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专访中国受害人对日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

第一篇：多维专访中国受害人对日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

竟然只有她一个人──多维专访中国受害人对日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

王选女士现在已经成了众所瞩目的名人，她代表中国民间日本细菌战受害人向日本政府索赔诉讼，也成了人们的热门话题。8月份她到纽约、华盛顿等地研究美国最新解密的二次大战史料，并与美国民众包括华人交流，消息时常见诸报端。但对于王选个人成长的曲折经历，外界报导甚少。九一八前夕多维时报记者专访王选，请她自述心路历程。

父亲不幸对后代的影响

王选1952年出生在上海，父亲是中共地下党员。中共建政前，父亲担任上海市的司法委员，中共建政后，担任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既是国民党政府的精英，也是共产党的精英。然而在五、六十年代被打成右派。王选告诉多维时报记者说，她没有幸福的童年，母亲是回族，能歌善舞，非常美丽，然而因为父亲被打成右派，王选的脑海中浮现的童年画面只是母亲趴在床上哭泣。父亲被送到农村劳动，王选记得她去送行。

王选向记者说，父亲是一位很有志向的人，当初抛弃崇山家里的田地，到上海参加革命，乡亲都曾表示不理解。她小时每周都要到父亲劳动的农村，从小就喜欢农村大自然。后来父亲又被送到上海城区附近的龙华，那儿曾经是枪毙犯人的地方，王选也曾见识到死亡的恐怖。“文革”时，父亲受到迫害，为了儿女三人只能承认是“右派”。这使王选从小体会到无法接受的人生屈辱。后来安全人员到家里调查父亲，父亲在王选心目中的形象被动摇，这一直影响她至今：内心缺乏安定感，总是害怕有什么事情发生。

究竟父亲犯了什么罪，多年受到压抑和贬斥？王选对多维时报记者回忆说，父亲曾当过司法委员，管理国民党政府在上海的所有法官。上海检察院系统在共产党取得政权后，许多遗留档案没有地方存放，父亲就下令销毁了一部份不重要的离婚纠纷等民事档案。后来这就成了他“销毁重要文件”的“罪行”。多次接受审查，却没有查到任何问题。

至于打成“右派”，其实是因为王选的父亲说了几句大实话。他有司法独立的观念，反映说法院办案子市委干涉太多；他直言合作化运动的真实情况，向党组织陈述百姓对合作社的意见，这就成了被划成“右派”的理由。最可笑的是王选父亲还曾经劝阻国民党司法系统中许多有学识的正直的法官不要去台湾，居然也成为他招降纳叛网罗国民党人员的罪行。

王选说，父亲对共产党的理念绝对忠诚，坚信有些事情二十年以后才能澄清。“右派”摘帽后，父亲被派到中学教书，但仍然担任上海律师协会的副会长。后来因患癌症去世时。王选觉得她父辈的不幸，对后代有很大影响。

不要把历史问题 当成政治问题

王选向多维时报透露，“文革”中曾参加串连，徒步从上海走到江西井冈山、上饶、萍乡安源煤矿。尽管如此，她在知识修养上还是尽量不被耽误，自己找书来看，是她那一代同伴中读书最多的。她回忆当时自己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隔壁邻居把图书馆要烧掉的书偷偷拿回来。随后王选到崇山插队，最后一年在村办小学教书，许多学生后来都当了官。

1973年大学招生一度恢复考试，王选获得英语第一名，物理数学第三名，杭大来招生的老师说她条件很好，以后“可以做外交官”。没想到回到上海，张铁生的白卷信在全国广播了，她觉察出政治气候又有变化，她上大学的事也遇到波折。幸亏公社管教育的委员通过关系，全力推荐王选上大学，倒是大学方面却因她父亲的所谓“政治问题”迟迟不发入学通知。王选自己去找父亲的老熟人，给大学里的专家教授写信，还找到原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宣传部长帮她说明情况，才得以到杭大外语系上了学。

大学毕业后，王选又到日本留学，研究语言学、教育心理学，获得全A的成绩，深受日本教授的赏识。然而她投入日本侵华细菌战索赔运动，却是在1994年回到崇山家乡探亲后，见到当地百姓要求对日索赔，成立索赔调查委员会。王选表示，她的家乡曾经深受日本侵略者的破坏，民间要求索赔的呼声很高。她深受感染，也投入这一事业。

王选告诉多维时报，她目前在华盛顿从事研究，每天在国会图书馆钻研日本细菌战罪行的资料，同样从事这项研究的还有不少同行，来自日本的有五、六个小组、十几个人，来自韩国的也有两、三个小组，他们都是由各种非政府组织和学术机构资助。而来自中国的，竟然只有她一个人。中国是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啊！

她认为，日本对华实施细菌战是一个历史问题，而现在许多人把它当作一个政治问题来讨论。她觉得这不是正确的方式。许多具体的研究工作都没有得到开展，却在那里空泛地讨论政治问题。她认为，最近引起争议的中国大陆学者马立诚提出所谓“对日关系新思维”，无非是一种政治上的新提法，并没有对一个具体的社会问题详细加以研究，看如何解决。王选认为马立诚的观点不是什么“新思维”，并没有本质上的变化，马立诚只讲国家利益和国家政策，而避而不谈受害者个人的利益和权利。

中国受害人是弱势群体

但王选同时也认为，马立诚观点中某些合理的论断她其实也同意，比如，日本是亚洲法制最健全的国家，在日本普通公民可以告政府等等。然而王选表示，我们不要老看着人家日本是怎样进步，而是要更注重自身如何进步，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眼下要作的，就是要像日本人那样一丝不苟的进行调查研究，对于日本侵华的历史，首先要详细占有第一手史料。

谈到日本法官对中国受害者索赔诉讼的判决，王选介绍，虽然原告起诉被否决，但其中有许多非常重要的地方，一是对细菌战的主要事实作了确认。王选认为，这一点很了不起，连中国政府都没有对日本细菌战作全面认定。二是关于日本政府的责任。日本法官说，责任问题在1972年和1978年就已经解决了，日本应负有国家责任。而中国政府在法律上到底有没有放弃索赔的权利，需要明确提出。王选说，日本法官还表示个人作为国际法主体还没有成为惯例，其含意是说个人没有直接向加害国家要求赔偿的权利，也就是说要由中国政府出面。

王选解释说，日本法官的判决并没有否定个人索赔的权利，只是说个人没有直接向国家要求赔偿的权利。王选说，现在的问题是赔偿问题如何解决，日本说中国政府已经放弃，这个问题已经解决；而中国的受害者认为，这个问题并未解决，而中国政府对索赔的问题是有责任的，因为中国政府需要澄清个人赔偿的权利并未放弃。

两国首脑之间签订的协议，中国政府官员在人大会议上作了明确解释，日本的媒体也曾报导过。然而中国政府并未向日本政府提出民间尚未放弃索赔权利的正式照会王选认为，每当两国签署重大协议，而一国首脑对协议条文作出新的解释时，就需要通过正式的外交渠道照会另一国政府，否则并没有法律效力。她表示，中日两国政府应当就细菌战受害人的赔偿问题举行补充会谈，将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明确表现出来。不把这个问题澄清，两国的关系就无法搞好。对于中国受害人是否能够像犹太人那样向支持纳粹德国的企业索赔，王选认为，这是可行的，但是需要大量的资源来支持。中国受害人是弱势群体，不像犹太人那样具有经济实力。王选指出，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精英阶层并未予以关注。