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改革开放30年共青团工作纪事391984年中日-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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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尽的思念
——纪念胡耀邦诞辰一百零一周年
【编者按】胡耀邦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人民军队杰出政治工作者。他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领导组织了改革初期平反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大讨论。在长达60年的革命生涯中，胡耀邦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忠心耿耿，奉献终生。人们赞之曰:“一身正气深得人民敬爱，两袖清风堪称为人楷模”；“说真话人民知音，办实事一代伟人。”2016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诞辰一百零一周年纪念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编选了一组关于耀邦同志的纪念文章，以致深切怀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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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耀邦研究】
高尚全：胡耀邦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4 沈宝祥：“经胡耀邦审定”说法的由来..............................................11 陈剑：胡耀邦论消费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21 马立诚：胡耀邦的“光彩讲话”..........................................................31 白磊：1965 年胡耀邦陕西检讨始末....................................................37 黄文夫：民营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51 李平：胡耀邦就职中宣部的三次讲话..............................................63 张持坚：1984年：胡耀邦提出加快推广家庭农场.............................72 黄雪斌：浅析胡耀邦发展小城镇思想对我国城市化的借鉴意义......77 盛平：朱厚泽谈耀邦富民政策..............................................................87 郝怀明：胡耀邦与党的现代化..............................................................95
【怀念耀邦】
高勇：胡耀邦与诗词..............................................................................99 老鬼：在人民纪念碑上的血书............................................................102 陆钦：耀邦同志指导文史教研室编教材............................................108 丁济沧：追忆胡耀邦同志对《陕西日报》的指导............................112 刘 莉 操秀英 张盖伦：耀邦同志和中国科技事业..........................116 格隆：胡耀邦：为中国解除了双重枷锁的伟人................................132 徐欧露：胡耀邦：同知识分子一起 “搞点骨头”..........................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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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恒：胡耀邦与我们一家的点滴往事................................................158 秦晓鹰：胡耀邦：一个纯粹的领导人................................................164 李守仲：胡耀邦21次批示《北京日报》内参纪实..........................171
【耀邦足迹】
胡 剑：胡耀邦在南充工作的日子......................................................191 李子荣 韩亮：胡耀邦视察南充师范学院..........................................197 王菊苹：胡耀邦三到湘西....................................................................202 罗娟娟等：胡耀邦在梅县地区............................................................212 孙涛：胡耀邦来山西解疙瘩................................................................218 陈敬刚：胡耀邦的山东情缘................................................................235 李炳良：胡耀邦视察沙河....................................................................240 刘文芳：胡耀邦视察黄梅纪实............................................................243 江万丰 陈太宇 叶和平：胡耀邦与襄阳............................................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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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邦研究】
高尚全：胡耀邦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
改革的决定》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中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力，经济体制也逐步向管制更加宽松、更加适应生产力方向发展，尤其是农村改革的突破，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农业生产取得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从未有过的连年增产，1984年粮食更是增产4070亿斤。但粮食增产以后所需要的市场、销售渠道等与城市尚存的原来那套体制格格不入，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也难以获得，城市当中经济体制的改革迫在眉睫。1982年9月举行的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了有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并且指出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1984年以后，随着国民经济形势的进一步好转，经济工作的中心逐步由调整转向改革，改革的重点也逐步由农村转向城市。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当时针对改革的进程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和指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改革范围进一步扩大，整个改革形势酝酿着一次战略性的突破。
1982年9月，胡耀邦同志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夕，小平同志在谈到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时说:“最理想的方案是通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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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改革文件。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起了很多的作用，这次三中全会能否搞一个改革文件? 这个文件将对全党起巨大的作用。就搞这个文件，别的就不搞了。”主持起草这个改革的文件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身上。
1984年2月，从特区视察回京的邓小平同胡耀邦等人谈话时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3月13日，胡耀邦邀集薄一波、余秋里、姚依林等召开座谈会时提出：要解决一批经济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对一批过了时的经济术语要检查一下，有哪些问题妨碍了经济指导思想。例如生产和消费、价值规律、市场、物价等问题。
1984年5月中央成认了由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胡乔木、姚依林、田纪云同志组成的中央经济体制改革文件起草领导小组，组织了一些同志对文件的起草进行研究和酝酿。《决定》起草工作期间，胡耀邦同志多次亲自参加文件起草工作座谈会，就《决定》起草的内容和方向提出诸多重要的建议和意见。譬如他指出：要写得“高”一些，原则一些，要搞出个“历史性的文件”。他还提出可分为8个问题来写，包括改革的必要性，建立一个有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体制，国企改革，价格改革，等等。起草小组花了一个多月拿出提纲，交到北戴河会议。
1984年6月9日，在由万里、胡启立、田纪云等同志共同参加的文件起草工作会议上，胡耀邦同志更是对文件起草工作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改革……是我党拨乱反正以来确定了的方针，要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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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移地走下去。改革要贯彻在四化的全过程中，全党必须把四化和改革紧密地联系起来。”“我们的国家是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现在要较快地富裕起来，力量还很单薄，完全靠国家包起来一切事业是不可能的。国家、集体、个人要一起上，允许集体、个人搞开矿、办能源、办交通。”
7月中下旬，起草小组成员被通知到北戴河进行讨论。胡耀邦在听取汇报时，认为提纲还是没有脱离原来的调子，很不满意，他强调，这是个历史性文件，一定要写好，提出要写进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他提议调整起草小组班子。部分同志回原单位，另从中央部门调林涧青、郑必坚、林子力等人参加起草小组，小组负责人是林涧青(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袁木。这个调整进一步强化了起草小组对有关市场改革问题的认识。之后，起草小组重新讨论整个文件的框架，提出了新提纲。
8月5日，胡耀邦接见起草小组全体人员，表示基本同意新提纲，逐条讲了些意见，并要求20日前拿出新的稿子，于9月上旬交给在北京组织的高级干部大讨论。8月7日，起草小组成员立即按照新提纲，重新分工起草第四稿。郑必坚、王愈明和谢明干负责写前三条。8月15日，新稿完成。
8月30日，胡耀邦到玉泉山同起草小组座谈。他再次要求在总结前几年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前进。在谈到邓小平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时，他说:“什么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穷，要让全体人民都过上好日子嘛。不能把贫穷当做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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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到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的弊病时，他引用了列宁的话“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官僚主义的空想”’，并说：“什么‘无所不包’!能包得起来吗? 包起来的结果就是经济没有活力，市场商品匾乏，人民生活困难。”还说：“什么是计划? 计划就是打算、预计嘛，不可能算得那么准确。计划就是计划，不是法令。”在讲到发展个体经济时，他说：“有人反对发展个体经济，怕导致资本主义。怕什么? 它们不过是太平洋上面几个小孤岛而已，掀不起什么风浪!”根据胡耀邦的意见，起草小组又立即分题、起草、综合、互相修改，集体“过”稿子，于9月5日形成了第五稿。
9月3日，胡耀邦会见中组部召开的全国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座谈会全体代表。胡耀邦指出：必须明确一个总的指导思想，即各个部门、各条战线都必须紧紧围绕四个现代化进行自己的工作。在企业发展方面，胡耀邦强调：要重视智力劳动创造的价值，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厂矿企业的领导班子同党政班子不一样，特别是企业行政班子，要懂专业，要懂生产的全过程，会搞经营管理。打不开局面的，要坚决调整。在城市经济改革方面，胡耀邦说：三四十万个企业，特别是骨干企业，是当前国家财政收人的主要来源。把企业内部活力调动起来，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是最重要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有很多因素，但关键是领导班子。列宁说：“要研究人，要寻找能干的干部。现在关键就在这里；没有这一点，一切命令和决议，只不过是些肮脏的废纸而已。”怎样研究人，怎样寻找能干的干部，把工作建立在一套制度上，保证符合“四化”要求的干部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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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不断地、成千成万地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胡耀邦还说：现在是八十年代，中国的革命大大地向前进了，情况不同了，局面不同了，即使是过去成功的经验，有的现在也不适用了，不适应现在的新情况、新形势。所以，各方面都要进行改革。改革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一切部门都要考虑怎样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形势，端正业务指导思想，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出现了新问题，不要大惊小怪。要扎扎实实地调查研究，不断探索，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丰富的实践中，把一些根本性的东西提到理论的高度，说明我们是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这次讲话，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胡耀邦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理念。这个讲话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部分对经济体制改革稿子起草小组成员做了传达。
9月8日，胡耀邦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第五稿，同意把9月5日写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稿子提交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中顾委委员讨论，并由各省区市委常委召集大企业负责人、理论工作者讨论修改。胡耀邦在会上指出，计划、价格、领导3条写得还不够，要加以充实。会后，起草小组立即对这3条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在《决定》征求意见过程中，马洪和我分别提出：应当把“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写进全会的决议中。
9月1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给中央常委写信，提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三点意见，指出中国式的计划经济，应当是自觉依据并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经济，“计划第一、价值规律第二”这一表述并不确切，今后不宜继续沿用；对价格改革问题，指出理顺经济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www.xiexiebang.com 8 《耀邦研究》电子杂志 的主要标志是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将来的趋势很可能是国家定价的范围逐步缩小，放开的比重逐步扩大，国家规定的价格通过调整逐步向市场价格靠拢；国家领导经济的职能问题，近期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政企分开。除了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老同志批示表示同意外，胡耀邦同志也明确表示赞同信中所提出的几点，并建议提交中央全会讨论。
9月19日，胡耀邦又召开起草小组会议，提出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和中央、地方大讨论的修改意见，起草小组从21日到24日又分题修改稿子。到25日，印出第六稿。此后几天，起草小组继续推敲文字、提法，并形成了第七稿，报送中央政治局几位常委审阅。
10月1日，在新中国成众35周年庆典上，邓小平明确指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对妨碍我们前进的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有系统的改革。同时，要对全国现有的企业，进行有计划的技术改造。”邓小平的讲话给予正在起草文件的小组成员以极大鼓舞。10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怀仁堂举行。会议由胡耀邦主持，他传达了邓小平对《决定》第七稿的电话赞成意见，陈云等老同志都发表谈话表示了意见和基本同意的立场。最后，会议原则批准了这个稿子，但建议继续进行修改。会后，起草小组根据各方面的意见，修改出第八稿。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人对送审的第八稿，都批示同意。
10月12日，参加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代表在北京报到。13日到19日，是大会前的预备会议，包括阅读第八稿及分组讨论，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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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邦两次到会听取意见并讲话。10月20日，在经过了6天预备会议后，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胡耀邦主持会议。大会对《决定》(草案)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全会最后一致通过了这个《决定》。在我从事经济工作60周年画册里还保留着胡耀邦同志在1984年10月20日与十二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成员谈话的照片和1984年10月24日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与《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起草小组的合影。
《决定》的产生，历时近5个月，八易其稿。《决定》对当时的改革探索指明了改革的原则方向，进一步确定了改革性质、目标、任务和基本蓝图。《决定》突破了长期以来的禁锢，要求尊重价值规律，并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概念，回答了长期困扰社会主义改革前进的理论问题，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为我国的改革指明方向。这份《决定》是胡耀邦同志在邓小平、陈云等老同志指导下，在结合改革开放5年多的生动实践基础上，凝聚了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胡耀邦同志对中国改革的贡献有目共睹、功不可没。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www.xiexiebang.com 《耀邦研究》电子杂志
沈宝祥：“经胡耀邦审定”说法的由来
1998年5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中央党校联合举办“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二十周年座谈会”，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代表党中央在这个座谈会上讲话。
胡锦涛在讲话中首先回顾了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历史。他说：“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首先发表了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新华社向全国转发。一场规模宏大、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5月1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全文发表了胡锦涛的这篇讲话。胡锦涛的这个讲话，特别是他提到胡耀邦的名字，引起公众和舆论的关注，反响强烈。
为什么“经胡耀邦审定”这样看起来很平常的话，会引起很大的反响呢？这要从当时的现实情况讲起。
1987年以后，讲“真理标准讨论”，刻意淡化胡耀邦 胡耀邦是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一位领导人。大家公认，胡耀邦在拨乱反正中有两大贡献：一是平反冤假错案，一是发动和组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www.xiexiebang.com 《耀邦研究》电子杂志
胡耀邦在中央党校首先提出用实践标准检验总结十年文革，在他指导下，写了学习文件，明确提出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并组织中央党校八百学员进行讨论。胡耀邦审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并同意在《理论动态》发表后，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胡耀邦顶着巨大的压力，指导撰写一系列文章，将这个讨论推向高潮。胡耀邦是这场讨论的发动者和组织者，这是明明白白的历史事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许多论著都记述了胡耀邦的这一历史功绩。
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突然地，舆论出现了大转变，在媒体上，在论著中，在舆论场合，在一些人的讲话中，讲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却回避提胡耀邦。
1988年5月，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十周年。在纪念活动中，上述那种不正常状况就很扎眼地显现出来。
198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伟大的转折辉煌的序曲――纪念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十周年》，这篇评论员文章是这样说的：“在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和组织下，有关同志亲密合作，撰写和修改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几家报刊协作配合，1978年5月11日先在《光明日报》上以特约评论员文章形式发表。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引起巨大反响。”这一段话是讲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历史事件，但这里不提中央党校，不提首先发表这篇文章的刊物《理论动态》，更不提胡耀邦，所谓“在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和组织下”，也不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www.xiexiebang.com 《耀邦研究》电子杂志
知是怎样一回事，简直不知所云。
《人民日报》在5月9日第3版发表孙长江的文章，题目是《从实践标准到生产力标准》。孙长江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作者之一。他在这篇文章中讲了当年的情况。他说：“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办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报纸也陆续予以转载。”孙长江对胡耀邦审阅这篇文章的情况很清楚，但他还是没有提胡耀邦的名字。根据我对孙长江的了解，他的文章这样写，一定是出于无奈。
1988年5月7日，《光明日报》在第2版发表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时的总编辑杨西光的文章，题目是《思想解放无止境――真理标准讨论十周年感言》。杨西光是这场大讨论的重要当事人之一，对当时的情况很了解，正是他，要求胡耀邦同意将那篇文章首先在《理论动态》发表。他的文章讲了以下情况：“1977年12月，中央党校在研究编写一个历史问题的材料时，提出了两个编写要求，一个是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一个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当时，党校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精神的鼓舞下，思想相当活跃。”这里，胡耀邦的名字已经呼之欲出，但还是没有写出来。我想，杨西光写这篇文章时，一定有某种难言之隐。
198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题目是《解放思想勇于探索――纪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www.xiexiebang.com 《耀邦研究》电子杂志
一标准〉发表十周年》。这篇评论员文章说：“这场讨论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和支持下，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舆论和思想准备。”这篇评论员文章避开了讲历史事实，也是不提胡耀邦的名字，而是强调了邓小平的作用。
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几篇文章中，也有两篇讲了符合历史实际的话，一篇是当年《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的文章。这篇题为《唯书、唯上，还是唯实》的文章说：胡耀邦同志参与主持中央党校工作，在1977年冬，在一千多名高中级干部研究十年经验教训时，他就明确提出两条原则：一条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同志的有关指示（邓小平的话）；一条是以实践为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毛泽东的话）。以后，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同志根据《光明日报》提供的一篇专文，和他们正拟写的同一主题的文章的内容，对《光明日报》的文章，进行了加工，由耀邦同志审阅定稿，这就是那篇著名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明日报》1988年5月7日）。胡绩伟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要当事人，又是敢于讲真话的人。
还有一篇，就是当年光明日报社理论部主任马沛文的文章。5月12日，马沛文发表在《光明日报》第3版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的前前后后》文章中说：“经当时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胡耀邦同志审定，文章于五月十日在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载（文末署有‘《光明日报》供稿’），五月十一日即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马沛文也是一位敢于讲实话的报人，他的文集就叫《放言集》。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www.xiexiebang.com 《耀邦研究》电子杂志
以上是当时在首都报纸上提到胡耀邦名字的两篇文章，但不很显眼，在当时的形势下，犹如孤鸿之鸣。那么，中央党校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应当说，中央党校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或讲课中，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如实讲历史，不回避胡耀邦，但也有令人遗憾的情况。
思想路线是中央党校教学的重要内容，每一期都要讲这个课。有一位教授是专讲思想路线的，他的讲课稿（1995年3月）中是这样说的：“邓小平同志支持、发动和领导了真理标准大讨论。”自己发动，又是自己支持，这种话，真叫人难以理解！以后，将这些讲课稿印成书时，作者在序言中又说：“邓小平同志以大无畏的革命勇气和彻底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发动和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邓小平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发表他不知道，后来听说有不同意见，就找来看了一下，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78年7月23日下午，胡耀邦召集我们《理论动态》组人员到他家开会，传达前一天（7月22日）邓小平找他谈话的内容，其中也有这样的话。一些人硬说这场讨论是邓小平发动的。他们全然不顾邓小平自己说的话。硬是那样讲大家都知道的历史！
胡锦涛讲话中“经胡耀邦审定”几个字恢复历史本来面目 1998年5月，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二十周年。大家都很重视，用开会、发表文章等方式，来纪念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但当时似乎有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www.xiexiebang.com 《耀邦研究》电子杂志
一种无形的压力，人们在讲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历史事件时，不敢提到胡耀邦，而是尽量回避，对此，笔者有切身感受。
那时，有许多记者、编辑和电视人来访问我，或采访，或要我撰稿，我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我坚持实事求是，讲真实的历史，决不回避胡耀邦，但令人遗憾的事不断发生。有的电视台在播放对我的采访节目时，将胡耀邦的名字删掉了，有的报纸发表我的文章时，将文中胡耀邦的名字删掉了。他们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真叫你没有办法！
1998年5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中央党校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办“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二十周年座谈会”，先由各有关单位负责人会上发言，最后，由中共中央常委胡锦涛讲话。
在这个座谈会上发言的共7人。首先发言的同志讲了历史情况。他说：“20年前，在文化大革命十年**结束以后，我们党和国家面临向何处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非凡胆略和科学态度，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抓住党的思想路线这一拨乱反正的关键环节，领导和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位发言者认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邓小平领导和推动的。
胡锦涛代表党中央在“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二十周年座谈会”的讲话，提到了胡耀邦的名字（已如本文开头所引）。胡锦涛在这个讲话中虽只是提了一下胡耀邦的名字，并没有展开讲，但在当时形势下，这就意味着肯定了胡耀邦在这场大讨论中的作用，冲破了无形的禁区，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这个“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二十周年座谈会”，没有在推进思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www.xiexiebang.com 《耀邦研究》电子杂志
想解放方面提出什么重要的东西，开得比较一般，而且，一些在当年启动和推进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士，都未被邀请到会，这样做，既不尊重历史，也有悖政治伦理，当时就引起议论，本人也感到很遗憾。但是，胡锦涛在讲话中提到胡耀邦的名字，却是这个会议的一个亮点，甚至是唯一的亮点。
此后，人们在讲述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历史事件时，就不再回避胡耀邦了。但这种变化在有些地方还是相当艰难的，经历了一个过程。
5月11日，《光明日报》编辑部隆重举行“纪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暨真理标准讨论二十周年大会”。第二天，即5月12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本报讯，报道这个大会。开头就这样说：“20年前的今天，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光明日报》发表了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并在世界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光明日报》的同志对胡耀邦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作用，是很清楚的，他们对胡耀邦也是很崇敬的。但是，《光明日报》编辑部举行的这个隆重的会议，还是完全避开了胡耀邦。看来，他们对胡锦涛的上述讲话，也没有太在意。
这里再举一个实例。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先后编了两个大事记。这两个大事记就典型地反映了上述情况。
在2009年编印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中，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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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0日是这样写的：“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此文。此后，在邓小平的领导、支持下，开展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这场讨论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对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新华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第39页）这里提到了中央党校，也提到了《理论动态》这一刊物，但避开了胡耀邦的名字。
过了两年，201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又编印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在这本《大事记》中，1978年5月10日的写法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几乎相同，但加了“经胡耀邦审定”这几个字，终于改变了讲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不提胡耀邦名字的状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第121页）
我参与了胡锦涛讲话的起草
胡锦涛在“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二十周年座谈会”的讲话，是由中央党校起草的，本人是参与者之一。在这里，记述一下有关情况，也算是一个历史记录。查看我的日记，有如下记载：
（1998年）“2月16日上午，郑必坚在他办公室召集会议，布置（撰写）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二十周年纪念会胡锦涛讲话稿，由李忠杰执笔。与李忠杰、庞元正一起讨论胡讲话稿框架。”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www.xiexiebang.com 《耀邦研究》电子杂志
说明一下，李、庞两位教授，李时任中央党校科研部主任，庞时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
“2月26日上午，讨论给胡锦涛起草的讲话稿（与李忠杰、庞元正）。”
凭借日记，当时的情景在头脑中清晰地浮现出来了。那天上午，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郑必坚，把我和李忠杰、庞元正三人召到他的办公室，简要地给我们交代了任务。我们就在那里讨论如何起草这个讲话稿。首先是由谁执笔，有人提出由我执笔，我提出还是由年轻同志执笔为好，我提议由李忠杰执笔，获得同意。然后就讨论这个讲话稿应当写的内容。
我提出，胡锦涛的这个讲话肯定要回顾历史，回顾历史一定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地讲这段历史，就要提到中央党校，就要提到胡耀邦。我们起草的讲话稿，一定要全面准确地讲这个历史。至于是否在会上讲，由胡锦涛自己定。对此，大家一致同意。当时，我意识到，这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契机，应当抓住。2月26日，我们三人又一次开会，讨论通过了李忠杰起草的文稿。文稿写上了“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样的话。郑必坚未做改动，将这个稿报送给了胡锦涛。
我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那个会，很注意地听了胡锦涛的讲话。我发现，胡锦涛基本上是照念我们起草的这个讲话稿，尤其是关于胡耀邦审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那几句，一字未改。这使我感到欣慰。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www.xiexiebang.com 《耀邦研究》电子杂志
实事求是，尊重历史，这是普普通通、朴朴实实的道理，没有人从原则上反对这个道理。但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要做到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却是很不容易的。对此，笔者有亲身的感受。（来源：2015年第7期 《炎黄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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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剑：胡耀邦论消费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胡耀邦经济思想十分丰富，是一座丰富的宝藏。他关于消费和生产目的的论述，不仅有着很强的理论意义，也与当下正在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密切的关联。认真学习胡耀邦的上述论述，有利于全面认识胡耀邦经济思想，加深对胡耀邦同志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认识，也有利于理解中央正在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就此进行分析。
一、消费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逻辑联系
（一）胡耀邦关于生产目的论述
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是胡耀邦同志1979年继真理标准讨论之后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发起的另一场有着重要意义的讨论。
1979年的9月10日，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胡耀邦给《理论动态》写了一个批语，提出要很好的讨论研究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理论动态》在同年9月30日刊登出《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一文，提出“偏离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为生产而生产，为重工业而重工业，是我们经济工作中许多问题长期不得解决的症结所在。”自此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
胡耀邦同志在一九七九年十月九日所作的“关于当前经济工作的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www.xiexiebang.com 《耀邦研究》电子杂志
几个问题“一文中，较为全面论述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胡耀邦同志的这篇文章是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发言。此时，胡耀邦同志担任的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
胡耀邦这篇文章的演讲背景是，1979年，党的工作重心已经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此时，国门刚刚打开，中央领导人出访后强烈感受到中国与发达国家巨大的差距,因而，一种强烈的急需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想法几乎成为中央高层的普遍共识。当时领导层对于如何发展生产力，存在不同的指导思想和做法。人们看到，中国正在开始一个新的脱离国情的「大跃进」。有的领导人强调「大干快上」，强调发展重工业，大规模搞基本建设，继续实行以钢为纲，要建十个大庆，三十个电站，引进二十二项工程，……而忽视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大量资金、物资投入基本建设，导致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过高，达到36%以上。并使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严重失调。这是「为生产而生产」的指导思想的后果之一。被后人称为“洋跃进”的就发生在这一期间。
在此情况下，如何保持清醒认识，在严格尊重经济规律前提下，汲取以往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教训，清楚认识经济工作的一些问题就十分重要。
胡耀邦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我们党内有相当多的人，没有弄清楚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或者是把手段当成目的了，在某种程度上是为生产而生产，使得我们现在的经济结构很不合理，是畸形发展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www.xiexiebang.com 《耀邦研究》电子杂志 的，同社会需要和人民生活的需要长期脱节，缺乏活力”。
胡耀邦这一观点，实际指出了「不能为生产而生产」，特别是长期流行的「先生产、后生活」、「先治坡、后治窝」，这些认识都是不把人的需求看作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都是违反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表现。
胡耀邦这篇演讲中继续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如果说我们在经济工作中也还犯了一些错误的话，还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还是承袭了过去的为生产而生产，过分地强调要搞钢、搞重工业——。现在，我们要在经济调整中进一步弄清楚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如果我们不弄清这一点，生产跟社会需要长期脱节，生产是要衰退和灭亡的。我们现在已经受到了惩罚”。
胡耀邦观点实际说明，如果不明确认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仍旧为生产而生产，为实现领导意图而生产，为完成计划而生产……，不仅会造成资源和资金的浪费，生产上不去，经济恢复不可能，而且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二）消费与生产目的密切相关
胡耀邦同志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关注，是与他长期以来对消费问题的关注密不可分。因为消费与生产目的之间有着逻辑的联系。
1981年，在中共十二大文件起草小组，胡耀邦着重谈到马克思的生产和消费理论。1982年5月19日，他专门召集了一次研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讨论会。他说：“按马克思主义的观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www.xiexiebang.com 《耀邦研究》电子杂志
点来看，劳动者创造的国民收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积累基金，另一部分是消费基金”，“要研究一下，这两方面的比例关系怎样处理比较适当。如果处理不当，也不利于我们发展生产。我们当然要提倡艰苦奋斗的精神，但是过分地采取节衣缩食的办法来储蓄，这于促进生产的发展是否合适？我们不提高消费的口号，但是要适当地注意刺激人民的消费，引导人民正确地消费。”他认为，苏联和东欧模式的特点是“高积累，加重群众的负担，或者采取大量的外国借款的办法，压缩群众的消费，强制发展生产。这个模式并不是真正根据人民需要来搞的，所以不能成功。”
他引用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一段著名论述：“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媒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生产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性的铁路。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 胡耀邦通过引用马克思消费理论，把消费与生产目的相联系，这个认识十分重要。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详尽论述了生产和消费的辩证关系，指出，“生产直接也是消费”，“消费直接也是生产”。因此，生产与消费密不可分，二者产生出了“生产的消费”与“消费的生产”。而消费是生产的对立面，并对生产起促进作用。马克思还认为，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媒介运动。生产创造出消费的材料，用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www.xiexiebang.com 《耀邦研究》电子杂志
产品为消费提供客观对象，同时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需要。两者相互制约、互为手段，互相为对方提供对象。此外，消费从两方面生产着生产，一方面消费使产品成为现实的产品，消费是在把产品消灭的时候才使产品最后完成。另一方面，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而需要是生产的动力和目的。
马克思关于消费的论述说明，生产决定消费，但消费毫无疑问对生产，乃至对经济增长具有基础性作用。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起点和落脚点，反映最终需求，对生产和经济增长具有导向和拉动作用。
胡耀邦指出，“学习马克思的这些话，我们做经济工作的就要多从发展生产方面来打主意、想办法，而不要只从压缩消费方面打主意，这是一个根本方针。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激发亿万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如果我们对生产和消费的同一性问题不理解，那么我们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就不清楚，还要犯错误”。按照耀邦同志的理解，要激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实际就是从人民群众着眼，满足群众需求，提升人民生活水平，而这正属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在胡耀邦看来，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涉及到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涉及商品可供量与居民货币购买力平衡等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并不慢，但由于生产目的不明确，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不协调，人们生活水平不仅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且长期停滞，也没有很好地发挥消费对生产的促进作用。胡耀邦不认同那种高积累，加重群众的负担，或者高借贷，压缩群众的消费，强制发展生产，而不是满足人民需要的发展模式。他认为人民的需要和增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www.xiexiebang.com 《耀邦研究》电子杂志
长总是走在前头的。
满足群众需要包含哪些内容？马克思认为，人的消费需求包括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发展资料。没有生存资料，人不能生存，还谈什么生产？人不仅要生存、要发展，还要享受，物质的和精神的享受。人有了享受才能生活得好，才能发展。这就要有满足各种需要的资料，使人能够发展。人人都能得到发展，社会才能不断发展、进步。
作为始终关注经济发展和民生的领导人，胡耀邦从消费问题入手，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在胡耀邦看来，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都是为完成计划指标而生产，容易产生忽视社会和人民需要等问题。计划经济的教训是，没有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他强调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和人民的消费需求，提出要辩证地看生产和消费的相互关系，重视轻工业生产，多为社会和人民生产需要的消费品，适当提倡和推动人民群众提高消费水平，以消费促进生产。
基于上述认识，1985年，中共中央给国务院七五计划的建议中，胡耀邦总书记就提出要根据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来全面调整我们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说到要关注老百姓的住房、汽车、制造业的问题，环保问题，生态问题，社会保障问题。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解决供需错配
胡耀邦同志对消费和生产目的论述，这一思想在今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供需错配，原因之一是忽视了对消费需求的关注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www.xiexiebang.com 《耀邦研究》电子杂志
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6.9%。较之2007年14.2%，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腰斩”一词已不为过。201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6.7%，继续保持下行态势。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供需错配，导致的结构失衡，则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供需错配，一个重要原因是忽视了对消费需求的关注，没有提供相应的供给与之适应，导致提供有效需求的供给严重不足。人们可以看到的景象是，一方面经济持续下行，另一方面新的消费需求大幅上升，投资、出口增长乏力，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却不断增强；一方面政府行政效率低下，另一方面教育、医疗、养老等应当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与服务极端稀缺；一方面传统中低端消费品供给严重过剩，如衣服鞋帽玩具等消化不了，价格持续下滑；另一方面，高品质消费品供给不足，中国居民在海外疯狂扫货，马桶盖也要奔赴日本购买。上述这些正是供需结构失衡的表现。表现为供给不足，实际是对人们的需求变化反映很不敏感，供给不能适应需求变化，导致供需结构性失衡。
正是因为存在严重的供需错配，自去年11月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经济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于人的需要，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虽然这两种体制的理论架构有很大不同，但最终服务于人的需求这一根本目的没有改变。市场经济条件下理论基础是“经济人假定”，即现实生活中每一个都是经济人，都存在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www.xiexiebang.com 《耀邦研究》电子杂志
每一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都被一只无形的手引导。也就是，个人的自利行为通过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达到人类整体的最大福利，进而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加。只要存在需求，也就有个人的自利空间。企业主针对市场需求，向市场提供商品和服务，通过货币中介转给消费者，消费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经济增长才会有持续有活力。
中国目前的高房价、高物价，低社会保障严重影响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因而，要让生产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重要的是遵循市场规律，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持续的动力，通过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扩大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目前中央正在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核心就是释放市场活力，化解供需结构性错配，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二）破解供需失衡，政府作用不可或缺
从严格意义看，生产目的讨论还是计划经济的范畴。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自利行为，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手”的作用，通过适应市场需求变化进而实现居民消费需求，而实现居民需求也同时成为生产者的目的。但胡耀邦同志上述有关消费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论述给我们的启示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需要充分发挥政府这只“看的见手”的作用，也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
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基础，正确认识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基础，并不排斥政府的作用，政府主要职责是要建设一个法治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www.xiexiebang.com 《耀邦研究》电子杂志
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其主要作用是提供好的法治环境，提供公平公正市场环境，围绕民生需求，为居民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但长期以来，政府以GEP作为业绩考核的主要指标，实际上也正是“为生产而生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围绕民主需求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严重不足，实际忽略了自身应当承担的主要职责。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主要包括社会保障，特别是老龄保障以及公共医疗、义务教育、社区环境等公共服务。而政府为公民提供的基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对提升居民消费，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长期的促进作用有重要意义。而这与胡耀邦同志的上述论述是高度吻合的。
近年来，中国居民的工资有所提升，但为居民提供社会保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空间仍然巨大。2015年，国内消费市场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0.1万亿元，实际增长10.6%。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4%，充分发挥了经济增长“稳定器”的作用。但同时也说明中国居民消费潜力巨大，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经济新常态下，要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政策的带动作用必不可少。2015年，中央政府出台了众多促进消费的政策，从加快充电桩设施建设以推进新能源汽车消费，到稳定住房消费，再到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加快发展等，扩大消费的一系列政策必将在促进消费增长中起到重要作用。
要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必须进一步培养新的消费热点。要进一步发挥服务消费，信息消费，绿色消费，时尚消费，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www.xiexiebang.com 《耀邦研究》电子杂志
品质消费，农村消费等新消费领域的引领作用。提升居民社会保障水平。只有进一步改善消费环境，让群众“愿”消费，经济持续增长才有稳定的保障。
此外，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不容忽视。在发挥投资关键作用的同时，需要引导将投资投入到促进消费长期增长的社会基础设施。特别是政府投资更是责无旁贷。主要包括教育、文化、医疗保健、健康服务业等。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主要由政府所属的国有资本投入。其缺陷是存在着自然垄断性、公共性和外部性，也存在效率低下、寻租等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这些领域中引入社会资本，摈弃对社会资本的歧视的限制，采取混合形式的公私合营（即PPP）或者有管制的民间投资主体，都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方式，应当大力推行。但这需要引导，需要政府提供无歧视的有利于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的投资环境。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www.xiexiebang.com 《耀邦研究》电子杂志
马立诚：胡耀邦的“光彩讲话”
作者：马立诚
来源：搜狐财经
2015年11月21日是改革领袖之一的胡耀邦百年诞辰。著名评论家马立诚特为搜狐财经撰稿，讲述胡耀邦大力支持民营经济的一段往事。
一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个体私营经济破土而出，称此为惊天动地也不为过。
因为，在此之前几十年，“一大二公”、“兴无灭资”、“割资本主义尾巴”、“警惕小生产”等宣传不断升级。中国大地上，个体私营经济连根拔除，人人患了恐私症，谈私色变，避之唯恐不及。中国人对个体私营经济的警惕和戒备，已经渗透到血液中。这是导致中国经济在1976年跌到崩溃边缘的主要原因。
可以想象，在当时积重难返的困局中，要想启动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谈何容易。70年代末，个体户刚露头的时候，街头巷尾流传的一句话就是：“个体户百分之九十是刑满释放分子！”1981年3月，在华南师大攻读硕士研究生的郑炎潮所写的毕业论文中，谈到应当允许私营经济探索性存在。当时，他的导师对他说，有关私营经济的内容过于敏感，必须删除。如果不删除，论文不及格，毕不了业。
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大连市一位复员转业军人姜维干起了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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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姜维在部队是个营级军官，转业之后，他决心自食其力。1980年秋，他在大连市动物园门口摆摊为游客照相。他说：“那时候，经常有不满20岁的工商部门工作人员让我站着，像训儿子一样训我。”他的个体执照经常被没收，求爷爷告奶奶再讨回来。老朋友老战友约他见面，他不好意思去，因为自己是个体户，“低人一等”，没脸见人。
为了解决这些困扰就业与发展的大问题，1983年8月30日，胡耀邦、万里、习仲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接见了300多位全国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安置就业的先进代表，并在怀仁堂举行座谈。
在座谈会上，胡耀邦发表了著名的《怎样划分光彩和不光彩》的讲话。
胡耀邦说：“现在社会上还有一些陈腐观念，妨碍着我们前进。在社会舆论中，有些是非标准还不很明确。例如，谁光彩，谁不光彩，怎样区分光彩和不光彩，就不是很清楚。到处碰到这种情况，到全民所有制光彩，到集体所有制不大光彩，搞个体的就很不光彩，找对象都困难。光彩与不光彩，究竟用什么标准来划分？一切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劳动都是光荣豪迈的事业。凡是辛勤劳动，为国家为人民做了贡献的劳动者都是光彩的！”
这个讲话，肯定了从事个体经济是光彩的劳动，支持了当时遭受歧视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与发展。这是“文革”结束之后，中共中央对个体经济最明确的一次表态。
胡耀邦讲话的当天晚上，刚刚冲洗完胶片的姜维正在吃晚饭。收音机中突然传来胡耀邦讲话的声音：“我请同志们回去传个话，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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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的同志讲了，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广大劳动者不向国家伸手，为国家富强，为人民生活方便做出了贡献，党中央对他们表示敬意，表示慰问！”听到这里，泪水一下子冲出了姜维的眼眶。第二天，姜维和另外7个个体户都买了《大连日报》，上面刊登了胡耀邦的讲话。7个人一边读一边哭。
姜维生意有了起色。1984年2月，一位港商愿意和他合资经营，以成本价向他提供一台彩色洗印机。大连政府官员查遍文件，也没看到允许个人同外商合资的条文，因此不批。姜维决定到北京“找政策”。在北京，人大副委员长王任重说，应该把这事报告耀邦同志。国家工商局的人说，要想与外商合资，需要把个体户变身为私营企业才行。可是在我国，私营企业已经取消了很久，怎么个变法呢？
到了初夏，姜维仍旧一筹莫展。就在这时，胡耀邦长子胡德平和王任重的女儿王晓黎来到姜维在北京的借住处，交谈一番，胡德平带着姜维的材料骑自行车走了。
之后，国务院几个部门就姜维能不能办私营公司的问题进行研究，发生争论。最终，1984年11月9日，国务院直接批准姜维筹办私营公司，与港商合资办公司。由国务院直接批准某个个体户筹办私营公司，至今没有第二例。
1985年4月13日，受国家工商局委托，大连市工商局将在这一天把全国首个私营企业执照颁发给姜维。这天早上，姜维和准备记录这一历史时刻的新华社记者一起来到大连市工商局。不料，老局长想不通为什么当初国家消灭私营经济，今天自己却要亲自给它送上“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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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证”。老局长一开始不情愿发放，别扭了一阵子，姜维才拿到这个不同寻常的执照。
姜维用“光彩”两个字命名自己的公司。新华社报道说，姜维创办的光彩公司成立，标志着销声匿迹20多年的私营企业又重新出现在印着国徽的文件上。
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李灏后来对姜维说：“你的事，耀邦同志没少费心。我们当时也面对着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耀邦同志说，让他先试办一下嘛！这样，你的公司才得到国务院特例批准。”
二
为了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作为总书记的胡耀邦，尽最大努力在党的指导思想和政策措施两个层面战胜阻力，取得突破。
1984年，胡耀邦用功最深的大事，是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当年7、8月间，在北戴河会议上，胡耀邦对起草小组拟定的提纲不满意。他提出：“一定要写进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为了减少左倾思想对起草工作的干扰，胡耀邦调整了文件班子，增加了思想比较开放的林涧青、林子力、龚育之、郑必坚等人，负责人也由原来的袁木改为林涧青。自始至终，胡乔木、邓力群没有参加。
10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经过9次修改的《决定》。《决定》说：“我国现在的个体经济是和社会主义公有制联系的，不同于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相联系的个体经济，它对于发展社会生产、方便人民生活、扩大劳动就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是从属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当前要注意为城市和乡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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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扫除障碍，创造条件，并给予法律保护。特别是在以劳务为主和适宜分散经营的经济活动中，个体经济应该大力发展。”此前的中央文件，最多只是提到允许个体经济“适当发展”。
这就为发展个体经济提供了名正言顺的通道。
经过党中央和全国民众长期努力，中国经济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个体户从1978年的14万户发展到2014年的4436万户，私营企业从1978年的零户发展到2014年的1254万户。非公有制经济就业人数2.2亿人，国有企业就业人数约为2000万人。目前全国非公有制经济每年贡献70%的GDP，70%的税收，80%的出口，90%的就业。中国人均GDP也从1977年的183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8400美元。
三
1984年2月底，国务院召开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提出在20世纪最后7年内基本解决全国8千万贫困人口温饱问题。
方小文、王力、王命兴、刘永好、汪远思、张芝庭、张江平、范建中、周晋峰、韩伟10位民营企业家，响应国家号召，在1994年4月全国工商联七届二次常委会上，联名发出倡议《让我们投身到扶贫的光彩事业中来》，希望民营企业家为老少边穷地区兴办项目、开发资源、培训人才，促进共同富裕。倡议书把扶贫活动命名为光彩事业，是对胡耀邦“光彩讲话”的呼应。
1995年10月25日，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在京成立，各地也先后成立光彩事业促进会。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在福建省光彩事业促进会成立大会上讲话说：“光彩事业是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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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成长的一面旗帜，是新时期统战工作为经济中心服务的新创举，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目标的桥梁。”
截止到2013年，实施光彩事业项目43329个，到位资金5987.79亿元，培训人员860.46万人，安置就业1092.74万人，帮助带动2022.09万人脱贫，各类公益捐赠总额达到1794.17亿元。
光彩事业还走出国门，在援助巴基斯坦抗震救灾、参与建立中非商会、执行联合国气候变化与企业契约项目等过程中，都有突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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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磊：1965 年胡耀邦陕西检讨始末
来源：2016年第6期 《炎黄春秋》杂志
1965年2月6日，正月初五，时任代理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带着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办公厅主任白瑞生、省公安厅警卫处长艾蕴药、省委办公厅速记员郭步越分乘两辆吉普车赴陕南进行调查研究。这次下去调研，胡耀邦主要的任务是参加各地、县多级干部会议，宣讲落实《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从2月5日至12日，胡耀邦八天走了安康地区10个县中的7个县，即宁陕、石泉、汉阴、旬阳、平利、白河、安康。这一路他一边观察陕南的山川地形，一面思考到各县了解什么讲些什么，当前存在哪些主要的问题，应该主要抓什么问题。经过一路上的调查研究抵达安康时，胡耀邦已形成改变现有局面的系统意见，他在安康地区干部会议上讲话，对这些意见进行阐述，这就是一要在政治思想方面放宽一些，不要抠得太碎，二要在领导生产方面放宽一些，不要过窄，三要在经济政策方面更灵活一些，而不要太死。
在对这些意见进行解释的时候，胡耀邦讲，什么是“政治思想方面放宽一些”呢，归纳起来就是这么几条，一是不要着重历史问题，而要着重于现实表现；二是已经“洗手洗澡”的干部，不要纠结已交代的问题，而是要看今后的工作表现，三是要着重于大的关键问题，注意对党的方针政策的执行。他讲到：“去年以来处理的一些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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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根据以上精神加以清理，没什么可犹豫的。”
什么叫“掌握经济政策方面搞活一些”，他指出五点。一是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应该加强调查研究，倾听群众的意见，改进工作，要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二是要搞活集贸市场，集市贸易不是投机倒把，而是为卖而买，产生利润，这叫资本流通，是合理合法的，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补充。集市贸易搞好了可以一举三得，既可以增长生产，也可以增加税收，还可以从中发现真正的投机倒把分子，要向有关部门讲清楚，防止乱没收；三要组织好短途运输，互通有无，促进生产，发展副业；四是必须有计划地解决城市就业问题，而城市就业问题最大的出路就是发展手工业和加工农副产品，手工业所需原料，要好好解决；五是三级财政问题，要会省钱，也要学会花钱，该花的钱没花，不该花的钱花了，都是违背总路线精神的。要使人们看到，不论城市或农村每年都要有些变化。
2月13日晚，在安康地委的胡耀邦经过深思熟虑，觉得有必要将一路调研的意见和建议整理成系统的方针政策性的文件，向省委通气，以指导全省下一步的工作，并纠正已经出现的“左”的路线的偏差。他亲自执笔起草了《电话通讯》。
《电话通讯》针对当时社教运动中“左”倾给陕西带来的严重后果，提出了“四个一律”，即社教以来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停职和撤销工作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放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段考验后再作结论；过去犯有某些错误已经交代过的干部，不再“洗手洗澡”，只要搞好工作搞好生产，38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www.xiexiebang.com 《耀邦研究》电子杂志
一律既往不咎；从今以后继续干坏事的，不管职务多高，一律从严处理。关于胡耀邦在安康酝酿并发出《电话通讯》的详细过程，可参阅2016年第1期《炎黄春秋》发表的拙文《1965年胡耀邦“电话通讯”产生前后》。
2月18日凌晨，正在汉中调研的胡耀邦突然接到西北局第一书记打来的电话，告知“《电话通讯》提出的四条干部政策不妥，可能引起翻案风。”当天上午，胡耀邦打电话给安康地委，传达了西北局的电话内容，请他们注意防止翻案风，安康地委书记韦明海说：“从各县多级干部会议反映的情况来看，目前的主要倾向仍然是左的影响严重，不存在翻案风的问题。”胡耀邦又找来汉中地委书记张军打招呼，张军的意见也同韦明海的意见一致。但胡耀邦在后来所去的几个地县不再讲“四个一律”，而是遵循西北局的意见，打招呼要防止翻案风。2月23日，风尘仆仆的胡耀邦回到西安，随即同省委第二书记赵守
一、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冯基平、省委书记处书记章泽、省长李启明等交谈，征询他们对《电话通讯》的意见，又先后找了一些干部谈话，他总的感觉仍是只要注意掌握分寸，不会造成多大的问题。然而此时由西北局主要负责人发起的对他的指责已风雨渐浓，各方面传来消息，说他的《电话通讯》“问题多”，并且指责他独断专行，凌驾于组织之上。
胡耀邦返回西安后，西北局第一书记写信给他，批评“干部四条可能引起翻案风”，2月27日，这位领导人再次给他写信说“干部四条是有片面性的，肯定会引起翻案风”，后果已经由“可能”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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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问题逐渐升级。28日下午，胡耀邦主持省委书记处会议，为了顾全大局，他在这次会议上作了检讨，承认“干部四条”缺乏分析，有片面性，会上同时决定向各地县发一个通知，要求“正确执行干部四条”。他同时给西北局回信，诚恳检讨了自己工作中的“失误”。3月2日，西北局第一书记回信说：“工作中出一点纰漏不要紧，只要认识了错误，就会成为推动工作前进的动力。”3月3日，陕西省委发出《关于执行胡耀邦同志2月14日电话通讯第二个问题的前两条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
（一）对于一九**年下半年以来给予一些干部的纪律处分，应持分析态度。确实处分错了的，改正过来；处分过重的，减轻下来；但处分正确的，不能随意减免处分。对于有些人的处分问题，如果大家认识不一致，或一时弄不清楚的，就不要匆忙地改变处分。
（二）已经宣布停职尚未处理或撤职尚未分配工作的干部，先放到干部岗位上继续考察，所谓放到工作岗位上，不是说一律要恢复原职或者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有的人在停职或撤职后，为了便于查清他的问题和促使他反省交代问题，也可以暂时不放到工作岗位上。
（三）执行以上两条，要注意和群众商量，并按照规定的手续办事。”可以说，陕西省委的这个《通知》已经无懈可击了，但西北局仍不同意，不松口。3月7日，西北局发出通知，自3月11日起，召开西北局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陕西省委一月份以来的工作，邀请了陕西省委书记处的全体人员及西北局各部、委、办的主要负责人列席。当时正在陕西省长安县（今西安市长安区）参加社教工作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也参加了西北局的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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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胡耀邦见到他，诉说了自己的苦闷，讲西北局第一书记这样小题大做，我想不通。杨尚昆安慰他说，这样做大概不是西北局第一书记的意思，你可以找他谈谈。3月8日，胡耀邦找西北局第一书记谈话，他对胡耀邦到陕西后的工作肯定了五条成绩，即将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举得很高，是抓革命，抓生产的，你的干劲很大，也能够积极联系群众。但同时也提出了四条缺点，一是在省委一月工作会议上，对成绩讲得不够，缺点讲得太具体。二是《电话通讯》对干部的四条处理意见很不妥当，会引起翻案，这是主要错误。三是陕西的集市贸易不发达是由于生产不发达，你讲的集市贸易的几条好处是不妥当的。四是没有很好地商量，没有很好地搞集体领导。胡耀邦说，确实有不少地方社教运动打击得不准，西北局有些同志和陕西以及各县的看法不一样。这位负责人口头答应西北局有关部门要同陕西省委的同志一起谈清楚，要团结起来，但实际上并没这样做。
3月8日晚，胡耀邦在省委常委会上传达了西北局第一书记的谈话，大多数常委认为对胡耀邦的成绩讲得充分，缺点讲得温和，估计这次会议可以平安度过。第二天，胡耀邦和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按照西北局第一书记定的调子，起草了给西北局的汇报。
3月11日，西北局书记处扩大会议召开，胡耀邦在会上报告了省委一月会议以来的工作，赵守一也作了报告，他对胡耀邦主持陕西省委工作的成绩作了高度评价，并说：“（胡耀邦）吃苦耐劳，联系群众，以雷厉风行的作风狠抓生产，这对改变陕西干部中长期存在的保守思想和拖拉作风，都是很有必要的。”在讲到胡耀邦所谓的错误时，41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www.xiexiebang.com 《耀邦研究》电子杂志
赵守一巧妙地说：“耀邦的缺点错误，西北局第一书记已经讲了，我都同意。”胡耀邦和赵守一发言后，西北局的书记处书记和部长们相继拿出预先准备好的发言稿，照本宣科。除了西北局经计委主任和监察组长如实肯定了胡耀邦的成绩外，其他人的发言都是按照西北局主要负责人的口径，上纲上线，全盘否定，虽然没有给胡耀邦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但已是呼之欲出了。
在这次西北局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批判胡耀邦的主要内容有这么几条，一是批判胡耀邦大搞纠偏运动，大刮翻案风，这其中包括了“否定社教运动的成绩”，“夸大社教运动的缺点”，提出的四条是“为四不清干部翻案”，解散“集训班”，从隔离审查中放出一大批有问题的人；二是批判胡耀邦“用停止革命的手段去抓生产”。有人批判“三个暂停”，有人批判“六个暂停”，即胡耀邦提出的暂停捕人、双开、面上夺权以外，还有暂停打击投机倒把、暂停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以及胡耀邦提出的“四个不反”“六个不查”；三是讲胡耀邦有些言论是否定党的方针。例如他提出的“两手抓，双丰收”，以及提出的活跃集市贸易、允许短途运输和发展乡镇工业等政策；四是实行物质刺激。除了把给先进单位奖励的耕牛、农具、化肥指控为“物质刺激”外，还把胡耀邦提出的减轻粮食统购任务和办化肥厂、调拨化肥等措施也指控为“搞物质刺激”；五是指责胡耀邦破坏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原则。主要表现就是以个人名义发出《电话通讯》。但胡耀邦的这份《电话通讯》是先与随行人员讨论后，用电话发回省委，由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书记处常务书记批准发出的，而省委书记处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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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当时也均表示同意，其中三位书记还转发了《电话通讯》，给予支持和补充，应该说是代表了省委集体领导和共同意见。怎么可以说是“破坏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原则”呢？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就在这次会议上，西北局书记处的某位候补书记蓄意将胡耀邦的问题提高到反对刘少奇的层面上，他质问胡耀邦：你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形而上学有些大老爷也在所难免”，此话的矛头对准谁？你说毛主席讲过“安源煤矿只派了一个人就把群众发动起来了，现在反倒不会做群众工作”。你传达毛主席的批评，用在白区秘密工作的方式来搞群众运动，这话又是指向谁？志丹县长反对刘少奇社教运动要以反右倾为纲，受到了开除党籍的处分，你却非要给他平反，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会议召开后，胡耀邦发现并非如三月初西北局第一书记与他所讲的那样文明，那样多肯定成绩少批评缺点，而是试图将胡耀邦当作反党分子来批斗。三月十三日晚，胡耀邦找了杨尚昆，提出要向中央申诉，杨尚昆说：会议这样开法，我也没有想到。他同时劝胡耀邦不要找中央申诉，告诫胡要稳住。他说：“你的问题就是那四条，看西北局最后怎么讲，我还要发言替你说话嘛。”
此时，陕西省委正在召开全省贫下中农代表会议，3月15日，胡耀邦已经被迫在西北局作了第三次检讨，他在检讨中说：我到陕西才一百天，情况不熟，担子又重，本应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多商量，多请示，十分谨慎地进行工作。但是这段时间，我在思想方法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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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上都出了很大的毛病。我的主要问题是：（1）由于看到陕西生产落后太大，因而在这方面想得较多，特别是下去后，看到一些同志对生产很不熟悉，更加着急，所以对生产强调得很突出，对阶级斗争讲得不充分。（2）由于急于纠正实际工作中的缺点，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这样又有了片面性，在讲到前一阶段社教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时，成绩讲得不够充分，对新生的问题估计不足。（3）由于我急于将生产搞上去，总想多出一些点子，把一切积极因素都充分调动起来，对情况的复杂性估计不足，分析不够，产生了片面性，这就是二月十四日从安康发回来的《电话通讯》对干部处理的四条办法。四条中用了“一律”的话，这是没有分析的说法，如大家照此办理，会产生混乱和翻案风。中央和西北局负责同志指出后，我虽然向一些地方打了招呼，但没有很好想通，直到三月一日省委开了会，我才作了自我批评和发了通知。（4）对上述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关于干部处理的四条，我没有提到省委会议讨论，更没有向西北局请示，这是错误的。我应当从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在组织上：（1）凡属重大问题，必须提交省委研究清楚再作决定。（2）凡属省委不能定的，应向西北局和中央请示后再定。在思想修养上遇事要反复考虑，多作调查研究，虚心听取不同意见。自以为是和主观片面是我的老毛病，这两个问题今后尤当痛改。此外，我还在一个批件和不少即席讲话中，也有片面性和不妥之处，例如在省委关于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对干部精神上的紧张状态的提法，以及在安康的一次谈话中关于集市贸易的几条说法，都是不妥的，我要从中吸取教训，更加谨慎从事，尽量做到没弄清楚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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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前，不随便说。
3月16日，西北局勒令胡耀邦到陕西省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上作公开检讨，他忍气吞声地宣布：“我二月十四日《电话通讯》中对处理干部问题的四条意见，守一同志二月十七日给书记处的信中提出要组织、人事和监察部门组织力量，对前一段处理的干部进行重新审查的意见，以及三月二日陕西省委关于执行《电话通讯》第二个问题的前两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经西北局指出，省委常委会议多次讨论，认为是缺乏分析的，应当立即停止执行。不久省委专门下发正式文件。这个口头通知，请传达到县委常委同志，并作一些酝酿。这件事主要是我和守一同志的责任，下面同志不要检讨。”胡耀邦作了公开检讨，西北局仍嫌不够，又指责胡耀邦只讲了西北局指示，而没有讲中央指示，强制省委再在大会上作出补充说明。胡耀邦觉得满腔冤愤，在受到六天的批判之后又作公开检讨，刺激和压力使他身心疲惫，每晚都头痛得难以支撑，终于病倒。经专家医生两次会诊，发现他大脑神经过度紧张和超常疲劳，听力和视力也出现严重衰退，肺部还有气肿，属于突发性大脑蜘蛛网膜炎，需要立即停止工作，住院治疗，否则后果十分危险。
3月18日夜，胡耀邦忧思难遣，无法入睡，他觉得在住院之前应该对此事有个了结，否则再这样折腾下去，工作上损失太大。他决定顾全大局，再给西北局主要负责同志写一封信，作一次更全面些的检讨，但不涉及西北局会议上那些无中生有的批判言辞，只是检讨自己到陕西以来，特别是围绕着“干部四条”自己思想上和组织上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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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缺点来检讨，这种检讨，也算是对自己几个月以来工作的总结。这封信断断续续写了四天，直至22日才完成。
在这封4000多字的信中，胡耀邦对指责他前一段社教成绩肯定不够，“干部四条”会引起翻案风等等问题都承认了下来，并且诚恳地检查了自己自以为是、主观片面、不够谨慎和讲话容易走板等缺点，他在信的结尾表示了自己对未来工作的信心：“在西北局的监督和帮助下，我现在决心以一个革命者应有的高姿态去改正错误，我相信只要抓得准，抓得紧，还是能够赶上去的。”
3月29日，陕西省委办公厅按照西北局指示发出通知，撤销了几个暂停。3月30日，西北局书记处讨论胡耀邦的检讨，西北局主要负责人说：“胡耀邦在这一次在信中把他的思想说得清清楚楚，是说了心里话，是对人民负责的，我看了很高兴。我相信大家看了也很高兴。四条，从政治上思想上说，都是错误的，但是采取了几条措施也就可以了。3月16日的口头通知是个转折点，时间也不长，顶多一个月，没有什么了不起。信中所提到的问题有些无关大体，有些问题，像革命与生产的关系，政治挂帅与物质刺激的问题的一些说法，还要以后的实践去证明，可以继续研究嘛。省委可以开个会，但不是研究，而是总结经验。”3月31日，西北局书记处召开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调仍是批胡，但发言人极少，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作了应付差事的检讨，他在检讨中仍然为胡耀邦说话，赞扬“耀邦同志水平高、点子多、出手快、干劲大，我紧赶慢赶都追不上。”西北局主要负责人在这次会上作了总结性发言，他讲了阶级斗争、抓革命促生产、46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www.xiexiebang.com 《耀邦研究》电子杂志
政治挂帅和民主集中制几个问题，言外之意是胡耀邦在这几个问题中都犯了错误。列席会议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较温和的发言：“四条已经停止执行，问题说大也不大，不必紧张。”“总而言之，时间很短，问题不大，属于摇摆的性质，而不是路线错误。”“省委可以开一次会讲一讲，按照胡耀邦的检讨写，不夸大，不缩小，正面讲，可以不提耀邦的名字。”
而就在同一天，西北局要求陕西省委将胡耀邦第五次违心的检讨报送中共中央，并印发全省各市委、地委、县委，这样就将批胡运动在陕西全省公开化了。
1965年4月，胡耀邦仍在陕西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西北局一面向中央提名，由代理省委第一书记改为正式任命第一书记，并兼任西北局第二书记，一面又派出以书记处书记为首的一批干部，分赴胡耀邦去过的地县，收集整理胡耀邦的讲话，企图从中找出“破坏大好形势”的事例。这些人下乡后，一反过去“报喜不报忧”的惯用手段，专门收集和编造“报忧不报喜”的材料，将情况描绘成一团漆黑，而西北局也常常将这一类材料编入《西北情况简报》，印发中央和西北各省。
5月19日，胡耀邦出院，但此时他的病症并没有完全消除，医生告诫他要继续休养一个时期。此时的陕西省委正根据西北局指示，忙着准备召开省委工作会议。5月31日，陕西省委工作会议开幕，胡耀邦一改以往作报告时尽情发挥谈笑自若的状态，一开始就声明：由于身体不好，今天除了对报告的第三部分，即当前几项主要工作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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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作一些解释之外，其他都是照本宣科。他在报告的结尾特别提到“要以两千万人民的利益为重，”作完报告后，胡耀邦刻意回避，之后的十几天内再没有进过会场，也不找人谈话，以便参会人员敞开议论。会上，大多数干部认为胡耀邦来陕西工作后成绩很大，面目一新，缺点和错误只是局部的，还有一部分干部公开发言表示胡耀邦有功无过。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坤谈了省军区党委集体讨论的意见，认为衡量成绩与缺点，正确与错误，是要看是否将工作搞上去，他说：“耀邦到陕西工作时间不长，就将工作搞上去，说几句过火的话又有什么了不起？过去省委的工作倒是很稳，但生产和工作上不去嘛！”有的地委书记说：“什么政治动摇，耀邦的《电话通讯》，省委书记处的书记都是赞成的，我们地委书记也赞成，难道这些人都动摇了？”还有一些领导干部不在会上发言，而利用会下时间到家中探访胡耀邦，表示支持。
这次会议开得冷冷清清，并没有达到某些人预想的结果，此时，省委文教书记发表《我们必须分裂》的发言，指责胡耀邦的错误是“政治上的动摇”，是“对革命动摇”，抨击胡耀邦对抗西北局的批评，讽刺胡耀邦的检讨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他在发言中号召与会干部“同胡耀邦必须分裂”。他的这篇发言实际并未经过省委书记处书记和常委的集体讨论，是有违组织原则的，尤其是对省委第一书记的批评发言，过去基本上是不允许出现的。
胡耀邦在这次会议期间，一直默诵白居易的《咏李都尉古剑》名句：至宝有本性，精钢无与俦，宁为寸寸断，不做绕指柔。平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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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念诵前四句，这位省委文教书记发言后，他气愤难抑，大声念诵这首诗的后两句：愿快直士心，当断佞臣头。胡耀邦背诵这首古诗，是希望那些执掌领导大权的人，能够像古剑一般刚正不阿尽职尽责，发挥自己的作用。
6月11日，胡耀邦在陕西省委第116次常委会上发言，讲了包括八个方面的主要问题。他在肯定已经作过的检讨的前提下，举出大量事实，说明“三个暂停”等在当时条件下只能如此，必须如此；他虽然对社教工作成绩肯定不够，但也没有夸大缺点；说明他不同意说光抓生产而忽略革命，也不同意说没有抓阶级斗争，贯彻“二十三条”就是在抓阶级斗争，巩固集体经济、号召干部领导生产，就是在“抓革命、促生产”；说明他不同意少征购，向中央要化肥就是“物质刺激”。他反驳了那些“上纲上线”的“批判”，同时也阐明了自己的正面主张。最后，他针锋相对地指出：“似乎有那么一种观点，只要在工作中出了毛病，发生了某些片面性，就一定是总的指导思想上左了或者右了，就要上纲上线，这是一种绝对化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和表现。”“不能把局部的或者一时的容易纠正的片面性，同这种片面性滑下去以至于形成某种倾向的错误混为一谈，更不能把工作中的一般错误都提到纲上来。”“乱贴左倾或右倾的标签是有害的。”
胡耀邦发言之后，省委通过了一个以安排工作为主，对争论问题不做结论的会议纪要，省委六月工作会议于18日结束。
在省委六月会议期间，叶剑英元帅偕同张爱萍上将、张宗逊上将到西安出席全军工程技术院校教学改革会议，在西北局、陕西省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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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为叶帅洗尘的餐桌上，张爱萍望着面色憔悴的胡耀邦深有用意地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今年又是一个大丰收啊。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宴后叶剑英留下胡耀邦单独谈话，了解他在陕西的处境。叶帅问：“我听贺老总说这个地方在整人？”胡耀邦回答：“您如果不问我还不敢说呢，我已经作过六次检讨，可还是过不了关。”叶帅问：“到底是什么问题？”胡耀邦介绍了情况，叶帅说：“老弟啊，你在旧社会少吃几年饭，斗不过他们呐！”并给胡耀邦出主意“在西安说不清楚，回北京去谈嘛。”胡耀邦说：“我走不脱呀。”叶帅说：“我带你走!”
6月18日，胡耀邦以回北京治病为由，向西北局请假。西北局知道叶剑英要带走胡耀邦，不便阻拦，只得给胡耀邦回信，要他好好治病。胡耀邦黯然离开陕西，而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某些人对他的批判却没有停止，一批支持胡耀邦的干部，在以后的日子里更受到长期的整肃、批斗和折磨。
至此，胡耀邦自1964年11月30日抵达西安就职，到1965年6月20日离开西安，前后在陕西200天，其中工作100天，被批判和检讨100天，陕西的“百日维新”就这样过早结束，这不仅是胡耀邦个人的命途多舛，也是一出历史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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