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秘书口述史曝光彻底颠覆九一三官方定论(一)

第一篇：林彪秘书口述史曝光彻底颠覆九一三官方定论(一)

林彪秘书口述史曝光 彻底颠覆九一三官方定论(一)

林彪曾被视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善战的元帅，甚至被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他在中共最高层扮演的角色及其意外死亡，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悬案之一。长期以来，中共官方垄断了九一三事件(林彪事件)的解释权，将林彪定性为“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林彪的出走是“叛国投敌，自取灭亡”。在九一三事件44周年之际，林彪最后一任秘书、九一三事件后遭囚禁四年的于运深的三万字口述史曝光。于运深提出了许多不同于中共官方的说法，在许多根本问题上颠覆了官方长期以来的九一三事件定论。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在蒙古坠机现场按：这是原林彪秘书于运深的口述，成文后经于运深审校定稿于运深简介：1937年生于山东蓬莱，1950年参军，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沈阳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助理员，1965年1月任林彪办公室秘书。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被“办学习班”四年，1975年终于结束审查，被分配到四川省广安县武装部任参谋，退休后被安置在北京海淀区某军休所。林彪从来没有说过要当国家主席1970年早春我随林彪、叶群到了苏州，住在南园。3月8日，中央下发了《宪法》修改草案的两个版本，一个有设国家主席的内容，另一个则不设国家主席。当晚，周恩来在北京主持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杭州，林彪在苏州，都没有到会。林彪由叶群代表他到会。毛泽东的代表汪东兴也专门从杭州赶来，传达毛主席最近指示，并请中央政治局研究几个问题：一是要准备召开四届人大;二是要修改宪法;三是制定“四五”经济建设计划;四是防止苏修突然袭击，加强战备。汪东兴说：关于在宪法修改中，要不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说：“我的意见是不设国家主席，《宪法》中也不要国家主席这一条了，我也不担任国家主席”。毛主席又说：“你们看要不要设国家主席，我的意见是不设，如果大家认为要设的话，那么由谁来当这个国家主席?我毛泽东是不当了。如果要设国家主席的话，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汪东兴要叶群尽快把毛主席的意思传达给林副主席。会后汪东兴邀请叶群、林立果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到中南海他的家中吃白薯。汪东兴再次肯定毛主席要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3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毛主席再次明确他不当国家主席，并让汪东兴转告林彪，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会上多数人赞同毛主席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也有人仍然希望毛主席重新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专门委托叶群将有关战备、《宪法》起草、国民经济以及四届人大的安排等向正在苏州养病的林彪通报。林彪明确表示：“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也不当国家副主席。”4月11日23时30分，林彪让我打电话给正在长沙的毛主席的秘书，转达他的三条建议：“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我将林彪的这个谈话记录下来，在传给毛主席机要秘书徐业夫的同时，也传给了中央政治局，同时也传给了北京的林彪办公室。这三个地方都会有记录(后来在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2]24号第5页中就收入了我的这个电话记录)。林彪从来没有说过要当国家主席。据我所知，不仅我没有听林彪说过，我们林彪办公室的其他人也没有听林彪说过要当国家主席。4月12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关于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的三条意见。会上大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没有异议。江青在会上表示：“毛主席还在，林彪如当国家主席，也不好。”陈伯达说：“没有林彪要当国家主席这个问题吧?”以后陈伯达说，有人以为他是拥护林彪当国家主席的，其实他从来没有提过林彪当国家主席。江青提出将讨论结果报告毛主席。会后周恩来给毛主席的信中，提议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还提到政治局同意林彪关于新《宪法》中增设国家主席一节，并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的建议。汪东兴后来说，林彪让秘书打电话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主席则让秘书回电话：“问候林彪同志好。”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毛主席机要秘书高碧岑打电话给林彪办公室，是我接的。高碧岑说他已向毛主席转报，主席听后笑了，说：“设国家主席，谁来当主席呢?反正我是不能再当了。你不当，我不当，那就让董老来当吧!再找两个年轻人当副主席，纪登奎和汪东兴。”我把毛主席机要秘书高碧岑的电话一字不差地记了下来，报告叶群。本来如此机密、讨好的事情，叶群一向是自己报告林彪的，无奈此时林彪正在生叶群的气，不见叶群。事情是由江青引起的。江青屁大一点事都要找叶群，让军队办，像她照相的器材啦，要海军的军装啦……林彪烦了，不符合规定的就不批。这一不批，就得罪了江青。叶群夹在中间，很不好做人，就在林彪面前替江青说了两句。林彪一生气，说：“我就管打仗，不管别的事!”林彪的气是冲着江青的，但他只能冲着叶群发，说一听女人的声音就头痛，宣布一星期不见叶群。毛主席机要秘书高碧岑来电话时，林彪规定不见叶群的期限还没到，叶群只能让我把毛主席机要秘书高碧岑的电话报告林彪。林彪听了以后，相当重视，让我把电话记录抄两份存档。毛主席办公室那边也肯定有这份毛主席口授的电话记录。李文普后来也说：他没有听叶群说过“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这样的话。“我们倒是从林彪那里听过他连副主席也不愿当，还有让毛主席当主席，他不当国家副主席的交代，我记得是叫秘书于运深写的。我们认为他不愿当副主席，从他的身体状况、不愿接见外宾和他对当‘接班人’的态度来看是有可能的。”林彪用“三心”“三好”安慰叶群8月26日上午，毛主席宣布休会。各大组都接到了中央办公厅关于26、27日暂停会议的通知。分头看文件，修改《宪法》，还安排了白天游庐山、晚上看电影和看戏。周恩来、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批评了他们，要吴法宪检讨。当时我们虽然都在庐山上，却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陈伯达犯错误了”。林彪不爱游山玩水，更不会去看电影。他还是像往常一样，听我讲文件。林彪说：“军队的老干部都是炮筒子，说话走火。本来是好事，给他们弄糟了。”“这些老干部是经过几十年枪林弹雨的，国家还得靠这些老干部，那些人能干什么?”我知道他说的“那些人”是指的张春桥等人。8月26日晚上，毛主席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陈伯达、吴法宪检讨。林彪为陈伯达、吴法宪开脱，毛主席则批评林彪所说的“一句顶一万句”和“四个伟大”。从这一天开始，毛主席不分昼夜找人谈话，开小会，进一步了解情况。据我观察，林彪这时还没有特别消沉，但情绪明显比刚上庐山时低多了。毛主席让林彪在住地找几个人谈话。林彪睡不好觉，叶群让我给林彪讲点花絮，逗林彪开心。而叶群这一段情绪非常低落，老是哭，林彪反过来安慰叶群，口授了“三心”(“忠心、热心、细心”)和“三好”(“好学、好问、好帮助人”)，让我写在纸条上，交给叶群。8月27日上午，中央办公厅通知：各省自行安排座谈，谈三个问题，国家主席问题不要再提了;学林彪的报告(讲话)思想问题可以谈深一点;不要揪人，要谈遍(即每个人都要表态)。8月27日下午，叶群对林彪说：“几个组都闹起来了。矛头都是对着你来的。”林彪说：“那是吓唬人的。”吴法宪对林彪说：周总理让他检讨。林彪说：“你没有错，不要检讨。”“我们这些人搞不过他们，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叶群也反复在电话里给吴法宪“打气”：你犯错误不要紧，还有林彪、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涉到他们二人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如果屋里坐不住，可以到外边去玩玩。林彪压下了三个老干部的信8月28日上午，中央办公厅通知，综合《宪法》修改意见，可以个别出去参观。下午不要外出。这一天还发生了一件事。三位老干部给毛主席写信，还要揪人，并提了五条意见。信送到我这里，林彪听我讲后说：“此件压十天。”叶群知道后，对我说：“今后凡是遇到称赞首长的和要揪人的事，要注意把关。”这封信再也没有送走。“九一三”事件后，这封三个老干部要揪人的信被从毛家湾抄出，我记得写信的有许世友、杨得志等，他们当然也为这封信吃了苦头。8月29日20时零5分，陈伯达的缪秘书来电话，是我接的，并留有电话记录稿。内容是：伯达同志处缪秘书电话，1970年8月29日20时5分伯达同志说：“林副主席讲话很好，表达了主席思想。不过，那里面有没有讲到主席多次强调这样的原话：‘是开一个团结的会议，还是分裂的会议，是开一个胜利的会议，还是失败的会议。’我记不清楚了。如果还没有讲到，最好想办法在录音里面加上去。不晓得这个意见对不对。”23时40分，叶群叫我回电话：“谢谢伯达同志的关心。”林彪说吴法宪“不是说假话的人”8月29日上午，毛主席让林彪在住地召集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开会。林彪说：这次会议是主席要他召开的，做做思想工作，要互相消除误会。与会者说要改造世界观，要好好学习，要搞好团结等。最后林彪说：“吴法宪没有说假话，他不是说假话的人，他跟我几十年都没有听到过他说假话。”8月31日，中央办公厅通知：各组自己安排活动。13时40分，在北京中央军委值班的黄永胜被中央安排让李德生回去换下来上了庐山，黄永胜上山后先被接到毛主席那里。然后才打电话给叶群，听叶群介绍这几天的情况。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先后来了，他们几个人谈了近四个小时。叶群强调山上山下没有联系，发言中不要涉及林彪、黄永胜和她，也不要互相涉及。最后叶群说：“这场斗争有得有失，大家不要着急。”毛主席的批示起初没有标题9月1日早晨，毛主席与黄永胜长谈后，摸清了一些情况。他认为问题不简单，在陈伯达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上写了批语，交给周恩来。周恩来将批语送张春桥，上午又送到我这里，请林彪阅。我对毛主席这个批示印象深刻。这时毛主席的批示还没有起名字，没有标题。中午，毛主席约周恩来谈话，才在批语的抄件上加了题目《我的一点意见》，并在批语中的“陈伯达”后加了“同志”二字。在印发全会前，毛主席删去了批语中“陈伯达摘引林彪同志的话多至七条，如获至宝”一句。这句话我看到了，林彪也看到了。而毛主席在与黄永胜谈话时，说“101好，有脾气也是好的，这次(他)是为我好”。显得是在为林彪开脱。毛主席是在套黄永胜的话，还是真为林彪说好话?这在事后看得非常清楚了。林彪听我讲陈伯达的检讨10时，周总理、康生来访，与林彪谈话。康生说陈伯达煽风点火，吴法宪说假话。林彪说：“我观察了吴法宪20年，没有发现吴法宪说假话。”下午，林彪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指示这次庐山会议要拿下陈伯达。15时，林彪在住处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开会。林彪说：这次会议是主席要他召开的，要与陈伯达划清界限。林彪首先批评吴法宪，没有核实情况就上报，引起他动了气，就在会上讲了话。接着动员大家批判陈伯达，同陈伯达划清界限，就是要把陈伯达的威信搞下去。会议进行半小时，陈伯达来了。林彪要大家批判陈伯达，谁也不发言，最后还是陈伯达自己检讨犯了错误，连累了你们，你们今后不要再同我来往了。会后林彪对我说：在会上对伯达同志的批评，他自己讲了些自己的缺点错误，其他同志也讲到他的缺点错误。并要我告诉李作鹏归纳几条，比如自由主义，缺乏组织纪律性，脚踩两只船等，开政治局会议前给他。17时，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讨论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揭批陈伯达，会议开到零时。会议中周恩来给林彪写了个条子，要他表扬一下张春桥。林彪没有理睬。9月2日8时35分，林彪要我把战备问题、经济问题拉几个条子，搞发言提纲。16时30分林彪主持战备会议。9月3日13时55分，林彪躺在床上，叫我读陈伯达9月2日写给毛主席的信，以及陈伯达8月29日的检讨。我念完后，林彪询问了文件发放范围和去听录音的情况。林彪对我说：“要帮助首长把关，发现有不适当的地方就同首长讲。”还说了陈伯达的检讨，强调要注意请示报告。9月5日，叶群为林彪主持5日晚上政治局扩大会和6日的闭幕会出谋划策，说首长讲几句话，强调团结，反对分裂;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毛主席著作，“一点意见”。不要出影响团结的话，出形而上学的话，首长地位不同，提口号要慎重，注意科学性和基本理论，科学、严谨、热爱。严格要求高级干部和军队干部，要戒骄戒躁，鼓掌通过拥护主席的“一点意见”，点一下夫子(陈伯达)问题，揭了隐患。收文件事由总理说，不宜早。叶群还专门交代李春生，搞一个详细点的稿子，准备明天要林彪照着念，不发挥。要帮助首长把关。汪东兴到底是个什么角色有人认为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是毛主席在文革中写的第二张大字报。毛主席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打倒了刘少奇，而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这第二张大字报的文字更加激烈，“……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主席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提到要“炸平庐山”是有所指的。在庐山会议前空军提出在庐山上修个直升机场。因为上庐山的路不短，中央委员中有不少老弱病残，可以让他们坐直升机上庐山。这件事汪东兴知道。但当毛主席上了庐山，发现房子下边在炸石头，问怎么回事。汪东兴说他不知道，是黄永胜他们办的，请示了林彪。直升机场只有半个球场大，也不是什么秘密工程。而毛主席对林彪的怀疑越来越深，甚至想到“轰炸”庐山。8月25日下午毛主席突然召开会议。林彪去开会，从住地出发后叶群才知道，立即调车去追林彪。追上了，车还没停稳，叶群就急着下车，不小心一屁股坐到地上，腿也擦伤了。叶群顾不上伤痛，急急地对林彪说，如果会上有什么情况，除了要保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外，千万要保汪东兴。看来叶群对汪东兴是真心信任的，她感谢汪东兴经常给她报告“小道消息”。叶群这么做倒不是想搞什么阴谋诡计，只是她不想让林彪犯“错误”。林彪的原则是“紧跟”毛主席，而很多动态性的“情报”叶群不可能从毛主席嘴里往外掏，只能通过汪东兴“曲线”得到。汪东兴是毛主席的心腹，叶群想方设法与他拉关系，想探听毛主席的动向，以保证林彪的“紧跟”。像汪东兴胃大出血住院，子女当兵，叶群都跑前跑后，汪东兴也非常感激，甚至还发几句牢骚，说谁都不管他的死活，只有叶主任关心他。庐山会议叶群之所以怂恿林彪“点火”，就是她以为从汪东兴那里取来了“真经”。事实上汪东兴在庐山上走得比陈伯达远多了，而毛主席对汪东兴却没有责骂，让他的检讨过了关，却在叶群的检讨上批“爱听小道消息”。可是为什么不查查叶群“爱听”的“小道消息”从何而来?我们当秘书的都知道，首长的行踪、谈话和文件，甚至首长的病，都是绝对机密，没有首长发话，秘书没有任何理由向外泄露。而“杨余傅”事件后，汪东兴多次把毛主席的“小道消息”，甚至把毛主席的文件偷偷拿给叶群看，连毛主席和江青的关系也公开对叶群和黄吴李邱讲，这些情况我听叶群说话时透露过，也听林立果说过，林彪办公室秘书或多或少也都知道。我至今想不通，为什么汪东兴敢泄露毛主席这些机密，难道他就不怕毛主席收拾他吗?林立果也假扮秘书上了庐山林立果怎么也上了庐山呢?林立果1967年3月到了空军，先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当秘书，1969年被任命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虽然林立果在空军作战部担任领导，却不在作战部上班，也很少到作战部去。1970年他在空军党办成立了调研小组。这个调研小组的成立，是林彪建议的。1970年3月，四届人大即将召开，林彪准备在大会上讲话。当时我跟着林彪在苏州，林彪准备让张云生为他在四届人大上的讲话准备条子，我立即打电话给毛家湾，告诉张云生：“首长说，让你和李春生两个秘书和老虎组成一个调查研究小组，这个调研小组由张秘书牵头。研究的题目就是怎样搞好抓革命、促生产。首长强调拉条子前必须搞搞调查研究。要抓紧时间，争取早些搞出一个题目来。”张云生问：“首长这个指示，主任知道吗?”我说：“还没有报主任。”张云生说：“不要报了。我可以和春生一起搞调研，但不要再牵上老虎，他愿意搞什么调研，那是他的事，如果再报主任，那是自找麻烦。如果主任再插手，我怎么应付?如果老虎不听我的，我怎么办?我能领导这只老虎吗?”我说：“首长叫搞抓革命促生产的调研，总得报主任吧?”“这个当然可以报，看主任怎么说。”毛家湾内部人际关系复杂，名义上林彪至高无上，但实际上林彪“大撒手”，林彪的权利都掌握在叶群手里。换句话说，林彪办公室是叶群当家。现在又多了个“老虎”，更难办了。我理解张云生的难处，也理解他想“保持一定距离”的想法。张云生把林彪的指示打了折扣，他向正在北京的林立果通报了林彪指示，只说林彪让成立调查研究小组，并没有提牵头调研小组。林立果同意各搞各的，并行操作。林立果很快在空军党办成立了调研小组，“九一三”事件后，这个调研小组被中央专案组判定为“小舰队”。这次庐山开会，林立果以军委办公厅秘书的身份上了庐山，由“东道主”、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安排住房。林立果既不是与会者，也不是会务组的工作人员，他没有权利参加大会和各组的讨论，只在会外活动。所以他在庐山上有点活动，但不多，也有限。8月27日，林立果跑到林彪住处，当面向我大发了几句议论，意思是全怪“叶老胖”，“翻车了，倒大霉了，都是他妈的主任(叶群)搞的。她要抢头功，尽是瞎指挥。”随后林立果打电话给在北京毛家湾值班的“林办”秘书张云生，也说了同样一些话。9月6日，林立果对王维国、陈励耘说：“这次事情坏在几个老总身上。”“主任(叶群)根本没有理解首长(林彪)的意图，开会也讲不清楚。首长很生气，主任只是哭。”“本来首长只是说拉一个满篷风就行了，这次打是打不倒的，结果搞得很被动。”“丘八斗不过秀才，看来这个斗争还长，军队日子难过一些。”以后，林立果与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讲庐山会议时说：“这是一次未来斗争的总预演、演习、拉练，双方的阵容都亮了相。陈(伯达)是斗争的英雄，吴(法宪)是狗熊。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间脱节。三是没有一个好的参谋长。这些老总们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指挥军事战役还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这些话，当时林立果在林彪办公室也说过。只是当时我们都认为是小孩子发几句牢骚，没有当回事。我没有感觉林彪有什么问题9月6日上午，九届二中全会的各组开会。11时林彪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全会公报。16时叶群交代我，把简报、文件统统交回，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作抄件存。17时，林彪主持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陈伯达没有出席。周总理、康生讲了话，毛主席插了话。晚上，林彪让叶群带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看望江青，向江青认错，请江青原谅。江青说：“你们过去听陈伯达的话，不听我的话，上当受骗了吧。犯了错误不要紧，今后听我的话，改正错误就是了。”叶群让李春生根据录音，整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二中全会上的发言，分别交给本人。当天叶群交代已经很晚了，没有搞完，第二天叶群让李春生把录音带回北京，另复制一套。9月7日，林彪、叶群坐专机回北戴河，我也跟着他们到了北戴河。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到九江机场送行，他们上了飞机与林彪、叶群合影。到北戴河后，叶群专门叫我回了一趟北京，复制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讲话的录音带，说首长要听。我从总参二部借来机器，复制了一份。这让我有机会再听一遍林彪的这个讲话，我还是认为林彪这个讲话没有任何问题。1970年8月底，林彪为叶群写了六个字：“玉不琢，不成器。林彪，书赠叶群，七○、七”明明是在叶群情绪低落时写的，为什么落款时间要提前一个月?是一时笔误，还是故意?不知道林彪是怎么想的，总之林彪叫人把这六个字刻好送给叶群。这让我想起林彪卧室床头左侧墙上，曾挂过自书条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9月18日，林彪、叶群由北戴河坐专机回北京，我也跟着回了北京。9月19日晚上，林彪、叶群召见黄永胜、吴法宪。从庐山上下来，我明显地感觉到林彪的话更少了，也不再听秘书讲文件。虽然我在庐山上身临其境，也看到了毛主席亲笔写的《我的一点意见》，但我以为那完全是批陈伯达，林彪没什么事。因为毛主席说“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而且我在林彪身边，确实没有发现林彪有什么反对毛主席的言行。所以我一直比较乐观，我想，到一定时候林彪要说话的。往常会议文件都是可以带回去的，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却要求所有的文件都退回中央办公厅，还不准传达。叶群让我抄了一份，我还是没有感觉到什么异常，依然高枕无忧。毛泽东向林彪推荐林豆豆写的文章林彪喜欢女儿林豆豆，1962年11月17日，林彪给林豆豆写了一个条幅：“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还有一幅“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有人说这是给叶群题的，而我记得林豆豆把这幅题词挂在自己的卧室里。1964年10月24日，林彪又给林豆豆写了一个条幅：“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个条幅一直挂在林豆豆卧室的外间。至于“九一三”事件后怎么挂到林彪屋里的，我不知道。林豆豆也希望父亲能多笑一笑。她在父亲面前，总是表现出活泼、善谈，逗林彪开心。林豆豆到《空军报》社后，每次采访回来，都要把外面看到的事情讲给林彪听，林彪很愿意听。林豆豆还常常给林彪带些小礼物，如贝壳、小玩具兵等。林彪生命中最后那几天，林豆豆把山海关买来的玩具兵放在林彪面前，上足弦。林豆豆知道父亲对士兵的喜爱，果然林彪目不转睛地看着玩具兵摸爬滚打，像孩子一样开怀大笑。林彪是个非常善于总结经验的人，他教女儿林豆豆怎样写文章，说一万个人有一万种写法，要有自己的风格。林彪认为写文章从始至终贯彻一个要点，立意要惊人，要鲜明，要有警句，要语不惊人死不休，不要老和尚帽子平塌了，不要淡水一杯。毛主席在1968年7月23日《人民日报》上看到林豆豆等人写的《三访九厂》，称赞写得很好。因为林豆豆是化名，毛主席问了才知道是林彪女儿，于是在天安门城楼上特意接见了林豆豆，并向林彪推荐《三访九厂》。而这时林彪却茫然不知，回毛家湾后他问叶群，才知道林豆豆他们写了《三访九厂》，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林彪有些不高兴，埋怨叶群不早说。林彪对子女关心、放手，而叶群则是控制。林豆豆正直，父女情深，而和叶群则母女感情淡漠。但实际上，叶群对林豆豆还是很关照的。在叶群的安排下，1965年林豆豆到《空军报》当了记者。至于林豆豆在《空军报》的进步，像1965年林豆豆发表了《刘亚楼叔叔永远活在我们心里》等文章，林彪很高兴，叶群也在我们秘书面前宣扬，说豆豆又发表什么文章了，给别人打电话也到处说。林彪注重从政治上培养儿子林彪对儿子和女儿的培养是不同的，有所侧重。林彪对林立果的培养没有像对女儿林豆豆那样细腻，而是与林立果平起平坐，称林立果是好朋友。林彪和林立果在一起，没有爽朗的笑声，只有严父教子式的谈话。林彪侧重培养林立果处事、看人、用人这方面，即从政治上培养他。1964年10月16日，林彪给林立果的条幅：“学习韦编三绝的治学精神。书赠老虎儿。”明显与给女儿林豆豆的题词不同。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林立果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读书。北京大学红卫兵知道林立果是林彪儿子，要推举他当红卫兵头头。而毛主席和江青的女儿李讷也拉住林立果不放，要他参加整理林彪的讲话录音。在这种情况下，叶群赶快把林立果送到上海空四军江腾蛟那里。1967年经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安排，林立果也穿上军装到了空军司令部。林彪让林立果看文件，参加拉条子，为他的讲话准备资料，甚至让他参与起草“九大”报告。林豆豆就从来没有这种政治“待遇”。再加上空军一帮人的吹捧，久而久之，林立果的口气越来越大，直到最后不仅不把叶群放在眼里，连林彪他也认为过时了。林彪格外关注毛主席对斯诺的讲话我因为工作忙，水平低，根本没有看出来庐山出了事。虽然知道陈伯达被审查，但根本没有想到牵涉到林彪。庐山会议后期，看不出林彪有什么变化。但我明显感觉到叶群却有很大的变化。叶群不再趾高气扬，说话的语气也亲切多了。庐山会议时，张云生在毛家湾留守，他对我说：叶群外出，每天都要往毛家湾打电话，这次庐山会议，叶群很久才给毛家湾打了一个电话。说二中全会的主要精神是号召加强学习，让党的高级干部多懂点马列，主席还叫她多学点哲学。为抓紧学习，叶群让毛家湾赶快收缩，只留一两个人看马列书的就够了，其余帮助工作的人全回原单位。在外面找人的人也撤回来，免得分散精力。1970年9月28日，林彪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到中南海去见了毛主席。10月1日10时，林彪陪同毛主席出席天安门城楼举行的国庆21周年大会，宣读张春桥等人拟就的讲话稿。这是林彪最后一个国庆节。他与周恩来陪同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斯诺和夫人是1970年9月应邀来北京的，文化大革命中，外国人在中国几乎绝迹，而斯诺居然能来到北京，还能采访毛主席，这是他当年奔走延安撰写《西行漫记》的功劳。斯诺是第一个向国外报道毛泽东的外国记者，他在延安就与毛主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毛主席不急着见他，让林彪先见。这时林彪刚从庐山下来不久。我感觉他对于毛主席要他见斯诺这件事很为难，一推再推。在延安时斯诺采访过林彪，并在《西行漫记》中对林彪大加夸赞。李文普在回忆里也说过，林彪表示：“斯诺是熟人，在延安见过。这些外国记者问这问那，有些问题也不好回答。跟外国人说话要特别注意，不管你说什么，他们都会给你登报发表。”林彪一直拖着不见，周恩来安排斯诺夫妇先去参观访问。可斯诺不可能无限期等下去，他对周恩来说，他准备回去了。周恩来再次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决定见斯诺。这样，12月18日毛主席会见了斯诺。《毛主席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被印成了中共中央文件，送到毛家湾。这份文件是我给林彪讲的，我认为很重要，在“讲”文件时作为重点。我把毛主席对斯诺说“四个伟大”“讨嫌”专门画出来了，摘要讲给林彪听。“四个伟大”虽不是林彪的创造，但“四个伟大”经林彪1967年5月1日题词后风靡全国。因此这个“讨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会不会是毛主席对林彪的批评。我们当秘书都知道，林彪对毛主席的批示、讲话、谈话等都非常注意。但这一次不同寻常，我注意到林彪格外注意听。我给林彪讲完《毛主席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林彪要我把这份二三十页的文件留下，他要再看看。这在以前我讲文件时是从来没有过的，林彪一般不留文件，而他专门把《毛主席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留下来，可见非常重视。毛主席回答斯诺提出的有关文化大革命、中美关系等问题。斯诺问：“我常常想，不知道那些喊的口号最响、挥动旗子最起劲的人，是不是(就像有些人所说的)在打着红旗反红旗?”毛主席点点头说：“这些人分三种，第一种人是真的，第二种人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毛主席对斯诺说，所谓“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导师”这个词，就是教员。斯诺说：“毛主席历来是当教员的，甚至在他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他就是长沙的一个小学教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