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初探白鹿原的原野性嫁接
初探《白鹿原》的原野性嫁接
------读《白鹿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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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白鹿原》里也写灵、鬼、风水、占卜等事情,作者用原野人的视角和审美来看待他们视野里的男人、女人及女人和男人的事情。在小说的阅读过程中,感觉不到对这些“迷信”的仰视或俯视,作者只是以一种忠实的态度讲述着原野人真实的生活存在。似乎作者没有在中国文学艺术的思潮里起伏过,在这部作品中找不到他对这些所谓的非主流物件的变形揉捏。这种写作的精神是不得不令人仰视的。
关键词:《白鹿原》;虚构;真实;原野性
在小说《白鹿原》中,白鹿在人们意识的渲染中与民间风水一事相挂钩出现,使它带上了神秘的浪漫性和某种内藏的指向性。
白鹿在人们的心目中历来就是一灵圣之物,它似真似假地在人们的生活中隐现,也因此拓展开了小说虚构与真实的原野性情节。近代中国革命的走向是小说的大底色和深层脉络,这是真实的;而所谓的风水迷信之事,如小说中白鹿原的人们就相信这一带相传的白鹿的隐现之地就是风水宝地;白嘉轩为了改变霉运而用尽了心机,并用好地换差地的代价获取了被他发现的“风水宝地”;鹿三在他亲手杀死了不守妇道的儿媳小蛾后,就经常神智混乱,说是给小蛾的鬼魂附身了;朱先生的“言说”与事件发生的巧合或者说是他的“料事如神”……它们与历史的真实被作者“搅拌”在了一起,像是河床与河流的依存关系,在白鹿原上让人难解难分。而小说的叙事态度始终是平和的,作者以一种不冷不热的口吻,给人们呈现了一部属于华人的史诗性大作。
在中国几千年的生活史中,我们历来都是怕鬼的,后来我们出现了不信鬼也不信神的生存状态,直至把与这些看起来有关联的东西都打进了“封建迷信”的死角,于是不少的事情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文学艺术作品中都以一种畸形的样子出现。在激荡的文学思潮中,很多在生活中存在但又用现有的科学知识难以解释的现象归入了“迷信”之流。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在这一截时间里的作品对这类题材是不“公平”的。我们总是以一种主流视角而加以俯视,并在主流话语里使其裂变。更有甚者,以写什么为真正的文学,又以写什么为低劣的文学或用非文学之类的词加以冠之。这种认识中所出现的误读,成了文学艺术作品中的硬伤。
《白鹿原》里也写灵、鬼、风水、占卜等事情,作者用原野人的视角和审美来看待他们视野里的男人、女人及女人和男人的事情。在小说的阅读过程中,感觉不到对这些“迷信”的仰视或俯视,作者只是以一种忠实的态度讲述着原野人真实的生活存在。似乎作者没有在中国文学艺术的思潮里起伏过,在这部作品中找不到他对这些所谓的非主流物件的变形揉捏。这种写作的精神是不得不令人仰视的。作者在1988—1997年之间完成的这部小说,用时间、耐力及锐智以这个五十万字的作品跳出了我们创作的怪圈。这是文学的进步,更是我们视角上的福音。
其实所谓的纯文学和草根文学之间没有质的优劣之差,在主流和非主流的相伤中,在失去了只是他们说了算的的情况之下,自然是容不了其他的文学形式的成长。要不然,在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型中,新文学也是不地道的,它怎么会有古代文学那样的“典雅”?写某类题材的作家就是优秀的作家,写某种题材的作家就是低劣、粗浅的作家,这样的写作态度是机械的。这样的话题当然是陈旧的,但是这样的事情却仍就存在着。总还有人自恋着那块“自留地”而放不下“尊严”的架子。
小说《白鹿原》的出现,总算是有人拿正眼来看了原野里的这点“非主流”的东西。在这样的文学作品中,让一个地地道道的乡村人看了觉得踏实,很多话说在了人们的心坎上。在那年那月,在广大的土地上,就生活着像小说人物白嘉轩样的山村男人,在接连六个老婆都生不出个男娃且死去时,他们只能从祖坟的风水上去找问题的根源,以此来给自己一个解释,给祖辈一个说法。在他们那里时尚的爱情是质变的。在经历了生存的困惑之后,男人与女人之间的那种事情,更多的是一种传承生命的责任活儿。再如长工鹿三被鬼附身并会“胡说八道”之类的事情,其实在那种兵荒马乱的惶恐年月里,在僻荒之地的人们的摆谈中,也不为稀奇之事。仅仅用现在的“智慧”去指责那时那地的“愚蠢”是显得弄巧成拙的。如果我们的文学都不食人间烟火了,那么我们的文学也将不复存在。因为很多被你认为是龌龊的事情它就是那样“不争气”地在大地上存在着。
小说《白鹿原》中的虚构与真实震憾人心的秘密在于,白鹿原上的这群人,他们的动因总体上来讲都是善义的。虽然小说人物做出了一些不理智的举动,如黑娃做了土匪;白灵与兆海在两党问题上的分道扬镳。但是他们都是抱着一颗善良的心,都在为各自的理想死里逃生地跋涉着,如小说人物鹿兆海和白灵,都是来自白鹿原上两大家族的儿女,俩人都有着一个报国为民之心,但是在抗战与内战的混战中,他们当时并不能预料中国的历史将会怎么样的演变,他们却呈现了普通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的生活状态。白灵在红军清除内奸的斗争中,枉送了青春性命,她被活埋了。这是一个让人颤抖的情节;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伤痛写意。而兆海也在战争中为了他的信仰牺牲了。黑娃从小就想自己闯出条路来,可是在他几起几伏的死里逃生中,在革命胜利后的批斗中给判了死刑。还有几个死在床上的女人,小蛾在男人黑娃一去不归后,她在困境中与几个男人相继“苟合”后被黑娃的父亲在夜间杀死在了床上;鹿子林的大儿媳并没有享受到一个女人的真正的“待遇”得了“淫风病”而痛苦地死去…… 所发生的这一切,在小说里都体现了一种原野性审美。男人们死了,他们为了战争而死,为了战争而家破人亡,原野人用他们特有的形式给了死者崇高的敬礼。在对待几个女人的死时,他们是无情的,如对小蛾这种不守妇道的女人,他们在祠堂里给她施了刑罚,面对被打得满身流血的奸男淫妇,他(她)们中没有人为之感到过一点可怜。而鹿子林的大儿媳无疑成了维护这个大家族的的名誉而不得不活守寡直至久思成疾而疯死的牺牲品。在白鹿上的这些虚构而又真实地存在着的男女之事中,倒是可一观男男女女在生存的现实境遇里,男人与女人的善良、危弱,野性和悲剧。
在这种纯正的本色化的抒写里,少了虚情假意;少了昧着良心的惺惺作态。乡村尽管有不如人意之事,但是这种真性情的驾驭,这种虚构与真实的原野性嫁接,给人的是一种真正艺术上的冲击,而不是那种为了艺术而做作的“艺术”。
在这篇小说的虚构与真实的叙事里,在扎实的叙述中为人们奉上了一部血肉丰满的佳作。同时也让我们掩卷深思,小说叙事中真假交接的拿捏,做好了就给读者以骨肉相生的艺术享受,过火了则只能带给读者阅读上的疲乏,而让人难以下读。更有,若在小说中用大量的写史书的手法来代之以叙事,无疑是将小说推进了呆滞地境,让其失去文学艺术的灵性而令人乏味弃之。
参考文献:
陈忠实:白鹿原》,民文学出版社 2004.3
王兆胜:文学创作的深度异化,《当代文坛》2007/5
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
张荣翼:两种文学经典的夹缝中——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化语境,《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第二篇:《白鹿原》读后感:原原一生
原原一生
——读《白鹿原》有感
吉职院师范学院团总支
悠久古老的白鹿原,见证着原上人的一生。——题记
在一只飞舞跳跃的白鹿精灵下,白鹿原就这样神秘地展开了。
没有太多华丽的词藻,没有太多深意的词语,以它最真实朴素的笔法给人深深一颤,不得不信服。这里是一个封闭的地区,有他们自己的信仰,这里的人都很真诚善良。他们是地道的农民,秉承着“民以食为天为天”的原则辛勤耕耘。
素有“仁义村”的白鹿村是故事的起源,讲述了白、鹿两家的故事。我喜欢“直腰板”的白嘉轩,作为白鹿村的族长,他一生无愧天地,只要求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待人全凭“真心”.即使后来腰板遭遇重击依然可以做到不坑一句,却在瘟疫差点夺走他妻子的生命时留下了眼泪。
在这里我看到了浓烈团结的气氛,每逢喜事都可以听见鞭炮,唢呐声;遇到丧事大家则一块儿帮忙整理后事;让我最记忆深刻的是,无论召集族人的次数多么频繁,大家都会准时来。最单纯朴素的人们,以一个最原始的人模样创造生活;他们谨记祠堂的祖训,以一个典型的农民模范来教儿育女,并以此为荣。
白、鹿两家每一个人都有传奇的一生,书中都详细地记录了他们的成长点滴。可未曾想过原本安分古老的白鹿原却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风暴,新生的痛苦再次敲响了危险的警钟。经历过饥荒,经历过瘟疫,哪怕寸草不生,族人先后离世,白鹿原依旧在那儿。而他们的子女却因卷进后来的风暴,无法自拔,并开始了传奇的一生。不安分的黑娃和听话懂事的白家兄弟从小就是玩伴,长大后却截然不同。本该接任下一任族长的白孝文因为接触了田小娥这个女人而改变了命运,他开始变得堕落,并染上鸦片。随后却振作起来终有一番作为。而长大后的黑娃曾当过土匪,后继续随鹿兆鹏投入革命,虽结局悲惨,却学为好人。
而革命中的爱情经历过生死和风雨的考验,显得格外珍贵。白嘉轩之女白灵先后遇到鹿兆鹏、兆海二兄弟,因为不同的革命信仰而放弃了鹿兆海。而从小就主张自由婚姻的鹿兆鹏却把漂泊的心停留在了白灵身上。他们的爱情浸透了革命,感人肺腑。而白灵最终因被误以为是奸细而活埋。一个有着新思想的女性就这样离开了,我想那个时候就算白嘉轩再狠心也终究会心疼。
作者用了一点神秘的神话色彩,引申了田小娥的故事。她被鹿三打死后阴魂不散,变作厉鬼附在鹿三身上并引发了骇人的瘟疫,最终被镇压在塔下不得超生。
而另一个神奇人物——朱先生,他被誉为“圣人”,圣人和凡人的区别就在于圣人能做到凡人口中不能做到的事。满腹经纶的他一生满腔热血,世事看得极透,深受人民的爱戴。料事如神,哪怕最后的后事也料想到了。
白、鹿两家最终的结局也已成定局。似乎所有的事物都按照原定的轨迹发展,谁也不曾打破谁。
故事曲折生动,深深拨紧着我的心,似乎下一秒就会被震惊。
不知不觉书签已经停留在了最后一页,阳光洒在书页上闪闪发亮,我的眼前又浮现出了一个老人的身影……
第三篇:《白鹿原》
摘 要:《白鹿原》是一部以悲剧艺术在新时期长篇小说领域见长的文学作品。其悲剧精神主要体现在礼教与人性、天理与人欲、灵与肉的冲突。众多生命在传统礼教文化的压抑下的人性扭曲、痛苦与毁灭,构成了白鹿原这个“鏊子”上人物命运的悲惨景象,显示出巨大的悲剧精神,本文就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悲剧
一、白嘉轩与鹿子霖的悲剧比较——封建卫道士封建伪道士之间的悲剧;悲剧
二、黑娃与白灵的悲剧比较——盲目革命者与清醒革命者之间的悲剧;悲剧
三、田小娥与鹿冷氏的悲剧比较——主动反抗者与被动适应者之间的悲剧。关键词:人物悲剧;白鹿原;命运;
《白鹿原》中人物悲剧比较分析
——晨曦
从西方文学中的《俄狄蒲斯王》、《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安提戈涅》、《哈姆雷特》、《安娜卡那尼娜》以及《百年孤独》到中国文学中的《窦娥冤》、《汉宫秋》、《赵氏孤儿》、《琵琶记》、《长生殿》、《桃花扇》等等,都以悲剧艺术见长,不可否认,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人与外在环境相互冲突的悲剧性,人自身的解放也成为人类文化的最强音。这种文化精神在中国二十世纪的现当代文学中得到了同样的反映,从文学革命时期的忧愤的启蒙主题,到左联时期的革命与暴露,从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对于悲剧命运消退的欣喜,到十七年时期对于“新生”主题的各种阐释,从文革时期地下文学里所潜藏的郁愤与思索,到新时期文学中对于民族与个人的存在的多可能性探索与文学的多样性实践,现实生活的悲剧性应该是文学历史背后的巨大推动力之一。《白鹿原》就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塑造了一批令人悲哀而又同情的人物,他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痛苦、失望、压抑、孤寂,啃噬着他们的心灵和肉体。在痛苦的磨砺下,他们失去了反抗和生存的能力,一步步被所谓的正义、仁义的传统文化所吞噬,最后在无奈与痛苦之中挣扎着渐渐走向生命灭亡的终点,演绎出悲剧的人生。
悲剧
一、白嘉轩与鹿子霖的悲剧比较——封建卫道士封建伪道士之间悲剧
在白鹿原这块传统文化丰厚的沃土上跃着一位族长——白嘉轩。他是作品中塑造的最成功,最丰厚,最有艺术感染力的人物形象。但是,历史把沉重的文化内容沉淀在白嘉轩这个人物身上,沉重的历史负累化为他痛苦的一生。他既是白姓一家的家长,又是原上白、鹿两姓的族长;既是一位正直宽厚的长者,又是一个封建家庭的顽固代表;他既是白鹿原上传统文化延续和传播的主要文化载体,又是一个传统文化的执行者。他是一个勇敢而又怯弱者;又是一个仁义而又残酷者,是一个崇高而又虚伪的矛盾悲剧结合体。黑格尔称:“谁如果要求一切事物都不带有对立面的统一,那种矛盾,谁就是要求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不应该存在,因为生命的力量尤其是心灵的威力就在于它本身设立矛盾,忍受矛盾,克服矛盾”。“特点就在于他不仅担负多方面的矛盾,而且忍受多方面的矛盾,在这种矛盾里仍然保持自己的本色,忠实于自己”。①因此,我们很难对他进行一个简单的评价。巧换宝地、种植鸦片,显示他狡猾虚伪的一面;交农运动、祭神取水又体现他勇敢和崇高;善待鹿三一家,制定《乡约》,说明他仁义;严惩田小娥、白兴儿、白孝文,又显示他的残酷。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传统人格在他身上的显现。面对命运,他泰然处之,百折不挠。他宽厚仁慈、不计前嫌,这一切构成了他的个性魅力。他的为人,他的处事无不散发着传统人格的魅力。在白嘉轩心目中,他想建立一个所谓的和谐社会,即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和礼教仁义的道德来维持这个社会的安定。但是这个和谐乌托邦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历史证明)。因此,理想的美好与现实的无奈,必然使白嘉轩的生命历程中充满矛盾和悲剧。先是自己最疼爱的女儿的叛逆,接着就是自己最器重的儿子的堕落,乌鸦兵,风卷雪,旱灾等等一系列的天灾人祸使的这个原本表面很太平的白鹿原陷入了巨大的灾难。这种灾难,与其说是白鹿原的灾难,还不如说是白嘉轩的灾难,是他理想的破灭,是他人生的灾难。“当人在追求不
可企及的东西时,他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他的成功是在奋斗中,在追求中,当人向自己提出崇高的使命,当个人为了未来和未来的崇高价值而同自己内心的和外在的一切敌对势力搏斗时,人才是生活所要达到的精神上的重大意义的范例。”②矛盾的爆发使他一次又一次陷入痛苦的绝境,这些灾难使这个坚强的生命体不断的受到打击,以至几乎失去生活的勇气,但是白嘉轩依然痛苦的活在白鹿原上。总之,白嘉轩这个封建卫道士,就是想以儒家的仁义道德和封建礼教武装自己,并以此来实现他在白鹿原的统治。然而几千年传统封建文化秩序一贯制的时代已经结束,传统文化的天空已经开始坍塌(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等),他妄想做这历史激流中一隅顽石,于是他被冲垮就成为一种历史必然了。
与白嘉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奸诈、阴毒、淫乱而又懦弱的鹿子霖。鹿子霖是鹿家在白鹿原上的代表,他同样上一家之长,同样受到了封建文化的毒害。但是,与白嘉轩坚决维护不同,他对待封建文化的态度不是那么的坚决,而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道士。一方面他也和白嘉轩一样主持正义公道,维护仁义白鹿原的美誉;另一方面,他又干的尽是些见不的人的勾当。他想巧取豪夺李寡妇的土地,他粗暴干涉儿子的婚姻,诱奸田小娥,设计害死了白兴儿,又把白孝文拖入了罪恶的深渊,他整死了贺老大,为谋得一官半职,他又残酷的报复了农协运动,极尽摇尾乞怜之能事。用白嘉轩的话说:“人行事不在旁人知不知道,而在自家知不知道;自家做下好事刻在自家心里,做下瞎事也刻在自家心里,都抹不掉的;其实天知道地也知道,记在天上刻在地上,也是抹不掉的”。③不过这里要指出的是作者描写的这一个人虽然敲榨剥削乡民,私饱中囊嗜私舞弊,但他们在人格上也并非一无是处也有其重义轻利的闪光点。修建祠堂、办学校,首先支持两个孩子到城里上学,鹿子霖不但表现出他非常的组织才能,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英明和大度,他同样是白鹿原上受人尊敬的乡约。这就是在中国悲剧中,“恶”的势力往往以“伪善”的正义面孔出现,这就必然地在行动上不可能剑拔弩张,反倒是温情脉脉或道貌岸然。”④
《白鹿原》中,白、鹿两家的明争暗斗一直贯穿全书的始终,这样一对正义与邪恶的矛盾对立体,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又存在着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都为自己的儿女而痛苦,鹿兆鹏的拒婚,参加共产党;白孝文的堕落,白玲的叛逆,使这两位家长在精神上都受到巨大的打击,正是因为他们子女的反叛,使他们在白鹿原上演绎着悲剧的人生。当然这只是从表面上来看,从深层次分析,白嘉轩的悲剧源于对传统文化的盲目信仰与残酷执行而鹿子霖的悲剧源于一种非理性文化。所以作者把白嘉轩的道德人格与鹿子霖的功利人格对照着写,目的是在思考为什么作为正义和邪恶的双方在社会的大动荡时期经历着同样的悲剧。一味地摇摆不定,亵渎传统文化,固然也很可悲;但是,一味地固执维护,积极推崇,同样也会给人带来灾难。白嘉轩是社会的宠儿,他维护了社会文化而鹿子霖是社会的弃儿,他玩弄了社会文化。但是,在一个制度和思想到了末路的时候,他们的这两种人生观和世界观是都要受到打击和毁灭的,都要经历悲剧的人生。悲剧的解决就是使代表片面理想的人物遭受痛苦和毁灭。就个人来讲,他的牺牲是无辜的,但是就整个世界来看,却是罪有应得,足以伸张“永恒正义”的。⑤当白嘉轩看到疯癫的鹿子霖的时候而老泪纵横的时候,他既是为鹿子霖的悲剧命运,同样也是为自己的悲剧命运流泪。至此,这两个生命都完成了他们悲剧人生的历程。
悲剧
二、黑娃与白灵的悲剧比较——盲目革命者与清醒革命者之间的悲剧
黑娃可以说是《白鹿原》中人生起伏最大而又最令人惋惜的悲剧人物。他一生集土匪、国、共、儒家信徒等等身份于一身,从不安分的雇农到农协运领袖到红军战士到聚众山林的土匪二头目,国民党保安团营长,共产党副县长,新政权的死囚被处决。走完了他悲剧性的人生历程。
黑娃是长工鹿三的儿子,一方面他继承了父亲的善良、勤劳、质朴的性格;另一方面他却与
父亲鹿三有着根本的区别,他从小倔强、执着、反叛、生性好动而不安分守己。这一切,就决定了他必然与白鹿原上等级森严、贵贱分明的宗法社会格格不入,并且不断发生摩擦、碰撞,以至最后走向反抗。他参加“风搅雪”式的农民运动,遥遥地与他企求美好生活与向往平等自由的心理目标相联系。大革命浪潮席卷而来,黑娃本性中受压抑的能量找到了渲泻的突破口,他把婚姻上的反叛和政治的、阶级的反抗不良觉地结合起来,怀着对富人和祠堂的憎恨,投身大革命,打土豪、办农协,砸宗祠里的石碑。然而,可悲的是,他虽然在毁族规、砸招牌,却一点也有跳出宗法文化的樊篱,有革命的果敢性但缺乏革命的目的性,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思索造成自己不平等地位的社会根源以及革命的意义,只简单地把革命理解为铡人和毁乡约砸石碑。这种缺乏理性的盲目做法,不可能带给他理想中的结果,最后只有落荒而逃。
然而,在黑娃的命运中还存在着更大的悲剧性。在白鹿原,作为反抗者的黑娃一方面想逃出白鹿原那个等级森严、贵贱分明的环境却又逃不出而被它牢牢的束缚在原上;另一方面他又想容入那个等级森严、贵贱分明的环境而白鹿原又容不下他而把他拒之原外。这就使这个充满了反抗精神的矛盾体在白鹿原上的悲剧命运。外出打工(逃离)——田小娥回原(回归)——禁止入祠堂安家窑洞(拒绝)——“风搅雪”失败出逃(逃离)——回乡参拜祠堂、求教于朱先生(回归)——毙命白鹿原(拒绝)。这就是中国传统宗法文化在白鹿原上巨大的力量的表现。同时也表现他的人生理想的无目的性,盲目性,也正是这个原因他参加“风搅雪”,加入习旅,落草为寇,受降招安,起义反正,都是他在无目的性心理支配的模糊的人生观所导致。大起大落的动荡生活,既增加了他的仿徨与苦闷,也消磨了他的人生意志。受降招安后的黑娃似乎热衷于什么,又在己方,不在明处而在暗处。这正也应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那句话:“如对自己没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如没有生活的目的,人就不能生存,可能会在他存在于世上更短的时间内毁掉自己,即使他的周围堆满了面包。”最发人深思的是,黑娃与白嘉轩原本势不两立,最后却跪回到白鹿原的宗祠里,原本拒绝接受传统文化的“教化”,最终又自觉地皈依传统,他虽然不断地变换身份,却始终找不到自己自位置。他的命运走向了与其本义相偏离、相悖谬的方向,他强大的生命活力,始终挣脱不了传统文化心理的羁绊。这一切都表明这个盲目反抗者在没有先进思想指导下矛盾的悲剧人生。
可以看出,由于缺乏丰厚的知识与理性作为个人对于现实认识的支撑,黑娃的反抗还只是在外在力量的影响下才发生的,还属于一种自发的反抗,因而这种反抗的动机也是盲目的,反抗力量也是有限的。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他缺乏先进思想的作为行动的指导,另一方面他本身所处的社会地位也使他无法摆脱小农经济的局限性思想的影响。这也就注定了他的反抗是要失败的,他的人生也会成为悲惨的。
作为“五四”新文化影响下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女性形象,确切的说应该是叛逆的女性形象白灵的反抗就是已经上升到自觉阶段的反抗。与黑娃的反抗相比,白灵接受了新式教育,主动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具有了先进思想的指导,具有了更加坚决的反抗精神和更多的同仁志士,因而她是最坚定的反抗者,最彻底的革命者。但是就是这样她也没逃脱悲剧的命运。她从小机智聪明活泼可爱,深得白嘉轩喜爱,她首先打破了白鹿原上女子不能上学堂的规定,也打破了几千年中国社会中的规矩;她追求自由恋爱;她参加革命活动等等。她的一切都与传统文化相背离。她作为一个先觉者,勇敢地与他父亲代表的封建传统文化作斗争,勇敢地和一切阻碍国民革命的人斗争。她对事业非常执著坚定,在革命工作中白灵显示出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特别是在地下工作的时候,在白色恐怖之下,毅然承担了许多情报的接送工作。在自己的同伴一个又一个被扔进城市的某一处枯井的时候,她没有退缩,没有背叛,反而更加勇敢更加坚定。但是这样给她带来许多痛苦。首先是与最疼爱自己的父亲反目,接着是与兆海爱情的破灭,再就是革命运动的失败,被迫转移,身怀六甲却要四处逃难,有家不能归,过着流浪的生活,到最后到了根据地,以自己最大的热情的才华给根据地带来欢乐和笑容的时候,等待他的不是光明的前途,不是理想的实现,而是被自己的同志活埋。她的死是令人悲痛的,一切的言语都无法形容这种悲痛,这与鲁迅先生所写的《药》里面的夏瑜相比,两者惊人的相似。夏瑜作为先觉者,却死在不觉醒的同胞面前,然后还遭人诬蔑和嘲弄。白灵的死再次说明了在社会革命的过程中的残酷和巨大的牺牲。白灵死亡的悲剧原因是很值得深思的,甚至她的死亡悲剧比鹿兆鹏媳妇、田小娥的死亡更令人深思.白鹿原上的两个反抗者,却都死在了自己的同志之手,我们不得不反思他们的共同的原因。从表现上来讲,他们一个是地主阶级的千金,一个是长工的儿子;一个是受了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一个大字不识;一个对待革命坚定不移,一个摇摆不定;一个盲目反抗一个清醒反抗,但是他们却有着相同的地方,一方面都反抗家庭反抗社会,另一方面都经历着悲剧的人生,最后都是被自己的同伴所杀。如果说白鹿原是一个鏊子,“不走出去就永远没有出息”那么黑娃和白灵都逃出了白鹿原,但是他们还是没有逃出人生的悲剧。这就说明在当时的社会里,不单是白鹿原上是一个鏊子,而当时的整个社会都是一个大鏊子,不管身在何处,不管你的地位,名誉,性别,思想信仰都要被这个动荡的社会蹂躏,都要经历无奈和痛苦。
悲剧
三、田小娥与鹿冷氏的悲剧比较—--主动反抗者与被动适应者之间的悲剧
在缺乏自我意识和个性的自觉的时候,对待传统文化和思想在外部表现上存在两种不同的形式:一是被动的适应,即在无法改变自身实际的行为的时候,以被动忍耐的方式适应被压迫、被蹂躏的悲惨处境。二是主动反抗,即在与现实相违背的时候起来反抗,但是这种反抗缺乏理论指导和明确的目标,因而反抗注定是要失败的。如果说《白鹿原》中鹿冷氏是被动适应的话,那么田小娥就是主动反抗者。但是这两种态度最后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即被动适应和主动反抗都是以失败告终。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二难矛盾”,即: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女性,在强大的男性社会文化观的束缚与压制下,反抗与不反抗,结果都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在男权制度下,女人的身体被物化,成为契约对象。但是一个充满了鲜活生命力的女人的与生俱来的本能和欲望,却不会因为某种观念被压抑。田小娥被嫁给郭举人的做小妾,在郭家过着非人的生活。她是郭举人实行延年益寿的秘方的工具(泡枣),同时在郭举人大老婆的限制下,一月只有三次性生活,对于一个年青女来说,是绝对不够的。以致在她见到黑娃的时候,心中便“燃”起了的火花,本能的要需求,使她勾引了不暗世事的黑娃。但是,在她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逃出那个围城后,并没有得到理想中的生活。在白鹿原上人们的眼里,同样没有把田小娥看成人,不是灾星,就是烂女人。族长白嘉轩说:“这个女人不是居家过日子的女人„„叔真的不忍眼睁睁看着你把一个灾星招进屋„„”。父亲鹿三说:“搭眼一瞅那货就不是家屋里养的东西„„这号烂女人死了到干净„„”⑥。不但不让他们进祠堂拜祖宗,更得不到公公婆婆的认同被赶出了家门。以致只能容身窑洞。正是她所处的那个社会,给予她太多的厄运,才使她和黑娃在远离村庄的一孔破窑,开始了不平凡的人生辛酸岁月。小蛾是不幸的,一方面她要和恶劣的生存环境作斗争;另一方面,她还要和传统的思想文化作斗争。先是农协运动失败,黑娃被迫出逃,打散了这个幸福的小家,到后来被鹿子霖占有,再到设计整死狗蛋,勾引白孝文报复白嘉轩,最后吸食鸦片成天与白孝文鬼混。从而完成了烂女人、荡妇、婊子,灾星的形象塑造。在这个过程中,她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与无奈,使她不但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一次又一次受到打击。她并没有害人之心,却成了处处害人的灾星。她想追求幸福生活,却处处充满苦难。一个充满春青活力的年轻女性,一次又一次的被生活打击折磨,以致于最后被吞噬。当一个个所谓的违背社会伦理道德的生命体被吞噬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在中国的几千年的吃人的封建礼教。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祝福》等等一系列的作品中都深刻都批判了吃人的封建礼教,狂人从封建统治者张扬“仁义道德”的正史字里行间发现了“满本都是写着两个字‘吃人’这是用清醒的狂言,抨击整个传统文
化的历史,祥林嫂被看作是不祥的身分,她不但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同情,鲁四老爷还骂她是‘谬种’。她是在政权、族权、夫权、神权威压下死去的,直到最后她也不明白世界为什么容不下她。”田小娥同样也是我们认为的所谓招祸的灾星,但是她自己却发出这样的感叹“我招谁惹谁了,我在白鹿原没有偷过人家一缕棉花、瓜果,我怎么就不能活呢?”乃至于到最后被自己的公公杀害时还是发出“大„„大„„”奔射出惊异的眼光。其实她不明白使她痛苦无奈的是几千年中国得吃人的封建礼教和所谓的社会道德。
她在反抗、报复那个万恶社会的同时,也为那个社会扼杀她提供了充分的理由,以至于在死后都要被镇压在塔下,永世不得翻身。在强大的社会文化面前,她这个勇敢的复仇女神,注定要在弱小、孤独和痛苦的复仇中,招致更大的社会报复和文化惩罚,直到最后酿成她人生命运的悲剧和灾难。
与田小娥主动反抗相反,鹿兆鹏媳妇在对待命运的时候更多的是被动的适应。冷先生女儿与鹿兆鹏的婚姻走了中国社会最普遍的方式之一——父母之命。鹿冷氏是一个深受三从四德,夫为妻纲传统思想影响的弱女子,她在思想上完全接受了传统的观念,女人要贞节又要正派。所以在鹿兆鹏媳妇被冷落的情形下,她只能任由名存实亡的婚姻而不敢反抗。不幸婚姻侵吞她的青春和灵魂,但她毕竟是个有血有肉、青春年盛的女子,不管她有没有对任何一个男人产生过真正的爱情,但是她仍然渴望异性的抚慰,特别是随着她性意识的觉醒不断觉醒之后,渴望的念头越来越强烈,她在理念与欲望之间痛苦地挣扎着,以至在看见风骚的田小娥时呈现出矛盾的心态,“她原先看见觉得恶心现在竟然嫉妒起那个婊子来了,她大概和黑娃在那孔破窑里夜夜都在发羊癫风似的颤抖”。从理性上她看不起淫荡的田小娥,但是从情感欲念上她又非常羡慕田小娥能不断满足自己的欲望。可悲的是她也已明确知道鹿兆鹏是不会回到自己身边的时候,她就只有把这种欲望只能寄希望在梦中与丈夫欢会,以此来支撑自己打发漫漫寂寞的岁月。但在后来鹿子霖醉酒失态后捏她的胸脯后进一步激化了她内心理与欲的矛盾冲突叫致她最终鼓起勇气试一试却被公公污之以“吃草的畜生"这样她就陷入更深的理与欲的矛盾漩涡中,在欲念世界里赎也渴望得到男性的爱抚。哪怕是得到伦理世界所绝对排斥的公公的爱抚也在所不惜。但在伦理上这个现实世界里她又明确地知道自己的那些想法与欲念是无法实现的她是极端可耻的,她所接受的良家女子式的教育只会不断否定和鄙视自己的欲望和梦想,无法消除和扼杀她越燃越炽的欲望和梦想。而她越燃越炽的欲望与梦想又不断动摇着她所接受的传统理念,无力完全冲破传统理念的束缚将自己的欲望与梦想转化现实。当这种欲望与理念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以致超越她的理性闸门她的承受能力时她自然就发疯了,碍了令周围整个社会都羞于启齿的淫疯病。在那个“万恶淫为首”的宗法社会里,这无疑是给她判了死罪。最后还是父亲冷先生为了一张人脸亲自下药毒杀了自己的女儿。从一个循规蹈矩,三从四德的良家女子到一个无法见人的淫疯子,再一次体揭示那种“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文化的对人性的扼杀的巨大杀伤力和破坏力。历史从来不是在温情脉脉的人道牧歌中进展。反而经常无情地践踏着千万具尸体而前进。
白鹿原上一个烂女人、荡妇、婊子,灾星和一个始终如一坚守三从四德的女人都死了,而她们的死却惊人相似,一个被善良、忠厚、勤劳、质朴的,自己的公公刺死;一个被德高望重的,自己的父亲毒死。惊人的相似,惊人的残忍,惊人的悲惨,这就出现在那个挂者县长亲自送来的所谓“仁义白鹿原”。在这里,主动反抗者和被动适应者的命运都是这么的悲惨,我们不禁要问,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仁义白鹿原吗?封建思想文化的落后愚昧,吃人的本性再一次血淋淋的展现在读者面前。小娥和鹿冷氏是被传统的封建礼教所残酷地杀害的,《白鹿原》深刻地反映了人的本质追求与残酷的文化环境间悲剧性的矛盾冲突。
总之,在白鹿原上,不管是仁义者还上邪恶者,不管是有文化的还是没文化的,不管是坚定勇敢者还上犹豫怯弱者,不管是积极入世还是消极避世的都无法摆脱悲剧的命运。我们
再一次看到《白鹿原》这部厚重的历史题载小说,反映着一个民族厚重的历史文化在社会前进中所产生的种种矛盾。作者通过一系列的人物的描写,把中国传统文化在走近它末路的时期,依然给社会带来的巨大破坏力,也使人们看到,要改变一个落后的社会的艰难和代价。使读者再一次从中领略到一个拥有五千年文化的古国在古老的传统文化对人性的种种压抑与迫害,这无疑是现代文学史上对悲剧精神的一次深刻的体验,它把痛苦和挣扎展示给每一位读者,揭示出他们的悲剧命运的根源所在,这对于过去、现在和将来人们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仅以浅陋之笔,抒个人之见,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作品,以发现它更丰富伟大之处。
注释:
①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4;303.②、⑥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571;148.③、④熊元义.《回到中国悲剧》[M].华文出版社,1998.27;259.⑤奥尼尔.《论悲剧》见《美国作家论文学》[M].北京:三联书店,1984.参考书目:
[1]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1.[2]赵园.《艰难的选择》[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3]熊元义.《回到中国悲剧》[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8.[4]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5]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2002.[6]易新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发展史》[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0.[7]傅其山.《西方文论》[M].北京:中国文艺出版社,2001.[8] 张亚斌.生命的苦难与悲凉[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0,22(3)[9]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10]楼昔勇.《美学导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1]易新鼎.《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发展史》[M].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0.136.
第四篇:桂花嫁接耐低温
桂花嫁接耐低温
发布时间:2007-02-06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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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退休干部刘伦祥,把桂花嫁接在北方的一种抗寒性较强的乔木上,提高了南方桂花的抗寒能力,在北方可耐-18℃低温,而在南方只耐-6℃的低温。嫁接的桂花抗性强,在廊坊市的偏碱性土壤中仍生长旺盛。嫁
退休干部刘伦祥,把桂花嫁接在北方的一种抗寒性较强的乔木上,提高了南方桂花的抗寒能力,在北方可耐-18℃低温,而在南方只耐-6℃的低温。嫁接的桂花抗性强,在廊坊市的偏碱性土壤中仍生长旺盛。嫁接的月月桂当年开花,香味浓郁。嫁接的桂花在北方冬季采取保护地措施便可安全越冬,在南方则不必采
取防护措施,就能安全越冬。
第五篇:嫁接工人事迹
定州妇女“核桃嫁接队”走天下月收入三四千元
河北定州市人口计生局14日透露,近年来,该市每年都有近千名熟练掌握核桃嫁接技术的“娘子军”走向全国各地,已成为核桃产区响当当的“技术人才”。
正月十五传统节日过后,定州市西城区小奇连村杨彩岩、大奇连村杜丽青等十几名农家妇女,便来到该市德胜农林科技有限公司接受核桃嫁接技术培训,掌握苗木分级、真伪判断、质量检验等技术,以便在五六月份外出推广“核桃嫁接”技术。
定州市是全国最大的清香核桃苗木育繁基地,培育的清香核桃具有生长势旺、适应性广、抗病性强、丰产性能好、坚果外形美观、经济效益非常高等优点,很受外省市农民欢迎。
该市把发展特色经济与培养技能农民结合起来,为做强核桃产业提供“乡土人才”保障,市科技局、农业局、妇联、计划生育协会等部门利用农村文化大院开办农业科技知识培训及大力实施“阳光工程”、“新型农民培训工程”等方式,广泛开展对农村妇女的适用科技培训。
在定州市计生协、妇联等部门的组织下,西城区一支有农村妇女组成的“女子嫁接队”应运而生。通过参与有关科技培训,核桃嫁接手艺十分过硬,“女子嫁接队”逐渐创出了品牌,并带动小奇连、大奇连、奇连屯等十几个村中青年妇女学习核桃嫁接技术,嫁接队伍也由最初的十几人发展到近千人,一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农民迅速成长起来,催生出核桃苗木育繁嫁接独特的技术劳务输出产业。
目前,“女子嫁接队”的足迹遍及北京、天津、河北、陕西、四川等地,月收入三四千元,不仅自己率先致富,还带动起各地核桃产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