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主财富管理仍待深耕 机构竞技

第一篇：企业主财富管理仍待深耕 机构竞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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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主财富管理仍待深耕机构竞技 梁宵

“可以获得一笔稳定可靠的投资回报，定期还有圈子内各种类型企业家的聚会，而且一个电话就能远程搞定大额转账。”某国有银行私人银行客户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这是其比较看重私行服务的原因。

这位客户投资创办了多家企业，目前也经营着一家IT公司——与普通的个人投资者不同的是，他是一名企业主。

企业主正是财富管理机构服务的主要人群，据招商银行发布的《2013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预计，到2013年年底，中国高净值人群数量将达84万人，持有的可投资资产规模将达27万亿元人民币。而与此前多家银行研究报告显示的结果相同的是，高净值人士中仍以企业主为主。

财富管理包括哪些服务？对于这些精于投资计算的投资者而言，吸引力何在？

不同于单纯的理财服务，财富管理旨在针对这类以企业主为代表的中高端客户推出全方位的解决方案，其产品和服务内容也在随着客户需求不断地扩展和丰富：投资、融资等金融服务，财税、法律等专业咨询，移民留学、财富传承等生活服务，甚至在轰动一时的传媒大亨默多克的离婚案中也能窥见财富管理的服务轨迹。

企业主坐镇财富管理市场

财富管理是舶来品。

在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看来，这个概念“既古老又年轻”：据说，拿破仑崛起以后不堪忍受法兰西军队数额庞大但管理混乱的财产状况，即把财富交给瑞士的银行家来打理，由此开启了现代财富管理的先河；所以瑞士就成了历史上最早的财富管理的发源地。瑞士历史上最悠久的私人银行隆奥达亨银行，到现在还管理着100年前拿破仑家族遗留下来的多达350亿美元的私人财产。

而这个“古老”的事物在中国的“新实践”也始自外资银行。2005年瑞士友邦银行获准在上海开设代表处，将外资私人银行模式带入了中国市场；2007年，花旗银行、汇丰银行等外资银行也先后在国内推出财富管理业务；同年，中行与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合作，成为首家推出私行业务的中资银行；之后，交行、工行、招行陆续跟进；而后，其他金融机构也开始试水财富管理业务，而随着大资管时代的到来，财富管理的机构阵容也在不断扩大。

中国财富管理市场充满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民生银行的报告显示，到2015年，亚洲(不含日本)的资产规模将达到11万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北美的两倍以上；未来，亚洲将成为仅次于北美的全球第二大财富管理市场，其中约有50%的成长将来自于中国；招商银行的报告则显示了中国高净值人士的规模仍然在持续增长：2012年，中国的高净值人群数量超过70万人；与2010年相比，增加了约20万人，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8%，已超过2008年人群数量的两倍。

其中，企业主占据半数以上的规模，民生银行的调查报告显示企业主和公司主管占比达73%；中信银行研究报告也指出由高净值人群的职业构成来看，私营企业主占比为71.6%；招商银行的报告也有相似的结论：职业角度来看，中国高净值人士仍然以企业主为主，2012年整体占比与2011年持平，约为60%左右。

业内人士习惯将中国的高净值群体称之为“富一代”或者“一代半富人”，这个客户群体具有一些明显的共通性的特点：40~60岁之间，大多数来自于民营企业，因此企业需求和个人需求存在“公私难分”的特点，随着事业逐步进入巅峰期和稳定期，开始面临事业转型，而“财富传承”的需求也开始显现。比如招商银行的报告中就指出，有14%的企业主考虑转卖并退出企业，这部分企业主财富管理的重心将逐步从实业经营转为金融和其他类型的投资。

这些特征里面就蕴含了巨大的财富管理的能量，并且还将继续发酵。“中国的富人现在基本上还处于创富阶段，会逐渐过渡到守富和享富的阶段，当他进入下一个阶段的时候，由于知识储备、经历等多方面的原因，自己不一定有精力和能力进行财富打理，就会更多地转向专业机构的服务。”兴业银行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随着守富阶层逐渐壮大，银行财富管理的优势会更加明显。

持续攀升的私人银行数量和资产管理规模也说明了这一点，从2012年的年报数据来看，成立时间仅仅两年的兴业银行客户数量增幅高达199%；而先行者的体量也在不断增大，中国银行、农业银行的客户数量已经超过了3.5万，而工行和招行的资产管理规模已经接近5000亿元。

而且，这个群体的细分市场还大有挖掘的空间，光大银行[微博]针对小微企业的调查报告就指出，小微企业主仍然处于财富积累的初期，有62%的小微企业主未使用过商业银行的私人银行或贵宾理财服务。

“小微企业主本就是潜在的私人银行和财富管理业务对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巴曙松[微博]则建议银行未来不要只想在小微企业贷款上赚钱，小微企业财富管理才是未被发掘的盈利点。

无所不包的财富管理

那么，财富管理究竟意味着什么？

套用业内人士对私人银行的说法，其提供的是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不仅关注于客户财富的整个生命周期，也关注其金融、生活需求的方方面面。

其中，最根本的还是金融服务。

多位私人银行负责人表示金融产品和服务才是银行财富管理核心的竞争点，毕竟投资和理财也是“财富管理”最基本的表现。

“充分发挥银行的平台功能、为客户进行多元化的资产配置，银行具有全方位的产品遴选平台和专业化的遴选能力，这样能够优化投资进入时机和产品配置方式，借此实现资产保值增值。”某股份制银行私人银行负责人表示，“越是投资环境波动、不确定性增大的时候，专业化的投资团队就更受到青睐。”

招商银行的报告显示，除现金储蓄、债券等传统的稳健类投资外，中国高净值人群对家族信托、跨境资产配置等财富保障和风险分散的金融安排兴趣较高。各类投资中，高净值人群增加固定收益类等稳健投资的意愿仍然最为强烈。其中，信托、银行理财产品和债券仍然是高净值人群希望增加投资的重点品类，随着财富保障意愿的增强，保障性理财产品如保险的需求也持续上升。

而除了投资需求之外，一些专属化的金融服务也增强了私行对高净值人士的吸引力。波士顿和建设银行针对财富人群的调研报告揭示了高净值人士希望获得的除投资之外的金融产品中，钻石/白金信用卡、专属交易方式、个人贷款连续两年都是位居前三。一些银行也投其所好，比如工行就推出了私行专属的长城美国运通信用卡，建设银行的财富卡和私人银行卡截至2012年底已经累计发行13.55万张。

这些服务优化了客户对银行业务的使用感受，光大银行零售银行部原总经理张旭阳在此前接受采访中就表示：“银行也要强调金融服务的体验，比如在银行营业时间之外，如何满足私行客户无预约的大额取现的要求；如何快速解决一些临时性的融资安排，比如拍卖艺术品的时候等。”

同时，建设银行的报告也发现，在经济放缓、财富缩水的情况下，高净值客户对银行的兴趣正在逐渐增加，面对企业经营压力的企业主们，对融资抱有很高的需求愿望，很多人希望通过私人银行平台或个人贷款的形式为企业实现低成本融资。

也正因此，“公私联动”也成为财富管理中心和私人银行的营销策略，比如光大银行针对小微企业主推出的“互助金”贷款，在融资的同时，还为小企业主提供量身打造的，包括融资、结算、理财在内的综合金融服务。“比如结算服务，既可以通过阳光支付易这一电话支付终端完成支付结算，亦可以通过企业家网银这一网银渠道进行操作；还有理财服务，将短期不动用的大额资金投资到短期银行理财产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一位体验过的小微企业主表示。

同时，许多银行对财富管理客户建立了绿色通道，在贷款审批流程、速度，贷款利率方面都大开方便之门。

不过，综合化的金融服务并非财富管理的全部，除此之外，多样化的非金融服务也针对性地推出。

招商银行的报告就指出，对于财富规划类的增值服务，高净值人群最希望得到税收规划、财富传承咨询、法律咨询、投资移民等相关服务；而建设银行的报告则指出，私人银行对非金融的需求程度2012年较之2011年并没有太大的变化，高端旅游、高端医疗和高端养老依然是最为关注的；民生私人银行就针对客户环保探险爱好，推出了“北极环保之旅”。

“在这些增值服务上，许多银行依托自身的优势来发展不同的特色服务，或者是借助于第三方来提供。”上述私人银行负责人表示，相对而言，这些虽然不是财富管理的重头戏，但是也形成了银行之间服务的差异化。

比如，拥有金融租赁业务平台的民生银行就面向客户打造了“商旅通私人飞机”服务，提供国内外飞机包机服务；中信银行“未来领袖”俱乐部为0~3岁的孩子准备了启蒙音乐会、国学启蒙等；对于18岁以上的，则提供理财培训、化装酒会、海外金融岗位实践等服务。

因此针对高净值人群所提供的财富管理服务可谓无所不包，而从备受关注的传媒大亨默多克离婚案中也可以看到财富管理对于企业经营者的重要作用。

在默多克提交离婚申请后，新闻集团股价却应声上扬，分析人士将此归因于默多克借助于私人信托实现的隔离效果，这种安排使得企业和家族财产独立于家庭成员的个人风险，避免了由于离婚而可能引发的企业拆分和财产纠纷——而这些闹剧在国内的富豪身上并不少见。

机构竞技

高净值人士的日益增多及其多样化的需求正在做大财富管理的市场蛋糕，许多机构都希望在其中分一杯羹。

《2012年度中国信托行业金皮书》中指出，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有120多家银行提供财富管理服务，十多家综合类券商通过设立财富管理或财富俱乐部切入财富管理市场，少数保险公司开始抢滩财富管理，多家信托公司成立了相关机构，此外，还有不下20家的第三方理财机构。

其中，具有传统优势的银行还是占据主导，并且已经形成了分层次、阶梯状的财富人群的服务系统。

比如招商银行“金葵花”钻石品牌面向金融资产超过500万元的客户群体；而私人银行的客户标准则为日均管理资产1000万元以上；再往上则是2012年刚刚设立的“家庭工作室”，其服务对象是可投资资产超过5亿元人民币的超高净值家庭。

而随着资产管理规模即将突破10万亿元，信托公司也成为目前管理资产第二大的金融机构，日益成为财富管理的新贵。目前包括中信信托、平安信托、外贸信托等都已经成立了自己的财富管理团队，并逐步迈入为客户量身定制的发展阶段。

对比银行，信托的财富管理起步较晚，而且尚没有形成成熟的服务模式，但是其产品的高收益以及灵活性则优于银行，也借此网络了许多高净值人士的“钱包份额”。

曾经扬言做“中国最大的财富管理商”的平安信托董事长童恺就表示，“银行最大优势是它的客户群，以及客户对银行信任度；信托最大的优势是在于产品制造能力，现金、信贷、股权投资等等什么都能做。”

而百瑞信托在《信托财富管理报告》中也指出，“国内信托公司有希望发展成为最佳财富管理机构”，而其制度优势和功能特点是其中很关键的因素，“高端财富管理不可缺少财产隔离、财产传承、税务优化等信托功能，在目前分业经营的国内现状下，这个功能只能由信托公司来实现。”

不过，业内人士也坦言，这些在国外已经很成熟的信托功能在国内还鲜有发展；与此同时，一味倚重于产品销售的信托公司也陷入了“信任危机”，接连爆发的信托兑付风险和项目问题也在考验着投资者的信心。

“目前财富管理市场的确有非理性的需求，财富目标只看重收益，而没有考虑风险，不过如果此类事件频繁出现的话，投资者就会用脚投票。”上述私人银行负责人表示信托是否能够做大财富管理，还是要看产品可持续的竞争能力和安全性。

而随着大资管时代的来临，财富管理的市场也愈加热闹，以中金为代表的证券公司也成立了财富管理部，借助投行优势服务高净值客户；九鼎在内的多家PE管理公司也尝试设立财富管理中心，同时包括诺亚财富、恒天财富等第三方理财机构也积累了大量的高净值客户，寄望通过财富管理进行业务转型。

“有更多的参与者进入才能共同把市场做大，竞争对于提高财富管理机构的服务质量来说是件好事。但是目前看来，这些机构可以利用的工具和资源并不多，为客户提供整合的金融服务的能力还比较差，还只是以销售产品为导向，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机构的财富管理还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历练和筛选的过程，有的也可能只是昙花一现。”上述私人银行负责人表示新的市场参与者还需要更多的沉淀和探索。

第二篇：财富管理朝阳行业 第三方理财机构前景光明

个人财富管理需求旺盛 第三方理财机构做好准备了吗？ 2014-07-21 07:09:00 来源：金融时报作者：杜冰 刘楠

随着中国富人家庭数量和家庭资产总额的迅猛增加，高净值人士的资产保值增值欲望不断增强，理财市场的需求也在迅速扩容。波士顿咨询公司2014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目前中国私人财富规模大幅增长49.2%，达22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预计2018年中国的私人财富规模将增长到40万亿美元，增幅超过80%。

面对我国日益庞大的财富管理需求，如今对这一大蛋糕虎视眈眈的，不仅仅有银行、信托公司等大型金融机构，也有正处于起步阶段的一支新生力量——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记者在近日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在我国理财市场向大资产管理转型的背景下，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值得关注的是，在其当前发展的道路上仍然需要直面种种挑战。

实现真正的财富管理是唯一出路

北京中天嘉华财富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英魁如此定义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基于公司和理财师个人的水平，结合客户需求制定财富管理方案，通过金融产品的组合在风险控制范围内实现财富管理的目标。”

定位高端客户获得手续费收入，是典型的第三方理财机构的运作模式。创立于2006年的中天嘉华，就将目标客户定位于1000万元净资产（600万元可投资资产）以上的高净值人群，为其提供独立、专业、专属的综合财富管理咨询服务。

在互联网风起云涌的今天，将自身发展更多依托于互联网技术，也成为不少第三方理财的快速发展模式。最为典型的是以余额宝为代表的第三方理财产品，其突破了以往高端财富管理的模式，依托互联网，满足客户快捷便利和管理小额资产的要求。此外，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部分第三方理财机构得以搭建免费的客户平台，代销理财产品，通过理财增值服务获得广告收入。

而无论是何种运作模式，第三方理财机构的初衷是要实现真正的财富管理，这也是其在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下的唯一出路。

“真正的财富管理应该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专业性，引导客户理性需求；二是准确把握客户需求，根据客户属性配置合适的理财产品并提供持续的产品跟踪，最大限度地实现客户对财富保值和增值的需求；三是独立性，第三方理财要做到的是“只卖规划而不卖产品”。”在刘英魁看来，银行、保险、券商、信托等金融机构的理财产品一般比较保守和单一，通常是以销售自己的产品为主。而作为独立机构的第三方理财，其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就在于发挥自身的特色，提供更具有针对性的服务。

监管和人才问题亟须解决

由于我国的理财市场起步较晚，且银行、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等传统金融机构又一直处于垄断地位，第三方理财机构的发展相对缓慢。直到2007年左右，第三方理财机构才快速涌现。在当前发展的初级阶段，第三方理财整个行业鱼龙混杂，质量参差不齐，诸多风险问题也在不断暴露。

对此，业内专家认为，从长远来看，要实现第三方理财市场健康发展，首要的是填补监管方面的空白。专家表示，监管的初衷是为行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并维护投资者的利益，真正有实效的监管是让违法成本的代价大于违法所得的利益，令行业从业者具备很强的自律精神。

“有效监管将使得第三方理财机构成立的门槛提高，促使专业化水平提升；同时，一些钻监管空子的第三方理财机构将受到不小的冲击，行业产生洗牌在所难免。”刘英魁告诉记者。

另外，加快培养财富管理专业人才将成为第三方理财机构当前的重要任务。目前，人才匮乏已成为制约第三方理财行业发展的最大问题，培养一个财富管理人才也并不简单。据业内人士透露，一个人从认知到熟悉财富管理行业至少需要三到四年时间，培养的成本至少10万元。

“随着金融产品的不断变化，行业从业人员应该实行持证上岗，但并不仅仅是简单的从业持证，更重要的是具有足够的专业知识，能有效与客户沟通，为客户量身定制理财计划。”刘英魁说。

未来前景广阔且方向渐明

尽管今天面临着重重挑战，但在业内人士眼中，我国第三方财富管理市场有着很大的发展潜力。

“到目前为止，财富管理市场中符合真正的财富管理定义的专业服务输出还存在很大的缺失，而缺失的存在正是这个市场前景巨大的原因。”刘英魁说。

同时，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我国第三方理财市场的活跃度还远远不够。据相关统计，目前我国第三方理财占据高端私人客户理财市场的份额达10%，而以美国数据来看，其独立第三方理财机构总数超过万家，近60%的金融产品是由第三方理财机构销售。

“第三方财富管理在中国属于刚刚兴起的新生事物，能肯定的是，其发展的大方向非常好。但第三方理财市场能否做好做大，关键还在于是否能够保持“客观、公正、独立、专业”的初衷，能否始终秉承为客户服务的理念。”刘英魁说。

至于未来的市场发展趋势，业内专家表示，第三方理财机构的发展将会逐渐形成两个大方向，其一为专业化，其二为互联网化。

“专业化并不是标榜“高大上”，而是代表着通过业务能力的学习、客户的积累，为客户提供更加本土化的服务。”刘英魁进一步解释：“更具体地说应是业务的专业化发展。在这

个大资产管理的时代，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强化业务的专业化学习，真正做到根据客户的需求对金融机构的产品进行整合，为客户提供公正、客观的理财方案。”

另外，互联网与金融的融合发展对财富管理机构的服务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系统的全网络化对于促进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业务的提升将至关重要。

第三篇：纪检改革再启 完善派驻机构管理待解

纪检改革再启 完善派驻机构管理待解 2013-10-14 10:00 来源： 新京报 国庆前夕，中央巡视组陆续公布了本轮巡视发现的问题。10个巡视点中，国家机关单位有4个，结果3个点（中储粮、水利部、中国出版集团）被发现的问题与纪检体制有关，存在“纪检监察力量薄弱”、“基层腐败案件多发”等问题。

今年8月，针对上海高院纪检组副组长、监察室副主任倪政文嫖娼事件，有学者提出，法院纪检监察人员本应是代表所在地的纪委，监督被派驻单位的违法违纪问题，结果反而伙同被监督单位人员违法违纪。

事实上，为让纪检派驻机构起到应有的作用，破解“同体监督”难题，2004年，中纪委将派驻机构的管理方式，由“双重领导”改为“统一管理，直接领导”。这被视为纪检监察体制的转折点。到今年，这项改革已推行了9年。但专家学者们认为，改革的初衷并没有达到。“派驻机构依然是‘同体监督’，没有实质性改变。”有多年反腐败研究经验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说。专家们寄希望于新一轮纪检体制改革。

今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议程时指出，“要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加强反腐败工作体制机制创新，完善纪委派驻机构统一管理，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 曾在江西某市一国企担任纪委书记多年的王扬（化名），虽然已经调离了纪检系统，但他也注意到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提纪检体制改革的消息，“期待新一轮改革，能真正激活派驻机构”。

【焦点1 成效】

纪委派驻监督成效如何？

“统一直管”后工资、福利仍在派驻单位领取，受其制约难以监督

2004年，从国家部委开始，纪检体制进行“统一直管”改革，2006年覆盖到省级地区，目前正在向县市延伸。其最大突破，是从原来的受同级党委、上级纪委“双重领导”，改为由“上一级纪委统一管理，直接领导”。

以中纪委驻国家单位的纪检组为例，改革后，纪检监察人员的编制收归中纪委和监察部，统一管理。但工资和福利待遇，仍在派驻单位领取。

“2004年改革后也没多大变化。”曾在江西某市一国企担任纪委书记多年的王扬（化名）说，“这9年，破获了那么多贪腐大案，有几起是同级党委举报的？”

不完全统计，近9年来，中纪委派驻的国家单位，发生了不下20起部级高官贪腐案件，如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案、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案、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案、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案、国资委主任蒋洁敏案、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

据媒体报道，郑筱萸案发生后，中纪委一位官员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发火”，“在这些腐败面前，我们的纪检人员到哪去了？” 王扬说，改革前，表面上是“双重领导”，实质是同级党委主导，“因为人权、财权、物权，都在同级党委手中。同级党委掌握了政治生命和工资待遇，纪检干部怎么去监督？就算不监督同级党委，向下监督，也没准因为牵涉到上面的人，受到干扰”。改革后，上级纪委虽然收回了编制和人事任免权，但物权、财权仍然在同级党委手中，而且，纪委书记、纪检组长仍是同级党委成员，仍归同级党委领导，“所以说，改革后还是事实上的同级党委领导”。

长期关注反腐问题的专家李永忠总结说，“统一直管”后的纪检派驻机构，是“半同体、半异体监督”。而纪检机构真正发挥监督作用，必须采用类似于中央巡视制度这样的“异体监督”模式，监督者不受被监督者领导。

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对新京报记者说，多年纪检工作经历，他最大的困惑就是监督作用发挥不够，“‘同体监督’的问题不解决、不改革，没法监督”。

【焦点2 尝试】

各地政策创新有何突破？

多地尝试“大纪检组”和“纪工委巡视监督”，人、财、物脱离派驻单位

陆群说，对比国家部委和省级地区，一些地方的“统一直管”改革，“更为大胆，更有突破”。

“统一直管”改革，最早开始于四川宜宾市南溪区。2007年11月，南溪区还是南溪县，一举撤销了全部15个乡镇纪委，设立了4个受县委、县纪委直接领导的“片区纪委”，“分片包干”全县乡镇。“片区纪委”不受乡镇党委领导。

这一改革模式因破解了纪委受制于同级党委的“同体监督”难题，实现了基层纪委垂直领导，一度成为全国学习的“样板”。但因不符合《党章》规定，乡镇纪委应当在乡镇党委和县级纪委双重领导下，去年被叫停，所撤的乡镇纪委现已全部恢复。但同类的改革，仍在多个省份继续，形成了“大纪检组”和“纪工委巡视监督”两种模式。

以三门峡市为例，“大纪检组”模式撤销原有的“一对一”派驻纪检组，成立了10个大纪检组，分片负责全市63个设党组的部门。以湖北房县、孝昌县为例，“纪工委巡视监督”模式也是撤销原有的县直单位的派驻纪检组，代之以4个纪工委监察分局，也是划片监督各县直单位。

跟南溪模式相同，两种模式都实现了县纪委垂直领导，而且人、财、物也就是工资、福利待遇，都由县纪委承担。

“从2009年改革到现在，3年来，纪工委监察分局查处案件数量是改革前3年总数的3倍。”孝昌县纪委分管派驻机构的负责人对新京报记者说，最大变化就是“大家都知道纪委动真格的，工作好开展了，派出机构的话语权也大了”。

房县也于2009年启动了“纪工委巡视监督”。该县纪委相关负责人说，“统一直管”使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在提升。

湖南也推行了类似于房县、孝昌县的“纪工委监察局巡查模式”改革。“总体上效果不错。”陆群说，“但面临两个问题，一是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急剧扩大，另一个就是对派驻人员的监督成了新的难题”。

任建明认为，地方“大纪检组”模式和“纪工委监察局巡查模式”只撼动了“冰山一角”，县纪委只可向下行使监督权，并不能监督同级县委，没有真正形成“异体监督”。

【焦点3 路径】

纪检体制改革路在何方？

有学者提出设立“大部制”、“垂直管理”，实现“异体监督”

今年8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完善纪委派驻机构统一管理”。

任建明认为，“上一次提到纪检体制改革，还是十六大，随后启动的就是‘统一直管’改革。这次再提纪检体制改革，希望有实质突破。”

他表示，纪检体制现在需要解决的是能不能彻底破解“同体监督”？能不能整合，把分布在全国党政机关5万多个反腐机构整合到一起？

不少专家学者，包括一些纪检体制内人员都持有跟任建明相同的想法，呼吁纪检体制“大部制”改革，设立类似“国家反腐委”的纪检机构，整合纪检力量。

今年6月，中央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发表中纪委驻国家粮食局纪检组长、党组成员赵中权的署名文章《反腐败要走法治化道路》，其中提出：根据我国反腐败的需要，可以考虑对现有分散在纪检监察机关（预防腐败局）、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局）等反腐败专门机构进行整合，建立“国家反腐败委员会”，作为反腐败相对独立的专门机构。

曾多次参加中纪委专家座谈会的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说，下一步纪检体制该如何改，“大部制”改革是学界提出的方案之一。此外，还有两个方案，像海关、税务一般垂直管理；上提一格，由上一级纪委监督下一级政府。

陆群认为，“改革的方向，应是加强和改进纪委对同级党委及其领导班子成员的监督，这是《党章》赋予纪委的权利。如果出台制度，应该具体规定纪委该怎么样监督一把手和同级党委，具体监督什么？监督程序怎样？如何保障？这样就能破解‘同体监督’难题”。■ 对话

“纪检体制改革应设试验田先试”

专家建议，微观层面要对纪委的领导权、提名权、撤职权等进行改革，应以“异体监督”为主

李永忠 国家行政学院等院校兼职教授，长期关注反腐问题的专家。曾任中纪委研究室办公室主任、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等职，拥有34年纪检监察工作经历。

当前状况

巡视比派驻监督有效

新京报：今年新一届中纪委的首轮巡视，4个国家机关单位巡视点，3个暴露出纪检监察不健全等问题。怎么看？

李永忠：十六大以来，对同体监督与异体监督的关系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前者，体现在反腐败的“8字方针”（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改为“16字方针”（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后者，则通过前移“两个支点”：一是加强中央巡视制度；二是加强派驻机构的统一管理。使得多年的同体监督开始转向异体监督，监督的关口有所前移。

现在回头看，中央巡视制度的有力有效，得益于比较完全的“异体监督”。而派驻机构主要受制于“半同体、半异体”监督，限制了派驻机构监督职能的发挥，致使其作用大打折扣，监督效果不够理想。

新京报：“异体监督”和“同体监督”，有何区别？

李永忠：比如中央巡视制度，中央巡视组组长不受被巡视地区和单位的党委和政府领导。监督者与被监督者是分立的，没有隶属关系，所以能够发现问题，并敢于反映问题，这是一种比较完全的异体监督。但是，对派驻机构的“统一管理”，虽然从2004年以后，实现了由上一级纪委统一管理，直接领导，但是纪检组长仍是同级党组成员，归同级党组领导。而且，派驻机构的福利、待遇、工资乃至人事安排，都由同级党组负责。屁股决定脑袋，这就削弱了派驻机构的异体监督功能。

具体来说，人权、物权、财权、事权，同级党组与纪检组对这“四权”的领导权重，大体上是3.5比0.5的比例。人权、物权、财权通常由同级党组掌握，上级纪委的领导，最多体现在对下级班子成员的任用上，或征求意见或征得同意。作为处分权的事权，上级纪委也只掌握了一半，同级党组也有一半的权力。因此，在现实情况下，做什么事，通常由上级纪委拟定；但事怎么做，往往由同级党组决定。因此，目前，派驻机构仍然是“半同体、半异体”监督，发挥的作用远低于巡视制度。这不是能力和水平的差距，而是“异体监督”和“半同体、半异体监督”两种体制的差距。

改革尝试

创新受制于体制障碍

新京报：这些年，一些地方做出大胆尝试，比如三门峡“大纪检组”模式，能不能解决“半同体、半异体监督”问题？ 李永忠：在反腐倡廉中，各级纪委都意识到了派驻机构存在的问题，陆续通过体制上的局部改革来冲破这个障碍。2006年，江苏省东海县就做出了有益尝试，把全县各个乡镇的纪委和县城各单位的纪检组收上来，成立8个片区，6个片区管农村，2个片区管县城，较好地克服了“半同体、半异体”的体制弊端，把既受同级党委（党组）领导、又受上级纪委领导的乡镇纪委、县直纪检组，改成只受上级纪委领导，效果不错。后来江苏全省都采用了这个模式。此后，一些地方所做的“大纪检组”模式、“纪工委监察局巡视”模式，也相继推开。

但是，这些尝试都不能彻底解决“半同体、半异体监督”问题。为什么？以东海县为例，县纪委的监督功效只能向下延伸，只能监督县里的委办局和乡镇党委，并不能监督县委、县政府。而东海县的监督体制的改革，必须立足于一个假定的前提——东海县委书记必须清正廉洁，而且支持并能接受监督。县纪委和八大片区的监督工作，如果得不到县委书记的支持，所有的体制改革成果都会瞬间归零。

改革重点

纪检体制改革无法回避

新京报：今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通报，“要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加强反腐败工作体制机制创新，完善纪委派驻机构统一管理，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一些学者认为是启动新一轮纪检体制改革的信号。你怎么看？

李永忠：中央政治局这次会议提到纪检体制时，用了四个动词：改革、加强、完善、改进。这预示着什么呢？这说明，过去我们没有注重从制度层面反腐败，而是太多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只盯住腐败案件查处，这样的反腐方式难以为继。

回头看，我们30多年是如何改的呢？过多注重战术层面，也就是改革纪检工作方式、工作方法，大到1993年反腐败三项格局的提出，小到纪检监察机关使用的“双规”，都是战术层面的改革。纪检体制改革成为十八大后无法回避、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因此这次政治局会议，是从十六大以来，第一次重申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

改革方向

派驻机构要“异体监督”

新京报：新一轮纪检体制改革，突破口在哪里？

李永忠：中观层面的改革，一定要让纪委尽快由同体监督转向异体监督，一是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二是完善纪委派驻机构统一管理。一定要把派驻机构“半异体、半同体”，变成“异体监督”为主。微观层面的改革：一是提名权改革，借鉴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张家界市的经验，各级纪委有权向下一级纪委选派（即提名）主要领导；二是撤职权改革，各级纪委有权对同级党委任命的干部独立作出给予撤职以下（含撤职）的党纪处分决定；三是领导权改革，选择有条件的重要地方纪委试点，实施上级纪委的统一管理，直接领导。

新京报：对于下一步的纪检体制改革，有何建议？

李永忠：应尽快设立改革特区。就像科学家需要实验室一样，所有纸面上的改革，都应在“试验田”先试。

【历史沿革】

1949年11月 中央纪委成立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成立了由朱德等11人组成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955年3月 监察委代替纪委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代替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会议选举产生了由董必武等21人组成的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1962年9月 加强监察机关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扩大了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额（增至60人），调整了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领导成员。1969年4月 中央监察委撤销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取消了党的监察机关的条款，撤销了中央监察委员会。1977年8月 纪委设置恢复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重新恢复了设置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条款，规定各级纪委由同级党委选举产生。

1982年9月 纪委由同级党代会选举产生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都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同级党的委员会和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1986年12月 监察部挂牌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

1987年7月，监察部正式挂牌办公。1993年1月 纪委监察合署办公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与监察部合署办公，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政府行政监察两项职能。

A20-A21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