威、尼采、莫斯卡等人的政治思想。

第五卷主要研究了二战以来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和演变，重点介绍了波普尔、阿伦特、达尔、罗尔斯、哈耶克、奥克肖特、伯林、弗里德曼、诺齐克、阿隆、萨托利、沃格林、贝尔、尼斯比特、麦金太尔、马尔库塞、弗罗姆、萨特、列斐伏尔、阿尔都塞、哈贝马斯、利奥塔、福柯、德兹勒、罗蒂、马利坦、奥尔森、布坎南、李普塞特、达伦多夫、伊斯顿、阿尔蒙德、派伊、英格尔哈特、亨廷顿等人的政治思想。

这里以主要思想家的思想为脉络，而不完全以书本的体系，总结了我对于读完这本书多获得的整体感知。不过很明显，我这里不可能把任何一个人的思想能说得清楚，也只能凭我的一点理解断章取义了。

1、柏拉图（古希腊），主要著作：《理想国》、《政治家》、《法律篇》

柏拉图认为，国家应分为三个等级：统治者（哲学家）、辅助者（军人）和生产者，如果一个城邦中的统治者拥有智慧、军人勇敢、生产者懂得节制，且各个等级各司其职、分工互助，这个城邦就实现了正义。由“哲学王”治国是柏拉图的理想国的一个根本。受苏格拉底的影响，他也赞同“美德即知识”，所以，能把握“理念”和事物本质的哲学家不仅拥有高超的智慧、真实的知识，也必然拥有完美的德性。只有让这样一个哲学家治理城邦，且让他拥有绝对的最高权力，才能把城邦治理得好。在理想国里面，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强盛，就必须消灭私心，必须消灭私有制和家庭。

2、亚里士多德（古希腊），主要著作：《政治学》、《雅典政制》、《尼各马可伦理学》、《修辞学》

亚里士多德“第一个有意识地将人类知识区分为不同的学科领域，使政治学成为独立的学科„„这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政治学的开山鼻祖”。（P59）他的目的论认为，所有事物都有一定的目的，都是为了完成某种善业。家庭组成村社，村社组成城邦，所以，作为最高最广的组织，城邦的目的是“至善”。没有城邦，村社和家庭以至个人都失去了意义，就像种子只有成长为大树才有它的意义一样。由此，他有一句名言：“人类自然是走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P52）也有人译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它将政体分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这三种政体都服务于城邦的公共利益，它们的反面分别是：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这三种政体只为掌权者的私利服务。在他设计的理想城邦中，他提倡一种有限制的私有制，并认为奴隶制是城邦的基础；根据他的中庸思想，他认为城邦由中产阶级掌权比较好，因为他们相对于富人和穷人都会不那么怀有强烈的偏见；另外，他非常强调法律的作用，认为普遍的正义就是守法。

3、斯多葛派（又称画廊学派）（古希腊）

斯多葛派开创了西方的自然法传统，他们认为，宇宙是受一种普遍法则支配的统一整体，这种法则或者说理性就是自然法。作为整个宇宙的一部分，人的本性与自然法是一致的，服从自然法就是服从自己的本性，或者说，人与上帝具有共同的理性。由此，他们极力推崇人内在的精神自由，认为这种自由与人的外在境遇无关，只要人“按自然生活”，服从自然的理性（也就是他自己的本性），他就是自由的。所以，“恶人无论有多少财富，多大权力，他也处于受奴役的状态；而有德行的人即使一贫如洗，身陷囹圄，也仍是自由人。”（P67）根据他们的自然法思想，他们认为所有人都是从神那里流溢出来的一部分，是神的儿女，相互间是平等的。

4、西塞罗（古罗马），主要著作：《论共和国》、《论法律》

西塞罗对国家有一个著名的定义：“国家乃是人民之事业。但人民不是人们某种随意聚合的集合体，而是许多人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P74）在政体理论上，他认为最好的政体是由君主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结合而形成的适中的混合政体，这种政体结合三者的优点而能避免各自的不足，因此具有一定的公平性和稳定性，不易败坏。关于法的理论，他承袭了自然法的思想，认为自然法具有高于一切人类立法的权威，是判断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是衡量人类立法和人类行为的准则，那不符合自然法的法律不是真正的法律。（P76）他认为所有人都具有共同的理性，都是自然而平等的。

5、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中世纪），主要著作：《反异教大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诠释》、《神学大全》、《论君主政治》

阿圭那试图调和理性和信仰的矛盾，引进理性和经验的因素来证明神学理论。他将人的理性看作上帝的创造物，但是人本身靠理性是无法认识上帝的，而只有靠上帝的启示，所以理性应服从信仰。而且由于国家是人的理性的产物，而人的理性来源于上帝，所以从根本上说国家是上帝的产物。由此，他论证了教权高于俗权，罗马教皇有权感化、限制以至废黜暴君。他把法分为永恒法、自然法、人法和神法。永恒法是上帝的理性，是整个宇宙的规则；自然法是上帝理性在人类理性中的体现；而人法即为国家的法律；神法却教会法、《圣经》。他论证说，人们依靠理性（自然法）并不能认识上帝，而必须借助神法的指导。

6、马斯雅维利（意大利），主要著作：《君主论》、《论提图·李维的前十卷》、《论战争的艺术》、《佛罗伦萨史》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马斯雅维利是第一个用权力政治观来解释政治、注重统治术的思想家。他曾说过：“谁打算预见未来，就必须研究过去，因为人类历史事件总是和过去时代的事件相似。情况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人的所作所为，一直是，而且将来也是由于人类相同的种种冲动的刺激，所以必然产生相同的结果。”（P127）由此，他依据历史，观念人性，解释政治。他的人性观总体上倾向于性恶论，由此提出一句名言：君主应该“像狮子一样的勇猛，狐狸一样的狡猾”。

7、让·布丹（法国），主要著作：《国家论六卷》

布丹是近代主权学说的创始人，它把主权定义为“超乎于公民和臣民之上，不受法律限制的最高权力”。他认为主权有和永久的性质，绝对性是指它的至高无上、不受限制和不可分割。

8、胡果·格劳秀斯（荷兰），主要著作：《战争与和平法》

格劳秀斯是国际法的奠基人，近代自然法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近代最早将几何学的演绎方法引入法学与政治学的思想家。他坚持认为自然法不依从于上帝，而是以人类本性为基础。导源于人类理性的，是自然法，导源于意志的，是人类法和神法。人类法又分为民法、国内法和国际法等。在他看来，自然法比神法更具有合理性、永恒性和普遍性。他的主权学说不仅认为对内最高，还强调主权的对外独立。关于国际法理论，他认为自然法是国际法的基础，主权国家是国际法的主体，应该按自然法的原则处理国家间的关系。而且他认为，国际法的最终目的是寻求和平，并明确区分了正义和非正义战争。

9、别涅狄克特·斯宾诺莎（荷兰），主要著作：《神学政治论》、《伦理学》

斯宾诺莎是唯物主义的哲学家，他主张哲学应该摆脱宗教的控制，认为哲学应该增加人类支配自然的能力。他从人的本性出发演绎出他的政治原则。“自我保存”就是人的共同本性，每个人都爱他自己。根据这一原则，他推导出了他的社会契约论。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下的人为了避免同类之间的损伤，人们才建立了社会，而社会的基础依据一个定律，即人们任何一个情感非借一个相反的较强的情感不能克服，一个人因为害怕一个较大的祸害，可以不做损害他人的事。（P173）因此，国家要有统治一切人的最大权威，才能保护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但是他也认为国家的权威也以增进人民的福利为限。斯宾诺莎非常自由，认为“政治的真正目的是自由”。不过他着重论述的是思想自由，认为允许自由思辨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但是他同样强调行动守法。他的结论就是：“思想自由，行动守法。”

10、托马斯·霍布斯（英国），主要著作：《利维坦》、《论物体》、《论人》

霍布斯将物质的物体看作是世界的唯一存在，认为一切物体都按照一种必然的因果规律运动着。（P194）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的、欲望是无限的。在自然状态中，由于人人都是平等的，人们由于利益上的竞争、对他人可能伤害自己的猜忌、对名誉的追求会导致人们相互之间残酷的争斗，最终形成人对人就像狼对狼一样的战争状态。这样，人们为了摆脱这种“自然状态”，都约定把自己的全部权力交给一个人或一些人组成的会议，从而组成国家。他认为人们交出权力之后就不能收回也不能背叛，主权者是至高无上、不受限制且不能分割的，但要受契约宗旨的限制：即人们达成契约的目的是为了保存生命。霍布斯认为，除了法律限制以外，个人享有一切行为的自由，并将经济生活的自由看作是人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11、约翰·洛克（英国），主要著作：《论宗教宽容》、《政府论》上下篇、《人类理解论》、《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

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阐述的唯物论的经验论是他研究社会政治问题的理论基础，他认为理性是人自身的产物，是以经验为基础的理智的认识。洛克从父权方面对君权作了批判；支持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的原则。他认为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是自然权利，其中财产权是其它权利的基础。政府的目的就是作为一个公正的裁判者，维护公民的自然权利。他认为国家有三种权利：立法权、执行权、对外权，立法权是最高的权利，但不能超出公共福利的限度。为了防止出现政府专制的问题，他还提出了政府解体和革命的思想。

12、孟德斯鸠（法国），主要著作：《波斯人信札》、《罗马盛衰原因论》、《论法的精神》

孟德斯鸠使用历史的方法，力图以事实为根据，探寻社会、国家和法律制度的存在规律。对法的精神的阐述是他政治和法律思想的基点，所谓法的精神，就是一个国家的法律、政体、自然环境、土地、气候、生活方式、宗教、贸易、风俗习惯之间的关系的综合，它归依于理性。在他看来，只要掌握了法的精神，就能制定出合乎理性的法律，从而建立起理想的政治制度。在法的精神中，他特别强调政体和政体原则的作用，认为一国政体最终决定了该国法律的性质，只有一个好的政体才能有好的法律制度。他认为，民主制的原则是品德，贵族制的原则是以政治品德为基础的节制，君主制的原则是荣誉，而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

他还论述了自由的问题。它把自由分为民事自由和公共自由两个方面，认为政府应该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财产自由和信仰自由。他否认道德可以保证权力用于正当的目的，“一切有权力的人都易于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P238）。为了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他提出了著名的三权分立学说，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别由国会、国王、法院执掌，三权相互合作又相互制约。

13、让·雅克·卢梭（法国），主要著作：《论科学与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论政治经济学》、《新爱洛伊丝》、《爱弥尔》、《社会契约论》、《让·雅克反对卢梭》、《忏悔录》

卢梭认为，人们生而平等，现实中的不平等都是由社会造成的。在原始自然状态下各孤立而平等的人由于私有制的确立而产生了富与穷的分野；随后国家和社会把保障私有制和确认不平等的法律固化，并产生了政府和官吏，由此确立了强与弱的分野；随着政府腐化堕落为专制政权，暴君把一切个人都变成最盲目地服从的奴隶，从而确立了主人与奴隶的分野。不平等就是这样一步步地建立起来的，而私有制是社会的万恶之源。但是卢梭并不赞成取消私有制，而是主张财产占有上尽可能地接近平等，并认为在社会中财产权是公民权中最神圣的权利。他认为人们根据契约建立政府的目的在于保护“构成他们生存要素的财产、自由和生命”，如果人们建立了一个“人民主权”的国家，个人就会“以更大的力量来保存自己的所有”（P245）。

卢梭是近代西方第一个完整地提出人民主权说的人。他认为主权实质上由公意构成，且人民必须直接行使主权。法律是国家的唯一动力，是主权者意志的体现，是公意的行为。任何个人的命令都不能构成法律，人人都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人民主权的国家，其法律和权威具有最普遍的意义，是人民的呼声，因而总是最公正的。他认为人们服从法律就是在服从正义，“服从自己本人”，也就是自由，由此，他的公共意志理论把自由与服从统一了起来。

14、夏尔·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法国），主要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卷、《回忆录》、《旧制度与大革命》

民主思想是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他通过对法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同美国政治制度的比较，指出民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未来的社会是一个民主、法制的社会。他一般将民主看作是“平等的趋势”。民主政府虽然有很多优点，但也有一些缺点（以美国为例）：美国的民主法制经常是残缺不全的，民主常常在选择受托执政的人员方面犯错误，民主为“多数的暴政”埋下了种子。

关于革命的思想，他认为革命只是设法实现历史上已经准备好的东西，并建立一种新的合适的社会秩序，“使政治状况适应社会状况，使事实适应思想，使法律适应风尚”（P350）。但是，革命的破坏性也很明显。它会破坏旧制度中好的东西，旧制度死亡了，万劫不复；新的忧虑形成了，令人坐立不安，“法国大革命成为千秋万代既敬仰又恐惧的对象”。

15、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英国），主要著作：《论自由》、《代议制政府》、《功利主义》

密尔是功利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把趋乐避苦视为人的行为的唯一动机，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看作根本的道德标准。他认为“功利主义者判断行为的标准不是行动者本身的幸福而是公众的幸福，行动者必须和客观而仁爱的旁观者一样，采取不偏不倚的立场”（P376），从而减少了功利主义的极端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色彩。

密尔的自由理论也被称为“群已权界”论，因为他把划分个人与社会之间权力的界限作为他自由问题的关键。他认为每个人的自由是社会发展的条件和动力，要保障个人自由，不仅要防止政府的暴虐，还要防御习俗、多数的舆论、得势的意见等所赞成的社会的暴虐（P377）。由此，他提出了自由的两个基本条件：个人对不涉及他人的行为拥有完全的自由；个人必须对伤害他人利益的行为负责。密尔特别论述了思想言论自由，认为它不仅是反对腐败和暴政的重要保证，还是认识和获得真理的重要途径。他还认为，个性自由有助于人类智力活动和道德取舍能力的提高，是个人幸福的必要条件，并认为社会“进步的唯一可靠而永久的根源还是自由，因为一有自由，有多少个人就可能有多少独立的进步中心”（P379），而习俗的专业和个性的丧失会压抑个人的革新和首创精神。由此，他把评价政府好坏的标准描述为两个：一是看它“促进社会普遍的精神上的进步的程度”；二是看它“将现有道德的、智力的和积极的价值组织起来，以便对公共事务发挥最大效果所达到的完善程度”（P382）。在他看来，任何政府所能具有的最重要的优点就是促进人民本身的美德和智慧。理想的最好的政府形式就是主权或作为最后手段的最高支配权力属于社会整个集体的那种政府，在较大的国度（面积和人口超过一个小市镇）里，就是代议制政府。

第二部分：对中外政治思想史的感悟

古希腊罗马时期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遗产，特别是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政治观、观察政治的独特视角，以及解释政治的基本立足点；．从神命政治观、自然政治观、人本政治观到伦理政治观，是一条大致的线索；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人政治学的学科体系，标志着古希腊的政治思想发展到了巅峰。希腊化时期，政治思想呈多元化发展态势，主要是出现了伊壁鸠鲁派和斯多葛派的对立。古罗马的思想家们延续了前人的思维模式，也创生了自己的共和主义思想，政治思想最终走向神事和人事的二元化。历经千年的中世纪政治思想是近代政治思想的直接源头，它包括从罗马帝国时代到中世纪末期的基督教神学政治思想、罗马法学家的政治思想，早期日耳曼人的民主法治观念，中世纪中后期的封建主义契约思想和政思想，中世纪晚期民族国家思想的萌芽和新兴的城市市民政治思想等。政治思想的中心问题是政教关系，表现为教权派与王权派的斗争。基督教的二元主义政治观和日耳曼人的民主法治思想是两条主线。书中将政治思想的发展融入中世纪的经济、政治、宗教、政教关系以及思想文化的变革进程中进行考察，既有对著名政治哲学家宏大理论体系的评介，也包含对广泛渗透于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政治制度和政治斗争、社会关系甚至行为礼仪中的政治观念的精心提炼和分析，展现了中世纪政治思想复杂多元的面貌和不断创新变革、推陈出新的特点。政治理论的世俗化和现代是这一时期政治思想的突出特点：西方近代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主导地位的确立，权利政治观取代神学政治观成为这一时期普遍的政治观，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论成为论证新政治思想的出发点和路径，自由主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潮；同时资本主义发展所引发的各种复杂尖锐的矛盾，又造成了各种思想流派之间激烈较量。欧洲北美各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道路，又使各国政治思想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以英美革命和法国革命两种范式为背景形成了以洛克与卢梭为代表的“宪政民主”与“激进民主”两种思想传统。对资产阶段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思想的继承、批判和超越是这一时期各种政治思想的主题；自由主义在这一时期活跃始终，确立了其在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主流地位，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非理性主义、法西斯主义等政治思想也十分活跃，政治思想更趋多元化；马克思主义则提出了研究政治现象的阶级分析的方法，以此探究国家的本质，开启了人类政治观念的伟大变革；政治思想更趋于实际，对政治制度和社会问题的阐释从“应然”走向“突然”，突出的表现是实证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实用主义、行为主义的不断发展。这一时期政治思想的突出特点是：各种政治思潮异彩纷呈，既相互冲突，又相互借鉴和渗透；同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类意识形态成为冲突的焦点。二战后，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两大思潮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成为多数欧美国家的政治实践，推动了西方福利国家的建设。但福利国家政策造成的新问题，促使了西方福利国家的建设。但福利国家政策造成的新问题，促使了新左翼激进主义的崛起和新左派运动的爆发。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危机，引发了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并且导致了生态主义、女权主义等新兴思潮的涌现。进入80年代后，新保守主义盛行，左翼思潮受挫，互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但90年代后期，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复兴，奉行“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民主主义再度兴起。

第三部分：当前国际局势及中国与大国博弈方式、解决问题的方法

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在继续深入发展。在此情况下，国际形势的变化动向，以及我国国际处境的好坏，对我国正致力的全面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及时了解和认清国际形势发展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能使我们更好审视判断我国当前面临的整体环境，更好地理解我国加快改革调整的总体方针政策。

一、世界经济温和复苏，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未根本解决 去年以来，世界经济保持温和复苏势头，总体上走出了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目前，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恢复情况都好于预期。但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存在，世界经济的发展走上正轨还面临许多严峻挑战：

1、世界经济复苏很不均衡。

2、世界经济复苏基础仍较脆弱。

3、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方兴未艾，但引发危机的结构性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

4、各国需要加紧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二、力量对比变化推动着国际体系的演变，大国关系的调整更显复杂 经过国际金融海啸的冲击，国际力量板块正在发生新的变化。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地位下滑，中国、印度、巴西等一批新兴国家加速兴起，新旧力量的相互挤压，推动大国关系的调整呈现更加复杂的态势。09以来，各大国的高层会晤、互访非常频繁，就当前国际重大问题及各方的利益关切展开对话、沟通。

三、地区热点此起彼伏，国际安全形势更显复杂 当前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总体上仍然保持缓和态势，但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也在继续交织发展，给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带来新的挑战。虽然目前大国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因民族、宗教、恐怖主义、核扩散、陆海边界、能源、粮食、互联网纠纷、气候灾害等所引发的问题明显增加，且扩散效应更加突出，成为考验各国应对能力的重大挑战。

四、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持续上升，全方位外交活跃世界舞台。

面对我国国际地位变化和国际形势发展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我国以更主动的姿态展开全方位外交，积极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维护了总体有利的外部环境。积极开展峰会外交，扩大我国的影响力和发言权。国际峰会的高规格、权威性，既是各国直接表达自己声音的最佳场所，也是有效处理问题和发挥影响力的极好机会。“世博外交”、“亚运外交”成为新的重要平台，促进中外相互理解与信任，展示我国开放包容、热情友好的形象。与大国的关系出现问题，往往产生损害到发展和安全的严重后果。去年以来，中美关系的压力明显加大，复杂性的一面进一步显现。面对中美关系事端频发的不稳定状态，我国在正视现实，承认中美结构性分岐长期存在的基础上，为化解纷争展开了高层战略对话和协商，敦促美方切实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排除两国关系的干扰，维持了中美关系大局的稳定。中俄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得到不断深化，在能源、安全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合作成果。同时还保持了中欧关系平稳发展势头，加强双方在国际金融改革、全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合作。同时还保持了中欧关系平稳发展势头，加强双方在国际金融改革、全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合作。巩固和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增进政治互信，改善民意基础。深化同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此外，通过推进多边区域合作还增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政治上的互信。金融危机后，我国不仅积极推动国际经济重建和国际体系的调整，我们还本着建设性的态度参与伊核、朝核问题会谈，支持周边国家政府稳定国内政局的努力，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在防核扩散、能源、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上，主动与国际社会展开合作。中国还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既从自身做起，也积极承担国际义务，发挥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综评

哲学与政治学学院

国际政治

郭玮（12013010403）

第五篇：吾约与吾民——《社会契约论》读书报告

吾约与吾民

——《社会契约论》读书报告

摘要：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发展壮大，卢梭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社会契约论》也应运而生，本书为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美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理论纲领，同样地卢梭并没有超出他自己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在他的书中有一些空想的和反科学的观点。

本文将在对《社会契约论》要点的初步整理的基础上，重点对第一卷的一些关键字句进行个人解读，并尝试将部分社会契约理论运用于近几年的热点时事分析。文章的最后，笔者也将对书中一些观点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和补充。

Abstract: 18th century had seen a great growth of the Enlightenment in France.Rousseau w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in that period and his social contract theory, a theoretical research based on its social conditions, was regarded as the catalyst to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the cornerstone of modern democracy.However, social contract theory also has some defects as the result of the limitations of its time and class.Based on the summary of main points, this article will mainly focu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ome key sentences in the first volume.After that, this article will try to apply some theories in the book into the analysis of concerning issues in our daily life.In the end, some points in the book will be complemented according my own understanding.关键字：要点整理；个人解读；时事分析；观点补充

Key words：Summary of main points;Interpretation;Application;Supplement 正文：《社会契约论》是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于1762年写成的一本书。《社会契约论》中“主权在民”的思想，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深刻地影响了逐步废除欧洲君主绝对权力的运动，和18世纪末北美殖民地摆脱英帝国统治、建立民主制度的斗争。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及两国的宪法均体现了《社会契约论》的民主思想。

如今，二百五十余年已过，《社会契约论》历久弥新，仍被各方专家学者广泛用于热点分析、法规制定、政策评估等等各个方面，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历史基础，是现代思想理论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卢梭基于什么样的思考要创造这个理论？什么样的理论可以如此经久不衰？揭开社会的面纱，我们的世界又将是怎样？带着如此种种的问题，笔者翻开了《社会契约论》。

一、理论整理

（一）作者生平。

让-雅克·卢梭于1712年6月28日生于日内瓦，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政治家及法学家。他从来没有上过学,连一天的学校教育也没接受过。他出生后三年,绝对君主专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逝世,王位由年仅5岁的路易十五继承,在他执政期间,宫中大兴土木,日日行乐。在他的治理下,贵族、教士和官僚的特权不断增多,而人民的赋税负担却一天天的加重。这是一个贪婪腐败的政治制度,是一个不公平的社会。卢梭发现 “所有的一切问题的根子都在政治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人民不是他们的政府的性质使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就成为什么样的人的。” 1741年卢梭到了巴黎，他和启蒙思想家们结下了友谊。1750年，他以《论科学与艺术》一文获得第戎科学院征文首奖而扬名法国，这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从此他进入学者之列。于是他从1744年就准备写一本《政治制度论》来阐述他在这方面的见解,但这本书最终没有写完,他只把其中可供选择的部分抽出来,加以整理,就成为这本举世闻名的著作《社会契约论》,于1762年4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发行,但这本书从一开始就在欧洲大陆受到了各个政府的查禁。卢梭从此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活,于1778年7月2日含郁而逝。

（二）《社会契约论》简介。

《社会契约论》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杰作，主要表述的是探究是否存在合法的政治权威。然而，他所说的政治权威在我们的自然状态中并不存在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社会契约。在社会契约中，每个人都放弃天然自由，而获取契约自由；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只有每个人同等地放弃全部天然自由，转让给整个集体，人类才能得到平等的契约自由。

卢梭在书中坚持社会契约论，主张建立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强调自由平等，反对压迫；提出“天赋人权”，反对专制、暴政。其思想对当时社会制度进行道德评价或改造，为资产革命等提供理论根据。卢梭的思想理论对法国、美国等国家宪法建立起到重要作用，也对推动我国新民主义革命也产生深远的意义。

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卷分为九章主要探讨的是人类社会赖以建立的合法基础。卢梭在第一章重点指出了:“社会秩序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然而这项权利决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建立在约定上的；第二章到第五章卢梭主要驳斥了有关权威的几种错误理论；第六章到第七章他论述了权威的基础；第八章到第九章他论述了公约产生的效果。

第二卷分为十二章主要探讨的是主权的特性和如何为一个国家的人民立法。卢梭在第一章到第五章指出了主权的特性即不可转让、不可分割和具有界限；第六章到第七章主要是论法律和立法者；第八章到第十章他主要论述了各种情况不同的人民；第十一章到第十二章他主要论述了立法问题。

第三卷分为十八章主要探讨的是政治法,即政府的形式。第一章到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政府的各种不同形式；第三章到第七章论述了几种不同形式的政府:民主制、贵族制、国君制和混合制；第八章到第九章论述了政府和国家;第十章到第十五章论述了政府与主权者之间的对立；第十六章到第十八章论述了政府的创建。

第四卷分为九章主要探讨的是巩固国家体制的方法和公民的宗教信仰。第一章论述了公意是稳固而持久的,是不可摧毁的；第二章到第四章论述了政治制度的运作,选举和投票；第五章到第七章论述了几种特殊的官职:保民官制、独裁制和监察官制；第八章论述了宗教和国家的关系；第九章是《社会契约论》的结论。

卢梭通过写《社会契约论》这本书，想要唤起沉睡的人们，让他们了解到自由平等的思想，反对大私有制及其压迫，让人们联合起来反对专制和暴政，帮助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从封建专制主义下解放出来，实现社会的平等。

二、理论理解

从全书来看，第一卷分为九章主要探讨的是人类社会赖以建立的合法基础，是整本书的基石，是整个立论的基础。由于时间和篇幅有限，笔者将此部分的重心定位于第一卷的解读和理解，将选取第一卷的几个关键的句子，谈谈自己对《社会契约论》的认识。

（一）“人生来是自由的，却无处不戴着枷锁。”

这是卢梭在第一卷里便指出的一句经典名言。这句话是卢梭对自己生活环境的高度概括。18世纪的欧洲，技术的进步和新的生产方式及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之前，经历了漫长、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封建专制，奴隶制延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新的生产方式及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人们意识形态领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始思考社会深层次的东西。卢梭就是其中一个。他认为在当时的社会形势奴隶制是很荒谬与不可思议的，因为没有一个拥有健全理智的人会去无偿地奉献自己。

然而，为什么有人还愿意戴着枷锁呢？那是一种被迫。为什么有人正努力挣脱枷锁呢？因为每一个公民获取自由是正当的，或者说别人根本无法剥夺他获得自由的权利，自由是基于社会契约之上的。枷锁来源于哪里？枷锁来源于强力，而非代表公民意志的社会契约。

（二）“亚里士多德早在他们之前也曾经说过，人根本不是天然平等的，而是有些人天生是作奴隶的，另一些人天生是来统治的。”

在社会契约论里面，每个人都是自由（该自由是指社会状态下的自由，而非自然状态下的自由）且平等的。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仔细分析这句话，似乎有点本末倒置。应该是存在有些人由于怯懦，不敢反抗，做了奴隶，另一些人后天获得某些强力，试图统治别人，导致了人与人的不平等的，并依靠建立奴隶制度等手段，延续了这种不平等。卢梭认为，只有生在奴隶制下的人才是“生来作奴隶的”，他们在枷锁之下丧失了一切，甚至丧失了摆脱枷锁的愿望”。这并不是一种自然的状态，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前提。

（三）“人的天性的首要法则就是保护他自己的生存；他首先关心的，是照顾好他自己。”

这应该是建立社会契约最初的出发点。社会契约使每个公民从自身权利中让渡一些给社会，以寻求社会对自己的利益和权利的保护。没有人会考虑建立社会契约以后总体的利益有没有增加，大家都各自考虑自己的个人的利益的增减以及最基本的生存情况。

社会契约中几项人皆认可的条款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首先，既然每个人都要把自己奉献出来，所以条件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不愿意成为他人的负担，也无法成为一枝独秀的受益者。

其次，这种转让必然是毫无保留的。如果个人还保留某些权利，由于缺乏个人与公众之间的共同的仲裁机构，所以人人都是自己的仲裁者，那么，自然状态就会保留，契约结合体就会名存实亡。

最后，究其最根本原因，每个人既然把自己奉献给所有人，他就等于没有奉献给任何人，而且，不管在哪一个结合者身上，人们都可以获得自己所让与他人的权利，所以人们的所得和所失是对等的，反而获得了保护自身所有的更大力量。

（四）“人类便被分成一群群的牛羊，每一群都有它自己的首领；首领保护他们就是为了要吃掉他们。”

看到这句话，笔者不禁想起了一句话：“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来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来年无兽。”这是一种“可持续掠夺”的概念。但是，两者初看一致，其实相差很大。其中最大的差别就是，公民和他们选举出来的“首领”是生而平等的，而渔民、猎人和鱼、兽并不平等。这也就导致了鱼、兽只能被迫地接受被猎杀的命运，而公民可以通过选举或者暴力推翻一个政权，从而避免有人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

但是，这句话有并非全错。国家的财政需要源源不断地从国家的人民手中“掠夺”。掠夺不一定是暴力手段，比如纳税。如果有一天国家不再向百姓征税，笔者想应该没有人会反对，因为没有人想要被掠夺。但是国家就无法保护自己的子民。强制纳税。也许就是所谓的“国家是必要的恶”吧。

（五）“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是对合法的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 强力不能形成服从的义务，那么，人们可能通过协议向国王转让自由而形成合法的服从状态吗？卢梭认为，单个的人在特定的情况下可能出卖自己以便让自己活下去，但全体人民根本没必要这样，他们向国王出卖自由，却得不到任何东西作为回报。有人认为专制主可以向臣民提供太平，但由于人民对专制主毫无约束力，这种太平是极不可靠的，而且太平本身并不一定就是好东西：“监狱里的生活也很太平，难道这就足以证明监狱里面也很不错吗？”

这也回答了在本章的第一句话：即使是最强者，如果他不把他的强力转化成权利，把服从转化成义务，他就永远不可能当主人。

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为什么大多数人们会遵循它们？笔者认为，因为在他们心中，这些规则已经成为一种义务，必须遵守的规定。

(六)共同体在接受个人财产时绝不是在剥夺个人的财产，它只是确保个人合法地占有财产，把占有变为一种真正的权利，把使用权变为所有权。

共同体接受个人的财产与个人拥有财产在社会契约论里面并不矛盾。因为无论个人以何种方式取得财产，每个人对于他自己的财产的权利永远从属于共同体对于所有人的权利。这句话也很好地诠释了之前提到的“人的天性的首要法则就是保护他自己的生存；他首先关心的，是照顾好他自己。”当不存在社会契约时，每个人的个人财产并不安全，时时刻刻受到外界强力的威胁。因此，人们倾向于制定了社会契约，把所有社会成员至于共同体的管制之下，把占有变为一种权利，确保每个人合法地占有财产。

（七）基本契约不会摧毁自然的平等，相反，它以一种道德的、合法的平等来代替自然所带来的人与人之间身体的不平等，人们在力量和天赋上可以是不平等的，但是通过协议并根据权利，他们都是平等的。

这句话非常浅显易懂，但内容非常深刻。卢梭曾提出一个疑问：“什么是可能好的政府？”笔者想这句话应该就是卢梭心中的答案——一个好的政府就应该抹去公民在力量和天赋上的不平等，从而使每个公民都是自由平等的。但是，这句话也成了很多专家学者攻击卢梭的攻击点。他们认为，卢梭的思想有绝对平均主义色彩，他致力于抹去（或者说不承认）人与人之间在生理上的差异，强调绝对的平等。卢梭的平等思想更偏向于理想主义。

三、理论应用

《社会契约论》中的民主、自由的思想，已深深影响了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我们所处的社会虽有别于西方社会，但社会契约论仍给我们思考一些热点问题提供了新的角度。下面笔者站在社会契约论角度上，对社会热点问题提出的一些自己的观点。

（一）关于死刑存废问题。

笔者个人更加偏向于废除死刑。笔者觉得人的生命是有绝对价值的，它不应该，或者说，不能够被我们法律价值体系所衡量，说什么，如果凶手被判处死刑，有利于公平与正义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有利于保护司法的威严，有利于减少处罚成本，„„，这些观点都是基于一个生命的价值不如这些“有利于”的价值所说的，认为个人生命的价值应该让渡于社会整体价值的增加。既然生命权是天赋的，是自然的，是先于社会形成的，是其他各种权利和义务的基础，它就是有绝对价值的，在任何参考系下都不能剥夺。

有同学的会反驳：罪犯的生命是天赋的，不可侵犯，那么，受害者的生命难道不是吗？他们的生命凭什么被剥夺？

笔者的观点是：如果A杀死了B，并且被处于死刑。虽然，两个人都死了，一命抵一命，但是，他们的死是不一样的。Ｂ的死是因为Ａ在行使自己权利的时候侵犯了他的生命权，而Ａ的死是因为社会或者政府剥夺了他的生命权。

笔者要问：政府是否有权力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指出，当人们缔结成一个社会的时候，他们会出让一小部分权利，但这些权利并不包括生命权，也就是说，社会或者政府没有权力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权，或者说，社会或者政府剥夺个人生命权的行为是违“法”的（这里的“法”当然不是指现实中人为制定的法律法规，而是人的本质与精神意志的）。

Ｂ的死的确是Ａ一手造成的，Ａ的确侵害了Ｂ的生命权，是违法的。但是，Ｂ的生命权受到侵害已经是既定事实了，我们要讨论的是如何给予Ａ合适的惩罚，而不是Ｂ天赋的生命权为何可以被Ａ非法剥夺。至于对Ａ的处罚，首先，因为生命拥有绝对价值，政府与社会都无权剥夺；其次，个人也没有合法剥夺他人生命权的权利（非法剥夺当然存在）；那么，社会只能从个人在缔结成社会时出让的那部分权利中选择部分进行剥夺，比如终生监禁（剥夺自由权）等。

（二）义务教育免费的社会契约论解释。

“义务教育”思想是由日本传入我国。在我国义务教育思想在清末发轫的时期，有志之士在论及义务教育莫不是从免费说起的。罗振玉在《教育世界》中向国人介绍日本的学校是描述道：“学生入学，必具束修等费，唯寻常小学为国家义务教育，不受束修。”1902年，张之洞也提出湖北各官立中小学堂永不收费。由上可见，义务教育这一特殊的教育形态，一经产生便在民众与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隐形的社会契约。这一契约不是由法律来规范，而是由国家举办义务教育的初衷所形成的社会力量来保护。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到过：“尽管这些条款也许从来就不曾正式被人宣告过，然而它们在普天之下都是同样的，在普天之下都是为人所默认或者公认的。”在这种无形的力量的约束和推动下，完全免费的义务教育成为国家与民众的一个基本理想，人民将不遗余力地义务教育完全免费。

（三）关于广州茂名PX事件。

笔者认为，类似于广州茂名PX事件，和其他很多群体性事件一样，大部分参与者（尤其在互联网上）与该事件并无太大关联，他们只是借机发泄自己对社会的不满。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说过：“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干本原因再与个人无法找到协商机制和利益维护机制。”这句话中个人利益维护机制的建立、个人与政府机构协商机制的建立无疑都体现了契约社会的根本要求。因此，群体事件的消解有赖于个利益群体之间的相互信任，而相互信任的前提是协商与约定。因此，要消除群体事件隐患或者化解群体事件，社会契约理念必不可少。

1、政府要增强“权由法授”理念。“权由法授”是社会契约论的一个基本理念，公共权力存在的目的在于保护人民的利益。

公共权力仅来源于人民的授予，人民的授予表现为法律的授予。政府官员在他的每一个政府行为中都受到法律的限制，除了法律允许的事情之外，他不能做任何其他事情。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对于个人，法无禁止即可行；对于政府，法无规定及禁止。

然而，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却是行政机关的权力过大过强，权由法授的理念比较淡薄，政府做着一些不该做也做不好的事。面对这一情况，我们即应强调以德治国，以德治官，也要加强官德教育，更应强调以法制权，通过法制建设，以明确而有效的法律来制约权力，从而从根本上杜绝基层干部简单粗暴的工作作风。

立足中国国情，我们应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机构中的核心地位得以落实，是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成为代表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机构。政府要严格做到依法行政，它只是执行机关，执行来自于人民代表大会的决策。重大决策都要经过当地人民代表大会的审批，只有这样才符合法定程序，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实现，从而从源头上根治群体事件。

2、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以架起政府和公民之间的沟通桥梁。政府是政策和制度制定的主体，但政府也有“失灵”的时候，它不可能也无法预计并满足社会不同群体千差万别的利益需要，尤其是那些弱势群体的利益需要。因为弱势群体由于自身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处于边缘地位，他们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话语表达的能力相对弱小。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社会资源不能得到有效的配置和利用，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受损而另一部分社会成员得益，从而留下群体事件的隐患。为了减少乃至避免政府的失灵，为了增强政府政策、制度飞公平与正义，就需要另外一种力量通过政治参与、民族监督等方式来加以保障，而这一力量的最重要来源就是公民社会。

在社会契约论中，公民社会是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是各种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契约社会与公民社会有着密切的关联。正是通过公民社会，契约论的“人生而自由平等”的愿望才得以走向现实，一个成熟的契约社会也肯定是一个公民社会得以充分发展的社会。公民社会通过参与政治生活已表达自己的意愿和建议，自下而上地影响、制衡政府政策和制度的制定；公民社会还可以综合所代表成员的利益并向政府反映，为公民向政府进行利益表达提供了一种缓冲机制，起着充当公民与政府之间桥梁和纽带的作用。这利于关照社会各阶层、个群体的利益，今儿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从而消除群体事件的隐患。公民社会的更大作用体现在群体事件的化解中，其桥梁作用能有效抑制事件的升级，促进对立双方的和解；其对自身成员的影响力也可约束其成员在事件中遵循一定的法规和秩序。

3、政府决策应尽可能吸纳民意使之成为公众愿景。社会契约论认为，个人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才组成了社会，个人把自己的一部分自然权利已契约的形式让渡给国家，授权政府去管理，那是以国家更好地保护他们的利益为前提的。契约与民主是相通的，在政治不民主的情况下，共同的意志就无法表达和实现；管理者难以获知各个个体的意思表达或利益要求，个体也无法对管理者实施监督；公共权力就容易脱离个体而成为独立的力量，成为一种对于人民来说是异己的力量，侵害个体的利益，从而留下群体事件的隐患。

因此，我国迫切需要在法律基础上建立起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相互制约的权力运行机制，要“确保权力正确行使，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作”，要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要把这些作为法律和制度订立下来，使其得以确实的施行而不是指停留在空洞的口号上。只有这样我国才能更多地朝政治民主方向迈进，才能保证公权始终用来为民谋福利，从而使群体事件更多地得以消解，社会更多地走向和谐。

4、加强公众法制教育使之心有“法意”，行有规范。在社会契约论看来，法律是人民与政府之间的“约定”，一经生效，彼此都应严格遵守。即使原“约定”不公平，在以合法的途径修改它之前，人们都要诚实守信而不能违背它，更不能诉诸于暴力。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普法教育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广大农村地区的人民的法制观念仍相当淡薄，在群众中间还远未形成学法、知法、懂法、用法的浓厚氛围。在实际生活中，不少农民在觉得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时，他们并没有想到用法律的武器来寻求保护，而是甘愿冒着法律严惩的危险，用非法的、暴力的手段来进行或扰乱破坏。这是群体事件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见，要消解群体事件就必须加强公众法制教育，不断提高公众尤其是农村地区群众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

四、理论补充

1、作者在构建社会契约论的时候，假设处在一个“社会契约前的社会”，在那个时期，每个人都是自然人，每个人都淳朴的、幸福的、自由的、独立的和和平的，生活于一种完全孤立的、没有任何社会联系的状态。换句话说，那时候，每个人都独立地活着，没有人类社会的存在。

笔者不太赞同作者将人类与人类社会割裂的做法。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形成是同一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社会契约。但人类还不能称为“人”的时候，人类的祖先便开始群居，在这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定的行为规范，虽然这些行为规范是“潜规范”。随着群居的发展，或者说随着劳动的发展，人类和人类社会最终得以形成，在这个人类的发展过程中，人类社会的契约也在斗争和妥协中不断发展，并且，一部分“潜规范”逐步变成“显规范”，即国家法律。与此同时，社会契约的范围也不断扩大，人类社会最终也由小群落走向了国家。

2、卢梭认为政府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可。卢梭的时代虽然有共和国，而且卢梭当时也是日内瓦共和国之公民。但当时国家形态的主要模式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故卢梭有此观点问世。笔者个人认为，若不提出这样的观点，而是明确提出政府是公民的代理机构，国王或总统是公民的代理人的观点可能更容易解释他的逻辑。在政府是公民代理人这理观点之下，国王或总统的权力必然必须得到人民或公民的认可。当然，他们失职也应当受到人民的弹劾。

3、卢梭认为，如果主权者走向公共意志的反面，社会契约就遭到破坏;人民有权决定和变更政府形式和执政者的权力，用暴力的手段推翻违反契约的统治者。其实，笔者觉得这里包含了两种含义。其一是以和平的方式，即定期选举的方式更换自己的统治者，实为代理人。其二是当代理人实际上变人民的统治者，人民就有权力起来反抗，直接更换这些僭权者。

五、读书报告小结

写到这里，本文已经从理论整理、理论理解、理论运用、理论补充四个方面对《社会契约论》谈了自己的理解。由于读书报告写的时间跨度比较长，报告各部分独立性比较强，有必要做一个小结。

笔者认为，社会契约的实质就是解决国家权力来源合法性基础的。在现代民主政治国家，政府及其公共权力来源于人民的直接或间接授权。人民与政府的授权和被授权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契约关系。虽然这种契约关系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承认，而且在短期之内也不可能被中国政府引入，但其作为西方政治民主制度的基石，作为世界政治法律学说史上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在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公共政策与法律制定过程中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但是，任何理论学说都有各自生存的土壤，都有自身的局限性，盲目搬抄不可取。《社会契约论》也并非尽善尽美，其立论基础饱受质疑，其绝对平均主义色彩饱受指责，一些名词概念也有待商榷。这些都是我们在引用社会契约理论是应该注意的问题，也是我们可以将社会契约探讨至一个新高度的视角。任何理论都是在否定中发展的，这是历史的使命，也是我们的使命。

最后，卢梭在学术上的原创精神以及他为了人民，为了真理敢于直言，敢于献身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现在社会功利化之风盛行，一些学者也难免深受其害，过分关注自身的利益和前途，只会歌功颂德，不敢揭露社会本质的问题，只会东拼西凑，没有自己的思想成果。这将是学术的悲哀，也是民族的悲哀。一群敢于为真理献身的人，才是一个民族的希望。参考书目

1：[法]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杨国政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

2：［英］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刘北成、李少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3：李平沤，《主权在民VS朕即国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