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教制度为何更要从根上废

第一篇：劳教制度为何更要从根上废

劳教制度为何更要从根上废？

劳教制度的终结只是第一步。权力天然是容易被滥用的，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借助劳教制度这样的手段，什么样的行为都可能发生。要管住背后权力的恶意

消灭以劳教为代表的恶制度并不是最难的，此前也有收容遣送制度废除的先例。2003年一名叫孙志刚的大学生在广州被强制收容后，在收容人员救治站受到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收容人员的野蛮殴打，于3月20日死亡。“孙志刚事件”后，在强烈的民意呼吁下，国务院废止了收容遣送制度，制定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将强制收容遣送改为自愿求助、无偿救助。存在了20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终于结束。但是后来人们也发现，地方在执行新的救助办法时，自愿被执行成强制的情况也不罕见。这体现的正是权力的本质，天然就是要挣脱束缚，恣意妄为。制度的改变不难，难的是真正管住背后权力始终存在的恶意。要严格限制公权力

而要管住这恶意，首先必须承认和认识它，也就是要理解权力的本质，认识到权力失控的风险。总的来说，当前的劳教问题，一是使用的广泛和混乱，情节，案由，依据混乱，但都能得出同样的严厉结果，二是救济途径基本不通，被劳教很难通过法律途径走复议和诉讼的程序解决。要解决两个问题需考虑：第一，怎么能够让行政权力不走极端，如何限制公权力过分强大，需要建立制约和监督；第二，保证私权不受公权力侵犯，建立完善的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制度作为救济手段，保障私权。要顺应人民的新期待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总书记最近就做好新形势下政法工作时对政法机关的一个很高的要求，也是殷切的重托。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长治久安，法治是根本。尤其是在“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重叠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要实现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为实现“中国梦”创造良好社会环境，依法办事必不可少，不仅每个公民要守法，所有组织也要守法，也不例外。政法机关工作人员应当身体力行作守法表率，通过严格依法办案、依法办事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深刻变革，人民对“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的要求也更加迫切。新的形势要求政法机关拿出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1月7日召开的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明确，将推进劳教制度改革、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改革、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这些领域恰恰是多年来人民群众反映问题较多的领域。加快推进这些领域的改革，反映了政法机关顺应人民新期待的努力。法治改变着中国社会，也改变着人的观念和行为。要让比太阳还光辉的公平正义光照大地，政法机关要更多更好地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以人民满意构建平安和谐、促进法治昌明。

劳教废了以后怎么办？

劳教本身的存在是制度性的恶，劳教在今天的每一次适用，都应当受到反对。行政法专家何兵评价说，奥运获多少金牌，都不如废除劳动教养制度更振奋人心。另外，即便废除劳教制度，也不会出现数万人员（根据司法部数据中国2008年劳动教养人数为6万，戒毒人数为20万）一股脑涌向社会的情况。因为，废除不合理的劳教制度，并不是要放任违法行为不管，相反还应该通过立法完善现行法律，用更合理的制度去治理违法行为。而且，重要的是，这种更合理的制度就现实存在着且是世界性的趋势。

顺应世界趋势，借鉴国外社区服务令用劳动来代替刑罚

与“中国式劳教”的巨大争议不同，在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也有一种以“劳动”替代监禁等处罚的举措，即社区服务令（Community service order）。它虽然是一种刑罚，但却成为替代监禁的一项判刑选择，并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采用，成为一种世界趋势。这么做的主要考量有二：

考量一：社区服务令更人性化和轻缓化。现代的社会服务令起源于英国，最早在1972年的《刑事司法条例》（The criminal Justice Art 1972）中创立“社区服务”刑种。该条例规定，法院判处社会服务的最长期限是240小时，最短为40个小时，法官可以判令被告人进行无偿的社区服务工作，让违法者从事有益于社会的各种公益劳动，以弥补因其违法行为而给社会和个人造成的损害。这类命令通常根据缓刑犯监督官的报告而提出，同时必须征得罪犯本人的同意，并于12个月之内执行。从法条中可以看出，社会服务令既有惩罚的成份，也能很好的使违法者弥补社会的损失，帮助违法者改过自新。现在，在美国、葡萄牙、芬兰、荷兰、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社会服务令都作为一种针对轻微违法行为的刑罚选择，由法律明文加以规定。重要的是，社会服务令作为刑罚种类之一，虽然对象是违法人员，处罚形式也是劳动，但其权力主体是法院，而不是警察系统。

考量二：这种处罚能实现“双赢”。社区服务令之所以能够快速被普及到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很大程度上在于这种制度使得违法人员和社会都能收获益处。而这种双赢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社会服务令作为一种方法，通过行刑场所和行刑社会化，把罪犯的矫正教育工作完成于社会服务工作之中，避免了短期限制自由的罪犯交叉学习罪行的弊病；其次，社会服务令的适用很大程度的减少了监禁刑的适用、缓解了监狱的压力，降低了刑罚执行的成本；另外，罪犯在开放式的社区中进行无偿劳动，有利于他们重归社会生活，恢复家庭关系，从而避免了再次危害社会。总之，社会服务令这种“劳教”不但可以协助违法者改过自新，也具有补偿社会的功能，且更加人性化和轻缓化。

第二篇：劳教制度为何可以废

劳教制度为何可以废？

劳动教养并非依据法律条例，从法律形式上亦非刑法规定的刑罚，而是依据国务院劳动教养相关法规的一种行政处罚。

被劳教对象不是大恶人

劳动教养制度最早可溯源自1955年08月25日的《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之后“劳动教养制度”又经过了多次演变，一直到了2002年04月，公安部出台了《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这部关于劳动教养的规定是目前为止最为全面的一部。但其中也只规定了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是：年满16周岁，符合包括危害国家安全、扰乱工作生产秩序和教唆他人犯罪等违法行为，但尚不构成刑事处罚的人员。需要强调的是，这部《规定》也只是公安部颁布的一部行政处罚措施，并不是法律。

所以，符合刑事犯罪的人员会被以刑法处理，而劳教人员只是“轻度违法而且并未构成刑事犯罪处理程度”。从“罪行严重程度看”和处理规定看，劳教人员罪行不大，而且只是被行政处罚人员，不是罪犯，不应该被扣上“大恶人”的帽子。

废除劳教会威胁社会稳定的假设站不住脚

对劳教废除的争议，原因是存在一个很大的误区：废除不合理的劳教制度，并不是要放任违法行为不管，相反还应该通过立法完善现行法律，用更合理的制度去治理违法行为。

而且这个更合理的法律已经在各方促进下正在酝酿。早在2007年，贺卫方等知名学者就向国务院法制办郑重建议，要求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到了2008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最新的司法改革方案，直指劳教。2010年3月，全国人大也宣布了中国将加快制定《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

《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就是被认为会替代劳教制度的法案，它从根本上修正了劳教制度最不合理部分：劳动教养的决定权从公安调整到法院来行使，以确保这项权力的行使更加规范化。这个决定权将能直接改变公安对劳教“一手遮天”的现状。另外，一些细则也可以保证如今的劳教制度弊端可

以尽少出现。在《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草案）》中，劳动教养的期限设计为半年至一年；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到一年半。与现在最长4年的期限形成鲜明对比。

更重要的是，草案规定，劳教场所将杜绝封闭式管理，设计为半开放式或开放式，实行人性化管理，将不再有铁窗、铁门和铁丝网等；被劳教者还可以周末回家。新法规定了被矫治的对象主要为两种人：轻微违法，不需要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严重违法但尚未构成犯罪的人。

所以，即便废除劳教制度，也不会出现数万人员（根据司法部数据中国2008年劳动教养人数为6万，戒毒人数为20万）一股脑涌向社会的情况，认为废除劳教会威胁社会稳定的假设根本站不住脚。

第三篇：“只信真主不信马列主义”的两面人遗毒要肃清更要从机制上防止其混入党内

“只信真主，不信马列主义”的两面人遗毒要肃清，更要从机

制上防止其混入党内

据@梅新育 透露，最近被以受贿罪提起公诉的甘肃省林业厅原党组书记、厅长马光明（正厅级）有下列“事迹”： 我给这个马光明取名“马黑暗”在网上流传甚广，此货“官当到哪里，就把清真寺建到哪里”，据传有的清真寺还涉及财政违规，而且走到哪里都带上清真厨师和全套清真食材，虔诚程度非同一般。担任酒泉市委书记时借口举办敦煌文博会，在敦煌建设阿拉伯式伊斯兰文化中心，建设阿拉伯式清真寺，把当地唯

一、最高档国企酒店改成阿拉伯名字的清真酒店，敦煌文博会时自己吃住在里面，花费六位数，皆是财政埋单。我们抨击它搞伊斯兰文化中心，它居然派人进京大闹。直到被抓，写交代还是“我只信真主，不信马列主义；落到今天，都是真主对我的惩罚”云云。整个一混进共产党内的YSL原教旨主义圣战者两面人，打着“民族团结”旗号用党和政府赋予它的权力扩张某教势力。

借口举办敦煌文博会，在敦煌建设阿拉伯式某教文化中心，此举尤其令人不可容忍；因为敦煌文化是儒释道文化，遭难被毁是因为明末、同治两次**；借口举办敦煌文博会建设某教文化中心，犹如借口纪念南京大屠杀在大屠杀遗址建设日本文化馆！从这些触目惊心的案情描述来看，马光明此案是国内外某教势力、清真产业链利益集团和体制内的两面人官商教勾结的腐败案件。已经落马的前甘肃省委书记对马光明的纵容提拔，是对叛国敌人的严重失察，是不可原谅的政治错误。如果只是把马光明当作受贿罪处理，对其叛党的实质轻轻放过，不对两面人做出机制上的防范，那就是在事实上掩护了某些宗教势力，鼓励更多两面人继续渗透。2017年4月，马光明落马，但敦煌清真寺的扩建工程并没有因此停止。从寺外的《关于筹集善款扩建敦煌清真寺的倡议书》中可以知道，计划新建面积12011.09平方米，所需资金2500万元。寺外的门面房几乎都是清真餐馆，可以想象扩建工程完工后这一片就将成为敦煌的某教徒聚集区。打击两面人，不是光抓了两面人本人就行了，更要清除两面人遗毒。对于敦煌清真寺扩建工程这个明显是两面人给宗教势力输送利益的项目，应当立刻叫停，改作其他公共服务设施。“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共产党人成其为共产党人的“特殊材料”，不是别的，就是信仰。当年，“为什么国民党的干部样样不如共产党”？答案也是信仰。马光明等两面人丧失了共产党人最重要的理想信念和共产主义信仰，贪污腐败、为某些宗教谋利，就是背离“永不叛党”的入党誓词。一个普通的非信教官员的腐败堕落，一般也就是为个人或家庭谋利，最多输送利益给一些亲朋好友。从来没听说哪个汉族腐败官员给汉族谋利，更没听说有哪个汉族官员“走到哪里，××庙就修到哪里”；而像马光明这样的两面人，则会在谋取私利之余，“官当到哪里，就把清真寺建到哪里”，大搞清真泛化，搞某族补贴，而且还要打着“民族团结”的旗号！如果领导干部烧香拜佛会被当作“封建迷信”，当作理想迷失和信念扭曲；那么马光明的“只信真主，不信马列主义”是不是就算有信仰或者“民族团结”？如果马光明没有为个人谋取私利，只是“官当到哪里，就把清真寺建到哪里”，是不是还能继续当官呢？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防范两面人混入党内甚至进入领导岗位，不是靠某一个机关就能完成的事，必须动员各方面广泛参与，群策群力，建立起规范权力运行的制度机制。要深入分析马光明案件的原因和背后的制度漏洞，通过健全机制、建立长效机制来解决共性问题。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提出，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两面人”现象说明腐败的隐蔽性和欺骗性，表明我们的权力监督缺乏渗透性，不能仅仅停留在干部的外在表现，必须深入到其真实的内在。党的各级组织必须练就甄别“两面人”的火眼金睛，通过促进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实行权力和职能的负面清单制度，让干部行动在阳光下、用权在阳光下，使任何一个小动作都躲不过监督的触角，让“两面人”难以变脸、难以隐藏。“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群众是“两面人”的最大受害者，也是反“两面人”的生力军，更是防范两面人搞利益输送“全天候”的监督员。要从根本上防范“两面人”，不仅要靠党的各级组织、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也要靠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网上举报的文章，某些网络管理部门动辄以“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删贴或封号，甚至某些地方政府还动用警察对发帖人进行“跨省”抓捕，这不仅打击了普通群众的反腐积极性，更给举报者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一定程度上甚至被贪腐势力利用。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毛泽东同志说过，“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不断完善党的自我监督，持续激发人民群众的监督力量，我们就一定能肃清两面人的遗毒，把两面人从党内清除出去，还一个风清气正给朗朗乾坤！鞠躬尽瘁为国忧，华夏复兴望君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