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重磅：对接监察委,将成立职务犯罪检察部法纳刑辩
重磅：对接监察委，将成立职务犯罪检察部法纳刑辩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在机构层面完成以后（31个省级监察委员会已全部成立），检察机关与监察委员会的对接就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沿袭原有的机构设置进行调整还是新设专门职能部门，是检察机关面临的必然选择。2018年2月7日，“湖南检察”发布新闻稿，记者从湖南省的全省检察会议上获悉：湖南省日前成立了职务犯罪检察部。这是检察机关内部调整的重要一步，结合本轮改革的背景资料，可作如下分析：
一、为什么要成立职务犯罪检察部？ 在检察机关内部成立职务犯罪检察部，是适应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客观需要。在16年底开始的改革，造就了全新的国家监察机关。监察委员会在吸收检察机关的侦查权、行政机关的监察权、职务犯罪预防权等权力后，体量巨大，客观上改变了我国“一府两院”的权力结构。由于我国公权力机关之间关联甚密，其中一个部门的重大变化必然对其它部门产生影响。在前监察委时代，职务犯罪公诉部门（比如广州地区为公诉二处）向法院起诉的案件对象为本院反贪局、反渎局侦办的职务犯罪案件，侦查部门的级别尚与公诉部门匹配，且同属检察机关，在体量与地位上是互相平衡的，出现矛盾也容易协调。后监察委时代，职务犯罪公诉部门向法院提起的案件对象为监察委办理的案件。从案件数量上看，由于监察委员会的监察范围远大于原反贪、渎部门的范围，其向职务犯罪公诉部门移交的案件量必然增加；从级别上看，监察委员会高于检察机关原公诉部门（且为独立的实权部门），需适当提高公诉部门的权威，以制衡外部压力，独立行使公诉权。案件处理需要与行政规律的客观要求，是成立职务犯罪检察部的两大原因。据了解，湖南省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检察部由由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朱必达兼任。显然，职务犯罪检察部的级别高于原公诉部门。此外，其工作人员全部从省检内部优秀检察人员中调剂，专业能力自不必担忧。从各地实践来看，在湖南省之前，试点地区的北京市已设立职务犯罪检察部，以便于与监察委员会办案衔接。许多学者也纷纷撰文建议检察机关成立专门与监察机关的对接部门，改革之声趋于主流。湖南的改革，或许只是全国检察机关内部改革的一个开端。
二、职务犯罪检察部的职权 上文已经提及，职务犯罪检察部的级别高于原公诉部门，原因之一在于职务犯罪检察部并非一个纯粹的公诉部门，而是多项权力的集合部门。从整体上看，职务犯罪检察部的职权包括职务犯罪案件的刑事立案、决定采取强制措施、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等检察权。而据湖南省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必达副检察长对记者的回答，职务犯罪检察部主要承担以下职能：
1、根据监察委员会的建议，提前介入职务犯罪案件调查工作；
2、对监察委员会移送的职务犯罪案件决定刑事立案；
3、对监察委员会移送的职务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采取强制措施；
4、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管辖；
5、对职务犯罪案件审查起诉；
6、办理职务犯罪案件退回补充调查或自行补充侦查；
7、对职务犯罪案件提起公诉；
8、指导和考核全省职务犯罪检察工作；
9、对检察环节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10、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显然，除了原公诉部门的职权，职务犯罪检察部还吸收了侦查监督等部门的部分权力，无论是级别还是职权都在原职务犯罪公诉部门之上。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第2项中的“对监察委员会移送的职务犯罪案件决定刑事立案”并非是监察委调查完结后的立案审查，而是提前到调查终结前的立案阶段的审查，是为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权的一部分。由此可见，虽然监察委员会并不行使侦查权，而是调查权，并不受刑诉法约束（比如不受律师会见条款的制约）。但这并不意味着检察机关丧失了对监察委员会的立案监督权。从办案流程上看，监察委员会办理的刑事案件，应移送给职务犯罪检察部。检察机关办理监察委员会移送的职务犯罪案件，就案件管辖、证据标准等问题，向前可以与监察委员会对接，往后能与人民法院沟通。由于监察委员会的定位并非刑事侦查部门，且不受刑事诉讼法的约束，其办理的案件只能通过检察机关的转化才能正式进入刑事诉讼程序。职务犯罪检察部，是连接案件调查程序与审判程序的中间环节。湖南省在省一级检察机关建立职务犯罪检察部后，朱必达副检察长表示，各市州检察院和基层院可以参照执行。由此可见，检察机关内部的调整将不限于省一级的层面，而是扩展到省级以下的检察系统。从全局来看，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启动后，检察机关依据宪法129条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之定位，作了两个方面的调整： 其一是业务范围的调整，前监察委时代的“法律监督机关”，虽设立行政、民事监察、申诉等部门，但其主要业务来源为刑事部门。后监察委时代，检察机关通过积极挖掘“法律监督机关”的内涵，打出了公益诉讼的招牌，并已形成成功案例； 其二是检察机关内部结构的调整，前监察委时代，检察机关拥有反贪、渎部门，职权多元化，人员数量较多；后监察委时代，由于反贪、渎部门基本整体转隶，检察机关可考虑扩大其它部门的组织规模。具体而言，随着民事公益诉讼的展开，需要大量人手投入。另一方面，在与监察部门的对接上也有大量事务需要处理，无论是侦查证据的审查、立案监督、起诉，都应适当增设机构和人手。长期以来，对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定位一直受到争议，反对的观点之一为“侦查权是行政权”，而非所谓的法律监督权。后监察委时期，由于侦查权的剥离，此种反对观点自然烟消云散。但是，失去了侦查权的检察机关，监督力度是否能够保持甚至超越改革的效果便成了疑问。笔者认为，检察机关虽丧失了职务犯罪的侦查权，但仍可通过职能的集中强化以及机构改制，积极履行法定权力，重塑宪法129条所规定之“法律监督机关”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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