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纸荒唐言 一把辛酸泪(原创)（小编推荐）

第一篇：满纸荒唐言 一把辛酸泪(原创)（小编推荐）

满纸荒唐言 一把辛酸泪

——论小说《红玉》中的现实主义精神

文学院07级6班 崔龙金 学号200702140607 摘要：蒲松龄在《聊斋志异》近五百篇的小说中描绘了一个色彩斑斓的奇幻世界和众多性格各异、形神兼备、深入人心的神、鬼、狐、妖形像。但就《聊斋志异》的写作手法到底是属于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抑或是两者兼有的问题，评论界从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作者认为，就其整部小说集来说是很难简单的用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来作具体论断的。但就是其中某些篇目而言我们却还是可以清楚看出其艺术手法之所属的。本文从志怪小说的源流、故事取材的、形象塑造等方面深入论述小说《红玉》所包含的浓烈现实主义色彩。

关键词：现实主义、真材料、真性格、《红玉》

Absurd statement a bitter tears

-On the Novel “HongYu” in the spirit of realism

Cui LongJi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No.6 classes: 200702140607 Abstract: Pu in the “Strange Tales” nearly 500 of the novel paints a colorful fantasy world and the many different character, the people of God, ghosts, fox, demon image.However, on the “Strange” way of writing in the end is a romantic or a realist or a combination of the two problems, there has never been a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a uniform.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on the whole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is very difficult to use simple romanticism or realism as a specific thesis.However, in terms of some of these items or we can see clearly that the art of their own practices.In this paper, the origins of the novel Zhiguai story based and image-building and so on go into the novel “ruby” contains strong color realism.Keywords: realism, real materials, real character, “ HongYu ”

一、浪漫主义面纱后的现实主义本质

志怪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早就有之，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指出的：“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1] 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出现过许多志怪小说，这些小说大都谈鬼神怪异故事，其中东晋干宝的《搜神记》可以算得上代表。明清神魔小说的创作的源流也应是是起源于此的。正所谓“乱世奇才产聊斋。”[2] 在明代文化高压的政治环境下一大批诸如《西游记》、《西游补》、《封神演义》、《三遂平妖传》等有深远源影响的神魔志怪小说也就应运而生。而到了清朝初年，蒲松龄耗尽毕生心力写成的孤愤之书文言 志怪短篇集《聊斋志异》的出现正是志怪小说这种体式的小说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结出的硕果。

事实上从志怪小说产生的开初这种小说体式就秉承的现实主义的血统。正如干宝在《搜神记序》中说的那样说，他写书的目的是用来“发明神道之不诬” [3] 也就是说在他看来神是实有的。所以，作者自己把这类志怪书是当作历史著作来看待的。现在我们把志怪杂传称作小说，则是宋代以后的事情了。这一条现实主义血脉贯穿了整个志怪小说史的始终。而有着“世界短篇小说大王”名誉的蒲松龄创作的《聊斋志异》则是在继承了魏晋志怪小说，唐宋传奇的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创造，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书中寄托了作者自己的“孤愤”，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展示了封建科举制度带人们精神上的毒害，歌颂了争取真挚的爱情生活和反对封建礼教的斗争精神，具有显著地现实主义精神。[4]小说《红玉》能够深入人心的原因也正是由于其中作者在狐仙故事这一浪漫主义面纱下中灌注的强烈现实主义因素。

而蒲松龄之所以要在《红玉》抑或说《聊斋志异》的创作中蒙上一层浪漫主义的面纱，也还是有着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在作者生活康熙年间，清朝的根基初定。统治者对于一些怀有二心的知识分子除了用怀柔政策来感召和改造而外加强了文化恐怖统治用以钳住知识分子的嘴。著名的“明史”案“南山集”案就是发生在蒲松龄生活的时代。[5]在这种文化高压下正直的知识分子只能通过象征和寓言的方式来揭露和批判现实的黑暗。这一时期王士祯的《池北偶谈》和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都是在狐、鬼、神、怪故事的浪漫主义面纱来揭露出封建社会末世的腐朽和黑暗的现实主义喻世之作。[6]其中《红玉》这一篇小说更可以说是《聊斋志异》中现实主义色彩最为浓烈的小说之一。小说《红玉》像《聊斋志异》许多篇目一样，在神鬼狐妖故事的后面作者加了一段揭示其现实主题的异史氏曰，从这一个模仿《史记》太史公曰的细节上本身就预示着作者是以写史的态度来写志怪的思想。然而，更能揭示其现实主义本质的是这一段“其子贤，其父德，故其报之也侠。非特人侠，狐亦侠也。遇亦奇矣！然官宰悠悠，竖人毛发，刀震震入木，何惜不略移床上半尺许哉？使苏子美读之，必浮白曰：‘惜乎击之不中！’”饱含强烈主观批判精神的评语。不单单是对作品深刻的主题揭示，更是作者对现实社会中诸如小说《红玉》中提及的不平之事的基本态度。

二、小说取材的真实性 小说《红玉》是《聊斋志异》众多狐仙故事中的一个，小说讲诉了这样一个故事：穷秀才冯相如与其父相依为命，艰难过活。一天夜里他在月下读书时遇见狐女红玉两人一拍即合继而私定终生。后为冯翁发现，再其严词呵责下红玉毅然离冯生而去，临去时赠金冯生使得其娶妻卫氏并于两年后得一男丁，其后一个因行贿被贬在家的前御史宋氏见卫氏之色而起非分之想。意图不轨，冯翁听到儿子给他说了这一情况后，痛骂宋氏。宋御史恼羞成怒派爪牙打伤冯翁抢走卫氏，冯翁气不过呕血而亡，卫氏最终也殉节而死。冯生数讼官府但其冤终不得直。遇一虬髯客为其报了大仇，而冯生却因此锒铛入狱幼子也被抛在荒野。后因为虬髯客的恐吓令尹把冯生放了出来。在冯生一无所有的时候红玉带着冯生的儿子回到他身边，从此起早贪黑、白手起家越半年终使得其家人烟腾茂。看过原文的读者很容易发现在小说《红玉》中若不是最后红玉主动承认“实告君，昔言邻女者，妄也，妾实狐。”以及作者有意识的强调“虽严冬自苦，而腻如脂。自言二十八岁，人视之，常若二十许人。”这些不是人类的特征。我们肯定更愿意承认它是一篇揭露官场黑暗、歌颂侠义精神和吃苦耐劳的劳动妇女的一篇作品。正如有些评论家指出的那样：“这篇小说如果剪头去尾，没有狐女的形象就简直是封建时代血泪斑斑的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7]也正是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强烈的写实精神，这才使得聊斋志异这部志怪体短篇文言小说在艺术成就上达到了中国短篇小说的顶峰。在文学史上甚至可以和《红楼梦》、《金瓶梅》等有浓烈现实主义色彩的长篇小说分庭抗礼。在整部聊斋志异中除了在多方面艺术化的反应客观现实而外，甚至在《地震》（康熙七年）、《祝翁》（康熙二十一年）、《上仙》（康熙癸亥）等将十部作品中直接就标出了具体的时间。其写实的性质是不言而喻的了。

就小说《红玉》而言其中诸多的描写就是作者蒲松龄对现实生活艺术化的加工后的结果。粗通历史的人大概都了解一些，在蒲松龄生活的清朝前期社会是极其黑暗的贪污受贿之风在官场上盛行，地方官贪赃枉法受贿舞弊这种事例多得不可胜数。朝廷初以死刑来惩治这种不正之风后来又改成追赃后来又改成奖廉惩贪但是任凭朝廷如何调整政策。收效都是很有限的，到了康熙晚年吏治腐败已经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所以连这个中国封建史上最有作为的康熙圣主面对这个问题也只能慨叹：“若尽行处决，朕心不忍，若不行处决，贪劣之徒，何以知儆。”[8]蒲松龄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底层自然是深深地知道其中的黑暗。作家的这种生活经历反映到他具体的作品中也就有了后世人评价的：“写人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9]的高超的艺术成就。在小说《红玉》中强强良家妇女的宋御史之所以被罢官就是因为其行贿。行贿和受贿 是一对相互依存的关系宋御史行贿那么定然有人受贿。这个因为经济问题而丢官罢职的犯官回到地方后并没有想闭门思过痛改前非，而事实恰恰相反，这个作风败坏的宋御史竟然见色起意在其利诱不成功的情况下转而采取了土匪行径，公然入室行凶并强强民女直接导致冯相如一家家破人亡。冯生只得“抱子兴词，上至督抚，讼几遍，卒不得直。”如果前面宋御史其居庙堂之高则为贪官，处江湖之远则匪盗的作为反应的是官匪一体的本质的话后面冯生有怨不得伸则是官匪一家的显著反应。后来虬髯客帮助冯生报得大仇，这时候官府就成了苦主伸张正义的地方了；这时候官府的办事效率也出来了；大老爷也异常的明智了。且看原文：“见邑令，问：“何杀人？”生曰：“冤哉！某以夜死，我以昼出，且抱呱呱者，何能逾垣杀人？”令曰：“不杀人，何逃乎？生词穷，不能置辩。乃收诸狱。生泣曰：“我死无足惜，孤儿何罪？”令曰：“汝杀人子多矣，杀汝子何怨？””通过冯生和令尹的一问一答。作者把令尹断案中强烈的主观臆想以及对待一个无辜婴儿的残忍的态度用一种叙述者的口气客观冷静的表露了出来，让读者不由怒火中烧。只需要读到这里，蒲松龄灌隐藏在故事背后的强烈批判精神和对官场种种丑陋行径的揭露以及对下层平民的深切的同情也就自然地从文字中流到读者的心中。这种源于对现实生活深刻体验后的高度提炼的艺术精华自始至终都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贯穿其中。

三、人物性格的真实性

在前面也提到过，我国古典主义小说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显著地民族特性。往往这些志人、志怪小说都是后世人们研究正史的补充材料。从《聊斋志异》的题名上看“所谓志异无非标明作者是如史家写史那样去如实的记载各种怪异现象。”[9]在许多篇目后面的异史氏曰，也是受《史记》太史公曰的影响。当然小说和写史毕竟又有不同。小说往往需要作家对生活得高度提炼和概括。这一点在《聊斋志异》的集中体现就表现在小说中人物的性格表现出现实生活中人性固有的丰富、复杂和真实性。

就《红玉》而言其中红玉、冯生、冯父、卫氏的父亲甚至包括令尹和虬髯客这些次要人物也都被作者在寥寥数笔塑造成一个个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红玉作为一个狐仙和《聊斋志异》中很多狐妖一样在蒲松龄的笔下变得“和蔼可亲，忘为异类。”[10]在《红玉》一篇中红玉的真、善、美；冯生的懦弱、滑头；冯父的耿介和假道学；卫氏父亲的庸俗在小说中刻画得惟妙惟肖。小说的冯氏父子“家屡空。数年间，媪与子妇又相继逝，井臼自操之。”在这个情况下红玉自称是邻家女在冯生固请之后越墙而过与冯生结合。这反映出红玉是个追求自由婚姻的女子，在她的眼里不需要三媒六证 只要是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与之定为永好。事情被冯父发现后，冯父严词呵责两人。从冯父的言辞中可以看出其是个十足的封建卫道者。所有的言词都是从道德意义上谴责两人的行径。而冯生在这个时候就只能“泣言知悔”没有一句辩驳之词。虽然他是个重情之人但是由于他性格上的怯懦只能对红玉说：“父在，不得自专。卿如有情，尚当含垢为好。”在遭到红玉的坚决回绝后他一个大男人只有洒涕。反倒是红玉温柔体贴细心劝慰，并为他以后的生活做好了规划，找了个卫氏来代替自己。在这里作者引出了卫氏的父亲，作者称其为田舍翁。这个田舍翁有着所有他那一类人的共同特性——贪财好利，小说中说：“有吴村卫氏，年十八矣，高其价，故未售也。”敢情卫氏的父亲把她当做商品来处理的，嫁女看成自家生财之道了。初见冯生因为虑其靳于资所以“词意吞吐”，待冯生拿出红玉先前给他的四十金后，卫乃喜，甚至说：“公子无须亲迎。待少作衣妆，即合舁送去。”可见他亦有农民耿直的一面，所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童叟不欺。就从嫁女一事通过卫翁的言语和作为把一个目光狭隘、贪财好利的田舍翁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而后生归。诡告翁，言卫爱清门，不责资。翁亦喜。一个诡字把冯生的小聪明刻画出来这与后面宋御史利诱冯生，生骤闻，怒形于色。既思势不敌，敛怒为笑。有同样的效果。面对自己妻子被调戏冯生能“敛怒为笑”而耿介的冯翁则“大怒，奔出，对其家人，指天画地，诟骂万端。家人鼠窜而去。”作者在这里巧妙地运用的对比手法把父子两不同的性格显现在读者的面前。

而其后出现的复仇神虬髯客和不辩是非的令尹作者寥寥几笔像简笔画一样在简单中显出了神韵让读者对其有概念性的认识。在冯生“乞卫氏之骨葬而归，悲怛欲死，辗转空床，竟无生路时”红玉再次的出现了“乃剪莽拥篲，类男子操作。”终在红玉的努力下不到半年时间，使得原来一个“孤影对四壁、祸几于灭门”的家庭达到了“人烟腾茂，类素封家”的程度。在这一段描述中我能几乎就忘记了红玉狐仙的身份，给我的印象完全她是一个吃苦耐劳善于持家的妇女形象。这也是读者真正喜欢这个人物的根本原因。因为她离我们并不远，在常人的生活中也可以见到许许多多的红玉。正是这些具有浓厚现实主义色彩的形象才使《聊斋志异》这一部记述志怪小说深入人心并广为的流传。

综上，从志怪小说的写作源流以及《红玉》的构成材料和小说中一系列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来看，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小说的浓烈现实主义精神。这种隐藏在浪漫主义面纱后的现实主义本质不单单是《红玉》一篇的艺术手法。在整部《聊斋志异》中绝大部分故事都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本质。参考文献：

[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团结出版社2005-3-21第五篇 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2] 干宝《搜神记》[M].2006年11月第1版《搜神记.序》

[3]（清）蒲松龄著；张友鹤辑校：《会校会注会评〈聊斋志异〉》[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p2 [4]《聊斋志异欣赏》[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年3月第1版p3 [5]《人鬼狐妖的艺术世界——《聊斋志异》散论》[M].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三月第一版p11 [6]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M].万卷出版公司2008年05月

[7]《聊斋志异鉴赏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p118 [8] 《人鬼狐妖的艺术世界——《聊斋志异》散论》[M].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三月第一版p10-11 [9] 郭沫若1962年为蒲松龄在山东淄博市淄川区蒲家庄蒲松龄故居题 [10]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团结出版社2005-3-2

第二篇：邓拓：文章满纸书生累

邓拓：文章满纸书生累

文/傅国涌

1936年，年仅24岁的邓拓完成第一部《中国救荒史》（署名“邓云特”），被列入商务印书馆著名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中。他曾二度入狱，在国民党的黑牢里磨砺人生。他在26岁那年就当上《晋察冀日报》总编辑，转战抗日根据地，开始“毛锥十载写纵横” 的书生办报生涯。他37岁成为《人民日报》总编辑，“笔走龙蛇二十年”，成为中共党报史上最出色、最富有个人魅力的人物之一。

他才华横溢，对自己的信仰坚定不移，不是那种热衷功名利禄之徒。由于《三家村》杂文受到铺天盖地的大批判，和他不幸的结局，他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了新闻界。

他一生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在上世纪60年代初针砭时弊的那些杂文，虽然没有直截了当地对当时的政策提出批评，更没有质疑一个乌托邦之梦的合理性，但他身上的平民情怀、书生意气还是使他口无遮拦，说出了许多真话。“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这位忠心耿耿的党内秀才注定了要为自己的议论付出生命的代价。

从1942年提出“毛泽东主义”、1944年主编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到1966年自杀前夕留下的遗书中，邓拓依然袒露自己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他一生追随毛泽东，至死不改。但这不表明他对毛的认识始终如一，没有变化，从50年代私下说“伴君如伴虎”、批评毛“翻手为云”，到60年代写下《专治“健忘症”》等一系列杂文，实际上他从1950年代中期以后就逐渐看透了毛泽东。遗憾的是，他最终没有超越时代给予他的局限，没有超越忠君情结，他的心灵没有能在党文化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只落得自杀的下场。

曾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信徒

1942年7月1日，邓拓在《晋察冀日报》发表亲自执笔的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他称赞毛泽东是“杰出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伟大理论家”，对“毛泽东主义”的思想方法、政治科学理论、军事科学理论等作了全面的概括。“毛泽东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最早说法，这无疑是中共历史上最早系统阐述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献之一。作为一个虔诚的共产党人，邓拓此时对毛泽东、对毛泽东主义的信仰、膜拜、赞美都是由衷的，发自内心的，是不打一点折扣的。

王若水说，“邓拓曾在延安时代提出过‘毛泽东主义’的概念，那时也有别人这样说，但被毛否定了。” 但“毛泽东主义”无疑为不久后出笼的“毛泽东思想”作了理论上的预热。

1944年5月，邓拓在骡背上办报这种极为艰苦的抗战环境下，主持编辑出版了第一部五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在《编者的话》中，他以我们熟悉的那种“革命语言”、充满深情的说：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人阶级，中国革命的人民，在长期曲折复杂的斗争中，终于找到了天才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近三十年在各种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完全精通马列主义战略战术的、对于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他真正掌握了科学的马列主义的原理原则，使之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使马列主义中国化。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要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全党同志必须彻底的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邓拓文集》第二卷220 页，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

这套最早的毛选是晋察冀日报社出版的。这个时期，他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信徒，是中共得心应手的工具，他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敬仰是由衷的、发自肺腑的。他主编的《晋察冀日报》，为普及毛泽东思想、强化边区的意识形态控制筚路蓝缕，立下了汗马功劳，以一介书生而受到毛泽东的赏识不是偶然的。

1949年以后，邓拓主持极为重要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8年半，和毛泽东有过一段蜜月时期，特别是1956年春天中共“八大”前夕。据王若水回忆：

“这一时期，邓拓很受信任。他曾被提名为八大的中央委员，因为以《人民日报》重要地位，总编辑是应该有这个位置的。但是他表示谦让，说这个位置应当留给别人。有一个时期，还传说邓拓要去给毛主席当秘书，也被他谢绝了。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当时邓拓私下说了一句：‘伴君如伴虎。’ 但中共中央还是决定让邓拓列席政治局会议，以便多了解中央精神，及时在报纸上宣传贯彻。”（《新发现的毛泽东》下册，明报出版社2002年版，522页）

“伴君如伴虎”不幸被言中

可惜好景不长，当1957年初，当后来被誉为“阳谋”的鸣放运动起来后，邓拓主持的《人民日报》阻止报社一些人卷入鸣放的浪潮，还发表了不赞同鸣放的文章。毛泽东很恼火，1957年4月10日，在中南海召见了《人民日报》的编委，“邓拓汇报。毛多次插话批评，口气很重。”“过去我说你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新发现的毛泽东》下册，527页)毛当面批评《人民日报》的几个副总编辑为什么不起来造邓拓的反。甚至有意让当时只有30岁的王若水当总编辑。毛甚至劈头盖脸痛骂邓拓，“我看你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要是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邓拓提出辞职，表示早有此意，完全诚心诚意。毛打断他：“我就不相信你那么诚心诚意！你只知道汽车进、汽车出，养尊处优。”（《新发现的毛泽东》下册，529页）

邓拓离开《人民日报》后，有一次王若水和一个同事去看他，“谈到1957年被批评的事，他仍然耿耿于怀，激动地说：‘将来历史一定会做结论的！’”（《新发现的毛泽东》下册，541页）

邓拓个人因此而挨了骂，并从此逐渐失去毛的信任，乃至只能离开《人民日报》。他自己并不感到后悔，“反右”之后，“邓拓曾私下说，幸亏《人民日报》当时‘按兵不动’，不然，还不知道报社有多少人犯错误、被打成右派呢。”（《新发现的毛泽东》下册，540页）

即使在这次中南海挨骂之后，1957年5月，邓拓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杂文《废弃“庸人政治”》，开篇即说：

“看到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我突然领悟了一个道理，这就是唐朝的陆象先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确，我们有的同志，不知道为什么，天天忙忙碌碌，做出一些大可不必做的事情。他们不管对什么都不肯放手，都要抓，而且抓得死死地。”

他指出，“凡是凭着主观愿望，追求表面好看，贪大喜功，缺乏实际效果的政治活动，在实质上都可以说是‘庸人政治’。”

接着，他引用陆游的诗句“庸医司性命，俗子议文章。”将“庸人政治”与误人的庸医、相提并论，批评“那些天天怕出乱子，天天喊叫‘放不得’的人”是“庸人自扰”、“瞎操心”。（《邓拓全集》第三卷，568、568—569、570页）

曾彦修感慨“邓拓竟把无条件的‘天王圣明’政治，叫作‘庸人政治’”，“在他看来，一切主观主义，不可一世的夸大奇才，其实不过是真正的庸人而已。”（《邓拓文集》第三卷，486页）矛头所指应该是很清晰的，毛泽东看到这样的文章会高兴吗？难怪此文一发表，邓拓就被迫向胡乔木作了检讨。他在遗书中还专门提及此事。

对毛泽东，他内心深处并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邓拓也是最早看透毛的少数党内干部之一。他有一次邀请胡绩伟去潭柘寺散心时说毛这个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自己讲过的话，可以翻脸不认账’。”（《新发现的毛泽东》下册，540—541页）1957年底，毛泽东将吴冷西从新华社调到《人民日报》任总编辑，邓拓改任社长，实际上是靠边站，不让他管事了。不久（1958年8月），他就告别工作多年的《人民日报》，去了北京市委。1959年2月，在报社为他举办的欢送会上，他当场吟诵了《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一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这首诗到了“文革”初被上纲上线，进行批判。邓拓为此在遗书中还要孜孜进行辩解。王若水晚年回忆，“文革”之初，陈伯达进驻《人民日报》后曾找他谈话，给予“鼓励”，也有是意要他揭发邓拓——

“我的内心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长时间内，我隐隐感到邓拓那首《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的诗流露了一种不满的情绪。批判‘三家村’时，报社有些大字报提到了这首诗对报社人员的影响，但没有提到这一点，大概他们没有看出来。邓拓对我很好，我不忍揭露他。但是我又觉得，这是对毛主席的不忠诚，是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关怀，为此又谴责自己没有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终于，我写了一个材料交了上去。不久，《红旗》杂志的林杰在一篇文章里引了这首诗。我听说毛看到后很震惊。1957年他批评《人民日报》编委会不起来造邓拓的反，想不到报社的人居然还和邓拓‘风雨同舟’！

今天谈到这件事，我的内心是很负疚的。当时我也负疚，但负疚的不是揭发这个行动；恰恰相反，我悔恨自己的动摇和对毛的不忠，因为循于私情而迟迟不揭发。尽管这样，我还是没有揭发邓拓说的那句‘将来历史一定会做结论的’！”（《新发现的毛泽东》下册，561—562页）

“三家村”把他送上文革祭坛

从1961年3月9日到1962年9月2日，邓拓在短短一年半中就在《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专栏，发表了152篇杂文。从1961年到1964年，他还在自己主编的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开辟“三家村札记”专栏，与吴晗、廖沫沙合作以“吴南星”的笔名发表杂文随笔，其中他写了大约18篇。这些杂文都是在“大跃进”之后、饿死几千万人的大背景下发表的，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当时的社会弊病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虽是借古讽今，却遮掩不住批判的锋芒。

《“伟大的空话”》批评将“伟大的空话”普遍化，到处搬弄，并信手引用了邻居孩子一首通篇空话的《野草颂》：

“老天是我们的父亲，大地是我们的母亲，太阳是我们的保姆，东风是我们的恩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

他很担忧孩子成天写这类东西，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邓拓文集》第三卷，498页）《专治“健忘症”》指出，得了“健忘症”的人“常常表现出自食其言和言而无信，甚至于使人怀疑他是否装疯卖傻，不堪信任。”并从古代医书上抄录了两个特效药方。（《邓拓文集》第三卷，511页）

„„

就是这些文章把他送上了“文革”的祭坛，假如他不选择自杀，他的结局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在没有言论自由，人权没有保障的前现代制度下，他注定了要为这些文章付出沉重的代价。他在遗书中还在不厌其烦地做着辩解，辩解实际上主要是围绕着有没有影射毛泽东这个主题展开的。

“„„我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出现，确实同当时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背景有关系的。大家都熟悉的‘单干风’、‘翻案风’，我就不说了。

„„例如，大家强烈谴责，认为是最恶毒攻击党的《伟大的空话》。我完全没有把那个孩子的诗和毛主席关于东风压倒西风的英明论断联系起来。主席对于世界形势的这一精辟论断，我在各种讲话和文章中有二十多次加以阐述，有历次稿件可查。事实上，那个孩子的诗，并不是以阐明东风压倒西风为主题的，我当时正听到一个政治工作会议的传达，脑子里只考虑到政治宣传方面如何克服标语口号式的作品，要求更具体更生动，联系活思想、活材料，做到有血有肉。但是，因为是杂文，句子总想俏皮些，带点刺儿，这是出乱子的劣根之所在。

又如《专治“健忘症”》。我是根据两封读者来信（是从晚报编辑部转来的，应该查得到）写的。其中症状的叙述便是概括来信人说明的情况，有一个说他常常受到别人的责备，非常痛苦。为什么要提到巫医呢？我认为像卜卦、算命一样，让读者知道有这种骗人的把戏，就不会上当。„„

再如，《说大话的故事》、《一个鸡蛋的家当》和《两则外国寓言》，意思很明显，不应该引起误解。《说大话的故事》是听见当时又有的地方弄虚作假、谎报情况而写的。《一个鸡蛋的家当》是针对当时有些社队又出现搞投机买卖和进行剥削的行为而写的，文字表达的意思比后一篇更为明显。《两则外国寓言》写在苏修二十二大之后，所讲的竞技人的吹牛和山雀的夸口，显然是把“古巴事件”以来赫鲁晓夫之流的嘴脸，比做“在西方贵族老爷及其子孙们的交际场合中司空见惯”的一样。„„

文章的含意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邓拓文集》第五册，428—429页）

邓拓的辩解注定是无效的，这一点他自己也很清楚，所以他在写完这些辩解之后，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邓拓在‘文革’初期受到批判，说他的杂文‘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文革’结束，给邓拓平反，又有人写文章说邓拓是衷心拥护毛主席的，他的杂文没有讽刺伟大领袖的意思。其实，《专治健忘症》，确实是暗指毛泽东的，健忘不要紧，但别人指出后却不认账，还要别人承担责任，这就可怕了。邓拓这篇杂文后来被中宣部内参《思想动向》转载，未加任何评论，可是这就够了，毛是绝不允许有人这样讽刺他的。”（《新发现的毛泽东》，531页）

实际上，包括《“伟大的空话”》、《专治“健忘症”》在内的许多杂文中，邓拓以隐晦曲折的形式对浮夸风、乌托邦空想主义等进行讽刺，乃至是不无尖锐的批评。但这并表明他已经最终摆脱毛泽东思想的束缚，彻底告别对毛泽东的膜拜、仰视、愚忠心态。在写下这些杂文之前不久，他在《政治学习》1960年第一期发表过《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胜利的保证》，在《前线》1960年第二十期发表过根据一次讲话整理的《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上贯彻实现毛泽东思想》等文章。自始至终，他都笼罩在毛泽东的巨大阴影之下，他的不满、他内心的真实看法，除了私下偷偷表露一点，再多也只能通过含沙射影、含蓄隐蔽的方式，在旧体诗和杂文中有所传达。而这一切无疑都是大逆不道的。“文章满纸书生累”，他的命运也因此只能以悲剧收场。

命运悲剧不可逆转

1966年5月17日深夜，面对铺天盖地的大批判，面对“叛徒”的罪名，54岁的邓拓在写完遗书以后，在他生命的盛年永远放下了那支写过《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笔。他在留给彭真、刘仁及北京市委的遗书中他写道：

“„„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邓拓文集》第五卷，427—428页）

在遗书的最后他说：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邓拓文集》第五卷，432—433卷）

这是否是邓拓的真心话已经并不重要，他曾谢绝出任毛泽东的秘书，私下还说过“伴君如伴虎”的话；在遭到毛泽东当面责骂之后，他也没有心服，留下了“将来历史一定会做结论的”这样的话；他在胡绩伟面前指责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一切都表明他对毛泽东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不是一直糊涂。如果缺乏这样的认识，他就不可能写出那些有光彩的杂文，从《废弃“庸人政治”》到《专治“健忘症”》，哪怕他以如此曲折隐晦的方式批评毛泽东，也是冒着相当风险的，这一点以他在中共党内的历练，他不可能不知道，但他还是这样说了。从一点看，邓拓是有一定勇气的，只是不幸误入“革命的歧途”，加入了这个不能批评、容不得任何不同意见的政治集团，他命运的悲剧才不可逆转。

作为一个虔诚的共产党人，他的信仰、经历都使他很难最终挣脱精神枷锁，他在遗书中还是要违心地高呼“我们敬爱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之类的口号。并在写给妻子丁一岚的遗书中，恳切地盼望受他牵连、已离他而去的家人“永远做党的好儿女，做毛主席的好学生，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革命到底，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

十三年后（1979年），“文革”的神话已破灭，毛泽东从神坛上开始走下来，当丁一岚读到他的遗书，不知又有什么感想？

第三篇：片言思母情 满纸爱国心

片言思母情满纸爱国心

——读一封辛亥志士百年前家书有感

据报称，多年前长沙辛亥革命志士杨德邻写给母亲的家书在我省社科院露面了，这封家书是杨德邻1905年在日本留学时写下的，通篇1500余字，以“男现在身体尚无病，湖南同乡都好”两句开头，此外，再无一字提及家事，引起了我的深思。

别说我们的辛亥志士不爱家，信中仅只言片语向母报平安，却满纸都是爱国心。家是最小国，国却是最大家，国将不存，家何以堪？此外，他还在信中描述日本人“于一切饮食、衣服之无费用，甚俭省，而于国家大事无不克己奉公”，而反观中国之现状，贪污腐败，中饱私囊，广阔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土地，暗地里却风起云涌，国家的蛀虫们掏空 了人民的钱粮，肥了自己的肚肠。记得几年前朱总理在任时，反腐倡廉雷厉风行，不少贪污分子纷纷落于马下，大快人心。如今反贪风潮渐息，并不代表如此败类消失殆尽，冬眠中的蛀虫随时会苏醒、觅食。因此，作为国家公民，尤其是身为一个有正义感的大学生，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以后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都得紧绷这根弦，时刻明确自己的责任感、使命感、正义感，否则，迷失了自己的本性，跟那些被我们唾弃的对象又有什么分别呢？除此之外，遇到不公平、不道德、不文明、不合法的行为时，我们常常把自己置身事外：反正与我们没什么关系，自己又不是受害者„„哪怕有些时候我们有能力去改变它。这就是我们的个人主义了，我们的烈士告诉我们：“日本人看国事就是自己身份上的事，中国人以为国家事只有国家担任，与我不相关，所以中国弱，日本强。”转眼间，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强大了，可是我们的个人主

义渐长，学生们关心明星、容貌、情感，市民们关心工资、房价、股票„„真正关心国家大事的人有几个呢？

前一段时间长沙爆发“抵制日货游行”，不少同学拒绝看日本电视剧、动画片，在这一点上，我们倒是统一意见了，可是我们无法否认日本的确有很多地方比咱们先进，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还是可行的，我们始终不能因为人家过去在我们国土上的种种恶行而将人家一棍子打死。

杨德邻同志在信中还提及：“日本人做事之时，也要读书，而中国人读书者不做事，做事者不读书”，“日本人皆能击剑、打枪、跑马，一有战事，人人出头，中国今则不能尚武”，也确实是这样，在中国读书人一向以“手无缚鸡之力”著称，近几年才提倡素质教育，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虽然我们也喜欢功夫，也崇拜功夫巨星，然而保家卫国的却依然是我们的解放军战士，常常被人们戏称为”穷当兵的“的解放军战士，常常要收到女友分手信的解放军战士，逢年过节万家灯火时只能在某个角落点燃一支烟默默想家的解放军战士！至于我们平头百姓，谁要是在人前说自己要保家卫国，通常会被人嘲笑称之为”神经病”，悲哉！

片言思母情，满纸爱国心，我们的先辈们舍小家，为我们挣来了今天的幸福，和平年代，我们更应该心忧天下，居安思危，这才不失咱大学生的本色！

生命科学学院09级生科三班何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