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要点解读

第一篇：2016年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要点解读

2016年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条例全文关键点【解读】

2016年新版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发布了，问责条例的全文主要是讲什么内容的?下面汇总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条例的关键词、要点：

一、问责条例要点，是提高依规治党执行力的制度保障

在充分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在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这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依规治党的重大举措。此条例的颁布和施行，必将对提高依规治党执行力发挥巨大的促进和保障作用，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制定和通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是维护党章权威和落实担当责任的硬约束。依规治党首先是依章治党。党章总纲明确提出“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这是党的建设的根本方针。党章第37条规定“党组织必须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这是对主体责任的具体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又根据工作需要通过设立组织、宣传、统战等工作部门。党章第八章规定了各级纪律检查机关的执纪监督问责职责。贯彻和执行党章的这些规定，要求各级党委要在思想认识、方法措施上跟上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是必要的，但仅如此又是不够的。随着问责条例的正式颁布和施行，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追究领导责任，要把责任传导给各级党组织，分解到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党的工作部门，释放有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强烈信号。今后各级党委及其工作部门和党员领导干部如果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那么，就将被问责。从这个角度说，问责条例的出台，也是在倒逼党内各个责任主体在履行责任上只能做出担当的唯一选择。

其次，制定和施行《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是提高依规治党执行力的制度保障。依规治党是依法治国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内部政党治理的主要任务。如今，中国共产党已经制定了2部准则、28部条例和若干规则、规定、办法和细则。制定和通过党内专门的问责条例，不仅改变了过去问责规定分散，解决了党政问责混同问题，整合了问责制度，健全了问责机制，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把监督检查、目标考 核、责任追究有机结合起来，实现问责内容、对象、事项、主体、程序、方式的制度化、程序化，而且实现了问责条例和纪律处分条例等其他党内法规制度之间的有机衔接，为提高其他党内法规的执行力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再次，制定和施行《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是对权责对等原则的坚持和运用，也是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推进政党现代化理念诠释和行动证明。有权就有责，权责要对等。问责不能感情用事，要有规章制度依据和保障。问责条例对“问责什么”“谁来问责”“怎样问责”做出全面系统的规定，体现了党中央失职必究、执纪必严的鲜明态度和坚强决心，使党内问责程序化、规范化、制度化，强化了党内形成有权就要担责的价值取向，击碎只想当官不想尽责的幻想，纠偏只顾争抢权力却无人负责的现象，监督端饭碗却不干活的行为，破解只讲权力不讲责任的难题，推动严肃问责落到实处，促使党内各个责任主体各就各位，履职尽责，失责必问 成常态，在党内立下问责规矩，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实践影响。

二、近两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党内法规

★201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201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2016年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在建党95周年之际审议通过“问责条例”，再一次彰显了党中央从严治党的坚定政治决心，显示了党要管党的信念。把从严治党的政治承诺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和行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纪律建设和作风建设抓起，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毫不松懈地狠抓“四风”问题和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同时坚持严厉查处腐败行为，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问责条例”的审议通过，则是提高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效能的利器。

从去年“廉洁自律准则”“纪律处分条例”的修订出台，到刚刚通过的“问责条例”，都反映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也说明从严治党的制度支撑正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得到科学化提升。6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问责条例”贯彻党章，坚持问题导向，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维护党的纪律、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开展问责。

杜治洲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已取得显著成绩，党内初步形成了不敢腐的氛围，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优势正在形成，“‘问责条例’的审议通过，则是在反腐败方面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真正履行反腐倡廉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

宋伟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纪律建设和作风建设抓起，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毫不松懈地狠抓“四风”问题和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同时坚持严厉查处腐败行为，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问责条例”的审议通过，则是提高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效能的利器。

三、党内法规体系逐渐走向完善

根据公开资料梳理，党内问责制度的专门依据，其中之一是中办、国办在2009年颁布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此外，党内问责制度还分散在诸多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中，比如行政监察法、《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和《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暂行规定》等。

有学者统计，现行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与问责相关的多达上百部。

2013年11月，《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明确提出，适时修订《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规划纲要中提出：“进一步明确问责情形、规范问责方式。抓紧制定严格做好被问责干部工作安排的有关规定，严格被问责干部复出条件、程序和职务安排等，保证问责制度与党纪政纪处分、法律责任追究制度有效衔接。”

2015年10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员追求的高标准和管党治党的戒尺得到了明确。

201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作工作报告时提出：“问责一个、警醒一片，没有问责就难有担当。党的责任重如泰山。有权必有责、失责必追究。要把问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研究制定《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条例》。”

宋伟表示，“问责条例”的审议通过，应当是《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修订升级版，同时也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的新理念、新思路。

杜治洲认为，从《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到“问责条例”，不仅是效力层级得以提高，也把过去散见于不同问责规定当中的制度统一到一部党规中，提升了问责制度的权威性。

“从去年‘廉洁自律准则’‘纪律处分条例’的修订出台，到刚刚审议通过的‘问责条例’,都反映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完善，也说明从严治党的制度支撑正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得到科学化提升。”宋伟告诉《法制日报》记者。

杜治洲对《法制日报》记者说，“问责条例”的制定，一方面通过问责有利于“廉洁自律准则”“纪律处分条例”等规定的执行，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督促党员领导干部履行廉政责任，领导干部不仅自身要廉洁，还要管好下属的廉洁。

“‘问责条例’可以有力强化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的落实，也成为问责处理的重要依据。”宋伟说。

6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问责条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制度，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全面从严治党、推进标本兼治，最根本的就在于各级领导干部要把管党治党的责任担当起来。

四、《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全文

第一章 指导思想、原则和适用范围

第一条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依据党章和宪法、法律，结合党的建设的实践制定。

第二条 本条例的任务，是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教育党员遵纪守法，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和国家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

第三条 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应当遵守和维护党的纪律。对于违犯党纪的党组织和党员，必须严肃处理。

五、《问责条例》的问责目的、对象及范围是什么?

本次会议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推进标本兼治，最根本的就在于各级领导干部要把管党治党的责任担当起来。各级党组织都要把自己摆进去，联系实际、以上率下，敢于较真碰硬、层层传导压力，让失责必问成为常态。要紧紧围绕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强化问责，倒逼责任落实，确保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确保党的团结统一。

针对问责对象，会议透露，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键是各级党组织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要担当责任，做到在党忧党，为党尽职、为民尽责。由此可以判定，其问责对象为各级党组织及各级党员领导干部。

对于开展问责的领域范围，会议指出，条例贯彻党章，坚持问题导向，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维护党的纪律、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开展问责。

会议强调，对于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损害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都要严肃追究责任，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追究领导责任。要把责任压给各级党组织，分解到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党的工作部门，释放有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强烈信号。

六、制定《问责条例》的背景是什么?为何要制定?

本次会议提出，问责条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制度，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那么，其制定背景和制定原因是什么?

此前，中国纪检监察报曾刊文批评一些地方和单位对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仍然喊在嘴上、浮在面上。文章指出，有的发现了问题，但在问责时却吼吼嗓子、做做样子;有的把自个儿当旁观者，奉行“多栽花、少栽刺”的“好人主义”;有的地方在问责上有“凑数”嫌疑，把不属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的事项也统计在内。据报道，现行《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颁布于2009年6月30日。2013年11月，《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明确提出：“适时修订《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进一步明确问责情形、规范问责方式。抓紧制定严格做好被问责干部工作安排的有关规定，严格被问责干部复出条件、程序和职务安排等，保证问责制度与党纪政纪处分、法律责任追究制度有效衔接”。

2016年1月，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工作报告提出，要把问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研究制定《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条例》。

今年6月7日，中央纪委网站发布消息，王岐山6月1日在北京主持召开部分中央部委负责同志座谈会，并于6日到辽宁省召开座谈会，就制定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征求意见。在座谈会上，王岐山的讲话释放出重磅信号。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执行制度关键在人。”王岐山在讲话中指出，制定问责条例就是要把利剑高悬起来，告诫和警示全党，党中央对问责是动真格的，党的领导干部不担当、不负责就要被追责。

第二篇：解读《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解读《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第一条 为全面从严治党，规范和强化党的问责工作，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本条例。解读：

本条规定了“目的和依据”。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而深化为全面从严治党，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从严治党是各级党组织的职责所在。《条例》以党章为根本遵循，以全面从严治党为目标方向，总结实践经验，健全问责机制，扎紧问责的制度笼子。颁布实施《条例》，就是要规范和强化党的问责工作，释放全面从严治党的强烈政治信号，唤醒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推动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切实把责任扛起来，保证党的领导坚强有力。

第二条党的问责工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做到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落实党组织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督促党的领导干部践行忠诚干净担当。

解读：本条规定了“指导思想”。党章总纲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开展党的问责工作，必须以此为指导。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指明了党的问责工作的方向，必须贯彻到问责工作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四个全面”是我们党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战略布局。加强党的领导是根本目的，加强党的建设是根本途径，全面从严治党是根本保障。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是总书记关于问责工作的核心思想。通过规范和强化问责工作，一方面要落实党组织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另一方面要督促党的领导干部践行忠诚干净担当。第三条党的问责工作应当坚持的原则：依规依纪、实事求是，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分级负责、层层落实责任。

解读：本条规定了“问责原则”。

（一）依规依纪，实事求是。依规治党，必然要求依规依纪开展问责。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问责工作必须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条例》是对党章规定的细化延伸，是对党内其他问责规定的归纳提炼，是问责工作的基础性法规。党内法规中对有关处置措施已有明确规定的，如申诉方式、问责影响期等，《条例》未作重复，在实践中仍然依照这些法规执行。党的问责工作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实事求是是党的问责工作一贯坚持的原则。要坚持求真务实，是哪一级责任就追究到哪一级，该采取什么问责方式就采取什么方式，不应当问责的就决不能追究责任，做到宽严适度、不枉不纵。

（二）失责必问，问责必严。2015年6月26日，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条例》落实总书记讲话精神，将“失责必问、问责必严”作为一条重要原则明确下来，是对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的细化具体化，体现了我们党强化责任追究的坚定意志。在问责工作中，必须始终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把该打的板子狠狠打下去，不搞下不为例、网开一面，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问责的利剑生锈，形成“破窗效应”。

（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讲话中指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也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日常工作中发现了问题就要真管真严。惩治，治是根本，惩是为了治。”在问责工作中，要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通过强化问责，使干部真正扛起责任，不犯或少犯错误特别是严重错误，这才是党组织对党员、干部最大的关心和爱护。

（四）分级负责，层层落实责任。权力和责任是对等的，管党治党不能有权力无责任。每一级党组织都有自己的责任，这个责任不能替代。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8800多万党员、440多万个党组织的执政党来说，全面从严治党，必须靠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来支撑，按照管理权限，落实分级负责原则，层层传导压力。党中央从中央部委和省一级抓起，把责任让党委（党组）书记扛上。省委书记再把责任传导给所有班子成员、压给市委书记，市委书记压给县委书记，一直压到基层，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局面。这是落实“两个责任”的成功经验，也是压实问责责任的必由之路。第四条党的问责工作是由党组织按照职责权限，追究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

问责对象是各级党委（党组）、党的工作部门及其领导成员，各级纪委（纪检组）及其领导成员，重点是主要负责人。解读：本条规定了“问责主体和对象”。根据本条规定，问责主体是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追究的是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包括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问责对象是各级党委（党组）、党的工作部门及其领导成员，各级纪委（纪检组）及其领导成员，重点是主要负责人，突出了“关键少数”。特别是对于一把手这个“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更是问责的重中之重。

第五条问责应当分清责任。党组织领导班子在职责范围内负有全面领导责任，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员承担主要领导责任，参与决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员承担重要领导责任。

解读：本条规定了“责任划分”。在追究党组织领导班子集体责任时，必须分清领导班子和班子成员的责任。根据《条例》规定，领导班子负有全面领导责任，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员承担主要领导责任，参与决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员承担重要领导责任，体现了“权责对等”精神，不管是党组织还是党的领导干部，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责任，就得有多大的担当，不担当、乱担当就要被追究相应的责任。

第六条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问责：

（一）党的领导弱化，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没有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在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或者在处置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发生的重大问题中领导不力，出现重大失误，给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造成严重损失，产生恶劣影响的；

（二）党的建设缺失，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组织生活不健全，党组织软弱涣散，党性教育特别是理想信念宗旨教育薄弱，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落实，作风建设流于形式，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问题突出，党内和群众反映强烈，损害党的形象，削弱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

（三）全面从严治党不力，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好人主义盛行、搞一团和气，不负责、不担当，党内监督乏力，该发现的问题没有发现，发现问题不报告不处置、不整改不问责，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不力，导致违规违纪行为多发，特别是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失职，管辖范围内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团团伙伙、拉帮结派问题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的；

（五）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坚决、不扎实，管辖范围内腐败蔓延势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突出的；

（六）其他应当问责的失职失责情形。

解读：本条规定了“问责情形”。党章第42条明确规定，“党组织如果在维护党的纪律方面失职，必须受到追究。”这是党章对问责情形作出的重要规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在监督执纪问责实践中深化了对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认识，深刻体会到：“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集中体现为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必须毫不动摇地贯穿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之中。坚持党的领导关键在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党的建设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当前，人民群众对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的作风和廉洁问题反映最突出，必须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惩恶，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期盼，巩固党的执政之基。党的建设有着丰富的内涵，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不是全部。”这一体会写入了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工作报告。党中央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现实需要出发，遵循党章规定，总结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在《条例》中规定对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维护党的纪律不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坚决不扎实等6个方面失职失责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进行严肃问责。其中前5条是主体内容，第6条是兜底条款。

第七条对党组织的问责方式包括：

（一）检查。对履行职责不力、情节较轻的，应当责令其作出书面检查并切实整改。

（二）通报。对履行职责不力、情节较重的，应当责令整改，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三）改组。对失职失责，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本身又不能纠正的，应当予以改组。

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问责方式包括：

（一）通报。对履行职责不力的，应当严肃批评，依规整改，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二）诫勉。对失职失责、情节较轻的，应当以谈话或者书面方式进行诫勉。

（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对失职失责、情节较重，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应当根据情况采取停职检查、调整职务、责令辞职、降职、免职等措施。

（四）纪律处分。对失职失责应当给予纪律处分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追究纪律责任。

上述问责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解读：本条规定了“问责方式”。现有各类问责规定中，共有14种问责方式，包括批评教育、作出书面检查、给予通报批评、公开道歉、诫勉谈话、组织处理、调离岗位、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辞职、免职、降职、党纪军纪政纪处分、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等。《条例》将这些问责方式规范为对党组织的检查、通报、改组3种方式，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4种方式。这些方式均在党内法规中有明确规定、在实践中经常使用。其中，诫勉既包括谈话诫勉，也包括书面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包括停职检查、调整职务、责令辞职、降职免职等。规定问责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主要考虑到，在问责实践中，有时要进行组织处理，也要给予纪律处分，这时就要将两种方式合并使用。

第八条问责决定应当由党中央或者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作出。其中对党的领导干部，纪委（纪检组）、党的工作部门有权采取通报、诫勉方式进行问责；提出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的建议；采取纪律处分方式问责，按照党章和有关党内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执行。

解读：本条规定了“问责决定”。根据《条例》规定，党中央或者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有权对失职失责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作出问责决定。明确规定对党的领导干部，纪委（纪检组）、党的工作部门有通报、诫勉的决定权，提出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的建议权，这就把问责的责任不仅落实到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也分解到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工作部门，这是问责制度的一个重要创新，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要细化落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的鲜明态度。第九条问责决定作出后，应当及时向被问责党组织或者党的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党组织宣布并督促执行。有关问责情况应当向组织部门通报，组织部门应当将问责决定材料归入被问责领导干部个人档案，并报上一级组织部门备案；涉及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的，应当在一个月内办理完毕相应手续。受到问责的党的领导干部应当向问责决定机关写出书面检讨，并在民主生活会或者其他党的会议上作出深刻检查。建立健全问责典型问题通报曝光制度，采取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方式问责的，一般应当向社会公开。解读：本条规定了“问责执行”。对党组织问责的，应当向该党组织宣布并督促执行；对党的领导干部问责的，应当向该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党组织宣布并督促执行。为做好衔接，便于组织部门将问责决定材料归入被问责领导干部个人档案，有关问责情况应当向组织部门通报，并按要求报上级组织部门备案。

《条例》深入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成果，规定受到问责的党的领导干部应当写出书面检讨，在有关会议上作出深刻检查，建立健全问责典型问题通报曝光制度。这既体现了“严”和“实”的精神，也可以通过一个个具体鲜活的案例，发挥警示作用，唤醒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真正做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第十条实行终身问责，对失职失责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不论其责任人是否调离转岗、提拔或者退休，都应当严肃问责。

解读：本条规定了“终身问责”。《条例》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原则，确立了“终身问责”制度，规定“对失职失责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不论其责任人是否调离转岗、提拔或者退休，都应当严肃问责”。这是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关于“要实行责任制，而且要终身追究”等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举措，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关于“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等要求的具体体现，也与《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关于“已退休但按照本规定应当追究责任的，仍须进行相应的责任追究”的精神一脉相承，是我们党作出的政治宣誓。

第十一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党委），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中央军事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相关规定。

解读：本条规定了“授权规定”。《条例》从中央的角度提出了原则性、方向性要求，对其他党内法规中的问责内容不重复、不替代，为各级党组织结合实际贯彻执行留下空间，体现了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只有把中央精神同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紧密联系起来，制定针对性强、便于操作的实施办法，把问责事项、方式、程序具体化，才能推动问责制度落地生根。

第十二条本条例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解释。解读：本条规定了“解释机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是《条例》的解释机关。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党内法规的解释同党内法规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三条本条例自2016年7月8日起施行。此前发布的有关问责的规定，凡与本条例不一致的，按照本条例执行。解读： 本条规定了“施行日期和法规效力”。《条例》是关于党的问责工作的基础性党内法规，囊括而不替代此前发布的其他有关问责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其他有关问责的规定与本条例不一致的，按照本条例执行，这是由《条例》在问责法规中的地位决定的。

第三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解读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解读

一、《问责条例》制定背景概述

（一）制定背景和出台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创了党的建设新局面。总书记反复强调，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党中央紧紧抓住落实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把问责作为从严治党利器，先后对一批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典型问题严肃问责，强化问责成为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鲜明特色。为规范和强化党的问责工作，2016年7月党中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以下简称《问责条例》）。《问责条例》在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明确规定：“为全面从严治党，规范和强化党的问责工作，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本条例。”

《问责条例》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全面从严治党，突出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着力解决一些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不担当、不负责等突出问题，《问责条例》的出台，是“把纪律规矩立起来”这项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问责条例》是成文的纪律规矩的重要内容，铁面问责，其根本目的在于督促从严治党的责任落实，唤醒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问责条例》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是全面从严治党重要的制度遵循，对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指导思想

《问责条例》规定，“党的问责工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做到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落实党组织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督促党的领导干部践行忠诚干净担当。”

党章总纲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开展党的问责工作，必须以此为指导。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指明了党的问责工作的方向，必须贯彻到问责工作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战略布局。加强党的领导是根本目的，加强党的建设是根本途径，全面从严治党是根本保障。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是总书记关于问责工作的核心思想。通过规范和强化问责工作，一方面要落实党组织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另一方面要督促党的领导干部践行忠诚干净担当。

二、《问责条例》重点解读

（一）覆盖各级党组织，通过问责督促责任落实

《问责条例》明确规定，“党的问责工作是由党组织按照职责权限，追究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问责对象是各级党委（党组）、党的工作部门及其领导成员，各级纪委（纪检组）及其领导成员，重点是主要负责人。”问责条例对问责工作的概念作了明确界定，首先明确了问责工作的主体和对象，即谁来问责、对谁问责的问题。问责的主体是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问责的对象是失职失责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体现了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针对党的一些领导干部不能正确认识权力与责任的关系，责任担当缺失问题，问责条例明确规定：“党组织领导班子在职责范围内负有全面领导责任，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员承担主要领导责任，参与决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员承担重要领导责任。”这是对权责对等规则的充分肯定和对权责关系的明确规定。而问责条例规定的“依规依纪、实事求是”的问责原则，为问责中落实权责对等提供了根本遵循。

《问责条例》明确了问责工作必须落实分级负责的原则，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压实责任。除了自上而下分级负责的原则，《问责条例》不仅把问责的责任落实到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也分解到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工作部门，这是问责制度的一个重要创新，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要细化落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的鲜明态度。同时，条例还突出强调问责重点是主要负责人，突出了“关键少数”。

（二）六种问责情形，体现纪法分开、纪在法前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问责作为管党治党利器，针对此前有关问责的党内法规中问责主体不明确、事项过于原则、方式不统一等问题，《问责条例》对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将被问责的六种失职失责的情形进行了明确具体的规定。这6种情形概括起来包括：党的领导弱化，在推进各项建设中，或者处置重大问题中领导不力，出现重大失误等情形；党的建设缺失，党组织软弱涣散，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落实，作风建设流于形式等削弱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问题；全面从严治党不力，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等情形；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不力，特别是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失职等情形；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坚决、不扎实，管辖范围内腐败蔓延势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等情形；其他应当问责的失职失责情形等。《问责条例》从六个方面具体规定了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失职失责需要问责的情形，前五条是主体内容，第六条是兜底条款，紧扣全面从严治党的方方面面，同时也与行政问责事项区分开来，对引咎辞职、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等已有明确规定的方式和程序不再重复规定，体现了坚持依规治党，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的原则。

（三）七种问责方式，可以合并使用

现有各类问责规定中，共有十四种不同问责方式，包括批评教育、作出书面检查、给予通报批评、公开道歉、诫勉谈话、组织处理、调离岗位、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辞职、免职、降职、党纪军纪政纪处分、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等。《问责条例》问责条例对既有各类问责规定中的问责方式进行了规范，区分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两种不同对象，根据情节轻重规定了共七种问责方式：对党组织的问责方式有三种，包括检查、通报、改组；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问责方式有四种，包括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其中诫勉既包括谈话诫勉，也包括书面诫勉；组织调整或组织处理包括停职检查、调整职务、责令辞职、降职、免职等。条例还规定，这些问责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这主要是考虑到在问责实践中，有时要进行组织处理，也要给予纪律处分，这时就要将两种方式合并使用，“双管齐下”。

（四）重视问责的可行性，规定问责时限、实行“终身问责”

问责，从近期看是坚持问题导向，重点解决不担当、乱担当问题的迫切需要；从长远看，是促进全面从严治党标本兼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上述问责的必要性后，对问责的可行性必须高度重视。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作为一部党内问责工作的基础性法规，《问责条例》对问责情形、问责程序等作了明确而原则的规定，目的是为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紧密联系实际细化问责工作、制定实施办法、抓好贯彻落实留下余地。《问责条例》明确规定，“问责决定作出后，应当及时向被问责党组织或者党的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党组织宣布并督促执行。有关问责情况应当向组织部门通报，组织部门应当将问责决定材料归入被问责领导干部个人档案，并报上一级组织部门备案；涉及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的，应当在一个月内办理完毕相应手续。”条例还明确规定了问责决定作出后如何执行等细则，特别是要求受到问责的领导干部书面检讨的同时，还要在民主生活会或者其他党的会议上作出深刻检查，建立健全问责典型问题通报曝光制度，保证问责达到最终效果。此外，条例特别规定：实行终身问责，“对失职失责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不论其责任人是否调离转岗、提拔或者退休，都应当严肃问责。”

（五）综合运用多种立法技术，体现问责的“全”与“严”

问责条例第六条，使用“列举式”立法技术，把“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应该被问责的五种情形，即应该被问责的具体情况，一一列举出来，使问责条例的具体规范趋于明晰，对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行为具有明确的指引作用。但是，因主观认识局限，可能会带来问责情形列举不全，这必然导致问责不全面。由于问责条例作为中央党内法规具有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因而，有可能会由于社会变迁，随时出现或发现新的问责情形，却于法无据、难以问责，即使启动问责条例修改程序，在修改过程中也会出现问责空档。鉴于此，问责条例在列举问责情形时加上了兜底条款，即第六条第六款“其他应当问责的失职失责情形”。

问责条例中使用“兜底条款”这项立法技术，将第六条中列举的应该被问责的五种情形中，没有包括的，或者难以包括的，或者随着社会情势的变迁，现在还无法预测的，纳入问责项，这有利于减少因主观认识局限带来的问责情形列举不全，导致问责不全面，也有利于问责主体依据条例的精神和原则，适应社会情势的变化与需要，行使自由裁量权，将一些新出现或新发现的应该被问责的情形，通过这个兜底条款来予以适用，从而保证问责全天候、全覆盖、无空档。这就弥补了使用列举式立法技术可能造成的缺陷，充分体现了问责的“全”与“严”。

第四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及解读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及解读

8800万党员注意！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印发，全面从严治党再添利器！2016-07-18 经济日报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问责对象不仅是领导干部，还包括失职失责党组织

问责对象是问责制度的一个重要创新，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要细化落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的鲜明态度。

专家表示，将各级党组织纳入问责对象之中，意味着问责不能只对下级，包括中央部委党组、省区市党委也要把自己摆进去。同时，条例还突出强调问责重点是主要负责人，突出了“关键少数”，特别是一把手这个“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更成为了问责的重中之重。

条例明确规定，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有6个方面失职失责的情形，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影响恶劣的，就要进行严肃问责。

1、党的建设缺失，党组织软弱涣散，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落实，作风建设流于形式等削弱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问题；

3、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不力，特别是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失职等情形；

5、其他应当问责的失职失责情形等。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表示，条例从6个方面具体规定了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失职失责需要问责的情形，前5条是主体内容，第6条是兜底条款，紧扣全面从严治党的方方面面，同时也与行政问责事项区分开来。七种问责方式，情况严重党组织可改组

对党组织的问责方式有3种，包括检查、通报、改组。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问责方式有4种，包括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其中诫勉既包括谈话诫勉，也包括书面诫勉；组织调整或组织处理包括停职检查、调整职务、责令辞职、降职、免职等。

条例还规定，这些问责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谢春涛认为，这主要是考虑到在问责实践中，有时要进行组织处理，也要给予纪律处分，这时就要将两种方式合并使用，“双管齐下”。

条例规定：问责决定作出后，应当及时向被问责党组织或者党的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党组织宣布并督促执行。有关问责情况应当向组织部门通报，组织部门应当将问责决定材料归入被问责领导干部个人档案，并报上一级组织部门备案；涉及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的，应当在一个月内办理完毕相应手续。

对此，谢春涛表示：作为一部规范全党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履职尽责的重要文件，《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出台的？是怎样制定的？将承担怎样的历史使命、发挥怎样的积极作用？

“要强化和落实各级党委（党组）抓作风建设的主体责任，制定明细的责任清单和问责规定。”

“要坚决把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压下去，加大问责力度，让失责必问成为常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就规范和强化党的问责工作作出重要论述。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问责工作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力度的不断加大，问责工作的制度化、常态化要求也越发迫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出台正是立足党的事业发展和全面从严治党现实需要的又一次顶层设计。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党长期执政、领导一切，责任重于泰山，督促党组织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督促党的领导干部践行忠诚干净担当，要通过制定条例，实施强有力的问责，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切实担负起责任，把党的战斗力焕发出来，确保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抓住落实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把问责作为管党治党利器，先后对山西塌方式腐败、湖南衡阳和四川南充拉票贿选案等严肃问责。当前，全面从严治党正处在从治标为主走向标本兼治的重要节点，必须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坚持，将实践创新成果固化为制度，以问责倒逼责任落实，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全面从严治党已取得重要进展，但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问题仍然突出，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奉行好人主义，缺乏责任担当，不敢较真碰硬。在现有500余部党内法规制度中，与问责相关的共有119部，这些法规制度对事件、事故等行政问责规定多，没有突出坚持党的领导、紧扣全面从严治党，没有准确界定责任概念，没有体现权责对等，问责主体不明确、事项过于原则、方式不统一。随着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深入，迫切需要整合规范问责制度，形成一部基础性党内法规。如何制定——

为落实党中央部署和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纪委从2015年下半年着手研究起草《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在数个月的起草过程中，中央纪委充分调研、反复论证。中纪委主要领导同志先后13次主持中央纪委常委会议、办公会议和专题会议，研究条例起草工作，明确制定思路和主要内容；在北京主持召开部分中央部委负责同志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到辽宁召开座谈会，听取辽宁省委、省纪委和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党组负责同志的意见。中央纪委还安排各位副书记，分别召开所联系地区和单位纪检机关（机构）主要负责人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

在此基础上，2016年5月18日，经中央批准，中央办公厅印发通知，征求各地区各部门共180余家单位对条例的意见建议。各单位对条例征求意见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该稿充分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目标明确、简洁凝练、务实管用，是一个成熟的稿子。同时，也提出不少很好的意见。中央纪委对意见逐条梳理，进行认真修改，形成条例送审稿。

条例的制定严格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层层传导压力，释放从严管党治党强烈政治信号；坚持问题导向，把握有限目标，不贪大求全，突出重点作出规定，增强条例针对性和实效性。

2016年6月14日、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分别审议通过条例送审稿。2016年7月8日起条例正式施行。

条例注重简明实用，共13条，包括目的和依据，指导思想，问责原则，问责主体和对象，问责情形，问责方式，问责执行等。条例明确了问责主体和对象。党的问责工作是由党组织按照职责权限，追究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包括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问责对象是各级党委（党组）、党的工作部门及其领导成员，各级纪委（纪检组）及其领导成员，重点是主要负责人。

条例明确了问责内容和情形。条例规定对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维护党的纪律不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坚决不扎实等6个方面失职失责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进行严肃问责。

条例明确了问责方式方法。现有各类问责规定中，共有14种问责方式。条例将这些问责方式规范为对党组织的检查、通报、改组3种方式，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4种方式。这些方式均在党内法规中有明确规定、在实践中经常使用。

条例把责任落实到各级党委及党的工作部门。条例对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及党的工作部门在问责中的职责作出明确规定，使责任不仅落实到党委（党组），也分解到组织、宣传等工作部门，体现了细化落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的要求。

条例坚持依规治党，实现纪法分开。突出党规特色，概括提炼，明确责任；采用党言党语、纪言纪语，不套用法言法语；对行政问责事项不作规定，对引咎辞职、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等已有明确规定的方式和程序不再重复规定；不套用问责启动、问责调查等法律性流程，努力做到要义明确、便于执行。

条例注重与其他党内法规的协调衔接。条例是对党章规定的细化延伸，是对党内其他问责规定的归纳提炼。将制定条例与正在修订的党内监督条例、已经施行的党纪处分条例统筹考虑，与现行党内法规中有关问责规定相互衔接。党内法规中对有关处置措施已有明确规定的，如申诉方式、问责影响期等，条例不再重复。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全文如下：

第二条 党的问责工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做到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落实党组织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督促党的领导干部践行忠诚干净担当。第四条 党的问责工作是由党组织按照职责权限，追究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

第五条 问责应当分清责任。党组织领导班子在职责范围内负有全面领导责任，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员承担主要领导责任，参与决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员承担重要领导责任。

（一）党的领导弱化，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没有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在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或者在处置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发生的重大问题中领导不力，出现重大失误，给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造成严重损失，产生恶劣影响的；

（二）党的建设缺失，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组织生活不健全，党组织软弱涣散，党性教育特别是理想信念宗旨教育薄弱，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落实，作风建设流于形式，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问题突出，党内和群众反映强烈，损害党的形象，削弱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

（三）全面从严治党不力，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好人主义盛行、搞一团和气，不负责、不担当，党内监督乏力，该发现的问题没有发现，发现问题不报告不处置、不整改不问责，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不力，导致违规违纪行为多发，特别是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失职，管辖范围内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团团伙伙、拉帮结派问题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的；

（六）其他应当问责的失职失责情形。

（一）检查。对履行职责不力、情节较轻的，应当责令其作出书面检查并切实整改。

（三）改组。对失职失责，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本身又不能纠正的，应当予以改组。

（一）通报。对履行职责不力的，应当严肃批评，依规整改，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对失职失责、情节较重，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应当根据情况采取停职检查、调整职务、责令辞职、降职、免职等措施。

上述问责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第八条 问责决定应当由党中央或者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作出。其中对党的领导干部，纪委（纪检组）、党的工作部门有权采取通报、诫勉方式进行问责；提出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的建议；采取纪律处分方式问责，按照党章和有关党内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执行。

第九条 问责决定作出后，应当及时向被问责党组织或者党的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党组织宣布并督促执行。有关问责情况应当向组织部门通报，组织部门应当将问责决定材料归入被问责领导干部个人档案，并报上一级组织部门备案；涉及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的，应当在一个月内办理完毕相应手续。受到问责的党的领导干部应当向问责决定机关写出书面检讨，并在民主生活会或者其他党的会议上作出深刻检查。建立健全问责典型问题通报曝光制度，采取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方式问责的，一般应当向社会公开。第十一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党委），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

第十二条 本条例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解释。第十三条 本条例自2016年7月8日起施行。此前发布的有关问责的规定，凡与本条例不一致的，按照本条例执行。

第五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系列解读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系列解读之一

权力就是责任 责任就要担当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作为一部重要的基础性党内法规，《条例》聚焦全面从严治党，突出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着力解决突出问题，体现了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堪称全面从严治党的又一利器。本报从即日起陆续刊发系列解读文章，系统阐释《条例》的精髓和要义，敬请关注。

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一周后，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回望近百年来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接续奋斗，以大无畏的担当精神诠释了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如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键在于各级党组织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身体力行“担当”二字，做到为党尽职、为民尽责。

作为我们党制定的又一部重要基础性党内法规，《条例》旨在通过规范和强化党的问责工作，以强力问责唤醒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

《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围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做到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落实党组织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督促党的领导干部践行忠诚干净担当。

“这一条可谓字字千钧，明确了《条例》制定的目标任务，体现了党的问责工作的核心要义，释放出全面从严治党的强烈政治信号。”《条例》起草组有关负责人表示。

去年对四川南充拉票贿选案的彻底调查和追责，就是我们党失责必问的典型一例。涉案477人全部受到严肃处理，时任南充市委书记刘宏建因犯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时任市纪委、市委组织部主要负责人也因失职渎职受到严惩。

实际上，党的十八大以来，问责已经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言岀纪随，高悬问责利剑，先后对山西塌方式腐败、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四川南充拉票贿选案等严肃问责。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共对4.5万余名党员领导干部进行问责，体现了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的鲜明态度。

然而，尽管问责工作不断取得进展，当前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突出反映在问责内容不聚焦，没有突出坚持党的领导，没有紧扣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概念不准确，界定不清晰，没有体现权责对等；问责规定过于原则，问责主体不明确。

去年6月，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问责的内容、对象、事项、主体、程序、方式都要制度化、程序化。问责既要对事、也要对人，要问到具体人头上。”

此次《条例》在第四条中，明确了问责主体和对象：问责主体是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问责对象是各级党委（党组）、党的工作部门及其领导成员，各级纪委（纪检组）及其领导成员，重点是主要负责人。

“过去在问责工作中，存在着权责不对等的问题。有的领导干部在任职时当仁不让，履职履责却敷衍含糊、不敢担当。”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蒋来用表示，《条例》通过明确问责对象，把管党治党的责任实打实地给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扛上。

“《条例》第四条的内容，有三个要点值得注意。”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过勇认为，首先，规定了既追究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也追究领导责任，实现了责任追究的“全覆盖”；其次，问责对象既包括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也包括了党的工作部门，体现了细化责任落实的鲜明态度；再次，将“主要负责人”列为问责重点，突出了抓牢“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的思路。

责任清方能问责准。

为进一步厘清责任，确保精准问责，《条例》第五条专门就“责任划分”进行了规定，明确了领导班子、班子主要负责人、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员、参与决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员各自应承担的责任。

“这说得很明确，不仅仅是主要负责人，每一名班子成员都肩负有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通过把责任压给每一个人，体现了有权就有责的要求。”蒋来用说。

值得注意的是，问责主体在有的时候也会成为问责对象。各级党组织都要把自己摆进去，不能手电筒只对着下级。尤其是各省（区、市）和中央部委党委（党组），要在对下级失责必问的同时扛起自身应负的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否则自己也会“挨板子”。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贯彻落实《条例》，最终要落脚到共产党人“忠诚干净担当”的品质上。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要联系各自实际抓好《条例》的贯彻执行，夯实治党之责，敢于较真碰硬，用担当的行动诠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系列解读之二

强化政治责任 聚焦从严治党

7月10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百名红通人员”付耀波、张清曌忏悔录，引起广泛关注。其中，有这样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由于我们犯罪，原单位的多名领导被判刑和处分……”

此言非虚。

今年2月，中央纪委通报7起责任追究典型案例。其中，因付、张涉嫌贪污公款并外逃，履行“两个责任”不力的辽宁省本溪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支队及其上级单位市人社局共十余名领导干部，分别受到不同程度的责任追究，有的还因玩忽职守罪被司法机关判处刑罚。

“两个责任”落实不到位，是启动问责的一个重要情形。日前出台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对此有着明确表述。在总结历史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条例》规定对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等六个方面失职失责行为进行问责，为责任追究提供了“问题清单”。

抛开“其他应当问责”的兜底条款不谈，前五个方面的问责情形，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都能清楚“定位”、准确“比对”，既不陌生，也不新鲜——

因单位多次发生公款旅游等问题，中国证监会上海期货交易所原党委书记、理事长杨迈军被问责，是为“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落实”典型。

对巡视、抽查发现问题整改不力，湖北省地税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许建国等人被问责，堪称“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发现问题不报告不处置、不整改不问责”的代表。因下属发表严重违反政治纪律言论，山西省古交市交通局党总支书记闫祥明等人被问责，足见“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失职”、“党性教育特别是理想信念宗旨教育薄弱”教训之深。

……

从林林总总的问责案例中不难发现，《条例》坚持问题导向，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但又并非贪大求全、面面俱到。

“《条例》抓住了主要矛盾，找准了突出问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伟东说，《条例》聚焦政治责任，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概括问责事项，释放出有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强烈信号。

聚焦政治责任开展问责，是解决管党治党突出问题、厚植党执政政治基础的现实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要进展，但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等问题仍然突出。这些问题，说到底就是管党治党不严、责任担当缺失。

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到全面从严治党，再到党的建设……党的责任无处不在。无论是塌方式腐败、拉票贿选案等重大事件，还是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私用等“四风”问题，抑或是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组织生活不健全，都是主体责任、监督责任、领导责任不到位的具体体现。

“党的责任就是政治责任。对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进行问责，就是要问其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的政治责任。”杨伟东说。

良法是善治的前提。据统计，在现有500余部党内法规制度中，与问责有关的有100多部，其中，专门规定就有12部。但这些法规制度多是对事件事故等行政问责作出规定，并未突出坚持党的领导、紧扣全面从严治党，问责规定零散、内容不聚焦。为此，整合问责制度，形成基础性党内法规，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保证。

《条例》篇幅不长，但无不紧扣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虽是“问题清单”、“负面清单”，却为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落实政治责任、践行忠诚干净担当提供了正面遵循。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制定《条例》的目的，就在于高悬问责利剑，宣示责任追究动真碰硬、一追到底的决心。无论是党组织还是党的领导干部，不担当、不负责，就要被追责。”北京市委党校副教授元跃旗表示。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系列解读之三

“问好责”的重要支撑

7月12日，备受瞩目的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街道非法拆除房屋致人死亡责任事故，有了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

在这起事故的处理决定中，不仅直接责任人被立案侦查，而且包括岳麓区委书记、区长、区纪委书记等在内的区领导也被追责，分别受到相应的纪律处分。岳麓区委、区政府也被责成作出深刻检讨，并在全市通报。

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问责可谓推动责任落实的“撒手锏”。而在实际操作中，“怎么问”则是个中关键，也是“问好责”的重要支撑。新近印发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原则，在第七条分别规定了对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问责方式。

根据这一条规定，对党组织的问责方式包括检查、通报、改组3种，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问责方式包括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4种。其中，诫勉包括谈话诫勉和书面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包括停职检查、调整职务、责令辞职、降职、免职等措施。

据《条例》起草组有关负责人介绍，这些问责方式，均在党内法规中有明确规定、在实践中经常使用，是对现有规定中问责方式的规范，体现了务实管用、简便易行的立法精神。

2015年11月，因多名市级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湖南省临湘市委书记黄俊钧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被调离工作岗位。

2016年5月，因濮水河、马颊河河水污染问题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河南省濮阳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责令市住建局、城市管理局、水利局、环保局主要负责同志在新闻媒体上向全市人民公开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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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看以往的问责案例，细心者不难发现，各地问责方式五花八门、标准不一。据统计，在现有与问责有关的100多部党内法规制度中，共有14种问责方式。零散的规定导致问责随意性大、尺度不一等一系列问题，影响了问责的严肃性和可操作性。

“这就迫切需要推动问责方式的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表示，《条例》的出台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有助于提高问责的执行性和精准度，推动责任更好地落到实处。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条例》第七条第三款规定，这些问责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

仔细研读相关条款会发现，实践中经常使用的行政问责、追究刑事责任等方式，并未出现在《条例》之中。

对此，《条例》起草组有关负责人表示，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党内问责的基础性法规，《条例》突出党纪特色，通篇党言党语、纪言纪语，不套用法言法语，对行政问责已有事项不再重复规定，对引咎辞职、涉嫌犯罪移送司法已有明确规定和程序的，也不再重复规定。

“这是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实现纪法分开的题中应有之义，再次体现了党中央在管党治党方面的理念创新。”马怀德说。

遵循“坚持依规治党、实现纪法分开”的制定原则，不论是对党组织的问责方式，还是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问责方式，都呈现由轻到重的“惩戒阶梯”式分布。

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特邀研究员汪洋表示，这体现了《条例》第三条规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问责原则，与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有异曲同工之妙，彰显了抓早抓小、动辄则咎的精神，是对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最大爱护。

当然，纪严于法、纪法分开，绝不意味着在问责方面，纪律和法律将完全割裂开来。

马怀德告诉记者，如被问责对象涉嫌犯罪，可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三十条“党员受到党纪追究，涉嫌违法犯罪的，应当及时移送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处理”的规定办理。

除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外，《条例》第三条还对“依规依纪、实事求是”的原则作出了明确规定。

“依规治党，必然要求依规依纪开展问责；实事求是，是党一贯坚持的基本工作方针。”汪洋表示，党的问责工作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必须牢牢把握这一原则，是哪一级的责任就追究到哪一级，该采取什么问责方式就采取什么问责方式，做到宽严适度，避免畸轻畸重。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系列解读之四

以问责倒逼责任落实

今年2月，因任职期间对下属单位负责人违法问题未按规定落实党纪政纪处分，且存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问题，已经退休的山西省煤炭地质局党委原书记潘增武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被降低退休待遇。

去年11月，因任职期间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力，山东省青岛日报社党委原书记、社长蔡晓滨，虽然已经不再担任报社党委书记职务，但仍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已退休的青岛日报社纪委原书记官明亮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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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者不难发现，近期中央纪委通报的落实“两个责任”不力受到责任追究的典型问题中，对转岗、退休的领导干部严肃追责的情况并不鲜见。

日前公布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确立了“终身问责”制度：“对失职失责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不论其责任人是否调离转岗、提拔或者退休，都应当严肃问责。”

“失责必问，体现了责任追究全方位、无死角，杜绝侥幸心理；问责必严，就是要把该打的板子狠狠打下去，不让问责的利剑生锈，防止破窗效应。”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特邀研究员汪洋认为，实行终身问责，是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精神和要求的具体举措，其要义就是让问责利剑始终高悬，唤醒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

惩是为了治，从严问责的目的是倒逼责任落实，这一点在《条例》中得到充分体现。

《条例》第九条明确规定，受到问责的党的领导干部应当向问责决定机关写出书面检讨，并在民主生活会或者其他党的会议上作出深刻检查。

提起去年中央纪委转发的《中共河南省委关于新乡市委原书记李庆贵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新乡市纪委落实监督责任不到位问题的通报》，很多人都记忆犹新。处理结果中，就包括对新乡市纪委原书记王炳奇进行诫勉谈话，并责令其作出深刻检查的内容。

此外，建立健全问责典型问题通报曝光制度，也是《条例》的一大亮点。近年来，中央纪委先后多次对各地区各部门查处的责任追究案例进行集中通报，督促各级党委、纪委及党的领导干部知责明责、履责尽责。如今，对问责典型问题进行通报曝光已经成为各地区各部门的一种常态。

“无论是让受到问责的领导干部写检讨、作检查，还是通报曝光问责典型问题，都体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和从严从实的精神。”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说，充分发挥案例的警示、震慑作用，通过问责督促党的领导干部真正扛起责任、不犯或少犯错误，正是党组织对干部最大的关心和爱护。

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条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制度，要让制度生根、问责落地，必须做好执行这后半篇文章。

《条例》规定中，不仅把责任落实到党委（党组）和纪委（纪检组），而且还分解到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党的工作部门；要求问责决定作出后，应当及时向被问责党组织或者党的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党组织宣布并督促执行；规定有关问责情况应当向组织部门通报备案……这一系列条文，在细化责任、做好衔接、确保问责时效性等方面下足功夫，为问责工作的有序推进打下了制度基础。

徒法不足以自行。问责是要唤醒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责任担当，而贯彻执行《条例》本身同样离不开“担当”二字。

全面从严治党、推进标本兼治，必须靠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把管党治党的责任担当起来，按照管理权限，落实“分级负责、层层落实责任”的原则。

各级党委（党组）、党的工作部门都要把自己摆进去，联系实际、以上率下，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让失责必问成为常态。作为专司监督执纪问责的各级纪委（纪检组）也要从自身做起，把握“树木与森林”的关系，动真格、敢问责，用担当诠释忠诚。

“这是落实‘两个责任’的成功经验，也是压实问责责任的必由之路。”《条例》起草组有关负责人说，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切实做好问责工作，对于执行不力、不敢问责的组织和个人，也要问责到底、绝不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