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哲学基础

第一篇：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哲学基础

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哲学基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抓手，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的新创造。“四个全面”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出场形态，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的集中体现，闪耀着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和科学认识论的思想光辉。

“四个全面”深刻体现了唯物史观的本质要求

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等规律，是我们党“哲学的根据”。总书记强调，推动全党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好认识国情，更好认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势，更好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各项工作。唯物史观是“四个全面”的理论基石，“四个全面”是唯物史观的当代反映。

坚持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深化了对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的认识。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了社会基本矛盾;社会基本矛盾决定了社会主要矛盾。“四个全面”是依据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针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而提出来的。总书记指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人民群众对改变发展不平衡性提出的热烈期盼，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路径;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分别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提供动力支持、制度保障和领导力量，四者构成了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坚持社会有机体原理，深化了我们对社会协调发展问题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坚持把社会结构当作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反对“唯经济决定论”，认为每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强调“全面”推进，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党的建设等诸多方面不留死角、不留空白，聚焦聚力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注重发展要素的耦合性，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结构、社会系统的有机体协调发展的思想，深化了我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坚持人民创造历史的基本原理，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认识。群众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的集中体现。总书记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群众立场，生动体现了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既顺应了人民呼声，又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全面深化改革，让人民群众更好地分享改革的红利，有更多获得感;全面依法治国，让公平正义的阳光普照人民;全面从严治党，根本目的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人民性，真正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坚持辩证的历史决定论，深化了我们对执政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发展是决定性与选择性的高度统一过程，强调社会实践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中国共产党担负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经过革命、建设、改革的接力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的领导是“四个全面”之魂。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最根本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四个全面”牢牢把握了唯物辩证法的思想精髓

唯物辩证法作为“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认识与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总书记强调，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四个全面”是唯物辩证法深度滋养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辩证法。

坚持唯物辩证法总特征，把握好发展的全面性与协调性。联系与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要求我们在认识和分析问题时，自觉坚持全面性、整体性和协调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核心在“全面”，关键在“协调”。所谓核心在“全面”，就是要解决发展中一度存在的重经济轻社会、重物质轻精神、重速度轻效益等片面性问题，统筹经济、政治、法治、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各方面工作。所谓关键在“协调”，就是要处理好战略目标与三个战略手段协调关系，目标统率手段、手段服从目标;三个战略手段相互促进、相得益彰，避免单兵突进、各自为政;每个战略举措协同推进，既区分轻重缓急，又不顾此失彼。

坚持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观，提高解决复杂社会矛盾的看家本领。当前，我国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期、改革的攻坚期和矛盾的高发期。总书记指出，“四个全面”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我们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在工作中自觉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有机统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关键在促进“五位一体”协调发展;全面深化改革要有勇有谋，战略上要勇于进取、战术上要稳扎稳打;全面依法治国要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实现“良治”与“善治”的统一;全面从严治党，要治标和治本统筹兼顾，自律和他律双管齐下。

坚持理论思维的基本规律，构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法论。理论思维的成熟是一个政党成熟的重要标志。总书记告诫全党：面对着十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肩负着繁重的执政使命，如果缺乏理论思维的有力支撑，是难以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的，也是难以不断前进的。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反复强调要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系统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等，奠定了“四个全面”丰富的方法论原则。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必须依此进行战略判断、作出战略部署、把握战略重点、保持战略定力。

“四个全面”丰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时代内涵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是我们克服不可知论和先验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四个全面”立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做出了创造性理解，对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强大的能动作用。

坚持实践决定认识的基本原理，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知行统一观的认识。实践决定认识，认识指导实践，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是认识辩证运动过程中的两次能动的飞跃。“四个全面”是我们党立足治国理政新实践，坚持问题导向，科学研判分步提出来的：针对发展不平衡性、阶段性问题，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针对改革动力不足、活力不够等问题，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针对政府和司法公信力下降、法治推进不力等问题，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针对各种风险和考验依然严峻，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

坚持真理与价值的统一原理，深化了对社会发展“两种尺度”统一问题的认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揭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必须遵循两种尺度的统一：坚持真理尺度，主观认识符合客观规律;坚持价值尺度，按照自身的需要去改造客观世界。“四个全面”坚持了“两种尺度”有机统一的原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价值目标，是我们党根本的价值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深化了我们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的真理性认识。

坚持认识的反复性与无限性的基本原理，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自由王国是指人们认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并依此支配自己和外部世界的一种社会状态，是一个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打开了通往社会主义规律自由王国的历史之门;邓小平同志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提出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两个文明一起抓等重大辩证关系;江泽民同志的“论十二大关系”，深刻阐明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理;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上提出的“十个结合”，深入总结了改革开放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化了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识，体现了我们党对科学社会主义认识不断深化的生动过程，是中国共产党人赓续探索的思想结晶。

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体现。我们请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董振华教授从哲学角度对“四个全面”进行分析。

董振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我们的国情，面对机遇和挑战，作出的关于改革发展稳定，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方面的一种顶层设计。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第一，“四个全面”体现了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是基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方法论得出的科学结论。根据唯物论的观点，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它要求我们从客观世界本身出发认识世界，而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要求我们所做的一切判断，都要根据事物本身。“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是基于对我们所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对于我们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的科学分析，对于我们党所面临的考验和危险进行深刻剖析的基础上提出的。总书记紧密结合时代特征和我国基本国情，适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新期盼，站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高度，提出的重大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有一个总的价值指向，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目标确定后，怎么实现？就是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发展作为主题，把改革作为动力，这也是针对问题。就像刚才韩教授讲得，哲学要有问题意识，问题意识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观点。根据现在“三个没有变”，决定我们现在要牢牢把握发展这个主题。

第二，系统的观点和方法。整个世界是作为个系统存在的，一个理论也是一个系统。我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必须具有系统的观点，运用系统的方法。“四个全面”充分体现了系统观点和系统方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目标系统，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外交国防等方方面面，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阶段性目标，具有战略统领和目标牵引作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目标系统又组成“四个全面”的子系统。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奋斗目标的根本路径、关键一招、强大动力，是动力系统；通过改革，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从而为发展提供动力。而改革本身又是一个系统，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包含方方面面的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实现奋斗目标的基本方式和可靠保障，是制度保障系统。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核心，全面从严治党具有全局性、根本性，是组织保证。只有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才能使我们党坚强起来，才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因而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前三个全面的坚强保证。按照系统的观点看问题，不仅要看到系统的全局，还有看到系统的结构。系统决定功能，结构变化导致功能优化，我们现在就是要通过结构优化达到整个系统功能优化的目标。改革就是调结构。比如城乡结构不合理，差距不仅是经济，要通过结构调整实现城乡一体化。

第三，坚持辩证和矛盾的观点。矛盾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方法。看问题要从两方面看，不能肯定一切否定一切；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问题，看到挑战的时候也要看到机遇。“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针对我们面临的机遇挑战、成绩问题，所做出的战略布局。而矛盾分析法的另一方法论，就是要注意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有主要矛盾也有次要矛盾，有矛盾的主要方面也有矛盾的次要方面。我们思考问题、处理事情，必须体现全面性的要求，做到统筹兼顾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这是“两点论”。同时，又不能平均使用力量，必须着重把握事物矛盾发展的主要矛盾，必须着重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重点论”。这个方法就体现在“四个全面”中。“四个全面”的“全面”本身就要求全面看问题，既要看到主要方面，也要看到次要方面，全面和重点是分不开的，全面是有重点的全面，重点是全面基础上的全面。改革也一样，我们要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四个全面”既有全面也有重点。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在“四个全面”中抓住发展这个主题。

第四，体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比如社会基本矛盾原理。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韩教授是主讲专家，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要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它们之间是动态的平衡过程。不和谐不协调的问题怎么办？就要通过改革来解决。而改革就是通过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调整去主动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四个全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就是人们的价值观，它“依靠人民进行改革，为了人们进行改革”，一切依靠人民。

总之，“四个全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整个的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以及科学性和真理性、主体性和客体性的辩证统一。

董振华教授对“四个全面”的哲学分析使我们明白“四个全面”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其内在逻辑极为清晰。总书记指出：“我们要让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期实现。”这个形象的比喻清楚地说明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董教授整体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请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边立新教授对“四个全面”中的“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深入剖析。

边立新：总书记说过，当前，我们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伟大斗争，充满着许多新的特点。要把改革推向前进，必须研究当代中国改革的新特点。今天的改革正在整体转型升级，与过去的改革有密切的联系，但也有一定的区别。这种转型的升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从政策调整到制度创新 我国的改革正在从政策调整转向制度创新。改革始于政策调整，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制定了一系列新政策。这些政策上的重大变革，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我们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得益于政策的调整。随着社会发展，仅仅靠政策的调整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要把过去实行的、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政策制度化、法治化。今天的改革要着眼于制度创新，改革要于法有据，通过完善法制和健全制度、创新制度来推进改革。深入思考改革面临的新问题，着眼于当今改革面临的新特点，就能够实现改革的转型升级

第二、从单项突破到整体推进

我国的改革正在从单项突破转向整体推进。改革伊始，我们采取从农村到城市的方式，从经济体制开始，逐渐扩展到其他领域。这种渐进式的改革路径，推进的过程很顺利，并取得了巨大成绩。改革到了今天，改革本身也出现了新问题，过去容易改革的改了，不太容易改的，甚至是有相当难度的，就留到了今天。今天的改革呈现出从单项突破转向整体推进的特点，因为各项改革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这就要求我们的改革必须是全面的，需要整体推进。

第三、从观念变革到利益关系调整

从观念变革到利益关系调整，也就是从普惠性转向今天的可能要“动自己的奶酪”。我国的改革正在从观念变革到利益关系调整。全面深化改革是一次深刻的变革。改革的深刻性就在于，它将是一次利益关系的调整。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的生活处于普遍贫穷的状况。摆脱贫困、消灭贫穷，是人们普遍的利益诉求，我们正是基于这种普遍的利益诉求而启动改革的。这种普惠性的改革几乎为所有的人带来利益。每个人都受益的改革，相对来说容易推动。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的利益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利益分化，利益群体多样化。这就意味着，改革不一定是普惠性的，而是有人受益、有人可能受损。利益决定思想，有些人面对改革受损，接受起来就会有难度，因此有人愿意改，也会有人不愿意改。面对新一轮改革，我们要凝聚共识，坚持从大局出发，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出发，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从民族的利益出发，看准了的就要坚定不移的改，这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国家和民族负责。

第四、从部分先富到共同富裕

我国的改革正在从部分先富转向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人民生活普遍贫穷，曾经搞过平均主义，吃过大锅饭。为了摆脱贫困，为消灭贫穷，我们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及部分先富等一系列方针政策，从而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物质基础。实践证明，这些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今天，面对这样一个现实问题：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要解决从过去的部分先富到今天的共同富裕，这是我们的目标。为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我们需要深入研究贫富分化的原因，寻求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举措。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市场经济本身会带来贫富分化，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公平竞争，而市场经济所主张的公平，是机会公平或规则公平，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在规则面前是无差别的。因此，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防止了例外，制约了特殊，限制了特权。这正是市场经济历史进步作用。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是存在差别的，无论在是体力上，还是在智力上，人与人的能力是不同的，甚至存在很大的差别。而不同的人参与公平竞争的结果，必然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

另一个是不公平竞争。导致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除了市场经济之外，还非市场经济的原因。或者说，除了公平竞争之外，还有不公平竞争的原因。虽然我国正在发展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不完善、不成熟，还存在着许多弊端和漏洞。这些弊端和漏洞往往成为一些获取不正当利益的温床。这种不公平竞争，不仅严重干扰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导致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要靠市场经济体制健全，要靠政府的宏观调控，要靠完善的制度。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改革。因此，我们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公正性原则，用公平正义这个最大公约数，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共享发展成果。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

主持人：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教研室主任何建华教授来谈一谈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问题和思维方式问题？ 何建华：依法治国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保障作用。然而，通过理论和实践的观察可以发现，围绕依法治国这一重大方略，仍然还有诸多重大问题亟待破解。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基本问题、主体、本质、动力、发展规律、思维方式是什么？如何正确理解法治和德治、法制和法治、法治和人治、法治和民主、法治和正义、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与善治、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的相互关系？再比如，中国特色的法哲学、法治观等问题。应该说，当代中国法治的建设实践已经向我们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法哲学的时代课题。当然，构建中国特色的法哲学，可以从多角度、多层次展开，涉及的问题也很多。这里仅从辩证思维的角度谈点认识。

众所周知，辩证思维是人类思维的一种主要形式，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方法论之一。所谓辩证思维，是指以变化发展的视角认识和把握事物本质的思维方式。对此，经典作家曾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例如，列宁就曾明确指出：“辩证的东西就等于‘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1921年1月，针对布哈林在政治和经济相互关系问题上的错误，他分析指出：布哈林犯错误的理论实质，“就在于他用折中主义偷换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的关系。‘既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就是布哈林在理论上的立场。这就是折中主义。辩证法要求从相互关系的具体的发展中来全面地估计这种关系，而不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6页。）接着，他又明确提出了辩证逻辑或辩证思维的四个基本要求，即考察的全面性、发展性、实践性、具体性。后来，在1936年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又明确指出：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必须着眼其特点，着眼其发展。1989年，邓小平在同中央主要领导谈话时也明确指出：政治局和常委会的同志，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大局、着眼于长远。概括上述经典作家关于辩证思维的基本观点，其基本要义就是“三个坚持、三个着眼”，即：坚持联系的观点，着眼其全面；坚持过程的观点，着眼其发展；坚持矛盾的观点，着眼其特点。

坚持辩证思维，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构建中国特色法哲学有着极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从历史角度看，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突破口选的就是法哲学。通过运用辩证思维，他具体考察了法律和现实利益的相互关系问题，揭示了法律为统治者服务的本质特征，发现了物质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唯物史观。这也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因应法治建设的新要求、新特点、新趋势，向老祖宗学习，勇于和善于开展自我革命，从而更好地为法治建设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智慧滋养。从现实角度看，坚持辩证思维，对于破解依法治国进程中的一系列重大矛盾关系，揭示中国特色法治的本质、规律等问题，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例如，坚持辩证思维，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法治和人治相互关系问题的认识。在“法治”和“人治”的关系问题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人治是经验性管理，法治是规范化治理，二者各有其特点。不能说法治比人治好，人治比法治坏。不能把人治妖魔化，把法治神圣化。如何看待这样的观点？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这种观点恰恰是搞了折中主义。因为它没有立足时代特点和中国国情说清楚法治和人治的联系和区别，没有抓住法治和人治的本质，其要害就是混淆了“法治中的人”和“人治中的法”的关系。“法治中的人”，简单地说，就是法在人之上，人在法之下。上至国家元首，下至普通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存在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人和事。而“人治中的法”，简单地说，就是个人或少数人在法之上，大多数人在法之下，法只是为统治者服务。

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社会就是一个人治社会，其中法的地位也曾经被置于极高的地位。例如，南宋士人们就提出，法制乃帝王打理天下的首务，只要“法制立，然后万事有经，而治道可必。”但他们最大的期望也就是确立一种“权归人主，政出中书”、“恩归主上，法在有司”的政治格局。说到底，这是一种权本位的思想。但这种期望却被无情的现实击打的粉碎。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专制社会，“独裁者就是整个制度；在那里，独裁者是唯一的政治人物。总之，一切制度都由他一个人决定。”正因此，“人治中的法”只能成为统治者侮辱、奴役民众的工具，成为少数人恣意横行的手段。套用列宁的话来说，长期以来，我们这个民族苦于“法治中的人”太少、“人治中的法”太多了。特别是，“文革”的悲剧再一次警示世人，中国的人治已经走到了它的历史尽头，中华民族必须走向法治，只有法治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历史和现实的结论，也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结论。

总之，在法治建设中，应自觉地把辩证思维纳入法治思维之中，作为其本质规定之一。有了辩证思维的利器，法治建设中的诸多重大矛盾关系问题才能得到较为准确地解答，才能为中国特色法哲学的建构奠定方法论基础。

主持人：靳教授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中国道德建设做出解答。接下来，请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学秘书杨玉成教授从政治哲学视角分析一下中国公平正义的问题。杨玉成：公平正义问题是当代中国的热点问题。无论在司法领域，还是在收入分配方面，都很突出，大家也都很关心。从思想史来看，政治哲学一直以正义为核心课题，所以从政治哲学视角来认识和处理公平正义问题有其独特的优势。

当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对正义有着不同的理解，也会形成不同的正义观。公平正义是正义观的一种。按照我的理解，公平正义的意思是公平的正义，强调公平为特征的正义。中央文件原来用的是公平和正义，后来中央文件去掉了“和”字，直接用“公平正义”这个概念。有没有“和”字，意义大不一样。公平正义表明我们党追求的正义是公平的正义，而不是别的什么正义。所以，这一字之差实际上体现的是我们党对公平和正义这两个概念之间关系认识的深化。

西方学界通常认为，马克思和当代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是“公平正义观”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我认为，当代中国公平正义理论框架的建构，一方面应该以马克思的公平正义思想为指导，另一方面也应该适应新的时代条件与时俱进，充分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进步的正义观，特别是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观中的合理因素，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理论。罗尔斯在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把公平和正义的内涵综合起来，用公平来规定正义，率先提出“公平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的概念。现在中央使用的“公平正义”概念应该有来自罗尔斯思想的启发。众所周知，罗尔斯在其名著《正义论》中详细阐发了公平正义的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涉及公民的基本自由或基本权利，意思是国家应该优先保障每一个公民平等地享有尽可能广泛的基本自由。第二个原则处理的是“基本自由”之外重要价值的分配，包括收入、财富、机会、权力等等的分配。这个原则的大致意思是，分配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制度安排在符合机会公平、平等原则的前提下，一方面要尽量照顾社会弱势群体，另一方面也要调动社会精英群体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创造社会财富的积极性。

国内外学界通常都比较重视第二个原则，认为这个原则有创意，对处理当代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有较大价值。由于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一贯强调保障公民基本自由或权利，并且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原则也落实得比较好，所以这个原则对西方学界而言是一个公认的原则，需要讨论的空间不大。但是，我觉得对我们国家来说，罗尔斯对第一个正义原则，即对保障基本自由或权利的坚持和强调，有特别的意义，特别是他把第一个原则摆在优先地位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忽视罗尔斯的第一个正义原则是一个很大的偏颇，会造成我们在分析和理解现实问题时出现偏差。因为尽管我们在保障基本自由或权利方面已经取得历史性的进步，但存在的问题还是很突出的，所以我们不能像西方学界那样忽视对这个原则的讨论。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学界对这个原则的关注还不够，以致在讨论公平正义时，往往过分聚焦于收入分配方面，对基本权利保障方面的公正关注不够。其实，我们在基本自由和基本权利保障方面的正义问题远比收入分配方面的公正问题突出。比如，近年来一些典型的冤假错案引起了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广泛关注。湖北佘祥林案、河南赵作海案、浙江张高平、张辉叔侄案、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福建平潭念斌案等等一系列典型案件所暴露出来的刑讯逼供、贪赃枉法、假公济私等等严重的司法不公问题，确实会使人发出“冤假错案到底有多少？”的质疑，这不禁让普通民众对自己的人身自由和人身安全感到担忧：假如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不幸陷入这类刑讯逼供，我们能扛得住吗？我们还有安全感吗？所以，司法不公是国家对所有人的不公，让所有人的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这可以说是最大的不公正。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和社会利益分配方面的不公正，还是处于第二位的问题。因为基本自由或基本权利与人身安全密不可分，人身安全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最大的利益。正如常言道：“钱财乃身外之物”，只要不危及基本生存，多一点少一点还是可以接受的，有一个比较大的容忍幅度，而如果基本权利缺乏保障，则直接危及个人生命安全，这是一个无法退让的底线。所以，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法治建设，通过加强法治建设来使公民基本权利得到更加切实的保障。这可以说是解决公平正义问题的一大关键。

第二篇：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哲学基础

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哲学基础

作者：双传学 《光明日报》（2015年03月26日 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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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抓手，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的新创造。“四个全面”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出场形态，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的集中体现，闪耀着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和科学认识论的思想光辉。

“四个全面”深刻体现了唯物史观的本质要求

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等规律，是我们党“哲学的根据”。总书记强调，推动全党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好认识国情，更好认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势，更好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 各项工作。唯物史观是“四个全面”的理论基石，“四个全面”是唯物史观的当代反映。

坚持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深化了对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的认识。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了社会基本矛盾；社会基本矛盾决定了社会主要矛盾。“四个全面”是依据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针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而提出来的。总书记指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人民群众对改变发展不平衡性提出的热烈期盼，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路径；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分别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提供动力支持、制度保障和领导力量，四者构成了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坚持社会有机体原理，深化了我们对社会协调发展问题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坚持把社会结构当作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反对“唯经济决定论”，认为每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强调“全面”推进，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党的建设等诸多方面不留死角、不留空白，聚焦聚力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注重发展要素的耦合性，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结构、社会系统的有机体协调发展的思想，深化了我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坚持人民创造历史的基本原理，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认识。群众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的集中体现。总书记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群众立场，生动体现了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既顺应了人民呼声，又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全面深化改革，让人民群众更好地分享改革的红利，有更多获得感；全面依法治国，让公平正义的阳光普照人民；全面从严治党，根本目的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人民性，真正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坚持辩证的历史决定论，深化了我们对执政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发展是决定性与选择性的高度统一过程，强调社会实践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中国共产党担负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经过革命、建设、改革的接力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的领导是“四个全面”之魂。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最根本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四个全面”牢牢把握了唯物辩证法的思想精髓

唯物辩证法作为“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认识与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总书记强调，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 3 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四个全面”是唯物辩证法深度滋养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辩证法。

坚持唯物辩证法总特征，把握好发展的全面性与协调性。联系与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要求我们在认识和分析问题时，自觉坚持全面性、整体性和协调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核心在“全面”，关键在“协调”。所谓核心在“全面”，就是要解决发展中一度存在的重经济轻社会、重物质轻精神、重速度轻效益等片面性问题，统筹经济、政治、法治、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各方面工作。所谓关键在“协调”，就是要处理好战略目标与三个战略手段协调关系，目标统率手段、手段服从目标；三个战略手段相互促进、相得益彰，避免单兵突进、各自为政；每个战略举措协同推进，既区分轻重缓急，又不顾此失彼。

坚持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观，提高解决复杂社会矛盾的看家本领。当前，我国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期、改革的攻坚期和矛盾的高发期。总书记指出，“四个全面”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我们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在工作中自觉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有机统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关键在促进“五位一体”协调发展；全面深化改革要有勇有谋，战略上要勇于进取、战术上要稳扎稳打；全面依法治国要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实现“良治”与“善治”的统一；全面从严治党，要治标和治本统筹兼顾，自律和他律双管齐下。坚持理论思维的基本规律，构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法论。理论思维的成熟是一个政党成熟的重要标志。总书记告诫全党：面对着十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肩负着繁重的执政使命，如果缺乏理论思维的有力支撑，是难以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的，也是难以不断前进的。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反复强调要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系统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等，奠定了“四个全面”丰富的方法论原则。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必须依此进行战略判断、作出战略部署、把握战略重点、保持战略定力。

“四个全面”丰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时代内涵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是我们克服不可知论和先验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四个全面”立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做出了创造性理解，对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强大的能动作用。

坚持实践决定认识的基本原理，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知行统一观的认识。实践决定认识，认识指导实践，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是认识辩证运动过程中的两次能动的飞跃。“四个全面”是我们党立足治国理政新实践，坚持问题导向，科学研判分步提出来的：针对发展不平衡性、阶段性问题，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针对改革动力不足、活力不够等问题，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针对政府和司法公信力下降、法治推进不力等问题，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针对各种风险和考验依然严峻，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

坚持真理与价值的统一原理，深化了对社会发展“两种尺度”统一问题的认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揭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必须遵循两种尺度的统一：坚持真理尺度，主观认识符合客观规律；坚持价值尺度，按照自身的需要去改造客观世界。“四个全面”坚持了“两种尺度”有机统一的原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价值目标，是我们党根本的价值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深化了我们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的真理性认识。

坚持认识的反复性与无限性的基本原理，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自由王国是指人们认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并依此支配自己和外部世界的一种社会状态，是一个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打开了通往社会主义规律自由王国的历史之门；邓小平同志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提出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两个文明一起抓等重大辩证关系；江泽民同志的“论十二大关系”，深刻阐明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理；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上提出的“十个结合”，深入总结了改革开放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化了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识，体现了我们党对科学社会主义认识不断深化的生动过程，是中国共产党人赓续探索的思想结晶。

（作者系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第三篇：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四个全面”战略布

姓名：陶龙 学号：316040303011 专业：体育教育训练学

摘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的战略布局，是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总方略，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行动纲领。关键词：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三大基本问题，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三大理论成果。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我国的发展实际，顺应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从破解我们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出发，在深入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它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民族复兴、怎样实现民族复兴”这样的基本问题，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新一届党中央在治国方略上开当今时代，以经济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既表现为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直接较量，更是国家战略思维、战略决策和战略行动能力的深度角逐。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关键在于以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的治国理政总方略，抢占制高点、赢得主动权。

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有一个逐步形成和完善的过程

经多年努力，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对当代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和总书记本人，是一个神圣时刻。历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光明的前途上充满困难和风险。把握机遇，克服困难，就能为民族复兴做出历史性的贡献;如果应对失当，也会丧失时机，愧对先人与后代。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意识、担当精神。十八大刚刚结束，习近平就说，“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古人云，“不谋大局不足以谋一隅”.1

此时，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远见卓识和科学态度从战略高度思考如何实现完成这一任务。

“四个全面”总方略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今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创新成果，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启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到“五位一体”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到“全面从严治党”——正是党治国理政方略的不断完善中，党和国家事业不断走向兴旺发达，中国以势不可挡的雄姿屹立于世界东方。

短短30多年，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到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实现如此逆转，“中国为什么能?”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勇于开拓、与时俱进，围绕执政兴国的历史使命，适时提出反映发展阶段性特征的目标任务，把总目标化作总方略，把总方略变为具体的谋篇布局和任务落实，形成战略优势，取得战略成果，不断切近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

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科学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背景，以探索和回答“什么是民族复兴、怎样实现民族复兴”这样的基本问题为主线，形成了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

同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整体，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阶段性战略目标，是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统领。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关键一招、根本路径，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基本方式、可靠保障，而全面从严治党是发挥党的坚强领导核心作用、为实现战略目标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的根本前提。必须把每一项战略举措放在“四个全面”的总体布局中来把握，才能正确认识每一项举措同其他三个“全面”的关系，把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总要求贯穿各项工作的全过程、各环节，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凝聚起更为强大的正能量、推动力。

让我们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四个全面”总方略的重大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进一步把思想统一到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四个全面”总方略上来，增强政治定力，提高执政水平，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意识和夙夜在公的责任意识，锐意改革、开拓创新，不断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接力奋斗实现宏伟目标的历史进程中绽放时代精彩，书写历史荣光。

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处于引领地位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只有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民族复兴进程中的深层次矛盾问题，以全面依法治国确保现代化建

设有序进行，以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才能绘就全面小康社会的宏图，才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因此，对“四个全面”必须全面把握、全面坚持，不可偏离和偏废。要统筹协调“四个全面”的贯彻落实。深入研究和科学把握“四个全面”的关联性、耦合性，注重统筹谋划、协同配合，做到同频共振、形成合力。还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关系，只有始终坚持这样的统筹协调推进，才能把“四个全面”贯彻得更加自觉、落实得更加到位。

参考文献：

[1]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N].人民日报

[2]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N].人民日报

[3]习近平.把抓落实作为推进改革工作的重点真抓实干蹄疾步稳务求实效[N].人民日报

第四篇：全面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全面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摘要：2014年12月，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第一次明确提出“四个全面”的总体布局。2015年2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的开班仪式上．总书记集中论述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逻辑关系。宣示了“四个全面”治国理政的全新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次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凝聚民族力量、实现中国梦意义重大。关键字：四个全面战略 完善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与定位

“四个全面”是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概括性表述。“四个全面”中的每一个“全面”及作为整体的“四个全面”，都有其形成和确立的历史过程，系统考察“四个全面”(包括其中的每一个“全面”)形成和确立的历史脉络，无疑将有助于深刻理解和正确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深入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仅要了解其形成脉络、把握其基本内涵，而且还应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其科学定位。总书记自2014 年12 月首次正式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后，又在多种场合对这一战略布局作过多次阐述，其中有些论述直接涉及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科学定位问题。我们应以此为引领，深刻认识、理解和把握“四个全面”的科学定位，以增强学习研究和贯彻落实“四个全面”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四个全面”所具有的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从根本上决定了“四个全面”的多层次定位。

首先，“四个全面”是我们正致力于坚持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2015 年1 月，总书记在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时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统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是艰巨繁重的系统工程。

第二，“四个全面”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总抓手或“牛鼻子”。2015 年1 月，总书记在云南考察工作时强调，要“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引领各项工作”。同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在谈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时又指出：“我们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我们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

第三，“四个全面”是我们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理政方略。2015 年3 月，总书记在会见博鳌亚洲论坛理事会成员时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两年多来，我们立足中国发展实际，坚持问题导向，逐步形成并积极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这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方略，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

第四，“四个全面”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指南。2015 年3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同志在参加浙江代表团审议时明确指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开辟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

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容与关系

1、“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系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的战略布局，是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总方略，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路线图”。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阶段性战略目标，是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统领。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关键一招、根本路径，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基本方式、可靠保障，而全面从严治党是发挥党的坚强领导核心作用、为实现战略目标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的根本前提。“四个全面”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关系。

2、“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容

全面建成小康在本质上是发展的问题，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这个发展的主要内涵，是提质增效、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全面深化改革，开启了生产力、创造力和社会活力迸发的闸门。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

从严治党始终是我们党的自身要求，总书记在我党90多年历史上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八项规定为肇始，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以教育实践活动为深入拓展，以重拳反腐为强劲动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思想在实践中不断成熟。

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大意义

通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改革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时代潮流，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从严治党是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现实要求。

在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中，沿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思想脉络，我们党对民族复兴道路上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认识不断深入。“四个全面”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最新科学社会主义观一系列基本理论观点的总概括，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信仰、继承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优良传统的必然成果，是我们实现中国梦的共同思想基础，是我们从胜利走向新胜利的行动指南。它统一于党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统一于中国与世界的深刻互动，兼顾中国特色和世界潮流。它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重大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三大基本问题，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三大理论成果。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民族复兴、怎样实现民族复兴”这样的基本问题，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新一届党中央在治国方略上开拓提升出的新版本，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就和新境界，是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行动指南。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把抓落实作为推进改革工作的重点 真抓实干蹄疾步稳务求实效》，《人民日报》01版，2014年3月1日。

[2] 曲青山：《“四个全面”:新形势下党治国理政的总方略》，2015，（02）。[3] 刘文华：《“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哲学意藴》，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2）。

[4] 汪金友：《为“四个全面”贡献智慧和力量》，学习月刊，2015，（07）。

第五篇：“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学习心得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学习心得

这一次线上学习，我学习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顶层设计，又是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路线图。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承上启下、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决定性措施，也是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一步。全面建成小康把现实任务与长远目标结合起来，使民族复兴得到牢固基石。

30多年的实践证明，改革作为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释放出这一崭新制度的不尽活力。中国的发展、巨变得益于改革开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通过改革建立健全各方面都比较完善的体制是长期的过程，改革不能终止，而要全面深化。

健全的法治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法律是现代国家最高、最根本的规范，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法治缺失使经济发展战略不能长期保持稳定，发展中出现的矛盾无法在制度框架下化解。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需要加强法治建设，用法律来保障我们的改革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面建成小康的关键在党，也就提出了“打铁还需自身硬”的问题。从严治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历史使命决定的，是党的一贯性要求。

作为一名学生党员要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做好本职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