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如何看待“国际考古权威在世界考古论坛上明确提出 以良渚来标志中华5000年文明!”？
如何看待“国际考古权威在世界考古论坛上明确提出 以良渚来标志中华5000年文明！”？
这里只极为浅显地谈一下良渚文明确立所带来的理论意义。其中，两位国际大咖的论述最值得注意，这里单拎出来聊一下：
首先是美国辛辛纳提大学的斯卡伯勒（Scarborough）教授指出，良渚的水利工程出现在明确的“王权”诞生之前，这与“很多文明中所发生的情况相反”。我认为这一点似乎值得商榷，因为它关系到瑶山大墓的年代问题。但是，良渚的水利工程的确在良渚聚落群蓬勃发展的初期便被构建出来（3200-2800B.C.）。这一点已经足够令人惊讶的了。斯卡伯勒认为，在社会的组织的复杂化进程中，某种宗教力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作用凌驾于早期的英雄人物或者“国王”的作用之上。私以为，阿尔诺德·汤因比如果活到现在，对于这样的观点无疑会非常高兴。
另外斯卡伯勒还提到，良渚的水利工程为史前时代水管理的研究树立了一个了里程碑式的典范，因为这是在水资源丰沛的区域非常难得的水利工程实例，这在以往是受到学界长期忽视的。他同时指出，水资源丰沛地区的水利工程的建立，可能是良渚社会组织不同于以往发现的任何一个文明的主要原因。相关论文题为《早期国家社会的水驱动力》，发表在2017年的PNAS上。
其次是良渚社会复杂化进程中所特有的“精神性”。柯林·伦福儒爵士在这次的上海国际考古会议中，是将良渚文化和基克拉泽斯文化放在一起予以论述的。由于没有看到具体的演讲，因此，对其内容我也不好评价。不过，我还是想从网上所报道出来的蛛丝马迹予以简单的推测。伦福儒爵士这一次抛出的主题是《两个图符的故事：史前社会复杂化的不同路径》，从标题猜测，其中可能涉及到基克拉泽斯群岛早期青铜时代的大理石雕像艺术和良渚的玉琮。相比较来说，两者都有一定的程式化特征，比如基克拉泽斯大理石人形雕塑，大多是阔脸，除了一个长鼻子之外缺乏其他的五官刻画。而良渚玉琮不管形式多么不同，但总是有神人兽面纹这一主题。基克拉泽斯大理石雕像。这些雕像是基克拉泽斯文明（许多国外材料都如此表述，柯林·伦福儒亲自参与了该文明的挖掘工作，并且主张它才是爱琴文明之始）的标志性器物，除了在基克拉泽斯群岛的墓葬中有大量发现外，还普遍发现于环爱琴海地区。多数雕像属于女性，一般被解释为一种“女神崇拜”。良渚玉琮，其上的神人兽面纹不但普遍存在于良渚文化本土的墓葬中，其变体还出现在浙江南部的好川文化以及广东的石峡文化，以及陕北延安的庐山峁。相较于文字，伦福儒更加强调“精神性”在复杂社会性质判定中的普遍意义。比如说流行于全域的某种程式化的纹饰，或者特殊的、带有宗教特征的符号——它们都可以用作整合整个社会的精神纽带。在这里更新一下，柯林·伦福儒的讲座已经在澎湃新闻网全文刊发，题为《剑桥考古学教授伦福儒：从古希腊雕塑和良渚玉琮看史前社会》，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搜索一下，我不转载全文了。在文中，作者提到，良渚社会已经进入了国家社会，而基克拉泽斯还是酋邦阶段。其判断“国家”与“酋邦”的标准可能主要基于规模：一方面，良渚古城体量巨大，是真正的城市，而基克拉泽斯聚落还处在“前城市”阶段；另一方面，良渚文明疆域广阔，而基克拉泽斯文明疆域狹促。之前伦福儒在报告《史前史的重要性：考古与人类生存状态》中指出，中国学术界之前太过看重文字，使得学术传统上中国文明是只能追溯到商代（从他的话可以看出，西方学界实际上在国史领域始终是被动的，传统上“中华文明始于商代”的普遍观念，应该说是李济、夏鼐等老一代考古人作出的定论）。他着重指出：文字虽然在很多情况下是重要的文明判断标准，但绝非牢不可破。
个人感觉，其实文字、记事法或者宗教偶像都是约定俗成的东西，即便某个社会惯用的信息承载工具并非文字，但足够复杂，也可能承载大量的信息。譬如印加帝国的奇普密码，信使们传递信件的时候，仅仅需要将绳子打结。而在早期复杂社会的沟通系统中，并非一定要将日常言转录成线性符号序列才能够达意。良渚文明的证立，表明学术界开始注意到文明社会早期，文字之外的其他文化精神载体所起的作用，譬如记事法，或者象征性的符号主题，等等。
另外，伊利诺伊大学的莉萨·卢塞洛教授指出，良渚社会的人口聚集异乎寻常的快。其背后的机制令人深思。不过，从“质变”的角度来考虑，“迅速的人口聚集”现象对于多数形成阶段的古文明来讲都应该是共通的，而不仅仅是良渚所特有的现象。而且，对于前两个问题的回答应该说已经从本质上解答了这个问题的主要疑问。对此，赵辉提出过一个与众不同的回答，他认为良渚文化取代崧泽文化，实际上是一个革命性事件的产物。他认为从前的崧泽文化的中心是凌家滩，随后良渚古城的兴盛导致了凌家滩的衰败，这其中可能蕴含着政权的变更和文明中心的转移。很有意思的推测。
当然，大咖们讨论的都是大的理论意义。我个人则一直注意到另外的一项小小的“理论意义”，在这里和各位看官探讨。这个理论意义主要是关于聚落边界的判定的。从传统上来说，一个大聚落的边界判定，是以陶片分布范围来决定的。王震中曾据此提出，良渚遗址群可以划分成数个“聚落层级”，在拥挤的43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存在着多个“国家”。但是，“陶片分布”主要是总结于平原地区的聚落边界判定标准，但是未必适用于水网型的聚落。良渚遗址是一个“点状集群”分布的聚落，所有的遗址点都是自然形成的土丘或者是人工堆筑的高台，其中就包括了良渚古城中心的莫角山。显然，这样的聚落是无法以“连续的陶片分布”作为聚落边界的判定标准的。早在2008年，玉架山遗址的发现，就明确地揭示出水网型聚落的特点：遗址点彼此分离，但是从内涵上联系紧密。当然，对于良渚古城这样的大聚落的边界，则需要结合不同遗址点内特有的遗迹现象加以判定。
良渚古城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城市规划的存在，譬如莫角山是大型建筑基址，卞家山是货物集散地码头，塘山土垣上则分布着制玉作坊——假如把这些遗址点从遗址群中剔除出来，它们将不能够独立存在。
这实际上也体现了柴尔德《城市革命》中所提到的分工的固化原理。在一个非城市化的社会里，工匠们往往走村串户地工作，寻找产品的买家，但是没有什么村落可以供应各类手工者们常驻——自给自足的生业只能是农牧渔猎。但是在城镇出现后，不但可以养活常驻的工匠，手工业部门还能够达到规模化的程度。这就仰赖于城市所特有的大规模集市对于大区域内商品交换和人口流动的整合，以及对于不同手工业部门的规划能力。这在良渚是显而易见的：整个良渚聚落群8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没有发现真正的农田，说明城内人口的构成恰好为手工业者和工商业的管理者，相伴而生的还有强制性的公权力和破坏秩序的不法分子。
如果城市功能不存在，那么像卞家山这种集中了大量货物木构码头，以及莫角山这种具有公共功能的巨型建筑基址就没有了存在的理由。因此，这些分散但相距并不太远的遗址点就被有机地串联起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聚落群，至少有一部分是属于同一个聚落，其边界至少不小于卞家山、美人地一线，包含着6.31平方公里的高密度区域。良渚文明的证立，必将促使人们对不连续分布但却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大聚落进行更加深刻的归类研究。实际上，如果推广良渚遗址的聚落研究经验，其中的原理也适用于石家河遗址、下菰城遗址以及北美查科谷地。尽管如此，良渚是否能够算作大吴哥那类的“低密度、巨型化的城市”，还有待进一步考察。或许，良渚、石家河等大遗址的聚落形态只是更多地体现了因地制宜的特征。
石家河遗址群的分布，从图中可以看出，遗址点的分布集中于石家河城址中和城址周围，密度高，分布也较为平均，而在这些高密的的遗址点外侧，存在着密度骤降现象，更远的聚落尽管也成群分布，但却具有较强的随机性。这与良渚遗址在瓶窑-德清遗址群中的遗址点分布特征如出一辙。石家河城外的公共建筑群。在石家河城址的西部的北部，存在着三道大规模的土墙。在古城外侧西部，则存在着一个庞大的祭祀建筑——印信台。
印信台发现的陶缸遗存。这样的大规模祭祀遗址不可能脱离石家河遗址而孤立存在，它应当是石家河遗址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考虑到整个高密度区域的遗址点几乎是平均分布在古城周围，可以认为石家河遗址的边界至少已经到达了周围的弧形水域一线。而将来的工作重心，应当是明确整个石家河遗址的规划以及各遗址点的功能内涵。
下菰城遗址群。可以看到，在下菰城周围，分布着大量的土墩石室墓，以及原始瓷窑址群。它们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现在，最为迫切的问题是：下菰城和周围的土墩墓以及原始瓷工业区的形成，到底孰先孰后？下菰城在整个遗址群的作用是什么：到底是一个行政上的管理中心，还是物品交换的集市，抑或主要是一个居住区？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对下菰城进行解剖和挖掘，还势必要考虑到它与周围不同功能区的关联性。由于下菰城是良渚覆灭后，太湖流域古文明第一缕复兴的曙光，因而，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将会给下菰城的聚落模式研究提供重要的启示。
查科谷地Pueblo Bonito遗址。在摩尔根的时代，查科谷地的宏伟建筑群曾经被认为是野蛮社会的“特殊杰作”。然而，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工作表明，这些高大的建筑物并不是彼此孤立的氏族部落，而是彼此紧密关联的大规模社会系统。查科谷地的道路系统。从图中可以看出，纵横交错的道路网将查科谷地的大规模建筑群紧密地沟通起来，它们虽然并不是连续分布的大遗址，但却有强烈的彼此依赖关系。有些遗址，被认为拥有祭祀功能（比如遗址群中心的Pueblo Alto），有些则是用于居住的大规模社区（比如著名的Pueblo Bonito）。
查科谷地在整个区域社会中的核心地位。图中可见，以整个查科谷地为中心，延伸出辐射更远的道路网，它们分别通向距离较远的城镇，这一图景强烈地暗示了全域性的社会组织，以及作为一个整体，查科谷地是如何发挥其中心作用的。实际上，在这一地区，还发现了大规模的灌溉沟渠网络。同良渚社会一样，水管理是这个复杂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只不过，这个社会是在一个近乎沙漠的干旱地区发展起来的。二者的比较研究，也许会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课题。最后总结一下现阶段我所感兴趣的、良渚文明证立所带来的理论意义：
第一，提供了人类早期文明在水资源丰富地区构建大规模水利工程的一个绝佳样本，而水利工程建设又令人惊叹地催生了当地复杂社会的快速“跃进”，良渚文明起源时期的这种双重的独特性，将会撬动人类学中复杂社会形成机制的理论版图。
第二，弱化了文字在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作用，提升了记事符号体系的作用。实际上，这暗合了学术界的一个趋势：文明社会的时间普遍提前，但是文字发明的时间普遍推后。例如，Peter Damerow利用统计学手段，有力地证明了所谓的“原始楔形文字”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它们与后来真正的楔形文字之间是否有一个线性的演进关系也是未知数。Steve Farmer,Richard Sproat 和 Michael Witzel 等人则撰文指出，印度河文明中所发现的”印章文字“实际上也不是真正的文字。
文字很可能是在文明成熟之后因为特殊的需求所产生的社会交流工具，这从绝大多数早期文字均发现于大城市的中心即可看出（也许复活节岛的朗格朗格是个例外）。而文明中的信息传递行为，可能有众多不同的载体，比如印加帝国的奇普密码、密西西比社会的蚌饰、泰尔布拉克的眼睛雕塑，基克拉泽斯的大理石雕像以及良渚的玉器纹饰，等等。而探索隐藏在这些载体之后的社会契约以及组织形态，将会极大地提高人类对于自身本性的认识。
第三，为大聚落边界的判定提供了新的思路——着眼于内涵的关联性以及不同遗址点之间的依赖性。实际上，这需要有勇气的人采用一种更加迂回的”反馈式“研究方法。一方面，从遗迹所显现出来的异常特质（中心性的遗址、不同寻常的手工业专门化迹象、贵族大墓，等等），调查周围可能存在的共时性遗存；随后，通过田野调查，寻找最重要的”核心遗迹“，如果可能，进而寻找遗址之间是否存在一种整体的规划；最后，回归到不同的遗址点，论证它们各自的内涵以及作用。良渚古城发现后，刘斌、赵晔、王宁远等人所做的研究，实际上就遵循了这样的研究路径，并且最终得到了肯定性结论。英国考古大咖杰西卡·罗森就认为，浙江考古所能够在短短十年时间内揭示出整个良渚遗址的庞大的总体布局和遗迹性质，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成就“。在我看来，遵循以上的研究方法，即便是得到了否定性结论，也会产生有意义的理论成果。这一点，深深值得所有的考古人借鉴。
参考文献：Vernon L.Scarborough.The hydraulic lift of early states societies.A.Colin Renfrew.The Cycladic Spirit.赵辉。良渚的国家形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余杭玉架山遗址。王宁远，刘斌。杭州市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考古调查。刘斌等。2006-2013年良渚古城考古的主要收获。柴尔德。城市革命。湖北省考古所。大洪山南麓的史前聚落调查——以石家河为中心。郭立新。论汉江东部地区史前时期的手工业专门化生产。郑建明。原始瓷起源的动力学机制。摩尔根。古代社会。Mary Peck.Chaco Canyon: A Center and Its World.Peter Damerow.The Origins of Writing as a Problem of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Steve Farmer, Richard Sproat, Michael Wiztel.The Collapse of the Indus-Script Thesis: The Myth of a Literate Harappan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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