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前良-共意性运动中的媒介动员-201304185篇

第一篇：易前良-共意性运动中的媒介动员-20130418

转型中国“共意性运动”中的媒介动员

易前良 孙淑萍

易前良：博士，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新闻传播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传播与社会变迁”和“电视理论研究”，***,yiqianliang@126.com。地址：江苏南京市西康路1号河海大学公管院，210098.孙淑萍：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新闻传播系硕士研究生。

摘要：共意性运动的媒介动员是建制性媒体和替代性媒体互激互渗的结果，前者主要通过“合理化”扮演理性动员的角色，后者则通过“建构认同”进行情感动员。共意性运动在转型期纷繁复杂的冲突性事件中，所占比重差可忽略，而且媒介动员具有高度的情境依赖性，但探讨共意性运动中的媒介动员具有“昭示”意义，因为作为“媒介”与“国家”、“民众”之间进行良性互动的对话机制，它展示了转型中国在“国家-社会”重构进程中积极的面向。关键词：转型中国、共意性运动、媒介动员

Media Mobilization in China’s Consensus Movements during Transitional Times Yi qianliang，Sun shuping

Abstract：Media mobilization in consensus movements is the interactive result between the constructive media and alternative media, the former of which mainly plays the role of rational mobilization through “rationalization”, while the latter carries on emotional mobilization trough ”identity construction“.Actually, consensus movement itself plays little part in all kinds of conflicts during transitional China and media mobilization is highly dependent on the contexts.In spite of the insignificant role of consensus movement, the study about media mobilization in consensus movements is magnificent.As an inter-medium, media mobilization creates the well-functional systems between the ”media“, ”state “and “people” and it shows the positive aspect in the reconstruction process of “state-society” in China during its transitional times.Key words：China in Its Transition, Consensus Movements, Media Mobilization

当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在获得长足发展的同时积累了不少问题，尤其是利益格局的 重新调整使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从而引发各种社会冲突和集体行动，本文集中关注大众媒介在冲突性事件中发挥的功能。在建构主义的观点看来，对事实的报道与传播与其说是客观反映，毋宁说是对现实的重构，本文据此认为大众传媒在冲突性事件中可能扮演社会动员的角色。基于这一研究旨趣，下文选择了四个案例作为考察对象，它们是分别发生在厦门、北京、广州、南京的PX事件（2006）、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反建事件（2007）、番禺垃圾场焚烧反建事件（2009）、梧桐树事件（2011），这四起事件分布在一定时间跨度上并具备代表性，抗争较为温和，参与者众，影响范围广，诉求指向一定范围的共同意愿，本文将它们指称为“共意性运动”。共意性运动在转型期纷繁复杂的冲突性事件中，所占比重差可忽略，但具有积极的“昭示”意义，这些事件最终都得到比较圆满的解决，反映了中国在转型时期“国家-社会”关系重构中积极的面向。

一、共意性运动与大众传媒

关于社会冲突，西方知识界自20世纪以来形成了新的观点，齐美尔认为，“冲突是一种社会交往形式，具有安全阀的作用”，科塞更是明确指出，“冲突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可以避免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分裂”（于海，2011:206、300）。国内学术界也逐渐认同这一观点，尽管研究者避免使用“社会运动”的概念，代之以“集体行动”、“抗争性政治”、“群体性事件”、“新社会运动”和“新民权运动”等称谓，但在对本土的社会冲突展开研究时，大多借鉴西方的社会运动理论。

所谓社会运动，是“由许多个体参加的、组织化的、寻求或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制度外的政治行为”（赵鼎新，2006：2），大体而言，可以分为“冲突性运动”和“共意性运动”两种。在我国，尽管具有较大冲击力的“冲突性运动”时有发生，但还有相当一部分属于相对温和的“共意性运动”，即“在某个地理区域内，能获得总体人口中较大比例的支持度、且没有遇到有组织反对的运动”（艾尔东·莫里斯，2002:231、316）。近年来中国大陆发生的一些影响较大的集体行动，除了上述的厦门、北京、番禺、南京事件以外，还有广州南沙反石化运动、圆明园渗漏事件、宁波反PX事件、四川什邡反钼铜项目等，与西方的共意性运动极为类似：第一，议题多集中在环保、公共卫生和城市建设等领域，与因维权和拆迁等引起的底层抗争相区分，更容易形成广泛共识；第二，其目标明确，诉求清晰，常采取合法、理性的行动方式；第三，冲突一般起于地区性的抗争，规模较大，形成了全国性的影响。当然，这些运动与西方相比具有本土特色，比如，由于国内的中层社会组织不发达，行动多具有自发性，没有具体的组织机构。此外，从诉求的提出、话语表述到行动方式来看，显得更富有策略性。大众传媒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西方学者早有关注，托德·吉特林研究美国1960年代新左派运动与大众传媒的复杂关系，发现媒体并没有“客观报道”，而是“在不同的阶段，以不同 的方式反映运动”（吉特林，2007:5），用自己的惯例建构关于运动的图景。华裔学者林芬、赵鼎新则进一步指出，“西方主流新闻媒体对社会运动特别是与意识形态相左的社会运动往往不予报道。当不得不报道时，则倾向于琐碎化和妖魔化这些社会运动”（林芬、赵鼎新，2008：96）。这样看来，美国的大众媒体对社会运动的态度整体上趋于“保守”，与之相比，国内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首先，媒体在不同类型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有霄壤之别。面对一些激烈的“冲突性运动”，因为特殊的制度安排和媒介政策，媒体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只能在统摄框架下“正面报道”。共意性运动则不同，在话语表述上具有正当性，并且常采取“示弱”而非“示威”的方式表达诉求，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政治压力和惩处风险，大众媒体因此敢于介入。其次，运动者缺乏常规的表达机制和抗争资本，转而对媒体有很高的期待，反之，媒体道义担当的意识更为强烈。再加上国家尽管在努力建构一种统制性话语，但普遍被知识精英真正认可的价值体系在转型时期尚未形成，媒体更倾向于“打擦边球”，努力尝试对共意性运动进行支持，甚至，“媒体在某些方面本身就是社会运动的参与者”（赵鼎新，2012:289）。正是在“国家-社会”进行关系重构的转型时期，出现了一种非常吊诡的现象：媒体一方面对社会运动小心谨慎，另一方，一旦选择介入，则承担了重要的社会动员者角色。

媒介动员最明显的表现为“扩大影响”，即媒体通过新闻报道“把事情闹大”，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其实质是把事实层面的“冲突”转化为公共议题。显然，设置议程是媒介动员的基础，但除此以外，它还有更丰富的意涵，指媒体在新闻实践中对社会运动进行定义和表征，给受众提供具有特定指向的意义框架，以争取更多的同情者和参与者。从这一点来看，媒体在其中不仅扮演传播中介的角色，还是积极主动的参与者。

刘能（2004:58）在解释社会运动为何发生时，总结出一个理论等式F(P)=f(G，A，C)，对我们深入理解媒介动员很有帮助。等式的意思是，“社会运动发生的可能性”或“个体参与行动的可能性”（Possibility），是由“怨恨的生产和解释”（Grief）、“积极分子及其组织能力”（Actor）和“潜在参与者的理性选择”（Choice）等三个变量决定的，其中，潜在参与者的选择又受到“政治机遇结构”（PO，即体制架构所体现出来的容忍程度）的影响。如将这一等式运用到中国的情境，则需做进一步的阐释，否则，无法彰明媒介在其间扮演的重要角色。如前所述，介入共意性运动的媒体与运动积极分子共同扮演了动员者的角色，运动发生的可能性及其规模大小，与媒体的作为有直接关联。这个等式隐约地表述了这一关联，即媒体（A）借助话语表述对怨恨或诉求（G）进行强化与阐释，从而吸引潜在参与者做出同情或行动的选择（C）这一话语建构与传播的过程就是媒介动员，其本质是媒介在“社会结构”和“行动者”之间的进行联结的传播行为。

二、动员特点：情境依赖与媒介互激 前述理论等式间接标明了政治机遇结构（PO）与社会运动的关联，但并没有重点突出政治机遇结构的重要影响，事实上在特定的本土语境下，政治机遇结构是影响社会运动（是否发生？有多大规模？将有何种结局？）最为关键的变量，它不仅是潜在参与者进行理性选择的判断标准，而且是媒介动员需要面对的最大“现实”。不过，这一“现实”因社会转型而处于动态的变革之中，整体来看，一方面转型时期的政治环境具有相对稳定的结构性特点，另一方面，“统”中有“分”，“一”中有“多”，社会空间在不断地重构，具体情境复杂多异，媒介与行动者所面对的政治机遇结构并非是总体性的，而是因时因地而异。因此，媒体作为“社会结构”和“行动者”两造之间的联结者，其社会动员具有高度的“情境依赖性”。对媒介动员情境依赖的探讨，需要对媒体类型加以甄别。媒体深嵌于转型时期的制度结构中，其科层建制、工作惯例与社会制度具有高度的同构性。依据组织化程度之不同，以及媒体与国家体制的距离之远近，可以区分为建制性媒体和替代性媒体。前者指报纸、广播和电视等传统媒体，是制度性的传输通道，具有高度组织化的特点，新闻的生产需经过层层把关，主流意志能通过科层化组织有效传达。后者指以手机、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尽管同样处于统合性的监管之中，但相较而言，是非主流的社会性表达渠道，对那些没有太多机会近用建制媒体的公民来说，它们是替代性的传播资源。在当下新媒体语境下，如果要对媒介动员机制做具体分析，必须兼顾到这两种媒介，相对而言，建制性媒体比替代性媒体的情境依赖性更强。

媒介动员机制包括三个面向：是否介入？何时介入？怎么介入？建制性媒体在各个面向都具有较强的情境依赖性，具体表征为“相机而动”和“见缝插针”。所谓相机而动，是对政治机遇结构在某一具体时期呈现出来的“气候”加以研判，而后择取时机。厦门PX事件中，行动者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歧从2006年就开始了，但直到2007年3月全国的“两会”期间，赵玉芬联合104位政协委员提交了提案之后，《中国经营报》和《中国青年报》等媒体才开始加以关注。无独有偶，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反建运动中，也正因为“两会”政协委员的提案为媒体的报道提供了很好的时机，《中华工商时报》最早在两会期间的3月份质疑该项目，4月份中央电视台、《中国证券报》、《北京青年报》、《财经》和《南风窗》等大批媒体全面跟进。不独在运动之初需要相机而动，在运动的发展阶段也需要判断形势，“明是非，知进退”。2007年6月，PX事件冲突激化，上万名厦门市民上街“散步”，从3月以来就持续关注该事件的所有媒体随即“失语”，直至8月份地方政府宣布重新环评，形式有所松动，才重新发声。中国的改革具有特殊的逻辑和机制，政体连续性背景下的渐进式改革导致国家对社会依然有掌控权力，但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分裂性的威权政体，上级和下级、条和块之间既有依存，也有矛盾，在复杂的权力关系中存在着制度缝隙（夏、袁、陈，2012:50）。通常，下级政府对上一级政府的媒体、地方政府对异地媒体、地方对行业媒体无法实行有效规制，建制性媒体 因而得以在权力的缝隙中“见缝插针”。略加考察，几乎所有的共意性运动中，积极介入的都是异地的或更高级别的媒体。无论是见缝插针，还是相机而动，媒介动员高度的情境依赖性，实际上是建制性媒体对政治机遇结构的衡估，是对转型社会中某一具体情境的权宜与调适。替代性媒体被体制整合的程度较低，对于解决问题和实现诉求的动员效力显然不如建制性媒体，相对而言，仍然是辅助性的力量。但建制性媒体的言说空间更大，传播便捷高效，容易把“动静”弄得很大。在共意性运动的社会动员中，替代性媒体更多地扮演议程设置、信息扩散的角色，建制性媒体则通过话语建构，将运动诉求与政治机遇结构进行联接，努力将媒介议程转化为政府议程，二者互补互激，形成互渗动态的动员机制。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对2007年发生的77件影响较大的社会热点事件进行分析表明，由网络爆料引发、民众广泛关注的有23件之多，共意性运动的比例更高。本文关注的几个案例，在运动之初无一例外都是由替代性媒体设置议程，随后，建制性媒体再相机而动，选择介入。此外，在运动当中的敏感时期，替代性媒体可突破“封锁”，持续进行信息扩散，让事件和议题不至于淡出公众视野，起到“新闻保鲜”的作用。2007年6月，厦门市民“散步”事件发生以后，建制性媒体集体噤声，直接参与行动的积极分子通过手机短讯、网络直播、网络评论等方式，传播关于“散步”事件的相关资讯，以“潜隐”的传播方式继续进行社会动员。研究者注意到，新旧媒体并不是相互隔绝、壁垒分明的两套系统，而同属于一个资源分享、议题互涉的“扩展了的媒介生态系统”（黄月琴，2012:98），这种独特的媒介生态系统正是建制性媒体和替代性媒体相互激荡的结果。综观各个案例，共意性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大多是媒介的意见领袖，或者在建制性媒体中从业，或者从事与媒体相关的职业，如自由撰稿人、新闻评论人，媒体观察者等。他们有很强的新闻敏感性、社会纪录意识和话语表述能力，同时，对新媒介技术的关注和运用也异乎寻常，故在替代性媒体的话语空间中显得非常活跃。譬如，在番禺垃圾场反建事件中，运动发起者是居住在拟建垃圾焚烧厂附近小区的媒体从业者，其中不乏建制性媒体的高层管理人员，他们最早通过网络论坛进行信息传递。厦门PX事件的活跃分子连岳、北风、令狐补充等既是网络名人，也是著名的专栏作者和自由撰稿人。南京梧桐树事件在这一点上表现更为明显，正是影视等建制性媒体的明星们，如体育评论员黄健翔、导演陆川、主持人孟飞、媒体人李承鹏等在网络上发声，将运动推向高潮。他们借助各种体制的、非体制的资源，往来穿梭于建制性媒体和替代性媒体之间，在共意性运动中扮演了组织者和动员者的角色。

三、动员机制：合理化与建构认同

媒体在介入运动之后如何进行动员？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先来探讨一下民众何以能够被动员？即民众为何要参加运动？对此，西方社会运动理论中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 种是勒庞和莫斯科维奇的看法，他们认为，群氓是“挣脱了锁链的民众”，狂热自负又极端不负责任，故社会运动是基于情感和奴性的群体行为。另外一种观点以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为代表，认为社会运动是民众理性选择的结果，具体而言，他们有清晰的诉求，并且s是在对政治环境做出判断的基础上，充分动调动一切资源进行的理性抗争。上述两种观点是“理想型”的认知框架，非常深刻而富有启发性，但与经验事实并不符合，尤其在中国的语境下，共意性运动是情感驱动和理性选择双重作用的结果。

接下来的问题是，媒介透过何种机制对民众进行情感和理想的动员？这关涉到新闻实践，需要借助建构主义的理论来解答。“建构论”认为，独立于主观认知的客观事实是不存在的，现实中进入人们视野的都是被表征过的事实，同理，作为一种被生产的事实，“新闻是建构的现实”（塔奇曼，2008:17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媒介动员”是借助话语表述以争取更多资源和成员的过程。对此，孙玮（2008:14，2007:140）通过考察国内的社会运动，概括出“建构集体认同感”和“建构集体行动框架”两种动员机制，在笔者看来，这种概括未能切中要害，而且，她的考察对象仅局限于报纸，显然不尽周全。如果对国内共意性运动中的媒介动员做一番全面考察，我们将发现，“合理化”和“建构认同”是两种主要的动员机制，建制性媒体和替代性媒体正是借助于这两种机制，分别从理性和情感两个面向对民众进行有效动员。合理化的概念源自于马克思·韦伯，他把人的行为区分为两种“纯粹的反应”和“理性的行为”，前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本能反应，后者则意味着“人对自身的行为有自觉意识并赋予其意义”。韦伯认为人的社会行动都是理性行为，具体可分为四种，目的理性、价值理性、情感理性和传统理性（于海，2011:221），其中，价值理性是最富自觉性的行为，行动者笃信其行为符合某些价值，进而坚定地根据信念而行动。由此观之，共意性运动能否有效动员潜在参与者，关键在于运动诉求是否符合某些价值。需要指出的是，价值并不是事实的天然属性，二者是分离的，价值与事实的结合是被赋予、被建构的过程，此一过程就是“合理化”。国内共意性运动的合理化主要仰赖建制性媒体的新闻实践，在既定的社会情境中运用一定的话语策略对事件和诉求进行表述，通过赋予它一定的主流价值而使运动变得合理合法，借此吸引更多的同情者和参与者。

建制性媒体的合理化有两种路径，一是“归因”，一是“连缀”。归因指媒体对事件本身的背景与事实予以“澄清”，或进一步挖掘事件之所以发生的根本原因，从而使运动具有正向的价值。南京梧桐树事件中，《南方晨报》刊登了记者对地铁二号线移植树木存活率的调查，“80%的死亡率”成为公众反对移树的重要依据；中央电视台将人们反对移树的原因归结为“树木移植的审批、方案的公示和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的程序和机制”方面存在问题；《新京报》则将梧桐被迁归因于“政府封闭的决策，管理者缺乏‘执政为民’的能力，缺乏与公众对话的能力，缺乏吸收公众智慧的能力”，以上种种归因为行动者提供了合理性依据。所谓“连缀”，也就是“借题发挥”，将运动同某些具有相似性的事件联系起来、为它们建立共同的认知框架。《中国经济时报》将南京梧桐树事件与广州骑楼、北京双兴堂事件进行类比，探讨城市发展、城市建设与城市文化之间的关系；《广州日报》将该事件与潘石屹改建复兴路之争相联系，反思应如何平衡历史保护和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光明日报》则回顾了近年来南京发生的与“梧桐让路”事件类似的“外秦淮河沟通建设工程”项目、“中山陵景区私自扩建别墅群”事件，倡导城市建设应该科学规划。

如果说，建制性媒体主要通过合理化扮演了理性动员的角色，那么，替代性媒体则通过构建心理认同更多地扮演了情感动员的角色。杨国斌注意到情感是网络动员的基础，因为，“在中国的广大网民中，普遍存在着对正义的追求，对弱者和小人物的同情，对贪官污吏的痛恶，对权贵的嘲讽，对沟通的渴望，这些因素有共同的内在逻辑，即情感逻辑”（2009：61），这里提到的“情感逻辑”基于转型中国怨恨积累、情绪郁结的严峻现实，而以网络为代表的替代性媒体为情感逻辑的实现提供了传输通道。建制性媒体是高度组织化的，它本身就是社会动员的主体，替代性媒体则不同，它不是动员主体，而是动员的手段和工具，活跃分子借助它与潜在参与者直接进行互动和交流，从这一点来看，替代性媒体的动员实质上是一种自我动员。自我动员遭遇的规制相对要少得多，交互的参与程度较高，故带有浓厚的情感色彩，附着情感的双向互动容易在心理上形成共鸣，所谓“认同”正是在共鸣基础建构出共同的身份，并对此一身份进行心理确认的持续进程。

“认同”不是个体所拥有的固有特征，它是个体认可某一群体且自愿归属进而构建自我的心理过程，为此，动员者必须要为之提供一个集体身份。国内共意性运动的情感动员最常见的身份认同是地方共同体，因为引发运动的事件通常只对某一社区、城市或地域造成影响，故运动主体自然被建构为“XXX地方的人”。当然，这种建构是比较消极的，其诉求只针对自己的生活领域不受负面干扰，对更大范围内的公共利益漠不关心，即所谓“别在我家后院”的“邻避运动”（Not In My Back Yard）。诚如研究者所认识到的那样，国内的共意性运动近年来正发生一些变化，意图在更大范围形成对社会公益的维护，体现了公民意识的增长以及公民社会的发育（黄煜、曾繁旭，2011：167）。与此相关，集体身份的认同超越一地之利益，如连岳在博客中批评有些厦门网民狭隘的地域观念，指出，“厦门民众反对在不知情之下的PX项目，并不意味着他们支持污染其他城市”，“中国其他地方毁了，厦门也是不能幸存的”，“我们热爱中国每一座漂亮的（或曾经漂亮的）城市”，这些言论在网络上引发了关于厦门人、中国人和公民的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孙玮，2007:142），从而为运动主体的认同提供了多重指向的集体身份。

运动积极分子借助替代性媒体进行情感动员，通常采用“悲情叙事”和“嘲弄讽刺”的方式。“悲情叙事”指将苦难或灾难性后果用夸张的手法展示给受众，营造悲悯的气氛，如在南 京梧桐树事件中，微博上跟帖最多的是诸如此类的说法，“以修剪为名砍梧桐的头，断梧桐的根”，“感觉那些树就像一个人，它们没有能力去挽救自己，只能慢慢等死”，“砍树是在砍我们南京人的心”，种种情绪化的表述和评论很容易相互感染。“嘲弄讽刺”则是在表达中注入讥讽和恶搞，拓展出情绪释放的交互空间。南京梧桐树事件当中的“植树节”前后，网友发起微话题“南京只有砍树节”，利用人们对节日与仪式的关注进行情感动员，据统计，该话题有五万余人参与，各种批评已远超出事件本身，如某网友留言“南京硕大的法国梧桐树，甚喜爱。据说是当年国民党政府种的”，另一网友借用电影《活着》中的台词调侃道“那是反革命的树，该砍”，更有网友戏称“当年审批这个项目的时候领导在喝茶，没注意”，真可谓“群情汹汹”。不过“嘲弄讽刺”终归不是直抒胸臆，它既满足了公众情感宣泄的需求，也有助于降低话题的政治敏感性。

结语

共意性运动的媒介动员是建制性媒体和替代性媒体互激互渗的结果，其间，建制性媒体主要通过合理化扮演理性动员的角色，替代性媒体则通过建构心理认同更多地扮演情感动员的角色。从助推事件解决的效力来看，建制性媒体因为与体制的密切联系，成为国家与行动者的联结者，发挥了主导性作用，替代性媒介的动员功能是辅助性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共意性运动中的媒介动员具有高度的情境依赖性，这是由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所决定的。一方面，在由国家主导的社会转型中，“社会”逐渐从国家权威的控制和渗透中释放出来，获得部分相对自治的领域，另一方面，国家对社会依然有掌控权力（孙立平，2002），因此，媒介动员受制于政治机遇结构，空间并不大，而且不具有延展性。共意性运动通常发生在大型城市，抗争者掌握着大量制度性或非制度性的社会资本（夏倩芳，2012:52），媒介即在其列，这是问题得到解决的根本原因。但无论如何，共意性运动中的媒介动员，作为“媒介”与“国家”、“民众”之间进行良性互动的对话机制，它展示了转型中国在“国家-社会”重构进程中积极的面向。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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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护理质性研究中易存在的伦理问题及对策

护理质性研究中易存在的伦理问题及对策

质性研究是对某种现象在特定情形下的特征、方式、涵义进行观察、记录、分析、解释的过程[1]。质性研究在护理中的应用只有20多年的历史，由于质性研究可用来深入了解一些量化研究所无法解释的问题或现象，为护理领域提供了另一种方式来了解特殊群体的健康需要或现象，因此越来越引起护理研究者的关注[2]。在我国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探讨护理现象的研究可以说才刚刚起步，由于大部分护理质性研究的资料是来自于观察和访谈，这些过程有时候尽管是匿名，但很易使参与者的身份或资料被暴露，探究私人生活，并将研究报告公之于众，其中复杂性易引发大量的伦理问题，而这些伦理问题往往没有引起研究者应有的关注，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一些护理人员常有意无意违反了伦理原则。本文尝试对护理质性研究中易存在的伦理问题进行探讨，旨在为进行质性研究的护理人员提供参考。

1.参与者了解信息不充分，未做到真正“知情”

所谓“知情”是指要告知参与者有关研究的足够信息，在此基础上再让其决定是否参与研究[3]。进行护理质性研究时往往易出现信息告知不充分，分析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来自研究者本身，如自身学识欠缺或有意避免告知研究中可能给参与者带来风险的信息，以取得参与者的同意合作；另一方面是研究的开始虽然告知参与者并取得同意，但研究过程是动态的，有时可能发现最后的研究结果与最初的目标并不相呼应，许多新的情况不断的产生，却没有继续与参与者协商，告知有关信息。

让研究参与者了解研究并征求其同意，是进行质性研究关系发展的序幕，要真正做到知情，研究者应注意：①研究前充分告知参与者相关信息，如研究的主要内容、流程、研究者的身份及联系方式，参与者的自愿性、参与者参与研究有可能的益处或危险，匿名保密的保证等，因参与者有权知道他同意的是什么、参与是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②知情同意是在当下发生的，在研究的所有阶段，研究者与参与者都需围绕知情同意不断进行协商。2.参与者受“守门人”的影响，未做到真正“自愿”

研究者进行护理质性研究，需接触参与者，因此很多时候需依赖“守门人”，所谓“守门人”是指为研究者接触参与者提供通路的人，如机构主管、临床科室的主任或护士长、医院管理者、社区居委会领导等，他们有权决定研究能否进行[4]。有时参与者的“自愿”却可能是“强迫”，其原因主要是受“守门人”权利的影响，当参与者内心不愿意参与研究，但又感到“守门人”权利的潜在威胁时，此时就可能不是真正的自愿，如通过护士长访谈该科病人，病人碍于护士长的引荐，可能是不情愿的同意。

参与者参与研究应完全是自愿性的，参与者有权决定是否参与研究，并有权决定在任何时候退出研究，因此研究者应注意：①在研究那些由于各种原因而较难接触的群体时，需全面考虑，实际上是谁在同意，同意什么，参与者是否是真正的自愿，因决定同意的控制权也许不在参与者自身；②反思那些作为“守门人”的行为，评估通过这样的“守门人”而“自愿”的参与者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抵制参与，并思考是否有些潜在的参与者因“守门人”的影响而无法接触。3.欺骗和隐瞒

在质性研究中，有的研究者有时会有意无意在某些方面进行欺骗和隐瞒，主要表现在：告知参与者的研究目的不是研究的真实目的；隐瞒研究者的身份；整理分析资料时对资料预附答案；写作中隐瞒或杜撰事实。其原因主要是：一方面研究者过于考虑自己的研究利益而忽视参与者的权益；另一方面是研究者慎独意识差，缺乏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

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应做到诚实负责任：①原则上应如实告知参与者研究的目的、主要内容及研究者的身份；②不能预先就有了答案，并把答案加在材料身上，不能想象材料告诉他们什么，需要“听从材料” [5]；③加强慎独修养，因通常只有研究者才能接触采访录音或笔录，研究者完全支配他们，没有任何人监督他把哪些部分挑选出来作为重要的部分；④培养严谨的科学态度，不能为迎合研究者或读者的需要而隐瞒、伪造或杜撰事实。4.对参与者过于拉关系，假扮友谊

质性研究中研究者需与参与者保持良好的关系，以保证研究的顺利进行，因此易出现为达到研究目的，有意无意和参与者过于拉关系，假扮友谊的现象，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研究者对关系的兴趣来自于研究本身，为尽快顺利收集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资料，研究者会采取一些方法拉近彼此的距离，使参与者对自己敞开心扉。尽管我们为访谈能顺利进行，需掌握些谈话和采访的技巧，但过于拉关系假扮友谊易带来一些问题，如研究者通过“拉关系”技巧在访谈中引出参与者信息时，可能会剥夺参与者对访谈过程提出质疑的机会，因为提出质疑似乎会伤害研究者假扮的友谊，这对参与者是不公平的；研究中建立亲密关系可能会把访谈带向一种半治疗性的访谈，可能会侵犯参与者对自己内心最深处想法的“不知情权”；建立亲密关系可能会引出研究范围以外的信息，有时还会超出研究者能处理的范围[6]。

研究者在与参与者建立关系时应注意：①真正做到尊重每一个参与者，努力地与每一个参与者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②需经常进行充分的反思，关注每一次研究和每一次个人访谈中出现的问题，同时知道只要研究者不过于的拉关系，参与者也可以掌握自己的参与程度；③进行换位思考，因研究发现如果不是自发的感到和参与者之间有共鸣的话，建立良好关系比较困难。5.工作不慎，参与者受到伤害

参与者在参与研究过程中易受到的伤害主要有：要求参与者回答一些对其心灵伤害很深，甚至宁愿忘记的问题，使其再次经历失败、恐惧不安的感受；在研究敏感问题时，如传染病、自杀、吸毒等隐私泄露；因研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些伤害轻则使参与者遭到身体、精神压迫及不适，严重时可能造成被访者人格或名誉上的永久伤害。其原因主要与研究者极力挖掘更“丰富”的资料而忽视参与者的感受及研究设计中保密措施不严密有关。

在质性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应使参与者免遭不舒适或伤害，故在研究前，研究者应谨慎评估研究参与者的利益和风险，并尽最大可能将风险减少到最低水平，工作中应注意：①避免选择易对参与者造成伤害的研究问题；②尤其关注易受伤害的群体，如未成年人、心理障碍者、伤残者等；③应清楚知道参与者有权随时退出研究，不能因此使参与者受到任何不公正的待遇；④对参与者匿名保护，绝不能泄露参与者的隐私；⑤访谈中应让参与者远离可能很敏感的话题，看到参与者情绪低落、而无法控制自己情绪、痛苦时，应暂停访谈并提供适度的支持，虽然这样做可能不会达到情感上袒露的程度，而这却是“好的访谈”的特征。

总之，我们要知道伦理道德问题在任何一项研究中都是非常重要的议题，在质性研究中更加重要。护理人员在进行质性研究过程中须遵循一系列伦理原则，如知情同意原则、有益原则、自然原则、保密原则、公正合理原则等[7]，使护理质性研究能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