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民法通则到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
从民法通则到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人格权法的产生、发展与展望
杨立新
【全文】
主讲人:杨立新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时 间:2006年9月18日
地 点:中国人民大学3201教室
杨立新:《民法通则》和《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颁布实施,代表了中国人格权法发展的两个里程碑。从这样一个期间来看中国人格权法的发生和发展,应该说是一个最好的视角。我们今天就从这个视角来观察中国人格权法发展的历史进程。
一、中国人格权法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巨大社会意义
先说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格权法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巨大社会意义。这就要说到《民法通则》的历史意义,以及这部法律规定人格权法的重大意义。
(一)《民法通则》特别规定人格权法的历史背景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在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二日《民法通则》没有制定颁布之前,在中国的法律当中,应该说没有人格权法这样的一个概念。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到一九八六年的四月十二日,在这样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民法没有人格权的概念。大家可以检索一下,在那个时期里,我们能够看到的所有的民法教科书,能够看到的那个时代所有的法学文章,极少有学者谈到人格权,可以说几乎是没有的。所以,在这个期间内人格权法几乎是一个空白,几乎没有学者在研究这个问题。
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就不存在人格权吗?应该说也不是!在中国古代的法律当中,对人格权的保护也有一些零星的规定,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那个时候所说的人格权,不过是少数人的人格权,当然也有普通人的人格权保护,那就是对生命权和健康权的保护,那就是杀人罪和伤害罪喽!但是,在那个时候,在法律当中宣称有人格权这个概念的,从来没有存在过!
一直到清朝末期变律为法的时候,大清朝的立法者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起草了《大清民律草案》,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国就有了人格权的规定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人格权法,应该说是从《大清民律草案》开始的,《大清民律草案》借鉴的方法大体上是德国的方法,一直延续到《民国民律草案》,最后到国民政府制定的民法典。
国民政府制定的民法典基本上遵从的是德国法的方法,在总则当中对于姓名权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规定,然后在侵权行为法当中对于侵权行为法所保护的权利范围当中提到了人格权。
到了一九四九年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共产党掌管了政权建立了新中国之后,应该说,那个时候,我们是不重视民法的,一直到今天的重视程度也没有达到一个相当的程度,但幸好我们现在已经很重视了。一九四九年以后我们没有民法典,当然也就没有人格权法的内容。在当时的司法实践当中,虽然生命权、健康权也受到保护,比如说,杀人、造成他人重伤害、轻伤害,也构成犯罪,在民事审判中也有损害赔偿的问题,但是,当时人格权作为一个体系化的规定,在法律当中并不存在。
这样的一个空白就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那个时候,人格权受到了极端的践踏,各位同学没有经历过那个时期,通常是在看电影或者小说的时候会看到这样的情景,而我在实践当中是真实的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当时的状况是,可能今天晚上你还是一个好人,但是到了明天你可能就被抓了,拉出去游斗了。在这样一个时期里,是完全没有法治的,当然也是人格权遭受最为严重践踏的时期。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新中国开始走向了发展的道路,法制建设也走上了一个发展的道路。这个时候就开始起草《民法通则》了。
(二)《民法通则》规定人格权法的重要意义
在起草《民法通则》的时候,我们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所以在《民法通则》第五章的第四节第一次规定了“人身权”这个概念。我们知道,人身权这个概念是一个大的概念,它相对应的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财产权。人身权当中应该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人格权,一部分是身份权。但在《民法通则》第五章第四节规定的人身权中没有规定身份权,完全规定的是人格权,所以这部分应该是人格权法,而不是人身权法。实际上这也意味着当时制定《民法通则》的时候我们运用概念运用的也不是很准确。这是在历史上,特别是在一九四九年以来的这样一个历史上,在中国的法律当中第一次出现了人格权法这样的概念,在法律当中较为完整地规定了人格权。所以,这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
为什么在一个短短的一百五十六条的法律当中,就规定了全部的民法问题中,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篇幅来规定人格权呢?这种状况,我想应该与世界人权和人格权的历史发展有着非常相似之处。这个世界的历史时期就是“二战”前后。
在“二战”之前,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对人权、人格权都不是特别的重视,那个时候,世界各国都没有特别强调人格权的问题。当然,在德国民法、瑞士民法当中也都规定了人格权的内容,但是对人格权的保护和强调并没有那么强烈。但是,到了“二战”以后,全世界人民都在强调人格权,为什么?就因为有“二战”中德、意、日法西斯践踏人民权利的历史悲剧的发生。在这样一个极大的历史悲剧结束以后,世界各国人民都在沉痛地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样一个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对人权的不尊重,对人格权的不尊重。不仅仅全世界人民都在反思,就是在战败国当中也在考虑这样的问题。大家可以看一看,在德国战后的基本法当中,在最显著的位置规定了人格尊严。在日本的宪法当中,也在最显著的位置规定了人格尊严和两性平等的原则。在“二战”以后这样一个历史的转变时期,人们开始重视到人权,重视到人格权对每一个人的重要性。
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以后,制定《民法通则》的时期,与这样的历史时期是这样非常地相似呢?因为中国经历的“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一个人权践踏的历史悲剧。在这个历史悲剧结束之后,人们也是在痛病思痛地来思考这个问题,因而发现了人权、人格权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极端重要性。所以,《民法通则》为什么会用这么大的篇幅去写人身权利、人格权?完全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大家想一想,当时起草《民法通则》的那些老专家,他们就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他们就经受了那样的折磨,他们在写法律的时候难道不会把他们切身的惨痛经历和极端的体会写到法律里面去吗?一定会的,他们就是要这样写好人格权法,用法律保护每一个人的人格权,以求今后不会再发生类似“文化大革命”践踏人权、践踏人格权的惨剧的发生。所以,《民法通则》第一次规定了人格权,规定了人格权的体系,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才出现了人格权法的规定。
(三)《民法通则》规定人格权法的特点
那么,《民法通则》当中关于人格权的规定有哪些特点呢?我认为有以下几个特点:
1.人格权体系具有相对独立性
《民法通则》规定的不是民法的全部内容,但是它写的是全部的内容。为什么?就是因为它使用了极其简单的方法来规定了这个法律。这几天,台湾大学的王泽鉴老师一直在我们学校访问,他的关于人格权的一些研究和主张,大家可能都听到了。应该说,王泽鉴老师对人格权的那些看法和我们的看法基本上是相同的,很多观点也都是一致的,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英雄所见略同”。(笑)本月22号下午在人格权法的研讨会上,北京大学的尹田教授率先发言,尹田教授认为,人格权不应该是一个民法的权利,应该是个宪法的权利,这样就会使人格权的保护更为完善。这个观点我们都进行过批评,认为他的这个主张是不对的!王泽鉴老师对此问题特别有研究,王泽鉴老师接着就发言,说明了人格权法是宪法权利,但更是民法权利。民法权利规定在民法当中,就会更好保护,避免了引用宪法保护人格权的难处。这样,就把我们要说的话全部都给说出来了,并且还指出尹田老师的主张值得斟酌!(笑)
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要提到王泽鉴老师呢?因为在《民法通则》颁布实施以后,王泽鉴老师有个评论,他说:“中共的《民法通则》是一个民事权利的宣言。”其实王泽鉴老师说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确确实实大陆有了民事权利的宣言了,这是非常好的;另外一层含义是,《民法通则》只规定民事权利,但是没有规定具体的规则,光规定民事权利了,这些民事权利的内容是什么,怎样进行保护并没有规定。因此,说《民法通则》是一个民事权利宣言,这其中有表扬,其实也有批评。对民事权利仅仅作了宣言性的规定,但是没有规定行使权利的规则是什么,这样的权利也不大好用。
《民法通则》第五章把全部的权利规定了一遍,分为四节,第一节是财产所有权以及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这一部分讲的是物权;第二部分讲的是债权;第三部分讲的是知识产权;第四部分讲的是人身权,也就是人格权。在“民事权利”这一部分当中,应该说它是民法典分则的缩影。我们在1986年的时候没有办法制定一个完整的民法,主要是分则制定不出来,在《民法通则》当中,总则的主要内容已经规定了,第五章实际上是对于分则的内容做了一个概括性的规定。这个规定就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它把人格权不仅仅第一次提出来,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而且还把它与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这些基本权利是放在同样的位置上去规定的,它也占了独立的一节。应该说,这个规定在全世界都是少见的,是极为先进的立法。这样,从《民法通则》的体例上看,人格权的体系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是单独成为一个部分的,是与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等民事权利处于一个同等的地位的。
我要说说世界各国民法关于人格权法规定的立法体例。人格权的立法体系应该说有四种:
(1)法国法式。应该说法国法是非常重视“人”的,它的民法典一共是三编,第一编规定的是关于人法的问题,第二编规定的是关于财产法的问题,第三编规定的是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它专门用一编来规定“人”,但是没有人格权的内容。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1804年的时候,各国对于人格权还不是特别强调,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强烈的人格权意识。
(2)德国法式。德国的民法典规定了人格权,它在总则当中规定了姓名权,然后在侵权行为法当中又规定了侵权法所保护的人格权,生命、健康、身体和自由,同时又规定了信用权和贞操权。在德国法当中的这样规定的方法,是将人格权的主体部分放到侵权法当中的,事实上是在规定侵权法保护这样一些权利,但是,这样的规定没有把人格权的内容展开,仅仅是提到而已。
(3)瑞士法式。瑞士民法典把人格权专门规定到了总则当中,在总则当中专门有一部分规定人格权,而且还规定了一般人格权。在这些民法典当中,应该说瑞士民法典关于人格的规定,关于人格权的规定是最好的做法。
(4)魁北克法式。加拿大的魁北克民法典对于人格权的规定采用一个非常特殊的方法,它把人格权放到了分则当中进行规定,专门用一编的篇幅来规定人格权。
相比较而言,《民法通则》关于人格权的规定,应该是和魁北克民法典的规定是一样的,我们《民法通则》的第五章相当于民法分则的缩影,这一章中专门有一节对人格权进行了规定,这就相当于在分则当中会有一个独立的人格权部分。这一点正好和魁北克民法典是一样的,它在分则当中专门有一编来规定人格权。但是有的学者提出来,在分则当中对人格权进行规定会降低人格权的地位,如果放到总则当中进行规定会不会使人格权显得更为重要?当然也有学者提出,在分则当中专门有一编作为人格权的内容,然后和其他的权利相并列,这样是不是更好,是不是更突出人格权的地位?所以,我们是采取后一种观点,因为这种做法更能够张显人格权的地位,恰好我们的《民法通则》也是采用这种方法。2001年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我说这也可以叫做人格权立法的中国模式。这虽然和魁北克民法典的规定是相一致的,但我们起草《民法通则》的时候还不知道有这个法典呢,大概在90年代中期才知道有这么一个法典。我们在民事权利这一部分当中单独规定人格权的做法,应当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到今天,我们讨论要不要在民法典当中把人格权单独成编,其实说的还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早已经在《民法通则》制定的时候就解决了。
在体例方面,人格权在民法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地位,这是一个中国模式,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2.《民法通则》规定人格权法确定了中国人格权法的基本内容
《民法通则》也把人格权的基本内容给确定了,确定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个内容体系大体上是这样,可以说是讲了两组权利,一组权利就是生命健康权,这是在《民法通则》第98条规定的,这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这样写了以后,大家就开始讨论它究竟包括几个权利,其中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就是生命健康权;第二说法说它包括生命权和健康权;第三种说法说它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后来经过很长时间的讨论,多数学者逐渐认同了第三种说法。后来,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论身体权及其民法保护》,后来这篇文章大体上就把这种分歧明确下来了,大家基本上认可这样的意见。第二组权利,就是下面规定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婚姻自主权。
这些权利基本上构成了中国人格法的基本内容,也就是说,中国的人格权有两个部分,一个是生命健康权,这是一个物质性的人格权体系,另一个使精神性人格权的体系。
这样,我国人格权法的体系和基本内容大体上确定下来了,这是《民法通则》关于人格权规定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3.《民法通则》规定了中国人格权法的基本保护方法
人格权受到损害以后,可以请求损害赔偿。在以往的审判实践当中也是这样做的,造成了医药费的损失要赔偿等,《民法通则》把这部分固定下来了,就是《民法通则》的第119条。但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并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对于精神性人格权的损害可不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在那个时候,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还不像我们现在讨论民法问题这样,你的观点是怎么样,他的观点是怎么样,可以自由讨论,但在那个时候讨论问题,有点像我们前一段讨论物权法那些持不同观点的教授与我们争论的时候有点一样,动辄就要指责对方资产阶级思想。对精神性人格权的保护采用精神损害赔偿的方法进行,本来就是资产阶级的法律制度,这样的制度要不要用到社会主义民法制度当中来?因此,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具有极大的风险。那个时候,最典型的看法就是,资产阶级的那种人格商品化是一个非常有害的东西,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该看到人格价值是没有办法估计的,既然没有办法估计那就不赔偿,要赔偿就是要走“资”道路。所以,按照“左”的思想,就得出这样一个相反的结论,对于精神性人格权的损害,不赔偿才是正确的,人格权受到损害要承担精神损害的问题那就是人格权商品化的问题,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老一代民法专家冒着风险,最后终于在《民法通则》第120条确定了关于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损害以后,可以请求赔偿损失。这在当时的条文中,并没有说它是一个精神损害的赔偿,仅仅讲了一个赔偿损失。大家可以看一看有些教授写的文章,他们提出《民法通则》根本就没写精神损害赔偿,对于120条提出的赔偿损失,你们说是精神损害赔偿,可是那里面根本就没说是精神损害赔偿。后来我在相关的文章当中对此观点作了一个驳斥,很有意思的是,到了20年后的今天,在福州召开“海峡两岸法学论坛”的时候,有的教授又把我的这个观点给批了一顿,他说:“杨立新说了第120条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其实他也没有什么根据;但是我们也不否定民法通则确实存在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既然如此,那你跟我讨论这个问题有什么意思?你既然承认有精神损害赔偿,然后再把我批了一顿,最后得出的结论给我的是一样,不是瞎耽误功夫吗?(笑)
我说,精神损害赔偿在当时的情况下的规定,可以引用一句经典的话来说,叫做“犹抱琵琶”,遮住一半,露出一半。也可以用另一句话来说,叫做“羞答答”地承认了精神损害赔偿。为什么呢?我们应该理解当时的状况,在1986年的时候,人们的思想还没有太解放。我记得,80年代初,我在老家当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的时候,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那个地区从北京请了一位教授来讲课,说到毛主席也不是神,也要三七开,要检讨毛主席的缺点。这位教授做完这个报告以后,地委的领导就火了,地直机关的绝大多数干部也火了,一致的意见是,怎么能否定毛主席呢?在这样一种情形下,起草《民法通则》的这些老专家能够做到这一点,作出了这样的规定,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在今年4月12号的时候,我们民商法研究中心召开了一个大型的会议,题目叫做“光荣与梦想”,副标题是《民法通则》颁布二十周年纪念会。这些老专家回忆当时起草《民法通则》的“险恶”情况,不知道有多少人反对制定《民法通则》,不知道有多少人反对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昨天我看了一下我在这次会上的演讲稿,当时我还批评这句话,叫做“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就是第五章第一节的题目,我说这是用一个极为生涩的概念来代替物权法。在会上,讨论这个概念是谁提出来的时候,王家福老师说这是他提出来的,因为在写物权和他物权的概念的时候,不敢用这样的概念,既不敢用他物权这个概念,也不敢用用益物权这个概念,王老师在家里整整想了一夜,第二天上班以后说,我想起来一个词,大家说好不好?大家听了一致说,高!最后就用它了。因为它没有用资产阶级法律的概念!(笑)大家想一想,当时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敢顶着压力把精神损害赔偿写进来,真的是不容易了!然后在《民法通则》第134条又规定了一系列的侵权的民事责任,这里面一共规定了十种民事责任,其中六种都是可以用来保护人格权的。如果没有《民法通则》的第120条的规定,我们今天对于人格权的保护仍然不会有太大的进展。关于《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的“也可以请求赔偿损失”这个词,真的就使精神损害赔偿在中国彻底地扎下了根。我6月份到荷兰访问,在说到他们的民法典的时候,他们的法官对我们介绍,觉得很羞涩,因为他们的死亡赔偿没有规定精神损害赔偿,这一点上远远不如中国。他们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差不多就像我们《民法通则》规定的那样,我们《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死亡的赔偿就赔偿丧葬费以及死者生前抚养人的生活补助费,他们现在还是这样,赔偿不了多少钱。这样的立法导致什么后果呢?一旦把一个人弄成重伤了,这样要赔偿很多钱,还不如把他弄死,反而赔偿的会更少。荷兰人也是这样说的。
(四)《民法通则》规定人格权法存在的局限性
这三个方面就是《民法通则》关于人格权法的重大的贡献。我们现在实事求是地回过头来说,从今天我们发展的眼光来看,《民法通则》在规定人格权的问题上也有很多缺点,这些缺点我想把它列举一下。
1.体系、内容不完整
《民法通则》关于人格权规定的最大问题就是它的体系、内容不完整,大的体系有一般人格权,有物质性和精神性人格权,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的内容不完整。比如在生命健康权当中是不是应该包括身体权,说得不是很清楚;在精神性人格权当中,一些最重要的人格权没有规定,比如人身自由权在宪法当中都有规定,但是在《民法通则》当中没有写,其实这些权利在当初的民法草案当中都有,但是在通过的时候就把这些有争议的权利都给拿掉了。隐私权在原来的草案当中也有规定,但是到了正式通过这个法律的时候也给拿掉了。这两个权利是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拿掉的权利,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缺点。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具体人格权也应该规定的,比如性自主权等等,这样一些权利都应该作出规定,但是都没有规定,这一部分应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遗漏。
2.在人格权法当中没有对一般人格权作出明确的规定
一般人格权是相对于具体人格权的一个权利,一个基本的权利。这几天在王泽鉴老师举行的一系列的研讨会和讲座当中,也特别强调具体人格权和一般人格权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它是一个高于所有其他人格权的这样一种权利;有学者还认为,它是一个补充性的权利;还有学者认为,它是一个兜底性的权利。不管怎么说,一般人格权的内容一般理解为三个,一是人格独立,二是人格自由,三是人格尊严。在当代的立法当中,往往用“人格尊严”这个概念就可以代替一般人格权,大家可以看一看德国基本法,所讲的人格尊严是一般人格权的渊源;日本民法也是规定人格尊严作为一般人格权的概念。我们在《民法通则》当中没有明确规定一般人格权,就是因为没有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规定。我们的《宪法》中关于人格尊严是有规定的,也可以说宪法当中关于一般人格权是存在的,但是在《民法通则》当中人格尊严放在哪里了呢?放在了名誉权当中去了,公民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这样就使人格尊严这种基本民事权利变成了一个具体民事权利的内容,这一点也是《民法通则》规定人格权当中存在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这也造成了我们在《民法通则》当中关于一般人格权没有明确规定,而是把它变成名誉权的一个内容了。对此,我在写文章的时候就强词夺理,我说既然讲的是人格尊严,那讲的就是一般人格权,我们把它拿出来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但是,实际上当时并没有把它当做一般人格权来进行规定。
什么时候才有了一般人格权的明确规定呢?是在《消费者保护法》当中才强调了人格尊严的重要性。在起草这个法律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案件,在90年代初超级市场才刚刚开始兴起,在国贸旁边建了一个超级市场,有两个女青年在超市里面转了一圈没买什么东西就出来了,出门的时候就被保安拦下了,说她们买东西为什么不交钱?这两个女青年说我们没有买东西啊!结果保安就说她们身上肯定带了他们的商品,然后就把这两个女青年带到一个房间里面去进行了搜身,最后确信她们两个人没有带商品的时候,才把她们放出来。后来,这件事情被《中国青年报》进行了报道,披露出来以后就引起了社会的强烈的反响,一致认为,这就是对人格尊严的损害。这个时候正好起草《消法》,专家一致认为,我们对一般人格权的保护确确实实存在问题,所以才在《消法》当中特别强调对于人格尊严的保护。我们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重视了对一般人格权的研究,加强了对人格尊严的保护,《民法通则》当中对一般人格权的问题应该说是一个疏漏。
3.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适用过于狭窄
在《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当中,仅仅规定了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损害的时候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应当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予以保护的人格权没有进行规定,特别是在侵害健康权、生命权、身体权的问题上,《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赔偿数额是非常低的,也没有抚慰金的赔偿。比如死亡的赔偿,仅仅赔偿丧葬费和死者生前扶养的人的生活补助费,如果丧失生命的受害人如果生前没有扶养的人,那造成他的死亡就赔偿一个丧葬费。据我的掌握,当时的丧葬费最高的是两千块钱,最低的是几百块钱,也就是火化费和骨灰盒费,并且都是抵挡的标准。这样就形成了我刚才讲到的那种情况,造成死亡后果的时候,财产责任是一个最轻的责任。这说明我们的立法还是存在问题的,造成死亡的赔偿中,最重要的应当是精神损害赔偿,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规定,造成残疾的、一般伤害的以及侵害其他权利的也没有规定抚慰金的赔偿。所以,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是非常有限的,它的范围一旦受到这样的限制,它的作用就发挥得就不够,所以才出现这样的问题。
这是《民法通则》存在的三个方面最为明显的缺陷。1987年,也就是《民法通则》实施以后,司法机关很快地就发现了这些问题,比如造成死亡的赔偿不够,天津法院在判决这样案件的时候就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十岁的孩子交通事故死亡以后了,法官就感到没有什么好赔偿的,就赔偿不了多少钱。后来有的法官说,这家人把这个孩子养到十岁要花多少钱,一年最起码也要花几千块钱,十年就应该赔偿几万块钱,后来说这种算法不对,这也不是养什么动物,这不是赔偿人生命权损害的赔偿方法。生命权的赔偿方法应该是余命的赔偿,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有一个寿命的预期,这个寿命的预期就应该是人的平均年龄,中国人的平均年龄男的是73岁,女的是76岁,现在这个孩子才十岁就“壮烈牺牲”了,那他就少活了63年,你应该赔偿他63年的余命,应该用这样的方法来进行赔偿。但是当时提出这样的问题来,也说明我们的规定是有问题的。
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民法通则》确实具有极为重大的社会进步意义,在人格权立法方面有着划时代的进步,但是它的问题也是明显的。应当看到的是,《民法通则》的光辉与它的缺点相比,无比的灿烂,正因为《民法通则》做了这样一个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的人格权法的基本性规定,我们才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假如当时《民法通则》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规定,到今天大家还不会有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今天应该说已经很幸福了,我们有这么好的教室,我们每个人都得到相当的尊重,人格得到了一定的申张,这些都是《民法通则》功劳,如果没有《民法通则》,我们还可能随时面临“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因为“每七八年来一次”嘛。......
第二篇:从法人到法人精神损害赔偿
前言
精神损害赔偿一直是近年来侵权行为法中的热点问题。但主要是探讨自然人精神损害赔偿,而对法人精神损害赔偿论及较少,甚至有学者还从不同方面来论证法人并没有精神损害赔偿。笔者认为,此说法有待商榷,如果我们从法人的定义、法人制度的形成以及法人的本质和精神损害赔偿的基本问题入手,我们就会发现法人不仅有物质财产的损害,还有精神损害的赔偿。
一、法人和法人制度
法人并不是自然出现的产物,它是社会发展到某一特定阶段,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这种产生在最初是自发的。后来,政府或国家为了规范社会有序运行,便采用了文明的方式—―法律,来约束和规范法人。
原始社会生产力比较低下,缺少法人产生的物质基础。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有了飞速发展,但由于阶级特权的存在使得法人的出现缺少阶级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生产的扩大化使得个人之间必须联合,这样可以减少风险,增强投资与交易的信心,而这种联合的方式便是法人。因此,法人制度的确立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法人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法人概念的出现。法人的雏形是非法人性质的团体,如古罗马出现了一些商业性团体和慈善性团体和中国古代的多人合作的“钱庄”、“商号”、“当铺”等团体。但罗马法中并没有出现“法人”概念。
最早的法人概念是在18世纪德国学者的学术著作中出现的。在立法方面,一直到1896年,《德国民法典》才对法人制度有了专门章节的规定。此后,日本、瑞士、前苏联、旧中国等国家的民法典,都明确规定了法人制度。现今,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的民法典或民法中都不同程度地确立了法人制度。
关于法人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流行观点。第一,团体人说。这是台湾学者郑玉波提出的法人乃“法律赋予权利能力(人格)之一种团体人也。”①第二,独立财产说。此说是由大陆学者张俊浩提出的“法人是民法赋予权利能力的自然人以及设有章程和管理机构的独立财产。”②《法学辞海》的解释与张俊浩持相似观点。“法人,依法定程序设立,有一定地组织机构和独立的(或独立支配的)财产,并能以自己名义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③第三,两合组织说。其代表是梁慧星先生,“所谓法人,是指由法律规定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人合组织和财产组织体。”④第四,社会组织体说。台湾法学家史尚宽在其《民法总论》中对法人的论述是这样的。法人是“非自然人而得为权利、义务之主体者。”⑤除了上述的四种学说观点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观点,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法人是相对于自然人的另一类民事主体。这在立法上也体现了这一点,但是都没有对法人下一个定义。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和中国在民法典或民法中有法人定义。苏俄1922年民法第13条,“凡人,机关或团体之结合,其自体,能取得财产权利,承担义务,并在法院起诉及应诉者,认为法人。”这部民法典经完善之后,苏联在1964年民法典第23条又规定,“凡拥有独立的财产,能够以自己名义取得财产权利和人身非权利并承担义务,可以在法院、仲裁署或公断法院起诉和应诉的组织,都是法人。”我国《民法通则》第36条也给出了法人的定义。
诚然,法人无论从学理还是其在立法上,都是相对于自然人的另一类民事主体。但依笔者之见,法人与自然人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联系,从法人的设立、活动、意志自由、终止和消灭等环节来看,无不是自然人的因素在其中起了决定的作用。法人出现,是由近现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而民法规范法人的重点,是营利性的商事公司及其他企业组织。但我们不能否认,法人带有自然人的痕迹。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觉得法人的定义为:法人是与自然人紧密联系并反映其权利义务在法律上延伸的民事法律主体。法人首先是民事主体,民事主体必然要有权利义务,而这种权利义务是自然人在法律上的延伸。
法人有无人格,这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也可以说是赞成与否认法人精神赔偿主张的一个分水岭。法人肯定有人格,因为从前面法人的定义来看,法人是与自然人紧密联系并反映其权利义务在法律上延伸的民事法律主体。法人的人格是以自然人的人格为基础的,它的人格也就是自然人人格在法律上的延伸。
什么是人格?“人格脱离了人,自然就是一个抽象。”①人格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来阐述其意义。
1、从社会学来看,人格是“人的特质与品格也”、“个人的尊严、价值和道德品质的总和。”法人
人格的社会学意义在于法人只有人格尊严和社会价值。
2、从心理学来看,人格是“以先天禀性赋予后天习惯,为个人之人格基本,而以人格之特质,包括智慧、动性、气质及自表和社会性五大范畴之下,其品格高下,即依其对社会之行为而许是之。”“在心理学上,即个性。”
3、从哲学来分析,人格是指“具有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能力,即具有感觉、情感、意志等机能的个体,它是唯一真实的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的基础。”
4、从法学来看,人格“指能够作为权利、义务主体的独立的资格。”“个人的一般名誉,在有关诽谤的诉讼中,一个原告的普遍的坏名声可减少损害赔偿金所反驳。”人格在法律层面上是法律所规定和保护的利益。法人人格的法律意义在于法人人格具有利益,而这种利益,是无形的精神利益。
“人格权以人格利益为客体,并不是以人的人身为客体。”②法人人格权,指法人作为民事主体具有法律上的独立人格必须享有的民事权利与民事利益。法人人格权的最终确立,不仅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法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作用越来越大的客观要求,而且也是社会进步的内在表现。“与自然人人格权相比,它具有以下特点:首先,法人作一种社会团体,不具有与生命密切相关的人格权,如生命权、健康权、婚姻自主权;其次,法人人格权一般来说与利益有为密切的联系,尤其是企业法人,更多的时候是无形财产;最后,由于法人的某些人格权只是财产权,因而法人某些人格权可依法转让,如商业秘密可依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转让。
法人有哪些具体的人格权,这是确定法人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的前提。依笔者之见,法人人格权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法人的名称权。所谓法人名称权,指法人对其依法定程序取得的名称享有使用并排斥他人非法侵害的民事权利。它具有专有性、法定性和双重权利性。
第二,法人的名誉权。是指法人所享有的有关自己的社会评价不受他人侵犯的权利。
第三,法人的荣誉权。指法人所享有的有关自己的社会赞誉并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的不受侵犯的权利。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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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人身损害赔偿及交通事故高院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实际车主肇事后其挂靠单位应否承担责任的复函
(2001)民一他字第23号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你院关于“关于实际车主肇事后其挂靠单位应否承担责任的请示”收悉。我们研究认为,本案的被挂靠单位湖北洋丰股份有限公司从挂靠车辆的运营中取得了利益,因此应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此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中车辆登记单位与实际出资购买人不一致应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
发文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文号:[2000]执他字第25号 发布日期:2000-11-21 执行日期:2000-11-
21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沪高法[1999]321号《关于执行案件车辆登记单位与实际出资购买人不一致应如何处理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本案被执行人即登记名义人上海福久快餐有限公司对其名下的三辆机动车并不主张所有权;其与第三人上海人工半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与承诺书意思表示真实,并无转移财产之嫌;且第三人出具的购买该三辆车的财务凭证、银行账册明细表、缴纳养路费和税费的凭证,证明第三人为实际出资人,独自对该三辆机动车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因此,对本案的三辆机动车不应确定登记名义人为车主,而应当依据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确定归第三人所有。故请你院监督执行法院对该三辆机动车予以解封。
此复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如何认定买卖合同中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时间问题的复函 法研(2000)121号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陕高法[2000]50号《关于如何认定买卖合同中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时间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关于如何认定买卖合同中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时间问题,需进一步研究后才能作出规定,但请示中涉及的具体案件,应认定机动车所有权从机动车交付时起转移。
另外,公安部2001年1月4日发布的《机动车登记办法》第52条规定:机动车所有权转移时,原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将《机动车登记证》随车交给现机动车所有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原车主是否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承担责任的复函
(2001)民一他字第32号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原车主是否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承担责任的请示》收悉。经研究认为:
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因车辆已交付,原车主既不能支配该车的运营,也不能从该车的运营中获得利益,故原车主不应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承担责任。但是,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的行为,违反有关行政管理法规的,应受其规定的调整。
2001年12月3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购买人使用分期付款购买的车辆从事运输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财产损失保留车辆所有权的出卖方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
1.2000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
2.自2000年12月8日起施行
3.法释〔2000〕38号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川高法〔1999〕2号《关于在实行分期付款、保留所有权的车辆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购买方使用该车辆进行货物运输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出卖方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采取分期付款方式购车,出卖方在购买方付清全部车款前保留车辆所有权的,购买方以自己名义与他人订立货物运输合同并使用该车运输时,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出卖方不承担民事责任。
此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盗机动车辆肇事后由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
法释[1999] 13号
(1999年6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69次会议通过
1999年6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告公布自 1999年7月3日起施行)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被盗机动车辆肇事后肇事人逃跑由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使用盗窃的机动车辆肇事,造成被害人物质损失的,肇事人应当依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盗机动车辆的所有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此复
第四篇:从有效沟通到成功招聘
从有效沟通到成功招聘
[摘要]高校毕业生已成功走向“自主择业、双向选择”的轨道。企业要想成功发掘最适合自己的人才,招聘人员与应聘者沟通就显得尤为重要。“望、闻、问、切”是成功招聘的基本要素。
[关键词]企业;招聘;沟通;准则
所谓招聘是指组织为了发展的需要,根据人力资源规划和工作分析的要求,寻找、吸引那些有能力又有兴趣到本组织任职,并从中选出适宜人员予以录用的过程。其核心是通过选拔实现“人一事”匹配。目的是寻找具备最适合的技能,而且具有劳动的愿望,能够在企业相对稳定地工作的雇员。
成功招聘的关键在于:人力规划是前提;任职资格分析是基础;招聘策略是保证;面试考核是关键。笔者通过多年与毕业生相处,认为企业要实现成功招聘,除了要了解学生的需求(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外,需采用望、闻、问、切的招聘技巧。
一、望
所谓的望,就是观察。观察神色、形态。即望应聘者的精、气、神;望应聘者仪表仪态;望应聘者履历。
(一)望精、气、神
精,即精神,精神面貌。应聘者是否朝气逢勃、精神抖擞是招聘者应该看重的;气,即气质。一个人的知识厚薄、修养好坏往往是通过气质表现出来,所以招聘者应通过看学生的气质来综合衡量学生;神,即神态。如学生的眼神,若学生的眼神始终是往下,不敢正视主考官,很明显,这个人对自己就很不自信。所以,面试官一定要观察应聘者的各个微小表情动作,非语言线索往往最能暴露问题。
(二)望仪表仪态
仪表包括着装、打扮等。有的学生为了引起主考官的重视,一身名牌,非常富贵、绅士。那么招聘者就得注意了,像这样的人贵公司能否留得住?这样的人能否吃得了苦?等等;仪态,包括应聘者的行为举止。主考官可以根据岗位所需,设计一些场景模式来测评学生,观察、测评学生的素质。
(三)望简历
简历是个人依据事实,真实记录自己以往主要经历。通常来说,简历筛选是第一个环节,招聘方需要通过这个环节圈定自己的目标应聘者。所以筛选简历时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1 看简历中的关键信息。简历是应聘者的第一次自我介绍。一般包括姓名、性别、年龄、家庭情况、毕业院校、所学专业、工作(实习)经历、学校实践活动等等。在未与毕业生见面之前,这些信息都会成为面试官了解毕业生、挖掘其品质的重要依据。比如,简历里设置的父母姓名、工作单位一栏中,毕业生填写的短短一句话,就可能帮助面试官判断毕业生的潜在特点:家庭背景过于贫寒、身出大山的农家子弟,往往由于生活艰辛而多了一层历练,在工作中能有一种战胜困难的韧性;反之相反,在家庭成员一栏中,没有填写父母或只填写父母一方的毕业生,或是具备同龄人所不及的坚韧与自信,或是在性格和心智模式上发展不够全面,等等。当然,这些判断并不是绝对的,但应该成为面试中重点沟通部分。看毕业生的职业诚信。简历内容的完整性、真实性从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毕业生的职业诚信度。对于虚假的成绩单、虚假的专业排名,或故意模糊某些个人信息等,面试官一定要警觉,因为这些信息从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一个人的诚信和职业道德。看毕业生的工作态度。从简历的总体外观设计是否整洁、美观到措辞是否规范、书写是否认真、语法是否妥当、文字是否出错误等等,透过这些基本的信息来感知应聘者的工作态度。常言道:细节决定成败,态度决定高度,格局决定结局。一个连简历都不认真对待的人难说对待工作会有一个严谨的作风。看毕业生的思维能力。毕业生在简历中的文字表述、行文方式,简历撰写的层次性、逻辑性,都能流露出毕业生的思维特点。某些毕业生在撰写简历时,会花很大的篇幅描述自己的实习经历,而对自己的学习情况介绍只是寥寥几笔,这说明毕业生在把握重点方面可能存在不足,那么面试官在面试中可针对这方面进行重点考察。
二、闻
所谓闻就是要多听。即听其自我介绍;听老师、同学的评价。那么,面试官应当怎样去“倾听”应聘者的“回答”呢?
(一)多听应聘者的自己介绍多听信息。悉心准备的毕业生经常会在陈述中加进很多能力的介绍与能力的证明。为此,面试官要根据应聘者的陈述设置问题,以检验应聘者的实际能力水平。关注毕业生对个人能力的讲解是无甚意义的,只会误导自己对其的判断。多听结构。通过听应聘者的自我介绍来判断其自我陈述结构是否缜密、逻辑是否清晰、细节是否到位、时间分配是否合理等等,由此可以看出应聘者的逻辑能力、表达能力究竟如何。多听观点。很多毕业生在进行自我介绍或回答问题时会通过表达自己对某些事情的观点来凸现自己的特点,这些表达往往是关键而有效的,有助于面试官的判断。
但现在的大学生多为独生子女,为人处事又过多关注自我,强调个人利益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忽视整体利益,缺乏团队精神,面试官可以通过“听观点”来判断其团队精神如何。
(二)多听老师、同学对该同学的评价
任何一个学生都是学校的载体,老师、同学对其均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通过多听老师、同学对其全面的评价,有利于面试官对该应聘者作出综合判断。
三、问
所谓的问就是提问。在听完学生的介绍后,面试官根据已掌握的信息,对学生进行提问。在闻和问环节中,面试官应掌握“二八原则”。即面试过程中应聘者说话占80%,面试官说的话占20%。
问中有“话”。面试官在“问”的过程中应掌握“四多三少”的原则。
(一)四多
即多围绕着招聘岗位的核心要求,不断挖掘行为事例进行提问;多基于毕业生的历史行为进行提问;多通过映射法进行判断;多针对毕业生回答中的漏洞、疑点进行追问。多围绕着招聘岗位的核心要求,不断挖掘行为事例进行提问。在面试过程中,面试官在提问时容易犯一些错误:一是提出的问题过于理想化,带有一定的理论性;二是提出的问题具有一定的诱导性,而应聘者的回答有时也往往带有一定的隐蔽性,导致提出的问题对最终的判断缺乏帮助。这时,需要面试官提高警惕,围绕着招聘岗位的核心要求,不断挖掘行为事例来帮助进行判断。多基于毕业生的历史行为进行提问。毕业生大多都是有备而来,或是迂回地回避问题,或是采取安全策略,用一些模糊的大众化行为来替代自己实际中的表现。因此,面试官提问时可针对具体的、已发生过的事件,如毕业设计、社会实践中遇到过的主要困难以及解决方案等问题进行发问
历史行为提问一般采用“星星”面试法,即“STAR”面试法。“s”是situation,情景:“T”是tar-get,目标:“A”是action,行动:“R”是result。用这个面试法能很快挖掘出应聘者过去所做过的事情。先问情景(situation):“以前是在什么情况下做这件事的?”然后问目标(target):“能不能告诉我你做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接下来问行动(action):“你为了做这件事情采取了哪些行动?”最后问结果(result)。
对于历史事件的提问,应聘者往往难以回避,或者捏造没有发生过的行为,面试官从其回答的内容和逻辑,可以容易判断其真实性。多通过映射法进行判断。“映射式”考察方法,指的是通过设计与应聘者工作场景性质相似的情境和问题,来完成对应聘者的考察。这种考察方式主要适用于一些专业性比较强,难以对其专业性与岗位胜任力作出直接判断的岗位,如技术研发、财务等。在考察中,企业需要关注的是在所设计情境下,毕业生会有什么反应,从中推断出其思维模式,然后对照岗位需求,选择思维模式与岗位工作模式最相吻合的毕业生进入下一步的交流。
面试官在面试学生的时候,智商(IQ)并非是首选,情商(EQ)也不是首选,而看重的是逆境商(AQ)。逆境商主要是测试应聘者临场发挥的能力。在很乱或者危机的情景下,应聘者能否从容不乱。顺序是:AQ—EQ—IQ。针对毕业生回答中的漏洞、疑点进行追问。发现疑点的过程,也是将毕业生当前行为与过去行为,以及岗位要求不断进行比较的过程。面试官不需要对毕业生进行全面的考核,只需抓住岗位的关键要求,围绕疑点提问,可以先尝试提出一两个试探性的问题,这些问题本身没有任何倾向性,但隐含着对某方面疑问的假设。如果毕业生的回答不符合面试官的预期,面试官就可以针对其回答中的漏洞继续追问,并尝试在追问的过程中发现更多的疑点。即使应聘者回答符合预期,面试官也可以继续追问其行为的动机和意图,做进一步的验证。
(二)三少
所谓“三少”,即:少问学习成绩、少问社团活动、少问发展规划。少问学习成绩。一个笼统的总分或者排名,其实很难反映出一个学生的能力结构和特质。而且目前大学的考试方式,已经远远落后于企业的用人需求。因此,只要不是分数太差,成绩的参考意义不大,倒是成绩的攀升速度可以一问。少问社团活动。现在学校的各类活动太多,辩论赛、社会实践等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每个学生自觉不自觉地都会被卷入。谈起活动,每个学生都会侃侃而谈,真假难辨。况且,多参加社团活动,尽管学生各方面能力有一定的提高,也有了一点竞争力,但不宜作为简历筛选的标准。如招过去的是一线工人或研究人员,那么他在学校是否参加过社团活动
就就不是很重要;如果是招聘营销人员、管理岗位情况就不一样了。
现在我们有的招聘人员在招聘过程中,动不动就是要当过学生会干部,动不动就是有社团经验,这样的招聘方法是有弊端的。如,某企业需招聘数控操作员工,而你把当过学生会干部、有社团经验的人招过去,很难想象他会安心于一线的工作。于是造成员工的频繁跳槽等等。少问发展规划,多发掘成就导向。所谓成就导向是指个人具有成功完成任务或在工作中追求卓越的愿望。学生本身是缺少社会经验和工作体验的,即使有发展规划,也是建立在一起肤浅信息或者良好愿望的基础上,远不是内心真正的追求。在工作后,基本上都会发生很大变化,不足参考。而应聘者的成就导向却值得关注。实践证明,具有高成就导向的人希望出色地完成他人布置的任务,在工作中极力达到某种标准,愿意承担重要的且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另外,在问的时候还应注意多问家庭情况,以便了解学生是否有家庭责任感或是否是一个有主见的人,同时还可以通过多问家庭情况缓解学生紧张的心情;还可以多问生活细节。通过对一些细节的盘问,可以生动地反映出一个大学生的价值选择,并且能使大学生在无所准备中,暴露出真实自我。
四、切
所谓切,就是判断。望、闻、问都为“切”作铺垫。当招聘到了决策的阶段,你该问自己:“应聘者的这些信息、材料足以让我作最后决定了吗?”
若答案是肯定的,那就作聘用决定。当然要作好被应聘者拒绝录用的心理准备。所以应该作好补录准备。如答案是“不”,说明信息还不够,那问问自己以下几个问题:“我还需哪些信息才能作决策?”
“我们是否能把那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降至最低点?”
“该应征者的长处足以弥补他的不足吗?”
“通过在职培训要教会他们哪些东西?要发展他们哪些能力?”
在时间及费用允许的情况下要解决这些不确定因素,你可以请某些应聘者回来参加又一轮面试,或让团队里的其他人参与面试程序。然后作最后决定。
总之,成功招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企业要想招聘到最适合自己的人才,必须全方位把握力度,采用望、闻、问、切的“诊断”模式,巧设问话,使应聘者真实地展现“本我”,促成人职的匹配。
第五篇: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司法解释
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司法解释
2010年03月16日最高法网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0年1月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82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3月16日起施行。
二○一○年三月三日
法释〔2010〕5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0年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82次会议通过)为正确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依法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就有关适用法律问题作如下解释:
第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铁路行车事故及其他铁路运营事故造成的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本解释。
与铁路运输企业建立劳动合同关系或者形成劳动关系的铁路职工在执行职务中发生的人身损害,依照有关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规定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处理。
第二条 铁路运输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为赔偿权利人,有权请求赔偿。
第三条 赔偿权利人要求对方当事人承担侵权责任的,由事故发生地、列车最先到达地或者被告住所地铁路运输法院管辖;赔偿权利人依照合同法要求承运人承担违约责任予以人身损害赔偿的,由运输始发地、目的地或者被告住所地铁路运输法院管辖。
第四条 铁路运输造成人身损害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五条 铁路运输中发生人身损害,铁路运输企业举证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不可抗力造成的;
(二)受害人故意以卧轨、碰撞等方式造成的。
第六条 因受害人翻越、穿越、损毁、移动铁路线路两侧防护围墙、栅栏或者其他防护设施穿越铁路线路,偷乘货车,攀附行进中的列车,在未设置人行通道的铁路桥梁、隧道内通行,攀爬高架铁路线路,以及其他未经许可进入铁路线路、车站、货场等铁路作业区域的过错行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根据受害人的过错程度适当减轻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责任,并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铁路运输企业未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受害人有上述过错行为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在全部损失的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二十之间承担赔偿责任;
(二)铁路运输企业已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受害人仍施以上述过错行为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在全部损失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十之间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条 受害人横向穿越未封闭的铁路线路时存在过错,造成人身损害的,按照前条规定处理。
受害人不听从值守人员劝阻或者无视禁行警示信号、标志硬行通过铁路平交道口、人行过道,或者沿铁路线路纵向行走,或者在铁路线路上坐卧,造成人身损害,铁路运输企业举证证明已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八条 铁路运输造成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人身损害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监护人有过错的,按照过错程度减轻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责任,但铁路运输企业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当不低于全部损失的百分之五十。
铁路运输造成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人身损害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监护人及受害人自身有过错的,按照过错程度减轻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责任,但铁路运输企业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当不低于全部损失的百分之四十。第九条 铁路机车车辆与机动车发生碰撞造成机动车驾驶人员以外的人人身损害的,由铁路运输企业与机动车一方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铁路运输企业与机动车一方之间,按照各自的过错分担责任;双方均无过错的,按照公平原则分担责任。对受害人实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应当承担份额的一方,有权向另一方追偿。
铁路机车车辆与机动车发生碰撞造成机动车驾驶人员人身损害的,按照本解释第四条至第七条的规定处理。
第十条 在非铁路运输企业实行监护的铁路无人看守道口发生事故造成人身损害的,由铁路运输企业按照本解释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道口管理单位有过错的,铁路运输企业对赔偿权利人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道口管理单位追偿。第十一条 对于铁路桥梁、涵洞等设施负有管理、维护等职责的单位,因未尽职责使该铁路桥梁、涵洞等设施不能正常使用,导致行人、车辆穿越铁路线路造成人身损害的,铁路运输企业按照本解释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该单位追偿。
第十二条 铁路旅客运送期间发生旅客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要求铁路运输企业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三百零一条、第三百零二条等规定,确定铁路运输企业是否承担责任及责任的大小;赔偿权利人要求铁路运输企业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有关侵权责任的法律规定,确定铁路运输企业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及责任的大小。
第十三条 铁路旅客运送期间因第三人侵权造成旅客人身损害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铁路运输企业有过错的,应当在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铁路运输企业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车外第三人投掷石块等击打列车造成车内旅客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要求铁路运输企业先予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铁路运输企业赔付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第十四条 有权作出事故认定的组织依照《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规定制作的事故认定书,经庭审质证,对于事故认定书所认定的事实,当事人没有相反证据和理由足以推翻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第十五条 在专用铁路及铁路专用线上因运输造成人身损害,依法应当由肇事工具或者设备的所有人、使用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的,适用本解释。
第十六条 本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本解释施行前已经终审,本解释施行后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不适用本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