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倡廉经典案例

第一篇：反腐倡廉经典案例

贪官忏悔录：“贪婪使我忘记了自己也来自于老百姓” 忏悔人:李祖伦

原任职务:四川省达州市中心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正处级)

触犯罪名:受贿罪

判决结果:2006年3月15日，李祖伦被达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没收全部受贿赃款。李祖伦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同年6月27日，四川省高级法院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犯罪事实:1997年至2005年，李祖伦利用职务之便，在药品、医疗设备采购和基建工程中为供货商和包工头谋取利益，收受贿赂共计122万元。

新闻背景:李祖伦受贿案是2006年反商业贿赂风暴中查处的典型案件之一，这篇悔过书是李祖伦在监狱服刑期间写下的。

蹲进牢房才知悔恨已晚

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耳濡目染父母的言传身教，我顺利地走过了童年、少年，大学毕业后怀着无限期待的憧憬跨入了医生行列。

父母的含辛茹苦，党和人民的教育培养，令我倍感责任重大。自上班第一天起，我就立志要做一个医术高明、奉公守法、清正廉洁的人，做一个对党、对人民、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32年飞逝如电，我将毕生的激情与热血毫无保留地倾注在了自己所挚爱的医疗卫生事业。我勤奋好学、刻苦钻研、勇于实践，很快在人才济济的达州市中心医院崭露头角。不知道有多少身患疑难杂症的病人，有多少濒临死亡的生命，因我的妙手回春而消除病痛，重获新生。那种无法言传的快乐和备受尊敬的成就感，曾经久久地令我心醉。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顺理成章，我的事业也如一棵开枝散叶的大树，焕发出令人炫目的光芒。党和人民给予了我充分的肯定和荣誉，我由一名普通的儿科医生逐渐成长为达州市中心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四川省第十届人大代表。

但是，我却因贪欲膨胀，东窗事发而身陷囹圄，几十年呕心沥血筑建的事业之塔顷刻间坍塌。我悔啊，对自己的犯罪行为痛心疾首，顿足捶胸。可是，一切都晚了„„

再多的“对不起”也于事无补

在任职的前几年，我也是心无杂念，对金钱清心寡欲，一心扑在医院的长远发展上。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权力与金钱的不断交锋，自己内心深处对金钱的占有欲开始悄悄地滋生蔓延，人生观、价值观、金钱观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我最终没能抵挡住糖衣炮弹的袭击，做了不该做的事，收了不该收的钱，落得如今身败名裂的下场。

1997年到2005年，我利用职务之便，在药品、医疗设备采购和基建工程中为供货商和包工头谋取利益，受贿达122万元，仅在采购药品和医疗设备过程中就受贿110.5万元。

供销商为了推销他们的产品，自然会想方设法地打通关节。而身为达州市中心医院院长的我，自然成为他们眼中的“猎物”。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来接近我，通过各种方式来拉拢我，在一次次的阿谀奉承和金钱诱惑面前，我坚守原则的信念一点点地土崩瓦解。最终我遂了他们的心愿，沦为了金钱的奴隶，心甘情愿地与他们狼狈为奸。

春节时，他们给我“拜年”;获利丰厚时，他们送来“感谢费”。对这些，我都坦然笑纳，扭曲的虚荣心竟然让我对此暗生得意。我知道，从那个时候起，我已经陷入犯罪的深渊无法自拔了。

老实说，老百姓“看病贵”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与我如出一辙的龌龊勾当将医药成本一而再，再而三地抬高。贪婪使我忘记了自己也来自于老百姓，而我也终将回归到普通老百姓当中。

面对铁窗电网，我深深地感到自己是人民的罪人。我对不起党，对不起父老乡亲，对不起父母妻儿!但再多的“对不起”也无济于事„„

铤而走险捞的金钱最终一分也没有得到

我受贿得来的钱，一部分由朋友代为保管，一部分交给妻子，一部分自己花销。案发后，我的122万元赃款全部被没收。也就是说，我铤而走险、不惜以身试法捞取的金钱，最终一分钱也没有得到。但是，我却因此失去了钟爱的事业，失去了荣誉，失去了地位，失去了别人的信任和尊敬，失去了人生存在的价值。不仅为党抹了黑，也为自己和亲人带来无限的屈辱和痛苦，实在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得不偿失啊!

面对办案人员真诚的教育感化和不怕苦、不怕累的敬业精神，我无地自容。曾经我也是这样一群人中的一员，忘我的工作令我快乐，给我骄傲，赋予我美好的梦想。而所有的一切，都因我的贪婪堕落而毁于一旦。

在此，我以己为鉴，告诫那些有机会贪污受贿的人们:钱乃身外之物，为之付出一生的代价真的是极其不划算。遏制住自己的贪婪之心，管住自己的手和嘴，才能始终走在幸福的阳光大道上。

彻彻底底接受改造，以实际行动争取重新做人

当初，我当选为省人大代表时，曾心潮澎湃，彻夜难眠。我的人生犹如当空的太阳，光芒万丈。省人大代表的身份给我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平台，可以用更高、更远的眼光来考虑达州医疗卫生事业与地方经济的发展。

有一年，一批外国商人到达州进行投资考察，他们除考虑交通和通讯因素外，最看重的就是达州的卫生保健水平。在考察完达州市中心医院后，他们毅然决定将投资落户在达州。此事对我启发很大，我认为医疗卫生行业不仅仅是治病救人，也关系到地方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形象。我们应该解放思想，改变对医疗卫生行业的传统定位，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尤其是要特别关注边远贫困山区农民缺医少药的问题。

在达州市中心医院被评定为三级甲等医院之时，我信心百倍，踌躇满志地打算带着自己事业的梦想展翅高飞，却不曾想到我因受贿犯罪来到了这个没有任何人向往的地方。

蹲在监狱里，走过的人生一点一滴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所有的奋斗、荣誉、骄傲都无法逆转地灰飞烟灭，所有的梦想都不再有实现的机会。我的心犹如刀割一般，痛得撕心裂肺。我恨啊，恨自己财迷心窍，没有站稳立场，经受不住考验，亲手毁掉了自己奋斗一生的成果。

此刻，纵有千言万语也难表达我悔恨之极的心情。但如今，我唯有老老实实、彻彻底底地接受改造，以实际行动争取重新做人。

四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说明啥

据报道，河南省交通厅厅长董永安因涉嫌违纪被纪检部门“双规”。河南省交通厅官方网站已删除董永安厅长简历和活动报道等。此前，河南省交通厅曾连续有三任厅长被查出违法犯罪事实，均已被判刑。（1月6日人民网）

同一个厅的四位厅长“前腐后继”，倒在同一条道上，创下罕见的腐败“四连冠”。河南省交通厅好像成了腐败百慕大，厅长一个个都像中了魔咒一样不可幸免。其中的根源何在，确实值得有关方面深入研究。四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可以说明以下问题：

一是自律不可靠。可笑的是，之前“落马”的三任交通厅长均有各自的“廉政名言”。第一任“落马”厅长曾锦城在任时就曾以写血书的方式给河南省委表白：“我以一个党员的名义向组织保证，我绝不收人家的一分钱，绝不做对不起组织的一件事„„”；第二任“落马”厅长张昆桐一上任便向省委领导表示一定要吸取前任厅长的沉痛教训，并提出口号：“让廉政在全省高速公路上延伸”；第三任“落马”厅长石发亮在刚上任时也表示要吸取张的教训，提出的口号是“一个‘廉’字值千金”，“不义之财分文不取，人情工程一件不干”。这些表态和口号，当初并不全是假话。相信上任伊始，他们想过要廉洁自律，还是不想把自己套进去的。但人是有惰性和趋利的，长期在巨大的诱惑和金钱的刺激面前，难免会有松懈和心存侥幸的时候。所以说，光靠个人的自律是不够的，承诺和表白，对一个贪官来说只是浮云，根本不能抑制其贪婪的心理。

二是监督不到位。现在一些部门或领域反腐倡廉责任体系严重不健全，一些预防腐败的内部监督制度大都是“牛栏关猫”，不可避免地出现“齐抓共管谁都不管，人人有责都不负责”的现象，监督一而再再而三地落空。正所谓“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险，同级监督太难，组织监督太软，法律监督太晚”。交通工程建设领域投资巨大，对那些廉政风险极高的具体业务活动，谁牵头主抓、谁参与配合、谁负责督导？没有明确的责任分工，责任难落实，监管不到位，腐败自然来。再加上日常监督检查多半走过场，实效性不够，问题发现难揭露更难。

三是制度有漏洞。交通部门作为政府的组成部门，本是市场监管机构，却又直接参与公路建设，掌握着巨额的资金，用与管没有分开，腐败来得太容易，说明运行机制有问题。可见，预防腐败关键是监管体制的设置、是对可能失控的权力的制约，只有建立起一个真正公开透明的工程招投标程序，让一切摊在阳光下运行，同时完善审核方法，加大审核力度，设置一个制约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才可能让贪婪的企图找不到漏洞，才能从源头上有效抑制腐败的滋生和蔓延。

四是决策须民主。公路如何建，资金如何用，基层政府和群众根本没有说话权。一个省成百上千亿的公路建设资金具体运作主要由交通厅负责，而重大项目的立项、招标、发包、定价等大权又几乎都掌握在厅长手里，一个项目动辄涉及十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投资，其中利润之丰厚、寻租者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交通厅长受到的诱惑太大，凡夫俗子难以抵御。所以说，权力无制约，决策不民主，乃是腐败频发的根本原因之一。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要着力建立健全体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要求的决策机制，作决策、定政策必须充分考虑群众利益、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可谓十分及时。

人性如水，制度如渠。邓小平说过，还是制度可靠些。当一些官员像飞蛾扑火一般重蹈腐败之覆辙，那就不仅仅是一个道德自律问题，肯定需要从制度上寻找原因。建立良好的监管制度，推进决策民主化，实现权力透明运行，有利于从根本上扼制“前腐后继”现象的发生。

一个市纪委书记的不归路

2010年12月31日，湖南郴州一些市民在该市五岭广场敲锣打鼓，举起横幅，庆祝大贪官曾锦春被执行枪决。闻 新/CFP

2010年12月30日的一声枪响，让湖南省郴州市原纪委书记曾锦春的生命画上了句号。

2006年前后，郴州官场发生地震。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副书记兼纪委书记曾锦春、副市长雷渊利、宣传部长樊甲生、组织部长刘清江、原市长周政坤，全都因为贪腐被查。这其中，只有曾锦春被判处死刑。

法院认为，曾锦春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罪行极其严重，民愤极大，且没有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故判死刑。

一个本应整肃官场、查处违法乱纪的纪委书记，为什么会走上不归路？

宦海沉浮使他深信“关系更重要”

曾锦春的一生其实远非众多媒体所述的十恶不赦。在其从政任职30多年间，曾有过拼命工作为国为民的经历和出色的工作业绩。他人生的转折与仕途沉浮密切关联。

1968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的曾锦春被安排到郴州临武县教书。他主动向组织上提出，愿意到更为艰苦的乡镇去工作。

在乡下任教时，曾锦春凭着过硬的业务能力和认真负责的态度，很快崭露头角，并开始在省级报刊发表文章。

正苦于手中没有“笔杆子”的临武县委办公室负责人当即提议将曾锦春调到县委办专门写材料。其仕途借此进入快车道，很快被提拔为县委办副主任后又调到花塘乡任党委书记。

受到组织重用的曾锦春深受鼓舞，更加努力工作。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开始掀起重文凭重知识的用人之风，曾锦春亦受益这波大潮，10年间就成了临武县的县委书记，并且是当时湖南省最年轻的县委书记，俨然一颗冉冉上升的政治新星。

踌躇满志的曾锦春达到了他人生的第一个高峰，但缺少官场斗争经验和圆滑作风的他也惹来了不少妒忌的声音。

据曾的家人回忆，一次，郴州地区一位主要领导打电话给曾，要求他帮助自己的侄儿承包临武县工商局的一项工程。此时尚能坚持原则的曾锦春没有顾及领导意愿，而是秉公办理，得罪了领导。1987年，本有望仕途更进一步的曾被调动到郴州地区国土局任第一任局长。但据媒体报道，这次调动是因为他操纵选举。

曾锦春在郴州国土局局长位置上工作努力，出色的工作成绩再度受到省地市领导的好评，但突然又被调动到了郴州地委农村工作部当副部长。

据曾锦春的儿子曾峰回忆，那段时间，他父亲整夜唉声叹气，不知道该何去何从。而当时社会的风气已经在慢慢转型，曾在失意的时候又受到了这种拜金思潮的影响，终于使他丧失了自己的信仰。

此后，曾锦春从农村工作部调动到郴县（今苏仙区）任县长，后接任县委书记。1994年，时任郴县县委书记的曾再一次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自认为已掌握升迁之道的曾不再是静等组织安排，而是设法通过自己当年在湖南师大的一位老师向高层领导举荐，通过这位已在中央机关工作的老师的一个电话，曾锦春顺利升迁到了郴州地区纪委书记的位置上，了却多年夙愿。

仕途上的几次变故，让曾锦春深深认同了“能力固然重要，关系更重要”的说法。他曾经这样教育儿子：“工作再努力也没用，重要的是把关系搞好，如果需要钱疏通，尽管开口。”

曾峰称，升迁到郴州地区任纪委书记，更使其父亲思想到了完全蜕变的程度。这一系列的工作变动，让曾开始拿出当年给党报写稿子、干工作的劲头，深研官场潜规则。“此后，父亲也就沿着自己错误的人生轨迹，一直走了下来。”

贪欲侵蚀，防线失守

在被关押于看守所期间，曾锦春曾经联合另外两位狱友合写了一本30多万字的小说，由他口述提供素材，另一人执笔。这本尚未出版的小说记录了曾从年轻时满载着理想拼命奋发向上的热血男儿，到垂暮之年沦为罪犯的历程。

曾锦春在悔过书中承认，思想的转变、蜕化是自己到了晚年注定变质的原因。曾也力图秉持操守，自觉拒腐防变，甚至给自己制定了“现金不收；贵重物品不收；无法拒绝的收了也要退给本人或组织”的“三不收”铁规，然而“内外夹攻”之下终于破戒。

据他回忆，几次带队招商引资时，当看到那些投资老板气度不凡、盛气凌人时，心中充满艳羡，想到自己也是有钱就好，将来更气派、更风光。而他在几次去看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老领导时，发现其连小孩工作都没有安排好，就萌生了“当官管一阵子，有钱才能管一生一世”，“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念头。

1996年，曾的老熟人、临武县花塘乡科江村党支部书记李友甫到他家拜年，顺带提了一些鸡、鸭之类的农副产品。曾锦春表示不能要对方的东西，拒绝不了后便拿两瓶酒返为回礼。可到了1997年，李友甫再度携礼来拜年时，便成有来无往了。“开始对收点农副土特产品等就无所谓，不当一回事了。”

门户洞开，有心人便乘虚而入。

1997年春节，临武县一位干部拿1000元红包到曾家拜年，曾与妻子拒收。对方振振有词地说：“如果送两瓶酒、两条烟价值也超过千元，而书记你不喝酒、不抽烟，给你还难处理，一个红包方便多了。”曾锦春听后顿悟，由此“解放了思想”，收下了这个红包。此后，他对送来的红包一律照收不误，仅几年中便收了红包礼金100多万元。

另外，帮助曾锦春“解开思想疙瘩”的还有时任市委书记李大伦、市长周政坤的示范效应。

身为纪委书记的他深知二人有着严重经济问题，但见两人“腐而不败”，对党纪国法的敬畏更是日渐淡去。“这时，就像大江大河垮了堤，洪水泛滥成灾，不可收拾。收钱办事收红了眼，发了疯。什么依法用权、廉洁用权、按职用权，什么以德用权全是一句空话。我作为纪委书记，主要任务是抓党风廉政建设，促进经济发展，可自己却脱离本职工作，什么矿山纠纷，什么基建工程招投标，什么干部提拔等都去插手，超职越权去管，目的是以权谋私、以权谋钱、权钱交易。”曾锦春说。

知情人士说，曾放开手脚受贿时，很多老板都是直接驱车提着装钱的蛇皮袋或者塑料袋，直接送到曾的办公室。此类人众多，以至于前来汇报的郴州市纪委干部往往要等这些老板离开后才敢进门。

郴州有官员告诉记者，曾锦春总是做一些前后矛盾的签字或者批示，让下面办事的人无所适从。原因就在于两头收，哪边给钱就帮哪边，哪边给得多就帮得多。

曾锦春在被“双规”的前一天还心安理得地收下一名商人120万元。2006年9月19日下午，就在湖南省纪委和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出现在他面前时，其公文包里面还有10来个红包。他说“这很正常”，是“这几天出席公务活动时有关单位给的误餐费”。他自己还没有来得及拆开，其中，最大的一个里面装了5000元现金，而最小的一个也有1000元。

心态不平衡滋生“杀富情结”

曾的自我毁灭与当地的环境联系紧密。

曾锦春所在的郴州有着“有色金属之乡”的美誉，也是全国19个重点产煤地级市之一。2002年后，煤炭价格开始爆涨，从200元一吨涨到2006年的400多元一吨；同时，郴州的有色金属也随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飙升一路走高。在郴州众多渴望财富的官员看来，一个崭新的分金时代就此到来。

时任郴州市市长的周政坤等人纷纷通过批条子、打招呼等方式进入了煤矿“采金”。曾锦春亦不遑多让。因此前担任过国土局局长和乡镇、县委书记，曾锦春对于资源分布、采矿行业的发展前景和审批程序等有着非常专业的认识，可以轻松地掌握各类投机人士的要害而加以利用。作为纪委书记，曾锦春同时兼任了郴州市煤矿整顿小组组长。这一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兼任，为曾锦春的敛财提供了条件。

曾锦春收受的最早一笔与矿山有关的行贿款肇始于1997年下半年。其时，矿主雷像文为承包临武县香花岭锡矿安源工区，请曾帮忙。曾接受请托后向该矿领导写条子，从而使雷如愿取得承包权。2000年2月，雷为感谢曾在其承包该矿时的帮忙，将20万元送给了曾。

曾案的最大行贿嫌疑人矿主首清文也在此期间登场。在首向曾多达18笔(次)的行贿中，有很大一部分与其经营的玛瑙山矿水湖里矿区与派安公司的纠纷有关，首曾分5次给曾送来200万元。但曾左手接受首的巨款，右手也揽进了派安公司的“孝敬”。2004年7月10日，曾锦春终于主持召开协调会议，派安公司与宏达公司达成和解协议。

除了插手矿山各类事端牟利外，曾锦春在后来的悔过书中承认，他明白要想暴富，主要的途径是自己开矿。为了办矿他收受大额贿赂，投资2707万元，分红利达1000多万元。为了应付组织上的查处，他便化名朱几在、何六周、朱中华等个体老板的名义入股，欺骗组织。

而利用职权干预司法部门办案，插手各类工程建设项目，也是其受贿索贿的重要渠道。

2001年3月，郴州市宜章县民营企业主王文汉将广东省乐昌市南岭铁路美光有限公司诉至县人民法院，要求该公司履行联营合同，偿还70多万元。由于法院迟迟不开庭，王文汉向曾锦春行贿数万元。在曾的干预下，2002年5月，宜章县法院下达一审判决，判决被告美光公司付给王文汉人民币170万余元。但双方均不服判决，上诉到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这一次，曾锦春倒向了美光公司这边。他甚至将曾为美光公司做过审计鉴定报告的郴州正一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叫到办公室，要求修改对美光公司不利的地方，否认审计结果。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领导也被曾锦春叫到办公室面授机宜。最终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王文汉没有主体资格而判其败诉。

参与曾案的调查人员透露，去长沙或者北京开会办事都是曾索贿的良机。“在这个时候，他会打电话给那些老板，你给我拿多少个来。”在曾的心目中，索贿和受贿的基本单位，早已将万元计算的人民币称之为“个”，“个”数的多少决定关系的远近和其帮忙支持的力度。

前述人士称，曾疯狂地受贿、索贿，插手各类经济纠纷，甚至制造事端牟利，与其内心深处的“价值观”是紧密相连的。在曾的心目中，自己曾为党为国辛苦数十年成绩斐然，却仍然收入一般，而那些大字不识两个的人，却能依靠运气或者关系陡然成为家产千万、逾亿的富翁，实在是社会分配的不公。“他有一种强烈的杀富情结。遇到这样的老板，多是来一个宰一个，绝不放过。”

曾锦春的民愤被放大了

曾锦春在悔过时曾表示，他以往去外地考察、旅游时看到那些民族英雄的塑像；下乡调查研究，看到一些过去当官者留下的碑文，心中非常感慨，也憧憬着自己将来能够塑像留碑，流芳百世。在其心目中，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身陷囹圄的一天。

在曾被司法机关带走后的一两天，郴州市区有鞭炮声响起，也有人打出了横幅：“感谢党中央为郴州人民除害！”这些成为“曾民愤巨大”的印证。

然而，实际上，上述行为都是“被曾伤害过的人士所为”。一位深谙个中原因的人士告诉记者，花费逾5万元的鞭炮是某商人组织放的，而上街游行的人员则是另一老板指挥的。

“很多人被曾所害，但这些人多是官员和商人，曾锦春有商愤、官愤，而民愤不大。”这位人士说，事实上，曾对于普通民众仍是可“亲近”的：他的办公室随时可以向市民、农户和记者敞开，对于一些百姓的冤屈他也能秉公查处，甚至督办到底。

“曾给人的印象还可以，做事扎实，不讲条件。”原郴州地委一位领导这么评价，“有一次，曾锦春下去检查工作，看到一位老农民挑着一担谷子很吃力，他便下车从老人肩头接下扁担，硬是帮老人把谷子送到家。”

湖南省委一工作人员透露，在湖南省第8次党代会期间，曾锦春列席参会。一个晚上，曾突发急性肠胃炎疼痛难忍，急切间拨打宾馆值班服务员的电话，但却无人接听。第二天，曾将此事向大会秘书处作了反映。有关领导指示将擅离职守的服务员开除。曾闻讯后，马上找到相关领导表示，当晚是自己拨错了电话，请求撤销对服务员的处分。

参与调查曾案的人士称，曾不少的“亲民”之举与其疯狂受贿、罔顾法纪并不矛盾。因为在曾的思想价值观中，对于民间的弱者是支持的，对于有钱的老板则不妨宰杀。而如果有官员挡其敛财之道，同样要无情打击。

他说，永州道县县委书记等被抓后，县城也响起了鞭炮，也有人游行。在经济角逐或者纠纷中受到冤屈的人，期望对贪腐的官员予以严惩，在经济犯罪一般不被判死刑的情况下，他们以这类方式放大了民意，客观上助推了曾走向死亡之路。当然，这同时也给了那些违规插手经济纠纷的官员以警醒。（洪克非 叶铁桥）

谁来监督监督者

“每天的不合法收入达到了两万元，这在人均年收入只有几千元的湖南省，是天文数字。”据公诉人评价，曾锦春的受贿金额几乎与其故乡汝城县的全年财政收入相当。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确认，自1997年下半年至2006年9月期间，在矿产承包及纠纷处理、干部选拔任用、工程承揽及招投标、税费的减免、违纪违法案件的查办及诉讼案件的处理等方面，曾锦春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其妻和子女等人收受、索取他人贿赂，收受贿赂及索贿共计3123万多元。另有952万余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收受贿赂数额之巨，为曾锦春赢得了“中国纪委书记第一贪”的称号。

作为一名纪委书记职当捉鼠，而曾何以最终变成了一只令人恐惧的硕鼠？

曾锦春为何“三不倒”

在案发前几年，对曾锦春的举报如潮。彭北京、王文汉、李民主、黄远勋4人，此前并不熟识，却因到湖南省纪委举报曾锦春而偶然相遇，从此形成举报团队，各司其职，要把曾锦春拉下马。但是，多年举报却收效寥寥。

事实上，湖南省纪委曾三次查曾锦春，但曾都安然无恙。湖南省纪委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也说，纪委部门曾经三查曾锦春，但由于曾锦春所处岗位的特殊性，加之他反调查能力比较强，举报人反映的问题不够具体，未能查实其违纪问题。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公诉人肖智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曾锦春受贿的时间长达近十年，他也因为举报被查处，但都侥幸逃脱。之后，他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更加疯狂。甚至在反腐会议期间，他还在收受他人的贿赂。

在检察机关看来，曾锦春跟其他的腐败分子不同，他从事纪检工作多年，非常懂得反侦破、反调查的手段，面对办案人员，他完全是一副光明磊落的神态，没有一丝恐惧。他利用多年盘踞郴州结下的深厚关系，与行贿人早就订立了攻守同盟，同时因为曾锦春对举报人无情的打击报复，使得调查工作无法取得实际证据。

这由此成就了曾锦春“三不倒”的名声。据传他自称“告不倒，查不倒，管不倒”。

曾被3次“双规”的民营企业家李民主也说，“为什么他想做什么都可以屡屡得手？为什么民愤这么大还长期得不到处理？我觉得归根结底，是缺乏切实有效的监督，由此导致明明是在犯错，却还要迁就他，甚至还为他歌功颂德。如果有一套监督体系及时出来主持正义，他也不至于下滑得这么厉害”。

出事前，曾锦春也曾撰文说，现行反腐拒变体制、机制、制度强调伦理道德性，把人的行为约束寄托在主体的道德感和良心、良知之上，在监督体制上，看重的是内部监督，对外部监督不敢用、也不会用，致使对“一把手”等重点对象的监督不具有可操作性。在监督机制上，重事后惩处轻事前、事中监督，重实体监督轻程序监督，对权力运行缺乏有效制约手段，致使监督存在“空当”和“盲区”，造成“弱监”、“虚监”和“失监”。

“纪委权力，一旦失去制约非常可怕”

在郴州，一个经常被提到的事实是，桂阳县城有条城南街，这条街上坐落着许多政府部门，如公路局、交通局、税务局、工商局等。这条街上所有政府部门的一把手无一例外被曾锦春“双规”过。

曾被曾锦春“双规”过的桂阳县建设局原局长胡颂才说，纪委权力很大，一旦失去制约非常可怕。曾锦春非常露骨，大小事情都要插手，干了就不怕。

在曾的受贿清单中，超过一半的现金贿赂来自矿山老板。如果仅以关联性看，则绝大部分的行贿者，均多少与矿山有关。曾案开庭时，公诉人提到，每次郴州市召开有关矿产的会议，曾锦春都不请自到，并且倚仗自己资格老，经常推翻已经由分管市领导决定的意见。作为兼任了郴州市煤矿整顿小组组长的纪委书记，曾锦春频繁地参与矿产利益的控制与掠夺中。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公诉人周尚红称，曾锦春多次说过，谁掌握了矿产资源，谁就掌握了财富。他知道矿产开采有丰厚的利润。因此，他多次主动要求主管郴州的矿山管理工作。实际上他利用这个职权谋取了暴利。

对于与他有经济利益争夺或对他持有异见者，曾常采用“双规”的办法予以打击和管制。近年来，中央纪委对“双规”措施的适用范围作了非常严格的要求：只能适用于党员，同时还特别要求被采取“双规”的党员必须立案。

据曾在看守所回忆，担任纪委书记十多年期间，共查处级以上干部150多人，科级以上干部上千人。其中有些确实是他故意在整那些不听话的干部。更有甚者，“双规”措施甚至被他直接用到了非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头上。

郴州市纪委的一份报告披露：在曾锦春担任纪委书记期间，郴州市纪委立案、“双规”从不开会研究，曾锦春说立案就立案，说“双规”就“双规”，说放人就放人。自2000年至他案发，基本上没有专门召开过立案和采取措施的常委会。他的做法基本上是把立案、“双规”直接批示在举报信上，或口头交待办案人员。

曾锦春曾反思称，纪委的职能越单纯越好（监督、查处），不要赋予纪委其他方面的权力。诸如职能部门能管的事情，纪委不要管、不要插手。因为人的自控能力都是有限的，权力一多，自我就容易膨胀，就容易发生问题。

曾锦春反思：关键是抓落实

江西省一位检察官曾撰文称，类似的纪委书记违法犯罪绝非个案。如果说，党政干部违法犯罪了，检察机关可以查处；检察机关干警违法犯罪了，纪委可以进行查处，那么，纪委的干部谁来监督？纪委干部不是神，他们也经常受到外界的各种诱惑。要是纪委干部特别是纪委书记违法犯罪了，谁来查处呢？

他指出，国内现行的反腐败体系中，纪委处于核心地位，其他机关不可能对纪委书记进行监督。而上级纪委平时与下级纪委接触甚少，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很难了解其违法犯罪的事实。因此，要解决纪委书记权力监督的问题，不仅要依靠上级纪委的真抓实干，更重要的是从规范制度上着手。要规范平级的监督与制约，也要在制度上落实新闻媒体的监督，以及地方党委和人大的监督。

他认为，避免监督者的监督权成为新的腐败源头，应成为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必破之题。

身陷牢笼时，曾锦春也对“谁来监督纪委”这一难题，进行了悔过式的思考：党章说纪委要监督同级党委，而实际上纪委是监督不了党委的。党委书记如果对纪委书记不满意，向上一反映，这个纪委书记有可能就要被调离，干不长。同样，党委也监督不了纪委。纪委是双重领导，可以直接向上级纪委反映问题，这样党委也不太愿意惹纪委，也达不到监督纪委的功能。

记者了解到，有关部门在总结郴州系列案件时，把如何监管一把手的权力置于研究的重心。相关的调研认为，除了私欲膨胀和领导独断专行外，上级监督管理不到位，内部监督不得力，是导致郴州众多官员贪腐案件爆发的重要原因。上级有关方面对李大伦、曾锦春这类干部的所作所为未及时掌握，对一些不当行为没有及时谈话提醒，更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同级之间的相互监督更是软弱无力。郴州原市委常委班子很多成员都是李大伦一手提拔的，对他形成了人身依附关系，使得民主集中制等重要的党内制度难以贯彻执行。

在互相监督问题上，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公诉人杨赞举了一个例子：有个叫陈云飞的行贿人，为了在汝城县承包小言镇的一个尾砂矿，找李大伦向当时的汝城县委书记打招呼，而同时，曾锦春也为了另一个行贿人想承包这个工程，向汝城县的主要领导打招呼。最后，由汝城县的主要领导来协调处理这个问题，就这样李大伦打招呼的陈云飞和曾锦春打招呼的另一个行贿人，各占百分之四十的股份。李大伦和曾锦春都在运用自己的权力谋取私利。彼此心照不宣，所谓的监督根本不存在了。

前述知情人士称，郴州系列案件的发生，反映出各级党政机关仍然需要进一步健全和落实民主集中制，切实加强对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必须用科学的分权和有效制约来确保集体领导和民主、科学决策。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必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改进管理方式，通过深化改革和体制创新，提高在诸如工程项目、资源开发等方面法规制度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让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让权力之手远离腐败的诱惑。

据悉，在曾案案发前，湖南省常德市原纪委书记彭晋镛、娄底市原纪委书记罗子光都先后落马。在彭晋镛案发后，湖南省纪委专门召开常委会议制定了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六条禁令”，对违反禁令者，将视情节轻重，给予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此后，湖南省纪委专门成立了监督检查室，面向系统内部，加强纪律监督。

曾案案发后，湖南省纪委一负责人接受媒体专访时说，随着纪检监察干部的社会地位和威信不断提高，诱惑也多了，如果对他们的问题不认真对待，一方面使纪委的干部不断受到侵蚀和腐蚀，另外一方面也会在社会上产生很坏的影响。“我们不敢保证纪检干部素质都那么高，但我们的要求是非常严的。纪检监察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发生违纪违法的问题，必须坚决严肃查处。”

曾锦春在狱中曾反思称：“制度已经很多了，关键是加强制度的认真落实和执行。”他建议，为了防止“300多条制度就像挂在墙上的月亮一样”，应该学香港一样，凡是发现领导干部有问题，哪怕是收红包的小问题，也一律公布，从小事情抓起。

第二篇：反腐倡廉典型案例

反腐倡廉典型案例

1、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受贿罪、滥用职权案:严惩腐败彰显决心陈良宇被判刑 2008年4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被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法院一审判决认定陈良宇的犯罪事实为:1988年至2006年，陈良宇利用职务之便受贿239万余元;2002年至2003年，陈良宇滥用职权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亿余元;2004年，陈良宇违反规定，帮助某公司从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融资，致使10亿元社会保险基金被违规动用而臵于巨大的风险之中。

舆论认为，陈良宇被依法惩处，体现了中央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坚决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就决不姑息手软。

2、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受贿案:情妇现象又一例证 2008年10月18日，河北省衡水市中级法院对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刘志华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法院经审理认定，1999年至2006年间，刘志华利用担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关村科技园管委会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资产臵换、土地开发、职务晋升、银行借贷

等方面的利益，单独或者伙同情妇王建瑞，索取或者非法收受北京中融物产有限责任公司等10个单位和个人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96.59万元。刘志华受贿的财物大部分是通过情妇王建瑞收取的。

3、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贪污受贿案

2005年至2008年间，黄松有利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职务便利和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在有关案件的审判、执行等方面为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卓伦等5人牟取利益，先后收受上述人员钱款共计折合390万余元。此外，黄松有还于1997年利用担任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的职务便利，伙同他人骗取本单位公款308万元，其个人从中分得120万元。2010年1月19日，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黄松有犯受贿罪、贪污罪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3月17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宣判此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影响力】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法院系统因贪腐而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案件引起了全社会的极大关注。

【点 评】黄松有为司法系统落马最高级别官员。该案表明：人民法院对司法腐败决不容忍，不管涉及到谁，不管是什么级别的干部，只要目无法纪，弄权腐败，必将得到法

律的严惩。

4、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受贿案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年7月23日对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陈绍基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1992年2月至2009年4月，被告人陈绍基利用担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政法委书记、广东省委副书记、广东省政协主席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者伙同其子陈子翊、情妇李泳(均另案处理)索取及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959.5万余元。

被告人陈绍基归案后能够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犯罪事实。案发后，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

5、公安部原部长助理、经济犯罪侦查局原局长郑少东受贿案

2010年8月24日，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公安部原部长助理、经济犯罪侦查局原局长郑少东受贿一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郑少东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001年至2007年10月，被告人郑少东利用其担任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公安部部长助理兼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的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案件查处、职务晋升、就业安排等方面

谋取利益，索取、收受他人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826万余元。案发后，赃款赃物已全部退缴。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郑少东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鉴于郑少东案发后认罪态度较好，赃款赃物已全部退缴，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6、龙国华案:“卖官书记”被判无期徒刑

2010年4月1日，湖南省湘潭市中级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株洲市人大常委员会原副主任龙国华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经审理查明，龙国华从1998年至2007年分别在担任攸县县长、株洲县委书记、株洲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期间，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411.936万元、美元1.54万元，以及其他实物。在龙国华收受的205笔400余万元的贿金中，有一半来自于他的下属。

花钱向县委书记“买官”，曾是株洲县官场的一条“潜规则”。龙国华在即将调离株洲县委书记赴任株洲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之际，突击调整提拔100多名干部，因此被当地群众称为“卖官书记”。

7、文强案:涉黑护黑贪官被枪决

2010年5月21日，重庆市第五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强奸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7月7日文强在重庆被执行死刑。

法院审理查明，1996年至2009年，文强利用职务便利，单独或与妻子多次非法收受他人钱物共计折合1625万余元，并对1062万余元的家庭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文强还多次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违法犯罪，并为此多次收受黑恶组织送的钱财共计78万余元。

文强是在重庆打黑风暴中落马的重量级贪官之一。

8、罗亚平案：“土地奶奶”非法敛财6000万 2010年12月20日，辽宁省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原局长罗亚平，因犯受贿罪、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沈阳市中级法院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早在2001年六七月间，罗亚平就开始截留征地补偿款。2007年3月，抚顺市中心粮库兴建粮油批发交易市场，因政府征地资金不能及时到位，市粮食局向顺城区国土局提出借款。罗亚平让报账员将开发商金吉英上缴的800万元征地款不入账，假称借给粮食局，交给她本人处理。之后，她经过地下钱庄将这笔巨款汇往国外。

法院查明，从2001年至2007年，罗亚平在担任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负责人期间，利用职务之便累计贪污、受贿3000余万元人民币，另有2800余万元人民币、69万元美金的财产来源不明，涉案金额共计6000余万元。

据悉，罗亚平不仅刷新了辽宁官场贪腐犯罪涉案金额的纪录，而且其案被中纪委领导批示为“级别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民间因此称她为“三最”女贪官，蔑称其为“土地奶奶”。

9、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市长许宗衡受贿案

2011年5月9日，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市长许宗衡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许宗衡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01年至2009年，许宗衡利用担任中共深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市委副书记、深圳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市长的职务便利，为深圳市顺嘉高新建材有限公司、深圳市龙岗区区委原书记余伟良等九个单位或个人在变更土地规划、承揽工程、职务升迁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多次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318万余元。案发后，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许宗衡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许宗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鉴于许宗衡在案发后主动交代了有关部门尚不掌握的部分受贿事实，具有坦白情节，认罪态度较好，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10、重庆市巫山县交通局原局长晏大彬案:妻子“理财”罪定“洗钱”

2008年8月1日，因受贿2226万元，重庆市巫山县交通局原局长晏大彬被重庆市第二中级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死刑。同庭受审的还有其妻子付尚芳，付尚芳被法院以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一审宣判后，晏大彬提出上诉。

晏大彬供述，他将2165万元受贿款交给了妻子付尚芳保管。而付尚芳明知该款系晏大彬受贿所得，仍将其中的943万余元以本人或他人之名，用于购房、投资金融理财产品以及存入银行等。付尚芳因此成为因亲属贪污受贿被控犯洗钱罪的全国第一人。专家认为，以贿赂犯罪作为上游犯罪来指控洗钱罪，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还比较少见，付尚芳洗钱案的宣判在全国具有标本意义。

11、海南省文昌市委原书记谢明中案:政治明星轰然坠落

2008年8月25日，海南省文昌市委原书记谢明中因犯

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海南省海南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法院经审理查明:1992年至2007年，谢明中在先后担任海南省地矿局副局长、文昌市委书记等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非法收受、索取他人贿赂，计人民币1363.8万余元、港币439.8万元、美元7.2万元、新加坡币0.3万元。此外，谢明中对人民币544.7万余元、港币187.4万元、美元9.36万元、新加坡币1.2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谢明中不仅喜欢玩弄女性，而且通过调整干部来大肆收敛钱财。因此，贪财好色成为他落马的主要诱因。从“百年一遇好县官”到轰然坠落的政治明星，“海南第一贪”谢明中的倒下再次证明:集权于一身而无监督，于国于民于己都像一颗不定时的炸弹。

12、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张敬礼受贿罪、非法经营罪、诬告陷害罪

2012年7月25日，北京市二中院以受贿117万元、非法经营获利1600余万元和诬告陷害罪一审判处张敬礼有期徒刑17年。

法院审理查明，2005年至2010年4月间，张敬礼利用时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的职务便利，在广州某公司建设国际医药港项目过程中，多次为该公司提供帮助。2010年4月，张敬礼向上述公司总经理卢某某索要贿赂38

万元。此外，张敬礼受贿金额总计为117万元。

2008年10月至2010年5月间，张敬礼伙同被告人廖洪炳，印刷、销售非法出版物《寿世补元》一书第二版、第三版共计4.3万余套，非法经营额合计2300余万元，违法所得额约1600余万元。

法院还查明，2008年11月间，张敬礼指使被告人廖洪炳，故意捏造廖洪炳曾请托他人办事并给予他人现金10万元及价值5万元虫草的事实，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等部门实名举报。

2010年2月至5月间，张敬礼还故意捏造他人以权谋私、收受贿赂等事实，并指使被告人杨军、潘京萍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等部门及有关领导邮寄诬告信共计1300余封。被张敬礼诬告的正是其上司。

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敬礼的行为构成受贿罪、非法经营罪、诬告陷害罪。据此，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张敬礼12年；以非法经营罪判处张敬礼7年；以诬告陷害罪判处张敬礼有期徒刑3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7年。

第三篇：反腐倡廉典型案例

反腐倡廉

典型案例

武义县国土资源局编 二00八年六月

序 言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本册摘编了部分国土资源系统，近年来发生的腐败案例，希望这些用他们的政治生命写成的警示教材，能够成为我局党员干部明断得失的镜子；希望全县国土资源系统广大党员干部吸取教训，引以为戒，警钟长鸣，防微杜渐。一要坚定信念。自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努力改造主观世界，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从思想上筑牢拒腐防变的堤坝。二要牢记宗旨。要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慎用权力，用好权力，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三要加强学习。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不断提升从政道德，努力做到用权讲官德、交往有原则，慎初、慎独、慎微，自重、自醒、自励。四要依法行政。做到办事有依据，程序要合法，服务讲优质，工作重效率。五要强化监督。要认真分析这些典型案例发生的原因，查找国土资源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和漏洞，深化改革，完善制度，建立防范腐败的长效机制。坚持“自律”与“他律”相组合，切实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不断建立和健全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制约的机制，以保证党员正确运用手

中的权力。

武义县国土资源局 二00八年六月

第四篇：反腐倡廉警示教育案例

反腐倡廉警示教育案例汇编（1）

反腐倡廉警示教育案例汇编（1）

一、山东省财政厅原副局长李福禄被裁定死缓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15日，记者从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了解到，省法院对山东省财政厅监督检查局原副局长李福禄受贿一案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时核准聊城市中院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李福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事判决。

据了解，2012年6月27日，聊城市中院对被告人李福禄受贿一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李福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追缴的赃款1449.7584万元以及扣押的马自达6轿车一辆、小型越野路虎一辆、克莱斯勒轿车一辆和冻结的北京房产一处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剩余赃款继续依法追缴。宣判后，被告人李福禄不服，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省法院二审审理认为，上诉人李福禄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构成受贿罪。被告人李福禄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对其量刑应根据其犯罪的事实、情节、社会危害性及其归案后的表现，依法予以惩处。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遂依法作出上述裁定。

相关链接 李福禄为齐鲁银行拉存款8亿

法院审理查明，2003年至2010年，被告人李福禄利用职务之便，帮助刘济源为齐鲁银行拉存款达8亿余元。其间，被告人李福禄多次以他人借款、注册公司等名义收受刘济源送予的款物，折合人民币总计3135.26万元。

具体为：2009年，被告人李福禄收受刘济源在北京购买的房产一套、车位一处，总价值人民币295.26万元；2009年12月，被告人李福禄收受刘济源人民币240万元；2010年1月，被告人李福禄收受刘济源人民币1100万元；2010年7月，被告人李福禄以注册公司为名，收受刘济源人民币1000万元；2010年12月，被告人李福禄收受刘济源人民币500万元。

二、甘肃国土厅原副厅长张国华贪污腐败被判无期徒刑

2月20日记者从省高院获悉，省国土厅原副厅长张国华被控收受贿赂428万余元，另有973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上诉一案，已于春节前夕由省高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

法院审理查明，2001年4月至2011年3月，张国华在任天水市副市长、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相关单位及个人在承包工程、申请银行贷款、办理土地使用手续等方面谋取利益，多次单独或与其妻刘某共同非法收受款物共计428万余元。此外，张国华一案涉案资产数额巨大，省检察院在侦查阶段依法扣押、冻结张国华夫妇的现金、银行存款、房产及其他贵重物品等折合人民币2146万余元、美金2万元。扣除其合法收入后，仍有973万余元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2011年6月15日，政协甘肃省第十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决定，撤销张国华的政协委员资格。

2011年6月21日，张国华涉嫌受贿罪经省检察院决定被逮捕。2012年6月13日，张国华涉嫌收受巨额贿赂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两罪，被兰州中院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张国华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量刑过重，自书5000余字申辩理由，委托律师提出上诉请求。2012年8月10日，省纪委、省监察厅向羁押于看守所候审的张国华宣布了“双开”决定。2012年底，先于张国华受审的其妻刘某，因参与其中两起收受65万元贿赂款，被省高院终审认定为受贿罪从犯，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5年。

三、陕西“微笑局长”杨达才涉严重违纪被撤职

中新网西安9月21日电(记者张远冽玮)中新社记者21日从中共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获悉，陕西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达存在严重违纪问题，依据有关纪律规定，经陕西省纪委常委会研究并报经省委研究决定：撤销杨达才陕西省第十二届纪委委员、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

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因为在今年8月一场造成36人遇难的特大车祸现场面带微笑而遭到公众质疑。随后这位“微笑局长”在不同场合佩戴多块名牌手表的图片在互联网上被广泛转载。

杨达才此后通过微博回应自己拥有5块名表，且均为个人合法收入购买。大学生刘艳峰9月1日以特快专递的形式，向陕西省财政厅递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杨达才个人2011工资。虽然得到了官方回复，但刘艳峰的申请要求仍未能实现。

21日，记者从陕西省纪委了解到，鉴于陕西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达才在“8.26”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笑脸”的不当行为和佩戴多块名表等问题，陕西省纪委高度关注，及时进行了认真调查。

调查表明，杨达才存在严重违纪问题，依据有关纪律规定，经陕西省纪委常委会研究并报经省委研究决定：撤销杨达才陕西省第十二届纪委委员、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对调查中发现的杨达才的其他违纪线索，该省纪委正在进一步调查。

有专家认为，杨达才身陷“手表门”，对大陆公务员系统是一种警示，它让公务员队伍在各种透明的制约机制、舆论监督、法规法制的约束力量下，将变得更加健康。

四、山西国土厅一副厅级官员因“煤”腐败涉犯罪被查

记者29日从山西省纪委、山西省监察厅证实，山西省国土厅原副巡视员王有明因腐败问题被查，目前已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29日，记者从山西省纪委、山西省监察厅证实，山西省国土厅原副巡视员王有明，因在担任晋城市国土局局长期间，犯有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等错误，经山西省纪委常委会议研究，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取消退休金和退休待遇；对其涉嫌犯罪的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此前，山西省国土厅原党组成员、总工程师刘书勇，因山西省襄汾县“9.8”煤矿尾矿库溃坝重大责任事故犯有严重渎职错误，经山西省纪委常委会议研究，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经一审宣判，刘书勇判处有期徒刑5年。

作为煤炭大省，从2008年开始，山西就开始集中开展煤炭领域反腐败，上述两名国土厅高官均因“煤矿”问题被法办。

五、广东省国土厅副厅长吕英明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

昨日广东省纪委有关负责人证实，（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省水利厅原副厅长）吕英明因涉嫌严重违纪问题，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记者在广东省政府网站看到，今年10月，省政府任命的官员名单上有吕英明的名字，任命为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而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吕英明的任命通知，则是11月8日下达。吕英明从上任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到被纪委调查，前后不足一个月。

现年50岁的吕英明是高州人，天津大学水工建筑专业本科毕业，高级工程师。1982年大学毕业后，他在广东省水电三局房建队任技术员。1985年调至省水电三局深圳公司任技术员，1986年任省水电三局机电科任设计负责人。1987年至1991年，在省水电三局广州公司任副经理、工地主任。1991年至1994年，在省水电三局任第七工程队队长、惠州公司经理、技术负责人。1994年至1999年，任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副局长。1999年，吕英明任广东省北江大堤管理局局长，并于2001年起，任广东省水利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据省水利厅官方网站信息，2012年4月起，吕英明分管的部门为：规划计划处、科技与交流合作处、省水库移民工作局和乐昌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总指挥部，并联系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和省北江流域管理局。3年前，他只负责乐昌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总指挥部的工作等。在乐昌峡建设期间，他曾长期驻点该地，督促建设。

据《巫山报》报道，今年10月，吕英明曾带队到重庆市巫山县考察对口支援工作。六、一个行动击碎了一打宣言——三峡大学原党委书记陈少岚忏悔录

我对所犯错误的认识

我所犯的错误性质是严重的，损害了党的形象，破坏了党的纯洁，影响了党在群众中的威望。

一个人犯错误，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根本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自身。自己政治上的不坚定，思想上的不纯正，作风上的不过硬，行为上的不检点，品质上的不健康，修养上的不自觉。

领导干部既是反腐倡廉的中坚力量，更是反腐倡廉的对象。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我作为党委书记，的确表现得十分幼稚，从来都是把自已当做反腐倡廉的力量，而没有将自己放在反腐倡廉对象的位置上来思考问题。在学校，我是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每年要召开多次会议，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任命干部要进行廉政谈话，布置和总结工作必须有党风廉政建设的内容，各级干部述职也要述廉。但这些似乎都不包括自己在内，我错误地认为，自己是反腐倡廉的指挥者，是力量，而不是对象，常常疏之漏之，游离于反腐倡廉之外。拿着镜子照别人，而自己则躲在镜子背后，永远照不到自己。

一个行动击碎了一打宣言，没有行动的理论是虚伪的。我多年从事理论工作，说教的多，理论上是一套，而行动上则另搞一套。研究理论、讲解理论而没有将这些理论付诸实践，成为虚伪的多重人格的空话大话“理论家”。有人讲，一个行动胜过一打宣言，而在我这里，则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一个行动击碎了一打宣言。全校中层干部、博士、教授大会，由我作党风廉政建设报告，我讲起来谈古论今，头头是道，受到与会者的一致好评。全校干部观看警示教育片，我主动要求讲话，作归纳，谈感想，提要求，庄重而又严肃，具体而又细致，事例鲜活，教训深刻，而就在讲完话以后，自己就可能邀人吃饭去了。每年和各单位签订责任书，报纸有文，电台有声，网络有影，唯有自己责任不明。校领导考核测评，年年获优秀。表面上看，我十分优秀，而实际行动上又是另外一套，只不过大家不知道而已。

居功自傲飘飘然，必然犯错。三峡大学经过五年多的组建取得了一些成绩。我个人常常居功自傲飘飘然，自以为是，忘乎所以。殊不知，这些成绩是师生员工共同创造的．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而我则自以为学校没有我就没有今天的进步和成绩。更没有去想即使有功劳、有成绩，也要戒骄戒躁，防微杜渐，不能躺在功劳簿上。正是由于过高地估价了自己，常常以目空一切的神态企图去指挥一切。建筑工程招投标去跟相关人员介绍建筑队，工程中标后要求中标单位去分包，能办的事要求别人办，不能办的事也要求别人想办法去办，似乎没有什么事我在学校说了不算的。因而，违规的事就时有出现。比如学校收取点招费，我的确说过：别人收了我们也收，错了我检讨。还堂而皇之地笼络人心为了学校的利益我检讨也值。这些话、这样的行为与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特剐是“一把手”多么不相称。

朋友交往应如清风淡水，相互利用决不是真正的朋友。冤仇爱恨，皆有缘故。自从我1993年初担任湖北大学副校长，特别是2000年6月担任三峡大学党委书记以来，就面临着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的所谓朋友交往。君子之交应如清风淡水，无需所求，而我所交往的朋友中，就有一些变成了一种庸俗的相互利用的关系。他们以我为朋友，是因为他们需要我，因为我手上有一定的权力，权力可以为他们谋取一定的利益。我似乎也需要他们，需要他们围着、捧着，走到哪里，有吃有喝有住有玩，有人送钱打牌，有人年节送礼，虚荣心得到满足。久而久之，相互利用变成了相互勾结，苍蝇只叮有缝的臭蛋，他们叮我，是因为我有空子可钻。几年下来，坏了形象，变了作风，害人又害己。

我所犯错误的沉痛教训，认识反腐倡廉意义的高度不够。自己是一个教授，又是研究党建理论的，自认为应该认识上有一定高度。其实，经过反思才深知自己认识肤浅。现在，我才懂得，腐败行为不但组织反对、社会厌恶、群众痛恨，而且无藏身之地，任何腐败分子都不应有侥幸心理。

主动接受监督不够。“一把手”在监督别人的同时也要主动接受监督。而我自己接受监督的积极性、主动性不够。征求上级党委、纪委负责同志及部门领导对自已廉洁自律方面的意见缺乏自觉性。在主动接受群众监督方面，我做得也相当不够、不好。

防微杜渐，自律不够。我在湖北大学时，要求自已是比较严格的。直到1997年以后，才偶尔被拉去打打牌，此时防线就逐步突破了，要求放松了。到宜昌工作后的2003年至2004年发展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以为职位到了顶，学术地位也可以了，因此，更是思想滑坡，防范松懈。万事怕突破，有了第一次就难以防范第二次。我的防线就是在1997年第一次打牌收钱后被突破的。

功过是非，区分不够。有不少同事、朋友、学生曾提醒、告诫我要注意。我则有一个错误的想法，认为自己工作也是竭尽全力，让组织上放心，让群众满意，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党的政策历来是功过分明，有功不能顶过，有过不能抹功。对我来说，这也是十分深刻的教训，以为领导很了解自己，会原谅自己的过失。其实，这是十分错误的想法。

交朋结友，纯度不够。我的性格是“宁与千人为友，不与一人为敌”。因而，人缘关系好，朋友也相对较多。人家托你办事是瞧得起你，为了人家更加瞧得起，就尽可能地多为别人办事。所以，朋友越交越多，朋友的朋友也可以成为朋友，而且基本不设防。我的随缘性格，使自己交友的纯度不够，交上了一些想利用自己的所谓“朋友”，而正是这些“朋友”的利用，才使自己在错误的路上越滑越远，成为人民的罪人，真是追悔莫及。

背景资料：

陈少岚，1997年至2005年，在担任湖北大学党委常委、副书记，三峡大学党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承揽工程、子女转学等方面谋取利，先后收受贿赂36万元，构成受贿罪。2006年7月，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

七、党纪国法大于亲情——湖南省机械工业局原局长、党组书记林国悌忏悔录

我叫林国悌，63岁，原任湖南省机械工业局局长、党组书记。因犯受贿罪于1999年被一审、二审判处死刑，2003年经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认定本人认罪态度较好，且主动退回全部赃款，改判为死缓，现在监狱服刑改造。

往事不堪回首。我在即将退休时，沦为阶下囚。惨痛的教训促我不断思索：我为什么会堕落到这一步?

放松政治学习，以权谋私，是我走向腐败的根本原因。上世纪90年代初，“经商热”使一些人先富起来。当时，我对政治学习不感兴趣，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在拜金主义思想影响下，我觉得自己为党工作了几十年，眼见儿女已经长大，家庭还不够富裕，心理失去了平衡。特别是看到有的领导干部经商富了，更是眼热心动，以至在金钱的诱惑下，步入腐败的泥淖。

1992年，机关干部黄某想经商，经我周旋，他担任了某公司总经理后，给我送来8万元钱，我收下了。与我相识的港商徐某多次请我“关照”，我促使儿子的公司与徐某建立业务联系，徐某向我行贿300多万元。我还通过帮助他人承揽业务、调动工作等收受贿赂。截至1998年，我共受贿487万元。

侥幸心理，是我疯狂敛财、不计后果的“催化剂”。过去，我也曾拒绝过别人的贿赂，第一次收受别人贿赂时思想上也有过“收”还是“不收”的矛盾冲突。但随着受贿次数的增多，侥幸心理则成为主导思想，结果是胆子越来越大，受贿索贿，肆元忌惮。陈毅同志曾说：“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和人民在监督，众目睽睽难逃脱。”这是一条屡试不爽的规律，我也绝不会例外。

错位的亲情观，是我把家人推向深渊的“导火索”。我有80多岁的老母亲，有相濡以沫几十年的老伴，有一双儿女，家庭是幸福的。然而，由于我十分看重亲情，以至无视党纪国法，为了家人而敛财。我儿子在深圳一家公司工作，收入不高，条件也比较艰苦。我心里总不是滋味，觉得如果不为儿女铺设一条“辉煌之路”，愧对儿女。这时，卢某找我帮忙，希望承揽“机电城”房屋开发部分项目，并许诺事后感谢。我提出儿子刚参加工作，希望他支持。后来他送给我45万元钱，我将这笔不义之财交给妻子收管，结果也使其受到犯罪牵连。我把对亲人的爱用金钱来包装．而不管这钱是否干净。在疯狂敛财的同时，有意无意向他们灌输错误的人生观、价值观，使他们对我的贪婪行为趋于认同，最终使他们和我一同跌进了罪恶的深渊。我亲手毁掉了我热爱的家庭，害了自己的亲人。

我的罪行败露后，我和妻子、儿子都被捕入狱，家庭分崩离析。老母亲终日老泪纵横。妻子入狱没几天就苍老了很多。最让我痛心的是儿子，他新婚燕尔却被判处无期徒刑，儿媳不堪承受巨大打击而含泪离去。我自一审判处死刑后，每天都承受着生与死的煎熬，真是生不如死。有一次，女儿来看守所看我，说她的生活费要靠亲戚救济，学费还没有着落，我搂着女儿泣不成声。我作为父亲，心如刀割，追悔莫及。

我因大肆捞钱而身陷囹圈，经过痛苦的思索，我认识到，作为领导干部，坚持淡泊名利，知足常乐，能使一家团圆，无忧无虑。古人说： “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就是要做到家庭和、家政廉、家风正、家财明。家庭虽然是私人领域，但同样要用法律和道德来规范。儿女虽是父母所养，但也是社会成员，真正爱子女就应当教育他们自强自立，一味宠爱娇纵，只会害了他们。而作为家长的领导干部，手中权力一旦与私利挂钩，贪赃枉法，只能走进死胡同。领导干部不管公务如何繁忙，切忌放松政治学习。不管社会发展如何变化，切忌放松自律，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严守法纪。只有这样，才不会迷失方向。

我的人生悲剧再次警示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与家人的亲情再深，也绝不能突破法律与道德的约束应当顾及与家人的亲情，但绝不能以权谋私，触犯党纪国法。

背景资料：

林国悌，63岁。原任湖南省机械工业局局长，党组书记。因犯受贿罪于1999被一审、二审判处死刑．2003年经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认定本人认罪态度较好，且主动退回全部赃款，改判为死缓，现在监狱服刑改造。

八、安徽宿州国土局父子局长涉嫌受贿一审获刑

核心提示：据人民网报道，8月31日，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宿州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张治淮、宿州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原局长张冬父子俩涉嫌受贿罪一案作出一审宣判，父子分别被判死缓和无期，两人当庭表示上诉。“贪腐父子局长”落马立刻引发舆论热议。除对两人的贪腐劣迹激烈批评外，相关部门对公务员任职回避制度的置若罔闻同样备受关注。

案卷材料显示，张治淮与张冬共同收受他人贿赂共计1741.81万元；张治淮单独收受、索取他人贿赂共计455.1万元；张冬单独收受他人贿赂共计76万元。2人还多次收受他人购物卡、汽车等财物，总计受贿金额超过2000万元。8月31日，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张治淮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张冬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张治淮、张冬的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上交国库。一审宣判后，父子2人当庭表示上诉。

此前发生的重庆移动原总经理沈长富“父子受贿案”和重庆能源投资集团原董事长侯行知父子受贿案，都是父亲当高管、儿子当托儿模式。而张治淮父子受贿案不同之处在于：“父子局长”存在“市局”与“分局”之间的直接上下级关系。国家公务员回避制度明确规定：公务员凡有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近姻亲等亲属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本案中，这对“受贿父子兵”明显违反公务员任职回避制度。然而，其上级人事主管部门及纪检监察部门是否知情？这样的用人机制值得反思。有制度无监管，监管真空使现有回避制度处境“尴尬”。有媒体建议，应广邀媒体、群众加入监管队伍，让回避制度的大门无“死角”；同时还要进一步探索官员家庭成员就业情况公开等制度，用更细更深更全的制度来为“漏洞”打好“补丁”。湖南高校职称评审专家“索贿”事件舆情报告

核心提示：5月4日，网友“马山寨主”在其微博上爆料称，湖南高校教师职称评委名单刚确定，一名刘姓评委为方便老师送钱，在当地酒店开了套房并广而告之。此条微博瞬间引起了各方媒体的关注及网友的热议。近日，湖南省教育厅已终止涉事教授的评审资格，停止了有关评审。目前，最高检已派员指导调查此次事件，并表示，绝对依法查办，决不姑息。

九、湖南高校职称评审现索贿丑闻 省纪委介入调查

5月4日11时18分，网友“马山寨主”在新浪微博留言称：“今年湖南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工作昨天在母山基地开始。前天下午评委名单刚定，全省参评教师即获悉名单，前晚开始一年一度的疯狂送钱活动。今年体育专业评委刘一兵教授为方便老师们送钱，在新天宾馆开了套间并广而告之，一时门庭若市，楼层服务员只要遇到打听2408房间的，便会说：‘你是要评职称吧？’”微博中还包括一张手机短信截图图片。该微博至今已被转发17711次，评论3702条。

16时20分，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实名认证的新浪微博“御史在途”称，本人今天做了一些初步了解。从两大不正常现象可以判断出教师职称评审过程中可能发生严重的、大面积的腐败问题，一是本应高度保密的评委名单，变成了公开的秘密；二是本应与外界隔绝联系的评委，在评审基地可以随意与外界保持联系。

“御史在途”在看到微博上有关“湖南高校职称评审评委收钱”的爆料后，给自己母校的一位老师打去电话。那位老师表示，“给刘教授、谢教授送了红包，蒋教授那边送礼的人太多，没送进去，他为此十分忐忑。”

教育厅终止刘一兵评审资格 举报人因揭露行业潜规则遭同行抱怨

5月5日，湖南省教育厅在其官方网站上对此事进行回应：已终止刘一兵教授2011高校教师系列职称评审专家资格，有关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核实。

《东方早报》刊文《湖南高校职称评审现索贿丑闻》称，湖南省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出现了索贿、送礼丑闻。5月4日下午，湖南省教育厅新闻中心一位周姓负责人告诉早报记者，湖南省教育厅已于昨日了解到此事，目前，湖南省纪委、省教育厅纪检部门已对高校教师职称评审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展开调查，调查完毕后将对外公布结果。此篇报道被160家知名网站进行转载，其中包括新浪网、凤凰网、腾讯网等。

12时16分，“马山寨主”发表了一篇新博文称，向其反映刘一兵教授等评委去年和今年大肆收受红包问题的湘南某高校体育系讲师再次反映，他因揭露行业潜规则，受到一些同行的埋怨，一位女同行带着哭腔对他说：“你当一辈子讲师不打紧，现在评委被你折腾得调换了，我们的红包白送了，一年的辛苦白费了，你能改变什么？”网友纷纷表示人心在利益面前都异化畸形了，痛心的不仅仅是索贿，更是人心。

17时11分，东方网刊文《湖南高校职称评审专家疑索贿被终止资格》报道了刘一兵教授已被湖南省教育厅终止其评审专家资格的消息。

22时42分，深圳卫视晚间新闻报道称，近年来，职称评审送钱已成为公开的潜规则，现在竟然演变到评委开房索贿，实在有辱“知识分子”这几个字。教师行业的特殊性，让这样的潜规则更蒙上不可饶恕的羞耻，不知道这些“为人师表”者们，以后怎样去教育自己的学生做人的品质了。

微博再次爆料称评审组长收受红包 标准比刘一兵们高五成以上

5月6日，湖南警察学院在网站上说明：接到省教育厅关于请该院对刘一兵同志违纪情况进行立案调查的函，已宣布暂时停止刘一兵执行警体教学部主任职务，并对其进行谈话调查。

6时21分，诗人“徐晋如”在新浪微博上发微博称，湖南职称评选公开索贿，只是个案。学术界的大面积的腐败并不表现在抄袭、利益交换，而是表现在考量机制只看项目、核心、表格，却不看一个人的真实水平。这不是肌体的腐败，而是绝症癌变。

12时54分，“马山寨主”又发微博称：“在网民的声讨中，湖南有关部门停止了刘一兵教授的评委资格，但这无法改变职称评审中的腐败状况。即便在体育专业的评审中，刘一兵也只是一个配角，真正的核心人物是评审组长蒋凯教授，他成为参评教师的主攻对象，红包标准比刘一兵们高出五成以上。”

15时14分，网友“瞎子见东方红”在凯迪社区上发帖《湖南职称评审专家疑索贿续:当事人称送钱须排队》引起了网友的再次注意，该帖至今有1160次的点击率。

18时18分，网友“古洋斋”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发表一篇名为《职称评审从索贿到开房收钱胆从何来？》的帖子称，一向道貌岸然的教授，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卑鄙猥琐？其一是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其二是职称关系到教师的工资，也关系到自己的名声和社会地位；其三是在它的背后，是早就饱受诟病的高校过于行政化的现实在起作用。对目前这次事件，就事论事根本不能治本，该深刻反省的也绝不该是这一事件的几个当事人。该帖至今已有9579次的点击率，引起了网民的围观热议。

5月7日6时49分，湖南实时评论员“张之检”发微博称，昨天《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记者在长沙采访，对网友“马山寨主”爆料的湖南高校职称评委宾馆开房收钱一事进行调查，并取得重大突破，当事人基本承认，相关部门也透露了一些细节，估计从今天开始将持续引爆。

10时48分，《南方都市报》官方微博称，湖南省教育厅负责拟订高校教师职称评委名单的人，从评委处获得钱权等好处，而拥有评审通过权的评委们，又从参评教师那里获得金钱利益。参评教师除了要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跑课题、做实验外，还要拿金钱交换属于自己的权益。

《新京报》刊文《湖南教育厅称不会因索贿事件暂停高校职称评审》称，湖南省教育厅系统的工作人员韩辉（化名）称，第一，教育厅没拿评委提成，评委是随机抽取的，高校职称评委有人一干就是四五年；第二，几小时之内就能获知名单，即使评委转移收钱地点参评者仍知道；第三，一个评委送5千或8千，有评委办不成事退钱。该篇报道被新浪转载以后，截至目前已有11853人参与评论。

高检派员指导调查湖南职称评审涉嫌索贿事件

5月8日，“马山寨主”发微博称，今天发现湖南有一名条件优秀的副教授因为没有给评委送一分钱，被评审组吹毛求疵否决。如果导致这位副教授通不过的“问题”，事后发现在通过审查的人的材料中同样存在，就可以确认评审中存在严重腐败问题。

9时12分，“新浪头条”发表微博称，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葛建中昨日称，目前体育学科的评审已经暂停，涉嫌违纪的评委刘一兵已由其所属的警察学院纪检监察部门立案调查。教育厅遵循“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的原则，但不会进行全面的调查，评委的整体是“正常”的。

18时17分，中国北京网刊文报道《最高检派员指导调查湖南职称评审涉嫌索贿事件》称，最高检反贪污贿赂总局今天已派员到达湖南，指导湖南省省检察机关严肃查办该事件背后的职务犯罪案件。一旦发现事件背后有人涉嫌构成受贿、渎职等职务犯罪，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要认真履行检察职能，严肃依法查办，绝不姑息。

18时29分，“马山寨主”发微博称，湖南省教育厅教师处处长贺安溪关于高校职称评审评委系随机抽取产生的说法纯属谎言，我还没来得及揭露，就有厅领导招认了。事实上，评委全部由教师处内定，并受其操控，有的专家为当上评委而付出代价。部分高校教师的攻关目标不是评委，而是教育厅官员。不过，此篇微博只有65条的转发量，舆情也渐趋平淡。

5月9日10时50分，“新浪头条”再次发微博称，湖南高校职称评审评委涉嫌受贿事件持续发酵，又有一名高校职称评审的评委因收钱受到实名举报，教育厅已将其清除出评审组，但目前还未对其立案调查。网友“王旭明”说，评职称评出腐败中外少见。尤其是知识分子干这事儿，斯文扫地！湖南表示将遵循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原则，但不进行全面调查。这恐怕还不够，要严查严管严处才能不再有这样的教育丑闻发生！

5月10日，此时舆情已基本平淡，只有几篇时评，微博上也只有43条博文提到此事。事件源头“马山寨主”也停止了对此事的关注。

5月17日，《中国青年报》刊文《涉事评委确认违纪》称本次涉事的评委均已确认违纪，有的并停止了其评审的资格。一直为社会所诟病的高校“行政化”，是造成职称评审公信危机的主要原因。

十、内蒙古前高官刘卓志“卖官价目表”网络曝光

核心提示：7月2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内蒙古原副主席刘卓志无期徒刑。7月12日，刘卓志在上诉期的最后一天表示不上诉，一审判决正式生效。近日，案卷材料中有关刘卓志“卖官鬻爵”的具体细节经媒体和网络放大，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案卷材料显示，刘卓志于2002年至2010年间，利用职务便利，为单位和个人在采矿权审批、企业经营、职务晋升、职务调整、工作调动等方面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其妻宋巍（另案处理），86次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钱款817.036万元，包括人民币534.6万元、美元35万元、欧元5000元、英镑1万元等。其中，刘卓志、宋巍共同受贿合计281.7万元。

在法院认定的诸多受贿事实中，刘卓志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仕途利益和政治荣誉的共计13次，受贿金额约451万元，约占总受贿金额的55.2%，平均每人收受金额35万元，涉及基层党委、人大、政协、司法、发改委、城市规划、档案等多个重要机关。7月16日，财新网对包括刘卓志案在内的七起“卖官案”进行了盘点分析。文章称，官员的升迁从“跑官”、“要官”演变成了赤裸裸的明码实价交易，买官卖官已成为公务员职务犯罪的一个重要类型。在多起案件中，官职按从高到低均有明码标价，有买方有卖方有中间人，买官卖官俨然已成为成熟的“产业链”。

第五篇：反腐倡廉教育案例1

对话人:李敦书

原任职务: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交通局局长触犯罪名:受贿罪

判决结果:2010年6月4日，武汉市中级法院判处李敦书有期徒刑十年。

犯罪事实:2004年6月至2009年1月，李敦书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多次收受相关单位与个人的贿赂25.28万元，以及价值1万元的笔记本电脑一台。

新闻背景:2011年4月21日，记者在湖北省洪山监狱采访了正在这里服刑的李敦书。

希望能早点出去与岳母见上一面

得知记者要采访，李敦书很爽快地答应了。在与记者的交谈中，他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并说出了让家人向岳母隐瞒其因受贿入狱真相的原因。

记者:有的职务犯罪服刑人员不太愿意接受采访，你这么痛快地答应采访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李敦书:我接受采访就是为了减刑。如果能减刑，我就可以早点出去，说不定还能与今年已经85岁的岳母大人见上一面。

记者:看得出来，你和岳母的感情很好。

李敦书:她把我看得比亲儿子还要亲。在我被司法机关采

取强制措施期间，我让家里人瞒着她老人家，说我援藏去了。但是，援藏不可能一个电话也没有吧?老人家时常念叨这个问题。去年6月我被投监后，监狱里开通了亲情电话，我赶紧给老人家打过去，跟她说“这里条件不好，信息不通”。

记者:你让家人帮你隐瞒真相，是不是担心她老人家知道后一时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李敦书:对。我岳母是老党员，一直对我很信任，并以我为自豪。她要是知道我出了事，并且还要蹲十年的大牢，非得气死不可。

曾认为收受红包只是人情往来不算受贿

李敦书受贿案发，源自一桩血案。1998年2月23日凌晨，武汉市武昌区发生一起枪击杀人案。案发多年后，涉案的东西湖区某路桥工程公司老总万天林(化名)被抓获归案。万天林为了获得重大立功、减轻处罚的机会，主动交代了他曾经向东西湖区多名领导干部行贿的犯罪事实，李敦书就是他的行贿对象之一。

记者:你是怎么被万天林拉下水的?

李敦书:他就是每年春节请我们班子成员吃顿饭，然后发给每人一个红包，总共就三次，加起来有1.8万元。记者:当时你是出于什么考虑收下了这些钱?

李敦书:案发前，我一直认为这只是人情往来。而且现在社会风气就这样，再说，又不是我一个人收，大家都有份，应

该没有什么问题。

【记者旁白】检察机关在李敦书不以为然的“红包门”事件中，顺藤摸瓜，查出从2004年到2008年5月，李敦书在节假日期间，特别是在春节，多次收受业务往来单位送的红包，少则三五千元，多则上万元，总共加起来有8万元之多。记者:听说你侄子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在你的帮助下，他介绍了一个工程队参与一座高架桥的建设，得了8万元中介费。事后，你收下了他送来的8万元。

李敦书:是有这么一回事。他是在我生病和买房付首付款的时候，分别送给我3万元和5万元，我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记者:你想没想过在这种情况下，收下侄子送来的钱也会构成犯罪?

李敦书:没想过，当时我认为，侄子从小是跟着我长大的，他给钱那是孝敬我，这会有什么问题呢?

记者:你为什么以堂妹买车跑运输缺资金为由，向下属的运管所“借”2万元钱?

李敦书:因为我知道，运管所在为区里购买60辆出租车的过程中，收受了销售代理商6万元的回扣。

记者:这笔钱你事后还了吗?李敦书:没还。

【记者旁白】这件事之后，李敦书又以外甥开公司缺乏启动资金为由，找一位老同事借了4万元。这位老同事的儿子在一家市政公司工作，李敦书曾经以业主单位的名义向委托招标

单位打招呼，使这家市政公司承揽到了180万元的工程。告诫在位的领导干部切莫因贪小而为之

李敦书出生在武汉市东西湖区辛安渡农场，1974年作为回乡知青参加工作。他从一个小队的团支书干起，经过自己的努力，1995年当上了农场场长。2003年他调任区交通局局长。2009年3月10日，李敦书主持召开了全局反腐倡廉工作大会。在会议上，他还大谈交通系统反腐倡廉工作重点突出在工程建设、防治商业贿赂、规范财务管理、加强监督四个方面。没料到没过多长时间，李敦书就因受贿被查处。

记者: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滑入了犯罪的深渊?李敦书:关键是放松了学习，在大环境的影响下，我没有抵挡住金钱的诱惑，没有把握好人生的航程。

记者:据介绍，在案发前，你已经是区级领导干部的候选人了，结果你却出了事，遗憾吗?

李敦书:我辜负了党组织多年的培养、教育和重用。我对不起妻子，她30年如一日关心、支持我的工作，而我的回报却是在她退休本该安享晚年的时候，给她精神上的刺激、经济上的压力。我也对不起子女，没有给他们树立一个优秀的父亲形象，对他们今后的学习、工作都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我非常想但又无颜去看一眼我那即将出世的小外孙。

记者:对现在手握一定权力的领导干部，你有什么要对他们说的?

李敦书:比起那些受贿几十万元、几百万元，甚至是几千万元的贪官，我只能算是小贪。但切莫因贪小而为之，否则，到我这样，那就悔之晚矣。

【记者旁白】临别的时候，李敦书告诉记者，除了求得减刑外，他还是愿意媒体把采访他的内容刊登出来，把他作为反面教材，以警示世人。（花耀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