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语词”——当前中国思想言说的根本困境[大全5篇]

第一篇：再造“语词”——当前中国思想言说的根本困境

再造“语词”——当前中国思想言说的根本困境

近代的白话文运动，虽然是一场完成了文言向口语化转化的运动，但同时也是中国语言西方语言化的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大量的重要概念，经过日本语的转化，形成了今日我们思维结构的组成部分：比如帝国、民族、民族国家、主权、宪政、政党，等等。在此一类西方语词中，最主流的，即是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类。自由主义要求按照人权、自由、法治、民主等基本理论范畴、概念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马列主义也同样要求按照自身的概念来认识和改造中国。在这些政治性、规范性和分析性的概念背后，有着两种势力。第一种势力是坚持西方的意义，坚持西方话语在汉语系统的解释权和规范权；第二种势力是中国经验要求对这些概念的解释权。这第二种势力对于前者的自信有深深的疑问：第一，这些导源于西方历史和现有经验概括出的语词能否承担起认识中国的功能？第二，如果连认识功能都不能实现，能否改造？

目前，中国正面临着这样一个不借助西方语词便无法表达、但借助西方语词又不能准确表达的困境，这可以说是我们当前的最根本的困境。这种语词上的困难，可以从三个大的概念来说明。

第一个概念是“政体”。西方自利玛窦以来，一直面临着用西方语词表达中国“政体”的困境。利玛窦在中国所看到的政体是西方人从来不知道的，但他又必须向西方人说明这个问题。于是，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利玛窦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来描述了中国的政治制度。他先是说中国是君主政体——因为有皇帝，然后他否定了这一判定——因为中国还有士大夫，他又下了中国是个贵族政体的判断；然而，中国的贵族是流动的，这也不符合贵族政体的定义——最后，他下了中国是“民主政体”的判断，这种论断一直延续着。到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写作《汉学菁华》时，他还把中国的选举制度（即科举）与西方的选举制度相比较，认为美国的选举是“票箱选举”，这种选举选出的大都是“蛊惑人心者”和有钱人，而中国的考试选举，是真正民主的，能够真正产生精英的治理阶层。

可以说，从利玛窦以来，对中国是什么政体的问题，并没有明确的判断。近代以来，对于中国政体问题的讨论，对于中国是君主专制政体、封建专制政体等等的讨论，又重新泛起。“五四”前后，西方自由主义及进化论的叙述进入中国，关于政体的叙述又融入了从“专制到民主”的线性叙事。如果用西方的概念来认识中国，只能用“民主和专制”这一组概念来表达。那么，按照西方概念来说，选举的就叫民主，不选举的就是专制，中国没有几年一次选举最高领导人或议员的制度，所以，中国就是专制的——但这种关于政体的表达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些论述并不能确证中国到底是什么政体，也不能说明中国政体是如何从传统到现代演变的。

第二个概念是“社会”。从1927年到1934年，在中国有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国共两党的学者都在讨论中国是什么性质的社会，论战各方都采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基本概念：亚细亚的、奴隶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但用马克思的史观如何解释中国？当时的争论也是一塌糊涂，根本没有答案。直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39）和《新民主主义论》（1940）中，以发展阶段论的方式，对中国的社会性质下了一个政治性的描述，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套历史叙事为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了一个全新的史观,这个史观也为共产党提供了信仰的基础和行动的纲领。但在“文革”结束以后，这一叙述又基本被颠覆了。我基本上认为，正是这个历史叙述框架的衰落，是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思想混乱的总根源。

第三是“法治”的概念。如果按照西方的“法治”概念来把中国改造成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法治国家，会怎么样？美国是比较标准的法治国家，这意味着其法治资源在GDP 中占了很高的比重，全球最高。印度在理论上可以说是已被改造成法治国家，但是，2006年出版的《不顾诸神》提到，如果印度按现有的法治资源审判已经积累下来的案件，需用300年的时间。在转型国家，如果所有的案件都诉诸于法律，这个成本高得无法承受。这就使得转型国家必须退回到调解解决纠纷的方式，把大量的案件在法院外解决。同时，在中国的法治实践中，我们也要分析我们过去的法治经验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应该给予正面判断还是负面判断。要知道13亿人的大转型引起的纠纷和冲突是惊人的。我相信，这个大转型中纠纷和冲突不可能全部到法院里去解决。转型国家处于老子说的“失道”状态，老子说，“失道后有德，失德后有礼，失礼后有法，法令词章，道德多有”。在没有道德的国家要用法律来管理，成本会非常高。

我只是用这三个案例说明用西方的大概念很难切中我们现在的问题，根据中国自身的经验对一系列概念进行重新定义是必要的；用西方语词讨论中国问题的格局不改变，我们就很难认清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经验就永远模糊一片。但是，西高东低的格局，使得我们摈弃了传统的语言，向西方语言、西方概念看齐。近代以来，西方一直是知识、概念和理论生产的中心，非西方国家都是消费者。中国的大部分大学、研究所，其实都是西方设在中国的分部，是西方理论、概念的分销站。在这种格局下，我们很难避免用西方语词讨论中国问题的困境；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仍将生活在这种语词和概念表达的困境之中。看上去近三十年来对于中国的解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从主流来看，所发生的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叙事淡出之后，自由主义的叙事上升。在总的趋向上，我们不过是大量地从自由主义、马列主义的范畴内找一些概念来讨论我们的问题，来规划、解释我们13亿人如此复杂、如此快速而且居然还很平稳的转型。靠这些概念很难解释历史，也很难认识清楚当下正在发生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几个亿的农民在整体上如此快地适应市场、适应货币、适应资本，这是整个人类历史上从没存在过的现象；我们用30年完成了西方用300年完成的市场化过程，在这个如此快速的过程中，我们整个民族的心理居然没有发生重大的反抗，知识分子在总体上居然是如此拥抱市场，这也是在其他国家都不存在的。这些事实在中国经验地发生了，必须给出合理的解释；我们不能把中国纷繁的、丰富的历史经验，贬低到西方理论的注释之中。无论我们自信也罢，不自信也罢，这是现在面临的一大困境。

思维就必须用语词，必须注意到语词是个大问题。西方的语词虽然表面以分析性概念或论证性概念的形态存在，其实背后都隐藏着强烈的价值判断。我们绝不能被完全套进去。这就意味着对这些概念本身的梳理非常重要。金观涛梳理了一些，他想梳理出一些概念在中国是如何变化的，但还是远远不够。对中国自身的经验，我个人对其描述的时候仍感到犹豫不决。我们在概念的迷雾中很难走出——我自己也得用这些概念表达。问题提出来了，但远没有解决。

因此，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在所谓语词、概念背后有两种力量：一方面是西方的解释，一方面是根据中国自身历史经验的解释——这两种势力之间的较量，可以说贯穿了思想界的一百年的斗争，也可以说是思想界“两条路线的斗争”。千万不要低估这一斗争。这些概念进来以后，不用这些概念我们无法思考，使用这些概念我们就胡乱思考。这是一百多年来的民族困境，我们如果不从这一根本的语词问题中解放出来，所谓“文化自觉”云云，都是空话。

也许，只有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到了获得民族自信的地步，我们才有可能摆脱这种状况，我们才有可能用自身的经验来解释我们自身的问题，并通过对我们自身经验的解释，给予这些概念某种价值规范。这是中国后面二三十年要完成的转变，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要为这一天做好充足的准备。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一定的自信，但不够；费孝通说“文化自觉”，不够，文化自觉背后一定是民族自信，没有民族自信，没有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不可能有文化自觉。

第二篇：当前中国青少年性健康教育十大困境

当前中国青少年性健康教育十大困境

（注：本文2010年8月获第三届全国学校性健康教育学术研讨会“论文评比一等奖”）

（原作者上传，原创）

本人作为一直在学校健康教育一线奋战多年的老师，在不同的年级上过很多性教育课，也对学生、家长做过不少这方面的讲座，深深认识到性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但在大量的实践中，越来越发现障碍重重、困境很多，现在归纳如下。

困境一：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

性健康教育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领域，在学校课程中隶属于健康教育课，在现行应试教育仍旧盛行的情况下，它的地位非常尴尬，正应了人们经常说的一句话：“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

首先，作为教育行政部门，并没有就性健康教育方面作过专门的规定和要求，即使在青春期教育上有过一些文件，但又没有相关的评价与督导体系，出现可抓可不抓的情况在所难免。

其次，不少学校对是否实施性健康教育还存在认知上的偏见，甚至认为这是家庭教育的责任，根本就不应该在学校进行性健康教育。因此，导致出现在平时谈话中时有实施性教育，但在实际执行时大打折扣。据《东方早报》报道，一项旨在为高校生殖健康教育提供科学建议的上海市“大学生生殖健康调查”步履艰难，其中该调查在一些高校遇到的阻力令调查人员觉得不可思议，部分高校甚至以调查“容易搅乱学生的思想”为理由拒绝了课题组的调查人员。高校尚且如是，中小学校更加不用说了。

困境二：没系统教材，没前后嵌接，教育支离破碎

在许多学校，基本上没有性健康教育教材，要实施性教育课难度可想而知。不少学校在进行性健康教育课时，都是老师临时就某个知识点设计的一两个教案，既没有对学生前面所掌握知识的承接，更不会对后面性知识传授做铺垫，只是支离破碎的一段教学。这些瓶颈，严重制约了学校实施性健康教育的效果。

同时，也导致大部分学生不知从何获得性知识。据调查，据南京晨报报道，据有关部门调查显示，南京市70%的青少年性知识来自黄色网站。要从色情网站

上了解性知识，试想，这种网站能告诉我们青少年正确的性健康知识吗？恰恰相反，只会让我们花季少年误入歧途，多么可悲。

沈阳市皇姑区的一位中学校长告诉记者，该校早在一年前就对全校学生进行了一次有关获取青春期性知识途径的调查。结果表明，孩子们的性知识80％以上来自“书报杂志、影视作品、电脑网络”；11％来自“别人的谈论”；从老师处获取的只占3％；听父母讲的更是寥寥无几。这位校长担忧地说，长期的性禁忌导致性神秘、性愚昧，加上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越来越多的青少年的性知识“来路不正”，这些渠道包括录像带、电脑网络，甚至还有充斥着淫秽画面的“黄色卡通”，实在令人担忧。

困境三：难以安排课时，落实教育无从谈

性健康教育另外一个致命伤是：当前学校课时安排中根本没有！或许可以纳入到健康教育课程中，但健康教育也没在学校课时之中。或许可以归入综合实践课程中，但综合实践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其中“健康安全”有说明“了解自己的成长过程，感受到生命的奥妙与价值”，它重点在于“成长过程”的了解，而且这部分内容也只是综合实践小分支之一，对于性健康教育安排帮助不大。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课时的课程在学校教学中是无从谈起的，何况现在应试教育仍然占据主流，学校哪会抽出课时来给学生进行性教育呢？

困境四：我们真的了解教育对象吗

当前所任教的学生对性知识认识多少？性生理特点掌握多少？性心理特性了解多少？他们关注的焦点在哪里？对他们进行性教育的难点在哪里？„„特别是在当前社会影响因素众多的情况，我们的学生可谓“一日三变”，各种新事物新情况不断发生，如果老师对这些情况知之甚少，甚至是一无所知，性健康教育就会“乱下药”，作用甚微。但用什么方法、从哪些途径去了解我们的教育对象呢，这对一线的老师来说毫无指引，不知从何下手。

困境五：男女分教是好还是坏

在学校对学生进行性健康教育的模式中，一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将男女学生分开来传授性知识。但这种做法是好还是不好呢？赞成一方认为，在讲述敏感知识的时候，分开教学可以更加有侧重点，并避免男生女生之间的难堪，有利于达到教学目标。反对一方认为，性健康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消除男女学生对性 2

知识的神秘感，而分开教学却恰恰给人造成一种错觉：是不是异性的知识我不能知道的？是不是现在讲的东西很神秘？在方便教学的同时，这样分开教学有时可能事与愿违。

困境六：师资良莠不齐，教育时有偏差

一所小学让一位刚刚从师范大学心理系毕业的本科生上一节性健康教育时，她面露难色，怯怯地说，她对人的性生理知识也不大了解。试想，专业的健康教育老师尚且对性知识一知半解，如何让其它老师去向学生作引导？

在我们老师队伍之中，本身接受过系统性知识教育的廖廖无几，踏上教育岗位后进行过系统培训的少之又少，如果自己都没有“一点水”，如何给学生“一勺水”呢？不少老师在学生问到这方面内容时，只能以自己所谓的经验教育学生，错误的观点与知识就难以避免了。

困境七：错过最佳时机，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中国性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北大医学部医学人文系主任胡佩诚教授就“走向人类性健康”为题发表演讲。他指出，学校性教育应该从七岁开始，中国大学生的性知识水平只能打66分。而从人体生理教育规律上看，3至5岁是最佳时机，这时候，小孩正处在非常好奇期，而且是很纯真的求知，没有带有半点歪念，真实地向他们讲解人体生理结构，从小就树立起正确的人体观，对以后对他们进行性知识教育起到至关重要的良性奠基作用。这种做法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应用非常广泛，但在中国却几乎为零，不得不说这是教育的另外一个缺失。

困境八：家长认为是学校责任，不配合

家长、教师都是小孩重要的教育力量，特别是在性健康教育上面。但不少家长在错过对小孩最佳时机的同时，还坚持认为这只是学校的职责，随意将归因推向学校，这导致性教育的更大困难。说实话，一对一的讲解更加适合性知识的传授，而双方非常信任更加有利，父母与小孩可以说是天生的亲密无间，进行性健康教育事半功倍，但怎么才能让他们明白到这一点呢？同时，只有学校与家庭紧密结合起来，观点一致，步调统一，性健康教育才能起来“正增长”！

困境九：媒体为抢眼球，误导多

近来“校园‘门’系列”频频发生，其中网络上广为流传的“浙江慈溪职高 3

摸奶门”、某初中生与老师亲热的“师生门”、某穿校服女生被数名男生调戏的“脱裤门”等事件，格外引人瞩。

为什么会格外“引人瞩目”呢，因为我们媒体的宣传与炒作。从不少媒体的报道上不难发现，他们的核心目标是吸引读者眼球，其关注重点是当前学生有多么出格，其最终利益是想增加点击率，却没有从正面进行批判，好奇的青少年只会觉得这是多么的好玩，结果导致更多学生去模仿，性健康教育正确之路丧失贻尽。

困境十：宣泄途径不多，学生性健康教育出口在哪里

泄洪的原理大家都知道，面对汹涌澎湃的洪水堵是堵不住的，只有疏通才是出路。同样，面对学生青春期性知识的渴求，堵是堵不住的，只有全面的教育、恰当的疏导才是出路。在进行了性知识传授之后，我们发现一个问题，不少给他们调节的措施苍白无力，甚至是纸上谈兵。如，让他们多点参加课外兴趣活动，但家长安排都是补课班，这是他们的兴趣吗？鼓励他们积极参与体育锻炼，但有多少时间、有多少场所他们可以支配呢？可以让他们听听音乐、上上网，但却又会演变为沉迷QQ聊天、网络游戏„„真正让他们健康宣泄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综上所述，当前性健康教育的症结在于：不想教，不会教，教不了！也许上面的困境说得不是很到位，但却是真真实实摆在面前的现状，如果不能很好的解决，可能我们一直倡导的性健康教育又会变成一纸空谈。

第三篇：中央党校发文：当前中国思想分化有余 共识不足

中央党校发文：当前中国思想分化有余 共识不足

2014-06-09 14:36:00|来源：海外网

海外网电 6月9日的《学习时报》刊登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的文章《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中国思想状况分析》，文章指出，在我国改革攻坚与全面深化新阶段，意识形态问题需要我们特别关注，因为它涉及人们的预期和期望，关乎社会各个领域。要做好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就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从学术上对当代中国思想状况做出科学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问题背景分析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当代中国思想领域存在的问题有其深刻的社会现实原因，可以用三个词来分析：其一，“物化生存”。物化生存，即人对物有一种依赖，人依赖物而存在和生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市场化的不断推进，传统意识形态逐渐祛魅化，价值观日益回归日常生活世界，人们较多关注自身现实利益，物质财富的积累与占有逐渐成为一些人行为的主导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市场经济基因的致富欲望与谋利冲动“迸发”，物化生存与精神懈怠现象较为明显。其二，“利益分化”。改革实质上是利益格局和关系的深度调整，利益分化与冲突必然反映到思想意识领域，造成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多样与分歧。其三，“文化植入”。在当前中国理论界，用西方思想理论、话语体系、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思考、评价中国现实的现象较为普遍。西方文化的这种植入与影响有其客观原因：一方面，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程度相对更高，某些领域的实践发展先于我们而展开，这必然使其理论成果相对而言具有借鉴意义；另一方面，基于中国实际、糅合古今中外思想资源的理论建构与话语体系建设需要一个较长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此期间，借重外来的思想资源就成为必然。但无论如何，这种西方文化的植入化现象是当前中国思想文化建设中应自觉进行反思的。

思想状况及其具体表现

全面准确深入分析把握中国思想状况，应避免随意性、主观性及碎片化。由此，就需要提供一种全面准确深入分析中国思想状况的科学分析框架。思想状况的深层基础是人的精神结构状况，人的精神结构有六个基本要素，即欲求、情感、认知、评价、伦理和超验。其中，欲求和情感发挥着动力作用；认知和评价主要对个体欲求的合法性做出合理判断；伦理和超验是对个体和群体行为的调整和规范。这一研究成果相对合理严谨。依据这一研究结论，要全面准确深入分析当前中国思想状况及其问题，可从以上六个基本要素入手。

就欲求而言，一些人在意志品质上缺乏担当，过于关注自我诉求。欲求与人的意志和行为动力有关。这方面的思想状况可集中概况为：一些民众关注个人权利甚于个人义务，关注个人利益甚于个人责任，关注私利甚于公益，关注索取甚于奉献。利益与责任相统一、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私利与公益相统一、索取与奉献相统一的公民意识尚未在全社会成员中有效确立和养成。一些领导干部过于注重自我利益与眼前利益，尤其是自身升迁，无能担当、不愿担当、不敢担当、无心担当甚至反感他人担当的情况也非少见，奋斗进取意识较为缺乏。

就情感而言，一些人在精神状态上缺乏自信，否定过去、贬低自我的历史虚无主义时有流行。历史虚无主义无视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主观裁剪史实，夸大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发展中出现的某些错误和问题，把对当下现实的不满转化为对自身过去的否定。历史虚无主义表面上虚无的是历史，实际上虚无的是现实，表面上虚无的是过去，实际上虚无的是当下。有否定就要有肯定。透过各种碎片化语言可以看到，一定意义上，历史虚无主义所肯定的实际上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道路、理论与制度。这种有选择的否定与肯定显示了内心一种深深的不自尊与不自信。其误导人们的认知，造成价值观的混乱，消解社会大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须认真对待和解决。就认知而言，一些人在思想理论上缺乏基本共识，思想分化较为严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市场化逐步推进，随着社会利益不断分化，传统大一统意识形态在逐步转型，思想领域的分化成为必然。对这种思想分化应做辩证分析。一方面，现代社会中的思想分化是正常现象，社会主义社会应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会；另一方面，对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而言，思想虽有分化，但亦应有共识，正所谓求同存异。在价值目标方面，在整体制度设计方面，在发展道路方面，各种不同的理论观点都应有基本的底线共识。思想分化应以这种底线共识为边界。当然，这一边界是动态变化的。然而，对于当前中国社会而言，往往是思想分化有余而共识不足，分歧有余而整合不足。在当前中国思想理论界，除了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外，还有其他各种社会思潮。这些思潮中的某种合理因素应当借鉴，但很难说是植根于中国历史、实践和现实发展过程的内在必然性之中的。在当前思潮的交融交锋中，一些思潮在理论界与社会上的影响不可小觑。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些具有明显错误的思潮须进行有效甄别，否则其将会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冲击。

就评价而言，一些人在评判标准上缺乏中国话语，以西方模式为圭臬。在当前国内理论研究中存在一种盲目崇拜西方学术且难以识别其隐含的政治本质的现象。无可否认，西方学术思想中确具有某些积极合理的因素，应当加以汲取。然而，有些研究者对西方学术话语范式不加科学分析地予以照抄照搬，把西方理论看作无所不能、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反而对我们中国自己的理论创新成果缺乏认同与自信。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些研究者任意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现实，不善于从中国客观实际出发，来分析中国改革与发展现实。这种对西方学术话语神化的现象存在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诸多研究领域。西方的学术话语当然可以使用，但无批判的盲目接受与简单认同则也是有害的。任何社会意识都对应于一定的社会存在，源自西方的学术话语能够在多大程度与哪些方面适用于当代中国应持审慎的反思态度。

就伦理和超验而言，一些人在价值目标上缺乏理想信念，多关注于当下的物化世界和物化生存。这种对物的过度关注与理想信念缺失，一方面可以视为对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前所宣扬的那种过于高远价值观的矫枉过正；另一方面也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以及过于强调经济与财富的发展模式有很大关系。市场化的推进唤醒了人们沉睡已久的物质意识和利益冲动，一定意义上也推动着人们思想认识的进步。然而，过于强调经济GDP与物化发展模式，也诱发和滋长了一些人的物欲、贪欲。由于制度建设尤其是法治建设及人的文明素养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致使被唤醒、激发起来的利益意识未得到有效规范与约束，从而使唯利是图、贪婪自私、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与行为蔓延。面对五光十色的物质利益诱惑，法律与道德的底线往往被突破，一些人的理想信念被动摇。

认识自觉与有效应对

对于当前中国思想意识领域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既不能过分夸大，也绝不可无视与低估，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深入认识、全面把握基础上，积极应对。

坚定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重视和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特别是对马列经典著作的研究，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面对思想意识领域存在的各种问题与挑战，我们必须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对当前中国各种社会思潮的鉴别、批判、整合和引领作用，必须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特别是马列经典著作的研究，加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建设，增强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解释、批判、整合和引领等能力。“打铁还需自身硬。”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必须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并切实取得成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解和运用方面切实做到立足现实、与时俱进。只有不断加强基本理论研究，才能更为完整准确地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才能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对于自由主义有非常深入的批判。这一批判对我们今天认识相关问题有何启示？如何以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看待与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如何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来认识与把握当前中国的发展模式？今天，马克思主义能否发挥对整个中国社会思潮的鉴别、批判、引领和整合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指导思想的理解是否能够做到正本清源、不断深化。

全面深化改革包括政治体制与社会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消除各种错误思潮与价值观存在的体制机制环境。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当前我国现实中存在的种种矛盾、问题与挑战，是引发思想意识领域各种分歧与困扰的根本原因。实际上，各种社会思潮都在按照自己的逻辑和思路对当前我国改革进行不同的设计。不正确认识并有效解决改革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就无法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做出有力回应。要进一步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推动解决公民的利益表达、权利保障以及权力腐败问题，在整个社会真正树立起法治的权威，进一步确立良好的法治秩序，既切实培育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又有效规范约束领导干部的行为。要通过社会体制改革，来加强民生建设，推进社会结构合理转型。只要扎实推进改革且取得明显成效，解决思想意识领域的各种纷扰与问题就具备了有利条件。

对国民加强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和国情教育，以及中国近现代史、党史、国史教育，相应增加在高校公共政治课教材中对相关错误思潮进行科学分析的内容。今天，一些民众有一种“历史归零”的历史观，对中国诸多历史予以“碎片化”，缺乏全面深入了解和认知，没有“历史记忆”，分析问题和认识事物往往割断历史，没有历史感。这是产生许多思想认识偏差的一个重要原因。通过历史观教育与国情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与社会大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深刻认识中国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必然性与必要性，深刻认识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刻认识中国道路是完全正确的选择，以此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真正增强“三个自信”。

（执笔人：李海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