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故宫博物院 716张北京中轴线测绘图 尘封72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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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故宫博物院 716张北京中轴线测绘图 尘封72年的故事

今年的6月,由故宫博物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共同编著的《北京城中轴线古建筑实测图集》整理出版。可以说,这本图集中的中轴线测绘图纸一经亮相,立刻就吸引了人们的目光。测绘图共716张,或黑白墨线,或彩色渲染,图上建筑比例准确,落笔细致入微,纸张全部采用当时进口自德国的橡皮图纸绘制,历史气息浓厚。不论在绘制手法还是材质选用上,都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而这套珍贵的中轴线测绘图,也正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测绘于40年代,引起梁思成先生不悦的,那套图纸。经过了70多年的尘封,如今,这些测绘图随着图集公之于世,其中,到底经历了怎样曲折的过往,就让我们走进北京故宫博物院,去寻找答案。这套测绘图绘制于1941年6月至1944年12月间。那这其中,究竟是怎样一个曲折离奇的故事呢?常欣,故宫博物院古建筑部副研究馆员,对于她来说,故宫,不仅仅是工作的单位,同时,还是承载着她的家庭回忆的地方。

常欣的父亲常学诗,1943年毕业于天津工商学院建筑系,是国内早期培养的建筑专业毕业生。同时也是参与了北京中轴线测绘工作的人之一。清末民初的北京,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各派系军阀的控制之下,北京政府也如走马灯般不断的更换,在这期间,发生了一系列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如袁世凯称帝,清帝出宫,故宫博物院成立等等,而中国的现代建筑学,就诞生在这个年代。1925年,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这使得封建统治时期戒备森严的紫禁城成为平民可以进出参观的场所。而这,也让测绘北京中轴线古建筑成为可能。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建筑史上一个重要的机构,中国营造学社,应运而生。说到中国的古建筑领域,就不能不提到中国营造学社,学社成立于1930年,创办人是北洋政府时期的交通系大员朱启钤先生。朱启钤,人们都称他桂老,北洋政府时曾官至代理国务总理,后来因为支持袁世凯复辟而饱受非议,退出政坛。其后,朱启钤专注于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与保护,并最终投资创办了中国营造学社。

以天安门内旧朝房为办公地点,营造学社内设法式、文献二组,分别由梁思成和刘敦桢主持,法式组研究古建筑形制,文献组研究史料,同时开展了大规模的中国古建筑的田野调查工作。营造学社的成员以现代建筑学科学严谨的态度对当时中国大地上的古建筑进行了大量的勘探和调查,搜集到了大量珍贵数据,其中很多数据至今仍然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据统计,到1937年,调查古建殿堂房舍1823座,详细测绘的建筑有206组,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这其中,就包括北京城的大量古建筑。后来,为了防止这些资料被日军破坏,大部分的测稿,图纸,古建筑照片,调研报告等等都存入了由英国人开设的天津麦加利银行保险库中。根据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在《中国营造学社史略》中提到的:“1934年中央研究院拨款五千元给学社,要求学社将故宫全部建筑都测绘出来,出一本专书。”于是,自1934年开始至1937年,共测绘了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共计60余处,除故宫外,还测绘了安定门,阜成门,东直门,宣武门,崇文门,新华门,天宁寺,恭王府等处。直到1937年7月7日,北京卢沟桥枪声四起,北京沦陷。1937,日寇进犯,北京中轴线古建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自打北京沦陷,朱启钤就仿佛生了一场大病一样。中国营造学社被迫南迁,落脚在四川宜宾的李庄。但是作为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朱启钤选择了留在北京。他,有太多的牵挂了。首先,虽然已经对北京的部分古建筑进行了测绘,但中轴线部分主要都集中在故宫范围,而中轴线上其他的主要建筑还都没有进行测绘。另外,1939年,天津发生重大水灾,原本再麦加利银行保险库中存放的测绘调查资料,全部遭到浸泡损毁,朱启钤组织人员抢救整理的同时,也心疼不已,当时抗战全面爆发,想再重新进行测绘,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朱启钤最为焦虑的,仍然是没有完成的北京中轴线古建筑的测绘工作,由于学社主力已经南迁,放眼京城,单纯依靠营造学社的力量已经很难完成这项工作。也就是这个时候,朱启钤想到了一个人。张鎛,梁思成在东北大学建筑系的首批弟子,后转入南京大学建筑学习,1934年毕业。后加入“基泰工程公司”从事建筑设计工作。对传统建筑特别是明清官式建筑非常熟悉。在当时是承担这一次中轴线测绘任务的最佳人选。

1941年,朱启钤找到了正在平津地区工作的张鎛,向他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朱启钤告诉张鎛,从历史上看,历代宫室都难逃五百年一次的大劫之灾,传统木结构经不起火焚,雷击,圆明园的石构也逃不过兵火之灾。明清两代保存下来的文物都传统建筑的瑰宝,如果不及时在现场做精确的实测,留下真迹,在日伪统治的沦陷时期,难免遭到日寇或者反攻时候的兵火之灾。朱启钤对张鎛说的这一番话,不是没有道理的,明清北京紫禁城宫殿是我国两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唯一完整的宫殿,尽管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曾建立过近三十个王朝,各有其都城,宫殿,在历史上也曾经数次创造出规模居当时世界第一的辉煌记录,但因为封建社会有一个及其恶劣的传统,即新兴王朝大都要破坏前朝的都城,宫殿。以消灭其“王气”,认为这样做可以消灭前朝的象征,永绝其复辟之望,就这样一代一代的连续破坏下去,最后只留下一座明清紫禁城宫殿在消亡之后未遭破坏,成立了故宫博物院,才得以完好的保存至今,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遗留下来的宫殿的孤例。而北京城中,最为夺目之处,除了紫禁城宫殿之外,就要属这条清晰有力的中轴线了。梁思成先生曾这样评价这条轴线:“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线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申、一贯到底的规模。”实际上,经过中国营造学社近十年的古建筑研究工作,社会各界人士对于古建筑文化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对故都北京留下的古建筑遗产有了专业的解读。北京沦陷期间,大量的宫殿建筑,寺庙,王府,陵寝等无法迁移,由于担心日寇破坏,爱护古建筑文化遗产的各方仁人志士对于如何保护古建筑文化遗产都在做着各自的努力。建筑学家朱契先生对北平的宫殿进行了考察,出版了《北京宫阙图说》,在这本书的自序中,有这么一段话:夫士不能执干戈而捍卫疆土,又不能奔走而谋恢复故国,亦当尽其一技之长,以谋存故都文献于万一,使大汉之天声,长共此文物而长存!这段话,或许可以代表当时有志保护故都文化遗产的人们的心情,张鎛同样也明白其中的重大意义,毅然决定,承担起中轴线古建筑第二次测绘的任务。但,紫禁城宫殿地域广阔,建筑繁多,测绘工作量巨大。哪怕是在和平年代,也要有充足资金,专业队伍和较长的时间来进行测绘工作。北京城在日伪统治之下,测绘工作究竟该如何开展呢?1937年底,在日本侵略者的操纵下,以王克敏为首的伪临时政府成立。但日本人认为王克敏资望不够,就想请朱启钤出来。因而对朱启钤施展了种种威胁利诱的手段,但是由于朱老一直不肯就范,敌伪势力对朱启钤进一步加紧迫害,先是派特务监视朱启钤的住宅,而后,又以他住的赵堂子胡同是警备地区,一般人不宜居住为理由,强行用低价征购了朱在赵堂子胡同的住宅,共有八组四合院和全套家具。

最终,朱启钤被迫移居北总布胡同,此后,他一直装病在家,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始终未与日伪政府同流合污。可以想象,朱老自己的生活尚且如此辛苦,想要进行中轴线测绘工作自然更为艰难,该怎么办呢?在朱启钤的安排下,张鎛以建筑师张叔农之名与伪北平都市局签订的测绘合同,测绘工作从1941年夏至1944年末,分为三期,双方共签订了三次合约,每次测绘时间约为一年,先后历时三年半之久。合约上说明第一期的测绘结束时间为民国30年6月,第二期测绘的结束时间为民国32年12月,合约中规定了测绘的范围为永定,正阳,中华,地安等门及景山天坛等大小建筑计32处,按要求完成199张测绘图,从现存这些建筑的测绘图纸中所表明的时间看,与合约中限定的时间基本相符。这份合约为何签订的如此顺利?究其原因,恐怕和这个伪北平都市计划局有着脱不开的干系。这个伪北平都市计划局的局长林是镇,也是营造学社的老社员之一,所以这份合约的签订与朱启钤朱老在其中斡旋有着必然联系。北京中轴线测绘的顺序是由北往南,依次进行,测绘的第一个对象,选定中轴线北端的鼓楼。

北京鼓楼坐北朝南,为重檐三滴水木结构楼阁建筑,通高46.7米,高大而且结构复杂。测绘团队中的两名扎匠徐荣父子从一个翼角扎起从低到高,包括屋脊吻兽部分的脚手架,为测量人员铺平道路。张鎛带头第一个攀登上外脚手架,一直爬到吻兽的顶端,登高远望,中轴线测量自此刻开始。根据张鎛的回忆,这些20几岁的学生都是在专业上非常努力,具有较高的建筑测绘造诣的青年,可以说是当时能集合起来的最专业的团队,事实证明,这些年轻人的热情和能力,超过所有人的想象。入夜,午门与天安之间的西朝房内,青灯如豆。这里,是张鎛和他的中轴线测绘团队的办公地点和宿舍,和屋外安静的北平城相比,屋里面显的热闹很多,20几个年轻人围坐在一起,正在分几个馒头。馒头只有3,4个,明显不够这些小伙子们分的,不过从他们的神情上看,并没有多么的沮丧,每人几口,有说有笑。最后,甚至还剩下一个馒头,留给那些还没回来的同事,保证每个人都能吃上一口白面,而其他的人,则继续吃他们平时经常吃的,窝头。只有亲身过测绘的人,才能体会到在室外作业中,夏天顶酷暑烈日,冬季受冰冷严寒,在室内作业时,阴冷幽暗的感觉,无论室内室外,均要不断上下攀登,蹭一身百年积尘,身在高空,手拿钢尺,仔细观察,反复核实,然后落实在高空绘制的草图上这些年轻人,在张鎛的带动下,就是在这样在清苦的生活中,忍受伪币贬值的煎熬而始终斗志不衰。这一干,就是三年多。古建筑测绘是通过对某个测量对象入微的观察,把所有测量的局部构件和细部尺寸,徒手绘制,整合成一张相关建筑精确,完整的图纸,这是一次对古建筑从局部到整体,进行部件分解,而后再逐一合成复原的过程。而有了对单体建筑的测绘图后,还需要对由多个单体建筑所构成的特定空间进行全面审视,而后做出综合立面图,还要从不同角度对这一特定的环境进行拍照和写生。通过地面经纬仪验证实测高度,在内檐到处搭架,测量每个角落,注明木构架的檩,椽,板,柱和标高尺寸,使得剖面和立面相吻合,包括歇山,推山内外构架的关系。在地面上,详尽测量了台阶,御路,甚至对每步台阶的微小差异也做出了记录。终于,在1941年至1944年不足四年的时间内,他们精测了北京中轴线上的最重要的建筑,包括墨线图600张和彩塑效果图54张,共计654张,分别保存在故宫博物院档案室和中国遗产研究院图书室,涉及的建筑包括永定门,天坛,正阳门,中华门,天安门,故宫,北上门,景山,钟鼓楼等等。这批测绘图中包括墨线图600张和彩塑效果图54张,共计654张,总编号从1到654,分编号也是按照每座建筑依次编排,仅从编号来看这套图纸是完整不缺的,但仔细的翻阅每一张图纸,我们却发现。这里面,似乎少了点什么!图纸并不完整的,或者缺少立面,或者缺少剖面,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这654张测绘图纸,并非此次测绘所绘制图纸的全部,缺少的图纸,包括祈年殿,故宫等处文物实测图共计50张,其中包括彩塑图17张,墨线图33张,而这些图纸,如今,到底在哪里呢?民国37年,也就是1948年,为了展示北京古建筑测绘成果,进行了一次北平文物展览会,主办单位是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赞助单位是台北市政府及其下属各部门,《北平文物建筑展览会展览目录》中,记载了这批50张图纸的目录,1948年,这个展览曾经到过台北展出,是余鸣谦余老带着图纸去的,后来,淮海战役打响,这批图纸就留在了台湾。也就是说,测绘图纸在完成后,并未统一设置编号,现有的图纸总号和分号的设置应该是在部分图纸运到台湾之后由收藏部门对剩余的654张图纸重新加以分类编排的,因此,没有把台湾的测绘图纸计算在内。按研究古代建筑的需求,测绘图纸除了精密准确外,还应该附有完整的数据,按文物保护工作的要求,重要古建筑档案中的图纸,还应满足倘遭不测可以根据图纸复建的要求,这套图纸虽然制作于70多年前,却基本接近这个要求。北京中轴线古建筑测绘的初衷是担心这些优秀的古建筑遗产毁于战火,幸运的是,这批古建筑免遭兵火之灾,大都幸运保存至今,但这并不影响这批测绘成果的价值,反而对留存至今的文物建筑的保护研究具有新的现实意义。朱启钤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这个学社的社员近百人,年龄不同,学科不同,文化背景各异,但是他们有一个的共同目标,就是在战火中和时间赛跑,为抢救炮火笼罩下的中国建筑学的遗存和文化付出自己的青春和智慧。由于测绘分三期进行,时间跨度为四年,测绘人员变动不可避免,而当时参加古建筑测绘的人员,现在大多已不在世了,其中一些工作人员,尤其是曾经参加过第二期的测绘人员,有些人,已经和照片对不上号,还有些人,可能永远无法知道他们的姓名。但是,我们并没有忘记这些为了北京中轴线付出过青春热血的年轻人,今天,展现在公众面前的这套厚重的《北京城中轴线古建筑实测图集》或许,就是最好的证明。如今,景山公园的绮望楼前,游人如织,或许没有人会想到,当年,有这么一一群旨在报国的年轻人,在沦陷区的北京,仍然以古建筑文化存废为己任,积极设法保存测绘,最终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这是72年前一群不畏艰难的文保先行者们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72年后一群缅怀先贤的文保接力者们薪火相传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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