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忆“对日新思维”大辩论（范文模版）

第一篇：重忆“对日新思维”大辩论（范文模版）

重忆‚对日新思维‛大辩论

张文木

在一段较长时期内，大致满足于日本政府就日本历史上对华侵略罪行目前已达到的公开反省和致歉程度，除非日本政府方面就此出现非常严重的倒退。

一

2002年至2003年，中国学术界出现一股‚对日新思维‛讨论，拉开这场讨论的是时任人民日报社评论部主任马立诚。2002年底，马立诚在《战略与管理》杂志上发表了《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1]一文，提出重新审视中日关系、把历史问题放在次要位置。

一时间，中国学界出现‚对日新思维‛大讨论，继而迅速升级为对垒分明的两派激烈辩论。参与这场辩论的代表人物和作品有，——时殷弘发表《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2]《关于中日关系的战略性思考》[3] ——冯昭奎教授发表《再论对日关系新思维》[4] ——张沱生：《日本逐渐成为‚普通国家‛是必然趋势》[5] ——王义桅：《日本的崛起与中日关系的未来》[6] 外交部《世界知识》杂志2003年第16期还组织了时、冯绍奎、张陀生等七位学者就‚中日关系能否超越历史‛专题，进行讨论。

这些文章‚大胆‛‚开放‛程度之大很快引起国内的讨论和批评，这种批评很快又升级至学术争论。

作为应战，时任人民日报评论部评论部副主任的林治波同志发表《‚对日关系新思维‛质疑》《‚对日关系新思维‛再质疑——与时殷弘教授商榷》两文，后又出版《评对日‚新思维‛ 》一书，对‚新思维‛给予了坚决批判。南开大学教授张睿壮《从‚对日新思维‛看中国的国民性和外交哲学》[7]更是直言 对日关系新思维‛主张中国通过压制民族感情、牺牲民族利益的做法去取悦日本要求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战略上对日本做出全面让步以换取日方的‚善意‛不仅背离了中华民族的 根本利益而且是注定失败、自取其辱的一相情愿。当时笔者持反对‚对日新思维‛的立场，认为用‚既要…又要‛句式回避比如台海统一这样一个涉及中国和中国人民核心利益而一味空谈‚理性‛‚平衡‛‚负责任的大国‛等，是危险 的。为此，笔者撰写《变动中的世界政治与日本问题》[8]，再提雅尔塔体系，指出与欧洲不同，远东雅尔塔体系没有解体，预计今后日本在恢复所谓‚正常国家‛、摆脱雅尔塔体系赋予日本 的法律责任方面还要有些‚大动作‛。但笔者坚持思想认识问题应让历史来证明和宣判--这也是笔者对学术问题的一贯态度。

二

笔者当时做外交政策研究，很容易就注意到学术造诣很好的时教授在《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一文中将其对日理念浓缩为五大政策建议，其中令人记忆最为深刻——因为极不同意，所以印像深刻——的是‚在一段较长时期内，大致满足于日本政府就日本历史上对华侵略罪行目前已达到的公开反省和致歉程度‛和‚在联合国安理会体制改革问题上，从政策声明和实际态 度两方面‘一视同仁’地看待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这两条。

为全面客观起见，我重拾这篇文章并将这五大建议不做删节地全转于此。时教授说：

中国为谋求中日接近主要需要做什么？主要需要做下列五大方面的事情： 第一，在一段较长时期内，大致满足于日本政府就日本历史上对华侵略罪行目前已达到的公开反省和致歉程度，除非日本政府方面就此出现非常严重的倒退；也就是说，将中日“历史问题 ”争端大致撇出一个较长时期内的对日外交要事议程，也相应地撇出官方和准官方宣传。为此，对于这一加剧中日敌意和阻碍中日接近的最大问题，需要怀抱一种对于它最终能够得到解决的历 史信心和耐心，需要具备从中国总体环境和总体利益出发的大战略全局观念，连同战略分寸和轻重缓急次序意识。也就是说，必须念念不忘前面已经强调过的战略集中原则：集中应对美国，集中致力于台湾问题上的阻独促统，为此争取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积极因素，绕开或缓解一切可以予以如此处理的牵制和障碍。

第二，从平衡战略需求与经济需要、协调中长期实惠与中短期利益的原则出发，依靠积极和强有力的政府政策促进和调控，在可行限度内争取较大幅度地增加日本对华进口和对华投资，以达到足以使日本政府、财界和公众深切感到大有助于日本缓解经济长期衰退的地步。为此，中国或许应该适当地相对减少美国和欧盟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和外国在华投资中所占的比例。与 其同时，从争取中日接近的战略需要出发，在中日贸易摩擦中采取比较能够适当地忍让的态度和策略。中国政府还应当由最高领导人出面，以足够的力度和频度，感谢日本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提供的大量对华经援。

第三，对日本的军事力量扩充及其使命的某些修改采取内心适当警惕、外表足够大度的政策；改变几乎动辄就日本走“军事大国道路”的可能性（往往是被一定程度地夸大了的可能性）公 开表示担忧的做法。我们的战略基点，是不受“中国威胁论”的干扰，在国家大战略的主导下，以对台军事斗争准备为压倒性的首要任务，“少说多干”和只争朝夕地加速中国军事力量的全面现 当代化。在日本军事力量乃至整个日本问题上，我们说话要有分寸，过头话有弊无益，做事要讲求实效，无效的事坚决不做。还要积极地以各种方式尽可能构建中日两国间、乃至中国与美日 军事同盟间的一定军事互信气氛和机制，对此既不怀抱幻想，也不无所希望和无所作为。与此相关，在坚决大力加强中国军事力量的全面改善和建设的同时，反复向日本政府、政界精英和公 众舆论说明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绝无扩张主义意图，说明只要台湾不独立就不对台动武。

第四，在有关东亚地区国际安全、政治合作、经济稳定与繁荣的重大多边问题上，以实际行动欢迎、甚而主动邀请日本以大国身份参与。中国应当使日本政府和公众得出一个比较明确和 经久的结论：中国将日本当作大国看待——既是今日的世界和区域经济大国，也是明日的东亚政治大国，并且本着大国协调与合作而非大国权势争斗的根本原则，处理中日在东亚国际政治和经 济中的关系。就此，在近期内特别重要的是两件事：第一，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大大加强双边和多边框架内同日本的协商与合作，以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和非核武器化，以防止各大国就 朝鲜半岛进行权势竞争和争斗的悲剧性历史在任何程度上重演；第二，在与东南亚形成自由贸易关系和经济较高程度整合的过程中，采取尽可能与日本协调而非竞争的基本政策，防止一位日 本政论家最近所说的“东京和北京之间就与东南亚经济一体化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这两个问题同上面第三点合起来，都属于中日战略性关系问题，它们应当是急需开始和逐步深入的中日政府 首脑级战略会谈和部门性系统磋商的基本内容。

第五，在联合国安理会体制改革问题上，从政策声明和实际态度两方面“一视同仁”地看待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即不对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提出中国未对其他同类要求者（如印度、埃及等）提出的特殊条件。或者更进一步，择时积极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当时令人不解的是作者怎么能天真地认为‚台湾问题‛只是中国的问题而不是日本的问题呢？作者建议中国通过帮助提升日本地位获得日本对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理解，这无异于与虎谋皮。而与虎谋皮，不找刀子却去送鲜花，这不是南辕北辙了吗？这样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当时对日新思维的专家们就是不理不睬，反面意见也听不进去。在《关于中日关系的战略性思考 》一文中，时教授一句‚要问自己，你在外交上能拿它怎么办？‛道出了自己无奈妥协的原因，他写道：

日本的军力和军力使命确实在增长和扩展，而且确实包含着既不应夸大、也不容忽视的危险性。我们需要有警觉，但同时也要调整某些思想方法。要问自己，你在外交上能拿它怎么办？ 你在外交上不能拿它怎么办的时候就不能沉溺于情绪。要切实地加强我们自身的力量建设和妥善地进行全局应对，以此来真正落实应有的警觉。我们对日本军力的增长、日美同盟的加强和日 本国内的右倾倾向，要外表适当大度与内心充分警惕相结合，区别实在的与潜在的，现实的与可能的，主要的与次要的，既有兼顾也有侧重。

当时那场争论，在问题没有出现之前，双方只能靠逻辑、历史经验作论据，并都以爱国的名义，谁也说服不了谁。现在一晃十几年过去，看看今日日本安倍带着日本在军国主义道路上的 一意旅行的表现，再读当年双方的文字，其中是非大体就可作出取舍。这就是：‚对日新思维‛作者们的那些建议当时若真的为中国政府采纳，那我们今天与安倍斗争的重点就不再是日本和平宪法的废存问题，而是再次召开‚华盛顿会议‛讨论日本的造舰比例的问题了。这正是：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很有些像当年抗战时的‚低调俱乐部‛，后来随日中民族矛盾上升，周佛海、梅思平等与胡适、陈布雷等分道扬镖的结果，2003年那些发起和持‚对日新思维‛观点的学者被日本国请了 几次后便出现分野，只有极少数人带着花岗岩脑袋走向极端，比如马立诚2004年去日本并在日本出版《日本不必向中国谢罪》（日本文艺春秋社出版，译者为东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学毕业的 日本翻译家箭子喜美江），此举已与汪精卫恶行无异，令国人不齿；还有一些学者则保持低调并不见再提自己在这场争论中的观点和表现，也少见其与马立诚有共同的学术活动。

三

处士横议，是宋明两代知识分子的通病。造成这种‚议论误国‛恶习的原因可追溯至宋朝脱离实际的教育制度[9]，元代大学者袁桷[10]说：‚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学。唇腐舌弊端，止于四 书之注。凡刑狱簿书、金谷户口、糜密出入，皆以为俗吏而争鄙弃。清谈危坐，卒至国亡而莫可救。‛[11]钱穆先生更是痛陈：‚学问空疏，遂为明代士人与官僚通病。掌握独裁权的皇帝，往往深居渊默，对朝廷事不闻不问，举朝形成群龙无首之象，而明代风习又奖历廷臣风发言事，于是以空疏之人，长叫嚣之气，而至于以议论误国。‛[12] 今人空论久矣。有书生救国者，有书生误国者，不讲重点而讲‚平衡‛，那是平庸；不讲根本利益而讲‚包容‛‚理性‛，那是宋人的空论。宋人的空论将国家丢失殆尽，今人空论将危 害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从今天安倍的疯狂反华的表现看，十几年前曾引起巨大讨论热潮的‚新思维‛的文章，当属‚书生误国‛类。

‚僧是愚氓犹可训‛，知识人错了，改了就好；若死不认错，这样的学者多了，‚妖为鬼域必成灾‛，这时国家就要遭难了，就需要‚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了。

新世纪伊始，中国就多灾多难，西方霸权一次次打压我们，内部又有各式唯心主义理论干扰我们的视线。好在中国人有自己的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和中国共产党的事实求是路线，因而没 有陷入这样那样的‚新思维‛之中，中国又有历史大东风（大趋势）的一路扶送，中国获得了令人眩目的进步，其速度之快一次次地让西方唱衰派们——如章家墩之流——咬了自己大舌头，可以肯定，随东海形势的演进还会让包括坚持‚对日新思维‛的人不断自咬大舌头的。文化人，有话语权。可说话写字要实事求是。轻率跟风，老了再看自己那改不了的‚白纸黑字‛，轻则不好意思，重则就要悔罪了。

李宗仁后来就有这样的体会，他在回忆录中曾悔罪说：

但在今天回顾那时的情况，我不禁不寒而栗了。我今天庆幸的是：当年与我打交道的美国方面的领袖人物都是一些没有经验的人。这些人在现状不变的局势下指导世界事务是能干的，但 处理起严重的国际危机时，则肯定是无能为力。如果他们要象约瑟夫·斯大林那样冷酷和精明，象他一样善于抓住时机，中国肯定是会完了。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 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象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 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 爱的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13] 读到这段文字，令人心酸。当年满口‚公开透明‛和代表‚改革运动‛力量的李宗仁，在被毛泽东打败、新中国建立后才知道说大话容易而落实大话却是何等之难；不仅如此，空话有时 还会给民族造成难以承受的灾难。

看时光飞驰，我们祈祷明天。

2016年是猴年，猴年说点陕西人说的‚猴急‛即不得不说的话，算是一种对过去的释怀和对中国未来学术生态的寄托。

注：[1] 《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2] 《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3]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3年第9期。[4] 《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5期。

[5] ‚事实上，军国主义是有特定内涵的，是军人干政，法西斯当权的一整套制度，由于时代的发展，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化以及日本人民觉悟的提高，虽然日本国内确实仍有极少 数人军国主义阴魂不散。但他们要使日本重走军国主义老路，却几乎是不可能的。长期以来，我们对于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某些提法是不客观和脱离实际的，因而也得不大日本广大人民 支持。‛‚对于日本国民的普遍愿望，我们应该表示足够的理解。事实上，在战争过去半个多世纪之后，日本逐渐成为‘普通国家’，已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张沱生：《日本逐渐成为‘普 通国家’是必然趋势》，《世界知识》2003年第16期。[6] ‚认为日本崛起后一定会重演历史，恐怕是世界大战思维作怪。关键不是与过去的日本作纵向比较，而是与中国作横向比较，即两国的崛起是在亚洲一体化刚刚起步的情形下的和平竞争，这是准确定位未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大前提‛王义桅：《日本的崛起与中日关系的未来》，载于《经济观察报》2003年9月30日。

[7]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2期。看时光飞驰，我们祈祷明天。

2016年是猴年，猴年说点陕西人说的‚猴急‛即不得不说的话，算是一种对过去的释怀和对中国未来学术生态的寄托。

[8] 《中国软科学》2005年第5期。

[9] 钱穆评论说：‚是学风之陋，南宋以来已然。‛钱穆着：《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698页。

[10] 袁桷（1266～1327年）元代学官、书院山长。字伯长，号清容居士。庆元鄞县（今属浙江）人。

[11] 转引自钱穆着：《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698页。[12] 钱穆着：《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698页。[13] 《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9～950页。

第二篇：九一八事变作文：重忆九一八

九一八事变作文：重忆九一八

那天才一上线，笑笑就兴奋的告诉我，站长让他代管一段网站，说自己正忙于联系全国知名黑客。我问怎么啦，他说，笨！今天九一八，肯定有活动嘛！九一八？我把鼠标停在屏幕右下角，真的是九月十八日。我沉吟了一会儿，九一八，你有多久没在我记忆中浮现了？

那是一个中华民族不能忘却的日子，从那一天起，数以亿计的中华人民被一群岛居矮子们驱逐蹂躏，历经非人的折磨。而在今天的九月十八日，这个堪称中国人民屈辱日的日子里，当手机里都堆满了提前预祝中秋节快乐的时候，竟没有人提醒我一下，这是一个怎样的纪念日。

仿佛大家都忘了——包括我。仿佛大家都习惯了被人称为宽容大度的民族，仿佛那只是个平淡无奇的日子，活该倏忽而过。

只有几个黑客，还叨叨念着这九一八，他们的活动是什么，我不得而知。无非是入侵几个日本网站，留下几句豪言壮语。去年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就有黑客发起倡议去攻击日本的政府网站，大家约定好了时间一齐动手，我也参与了。那夜不知道有多少黑客加入，凌晨三点多的时候我看见哪网站已临近崩溃，我在一刹那间有了一丝快感，过后却是深深的失落。这并不能改变什么，还不如身体力行的抵制日货。毕竟这不是一件能长期做的事。

网络上经常流传几篇狂骂日本的文章，读了似乎也很痛快。它们大多也跟《举起手来》似的拿日本人开涮——近年来被娱乐化的不只有鲁迅，抗日战争也成了数大体系之一。侵略军被丑化、愚化、非人化，最大限度的迎合国人的某种心理。难道中国就是被这么一群人轻易拿下的吗？贬低对手的同时也是在矮化自身。

日本还没有摆正姿态去面对历史，而我们仿佛也已麻木不仁。九月十八已过去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吧，谨以此文献给九一八，愿它不再被人漠视。

时间不能使记忆风化，永远记着九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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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童趣余忆童稚时,能张目对日,明察秋毫...阅读附答案

童趣余忆童稚时，能张目对日，明察秋毫。见藐小微物必细察其纹理。故时有物外之趣。

夏蚊成雷，私拟作群鹤舞空。心之所向，则或千或百，果然鹤也；昂首观之，项为之强。又留蚊于素帐中，徐喷以烟，使其冲烟飞鸣，作青云白鹤观，果如鹤唳云端，怡然称快。

余常于土墙凹凸处，花台小草丛杂处，蹲其身，使与台齐，定神细视。以丛草为林，以虫蚁为兽，以土砾凸者为丘，凹者为壑，神游其中，怡然自得。

1、选文的作者是_______代作家_______，字______，苏州人，著有《浮生六记》。

2、解释下列划线的词。

①物外之趣（）

②项为之强（）（）

③徐喷以烟（）（）

④留蚊于素帐中（）（）

3、请在括号内将句子的省略成分补充完整。

①私拟作群鹤舞（）空中

②（）于土墙凹凸处

4、翻译下列语句。

①故时有物外之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夏蚊成雷，私拟作群鹤舞空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作者“时有物外之趣”的原因是什么？“怡然称快”指的又是什么事情？（请都用原文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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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1、清代 沈复 三白

2、①超出事物本身

②颈，脖颈；通“僵”，僵硬的意思。

③慢慢地；用

④介词，在；未染色的帐子

3、①于

②余（我）

4、①所以常常有观察物体本身以外的乐趣。

②夏夜里，蚊群发出雷鸣般的响声，我私底下把它们比作群鹤在空中飞舞。

5、见藐小微物，必细察其纹理；留蚊于素帐中，徐喷以烟，使之冲烟而飞鸣，作青云白鹤观。

第四篇：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杜甫《春日忆李白》

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杜甫《春日忆李白》

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

[译文]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同桌共饮，再次探讨一下我们的诗作呢？

[出典] 杜甫

《春日忆李白》

注：

1、春日忆李白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

2、注释：

庾开府：庾信。在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司马、司徒、司空），世称庾开府。

鲍参军：刘宋时任荆州前军参军，世称鲍参军。

渭北：渭水北岸，借指长安一带，当时杜甫在此地。

江东：指今江苏省南部和浙江省北部一带，当时李白在此地。

论文：即论诗。六朝以来，通称诗为文。

3、译文1：

李白的诗作无人能敌，他那高超的才思也远远地超出一般人。他的诗作清新、俊逸，和南北朝时两位著名诗人庾信、鲍照的作品一样。李白啊，如今，我在渭北独对着这无语的春之绿树，你在江东远望那日暮薄云，天各一方，只能遥相思念。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同桌共饮，再次探讨一下我们的诗作呢？

译文2：

李白啊！你奇伟的诗作无人能敌；你飘逸的才思卓尔不群。诗风清新，堪比北周的庾信；诗格俊逸，有如南宋的鲍照。如今，我们渭北、江东天各一方，遥相思念之情，就像这春天的绿树一般葱茏，像天边的暮云一样踊聚。什么时候？才能与你同桌共饮，再次把酒论诗呢……

4、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河南巩县。祖父杜审言是唐初著名诗人。青年时期，他曾游历过今江苏、浙江、河北、山东一带，并两次会见李白，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

唐玄宗天宝五年（746），杜甫来到长安，第二年他参加了由唐玄宗下诏的应试，由于奸臣李林甫从中作梗，全体应试者无一人录取。从此进取无门，生活贫困。直到天宝十四年（755），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一职，负责看管兵甲仓库。同年，安史之乱爆发，此时杜甫正在奉先（今陕西蒲城）探家。第二年他把家属安顿在鄜州羌村（今陕西富县境），只身投奔在灵武（今甘肃省）即位的肃宗。途中被叛军所俘，押到沦陷后的长安，这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叛军杀戮洗劫的暴行和百姓的苦难。直到至德二年（757）四月，他才冒险逃到肃宗临时驻地凤翔（今陕西省凤翔县），授官左拾遗。不久因疏救房琯，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自此他对现实政治十分失望，抛弃官职，举家西行，几经辗转，最后到了成都，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后被严武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

严武死后，他离开了成都，全家寄居夔州（今四川奉节县）。两年后，离夔州到江陵、衡阳一带辗转流离。

唐太宗大历五年（770），诗人病死在湘江的一只小船中。

他的诗在艺术上以丰富多采著称，时而雄浑奔放，时而沉郁悲凉，或辞藻瑰丽，或平易质朴。他擅长律诗，又是新乐府诗体的开创者。他的诗声律和谐，选字精炼，“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正是他严谨创作态度的真实写照。在我国文学史上有“诗圣”之称。他的诗留存至今的有一千四百余首。有《杜少陵集》。

5、天宝三年（744）夏，一个33岁、寂寂无名、进士落第近十年的落魄书生，一位44岁、名满天下、刚被赐金放还的失意天才，在东都洛阳相遇了。他们齐游梁、宋（今河南商丘一带），次年（天宝四年·745）再游齐鲁（今山东省），无情的历史居然网开一面，给了两位寂寞的俊才两次惺惺相惜的机会！年龄的差距、声名的悬殊、气质的迥异，丝毫没有影响两颗高贵心灵的交流，短暂的相聚之后，杜甫与李白为世人留下了一段堪比“子期伯牙”般永恒伟大的知音佳话。

诗人间的情谊自然要用诗歌来表达，杜甫专为李白写过十首诗，这首《春日忆李白》写于天宝六年（747），当时杜甫在长安谋求汲引，李白在越中（浙江绍兴）、金陵（江苏南京）一带漫游。诗人对李白由衷的赞佩以及真挚的想念之情，至今读来依然令人感怀而神往——

诗人首联概括赞美李白的天才：“白”，李白；“无敌”，无人能比得上；“飘”，豪放飘逸；“不群”，超凡脱俗；“也”、“然”两个语助词，既加强了赞美的语气，又加重了“诗无敌”、“思不群”的分量。之所以“诗无敌”，就在于他思想情趣，卓异不凡，因而写出的诗，出尘拔俗，无人可比。因果分明，决非诳语。这样热情洋溢的夸赞，如果在泛泛之辈，就显然是无耻的阿谀奉承了。但是，言者是性格沉稳的杜甫，对方是名扬海内的李白，没有深刻的理解，不是由衷的钦佩，是绝不能出如此直白的赞语的。相知之深，感情之诚，脱口而出之际，便已明矣。

颔联具体评价李白的诗风：“庾开府”，指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司马、司徒、司空）的著名诗人庾信，其晚年作品一扫绮丽之风而显“清新”之风；“鲍参军”，指南朝宋时任荆州前军参军的著名诗人鲍照，其诗赡远遒丽、“俊逸”多姿。用众所周知、倍受推崇前代著名诗人来类比李白，既准确地提炼出了李白诗作的风格特点，又说明了李白在自己心中的地位崇高，更突出自己对李白的理解之深确。诗人评诗人，天才论天才，自然入木三分、高妙传神，“清新俊逸”，也由此而成为后人论及李白诗风必不可少的引用语。

颈联写景融情：“渭北”，渭水北岸，借指诗人所在的长安一带；“江东”，长江以东，借指李白当时的所在地；“春天树”，给人深茂之感；“日暮云”，给人郁积之感。前句写眼前实景，后句写想象虚貌，虚实结合，平实是景物中融汇着深深的怀想之情。看似平淡，实则冼炼；语言朴素，含蕴极丰，是历来传颂的名句。有人把此联理解为“上句写诗人对着春树想念李白，下句写李白看着暮云想念诗人”，虽然也能表现两人的友情深厚、想念深切，但未免有一厢情愿之感，杜甫写自己对李白的想念之情，为什么非要让李白也想念自己呢？所以，渭北、江东增加空间感，春树、暮云体现时间感，两句互文同义，表达的都是诗人一方对李白的想念之情：“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我都对你深情牵念”。这样理解，或许才能更真实地体现诗人当时对李白的那份钦敬仰慕、无关功利、无求回报的高尚友情吧。

尾联抒发相聚的愿望：“一”，共同；“樽酒”，举杯饮酒；“论文”，讨论诗文，六朝以来，通称诗为文。把酒论诗，这是诗人最难忘怀、最为向往的事，以此作结，正与诗的开头呼应。言“重与”，是说过去曾经如此，这就使眼前不得重晤的怅恨更为悠远，加深了对友人的怀念。“何时”一问，把希望早日重聚的愿望表达得更加强烈，使结尾余意不尽，令人读完全诗，心中犹回荡着作者的无限思情。

全诗以赞诗起，以“论文”结，由诗转到人，由人又回到诗，转折过接，极其自然，通篇始终贯穿着一个“忆”字，把对人和对诗的倾慕怀念，结合得水乳交融。以景寓情的手法，更是出神入化，把作者的思念之情，写得深厚无比，情韵绵绵。

关于杜甫和李白的关系，历来为人津津乐道。有好事者翻检二人诗集，发现杜甫涉及李白的诗有近二十首（一说十四首、十首）之多，而李白写杜甫的诗才只不过区区三、四首。于是就断定，杜甫对李白热情，有刻意攀附之嫌；李白对杜甫冷淡，有随意敷衍之迹。他们的友情是谈不上深厚的。更有人认为，杜甫纯粹就是李白的一个“粉丝”而已，不断缠着自己仰慕的“大明星”索要签名，而打牌明星李白迫于无奈，只好“戏赠”给“追星族”几句无关痛痒的话罢了……余心悲之！“以功利小人之心，度圣贤君子之腹”之事，竟何至于斯乎！

6、“李供奉、杜拾遗，当时流落俱堪悲”，而自中唐以来，李杜文章，光焰万丈，几近成为中国诗的代名词，进而，对这二人的比较和评断，也成为一代代文人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在我看来，这其中的奥秘，并不单归因于这二人诗才的杰出和广大，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真实的相遇中构成的关系，犹如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形容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时所说的，“像是两块对立竖放的镜子，无限地反射对方、深化着对方”。李杜之于我们，并非赛诗会上两个顶着花环的胜利者，只是两个人执手相见，而整个中国诗的光谱，却就在这样的相见中，在无限的反射和深化中，完整地呈现出来。

因此，比较和评断他们，也就是认识自己在整个光谱中的位置，这样的比较和评断，并不通往孰优孰劣的终极真理，只通向个人身心的安放。这就像两个小女生见面寒暄，总免不了相互询问你喜欢哪个明星，我又讨厌谁谁谁啦，诸如此类，不是要求一个结果，却能使彼此有更多的了解。这一点，其实很多过去的文人都是懂的，比如王安石好杜而欧阳修好李，苏轼好李而苏辙好杜，但这种出自趣味的喜好，并不会让他们就此贬低另一个。再往后，一些更客观细致的分析，譬如严羽所谓“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王士桢所谓“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圣矣；五七言绝，太白神矣，七言歌行圣矣”，刘世敦所谓“陇西趋《风》，襄阳趋《雅》”，与其说是在细辩优劣，不如说是在传递他们对于中国诗的认识。

至于二人之间相互的毁誉，被编排最多的就是杜甫写给李白的那句“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有以为杜甫在讥刺李白，也有替杜甫遮挡解脱的，我都只当好玩的八卦看，心里喜欢的是洪迈《容斋随笔》里的光明洒然，“《维摩诘经》言，文殊从佛所将诣维摩文室问疾，菩萨随之者以万亿计，曰：‘二士共谈，必说妙法。’予观杜少陵寄李太白诗云：‘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使二公真践此言，时得洒埽撰杖屦于其侧，所谓不二法门，不传之妙，启聪击蒙，出肤寸之泽以润千里者，可胜道哉！”

7、天宝元年（公元742年），42岁的李白因受贺知章推荐，应召入京，受到唐玄宗优礼相待，“降辇步迎，如见绮皓”，命其待诏翰林。李白以为建功立业的良机已经来到，而此时的玄宗，已非开元盛世那个有作为的皇帝了。他昏聩骄纵，不理政事，不过将李白看作文学弄臣，点缀其荒淫的生活而已。李白坐了两年冷板凳，屡受小人毁谤，被迫请求还山，自此“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

这年初夏，李白与33岁的杜甫在洛阳初次相见，十分投契。他们和高适、苏源明等一起，呼鹰逐兽，打猎取乐，登高怀古，饮酒赋诗。李杜二人自此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

不久，杜甫要前往长安，李白在衮州东郊石门酒家相送。他们举杯畅饮，不胜依依。李白当场作诗相赠：“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分别后，李白这天来到了衮州东北数里的沙丘城，又写了《沙丘城下寄杜甫》一诗——

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

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

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

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而年轻了近十岁的杜甫，对李白更是一往情深。在两人几次遇合的交往过程中，他写给李白的诗有近十首。无论是在一起游乐，还是分别之后，他始终牵挂着李白。这年冬天，他写了《冬日怀李白》一诗，诉说自己“寂寞书斋里，终朝独尔思”。此处的“独尔思”，就是“独思尔”——我一直在孤独地思念着你啊！对李白的诗才，杜甫一直给予极高评价：“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对李白的狂放不羁，则表示了惋惜之情：“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他总是盼望着与李白相聚的日子：“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8、李白同志，自己也十分自负地说：“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洲”，“酒渴思吞海，诗狂欲上天”。豪情自不必言，但没有那一坛坛酒，恐怕他也达不到这个境界。后世的杜甫，评价李白的诗是“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也认为是他酒酣之余而淋漓尽致的发挥。就算杜甫先生不幸身处战火连天、饿殍遍野的时代，追思前辈李白之余，也写下了“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的仰慕诗句。

诗酒交融，是古代文人的一个境界。白居易的名作《琵琶行》，是在他饮酒微醉中写成的。无独有偶，北宋时的诗人苏东坡，在山东中秋节饮酒，喝到微醉时，诗兴大发，写下豪迈悲凉的千古绝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古人，离我们很远。但留下的酒意，我们至今仍然能闻到。

至此，酒有什么作用，已经很明白了。

在酒中，我们能看到欢乐，也能溶解忧愁。在酒中，喝到两眼迷离而仍然有几分清醒，就是一种艺术了。使人陶陶然、飘飘然、昏昏然，完全进入了另外一种境界，不是艺术？又是什么？在这样的境界里，人们可以暂时解脱俗世间的各种束缚，自由自在。可以忘却奔波忙碌与做人做事的各种烦恼，优哉悠哉。一杯在手，一仰一俯，豪情壮志，悲欢离合，往事如烟。如腾白云、如跨白鹤、如乘清风，千秋万代，碧落黄泉。都在举杯之间，随着思想的飞翔而一一历尽。

高调唱完，高人远望，一介书生，我本渺小，还是说说自己不足以道的酒事罢。

9、饮者中略可以三型分之：

一、杜甫型；以饮酒为抒表情谊之用。杜诗云：“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明日重阳酒，相迎自酦醅。”间或亦应审美过程之需要，如：“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再如：“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酒”一词常被杜甫嵌入律偶之中，呈出的是静态美。第二型是李白型，是以整个生命向酒投入，李诗云：“涤荡千古愁，流连百壶饮。”再如：“富贵百年能几何，死生一度人皆有。孤猿坐啼墳上月，且须一尽杯中酒。”李白酒兴之后，侠情大发：“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詠涕泗涟。”我们饮者中具此豪与者，以头角峥嵘的纪弦为首，世旭、舒凡、一夫、沙牧亦不相让。第三型则为“时社时李型”，因人因地而殊，酒前和和气气，一旦迸发，怒指千夫，庙堂为之震撼。（郑愁予）

10、中国人喜诗好酒，自古有之。诗经《豳风·七月》中就有“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到了魏晋，诗酒已经很难分家了。曹操曰：“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整个一个魏晋风流，大约都是在酒缸里泡出来的，在诗篇里流淌出来的。纵酒佯狂的竹林七仙，个个都如“酒鬼”。刘伶不仅饮酒的狂气出类拔萃，还弄了个《酒德颂》。东晋的陶渊明，“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二十篇饮酒诗，一语天然，豪华落尽，真是韵高神淡。唐往后，好酒已经成了社会的通病。不独粗人烂饮，武人牛饮，诗人更是无酒不成诗。

诗酒清狂，有唐一代，首推李杜。诗仙李白，堪称酒仙。他的诗一沾上酒，便多了滋润，添了色彩，酒在他的笔下仿佛也得道成仙。他善饮，自称“清樽斗酒恣十千”、“会须一饮三百杯”、“闲愁千万端、美酒三百杯”；他会饮，“花间一壶酒”、“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对酒不觉瞑，落花盈我衣”；与美人饮：“美人欲醉朱颜酡”、“吴姬压酒劝客尝”；与朋友饮：“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再一杯”、“系马垂杨下，衔杯大道间”。也许真是拜酒所赐，读李白的诗，就好比饮琼浆美液，飘然若仙，那滋味让你得意忘形。太白的诗风酒气，早在盛唐时代，就醉煞了他的一大片“粉丝”。杜甫便是其铁杆仰慕者。他们只见过几次面，但杜赠李的诗却有十几篇，不少都写到了酒。他在《饮中八仙歌》里说：“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那种心情分明既羡慕又拜倒。他又赠李白“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对李白豪饮狂放更大为倾心。说他“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依然诗酒人生。他和李白“套近乎”，也离不开酒，说“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论文要酒来助兴，“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当然，李白对这个小自己十来岁的兄弟，也是颇欣赏的。回赠的诗尽管不多，但篇篇为精品。他在《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写道：“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照例也是诗酒不分家。在东鲁兖州，他写下《沙丘城下寄杜甫》：“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看得出，他们之间相见则饮，饮之必醉，醉而为文，真是少有的默契。诗酒的缘分在太白和少陵的关系里成了不可或缺的因子。李白自负，飘逸，习道家，有仙气。在他眼中，酒能“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所以，酒色是清澈的；酒味是空灵的；酒气是芬芳的。饮之吟之则如“子列子御风而行”，不着形骸，令人神往意迷。难怪，连老杜这样的圣人也要陶醉。相形之下，老杜饮酒，好比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他笔下的酒，蕴着浓郁的深黑，带着沉重的情怀，每一盏酒里都有一颗哀生伤世的心。所以，读他的酒诗，你的心是揪着的，情感是收缩的。哪怕象“白日放歌须纵酒” 之类的句子，虽号称老杜平生第一快诗，但那种快意也是稍纵即逝。言老杜酒诗，不能不说他的《醉时歌》，我以为是篇奇诗，诗中充满了嘲人和自嘲。看似醉话连篇，却又明明比常人清醒。“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活生生的刻画出一个耽酒之徒的心性。“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愤慨而哀，哀什么呢，也许怀才不遇，也许不为时重，也许民生多艰。总之，你心里也得跟着郁闷。到了结处，“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愈加愤懑，接着“不须闻此意惨怆，生前相遇且衔杯”，故作超然，其实是情到深处人无语，那干脆喝酒吧。老杜是善饮的，但他喝起酒来一定并不快乐，眉头应该始终打着结。“酒债寻常行处有”、“樽酒家贫只旧醅”，一看就远没有李白那样的洒脱和快哉，象在《赠卫八处士》里，杜甫说“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虽然饮的多，但那种涩涩的伤感也让人越发感受深切。

诗酒人生，非唯李杜耳。但李杜的诗酒情怀，却代表着两种卓然不同的人生。李的清狂，杜的投入，都是生命的一种姿态和过程。不妨在灯下酌一两杯酒，吟几句诗，走进他们的灵魂里，让意识在瞬间凝集，为那些曾经真实的人，真实的事，而感动……

11、为什么心里没有一个牵念的人，让我在漫天的柳絮中、灿烂星空下念着：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

第五篇：“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杜甫《春日忆李白》全诗翻译赏析

“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杜甫《春日忆李白》全诗翻译赏析

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

[译文]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同桌共饮，再次探讨一下我们的诗作呢？

[出自] 杜甫 《春日忆李白》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

注释：

庾开府：庾信。在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司马、司徒、司空），世称庾开府。

鲍参军：刘宋时任荆州前军参军，世称鲍参军。

渭北：渭水北岸，借指长安一带，当时杜甫在此地。

江东：指今江苏省南部和浙江省北部一带，当时李白在此地。

论文：即论诗。六朝以来，通称诗为文。

译文1：

李白的诗作无人能敌，他那高超的才思也远远地超出一般人。他的诗作清新、俊逸，和南北朝时两位著名诗人庾信、鲍照的作品一样。李白啊，如今，我在渭北独对着这无语的春之绿树，你在江东远望那日暮薄云，天各一方，只能遥相思念。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同桌共饮，再次探讨一下我们的诗作呢？

译文2：

李白啊！你奇伟的诗作无人能敌；你飘逸的才思卓尔不群。诗风清新，堪比北周的庾信；诗格俊逸，有如南宋的鲍照。如今，我们渭北、江东天各一方，遥相思念之情，就像这春天的绿树一般葱茏，像天边的暮云一样踊聚。什么时候？才能与你同桌共饮，再次把酒论诗呢......赏析：

天宝三年（744）夏，一个33岁、寂寂无名、进士落第近十年的落魄书生，一位44岁、名满天下、刚被赐金放还的失意天才，在东都洛阳相遇了。他们齐游梁、宋（今河南商丘一带），次年（天宝四年·745）再游齐鲁（今山东省），无情的历史居然网开一面，给了两位寂寞的俊才两次惺惺相惜的机会！年龄的差距、声名的悬殊、气质的迥异，丝毫没有影响两颗高贵心灵的交流，短暂的相聚之后，杜甫与李白为世人留下了一段堪比“子期伯牙”般永恒伟大的知音佳话。

诗人间的情谊自然要用诗歌来表达，杜甫专为李白写过十首诗，这首《春日忆李白》写于天宝六年（747），当时杜甫在长安谋求汲引，李白在越中（浙江绍兴）、金陵（江苏南京）一带漫游。诗人对李白由衷的赞佩以及真挚的想念之情，至今读来依然令人感怀而神往——

诗人首联概括赞美李白的天才：“白”，李白；“无敌”，无人能比得上；“飘”，豪放飘逸；“不群”，超凡脱俗；“也”、“然”两个语助词，既加强了赞美的语气，又加重了“诗无敌”、“思不群”的分量。之所以“诗无敌”，就在于他思想情趣，卓异不凡，因而写出的诗，出尘拔俗，无人可比。因果分明，决非诳语。【“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杜甫《春日忆李白》全诗翻译赏析】“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杜甫《春日忆李白》全诗翻译赏析。这样热情洋溢的夸赞，如果在泛泛之辈，就显然是无耻的阿谀奉承了。但是，言者是性格沉稳的杜甫，对方是名扬海内的李白，没有深刻的理解，不是由衷的钦佩，是绝不能出如此直白的赞语的。相知之深，感情之诚，脱口而出之际，便已明矣。

颔联具体评价李白的诗风：“庾开府”，指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司马、司徒、司空）的著名诗人庾信，其晚年作品一扫绮丽之风而显“清新”之风；“鲍参军”，指南朝宋时任荆州前军参军的著名诗人鲍照，其诗赡远遒丽、“俊逸”多姿。用众所周知、倍受推崇前代著名诗人来类比李白，既准确地提炼出了李白诗作的风格特点，又说明了李白在自己心中的地位崇高，更突出自己对李白的理解之深确。诗人评诗人，天才论天才，自然入木三分、高妙传神，“清新俊逸”，也由此而成为后人论及李白诗风必不可少的引用语。

颈联写景融情：“渭北”，渭水北岸，借指诗人所在的长安一带；“江东”，长江以东，借指李白当时的所在地；“春天树”，给人深茂之感；“日暮云”，给人郁积之感。前句写眼前实景，后句写想象虚貌，虚实结合，平实是景物中融汇着深深的怀想之情。看似平淡，实则冼炼；语言朴素，含蕴极丰，是历来传颂的名句。有人把此联理解为“上句写诗人对着春树想念李白，下句写李白看着暮云想念诗人”，虽然也能表现两人的友情深厚、想念深切，但未免有一厢情愿之感，杜甫写自己对李白的想念之情，为什么非要让李白也想念自己呢？所以，渭北、江东增加空间感，春树、暮云体现时间感，两句互文同义，表达的都是诗人一方对李白的想念之情：“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我都对你深情牵念”。这样理解，或许才能更真实地体现诗人当时对李白的那份钦敬仰慕、无关功利、无求回报的高尚友情吧。

尾联抒发相聚的愿望：“一”，共同；“樽酒”，举杯饮酒；“论文”，讨论诗文，六朝以来，通称诗为文。把酒论诗，这是诗人最难忘怀、最为向往的事，以此作结，正与诗的开头呼应。言“重与”，是说过去曾经如此，这就使眼前不得重晤的怅恨更为悠远，加深了对友人的怀念。“何时”一问，把希望早日重聚的愿望表达得更加强烈，使结尾余意不尽，令人读完全诗，心中犹回荡着作者的无限思情。

全诗以赞诗起，以“论文”结，由诗转到人，由人又回到诗，转折过接，极其自然，通篇始终贯穿着一个“忆”字，把对人和对诗的倾慕怀念，结合得水乳交融。以景寓情的手法，更是出神入化，把作者的思念之情，写得深厚无比，情韵绵绵。

关于杜甫和李白的关系，历来为人津津乐道。有好事者翻检二人诗集，发现杜甫涉及李白的诗有近二十首（一说十四首、十首）之多，而李白写杜甫的诗才只不过区区三、四首。于是就断定，杜甫对李白热情，有刻意攀附之嫌；李白对杜甫冷淡，有随意敷衍之迹。他们的友情是谈不上深厚的。更有人认为，杜甫纯粹就是李白的一个“粉丝”而已，不断缠着自己仰慕的“大明星”索要签名，而打牌明星李白迫于无奈，只好“戏赠”给“追星族”几句无关痛痒的话罢了......余心悲之！“以功利小人之心，度圣贤君子之腹”之事，竟何至于斯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