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木銮：港府官员财产大晒背后的含义

第一篇：吴木銮：港府官员财产大晒背后的含义

吴木銮：港府官员财产大晒背后的含义

2011年03月25日08:03东方网吴木銮

吴木銮 香港城市大学高级副研究员

香港近期的预算案**仍然未平，立法会提出数千条对政府开支的质疑意见，香港行政系统逐步在公共场合公布了支出的所有细项。除了政府部门的开支外，香港官员个人的财产变动也需要接受公众审查。

日前有内地媒体报道，在香港行政会议网站上人们可以轻易查到香港高级官员的个人财产情况。比如香港行政系统的一把手曾荫权，在港岛拥有一处房产，他和他太太原来在英国的物业已经出售，而劳工和福利局张建宗夫妇共拥有8处物业。

香港行政会议在1997年之前叫行政局,其整体架构受英国的行政体系影响。当时的行政局主要是由社会知名人士组成，行政局的功能就是吸收各种社会意见来为科学决策做准备。香港重要的公共决策必须由总督会同行政局联合通过后才能执行。回归之后，行政会议也协助行政长官进行公共决策。这个机构是香港特首的官方智囊机构，因此权力相当大。在这种情况下，行政会议成员都需要进行利益申报。因此他们的财产状况可以在行政会议的网站上查到。

主要官员问责制（也叫高官问责制）是回归之后第五个年头才推出的制度。这套制度要求政府机构的首长以合同方式聘任，他们必须为自己的过错负政治责任。自从高官问责制出台后，有三名高级官员下台，内地比较熟悉的是梁锦松事件。所有高级官员的财产申报在香港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许多研究表明，官员个人收入和投资等申报是反腐败的重要措施。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一项制度的落实尤为重要。

在实践中，官员财产公示还有一些争议，主要在于公示的范围和途径。这在各国和地区都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如何保证个人隐私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将官员的财产状况公之于众有很大的好处：一是官员周边的民众可以有效地监督官员的生活是否过于奢华、是否拥有过多的财产。二是民间机构和媒体可以顺藤摸瓜曝光或举报一些腐败官员。越来越多国家成功引入了财产公示制度。不过，许多国家和地区将财产公示的范围仅限于高级官员序列。人们都知道财产公示的好处，一项研究表明，在175个有财产公示制度的国家和地区中，只有三分之一实际做到财产公示。

财产公示能得到落实，还需要强有力的执行机构。香港的廉政公署拥有很广泛的权力，只要政府的公务人员被举报拥有的财富与其收入不符，官员就有可能进入公署的调查视野。如果官员最后还是无法解释财产来源，就会被定罪。在亚洲国家中，同样廉洁的新加坡也是如此。一位新加坡前高官曾涉嫌贪腐指控，在未定罪之前就自杀了。香港和其他反腐败成功地区的经验表明，财产公示不能仅仅是公示了事，更重要的是要有强有力的政府执法机构可以担当打击腐败的重任。与传统的证据规则不同，腐败案件中官员不能自证清明就可能获罪，这样的力度才能有效打击腐败行为。

香港的经验其实还说明了光靠一项制度是不够的。除了财产公示和有力的廉政调查机构外，行政部门内部改革也相当必要。比如公务员需要有职业伦理守则，公共采购部门需要得到有力的监督，政府预算要透明等等。只有所有重要廉政制度得到有效执行，官员才不会铤而走险、损公肥己。

第二篇：官员财产公开背后的民意纠结

官员财产公开背后的民意纠结

□ 朱四倍

-据报道，湖南长沙天心区规划局局长张力向记者公开财产，称家里现有几套住房、两辆汽车以及数十万元股票投入，个人存款3万。此前，张力曾被冒名网上公示财产，隐性工资和巨额房产引发质疑。

一则《湖南省长沙市官员财产公示第一人》的帖子，让张力公开了自己的财产。张力认为“此帖明为赞扬，实为恶意攻击”，但是，在笔者看来，与其说是“恶意攻击”，不如说是“恶作剧”或者是“恶搞”，更进一步说，帖子出笼的背后是民意的纠结，而官员本人最终公开财产，则是民意倒逼作用的显现。

近来，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难以推进的困境中，不断有公民开始公开自己的财产，以冀望为官员树立榜样。如湖南一位律师为了参选衡阳市某区人大代表，在红网衡阳论坛上公示了自己的全部财产，引起了舆论关注。因此，笔者以为，官员财产公开被“恶搞”应放在整个社会环境中进行审视，而不应囿于一时一事。

事实上，“恶搞”官员财产公开的背后有民意的期待。看似玩笑之举，却有着深刻的社会诱因，这是我们不能不正视的。民众何以“恶搞”官员财产公开而非其他公民？为什么要求官员财产公开而非其他群体？在笔者看来，离开了对这些问题的厘清，就有可能陷入南辕北辙的迷宫之中。

官员财产公开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证明自身财产的合法性和消除公众的不信任情绪。在民众对政府官员的种种指责中，最激烈的莫过于政府官员利用职权谋取经济利益的行为。民众的这种指责有时走得更远：他们对于那些只能领取较低薪金的政府官员的任何财产的增长——不管这种财产增长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表现出了普遍的不信任情绪。民众的这种情绪无疑给政府提出了这样一个难题：怎样才能既维护政府官员的财产权利与财产增值权利，又能够消除民众相关的怀疑情绪呢？解决这个难题的出路只能是：必须找到一个办法来证明政府官员财产增长的合法性、正当性。

财产申报恰好具有这种功能。本则新闻中，张力之所以最终公开财产无非就是为了消除信任危机和证明自身的清白，恰恰契合了财产公开的功能。

更何况，民众要求官员财产公开有着天然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也正是在这点上，让“恶搞”官员财产公开有了一定的意义。

首先，国家公务员的身份有别于普通人，他们既是普通公民，又是政府公职人员，申报财产的义务是针对他们作为国家公职人员身份的。

其次，公务员手中公共权力的廉洁性质要求公务员不管收入有多高，都必须申报自己的财产。

再次，现行国家公务员制度中的廉政监督机制力度不够，建立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正是一种防患于未然的刚性措施。必须明确，财产申报制度可以促进政府公职人员的廉洁自律，符合社会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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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改良政治生态晒财产的官员才不孤独

改良政治生态晒财产的官员才不孤独

“名下两套房产，一套集资建房，一套商品房，均在防城港巿。月收入5872元。爱人在三甲医院工作。有家庭轿车一辆”，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晒出这条信息的网友，微博认证身份是“广西防城港市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何文凯。

应当说，那更多是一时意气下的冲动表达：在看到一则冒知名主持人梁文道之名发起的“二十万悬赏清官”帖后，本就在微博上颇为活跃的现职官员何文凯，几句“求人肉”的转评几小时获得数百万阅读量，当事人一夜之间成为新闻人物。这一事出凑巧的插曲，在各方参与人士视角中，或许会有不同的理解。很难说那则冒名发出的“二十万悬赏”帖有多少恶意，而且至今也无迹可循，但之所以引来众多网友传播，也多少反馈出网友群体对官员清廉状况的某种不乐观。而这种并没有多少数据支撑的盲目悲观，却是不容忽视，且亟须得到回应的。检察官何文凯的“回击”引来更密集围观，公众心理中有好奇，可能多少也有些不敢相信。

有官员晒财产，而且可以公开宣称自己清廉，经得起网友人肉，这一举动的标本意义，与在各地渐次推进、许久都杳无音讯的官员财产公示试点形成某种呼应。官员群体的廉洁状况究竟如何，这个问题一直都有这样那样的估计，却一直都无法看到有说服力的权威数据、调查与信息公开。事实上，也正是如前所述的各种民间估计，由于所依凭的主要素材多是个案式官员贪腐案件的新闻报道，各种窝案、各种前“腐”后继、各种大老虎，确实可能会在感官上给公众一种官场不堪、整体溃败的模糊印象。但越是在这种状况下，就越需要在官员财产公示问题上有制度化的进展。个案式、偶发性的官员个体迎击财产追问，不仅给公众以“官场一缕清风”的安慰，同样也让制度再造与规则确立有更扎实、可见的支持力。2011年中国社科院《法治蓝皮书》的数据显示，70%的公职人员认为官员财产应当公开，对此持赞同态度的厅局级官员比例，更是高达91.3%，这同样很能说明问题。

个案式的官员晒财产，可贵，但同样也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不仅有同僚的非议，甚至有社会上的质疑“八项规定出来以前，和其他地方的官场一样，他曾在迎来送往之间，接受并赠送过土特产”，检察官何文凯“的确算不得清官”，但官员个体有勇气坦承对某种官场环境的无力，本身也算是一种抵抗。近来山西官场的大地震引来对该地“政治生态”的追问与反思。所谓“政治生态”出了问题，又何止某一个地方？各种迎来送往、礼尚往来，这种被异化的权力环境，需要制度化的架构梳理与再造，才能换来改良和改观的可能。能公开站出来晒财产，这样的官员难得且可贵，但要让这样的人在官场站得住、不孤单，却有赖于官场大环境以及政治生态的革故鼎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